文献翻译

文献翻译（精选8篇）

1.文献翻译 篇一

2.2 影响SO3浓度的过程因素

一直减少的体积流量和引入的富氧燃烧过程的烟气循环增加了烟气中SO3的浓度。例如Ochs等人计算的SO2浓度从空气燃烧条件中的200ppm增加到富氧燃烧条件中900ppm，Kakaras等人估算的以褐煤为基础时模型由空气到O2/CO2（有循环的）时，SO2浓度从270ppm增加到到800ppm。

试验结果说明虽然实际中SO2的浓度依赖于很多的因素（概括在表4中），但是从空气燃烧到富氧燃烧SO2的浓度增加2-4倍。对于同一个研究中湿烟气循环（没有凝结水）已经表明它比干烟气循环（在循环之前使水凝结）的SO2的浓度的高。

表4 富氧燃烧条件下影响熔炉中SO2浓度的因素

变量控制因素相关结果

燃料中硫煤的质量

矿物质煤/灰分的质量

理论配比需煤的质量

求的氧气量

（燃料/O2比率）

过量O2，火焰的控制

阶级风/燃尽风

氧浓度火焰的控制

烟气循环的比率火焰的控制

一次风/二次风

送风量，速度的型线

烟气的杂质（空气分离单元，不

O2,N2,Ar,H2O）控制的空气入口

酸露点热量传递的控制灰分的化学成分，SO3/SO2的转化，H2SO4的转化 飞灰中Na,K,Ca,Mg倾向于形成硫酸盐从而减少SO2的浓度。在飞灰中硫的捕获率依赖于数量，微粒粒径，金属氧化物在灰分中的形成和分布。更高浓度的水分和灰分使燃料/O2的比值更小。S的生成物H2S和COS在还原气氛中间断的形成，焦炭的燃尽影响影响整个燃料中硫元素的转化。碳的燃尽，火焰的温度，传递给锅炉的辐射热。通过燃烧器的烟气流体积的改变，稀释/SO2的循环。通过燃烧器的气体流体积发生改变，SO2稀释 在烟气酸露点下运行的热量交换单元将会导致H2SO4的沉

积而引起腐蚀的问题。在富氧燃烧条件下，特定的烟气温度

将发生改变，SO3和H2O的浓度也将随着改变。

2.文献翻译 篇二

1 翻译本质与文化翻译观

1.1 翻译活动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跨文化交际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的交际行为。”实际上,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碰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情况, 跨文化交际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尤其是在翻译界中,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翻译活动中必须对原文所具有的文化底蕴表达出来, 才能够为读者提供相应的信息。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思想内容丰富繁杂, 而西方文化里基本没有与它对应的武术和格斗表达。中西方的武术文化差异甚大, 西方武术讲究以外制胜, 中国武术讲究以内制胜, 以强身健体为基准并不主张主动出击。这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内涵的差异给武术翻译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现实的困境急需一种正确的翻译理论为指导。

1.2 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学派的产生, 是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内容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结果, 而在这一过程中某一学派对翻译所持有的基本观点, 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文化翻译观。正如世界知名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学家苏珊·巴斯内特在其论文中所写到的“翻译是对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交流进行的主动行为, 在翻译过程中, 对于原文的语言文化环境的再现, 是核心要求”[1]p8。而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武术专用语像“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的说法的翻译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说法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如果简单的译为“six organs:eye, ear, nose, tougue, body and sense.”则传达不了汉语原文“根者能生义, 如草木有根能生枝干…何根生何意, 各有其界限, 不相混…”的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巴斯内特所提出的“不可译性”。他认为, “翻译过程中如果能够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深入的考校, 那么不可译性在具体的翻译情境中是完全可以克服的”[2]105。不可译性要辩证的来看, 翻译既不是完全可能的,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要从翻译的语言侧重转移到翻译的文化和功能侧重上来了。

2 武术翻译的目的和对武术文献翻译者的素质要求

2.1 武术翻译的目的

在中华武术的翻译过程中, 最终目的在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基于这一目的, 我们进行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应包括如下两层意义:1) 通过学术交流, 来提升中华武术在强身健体以及养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学术地位, 让中华武术走出国门;2) 外国友人能够通过武术翻译来更好的领略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真正意义上实现通过武术的推介来加强文化交流的目的。

2.2 武术翻译人才的素质要求

虽然中华武术的发展在国内外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并且在过去的十数年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从武术翻译领域的发展情况来说, 整体水平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我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武术翻译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度较大。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 就为翻译人员的工作带来了直接的难度, 尤其是对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 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客观来说, 中华武术的发展不仅仅吸收了我国儒、道、兵、易诸家思想的精华, 同时用语也相对精炼, 这样, 如果翻译人员本身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没有一定的水平, 那么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流, 武术翻译工作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应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真正意义上的阐述明白招数中的具体精髓, 切忌模糊不清。应该看到, 这些要求的客观存在, 对于翻译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相当高的。

3 汉语武术文献的英译策略

3.1 专业化策略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 正如上文中所论述的, 中华武术中蕴含了大量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典故。这就要求翻译者必须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做出精准的翻译, 这就是武术翻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译者必须精通武术、熟知外语才能尽可能精准的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思想和精髓。例如, “天人合一”思想在我国武术修习过程中较为常见, 但是对于这一句谚语, 大多数武术爱好者都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 更别说像武术谚语“内六合, 外六合, 内外相合益处多”的内涵传达了。笔者拙见, 以为“天人合一”不妨可以译为“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rmony强调和谐, 融为一体, 汉语中的“天”通常是指大自然的各种现象, 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

3.2 民族化策略

中华武术的生存和发展, 根源在于中华文化。实际上, 正是由于武术来源于多种文化流派的核心思想, 因此在武术招术中大量引用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特点。中华武术招术中不仅吸收了兵法学和古典美学的成分, 也吸收了儒家、道教和哲学思想, 还有各种武书流派互相参照、互相吸纳和影响的事实。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民族化的翻译策略。

3.3 规范化策略

规范化是翻译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规范化, 不仅仅指国内规范化, 同样也包括国外翻译的规范化。如“武术”一词来讲, 其译名就有“Wushu”、“traditional Chinese combat exercise”等等, 再如“对外宣传”的英译也有“external Propoganda”、“foreign propoganda”和“foreign publicity”等等。如果不对这些重要的外宣资料名称进行规范化要求, 那么势必会让国外修习者迷惑。

4 结束语

在中华武术的跨文化翻译过程中, 坚持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翻译策略, 是提高翻译准确度的重要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翻译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而翻译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又需要外语界和体育界的倾力合作, 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投入和支持。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才能推动这一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摘要：武术文献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武术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 必须坚持专业化策略、民族化策略和规范化策略, 才能准确传达中华武术的深刻文化内涵。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武术文献,民族化,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Hatim B, Mason I.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Longman, 1990.

[2]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eds.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Printer, 1990.

[3]张敬源.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4]司显柱.试论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6) :67-70.

3.生物专业文献翻译技巧 篇三

摘要：在高等院校生命科学类专业选修课程之一生物专业英语中，翻译结构复杂的句子是生物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困难点。本文将以生物专业英语教材中的具体语句作为例子，阐述了中长复杂语句的名词性短语、被动时态、用It引导的强调句和主语从句的转换翻译技巧，与倒置法、拆句法等在翻译过程与生物专业的巧妙结合。

关键词：生物专业英语；翻译技巧；拆句法；倒置法

中图分类号：H319

生物专业英语是在高等院校中由生命科学专业开展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通常在学生学习完基础英语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后开展的。该课程是以使学生能轻松阅读国外相关的专业文献和了解国内外本专业发展的最新动态，能使用英语进行专业学术交流，并拥有能检索专业英语文献和撰写英语专业论文能力为教学目标。生物专业，是描述自然界生物的特点和发展过程等。同时生物专业英语表达要求客观精确，句子的结构严密。生物专业英语通常具有词汇的词形较长，被动句出现频率高、专业高、词性转换频繁强等特点，较为枯燥乏味。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主要是被专业文献中的难句和长句翻译所难住。因此，难句和长句的翻译是教师提高生物专业英语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点与难点，也是提高学生实际阅读生物英语参考文献能力的关键所在。

一、以it引导的强调句或主语从句的翻译

it引导的主语从句和强调句在生物英语专业中是非常常见的。通常情况，强调句型是为了强调某一成分，主语从句则是为了保证句子结构的平衡。进行这种句子的翻译要注意汉语的语法规则与逻辑顺序：有it引导的主语从句只用译出句子中的逻辑主语意思即可；由it引导的强调句，主要是为了强调，需在译文中加上相应强调词，如“就是“正是”等。

二、将被动转换成主动

生物专业英语作为科技英语的一种，通常是表达事理，常不用说出当事人；而且，常为了表示客观，通常会避免使用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的主动时态，而是尽量使用被动语态。汉语则不同，其用被动时态的频率远低于同种英文文章。因此，为了让译文更加符合汉语规则，更适应中文读者的习惯，在翻译时，我们常常需要把翻译英文时我们需转被为主。

有时候在译成中文时，则要补充泛指性的词（像大家、人们等）作为的主语。如：To determine if mechanistic models of isotopefractionation can reproduce the find effect of precipitationacross all ecosystems， the equilibrium global vegetation model B10ME4 was used to plot △e against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译文：为弄清同位素分馏机制的模型能否再现己经发现到的全部生态系统的降雨效应，有人B10ME4模型来绘制△e和降雨的关系。再如：It is believed that properties of the cell cytoplasm control the cell cycle. 译文：人们相信是细胞质的特性对细胞的周期具有控制权。

当然，也不是科技文献中全部被动都转被为主。有些着重被动的被动句，则要翻译成被动句，以突出其的被动意义。

三、分句法

分句法是指分开定语从句和先行词。当定语从句的结构较为复杂时，或着定语从句只描写、叙述或解释了先行词，而不限制时，如果将定语从句译成前置定语，是与汉语的表达习惯不相符合的。此时，便可以使用分句法。

例3 Qauantitatie trait locus（QTL）mapping depends on a given cross which is only related to two parents and the parents are always of lowerbreeding value In practice. 分析：句子基本结构为Qauantitative trait locus （QTL）mapping depends on a given cross and the parents are always of lower breeding value In practice，其中Which is only related to two parents是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是来修饰cross的，该句就能翻译成将定语从句与主句并列的一个分句。

翻译：数量性状位点的作图需一个固定的杂交群体，该群体只关联两个，而这两个亲本在实践中常常育种价值较低。

四、结构分析法

定语从句分为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它们的结构虽然有共同点但是在结构上依然还是有许多不同点的，故对它们的翻译要求也是有所差别的。限制性定语从句对先行词的修饰范围是改变的，与先行词有紧密关系，且定语从句和先行词无需用逗号。有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句子，光主语的是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本意，也就是句子的原意的，还从句的补充，看完全句才能明白意思。如去掉，则会产生歧义，甚至会扭曲原意，产生和原意完全不同的意思出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和先行词关系较为小，它只起补充说明的作用，要在主句和从句间使用逗号。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既能修饰修饰整个句子，也能修饰单个词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从而又加大了我们翻译的难度。

例1 To overeane this probian we generate a new series of BIFC vectors that are based on thefluorescent proteins Venus and SCEPA，which are known to exhibit significantly brighter fluorescence emission than eyfp and CFP，respectively

分析：基本结构…we generated：new series of BIFC vectors...，其中，that are based on the fluorescent proteins Venus and SCFPA，是有that引导一种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对先行词BIFC vectors which are known..进行修饰.则是Which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先行词是the fluorescent proteins Venus and SCFP3A。翻译：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搭建了许多以荧光蛋白Venus和SCFP3A为基础的BIFC载体，我们都知，荧光蛋白Venus和SCFP3A所发射的荧光信号分比eyfp和CFP强很多。

参考文献

[1]蒋悟生.生物专业英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 -302.

[2]工音.对科技英语句法特点及其翻译方法的初步探讨田.科技通报，2010 （26） ：949一952

4.英文文献翻译 篇四

羊草（Leymus chinensis）花粉散播、活力及柱头可受性 黄泽豪1，2;朱锦懋2;母锡金和林金星1*

重点实验室的光合作用和分子生理学、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100093, 中国和录取的生物工程、福建师范大学、350007中国福州

接收：2003.4.16返回修改：2003.9.10定稿：2003.12.3电子出版：2004.1.26 背景和目的羊草是一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草，它广泛的分布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地区。然而，羊草在自然条件下有性繁殖能力低，种子产量少。揭示羊草结实率低的原因，提高其种子生产，是一项亟待接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关研究。

主要原因

羊草的花期是在四月份，一般持续5天。最适授粉时间在1600h与1700h之间，在期间大约有56.1%花粉粒散出。花序的不同部位花粉密度不同，中部花粉密度最高，其次是上部，基部最低。TCC法比IKI更准确，测的花粉活力为62.4%；划分在猪头上的萌发率为50%。花粉的活力持续仅为3h并且P/O值高达79333/1。柱头可受性时间短，仅为3h;开方受粉时，86.7%的柱头获得传粉。在整个授粉期，不同部位相对繁殖能力的峰值中间> 基部>上端。一天的繁殖能力变化和花粉的散播是相似的。授粉期一天最高的花粉量表示最高的繁殖能力。自花授粉不能产生种子。

总结

数据表明低花粉活力，短的花粉寿命和短的柱头可受性，都反映了羊草是典型的低产量饲料作物。

关键词：羊草，花粉色散，花粉活力，柱头可授性，繁殖，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前 言

羊草为小麦族多年生根茎型禾本科牧草。由于羊草具有极强的抗逆性，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的最东部地区，从朝鲜到蒙古和中国的北方，从西北到西伯利亚。早春发芽，迅速生长，适口性好，牧草生产使得它成为理想的饲料及饲料生产产品。除此之外，由于羊草无性繁殖效率高，并且拥有茂盛的水平的根状茎匍匐，所以被作为一种固土植物，防止北方的土地沙漠化。

因为羊草是一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草，人们非常的关注它。然而，面临这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有性繁殖率低。为了准确的揭示它有性繁殖率的原因，所以对这个种进行了几项调查；然而，这些调查都集中在对其生态因素的影响上。很少有对其生殖方面的调查。有关报道称羊草在自然状态下的种子产量<40%。种子的产量可能受到温度的影响，营养的供给和植物的生长，还有人和动物的干扰。然而，低的繁殖的原因是还是未知的。大部分原因是对这种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尚且未知和不全。这是一项客观研究花粉色散的方法，在自然条件下授粉期花粉活力和柱头可受性，来评价这些因素对羊草结实率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研究样地位于内蒙古锡林河盆地南部，海拔1265米，年降水量350mm，年平均气温0.3℃，属于温带半干旱地区。固定样地始建于1979年，固封后主要用于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方面监测研究。

花粉散播

用玻片捕获法测花粉流密度。大载玻片的一面均匀地涂满凡士林，涂面朝上置于花序不同位置登高的支架上，一小时后收起玻片。金属丝网被钉在地上，通过土地表面高为0.38、0.45和0.52的幻灯片对应低中高部位的峰值。从2002年6月21到31日每天收集花粉。从6月21日到25日，幻灯片处于0-8：00h并且在18：00h发生变化。从6月26日到31

日，幻灯片处于0-8：00h并且在12：00h和14：00h发生变化，每小时都发生变化一直持续到18：00h。幻灯片置于18：00h每天收集处于0-8：00h的花粉。在收集期间要记录相关温度和湿度因素。发现最高温度是在14：00h和15：00h间，然后渐渐下降。对应的最高湿度是在14：00h和16：00h间，下降到最小是在16：00h和17：00h间，之后就又开始增加。

在显微镜40倍视野下，每张幻灯片随机选取5个视野统计花粉数量。通过花粉的形状和大小不同，来区分鉴定羊草花粉。使用收集的数据来估计花粉散播的空间分布情况。柱头可受性、成功授粉及花粉管的萌发：为了统计花粉在柱头上萌发长出花粉管的数量，采集从花开的雌蕊标记六个不同时间（0、1、2、3、24、27小时）所对应的峰值。用2.5%的戊二醛进行固定后，雌蕊放在70%的酒精中，置于10%的亚硫酸钠中，120℃高压（160kpa）15分钟，水溶性苯胺蓝色溶液中染色，用凡士林封片。激光共焦显微镜下观察检查柱头上花粉粒着落数量，花粉的萌发及花粉管。

花粉和种子收集生产

研究植物形态学，收集30个成熟的花粉在解剖镜下进行观察。在光学显微镜下样品固定在FAA然后分块嵌入在石蜡。确定每一朵花的花粉粒数量，每一多花从未开放到成熟对应5个不同的峰值。取一个未开裂的花药，在1ml1%TCC中撕裂，充分挤出花粉，室温染色30min,然后取出0.02ml滴在血球计数板上，在显微镜下计花粉数量，每个花序做3个重复，重复计量5个花序，经一定转化，即可得到每个花药的花粉量和每朵花的花粉量。在开花期，每天标记10个峰值。授粉2个月后，统计其结实率。繁殖力是除以数量的种子集授粉后2个月的总数在授粉花朵从峰值标记。

数据分析

运用Excel数据整理及直方图、折线图绘制等；用SPSS（1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绘制三维图表。其中t-检验均采用P<0.05的显著水平。

结果

植物的形态学：羊草是两性花并且排成复峰值。有大约45+5峰值，植株高度在0.4m到0.6m间，在开花时0.14+0.02mm峰值。在每一个小惠状花有5-8朵颖花。每朵颖花含有浆片和稃片各2枚，雄蕊3枚，雌蕊1枚。成熟的柱头两个羽毛状的，有一个子房外壁有毛，花药二室四腔。子房有一个小室,包含一个倒生胚珠。胚珠具有双层珠被，薄珠心。在峰值为14：00h和18：00h间，花通常是同步地或向基地开放。一些处于顶端的花在14：00h开放，一些处于中间的花在15：00h开放。绝大多数处于中间和基部的花是在16：00h和17：00h间同步开放的。然而还有极少数是在17：00h后开放的。

花粉散播：在这个研究中，很少有植株的花是在6月26日之前开放的，并且在6月21日到25日从未收集到成熟的花粉粒。每天的花粉量先增长，在28日到达最大值，之后又逐渐减少，6月30日之后产生的花粉量<5%的峰值。在一天之中不同时期的花粉量是变化的并且不同部位对应不同的峰值，正如图3所示。在花粉密度变化在每一天之前类似的趋势在三个不同的位置在一个峰值。花粉传播始于14：00 h,但在低密度直到16：00 h。峰值发生在16：00h和17：00h之间,在这期56%的总花粉散播(图3)。17：00 h后,花粉密度急剧下降到55´54 m±2 3 104粒。

在一个峰值的不同位置观察到花粉密度是变化的。对于每个收集期间,花粉粒的数量是最高对应的是中间部分的峰值和最低的花粉粒数量对应上部的峰值。最高的花粉密度发生在16：00h和17：00 h在中间位置(330 63 3 104粒´m±2)。最低的花粉密度(44´50 m±2 3 104粒)发生17：00h和18：00h之间在较低的位置。发现在中间位置对应最高的花粉密度(148´0 3 104粒米±2)和发现在较低的位置对应最低(109´3 3 104粒米±2),那位置上128 5 3 104粒米´±2。

花粉活力与寿命：不同的染色方法给予了不同的评价花粉的可行性。沾着TTC花粉活力是62 +5%时(无花果。1 d),但沾着IKI的花粉活力86 +3%时(无花果。1 e)。两者的区别是选择高度显著的标准(P < 0 05)。新鲜花粉在2 h在80°C高温杀死之后,使用TTC对其进行染色观察不到色彩变化(无花果。1 f)。但是,大部分新鲜花粉进行高温杀死的花粉，使用同样的方式用IKI染色会发生颜色变化。

使用TTC染色表明,在室温下花粉可以保持大约3h活力。花粉可行性在此期间71%左右的花药裂开。当花粉是室温保存在培养皿中,生存能力下降很快。1小时后,在潮湿条件下生存能力下降到56%,在干旱条件下下降至44%；2 h后下降到34%和18%。虽然可行性的花粉保存在潮湿的条件下减少慢于在干旱条件下,但是3h后，这两种情况下的生存能力下降到低于5%。

当花粉粒落在柱头的表面时就开始授粉，花粉开始萌动。花粉粒萌动到长出花粉管大约需要3h。用苯胺蓝染色胼胝质对其花粉管进行染色。在实验条件下，大约有50%的花粉粒萌发。

柱头可授性：雌蕊在开花后大约3小时都保持可授性。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检查表明,开花之前,几乎多有的柱头小且表面光滑。随着雌蕊摆脱苞片,风格和柱头拉长扩大明显大小,最后,开始接受花粉。花粉粒的数量到达柱头(授粉成功)在第一次3小时期间感受性逐渐增加高于稳定水平。在开花期大约6.7%的柱头具有可授性(15：00小时);然而,在这个时候平均不到一个花粉粒到达柱头。在15：00h和17：00h间可以显著的提高授粉。在18：00 h大约有86.7%的柱头平均可以接受16.5个花粉粒。此后，没有进一步显著增加(无花果5和6)。因此,最有效的授粉时期是在15：00h和18：00h间,不论是蕊授粉还是每个柱头接受的花粉粒数量(无花果5和6)。

花粉的生产和繁殖力：每个花粉粒产生峰值差异很小(26 444 6 1799,n = 10)。花粉:胚珠比是79333:1。观察处于旺盛期有关不同密度的花粉流变化。在单独的一个峰值,繁殖力是24.3,35.5和30.8%分别对应最低的、中间和偏上的位置的峰值(图7),以及峰值对应的花粉密度。

在整个授粉时期(26±6月30日),最是授粉时间变化往往与花粉流密度变化是相关联的(图

2)。繁殖力变化对应每天的峰值,所有峰值平均值是30.2%。从6月26日至28日它逐渐增加,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下降。在6月30日,繁殖力下降到16.5%。没有种子生产如果钉满了袋子。

讨论：这是常见的雌雄同体的被子植物产生花和胚珠比水果和种子多(威尔逊,1979;Bawa和

韦伯,1984;萨瑟兰和德尔菲,1984;萨瑟兰,1986)。解释的存在这些无果花，提出了两个假设(萨瑟兰,1987)。一个提出资源除了花粉限制种子生产。其他的假说提出,种子植物通常得不到足够的花粉或种子集满水果。花反映了花粉的数量，足够数量的花粉粒将达到一个柱头的概率(时候,1977)。在目前的调查,花粉产量多产的作为显示高花粉:胚珠比(79333:1)根据提出的定义的时候(1977年),对应该归类为展示专性异株异花受粉(最高外交级别)。此外,缺乏种子生产在峰值覆盖着袋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羊草通常远交和拥有强大的植物壁垒。

在异花授粉的物种,它已经被报道,花蕊得不到足够的花粉或种子集水果——繁殖力可以提出补充人工授粉(Bawa和韦伯,1984;齐默尔曼和派克,1988;约翰斯顿,1991)。硕士(1984)观察到一个低密度花粉流由于异步裂开在羊草栽培人口,导致低繁殖力。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开裂在自然条件下一般与从花粉散播同步。超过95%的峰值花在5 d 26至6月30日,56.15%花粉总量都集中在1600h和1700 h在四健会收集期。相应地,最高的繁殖力发生6月28日,而最低的繁殖力是发现在6月30日峰值后。结实和花粉密度表明两个的变化趋势是类似的,高繁殖力与开花时高花粉密度相符。这是进一步观察到相关繁殖力的变化与花粉密度在单独的一个峰值,既是最高的繁殖力和密度最高的花粉流出现的半腰峰值(图7)。从这个正相关,它是推断果实和种子设置可以限制,尤其是在花粉负载较低的峰值和超越时间26±6月30日。即使在上层峰值和期限内26±6月30日,成功授粉的频率可以降低当或在传粉者是不可靠的,因为异柱异花授粉的物种主要是外交系杂交或自交不亲和的(时候,1977)。

花粉活力被看做是花粉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参数。TTC和IKI是相同的染色法来判断花粉的活力大小。据报道用IKI测的花粉活力大约是90%，然而繁殖力却低于50%。然而，在这里介绍的研究，用TTC法和IKI法染色测得花粉活力分别是62.4%和85.6%。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极显著(P < 0 05),表明花粉活力和染色技术方法密切相关或者花粉染色反应作为花粉活力的一个重要指标(Fritz和Lukaszewski,1989;Sedgley和Harbard,1993)。对照试验用高温杀死花粉后．没有花粉粒能与TTc产生红色反应(图版vl-4)，而IKI染色后，仍然有大部分的花粉粒被IKI染上蓝黑色(图版VI²2)。比较而言，T1℃能更准确地区分新鲜花粉与热杀死花粉，而IKI却不能。这说明由于IK[对热杀死花粉染色反应，所以其测定生活力的结果有可能偏高，相对而言TTc测定的结果更能反映羊草花粉的生活力状况。

花粉寿命是另一个有关繁殖力重要的因素,可能会限制种子生产(Fritz和Lukaszewski,1989;Dafni和Firmage,2000)。这里描述的实验表明,花粉可行性超过3h后，花粉活力会从70.8%急剧下降到5%。换句话说,这一物种花粉授粉的时间是短暂的。如果花粉到达雌蕊在延迟时间超过3小时，就可能发生授粉失败。由于羊草是风媒花粉的物种,生存能力低与高温度和相对湿度较低的典型干旱区密不可分。

在许多被子植物物种,雌蕊接受能力可以持续一天或几天里。一个长时间的柱头可授性有助于授粉成功(Nepi和Pacini,1993;Tangmitcharoen和欧文斯,1997;Sornsathapornkul

和欧文斯,1998;Aleemullah et al.2000)。这里给出的结果表明,养草的柱头可授性只持续大约3 h。超出这个时间,无论花粉的活力多么高和花粉的数量多大，授粉的结果通常都是失败的。有一个看似冲突更高密度和低繁殖力花粉对应上层位置的峰值(图7)。当天早些时候位于上层高花粉密度的花先开放（1400小时)与那时候其他花粉密度低的位置(1600±1700 h)相比较。事实上,当柱头可授性明显降低时，花粉密度却增加1600±1700 h)。它似乎表明,柱头可授性时间短是限制羊草种子产量的一个不利因素。

总之,目前的研究也表明,自然条件下人类对羊草花粉的寿命和柱头可受性的影响。特别是,它表明花粉密度变化和繁殖力发生不同位置对应的峰值。除此之外，花粉活力、花粉寿命及柱头可受性与繁殖力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在自然条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养草的种子产量。大孢子发生、受精和胚胎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更准确的理解这个物种低繁殖力的原因。

感谢

我们感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站提供现场和实验室设施。我们也感谢沈博士和林金星教授为建设性的批评的手稿。本研究重点项目成立中国科学院(KSCX1-08)。

5.金融学英文文献翻译 篇五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研究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中，资产通常包括贷款、证券投资、现金存款以及其他四种类型的资产，比如贸易，在这些资产中，信用贷款业务是一种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的业务种类，在商业银行的所有业务中，信用贷款占据了信用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在西方商业银行中，信用资产通常占据40%到50%，而在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这一比例要更高一些，大约在50%到50%。信用风险是银行的主要的操作风险之一，也是银行管理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挑战，因此，银行对于信用风险的管理，通过设立特殊的机构去处理，采取多种手段来解决，但是，因为银行贷款业务中的大部分信用风险是多种多样的贷款业务，是最主要的资产，所以在信用管理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是相当宽松的，而且，其他的管理也是不平衡的，这是由于贷款企业无形资产的过度集中增加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因此，加强信用资产的风险管理对于商业银行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对当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环境进行分析。（1）过时的信贷风险识别和度量技术

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更短一些，数据样本相对较小，不能够有效提取信息和原因，潜在的数据库需要长期的积累才会更加完善，在短期内不能形成一个完全的客户信息系统。而且，我国商业银行大体上并没有对建立信用数据库产生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一系列管理的的方法口径不一致，以及数据库的不一致。在一些已经建立的信用数据库中，一些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值得怀疑，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的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技术仍不完善，国外已经采用许多先进的信贷风险管理工具，尤其是信贷风险评估和信贷风险防范技术等等。

（2）信贷风险处理手段较少

信贷风险管理是指将信贷风险降低到最小的一个过程，信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意味着银行是一定会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的。在我国，信贷风险控制和处理机制是相当弱的，方法手段很单一，仅仅抵押贷款有着第三方的保证，而且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和其他信贷风险的控制方法并没有被有效的使用，信贷资产的全面管理没有真正的落实。在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的操作也有着很大的惯性，信贷扩张机制容易形成，这就造成了很多金融腐败行为和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量的贷款和金钱的腐败行为。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债权股额被银行的体制所限制，贷款增量很难按照效率原则进行最优配置；贷款担保机制是不完美的，贷款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即使是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企业不能正常处理。最终导致了银行更多的不履约贷款的产生，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最大化。

（3）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

大多数商业银行对于内部工作规定的实施是比较松散的，需要加强信贷风险体系的管理，内部监管体系也是不健全的，商业银行需要重新定义每个部门的责任。信贷管理体系中存在漏洞，忽视了管理者的管理，主管法律的人是不充分的，一些贷款失去了法律保护。信贷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加强水平制衡和垂直限制，一些基层水平的主管有着太多的权力，管理目标评估方法不科学，监管和限制机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再加上主管对企业业务规划准备的不充分，导致了一些基层主管人员任意发放贷款、投资和担保。销售信贷的过程也同样需要完善和加强，中国的商业银行需要走向世界，变为世界性的银行，因此特别要积极地适应现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

第二，形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对策（1）提高信贷风险预警和预防技术的效率

要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引进国际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显著地提高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效率，该模型可通过以下步骤来实施：

首先，在一段期间内测量企业贷款的预期违约概率。其次，计算银行贷款的损失率标准差。

第三，在预期违约概率和一定期间内贷款数量的基础上，计算个人贷款业务的流失率和标准差，从而计算出个人银行贷款的预期损失和意外损失。

（2）完善审批分离制度

首先，建立特别的组织，对贷款信用审核委员会负责，而贷款信用审批委员会负责信用风险评估。

其次，减少审批委员会的人数，加强信贷决策支持系统。第三，设立审批人员，并提供信息由第三方调查机构评估借款人，对贷款材料进行验证，确认提交。（3）加强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

首先，在操作风险控制方面，商业银行首先应该建立操作风险分类和评分标准，统一银行的评价和测量标准。梳理控制风险，开展银行卡，电子银行渠道，在一些领域如风险评估领域采用信息科学技术，使用风险识别技术，采用操作风险控制的自我评估技术、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如定性定量判断风险和风险损失，并建立整改验收机制。

第二，注意引入信贷风险信息管理系统，信贷管理信息系统对于银行的信贷决策和信贷风险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风险测量和监管来说，信息系统要依靠电脑，能够有效提高管理的效率。

结论

因为银行的坏账和坏账的持续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预防和控制是最紧要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早预防。尽管在目前，大多数银行都把谨慎、分离、分立的行业编制体系作为信贷政策审批的基础，但贷款项目个性化突出，差异很大。项目预算，还款来源不确定等高风险的因素的存在。因此，中国的商业银行需要加强信贷风险的研究，完善相关管理机制。

英文原文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anagement research

U wei-quan Zhao Assets of th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our country, generally including loans, securities investment, cash deposit and four types of assets, such as trade, among them, the credit loans business is business, is the main business type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in all th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 a large proportion of credit assets.In western commercial banks, credit assets generally around 40% to 50%, the propor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n our country , this ratio is higher, at 50% to 50%.Credit risk is to point to a bank in one of the main risk of operation, is also th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the bank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of credit risk on bank, through set up specialized agencies to deal with, taking various measures to deal with, but because most of the credit risk of bank’s loan business, is a variety of bank loan business, the main assets, so in terms of credit risk management, the loan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 is relatively loose, and other management is not balanced, this is due to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loan business enterprise intangible assets to increase the bank’s credit risk.Therefore, to strengthen the risk management of credit business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Firs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analysis

(1)The credit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outdated technology Our country commercial bank development time is shorter, the relatively small data samples, and cannot effectively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of reason, the underlying database need long-term accumulation will be more perfect,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can’t form a complete system of customer data.And our country’s commercial banks generally do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establish credit database, coupled with the commercial bank also has a variety of management of the medium caliber inconsistent, inconsistent data, and in some credit database has been established, data doubt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system, these problems directly cause the bank credit risk objectively and fair evaluation.At the same time, our country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s still very poor means and technology, many foreign advanced credit risk management tools have been used, especially the credit risk evaluation and the credit risk prevention technology, etc.(2)The lack of credit risk treatment means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s the need to will be down to the lower management process of credit risk, credit risk is objective existence, which means that the bank will take a certain amount of credit risk.In our country, credit risk control and processing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weak, means and methods are very single, only mortgage loan guarantees with a third party,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credit assets and other control methods of credit risk is not effective use,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credit assets are truly carried out.Becaus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redit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has a system of inertia, and credit expansion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easy to form, this creates a lot of financial corruption and rent-seeking behavior occurs, the most direct performance is massive loans, lending and money corruption violations;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used the loan stock is restri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bank, loan increment is difficult to optimize configu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the safety of the loans not guaranteed, even in the existence of enforcement of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 cannot cope with, and finally caused the formation of more banks non-performing loans, the maximum loan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3)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is not sound Most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lax enforcement of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internal work, need to improve the credit risk system, in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is not sound, commercial banks need to re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department, loopholes in the credit management system, ignore the management of the manager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legal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some loans loan loss of legal protection.Credit on each link of the need to strengthen horizontal checks and balances, vertical restrictions, some president too much pow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governor of the management goal assessment method is not scientific,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is not really play a role, add to the governor on business planning is not enough, cause some grass-roots governors indiscriminate batch of loan, investment, guarantee.Selling credit process also need to improve, especially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banking, for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to the world, become a bank in the world.Second, consummates 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redit risk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6.9.毕业论文英文文献翻译 篇六

As alluded to in the above quote, the size of a city-based audit engagement office could bea more crucial determinant of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feesthan the size of a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because the city-based office is a semi-autonomous unit withinan audit firm with its own client base.It is an office-based engagement partner or audit team, notnational headquarters, who actually administers and implements individual audit engagement con-tracts, including the delivery of audit services and the issuance of an audit opinion.In this regard,Wallman(1996)and Francis(2004)argue that the assessment of auditor independence needs tofocus more on the individual office level rather than the entire firm level because most of the auditdecisions with respect to a particular client are made within each individual office.The anecdotalevidence on the collapse of Enron, which was audited by the Houston office of Arthur Andersen,is a good example that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office-level audit quality.However, much of extant audit research has focused its attention on two 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characteristics as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audit quality, namely: audit firm size(e.g., Simunic and Stein 1987;Becker et al.1998;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Kim et al.2003;Choi and Doogar 2005), andauditor industry leadership(e.g., DeFond et al.2000;Balsam et al.2003;Krishnan 2005).These studies find, in general, that large audit firms with international brand names(i.e., Big4 auditors)or industry expertise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 services than small audit firms which lack such brand names or industry expertise.Implicit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is the assumptionthat audit quality is homogeneous across offices of various sizes located in different cities withinthe same audit firm.As a result, we have little evidence on cross-office differences in audit quality,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and how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has an impact on auditquality and/or audit pricing.A natural question

to

ask

is:

Is

the

office

size

an additionalengagement-specific factor determining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pricing over and beyond auditfirm size and industry leadership? We aim to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on this unexplored question.Several recent studies provide indirect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audit quality may differacross different engagement offices within an audit firm.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U.S.study thatuses each engagement office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Reynolds and Francis(2000, 375)find thatwhen client size is measured at the office level using office-specific clienteles, “Big 5 auditorsreport

more

conservatively

for

larger clients.”Further,Ferguson et al.(2003)and Francis et al.(2005)find that city-specific, office-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when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level leadership, generates the highest audit fee premiums and thus, by inference, higher auditquality in the Australian and U.S.audit markets, respectively, while national-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alone has no effect.Subsequently, Francis et al.(2006)document that client earningsquality proxied by abnormal accruals is higher when auditors are city-level industry leaders alone,or they are both city-level and national-level industry leaders.Put differently, their results indicatethat national-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alon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udit quality.Morerecently, Choi et al.(2007)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the city-based engagementoffice to clients’ headquarter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ccrual quality of clients, suggest-ing tha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auditor’s office is an important engagement-specificdeterminant of audit quality.The above findings, taken together, suggest that city-based, office-level characteristic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pricing.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however, that none of these studies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whether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is systematically associated with audit quality andfees paid to auditors.To bridge this gap in our knowledge, we investigate a hitherto under-researched question ofwhether, and how,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hereafter, office sizeis associated with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We first hypothesize that office size is systematically associatedwith audit quality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udit firm siz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auditorindustry expertise at the office level.As will be further elaborated in the next section, one would observe a positive association if the audits by large offices are of higher quality than the audits bysmall offices.Second, we als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office size and audit fees.Previous research shows that audit quality is priced in the market(Choi et al.2008;Craswell et al.1995;Ferguson et al.2003;Francis et al.2005).To the extent that the office size is positivelyassociated with audit quality, one can predict that the larger is the office size, the higher is theaudit quality, and thus the greater is the audit fee.Therefore,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office size and audit fees could be viewed as evidence corroborating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between the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In testing our hypotheses, we assert that biased earnings reporting can be used to drawinferences about audit quality, and we use the magnitude of abnormal accruals as a proxy for auditquality.To measure abnormal accruals, we rely on two alternative models developed by Ball andShivakumar(2006)and Kothari et al.(2005).In addition, we estimate 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using the Audit Analytics database, which provides the identity of audit engagementoffices for all SEC registrant clients.We measure office size in two different ways: one based onthe number of audit clients in each office, and the other based on a total of audit fees earned byeach office.Briefly,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he U.S.audit market, both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fees are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office size after controlling for audit firm size at the national levelproxied by a Big 4 dummy variable , industry leadership at the local office level proxied by anindustry specialist dummy variable),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battery of sensitivity checks we perform.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First, our paper is one of fewstudies which document that audit quality is not homogeneous across local offices within an auditfirm.To our knowledge, our paper is one of the first studies that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size of an

audit

engagement

office

is

an

important engagement-specific determinant of auditquality in the U.S.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audit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ffice-level auditor behavior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and tothe 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Second,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consider office size as acritical factor in audit pricing.Given that no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amined whether audit feesare influenced by the size of a local office, our evidence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auditor-cli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xt of audit pricing.Finally,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provide both regulato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useful insightsinto what determines audit quality and thus audit fees.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egulators wouldhave a better assessment of audit quality if they shift the level of quality comparison to smallversus large auditors at the office level, and away from Big 4 versus non-Big 4 auditors at thenational level.Economic theory on quality premiums claims that producing goods and services ofa uniform quality for various markets and consumers over time is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qualitypremiums(e.g., Klein and Leffler 1981;Kreps and Wilson 1982;Shapiro 1983).Similarly, ourevidence suggests that large, Big 4 auditors should take care to maintain a similar level of auditquality across offices of different sizes because a systematically poor-quality audit service per-formed by a local office could potentially cause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for the entire audit firm.HYPOTHESIS DEVELOPMENT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 A growing body of audit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auditors in city-based, local engagement offices.However, none of these studies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size of a local office in the context of audit quality.Why does the office size matter inaudit quality over and beyond two well-known audit firm characteristics, i.e., audit firm size orbrand name(Big 4 versus non-Big 4)and industry expertise? In DeAngelo’s(1981b)framework, an auditor’s incentive to compromise audit quality withrespect to a particular client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 client relative to theauditor’s client portfolio.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arge auditors are likely to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 services to a particular client than small auditors because an auditor’s economicdependence on that client is negligible for large auditors, and large auditors have more to lose(i.e.,bear higher reputation loss)in case of audit failures, compared with small auditors.DeAngelo’s(1981b)theory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audit quality differentiationbetween large versus small offices, because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can be viewed as a semi-autonomous unit in terms of its audit decisions, client base, revenue 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Francis 2004;Francis et al.2006;Wallman 1996).Large local offices are less likely to depend ona particular client than small local offices because the former have deeper office-level clientelesand thus are less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a particular client.In other words, large offices areless likely to acquiesce to client pressure for substandard reporting than small offices.Further, local offices, whether small or large, may not bear the full amount of reputationlosses associated with an audit failure because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reputation losses arelikely borne by the 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itself.While the reputation losses in the event of auditfailures are likely to be greater for large audit firms(DeAngelo1981b), the losses are not necessarily greater for large local offices than for small local offices, because these costs are morefirm-wide in nature rather than office-specific.This means that local offices may b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a particular client than a potential litigation risk fromaudit failures, in particular, when the offices are small in size.The above arguments lead us topredict that large local offices with relatively deep local clienteles are less likely to compromise audit quality with respect to a particular client, and thus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 services, ceteris paribus, compared with small local offices with relatively thin localclienteles.In such a case, one would observe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office size and auditquality.We call this prediction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perspective.SUMMARY AND CONCLUDING REMARKS While previous auditing research has examined whether and how audit fees and audit qualityare influenced by audit firm siz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auditor industry leadership at both thenational level and the city level, this line of research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thesize of a local engagement office within an audit firm(i.e., office size)in the context of audit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whether the officesize is an additional, engagement-specific factor determining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 overand beyond national-level audit firm size and office-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Our results can besummarized as follows.First, we find that the office siz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udit quality proxied by un-signed abnormal accruals.Our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we call the economic dependenceperspective: large(small)local offices with deep office-level clienteles are less(more)likely to depend on a particular client, and thus are better(less)able to resist client pressure on substandardor biased reporting.Second, we find that large local offices are able to charge higher audit fees totheir clients than small on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large offices provide higher-quality audits than small offices, and this quality differential is priced as a fee premium in themarket for audit services.However, the above finding is at odds with the view that large officeshave a cost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udit services of similar quality and thus are able to chargelower billing rates compared with small offices.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at officesiz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gagement-specific determinants of audit quality and auditpricing.Last, while we use two alternative, advanced accrual models to alleviate a concern over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he Jones(1991)model estimates of abnormal accruals, our measures ofaudit quality, namely unsigned abnormal accruals, may suffer from nontrivial measurement errors.We therefore cannot completely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n our testvariables are biased.However, given that a contemporaneous study of Francis and Yu(2009)documents the sam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office size using twoadditional proxies for audit quality, i.e., auditors’ tendency to issue going-concern opinion andclient firms’ likelihood to meet earnings benchmarks, we believe that our results are unlikelydriven by possible measurement errors.Overall,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th regulators and audit firm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the behavior of small offices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aparticular client, and thus to compromise audit quality.In particular, Big 4 audit firms may need toimplement strategies for providing a more homogenous level of audit services across offices ofdifferent sizes because a poor-quality audit by a small office could significantly damage thereputation of the entire firm.In today’s glob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issue of maintaining“uniform quality” should be an even more important concern to reputable auditors because theirbusiness becomes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ized in terms of locations and client profiles.Forexample, it may be more difficult for Big 4 audit firms to maintain uniform quality of service atthe office level across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Further, local offices in differentjurisdictions(e.g.,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have their own client bases and are likely to bemore autonomous in making audit-related decisions than those within the U.S.It is thereforepossible that the size of a local practicing office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quality of audit services in other non-U.S.jurisdictions than in the U.S.Given the scarcity ofinternation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audit office size on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we recommend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ssue using international samples from different jurisdic-tions.审计办事处规模，审计质量与审计定价

Jong-Hag Choi, Chansog(Francis)Kim, Jeong-Bon Kim, and YoonseokZang 摘要：此论文使用2000-2005年间对美国审计事务所大量取样的所得数据，以此调查审计事务所中当地办事处规模大小对审计质量和审计价格。实证检验中，审计质量是由异常应计来衡量的，办事处规模则有两种衡量方法：一个是基于每个办事处的审计客户数量，另一个是基于每个办事处挣得的审计费用总额。调查结果显示，办事处规模大小对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都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使控制了国家级审计公司的规模以及办公水平行业，结果也是如此。这正相关关系印证了规模大的本土办事处相对规模小的办事处来说，能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质量上的差异在审计市场中有价码的差别。关键字：审计事务所，办事处规模，审计质量，审计定价 数据可用性：数据皆为公开可用，论文中有指明数据来源。

当我们把对事务所整体的分析转变为对特定的城市中的办事处的分析时，我们对审计事务所的看法同时也有了剧烈的变化。根据迪安哥罗在1981年的论证，当分析办事处规模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时也就没有那么大了。举例来说，如果安然公司代表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上市客户小于2%的收入，那他代表的就是休斯敦办事处大于35%的利润。

简介

正如前文所说，相对于国家级办事处来说，市级审计办事处的规模对审计质量有着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市级办事处是半自治的单位，在审计公司中有他专属的客户群。真正管理和执行审计委托合同（包括审计服务的交付和审核意见的发表）的并不是全国总部，而是办事处合作伙伴。就这点而言，威廉与弗兰西斯提出观点，审计独立性的评估需要更多地关注办事处的程度而不是整体公司的程度。因为特定客户的大多数的审计决定都是由单独的办事处制定的。由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休斯敦办事处所审计的安然集团的倒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办事处级别的审计质量的重要性之高。然而，现在许多审计研究都把焦点集中于国家级审计公司的特点，认为两个审计质量基本的决定性因素是审计公司规模和审计行业领导。

研究发现，一般而言，拥有国际知名商标的大审计公司（比如四大）或是有行业专长的公司比非有名及缺乏行业专长的小公司拥有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个研究隐含的假设是同一公司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规模的办事处的审计质量是平均的。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收集到不同办事处的审计质量的差别，特别是本土办事处的规模是否影响到审计质量或是审计定价。所以有一个问题：办事处规模是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审计定价比审计公司规模和行业领先地位的高。我们只在为这个还没解决的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最近有几项研究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同一公司的不同办事处的审计质量有所不同。例如，最初美国的雷诺和弗朗西斯使用单独的办事处作为研究的单位，他们发现当用具体办事处的客户来衡量客户规模时，“五大审计师对大客户更为谨慎。”此外，弗格森和弗朗西斯等发现，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审计市场中，当市级行业领先水平与国家级领先水平联合时，审计收费是最高的。而单独国家级行业领先水平则没有这样的效果。随后，弗朗西斯等证实如果审计师是市级行业领导者或同时为国家级与市级领导水平时，非正常应计所代理的客户收益相对较高。换句话说，研究结果表明单独的国家级领先水平对审计质量没有特别显著的影响。最近，崔等人指出办事处与总部的地理集中程度和客户的应计质量成正相关，说明审计办事处的地理位置对审计质量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整合以上的发现，说明本地办事处规模对审计质量以及审计定价的决定起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却没有研究者关注过本地办事处的规模是否与审计质量以及审计收费有系统性联系这个问题。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缺，我们决定调查这个迄今还未被研究过的问题，即办事处规模是否与审计质量和定价有关系以及如何联系。首先我们假设办事处规模与审计质量有系统性关联，即使控制了国家标准的审计公司规模和行业专长这两个变量。如果大公司的审计质量比小公司高，则说明是正相关关联，这我们在下文会做进一步阐述。接着，我们还检验了办事处规模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之前有研究指出审计质量在市场上被标价。办事处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以此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办事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因此审计费用也会越多。所以，我们可以由办事处规模和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推出办事处规模和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之前的假设，我们用有偏向性的收益报告来作关于审计质量的推论，另外我们用非正常应计的级数来代表审计质量。衡量非正常应计时，我们使用由保尔和库玛和科萨里等人开发的两个备择模型。此外，我们用审计分析数据库来估量本地办事处的规模，此数据库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客户提供审计办事处的身份认证。

衡量办事处规模大小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基于每个办事处的审计客户数量，另一种是基于每个办事处所挣得的审计费用。

简单来说，研究结果指出在美国的审计市场，（控制审计公司规模为国家标准，行业领先水准为国家标准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都与办事处规模呈正相关。这样的结果与我们所做的一连串灵敏度测试一致。

我们的研究完善了现存的文献，体现在几方面。第一，该论文论证了同一审计公司的不同办事处的审计质量并不是相同的。就我们所知，在美国，我们的论文是最先有直接证据证明审计办事处的规模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指出，今后有关审计质量差异的研究应多关注办事处审计师行为以及本地办事处的规模。其次，本文最先提出办事处规模是影响审计定价的关键因素。先前从未有研究验证审计费用是否被本地办事处规模所影响，我们的证据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在审计定价下审计师与客户的关系。

最后，该研究结果为调查者和从业者提供了实用的关于审计质量和审计定价的见解。我们的研究结果建议调查者如果把质量等级比较改为大小公司审计员之分的比较，则该有一个更好的对于审计质量的评估。质量溢价的经济理论要求为不同的市场提供统一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始终是维持质量溢价的关键。同样的，我们的证据显示，四大会计师行应该在不同规模的办事处维持相近水准的审计质量，因为一个当地办事处所犯的系统性低质量的服务错误能导致整个审计公司的名誉损失。

假说发展

越来越多的审计调查强调在本地公司或当地办事处工作的审计师的分析行为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一份调查是关注当地办事处规模大小背景下的审计质量。为什么公司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超过另外两种著名审计公司的特征，也就是审计公司的品牌（四大和非四大）和工业的专门技能。

在迪安哥拉的体系中，一个审计师的动机对于审计质量的妥协是关于个别客户的经济意义决定并且和审计师的客户的投资组合有关。他的分析指出高级审计师比低级审计师更倾向于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给个别客户。因为对于审计师来说，他的经济观受客户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相比于低级审计师来说，高级审计师有更多可以去输（比方说，承受更高荣誉的损失）以防审计失误。迪安哥拉的理论还可以应用于造成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审计质量的不同。因为当地的审计公司根据它的审计决定，客户群，收入来源还有其它事实可以看做是一个半自治的联盟。大的审计公司相对于小的审计公司来说更没可能依靠某些个别的客户因为前者有更为广泛的客户源，因此在经济上依赖个别客户的可能性更小。换言之，大公司更不可能像小公司一样在个别客户的施压下默认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报告。

更进一步的说，本地审计公司，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不想因为审计失误而承受全部名誉的损失因为对于国家级别的公司来说它们只是更可能只是损失了一部分的名誉。万一因为审计失误发生荣誉损失，对于大公司来说更容易承受，这样的损失对大公司来说更好承担一些。因为这些代价对于特定的某些公司和一些大公司来说是不一样的。特别来说，这就意味着当地公司的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会更多的考虑个别客户的经济的重要性而不是潜在可能造成官司的审计失误。上面的讨论可以让我们预测，在其它条件相同时，相对于客源小的公司，有一定的大范围的客户的大审计公司是更不可能对某些个别的客户在审计质量上由于尊重而妥协。因此他们更可能提供高水准的审计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客户会对公司规模大小和审计质量产生乐观的联系。我们把这称之为经济信赖观点。

总结与评注

前面所述调研主要研究国家级审计办事处规模和市级或国家级的审计行业趋势是否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此处声明，在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一定的情况下，此研究不考虑审计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影响。此论文主要探究办事处规模是否是除国家级审计公司规模和公司级审计行业标准外，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有条件的因素。

首先，我们发现办事处的规模大小是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表现为无符号的异常收益。这个结果于我们所说的经济意义相一致；拥有忠实的公司级客户群的高级（或低级）办事处很少依赖于个别几个客户，因此，这些办事处就很少因为客户施压而虚假上报。其次，我们发现当地的高级办事处收费比小型的办事处要高。这也是和我们发现的高级办事处的审计质量普遍要高于小型办事处的结论，同时这种高质量的服务在市场上是作为审计溢价计算的。但是，以上结论却于另一种理论相矛盾。该理论认为大型办事处的优势在于提供与小型办事处相似的服务却有更高的收费，因而计费费率也较低。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强调办事处规模是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最后一点，当我们使用这两种可互换的先进模型来减少在琼斯模型中对不正常收益的估计缺陷时，我们可能犯了一些很重要的计算错误。因此，我们无法排除在测试中所估算出的系数有偏差的可能性。但是，在根据Francis 和Yu的论述：审计质量和审计办事处规模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审计师将越来越关注这两者的关系同时客户公司也将从中获取不少好处。我们自信这个结论没有任何破绽。

7.浅析农业文献翻译中的理解过程 篇七

农业在一国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这就要求我国农业科技人员要紧跟前沿科技发展, 在阅读外文农业文献的过程中也要将我国农业发展成果用英文传播出去。经笔者观察, 翻译实践中要想准确理解农业科技文献的内容, 必须要关注译者的理解水平和理解质量。很多译者的译文看起来严谨科学, 但是经不起仔细推敲。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是因为译者在理解原文阶段就出现了问题。

1 农业文献翻译与理解

从广义上定义, 文献泛指所有具有历史价值或者研究价值的书籍。从狭义上定义, 文献主要指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本文关注的文献主要涉及农业文献, 这一类文献主要关注农业科研, 包括专著、期刊、会议报告等等, 十分注重实用性, 用词简洁, 表达客观, 内容确切。这就需要通过严谨规范的双语转换来阐明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的现状、问题和方法, 从而来解决自然科学和农业应用学科的问题。

2 理解农业文献的过程

由于科技文体只有单一层次的意义, 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趋向一致, 因此, 准确理解科技英语原文即正确理解原文的每个词语、每个词组、每个单句的确切含义, 弄清每一句话的结构、与上下文的关系及逻辑关系等, 也就是弄清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要准确传达出农业文献术语,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2.1 术语的理解

在翻译农业文献时译者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术语的翻译, 特别是跨学科术语的翻译。由于文本的特殊性, 农业文献术语的翻译必须得到广泛认可, 意义明确, 否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译员要想自如地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进行翻译往往不够, 还需要查阅专业词典、书籍等文献来弥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缺陷。此外, 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基本的原则, 即既要保证其准确性, 又要考虑其蕴含的具体意义。这样, 译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 进而准确翻译。笔者在此举例分析了翻译时的思考、选择时的立场, 并就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例1:

原文:一个经济系统的完整生产过程包括要素投入和产出两部分, 农业生产过程中在投入一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后, 除获得农作物产出等期望产出外, 还伴随着如废气、废水、废弃物等不利生态的非期望产出。

译文:The complete production process of an economic system includes factor input and (product) output.A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the outputs of the investment of production factors like capital and labor are not confine to good outputs like crops, exhausts, waste water, wastes and other undesirable outputs hazardous to ecology are inevitable.

分析:原文的“要素投入”和“产出”是专业术语, 译文经过笔者审校, 发现原译并没有理解产出在此处的意思。这里“要素投入”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投入相关生产资料, “产出”则是产品, 是成果, 这里原译没有理解出来造成译文有错。笔者增译为factor input and product output。而“期望产出”术语的原译也出现了理解错误。笔者查阅术语库后发现“期望产出”并不是原译所说的“desirable output”, 应该译为“good outputs/Bad or Undesirable Outputs”。译者没有提前补充专业背景知识, 翻译时也没有认真查阅专业词典, 造成想当然的理解和错译。这是译者应该警惕的地方。

2.2 逻辑的理解

翻译农业文献时译者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意义不明确、认知混乱。不少译者都出现死译的情况。如果译者没有梳理清楚待译文本的内在逻辑, 就容易顾此失彼。

例2:

原文:技术效率变化 (EFFCH) 和技术进步 (TECHCH) 数值之积即为AMCPI指数 (此处应该断句) , 二者共同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动态互补性。

译文:AMCPI index is the product of EFFCH and TECHCH.Both of them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i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enjoy a dynamic complementarity in time sequence.

分析:笔者审校时发现, 原译是一句冗长的译文, 没有做任何理解上的处理, 只是按照中文字面意思完成了翻译, 没有照顾到原文的内在逻辑。后来笔者在咨询农学学者后确定了原文的内在逻辑, 在“AMCPI指数”后进行断句, 译成当前译文。

例3:

原文:建立畜禽粪便的能源化利用机制, 大力发展沼气工程。试验表明, 用沼渣肥替代普通有机肥大约可减少甲烷排放55%;而进一步研究显示, 1个8m3的户用沼气池, 可处理4~6头猪所产生的粪便, 年产沼气可达385m3, 按等量有效热计算, 可替代煤炭847kg。

译文: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that converses animal dung into energy and striving to promote bio-gas project.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regular organic fertilizer with bio-gas residue fertilizer can reduce methane emission by 55%.Further study also illustrates that a household bio-gas digester of 8 square meters which disposes dung produced by 4-6 pigs can generate 385 cubic meters methane annually, equivalent to 847kg coal in effective heat production.

分析:原译对“沼渣肥”、“有机肥”和“等量有效热”这三个术语的翻译有些许偏差。经笔者与原译员交流, 译者并没有理解“等量有效热”这个术语, 将其错译为“effective heat production of same amount”。后笔者改为“equivalent to 847kg coal in effective heat production”, 译文稍微流畅地道些。

2.3 背景知识的理解

正确理解待译文本需要译者掌握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 这样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很多译者都会出现乱译, 多数都是欠缺相关背景知识。由于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 译员很难判断何谓最准确、最贴近中文的翻译, 例如“这些樱桃太小, 还不能结果”, 这里的“小”并不是指体积上的“small”, 根据背景知识的推理, 这里应该是“young”。因此要避免翻译过程出现的这些问题, 需要做到“疑、查、定、表”, 不断推敲术语的内涵。

例4:

原文:从测算方法看, 国际惯例IPCC方法大大低估了农业对碳排放的贡献。按照IPCC分类方法, 农业碳排放只包括水稻种植, 畜禽养殖和农田N₂O等非CO2类温室气体排放, 而将能源和农用化学品引起的直接间接CO2排放计入能源和工业生产。

译文:With regard to measurement,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of IPCC greatly underestim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in carbon emission.The classification of IPCC illustrates that carbon emission by agricultural sector only includes gases produced by rice plantation, poultry and livestock breeding, N2O produced by farmland, which doesn’t belong to greenhouse gas like CO2.Instead, under this classification, CO2emission genera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energy or agrochemicals is counted into the activities of energy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分析:原译在这小段话上的处理就反映了译者并没有多少关于农业碳排放的背景知识储备。关于IPCC分类方法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也就造成对后面的“分类”没有区别的意识。笔者查阅了相关农业文献后意识到“非CO2类温室气体排放”和“直接和间接CO2排放”两者的对立性, 这里也就可以将“而将…计入”处理为instead, 表示出内在逻辑明显的对立转折。

3 提高翻译农业文献理解能力的策略

译者在翻译农业科技文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该文体特点。要在翻译前做足背景知识的输入工作, 不能盲目的乱译, 要拨出一部分翻译时间去了解待译文本的内容、特定专业范围。优质的农业文献译稿需要译者建立农业文献术语库, 查阅有关文献资料, 必要时要咨询农学专家, 甚至需要进行实地考察。

不少译者由于专业知识储备不足, 具体译文的处理需要从术语、逻辑和背景知识这三个方面准备, 从而提高对待译文本的理解能力。理解到位, 译者就不会出现本文举例说明时原译出现的错误。

4 结语

要想做好农业文献的翻译工作, 把握好农业文献理解阶段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甚至决定了整个译文的质量。本文的农业文献摘选自笔者参与审校的农业文献译稿, 对原译所出现的术语、逻辑以及背景知识错误进行实例分析。在剖析了翻译农业文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术语、逻辑、背景知识的理解问题, 提出相关解决策略。

摘要：农业文献的读者也主要是农业科技人员, 他们十分关注国际前沿农业科研。由此可见, 农业文献翻译在农业科研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农业文献的科技文体特点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难度。通过探讨如何提高农业文献翻译的理解能力以帮助农业科技人员准确了解前沿农业科技。

关键词：农业文献,翻译策略,理解过程

参考文献

[1]张树柏.谈谈科技论文的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

[2]魏淑艳.当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发展策略选择[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29 (3) :47-50.

[3]林超伦.实战笔译 (英译汉分册)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8.文献翻译 篇八

【关键词】冗余 政治文献 《毛选》 平衡

【Abstract】Redundancies vastly exist in language expressions.However，due to the inevitabl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sensib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balance redundancy between the two，contributing to good translations，especially for political documents with a very solemn style.

【Keywords】redundancy； political documents； SWMZ； balancing

政治文献译文是对外宣传的媒介和桥梁，是国外读者了解我国国情、政策方针、政治制度、政治立场等最重要的来源，其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外读者对相关信息掌握的准确程度，以及国家形象的树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时20多年，强大的翻译阵容、特殊的政治地位、精细的翻译过程及其广泛的影响力，诸多空前绝后的种种因素使得《毛选》（《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也代表了我国政治文献翻译的最高水平。

一、冗余理论

作为信息学中的核心概念，“冗余”原本是由美国数学家兼信息工程师香农（Shannon）于1949在其论文《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简单地说，“它指信源为对抗‘噪音（各种干扰信息传递的因素）而故意释放的多余信息。”“语言具有冗余性，是一个客观事实。有人计算出英文多余度在67%与80%之间。一般认为各种发达的语言的多余度显著地超过50%，如俄语，其多余度大大超过40%。”

20世纪6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率先把“冗余”这一信息学概念应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香农和韦弗提出的冗余信息理论为译者们认识冗余成分的作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纽马克也表示，翻译中的冗余成分并非一定是多余的存在：“在一个文本中，冗余或许是写作的败笔、模糊不清的东西，等等（纯粹是为了重复而已）。应该直接被删除。然而，重复、释义、同义反复和赘语（大量的冗余）可以用来增强语气、阐明观点、避免重点语意的误解，并能起到总结的作用，亦能抵抗‘噪音和排除无关的思绪从而帮助理解。”由此可见文章中的冗余信息并非皆是画蛇添足。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冗余信息主要起到排除干扰的作用，它是语言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在语内交际中，冗余信息可以帮助信息接受者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准确接收信息；而在语际交际中，如果源语中的冗余信息直接照搬到目的语中去，往往造成冗余过量或者不足，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翻译的任务之一便是调整原文中的冗余成分，使其与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和认知能力相符，从而使得原文信息得以准确传达。

二、政治文献翻译中冗现象

冗余是政治文献汉译英过程中的一大值得关注的现象，不论在原文或译文当中都存在着大量冗余信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原文的高度冗余。中文政治文本中本身就充满了大量的冗余信息，如范畴词、过度的修饰语、重叠词，还有一些重复的表达。从信息量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成分，他们并没有传达更多的内容，但他们却是中文政治文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中国人早已习惯它们的存在，也需要它们为政治文章增添一些特定的色彩：严肃、严谨、坚定、深刻、可靠，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但如果把它们完全复制到译文中去，定会让译文晦涩难懂、古怪至极了。

例1.原文：“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毛选Ⅴ》）

译文：“We should first wage a struggle to rid him of his wrong ideas.”

“肃清”本身就是“彻底”的，动词短语“rid…of”已经够彻底，因此无需再加上一个代表“彻底”的副词。

2.作者的权威身份。政治文献属于“表达型”文本，其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作者”，以及“话语的发送者”，作者在文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因此，政治文献中一些“个人印记”（personal ‘stamp）也要在译文中得以充分体现，所谓文如其人。纽马克认为，“官方文告这类文本中的冗余表达”一般是“必须照样复制的”。他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去改进文本，哪怕它再任性、老套、古怪、术语化、冗赘、革新或是反常，你都得追随同样的风格。在文体规范方面，你只能对目的语做出稍许让步，而总的来说，要把作者的个性特点看得比任何语言规范都重要。”政治翻译家程镇球先生认为，“翻译应该从思想内容到文字风格都忠实于原文。特别像《毛泽东选集》那样重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时更要一丝不苟，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和内容。”他还强调，“文字风格也是思想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应该再现出来。”汉语独特的文字风格为中国政治文献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将这些印记在译文显现出来，不但使译文充满了民族色彩，具有高度的民族识别性，更是民族自尊与自豪的体现。《毛选》中有大量充满浓厚民族色彩的成语和谚语，生动而深刻，属于毛泽东的“个人印记”之一，是不能轻易用西方成语、谚语取而代之的，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中的形象，成为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例2.原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选Ⅰ》）

译文：“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若译成“No risks，no gains”，更加简单明了，却丢失原文中“虎穴”和“虎子”的形象，无法体现原文作者话语之中的生动之处。

3.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政治文献集中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其翻译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为让译文读者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原文中的政治观点，译者会有意向译文输入原文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或采取某种方式顺应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

例3.原文：“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选Ⅱ》）

译文：“At the time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Stalin first enjoined us not to press on with the revolution，maintaining that if the civil war flared up，the Chinese nation would run the risk of destroying itself.”

这里的“不准”用“forbid”就糟了，感觉我们惟他国是从。“enjoyed us not to”，既有强加于人的含义，却又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表明主动权终究是在我们自己手中。

4.跨越文化障碍。在政治文献翻译中，文化障碍主要源于文化差异。看清文化差异，正确处理翻译中的相关问题，才能使得译文跨越文化障碍，为译文读者所接受，避免困惑甚至误解。

例4.原文：“……有些装红白脸。”（《毛选Ⅱ》）

译文：“…with some wearing the white make-up of the stage villain and others the red make-up of the hero.”

对那些不熟悉中国脸谱的外国读者来说，不多加几个词恐怕是无法理解的。

三、政治文献翻译的冗余度平衡

在政治文献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中的信息进行判断，或对原文中的信息进行过滤，适当地删减一些过量的冗余信息；或在冗余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定量的信息量增补。通过这种删和补的过程，译文中仍然会存在一些冗余现象，但这种调整后的冗余更加合乎情理，它们的存在也就大大提高了译文的质量。

1.信息过滤

（1）范畴词省译。中文政治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范畴词，如“工作”、“问题”、“状态”“情况”等，有时本身没有实质的意义，翻译时可以省去不译。

例5.原文：“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毛选Ⅱ》）

译文：“Chiang Kai-sheks superiority in military forces was only transient，…”

（2）修饰语省译。中文政治文献里有大量的修词，使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放在英文里就显得很堆砌，翻译的时候，当放弃还得放弃。

例6.原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毛选》第五卷）程P87

译文：“…what is more，it finds itself in a historic period of peoples revolution.”

“historic”已经包括“great”的意思，译成一个词也就够了。

（3）重叠词省译。重叠词是汉语政治文本中的一种隐性重复，一些二字词语总是成对出现，构成工整的四字结构，却只表达一种含义。如，“畏首畏尾”、“土崩瓦解”、“惊天动地”、“独立自主”、“自私自利”、“坚持不懈”、“互利共赢”、“贪官污吏”、“铺张浪费”，翻译这些成对的词语，二者取其一即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看似重叠的词语中蕴含了双重意义，切莫译成一个词，丢掉了其中的重要信息。

例7.“独立自主”

“independence and initiative”（《毛选Ⅱ》）

这里的“独立”是指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保持表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指思想上、行动上的主动性，不必事事都要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后在做。因此，这里的“独立”不等于“自主”，不能只译成一个词。

（4）重复表达省译。中文政治文本中有很多重复的表达，应该适时地化繁为简，使译文流畅，更具美感。

例8.原文：“这次会议决定下一次会议日期，并且决定下一次会议检查这次会议的执行情形，个办法很好。”（《毛选Ⅴ》）

译文：“It is a good idea for this conference to fix the date of the next meeting and to decide that it will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olution adopted here.”

但是，当重复可以用来避免产生误解，更清晰地传达原文思想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特别在一些政策性文件里，一字一词都关系重大，翻译成英文就得照样重复。

例9.原文：“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不可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毛选》第五卷）程P218

译文：“In addition，it must be explicitly stipulated that in cases where it is marginal whether to make an arrest，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re be an arrest and that to act otherwise would be a mistake，and that in cases where it is marginal whether to execute，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re be an execution and that to act otherwise would be a mistake.”

这里关系到捕与杀，如译文表述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就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是要出大事的。

（5）词性转换。为了尽量保留原文中的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原文中一些冗余的词语进行词性转换，它们在译文中的时候反倒不显得多余了。

例10.原文：“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毛选Ⅴ》）

译文：“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solidarity with our foreign friends will enable us to accomplish our work of construction rapidly.”

原文中的名词“迅速的成功”译文中变成了动词“accomplish”和副词“rapidly”，从而省去了“获得”，简化了句子结构更符合译文的习惯。

（6）句型转换。句型的转换也可以让句子更加简练，又不会失去原文中的重要信息。

例11.原文：“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对势力，以及我们接受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对势力，反对我们。”（《毛选Ⅴ》）

译文：“Against us are arrayed，first，the imperialists，second，the reactionaries in Taiwan and Tibet，third，the remnant Kuomintang forces，the secret agents and the bandits，fourth，the landlord class and，fifth，the reactionary forces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established in China by the imperialists and in religious circles and those i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aken over from the Kuomintang.”

原文中的“反对我们”出现了五次，在译文中被提前了之后只出现了一次，但丝毫没有改变它被强调的效果。

2.信息增补

（1）文内诠释。为了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文，在不影响译文流畅性的同时，对原文进行增补，补充的信息与原文已有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

例12.原文：“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毛选Ⅴ》）

译文：“Some people are against the pinning of political labels，but only when it is they who are being labe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2）文外加注。对于一些需要给与大量解释或说明的信息来说，文外加注是更好的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多的信息添加破坏句子的通顺程度，又可以为译文读者提供更详细的参考资料，为其创造一个更为客观的认知语境。

例13.《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毛选Ⅴ》）的译文中，第1条关于“agreement”的注释是译文中才有的。此处的“协定”指的是1951年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之一。这一背景知识的添加不仅仅是为译文读者解除疑惑，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四、结语

政治文献的正式性、权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译文必须要紧扣原文以示对作者的尊重，忠实地将原文中的方方面面重现在译文之中。然而，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就其冗余度的平衡而言，适当的删减和添加冗余也极具考验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译者的素质至关重要。除了扎实的母语和外语功底，译者必须对双方文化有广泛而深刻的认知。与其它类型文本译者相比，政治文献译者必须要有相当敏感的政治神经和高度的责任心，因为稍有不慎，将会犯下政治错误，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译者还需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共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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