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资料

鲁迅的资料（精选19篇）

1.鲁迅的资料 篇一

写作时间

此文写于1925年1月24日，发表于同年2月北京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2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副题野草之九。

生活背景

作者鲁迅于199月9日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过散文诗《我的兄弟》，在《我的兄弟》一文中详细记述了风筝事件，作者年少时对放风筝不屑一顾，故嫌恶小兄弟(周建人)喜好风筝，但是在作者长大后了解到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因此对年少时抹杀小兄弟的爱好感到深深的自责，且写此文的时候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作者有感于内心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战便做了此文。

社会背景

1925年，中国北方各省正处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在意识形态上极力强化封建教育。1925年11月，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通过了学校“读经”的决议，规定自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一些封建文人和买办知识分子紧相配合，高唱“尊孔读经"，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作者鲁迅的这篇文章，正是对这种不合理状况的揭露和批判。

2.鲁迅的资料 篇二

鲁迅的民族性思想的最终形成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 以及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辨力共同造就的, 这就也是其民族主义思想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的主要原因。

要论述其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的普遍性特征必定要谈及当时的社会。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思想的大变革时代, 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被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国人这时才睁开双眼, 发现从前的“蛮夷”们都已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了自己。如果说, 在清代晚期出现的部分进步中国学者认为西洋人只是“技”强而“本”虚, 那么在鲁迅所处的时代, 洋务派等政治派别只想通过发展科技或武器来单方面强壮国力的思想则已经成为历史的淘汰品, 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震醒了国内的一批有识之士, 使人们意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动态的, 世间万物皆要遵循“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个道理迁移到国家之间则是中国如果不站起来, 那么就要被别的强大的国家所欺辱乃至吞并, 这无疑是给了一直保持着一种善的, 平和的世界观和心态的中国人一记强有力的耳光。

鲁迅身为日本的留学生对这份耻辱的感触必定是超乎常人的:早年在家乡就已对自身的不平等待遇的不满, 加之后来在日本遭受的种种歧视都使他心中的民族主义火焰越烧越旺。受到这样的大环境的直接影响, 鲁迅在初到日本的几年坚持走在学医的道路上, 试图用医术缓解中国民众身体之苦疾。所以,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如《中国矿产志》, 《科学史教篇》等文章就会发现, 他当时对于革命以及社会弊病之根的认识其实并不一定比当时的其他留学生高出许多, 如同当时的众多留学生一样, 鲁迅的早期思想中也强调一种“大丈夫势当如此”的, 富有“尚武”精神的爱国思想, 并且“科学救国”的思想观色彩十分浓重。鲁迅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即是他阅读大量的国外科学著作, 走科学路, 寻救国方, 这也正是他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普遍性的表现。

然而, 众所周知的“幻灯片事件”成为了鲁迅人生的转折点, 虽然学术界目前对这一事件的存在与否有着极大的争议, 但他的确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后选择了弃医从文, 转而走上医治国人麻痹心灵的道路, 完成了他这一“英雄”色彩甚浓的华丽转身, 也就是在这之后的旅日岁月中, 我们可以明确的体会到他作品在思想上的与众不同。那么, 鲁迅民族性思想的特殊性又是什么, 这一思想又催生出了哪些更为复杂的主张呢,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我想, 所谓鲁迅思想的特殊性, 即是其复古主义、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互斗争, 相互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的想法。我认为, 其复古主义和个性主义具有内在统一性。鲁迅主张通过恢复中国国民的自信来达到整个社会活力的复苏, 正如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的:中国“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 自具特异之光彩, 近虽中衰, 亦世希有”。在这样的对于本族文化持自豪、肯定观点的基础上, 鲁迅心中的精神上的“复古”又是同时需要通过每个国民都发挥这样继承了优良传统自身个性, 以促进社会发展的。这样的复古主义与个性皆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但是这里的主张却又与道家“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说到这里也就不得不提到对鲁迅思想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日本著名文学流派——“白桦派”了, 该派持“尊重人的个性和自我肯定”的观点, 并以“强调‘调和’与‘和谐’作为其文学的中心思想”, 这两点主张分别与鲁迅的个性主义及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一致。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思想中达到对立统一正是他民族主义思想中最大的亮点, 即可以浓缩为其笔下的对于中国国民的“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的态度, 既愤怒于国民的软弱不振奋, 盲从和麻木, 极力地呼唤人的个性的复活, 同时也看到“个性的长大不能侵害他人的自由”。若是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 则从国的角度来看, 列强岂不是可以依靠这一理论来随意宰割中国了?若是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 则国民心智就无法被唤醒, 达不到医治其心灵的目的。鲁迅的个人主义始终有一种人道主义在制衡, 他的恶性的破坏总有善良的精魂在召唤它, 所以伴随多力善斗的往往是一种深深的忏悔。

鲁迅先生用复古主义来试图唤醒民众的自信, 又用个性主义来鼓舞觉醒的人民坚持斗争, 令得他们鼓起勇气来抵抗外敌的入侵, 又用人道主义来表达自己对于外敌入侵的不合理性的愤怒, 动摇他们攻击弱国的理论根基。这三种复杂的思想理论共同构成了鲁迅那看似相互矛盾的思想主张, 但是, 如果我们沿着这三条思想脉络追本溯源, 也许就不难发现它们都统一于鲁迅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那一种肩负着国家、社会复兴大任的责任感和自身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使得鲁迅保有深深的与祖国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他保持了头脑的清醒, 没有将中国文化一棒打死, 而是通过理智的中西比较, 清晰地指出中国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及如何合理改造传统思想, 并将“扬弃”精神贯穿始终。

通过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鲁迅旅日时期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 除了以上说明的社会大环境对其写作的影响外, 许多日本作家或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对鲁迅个人在思想上的觉醒有着帮助, 他笔下著名的藤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文学史的研究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鲁迅的创作风格虽然与郁达夫截然不同, 但是一种深深的愁苦却埋在文字之间无法晕开。这与日本文学界之中崇尚的物语创作, 甚至一些在我们看来带有些变态之感的写作风格的影响是分不开。

综上, 我们不仅可以梳理出鲁迅民族主义成型的大致发展过程, 同时也不难理解他是如何成为我国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了。他如父母照顾孩童般的想要保护自己的民族, 竭力使自己的民族富强, 重振国力, 抵抗外来入侵。正是鲁迅思想中的这种民族主义特点催生出了他看似矛盾的理论, 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成为了我国空前伟大的民族思想家。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李怡, 郑家建.鲁迅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潘世圣.鲁迅的日本观——鲁迅体验和理解日本的主要内容及特征[J].浙江学刊, 2004 (03) .

[4]王思睿, 何家栋.鲁迅的国民性思想[J].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评论卷) , 2006 (07) .

3.看鲁迅的学生如何评价鲁迅的教学 篇三

鲁迅留学日本回国后，1909年6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这也是鲁迅的第一份工作，仅仅工作了半年，同年12月，鲁迅参与、领导了驱逐校长夏震武的活动，1910年1月5日，校长被成功赶走，鲁迅还称这次运动为“木瓜之役”，8月鲁迅也被迫离开杭州，回到家乡再就业，他先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几个月后，又接受老朋友王金发的邀请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王金发是当时绍兴县县长，后与王发生矛盾，无奈鲁迅只得离开绍兴。经老乡蔡元培的推荐，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就业，在教育部期间，因为策划、支持女学生驱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行动，被教育部开除。为了谋生，鲁迅来到厦门大学，没有多久就与厦门大学校长发生冲突，在校长的指使下，几个老师共同参与，联手把鲁迅从厦门“请”了出去。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又呆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冲撞了领导，最后远走上海，从此躲在了租借，专心于文学创作。从鲁迅的经历来看，在学校里顶撞领导竟成为他的一大特色，他若想得到官方的表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鲁迅是他的学生心目的好老师的事实却是有口皆碑。

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吴克刚对鲁迅教学的回忆与评价

吴克刚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从杭州四中退休，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1-2期合刊上，吴克刚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当时吴克刚已经90岁了，也是鲁迅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教过的学生中唯一健在的。

吴克刚清楚记得，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教的是生理卫生课，还担任植物学课日本教员铃木硅寿的助教，也就是当铃木硅寿的课堂翻译。鲁迅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讲课很生动，经常引得全堂大笑，可以说在鲁迅的课堂上只有三种声音：鲁迅讲课的声音、学生的笑声和掌声。鲁迅还亲自动手编写生理卫生讲义，讲义是用文言写的，很多地方是四字一句，使学生容易记忆。

当时，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留日回国的学生，还有不少日本人，但论教学，受学生欢迎的首推鲁迅，其他老师大多是为了谋生不得已才教书的，所以，这些老师见学生不认真听课或者逃课时，就把责任推给学生，经常向学生发泄自己教学失败带来的怨恨。有一次，数学科一个学生在日本教员无聊乏味的课堂上打了个呵欠，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位日本教员认为在课堂上打呵欠的学生是对他的不尊敬，要求给这位学生记过处分。结果数学科的全体学生集体提出说：“要记，全班记。我们早就忍耐不下这位老师糟糕的教学了。”学校其他科的同学也表示支持他们。事情闹僵了，这时，鲁迅先生对此作出了巧妙的调解。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全班都记过，等于不记。

还有些老师，教书不受学生欢迎，情绪低落。当时的杭州拱宸桥，设有日租界，日租界有妓院。星期六下午没课，这些无聊的教师就去逛妓院。鲁迅先生曾批评他们：“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去寻欢作乐?”

二、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吴耕民对鲁迅教学的回忆与评价

吴耕民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吴耕民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教书，1980年7月下旬，吴耕民回忆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学的一些情况。

清朝时，浙江设有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等共10府，科举制废除后，规定每府设立一中学堂，绍兴府就把原来考秀才的考场改建为绍兴府中学堂，因为绍兴在浙江排在第五的位置，后来，绍兴府中学堂又改称浙江第五中学。1910年8月，鲁迅来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9月开始又担任监督，也就是今天的教务主任一职。当时，在绍兴府中学堂正门墙上挂着虎头牌，上面写着“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同时还挂着皮鞭。如果有人没有经过许可，便进入，管门的老头就会拿鞭子猛打，以示威风。

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个农民，来自于乡间，不知道探访儿子须向门房办理同意的手续，就擅自走进校园，管理校门的老头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他，他的儿子知道后，非常气愤，其他同学也认为管门的老头太野蛮了，他们就一起去找校监鲁迅申诉。鲁迅听后，立即建议学校取消虎头牌上挂皮鞭，并告诉门房老头，不准随便打来客。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时，可谓是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清人入关后，强迫汉族男人剃头养发，辫长三一四尺，拖到背后，工作生活都不便，而且那时缺少肥皂或洗涤剂，头很难洗得干净，头发中经常生虱子，奇痒难过。而全校师生只有鲁迅一人剪了发，天天洗头，头上没有一个虱子，学生都羡慕他。那时，绍兴府中学堂的师生都穿长袍马褂，也只有鲁迅一人头戴礼帽，足登皮鞋，手拿洋杖，健步如飞。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最大的亮点依然是教学。他刚刚进校后，因为是学校监督，所以时常在开学庆典或其他大会上讲话。讲话时，他博古通今，议论恰当，口齒流利，博得全校师生好评。至于讲课那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的其他教员都用填鸭灌注式的方式教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讲解时照本宣科，读完了事，因此学生对听其他老师的课都不感兴趣，老师讲课的声音成为了催眠曲，他们的课也被称为“催眠课”。而学校里，独有鲁迅先生讲课用启发式教学，深入浅出，易于明了，比喻确当，入耳不忘。而且鲁迅还是一个极具幽默的人，讲课抑扬顿挫，幽默劲道，颇有风范。有时说到精彩处，有所感悟，鲁迅双眼就会炯炯有神。许多学生说，能听到鲁迅上的课，也不枉此生了。

有一次，鲁迅上生理卫生课，讲到口腔时，除讲口腔的构造外，还在黑板上写了“细嚼缓咽”“狼吞虎咽”八个大字。接着，他说，古人云：病从口入，意思就是吃东西要当心，要讲究技术。口腔是吃东西的第一关，吃饭时要“细嚼缓咽”，“细嚼”就是要善于利用牙齿。齿共有32个，有门齿、犬齿、臼齿三种，门齿扁而宽，正如刀，利于切断；犬齿尖锐，正如叉，利于吃肉；至于臼齿，宽厚而上面凹陷，正如一具磨或捣臼，利于把饭或馒头等物捣成浆状。三者分工合作，对食物进行物理的加工。“缓咽”就是食物进口后，须有一定时间加工，不可急于咽下。“狼吞虎咽”极易引起消化不良，导致胃病。因为食物等进口后，除用齿嚼碎的物理作用外，还有口中的唾液，内含淀粉消化酶，和米麦的淀粉质拌和后，能使淀粉转化为糖，入胃易于消化吸收。吃饭时愈细嚼愈觉其味变甜，就是淀粉转化为糖的证明。经这样讲解后，学生个个心领神会，仿佛像印在脑中一样，让人无法忘记。而那个学期考试时，鲁迅还专门出了一个题目：“吃饭细嚼缓咽有何利益?”

三、常惠、川岛、冯至、许钦文回忆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课

常惠、川岛、冯至三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许钦文与鲁迅是同乡，1917年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留在母校附小任教师，1920年赴北京工读，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先生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

据常惠回忆，他是经过刘半农的介绍与鲁迅认识的。1920年暑假过后，北大宣布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主讲小说史课程，周作人是经在教育部任职的哥哥鲁迅的引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同意，才来北京大学任教授。周作人听说让他主讲小说史课程，他就说在这方面他掌握的材料远不如哥哥鲁迅多，周作人就向北京大学推荐，由鲁迅主讲这门课程。但北京大学公开向学生宣布改讲这门课的老师是“周树人”，那时人们都知道鲁迅的鼎鼎大名，很少有人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但常惠知道，所以就赶快去报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周树人即鲁迅，所以报名的只有10多人，后来20多人。有时考试时，考卷是13人或者17人。后来大家都知道“周树人”即是鲁迅后，听课的人就多了，上课也不再登记姓名了，旁听的就更多，因为人太多，听课的许多人都没有讲义。因为鲁迅讲得太好了，常惠选修了两年鲁迅的课，再后来又白听了两年。总之，鲁迅讲到哪里，常惠就跟到哪里。

据川岛回忆，听鲁迅讲课时，他在北京大学已经毕业了，留校当助教，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胡适是教务长，因为校长办公室在二楼，而鲁迅讲课是在二楼东头的一个教室，所以他经常有机会去听课。鲁迅讲课，有家乡绍兴口音，因为开始用周树人的名字，听的人未必知道就是鲁迅。后来听课的人愈来愈多，本来坐2个人的座位，往往挤上三四个人。当时孙伏园在《晨报》馆工作，也来听。还有住得更远的，也兴冲冲来听课。因为听课的人太多，以致无法点名，每次只好划个‘全到’了事。

鲁迅上课时，经常带一个布书包，黑底红格。因为鲁迅先生喜欢红、黑两种颜色，并把这两种颜色看作血和铁的象征。当时的北大，不少教师上课慢吞吞，上课铃响了5分钟，人才走进教室，下课铃声响后，他们又要推迟几分钟。鲁迅与这些人不同，他总是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有时正在吸烟，听到铃响，他就会立刻熄了烟去课堂。还有，当时北大规定：黑板是由工友擦的。但鲁迅上完课后，他一定会自己把黑板擦干净。

冯至1921年至1927年在北大读书，他听过鲁迅先生讲授《小说史》和《文艺论》两门课程，平时又十分喜爱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他对鲁迅的教学特色十分清楚，他说，鲁迅先生讲课，不照本宣读，而是念一遍讲义后，再抽出几个问题讲一讲。而且讲得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全场听众都鸦雀无声。不少人听了一年后，第二年又去听，但一点也不觉得重复。听他讲课，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同时，鲁迅讲课还非常风趣，常常引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一笑也不笑。冬天魯迅穿一件旧棉袍，长只到膝部。上课时夹着一个小布包，包着讲义和书。鲁迅不常理发，胡子也很少修剪。有一次，忽然理了发，一上讲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鲁迅讲课时，对学生还有颇多的启发。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谈到秦始皇，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踏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

许钦文回忆说，在北京的5年间，他断断续续地听鲁迅的课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听了多遍竟没有重复的感觉，说鲁迅讲课既不拘于课文，又不脱离课文，课讲得很活泼幽默、简练深刻。

上述材料充分证明了鲁迅是那个时代非常优秀的教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鲁迅在所任教的学校里惨遭排挤也是必然的，因为他的光芒刺伤了众人的眼睛。他没有到一个学校前，这所学校仿佛在黑夜里，每个老师都是夜空中的星星，他们微淡的亮光标志着他们是存在的，但鲁迅到来后，黑夜变成了白昼。天上只剩下了太阳，太阳的光芒让星星们的存在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星星们愤怒了，太阳般光亮的鲁迅只得躲到租借地里去。好在学生的认可和欢笑给了他课堂的力量，好在学生的回忆和书写给我们留下他课堂精彩的身影，我们今天才能在生动的回味和想象里，找到高大的榜样。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4.鲁迅文章阅读资料 篇四

一面

温故知新

1、给加点字选择正确注音地窖(jiàoyáo)摩挲(suōshā)颓唐(tūtuī)熏黑(xūnxiōnɡ)虐待(lüènüè)赫然(hèchì)抖擞(shùsǒu)憎恶(zēnɡzènɡ)2、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课文紧扣字，次写到鲁迅的外貌：的脸，的头发，的胡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的崇高品质和的性格。含英咀华颜黎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来信，知道那些书已经收到，我也放了心。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进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胡涂虫。不过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所以现在说不出哪些书合适，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科学书里，也许有几种，让调查一下再说罢。

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借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鲁迅

四月十五夜

1、这是写给的信中的几段文字，主要讲了，从中可以看出鲁迅。

2、鲁迅就读书问题提出了哪三点建议?①②③

5.鲁迅的资料 篇五

幼年时期的鲁迅，丰衣足食，自由快乐，家境厚爱，并且还是名门望族。他在私塾里饱读诗书，十分受人尊敬。与少年闰土的友谊，去看戏、偷别人罗汉豆的欢喜、有趣，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阵阵欢笑。

但好景不长，在鲁迅13岁后，他的爷爷周福清因为被误认为是科举舞弊，抓入牢中。鲁迅一家为了救出祖父，变卖家产，经过努力，终于救出了原来要被“秋后问斩”的祖父。祖父回到了家中，但这个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华荣富贵，欢声笑语了。家庭变故，家道中落使鲁迅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族。家道中落，给鲁迅留下了失落。但是，鲁迅因为想要重新挣回以前的种种精神上的损失，十分刻苦地读书，并且处处体量着母亲。这时父亲已经去世，亲戚与他人的歧视、侮辱和游耍，给鲁迅带来了沉痛的打击。鲁迅没有被打倒，他以肩扛起整个失落的家庭。

父亲的死亡，对中医的不信任，让鲁迅来到日本的仙台医学专家学院。藤野先生的帮助，让鲁迅成绩突出。但一切改变于那一张影片。这使他最终弃医从文。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决定呢?都是因为那一张影片，与那一阵欢呼。中国学生看着中国人被日本人给用枪杀死也不知羞耻，而在鼓掌欢呼。鲁迅再也看地不下去了。鲁迅知道自己医术再高明，也治不了国人的病，这种病，也许只有他才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于是立刻弃医从文。

但鲁迅的弃医从文，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鲁迅渴望用手中的笔唤醒我们这个遭受百年屈辱仍昏睡死沉的民族。但鲁迅刚开始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不成功，不仅读者很少，即使是仅有的读者也很难产生共鸣与精神的振奋。再加上混乱的时局让鲁迅感到救国的无助、无望，于是开始在研究佛经和历史中逃避现实。从19到19，鲁迅一直沉在自己的家中，低着头，只想逃避下去。

但是，钱玄同的“铁屋子”对话，终于让鲁迅重新站了起来。从19到1936年的十月，鲁迅自开始创作，便源源不绝。

一生的呐喊，这位伟大的巨人在1936年10月19日轰然倒地。

6.鲁迅的资料 篇六

至今为止，我已经学过鲁迅先生的许多著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等，我对鲁迅先生很佩服。

夜色朦胧，雾气氤氲，濡湿了我躁动的灵魂。听不见白天的吆喝，闻不见夹杂在空气中的汽油味，物欲横流的世界在夜色中沉淀，我找不到灵魂的净土，谁能以投枪、匕首刺破这张大网?谁能在这沉重的夜晚呐喊?夜色渐浓，孤月凄然，鲁迅先生兀然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喃喃自语：“夜正长，路正长。”我不懂先生的话，茫然地望着他。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说道：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路。”看来先生是在给我指点迷津，我要好好向先生讨教讨教。

“周先生，在您的感召之下，一批批中国青年起来了，您就如坚实的臂膀让人想要依靠，但是当年国民党想悬赏刺杀你，你难道不怕吗?”

先生放下手中的烟嘴，转过身坚定的说：“怕，我怕这个民族因沉默而衰亡，怕阿q式的英雄充斥大街小巷，怕祥林嫂哀怨无助的眼神，怕刘和珍们白白牺牲，怕世间黑白颠倒，怕恶人淆乱乾坤，我怕刀剑不够锋利，无法刺穿敌人的喉咙……”先生的眼中充满怒火，字字铿锵，句句肺腑，渗透者以血寄轩辕的悲情，中国的脊梁就是这样的铮铮如铁。

虽与鲁迅先生短短交谈了数十分钟，但是我好像明白了鲁迅先生他成功的“捷径”，也对我有了受益匪浅的影响。

7.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 篇七

一、凝炼。

鲁迅善于用最简炼的笔墨准确传神地刻画形象。小说《药》的开头写华老栓夫妇准备去买人血馒头,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 掏出一包洋钱, 交给老栓, 老栓接了, 抖抖的装入衣袋, 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中间的“掏”“抖抖的”“按了两下”, 言简意丰, 充分表现了华老栓夫妇的贫苦和洋钱的来之不易!写康大叔把人血馒头交给华老栓, 而华老栓踌躇着不敢去接时, “黑的人便抢过灯笼, 一把扯下纸罩, 裹了馒头, 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 捏一捏, 转身去了”。这里一连用了六个动词“抢”“扯”“裹”“塞”“抓”“捏”, 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刽子手的贪婪、凶恶和华老栓的老实、胆小。

鲁迅在塑造形象时, 大量地运用白描手法, 给读者留下了可供阅读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

在小说《孔乙己》中, 对孔乙己的外貌描写, 鲁迅仅用了三十来字:“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对他的穿着仅用“长衫”一词而已, 描写也仅为十来字:“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接着就是:“他对人说话, 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教人半懂不懂的。”鲁迅抓住了孔乙己的主要特征, 只要几句简约的叙述性语言, 就已经传达出孔乙己形象的神韵来, 而且为读者留下了可供想象的余地。

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 十分讲究“炼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到:“‘红杏枝头春意闹’, 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 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所谓“境界全出”就是收到了以少胜多, 言简意赅, 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一个“闹”字写尽了那一派盎然的春意、蓬勃的生机, 满含着诗人喜迎春色的欢愉之情;一个“弄”字既细致地描绘出淡云拂月、花枝摇曳的美好夜色, 也隐隐透露出诗人对于春色将阑的惋惜之情。

“立片言而居要, 乃一篇之警策” (陆机《文赋》) , 炼字艺术能唤起读者丰富而美好的联系和想象。鲁迅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也十分讲究“炼字”, 而且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小说《祝福》对祥林嫂临死前的外貌作了如下描写:“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 即今已经全白, 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 黄中带黑, 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在这里, 鲁迅把眼珠的偶尔转动说成是“间或一轮”, 一个“轮”字名词动用, 很值得玩味, 它把祥林嫂受尽人间沧桑, 目光呆滞、死板的神情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它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一头老牛拉着一辆笨重的大车, 那又大又重的车轮在泥泞的道路上吱吱呀呀、步履蹒跚、艰难转动的情形, 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小说《药》写华老栓离开家门来到丁字街口:“老栓也向那边看, 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静了一会, 似乎有点声音, 便又动摇起来, 轰的一声, 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 几乎将他挤倒了。”这里的叙述性语言, 是描述刑场上围观的麻木的观众。人们因好奇而争看杀人的场面, 鲁迅只是选取了几个动词, 就将看客们的神态写出来了。“伸”“捏”“提”三个动词, 形象而传神, 准确而生动。

二、含蓄。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中, 都十分重视含蓄的功能及其运用, 所谓“语语明白如画, 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王国维语) 。鲁迅深得其中三昧, 他的小说言近旨远, 蕴藉隽永。《一件小事》曾被人誉为“是简劲而有寓意的速写, 是一篇结构美丽的象征诗”。一个冬天, 我坐人力车往S门;途中, 一个老妇人身穿的“破棉背心”“兜着车把”而“伏在地上”。接着, 鲁迅用一连串含蓄的字眼折射出作品的内涵:“我”怪罪老妇人“装腔作势”“车夫多事”“自讨苦吃”;而车夫“毫不踌躇, 仍然搀着伊的臂膊”走向巡警分驻所。“我”终于发现———被人力车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鲁迅不愿将自己的思想、观点直截了当地倾诉给读者, 而是在含蓄之中留下许多“空白”, 希望读者自己去作进一步思考。《一件小事》写出了“我”与“人力车夫”之间的差距。作品主题的表达仅用一个“榨”字, 压出“我”的羞愧与自惭。同时, 读者又能产生更多的联想, 多种多样的“我”不都要在“人力车夫”面前寻找到差距而自惭形秽吗?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 有一种起“诨号”的方法, 往往具有画龙点睛、一石数鸟的作用。鲁迅也说过:“创作难, 就是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罢, 那么, 他如作评论, 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 倘弄创作, 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鲁迅小说中, 有不少人物只有诨名, 如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赵贵翁、古久先生、假洋鬼子等等。这些诨名越咀嚼越有味, 读者只要一见这个或那个诨名, 就大概能知道这个或那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性情、神态、语言腔调等等的一二了。

三、沉郁。

鲁迅小说有一种沉厚的抒情特征, 这首先源自语言的抒情基调。《伤逝》的开头第一句这样写道:“如果我能够, 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为子君、为自己。”这一沉郁的抒情语言, 奠定了整个作品的抒情基调。浓重的悲剧氛围笼罩着作品, 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构成了作品的叙事风格。小说《祝福》是这样开始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村镇上不必说, 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 接着一声钝响, 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 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 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本来,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热闹、火红、欢庆, 可作品写的“祝福”却表达出一种沉郁, 反而在字里行间散发出压抑和沉闷, 这就为整个作品作好了铺垫。

8.鲁迅的“一笑”探秘 篇八

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

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

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这首诗流传甚广，末两句警句，更是广被转引。我本人就是读者和引用者之一。但当年是“急用先学”，读书不求甚解，只是按其字面意思，“鲁云亦云”而已。如今退休下来，日有余暇，兼好书法，因而读到了鲁迅手稿，咀嚼到它的前言和后记，于是大吃一惊，“觉今是而昨非”，不禁信笔书之，以供同好。

上海鲁迅纪念馆1991年编的《鲁迅诗稿》对这首诗收入了两个版本。其一横幅，前边无题，正文后有跋语：“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寥寥50余字，抵得上一篇传奇。

考：鲁迅说的“上海战”，是指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的战争。鲁迅是目击并受难者之一，写此幅时在1933年6月21日，时已一年半，那只斑鸠养了又死，死了又葬了。鸠鸟无知，但在人世上却成了诗题(“且征题咏”嘛)，这场战争是日本军队发动的，而这只饿鸠却又蒙一位日本教授救出并养活了。养之不止，死犹葬之，葬之不止，犹“征题咏”，主人的气魄不可谓不大。应征作品量、质如何，两无可考。但要是熟悉旧体诗人特别是那时的文人雅士的人，都大抵可以想象，无非是欲扬主人的善心(即鲁诗中的“大心”)，弘扬博爱，至少，也会强调这位日本文人与其他“鬼子”不同。而从跋语看来，主人向鲁迅也“征”稿了，鲁迅还有必“答”的“遐情”，那关系看来就不一般。

文学是研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科学。如今“典型环境”摆清了，人物的台词即这首诗就该得到认真的品味。中国传统文论讲究“起，承，转，合”，破题是这个建塔之举，前头的四句只好写实，接下去，应该是“承前启后”，直奔高潮了！死了一只斑鸠，不烹而食之，还建塔而葬，那规格高得出奇。可以想象，应征作品中的冬烘夫子们就这样祷善颂善的。

也许是因为读惯了鲁迅的杂文，我熟悉了他一贯的“抬杠思维”，品出了他这次的无奈。他没有简单地直奔主题，而是一个“转笔”：“精禽梦觉仍衔石”，精卫鸟的本能是向往和平与自由，“斗士诚坚共抗流”，眼下的上海人民还坚定着十九路军的壮志，于是，走向“合”笔，“度尽劫波”这句佛偈便不是果而是因，到底“度尽”了没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那“相逢一笑”，即使不是冷笑，不是苦笑，也就有了几分无奈。

另一个手书是直幅，前边冠题《题三义塔》，题后有题解：“三义塔者，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塔已命名，而且移到日本去了，还是“农人共建”，看得出，比前者过了一段时日，而且日本国内，对于“一·二八”侵略战争的反思，形成了反战的潮流，看来，鲁迅在写这幅作品时，那笑容应该比前次温馨了许多，“兄弟”的氛围也开始出现了。

鲁迅曾经留学日本，一生广有日本友人，他对日本人的理智和感情，我们是可以想象的，绝不是“义和团情结”。实际上，我这个在鲁迅逝世前25天出生的后生小子，怀的也是类似的感情，这才有“亦步亦趋”，走到今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但我们注意到，当我们一些天真的诗人在慷慨高歌之际，日本某些政要还在一意孤行地参拜供着东条英机的靖国神社；当年被凌辱、被迫害的“慰安妇”们的风烛残泪仍然讨不到公道；彼岸一些机关坚持不肯改教科书，反而攻击我们的抗日作品煽动“仇日情绪”……

9.惊悚的鲁迅的作文 篇九

认识鲁迅，只因为他的面孔很“惊悚”：两块儿突出的颧骨外加两撇浓密的胡子。以前经常想象，若是先生吃饭时，不小心在浓胡上留下饭菜的痕迹，那他冷峻的面孔上会不会露出孩子般天真的微笑?

真的，我渴望看见先生的微笑。

然而，更多的时候，先生仍以冷峻示人，可我知道，先生的内心是温暖的，是渴望用温和平静的心来接受这个世界的。然而，这个社会给予先生的却只有冷峻。

于是，先生拿起了被称为“枪杆”的笔杆，开始炮轰这个令他愁眉紧锁的社会。

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一个个都瞪红了眼，铁青了脸，嗤嗤地笑，舔着舌头和嘴唇，仿佛一不留意，立刻被吞得尸骨无存。吃人的与被吃的都活得战战兢兢，保不定哪日没人吃只能饿死;保不定哪日被人吃只能受死。这吃人的封建礼教究竟吃了多少人，这个无比畸形的扭曲的社会里，“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打从心里呼唤着，他想救孩子，救社会。

于是，他企图开出“药方”，开出能令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稍加医治的药。他寄意于革命，寄意于先进的人士。可是，先生并没有料到，国人如此的混沌愚昧。那本该流淌在救国救民的志士身体里的鲜血，却成为了馒头的佐料;那昂扬的斗志，先进的精神，也只能化作一?g黄土，开出几朵白花，稍稍点缀一下这个无聊而可悲的世界。

先生太愤然了，以致于想把这个社会的伤疤全部掀开，露出一个个深深浅浅的洞，好让愚民们稍有所觉悟，为黑暗迷茫的前路放一抹光亮。

所以，孔乙己的荒诞形象诞生了，那满口之乎者也，经常拖着断腿讨点小酒喝的狼狈，让我们在风趣的语言中看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还有原本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的闰土，是如何在封建观念的折磨下，变得越来越麻木和沧桑;更有“阿Q精神”的广泛流传，把一个深受封建压迫的扭曲的人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难发现，先生笔下的人物、动物甚至景致，全都有一种超乎想象的荒诞、扭曲，那是先生对抗这个社会的唯一手段。社会假丑恶，若笔锋再不怪奇，再不荒诞，再不偏激，再不比这个社会更假、更丑、更恶，又怎能对其造成一点杀伤力呢?

然而封建礼教、封建教育、封建观念、封建制度的一切把这个本已像地狱的社会束缚得愈像炼狱。如同一张大蜘蛛结的网，把一只只飞来的小虫，粘死在网上，无法拔足。鲁迅认为像这样的网，如不扫除，即没前途，没希望，全黑暗。革命!革命!彻底革命!

这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把先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颧骨一天天突出，胡子一天天浓密。可是光明未到，抨击的笔锋依旧犀利、偏激。很多人都说，先生不够温柔，不能用善良的心来看待这个世道。错!若不是先生还对这社会有一丝悲悯之心，怎会冒着“枪林弹雨”来帮助世人认清真世界，那是先生太仁慈了啊!

犀利、冷峻、偏激，直到停止思想的时刻。也许还要过很久很久，人们才会在这个惊悚的面孔中，读出先生心中的仁爱与宽厚。

10.杂论鲁迅的文章 篇十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都读过几篇，两人的共同点是深有国学渊源。从小说来看，鲁迅远比周作人更令我心折。鲁迅的小说通常立意深刻，布局严谨而笔墨凝练。两年前因为跟同事办读书会，将《阿ｑ正传》又读了一遍，感觉是他老的水平远远超过同代的任何人。就是在今天，中国作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仍然没有能写出跟正传比肩作品的。我认为它的成功不在常说的刻划了“国民性”，而在成功地刻划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这篇小说不仅有思想力度，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相当成熟。我认为鲁迅以后的小说也没有超过这篇的。

相比之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小说？则多无足观。不在语言或情节，而在立意过于平庸。

周作人大约是玩学问的，他的文章多考证，少激情，老兄似乎应该去读一下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功力见于平淡之中。而鲁迅是神情生动的人物，他把激情和国学功力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几年前六·四发生后，和几位朋友杯酒相聚，一时兴起，把那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翻出来，读一句，叹一句，这样的文字，揭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过去，现在，将来，大约是永远不须改动的。

学鲁迅的作家不在少数，不是没有他的国学，就是没有他的激情，最主要的是没有他思维的力度。我看过几篇胡风和聂绀弩，跟鲁迅多少有点形似，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学，但是相去何以道里计。李白、苏东坡、鲁迅这样的才致，大约是永远学不来的。至于周家兄弟在历史上的高下，各人喜好不同，我得投鲁迅一票。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我唯一读到他落败的文字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那篇文章中他的对手是梁实秋，梁说他译的苏联文学是“硬译”，确实很客观。我也曾读过鲁迅译的那篇小说，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讥笑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用手指加以指点，大概算是很厚道的了。鲁则大怒，说真正会看地图的人，并不须用手指点的。话说到此，胜负已分。我推想若不是鲁迅那时身体不好，梁是占不了这个上风去的。

一作品如一华厦，翻译了或者从洋房变成中式瓦房，但总是一房子。如果成了一片残砖断瓦，则不免凄凉之慨。鲁迅先生译的苏联革命文学，读之便有此意。以先生文笔，本应多写几篇传世的杂文，我不解先生何苦为他人作嫁，去弄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译。

我说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梁占不了便宜去。并不是说先生在理，只是觉得先生那篇文章精神有不足的样子，仿佛生了病。假如没病，则或推枰认负，或继续收官，至少不会输了风度。先生是场面上的人，这种初段的判断力不是没有，不过因病而临场发挥不好罢了。

我这可是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也认为鲁迅的那篇是上乘佳作的。

（二）生物能与征服力：巧妙的文化

把鲁迅放在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看。

我这么想，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没关系，体系和主张是不是周延，或者矛盾不矛盾也不要紧，他的《狂人日记》从文字上看甚至歇斯底里，但是这些接触了国外思想的人，似乎都有点狂劲，都愿意指点一下：外国如何如何，咱们也得这么练！这里头偏激幼稚都是免不了的。但他的思想走向很明确：世界弱肉强食，我们得走进化之路。在许多的时髦青年的呐喊声中，不免有嗓音特嘹亮的几位，以高亢的调子领导新潮流，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思想上的吾尔开希。要干扰稳定的系统，这样的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中肯。但这一类比却相差未免悬殊。

东西文化交手一个回合，西方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毛泽东。表面上看，此役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质量使得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实质上，毛泽东还是典型的皇帝。这一回合干到现在仍不知鹿死谁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交锋可以导致进步。比如鲁迅，在为西人打前锋的同时，又写出许多具有纯粹中国文化价值的东西，同时丰富和巩固了中国文化。这也体现中国文化的魔术般的包容力，不能被形式逻辑所解释的。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西方文化富于侵略性，是阳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富于包容性，是阴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种生物能，使它表现出巧妙的行为。

小平、恩来、中正、泽东，当年都是鲁迅一样的偏激分子，跟吾尔、柴玲他们差不多的。他们老了，走向反面，从革命党变成西太后，他们实际上都是强大而有魔力的中国文化的祭品。做为东方的叛逆，他们来自西方的阵营，却被东方巧妙地化解而收为己用。这个结果令西方瞠目结舌。也应当令我们深思一回吧。

做为题外话，再提汉奸问题。帮助外人征服国人叫汉奸，帮助外来思想征服中国思想的人又叫个甚么呢？比如毛泽东，老说要破四旧，用德人和俄人的思想来侵略咱们的思想，许多人却说他是民族英雄。也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么鲁迅、毛泽东这些窃火窃思想的自然得王了。这是一种无可再巧妙的策略或是带有机性的做法：想想吧：你征服了我，我却使你成为我的一部分！上帝不造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你总不能自己再灭自己吧？毛泽东试过这么做，以惨败而告终了。

中国文化啊，多么包容，多么奇妙，多么有力量的逻辑啊。鲁 迅 和 思 想 家·散宜生·

（一）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棗“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棗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棗０．７冯友兰、０．３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辑》，则发表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来重温鲁爷的原文。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罗卜青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一段自然是很好的文章，但是细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先生自己，似乎并没有一贯的标准。早年为振奋懦弱的国民，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为此还给汉语增添了一个新词棗“末人”（与“超人”相对，der letzte mensch，直译是“最后的人”）。但在三十年代成为“党的同路人”后，先生致力介绍的却是《铁流》、《毁灭》之类的苏俄革命文学。现在的人，未必会恭维先生的眼光。有人会说，鲁迅在上面的引文里讲的是什么都可以拿，贵到鱼翅毒到鸦片。但是这么一来，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非你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大家（其中也包括许多“末人”）纷纷乱拿之下，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够消化？

11.鲁迅的世故 篇十一

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鲁迅居然说出“混混”这样的话，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实重视饭碗，重视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态度。

可见，鲁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当然也值得尊敬，我们应该帮助这样的“有志”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

12.鲁迅的资料 篇十二

1. 首先是对中学教育中的鲁迅印象的基本描述。2. 关于教材选文。3. 关于课堂教学。4. 关于语文老师。5. 关于考试及高考。6. 关于作文教学和课外阅读。7. 对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的总体思考。

以上分析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与代表性, 其中对中学生最具启示性、最发人深省的是关于“课堂教学”与“语文老师”的论述。现摘其要点进行分析:

一、关于“课堂教学”

关于“课堂教学”, “85% 的同学看来问题不小, 而且应该直接为中学时片面化的鲁迅印象负责。”[2]“有28篇文章直接提到了‘老师难教, 学生难学’的尴尬现象, 甚至有5篇文章认为是‘老师不愿教, 学生不愿学’”[3]该文紧接着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三个原因: 首先是教学内容上的千篇一律;其次是教学模式中存在问题;再次是具体的教学手段, 也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

面对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课堂教学”, 为什么会有“85% 的同学看来问题不小”?为什么会出现“老师难教, 学生难学”“老师不愿教, 学生不愿学”的尴尬现象呢?

“问题不小”, 说明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很大, 有待于语文教育战线上的“有志之士”来共同思考, 进而共同解决。

“老师难教, 学生难学”“老师不愿教, 学生不愿学”, 是否可以理解成两个因果关系的复句?试分解为:因为“老师难教”, 所以“学生难学”;因为“老师不愿教”, 所以“学生不愿学”。由于教师的“难教”, 导致了学生的“难学”;由于教师的“不愿教”, 导致了学生的“不愿学”。

教师怕“难”, 学生亦怕“难”, 谁不怕“难”呢?“教”的重任谁来担起?

教师“不愿教”, 学生“不愿学”, 谁愿意“教”?谁愿意“学”? 谁又愿意“教”与“学”合为一体呢?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出现如此尴尬的现象, 为人之师亦尴尬, 那责任谁来承担?身为语文教师, 那是责无旁贷的。只能“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4]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关于“语文老师”

“任何一位教师讲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时都显得力不从心, 好像不知从何下手。”“备课过程中没有认真研读鲁迅作品 (包括课文及相关的时代相近的鲁迅作品) , 缺少对课文的亲身体验和理解, 在讲授时难免捉襟见肘, 既不能结合具体背景和鲁迅个人经历、心理讲解, 又难以通过自身的思考和感动打动学生, 于是照搬泛政治化观点, 引起学生反感心理”。

面对鲁迅先生的作品, 语文老师为什么会显得“力不从心”“不知从何下手”呢?关于鲁迅作品的难懂难学, 冯光廉教授如是分析有五点:其一, 创作背景的隔膜。其二, 语言的变异。其三, 作品的思想内容过于深邃复杂, 表现手法过于隐晦曲折。其四, 学术界的争论。其五, 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的不当。

冯教授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了鲁迅作品难懂难学的原因, 但并未从语文教师的角度, 分析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语文教师在鲁迅作品教学中扮演着指挥者的角色, 属于一堂语文课的指导者。面临着鲁迅作品教学所处的尴尬境地, 语文教师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鲁迅作品教学的种种困惑,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何以解忧?唯有老师”。

鲁迅有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 永远前进, 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 祸哉祸哉 !”。教师应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 反省自己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董云川教授曾说“教育者常常忙于教育别人而忘记了教育自己”, 我们应该对其有所思!

“什么是路 ?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 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我们语文老师只要不断研读鲁迅, 思考鲁迅, 当前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所处的“沙漠之地”定能变成“绿洲”, 这块“贫瘠的土地”定能逐渐“肥沃”!

钱理群先生在《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一文中说到, “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 是人, 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 鲁迅又和我们, 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 因而稀有的人。因此, 我们才需要他”。鲁迅对我们的意义有二, “他是另一种存在, 另一种声音, 另一种思维, 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其二, 能促使我们独立思考, 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由此可见, 鲁迅对我们现实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的确, 我们现在的时代太快餐化了, 太浮躁了。因此, 我们需要鲁迅, 需要倾听鲁迅的诉说;需要走进鲁迅, 感悟鲁迅情怀;需要重温鲁迅, 唤回曾经消失的鲁迅精神。让这个世界依然绽放出具有鲁迅色彩的鲜花, 让鲁迅的呐喊之声响彻我们的耳畔, 让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又一代。

参考文献

[1]孙芳.北大学生看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J].鲁迅研究月刊, 2009 (12) .

[2]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 (第1卷) , 2005.

[3]冯光廉.中学鲁迅作品选编及编排问题之切磋[J].鲁迅研究月刊, 2010 (10) .

13.鲁迅的故事 篇十三

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珍惜时间

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自强不息

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教育他人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感想

14.鲁迅眼里的美 篇十四

时间：2010-04-02 地点：二教105 主讲人：孙郁 4月2日晚7点，北京大学法学院 “品味人文·聚焦社会”系列讲座迎来了第二场。这次，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为同学们做题为“鲁迅眼里的美”的演讲。

“鲁迅喜爱充满生命张力的美术作品，对于恬淡的、静美的东西，他是排斥的。”孙郁先生从不久前的日本琉球之行讲起，那里有很多鲁迅的粉丝——由于琉球曾在二战中受到很大创伤，人们长期生活在压抑的民族氛围之中，这和鲁迅长期生活的专制制度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更能理解鲁迅的审美角度。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鲁迅深谙世间的疾苦和惨淡，他选择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而没有逃避。反映在美学上，就是热衷那些直面残酷现实、不回避、喊出生命最强音的作品。比如印象派的塞尚、梵高，罗丹的雕塑，还有来自民间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质朴的、表现出原始生命野性的作品。他喜欢中国汉代画像砖，收藏了上千件的南阳汉画像，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阳刚之气和质朴的力量感。

15.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篇十五

一.鲁迅的人文精神永放光辉

鲁迅思想中最光辉的—面就是他的人学思想。他剖析自己, 剖析社会。他认为每个人要选择承担自己的一生, 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不能放弃自己, 不能把自己委托给他人。同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鲁迅作品所表现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怀, 坚强不屈的意志, 绝不妥协的精神, 永不停歇的精神求索, 依然是我们—种重要的精神营养, 也是当今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

其一, “立人”思想和高度责任感

学习《藤野先生》, 我们知道鲁迅是怀着救国的信念到日本留学的。一次偶然的幻灯片事件使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只有彻底改变他们的精神, 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他们, 进而从根本上拯救中国。鲁迅认为中国要生存发展, “其首在立, 人立后而凡事举。”在回答怎样立人时, 他指出“其若道术, 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反观的结果, 是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尊个性而张精神”, 着重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独立与自由, 其最终目的是根除束缚个性抹杀精神自由的奴性, 根本更新民族精神状态, 重塑民族品格。时代是前进的, 责任是永恒的。鲁迅的“立人”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振聋发聩的空谷足音, 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正视“立人”思想的文化价值, 告别过去那个符号化“神”的鲁迅, 回归到“痛则大叫, 怒则大骂, 乐则大笑”的活生生的“人”的鲁迅那里, 让先生提出的“立人”目标在新世纪素质教育中得以真正实现。

其二, 博采众长, 勇于创新的精神

无论是生活道路的选择, 还是文学创作的实践, 鲁迅始终坚持走—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和他同出身的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鲁迅选择了学洋务, 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保守派全力维护文言文时, 鲁迅毅然抛出了第—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人们或崇洋媚外或盲目排外时, 鲁迅喊出了“拿来主义”。他说过“抬出祖宗家法, 那自然是极有威严的, 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 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正因为有这种勇于“做新马褂”的精神, 鲁迅才走出了—条与众不同的路。“创新是—个民族的灵魂, 是—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昭示要勇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这种创新精神为我们的教育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历久弥新的爱国精神和民族魂

在阅读鲁迅作品时, 我们能感受到那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意识。《藤野先生》—文中, 鲁迅写到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枪毙中国人时, —句“在讲堂里的还有—个我”, 让我们感到发自心灵深处的震撼;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中, 鲁迅肯定了那些“埋头苦干的人, 拼命硬干的人, 为民请命的人, 舍身求法的人?”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其实,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脊梁”?鲁迅生活在中国灾难最深重的时候, 险恶的环境已使人们“惯于长夜过春时”, 有人沉沦, 有人麻木, 当然也有人在为黑夜之后的黎明而奋起抗争。鲁迅就是这众多抗争者中的—个。他自知“决不是—个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但是, 他依然挺起脊梁, 高声呐喊以求唤醒同胞, 震慑敌入。正像毛泽东对他评价的那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明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自己也说过“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 唯有它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进步”。鲁迅说的“民族魂”就是“我以我血荐轩镶”的大无畏精神;“重大义轻生死”的生死观;“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而先生毕生致力于重塑现代中国人的灵魂, 为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七十多年前, 郁达夫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伟大人物而不知道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鲁迅就是我们民族这样伟大的人物。将近—个世纪的历程中, 无论鲁迅个人遭到贬损还是被政治异化, 他的作品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是我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摘要：针对当今学生与鲁迅的距离感, 作者指出, 鲁迅的“立人”思想、创新精神、爱国精神和高度责任感是新世纪素质教育要力争实现的, 所以应该鼓励今天的学生去读鲁迅的作品, 去和鲁迅对话, 去理解鲁迅精神。

16.鲁迅的情趣生活 篇十六

鲁迅是个藏书家

早在日本求学时,鲁迅就喜欢逛神田町旧书店和银座丸善书屋,买回大量古旧书籍,这对他以后走上文学的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11年,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搜集古旧图书的兴趣更浓了,许多书商常抱着书去找他求售。

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的邀请,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随政府迁往北京,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琉璃厂附近。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十分苦闷彷徨,旧教育部的衙门生活,又使他感到厌倦,于是他经常到琉璃厂搜集古旧书籍,从事中国古籍的考证、纂辑和校勘工作。

这一时期,鲁迅在琉璃厂的活动十分频繁,几乎一天去一次。当时,他的月薪是200多元,除了赡养母亲之外,还要负担弟弟周作人的生活费用。但由于酷爱书籍,他每月都要用1/10的薪金去买书。除此之外,鲁迅每月还要从日本邮购一些书籍。

由于经常游逛琉璃厂,鲁迅养成了一些习惯:先到青云阁饮茗,后至升平园洗澡,然后来到宁静的琉璃厂,徜徉在旧书屋里,仔细搜集古旧书籍。每有收获,总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有一次,鲁迅无意中发现一本《太平广记》残本,急忙付款购买,一连兴奋了许多天。鲁迅每年年终都有个专门统计购书账目的“书账”。从“书账”记载的书目来看,他所买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惊叹。正是由于收集了大量书籍,他才能进行《嵇康集》、《谢承后汉书》、《中国小说史略》等重要文集、著作的校订和写作。可以说,鲁迅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他早年在琉璃厂收藏古籍有着直接的关系。

鲁迅是个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

鲁迅每次路过古玩铺,都要进去赏玩一番,时常买下一些瓷器、箭镞、石章、铜像等文物。在小市地摊上,他曾高兴地买到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笔盂。有一段时间,他专门从文斋、李竹泉等古玩铺购买古钱,并且仔细研究钱币上的文字。他还喜欢买松筠阁的俑像。为了通过俑像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他又特地从日本丸善书屋买来《支那偶考》一书作参考。

鲁迅也喜欢收藏铜镜。后来,鲁迅写下了抨击反动派的有名杂文《看镜有感》,通过一面海马葡萄镜,指出汉武帝时我国艺术家尚能吸收西域大宛、安息的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而后来的统治者却闭关自守,反而做不到这一点。没有丰富的文物知识,鲁迅不会写出这样的好文章,而且他从一面古镜去联想文化、历史、现实,这种收藏态度和发挥收藏文物的作用,不是一般的收藏者所能比拟的。

临去世的前几个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集》序言中谦虚地评价自己的文章“决不是英雄的百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用处的东西”。此段文字深沉幽默,不但发人深省,而且也是他多年搜集文物内心体验的真实写照。

研究古代石刻艺术

从1915年开始,鲁迅曾以相当精力研究汉代石刻艺术,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也是他一生学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认为,要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除了看书,还要看些画像、碑文之类形象的东西。在这方面,他研究得很细。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道:“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烈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鲁迅在北京的时候,搜集了大量的画像拓本,甚至连清朝官僚端方珍藏的碑帖也搜集到手。有人多次恳请他割爱,鲁迅始终不肯。当时教育部不能按月发薪,鲁迅靠到大学讲课补助收入,甚至要向友人借钱度日,但也依然没有停止购买碑帖、造像。鲁迅利用收集来的材料,编辑了《俟堂砖文杂集》,里面收有汉魏、六朝古砖拓本173件。这些拓本是周作人“霸占”了他大量碑帖拓本之后剩下的,由此可见鲁迅的收藏量之大。此外,鲁迅还编辑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画集》。在前几年发现的鲁迅手稿中,还发现鲁迅写了大量的关于古代墓志、碑文的考证文章。

17.鲁迅的简介! 篇十七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祖籍河南正阳，浙江绍兴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厂房口，汉族。他幼年丧父，生活寒苦，就靠母亲和姐姐帮人洗衣服维持生计。曾有过百来个笔名，而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故乡》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8部。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其中《少年闰土》就是小学六年级上册的第17课），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8.鲁迅长孙还原真实鲁迅 篇十八

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是一个严肃、不苟言笑、横眉冷对的形象，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并非如此。昨日上午，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天河正佳广场7楼，从亲人的角度向市民介绍了鲁迅的真实面貌———幽默风趣、喜欢开玩笑，有时还耍耍小性子。

昨日周令飞和广州市及天河区的有关领导，一起给鲁迅的塑像揭幕，鲁迅专题图片展将从18日持续到2月4日，市民可前往正佳广场6楼中庭免费参观。

形象：其实也喜欢笑

周令飞说，无论是照片、美术作品还是雕塑，大家所接触到的鲁迅都是寸发竖立、面容消瘦、颧骨高耸、一字须、目光犀利、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给人的印象是严厉的、高大的、战斗的、横眉冷对的，让人既尊敬崇拜又望而生畏。

“事实上我祖父不是这样的，他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我祖父其实也喜欢笑，我们在整理他的照片时发现，100多张中有22张是带着微笑的，我最喜欢的是他叉着腰的那张潇洒照。而且实际中他并不高大，只有一米六一。”

而关于鲁迅的消瘦，周令飞说，其实祖父在一生中只有两个时期非常消瘦，一次大病时，一次是去世时，因为他把平常戴的满口假牙给取了下来，所以大家看到去世的他显得非常瘦。

趣事：相思树下斗猪

一般人认识的鲁迅是一天到晚拿着笔杆当匕首与人斗。周令飞说，实际上生活中的鲁迅从小到老都是一个幽默的、爱开玩笑的人。“我祖父从来不会大发脾气拍桌子，顶多就是不说话，或者用眼睛瞪一下。”

鲁迅在厦门教书时正和许广平热恋，有一天他在一棵相思树下思念许广平，一头猪跑来吃相思树的叶子，鲁迅跟猪“搏斗”了一番，路过的教员过去询问原因。“我祖父就跟他说，他与猪搏斗的理由是不能告诉人的。”“我祖父到了晚年也很调皮，小孩子气。”周令飞说，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见桌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他转着身子像跳舞一样过去坐下，也不管桌边还有客人。“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鲁迅不但幽默，而且对别人的赞美不谦虚。周令飞说，有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鲁迅，夸奖他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答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成就：设计北大校徽

关于鲁迅的成就，大家都记得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周令飞说，其实鲁迅在其他方面也有建树，尤其重视书籍的装帧艺术，有时还亲自为书刊绘制封面、设计扉页、选配插图。“大家可能不知道，北京大学的校徽就是鲁迅设计的，至今还没有改。”

精神：人立而后凡事举

周令飞说，关于鲁迅的精神，有很多种说法，他认为鲁迅的精神中立人是灵魂、独立思考是脊梁，眼光和胸襟则是他的拿来主义精神。“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就是告诉大家，立国首先要立人。人要活得明白、活得聪明、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

周令飞认为，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中去。当他看到中国人在日本被杀，而旁观的中国人个个都精神麻木时，对他的刺痛最深。

鲁迅被过度商业化

2002年，鲁迅家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周令飞现为该中心主任，4年来周令飞几乎走遍了跟鲁迅有关的所有单位。“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感觉越来越不轻松，甚至感觉沉重，鲁迅被过度意识形态化、商业化了。”

19.鲁迅的民权思想初探 篇十九

一、对国民性的研究

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 角逐列国是务, 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 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1]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 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 也是其人权思想的最初体现。鲁迅认为, 国家的振兴在于人, 尤其是人之精神的独立、自由, 谓之“人既发扬踔厉矣, 则邦国亦以兴起”, 为此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 崇尚人的价值, 摆脱外力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他汲取德国哲学家斯契纳尔 (M.Stirner) 的思想:“人必发挥自性, 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 即造物主。惟有此我, 本属自由;既本有矣, 而更外求也, 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 而力即在乎个人, 亦即资财, 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破, 则无间出于寡人, 或出于众庶, 皆专制也。”“凡一个人, 其思想行为, 必以己为中枢, 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2]这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进行的初步探索, 也是其人权思想的雏形, 他在国之动荡的背景下, 将目光牢牢锁定于人, 从此便再未离开。

鲁迅揭示国民性弱点的最重要、最深刻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 而其中主人公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当时中国人国民性弱点的一个标志。在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 国民性极易表现为不敢正视现实, 采取瞒和骗的套路;回避追求物质上的胜利, 陶醉于精神胜利的幻想之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在利用精神胜利法聊以慰藉。只是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除了欺骗自己以外还要欺骗被压迫者, 以便继续苟延自己的反动统治, 这就是说, 是一种“进攻武器”;被压迫者的精神胜利法, 则完全是自己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 是一种可怜的“防御武器”。[3]阿Q, 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 被压迫阶级中的一份子, 物质上穷得一无所有, 精神上连选择自己姓什么的权利也没有, 处处受压迫、奴役, 生命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人格得不到尊重, 没有人把他当人看;他麻木无知, 狭隘自私, 自己受着他人的欺凌, 却仍乐于欺凌更弱者;每次遭遇失败以后, 便沉浸在自己精神的胜利之中。被人打了, 钱被抢了, 就说是“儿子打老子”, 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 甚至自己打自己嘴巴;他讳言自己的癞头疮, 就说别人还不配生……他的精神胜利法不过是其不满被人蹂躏的处境的极端表现, 不过是因其敌不过强大的压迫势力, 无法抗拒生活中的失败而产生的扭曲心理状态, 只为麻痹自己, 为自己屡遭屈辱的非人的生活处境和悲惨命运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阿Q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当时一些中国人的丑陋形象, 鲁迅希望通过这面镜子, 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精神状态, 并由此自省, 进而改变, 他一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的事业, 曾在文章中写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 真是这样地难以改变的么?倘如此, 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4]“虽是国民性, 要改革也得改革”。然而, 国民性的改革, 必然始于个人, 也就是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张扬个性, 寻求自由, 尊重价值。以上可以说是鲁迅人权思想的核心, 也是其穷尽一生所不懈追求的伟大事业。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决不妥协的, 对于“尊孔、崇儒、专经、复古”, 鲁迅不但不以为然, 而且还极尽讽刺挖苦之词, “我可以说, 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 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 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 欧战时候的参战, 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 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 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所以要中国好, 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 一识字, 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可见鲁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感和厌恶, 以致认为必须要另开“强酸剂”的药方。对儒学进行如此调侃, 原因就在于鲁迅对“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束缚中生存, 进而被无情吞噬的生命———深深的痛惜与悲悯。站在“人”的立场上, 从“人性”的角度, 以生命的名义, 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吃人”。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无情地揭穿了儒家传统封建礼教的“吃人”面目。他在小说中写道:“凡事总须研究, 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这里, 鲁迅把儒家文化所标榜的“仁义道德”概括为“吃人”的根源, 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成为“吃人”秩序的精神警察, 制造者一幕幕灭绝人性的人间悲剧。令鲁迅感到痛心的是, 封建礼教的非人的束缚已经深深地麻痹了广大苦难的被奴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意识, 他们自己受人凌虐, 却想着如何凌虐别人, 自己被人吃, 却想着吃别人。在《狂人日记》中迫害和敌视革命者的, 不仅有捧着“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赵贵翁之流;“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 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 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 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他们对自己受压迫的处境并不自知, 客观上还做着统治阶级“吃人”的帮凶, 甚而自己也想着要吃人。“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 使人们各各分离, 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 吃掉别人的希望, 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 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 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 被吃,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 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于是鲁迅大声呼号, 要扫荡食人者, 要掀翻这食人的筵席, 要拯救人, 要解放人, 要真正使人获得“人的价格”。

在《狂人日记》之后, 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并未停下, 而是展开了更为深刻地批判, 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深受封建礼教迫害摧残的女性, 于1918年8月发表了《我之节烈观》, 站在女性的角度, 对人、人性与人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诠释。“节”与“烈”是封建礼教残害女性的“吃人”的“道德”, “古代的社会, 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 都无不可;男人死后, 和他喜欢的宝贝, 日用的兵器, 一同殉葬, 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 渐渐改了, 守节便也渐渐发生。”所谓的“贞节”牌坊便是这“道德”“吃人”的罪证。而这“道德”的始作俑者就是鲁迅口中的“孔二先生”, 他对女性十分鄙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论语·阳货》) 鲁迅对此曾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 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受孔子儒教的愚弄, 民间强迫妇女自杀殉夫的惨剧便时常上演着。对此,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封建礼教笼罩之下的这一现象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和猛烈地批判。鲁迅首先便发出了“节烈是否道德”的疑问。他说:“道德这事, 必须普遍, 人人应做, 人人能行, 又于自他两利, 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 不特除开男子, 绝不相干;就是女子, 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 当作法式。”“只要平心一想, 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 何况说是道德。”可见, 鲁迅认为节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它反映出“男尊女卑”思想下对女子生命的随意践踏和对人性的无情打压, 体现出个人生命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这本就不是人做的事, 又怎能关乎人之道德?继而鲁迅又问“多妻主义的男子, 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答:“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 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 则要求生时的贞操, 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 来表彰女子的节烈。”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男子主张、女子上当”的虚伪道德, 认为旧时的阴阳内外之说, 荒诞可笑, 提倡男女平等,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最后, 鲁迅得出结论:“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 极苦, 不愿身受, 然而不利自他, 无益社会国家, 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 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提出“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一方面以历史上无数为了节烈而牺牲的“可怜人”来警醒世人———再不要“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 做了无主名的牺牲”;一方面向这“吃人”的封建礼教展开一次猛烈的攻击———“除去虚伪的脸谱”, “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鲁迅希望“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获得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鲁迅, 20世纪的思想巨人, 一生为人的解放而不断奔走呼号的文学巨匠, 为破除封建思想的枷锁而拼命呐喊的革命先驱, 在他的眼中, 人, 是永恒唯一的主题。为此,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斩钉截铁地要“打倒孔家店”, 坚定愤恨地要掀翻“吃人”的筵席等等, 这一切都是要为中国人争取做人的资格, 使他们摆脱被奴役、被压迫、被玩弄的非人处境, 获得人的权利, 自由生活。自“立人”的思想确立以来, 鲁迅就在不断地以人性化的思想充实着它的内涵, 从此便以他独特的方式为争取人的权利、人的解放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这一伟大的事业耗费了其毕生的心血, 在不断充实深化其人权思想的同时, 也在客观上促进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在今天, 这位巨人, 其思想所发出的人性的光芒, 依然使我们感到温暖, 从而由衷地心生敬仰!

参考文献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56.

[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50.

[3]陈鸣树.鲁迅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396-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