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半月谈评论汇总

2024年半月谈评论汇总（共4篇）

1.2024年半月谈评论汇总 篇一

惠民政策好事变坏事 折射出什么?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对中小学代课教师的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云南10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被要求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他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58岁的代课教师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

代课教师身份是沉重的历史符号

读罢新闻，心情格外沉重。作为一名教师，本应该是“生命教育”的践行者，不该在高瀑上一跃，画完人生的句号。这让人情何以堪!然而，面对这样的归宿，我们实在不忍心去作太多的指责。

翻开历史，“代课教师”是个沉重的时代符号。毫无疑问，代课教师为我们的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历史的天空中应该为他们写下庄严的一笔。将近一个世纪来，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公办教师一起挑起了民族的脊梁。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过“辞、退、转”等措施解决了民办教师，宣布已没有了民办教师。然而，由于各地财政吃紧，需求很大，又有一大批“代课教师”被返聘重返讲坛，特别是在那些落后贫困地区，代课教师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一时不可代替。

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代课教师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我们对这些燃烧了自己，奉献了青春的代课教师们应该予以政策性补偿和人性关怀。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应该是这一政策性补偿的体现。按说，相对于这点标准的补偿，根本无法补偿代课教师的付出，但他们的奉献精神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苛求，会乐意接受，只要能够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程兴贵老师的无奈自杀实在不该发生。

要证明程兴贵老师的教龄本不会很难，25年来兢兢业业在教育一线，有村里人，有学生，有同事，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如果细查，甚至根本不用查就能很容易证实他的教龄。难道查明他的教龄身份，要比破获一个大案要案还要难?只能说明教育管理部门的失职和冷漠!程老师自己拿出了自己的教案记录，还有教育主管部门公章和领导的检查签名，却被拒绝。

按说，教育局和本地中心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有代课教师的档案，何须他自证身份?这些只能说要么是当地部门漠视了代课教师的存在，也疏于管理。要么是想有意克扣一笔补偿费用。他死后，居然不用他自己证明了，予以25年的肯定，又该作何解释?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代课教师程兴贵所“缺”的8年教龄，算起经济补偿来或许是一笔大数字，对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是很重要，但与生命比起来又值几何?何须用此绝路来自证清白!可见在他的眼里，名节声誉比生命更重要。说实话，早些年来我们对教育的投入确实很少，对老师特别是代课教师有着太多的亏欠，“再穷不穷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落实。现在国家不断加大了教育投入，在代课教师退出舞台的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戳痛了曾经的教育伤疤。社会应该让这些代课教师光荣地告退，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和尊严。(重庆晨报 徐大发)让代课老师“自证教龄”太悲怆

这是一则没能登上门户网站首页的新闻，虽然其中有自杀、含冤、上访等刺激眼球的新闻元素。用生命“自证教龄”的程兴贵，因为没有“工资条”丢失了8年教龄。他四处奔波，为了寻找证人，花了400元包车，这笔费用相当于他和妻子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他想要拿到的这笔补偿款，也仅仅是每年补助830元，8年的补偿，算下来也只有6640元。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不值一提的数字，却相当于程兴贵家庭3年的收入。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自证教龄”的荒唐之处，在于当地教育部门在聘任、清退代课教师的时候，本来理应有备案，否则代课教师的微薄工资就无法发放。程兴贵用生命“自证教龄”，对有关部门不啻为警示，别再让“自证教龄”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尽到尊重和重视代课教师的责任，事后发放杯水车薪的补偿款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兴贵的遭遇，也是无数代课教师人生的真实写照。勤恳踏实、兢兢业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回报。他第一次登上讲台，是在197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当其他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赚钱时，像程兴贵一样的代课教师，甘守三尺讲台，结果反而因教育返贫。

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像代课教师程兴贵这样，社会亏欠过的人群有很多。代课教师、农民工、老兵„„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没有他们无私付出，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改善，他们却成了被遗忘的人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无人问津。就算是公共舆论，似乎也失去了对焦的耐心。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对于此类题材，不愿跟进，面对厚厚的申诉材料，往往以一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来应付。

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不能简单地做加法，把个别人被无限放大的幸福，与多数人卑微的不幸累加在一起，得出整体幸福的结论。更应该多做除法，看看有多少国民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及格线，又有多少人举步维艰跑不到幸福跟前。

社会的亏欠究竟什么时候还，历史的欠账究竟什么时候还?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前提应该是不要再让被亏欠者活得如此悲怆。(新华每日电讯 刘晶瑶)“艰难的自证”到底有多难

尽管付出与收入严重失衡，但于乡村一隅，代课教师们曾坚守在讲台上，持续点亮着那盏知识之灯，给孩子们带去希望。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恐怕不是国家补偿所能完全体现的。更何况，国家的补偿款并不多。因此，对于代课教师而言，这笔补偿款最大的意义不在经济上，而在于对他们劳动和价值的肯定。

明乎此，也就不难体悟程兴贵老师的话：“国家没忘记我们，还有一点补偿”。那么，就是这么“一点补偿”，为何不能让程老师领得更方便、更有尊严呢?程老师到底陷入了多么艰难的自证中，乃至于被折磨得选择自杀? 由新闻可知，为了自证一段8年的教龄，程老师先找到了“盖了公章的教案”，但工作人员否决了其效力，且称“上面并无什么内容，不过一张废纸。”之后，程老师又找曾共事过的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可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

人带来当面作证。而证人已82岁，因患病而难行。代课教师之死的引线，在此被触发。

盖了公章的教案为何不能作为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将一位教师精心保留下来的教案称为“一张废纸”，无论如何有失尊敬。更何况，程老师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即便按照规定，教案不可作为证据，审核人员也应耐心礼貌些，跟程老师好好地解释沟通呀?相反，审核人员粗糙不敬的工作作风，让程老师“感到屈辱”，深夜难眠。

至于要求证人当面作证，虽是按规定执行，但让人无法理解是的，审核人员为何不提前将此告诉程老师，乃至让其白跑一趟呢?难道，工作人员之前没有开展任何宣传工作，向代课教师们解释哪些证据有用、该怎样证明吗?在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若程老师已告知审核人员，证人因高龄、患病而无法到场证明，那么，只要审核人员亲自走访，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程老师“艰难的自证”有多艰难?我觉得不难。如果工作人员能够多一些事前宣传、多一些耐心解释，多一些尊敬，化被动为主动，程老师的自证之路上不会生出屈辱和荆棘。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代课教师，那一群甘于贫苦，曾为乡村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和青春的人呐!在教龄认证的工作上，他们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公务员们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工作开展得更人性化一点吗? 程老师已走，但别处还有很多代课教师，他们也将面临自证教龄的问题。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如果政府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希望代课教师们领取补偿领

得更顺利，那么，请更周全人性地部署“教龄认证”的相关工作，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尽职尽责地为代课教师服务，为他们的代课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于代课教师，我们欠的已经够多了。这笔欠单上，不能再添上“尊敬”二字。(红网 张隐曜)

新型城镇化不是一窝蜂撤县设市

彭真怀

最近半年多，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山东、河北和广西等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区、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但很多人对全局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我非常担忧的是，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这种情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

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公共资源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现有农民工2.62亿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的大城市搞所谓积分制，看税收贡献等等，本质上是嫌贫爱富。对那些选择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

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年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都不种地谁来养活中国?都不当农民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建议给县城和小城镇30年培育期，让有条件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近市民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反映出执政本领短缺，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惯性思维。今天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如果一拖再拖，搞不好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5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10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2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中央一定要下决心，带头动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

企业创利不及银行该反思什么? 卞广春

《2013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中，银行业大唱独角戏，掩盖了服务业结构性失衡的发展轨迹。银行业占服务业500强的企业数量比重为7.8%，但其创造的利润却占服务业500强利润总量的67.5%。换言之，中国服务业500 强中，银行业用仅有的39家企业，即不足一成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七成利润。“银行业一家独大”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发展，亟须调整!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9月2日《人民日报》)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其实，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所以，我们在声讨银行暴利的时候，要寻找银行暴利的原因及业务范围，也应关注和总结银行暴利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与影响，同时，又要寻找处理和制约银行暴利的途径。

银行暴利的来源，七成是存贷款利差，其次是其他收费项目增加。利差大，对银行是滚滚而来的财源，对中小微企业，则是融资成本增加。银行好比一条虫子，直接吃掉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实体经济，尤其是那些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小微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或者社会融资维持正常运转的。企业利润率低，银行暴利，恰恰反映了存贷利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大，也表明了中小微企业使用银行贷款的成本在财务支出中的比重较大。即使企业不从银行贷款，而通过社

会融资，也是参照银行贷款利率。这是企业连喊吃不消、伤不起的关键因素。

利率市场化以后，获得利率优惠的主动权，从来没有被企业抓在手里，反而成为一些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经营手段。经营业绩和前景好的企业，能够确保不上浮或者上浮少一点;而自有资金不足，产品积压或者生产加工季节性产品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往往以降低贷款风险为由，加大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而进一步扩大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风险。

暴利银行成中小微企业克星，中小微企业睁大眼睛，期待有好政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常态，也不符合政府规划与管理的常情。中小微企业自己加压，改善经营状态，加大自我投入，减少融资成本，改变经营质态，凝聚全员人心，永远是中小微企业克敌制胜的法宝。企业不能改变银行，只能委屈地改变自己。

警惕伤童案频发背后的社会失序

易艳刚

日前，备受关注的山西临汾“8·24”男童被挖眼案有了新进展。警方综合侦查调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6岁受害男童斌斌的伯母张某系该案犯罪嫌疑人，其动机疑为老人赡养问题。斌斌的父母与张某一家共同赡养瘫痪的老父亲，两家曾因赡养问题发生过矛盾。8月30日，张某已在自家院内跳井自杀。

斌斌双眼被挖的新闻刚传出时，很多人还曾以为他是非法器官买卖的受害者，结果这起触目惊心的恶性伤童事件，竟源于家庭纠纷。按照常理，斌斌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是被大人精心呵护的对象，可他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成人恩怨的牺牲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用暴力手段残害儿童的行为都必须被谴责和惩处，因为它已经洞穿正常社会的人伦底线。

然而，只要检索媒体报道就不难发现，类似的暴力伤童案并不鲜见，仅今年就发生过好几起:3月，吉林一男子盗车后将车内婴儿埋入雪中致死;7月，北京一男子与人发生停车纠纷后将对方的女婴摔死;7月，河南一警察酗酒后将路人的婴儿当场摔昏;前不久，黑龙江出生仅56天的女婴被父亲扎了数根钢针„„

所有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悲剧，都能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顿生恻隐之心。每当出现一例暴力伤童事件，很多人都会探究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比如现代人普遍敬畏生命的意识，再比如人们越来越容

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但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其实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

要检验一个社会的机体是否健康，非常核心的一项指标，就是看人们遵循公序良俗的程度。比如，不伤孩子，就是人类文明最起码的一条底线。文明社会的人，会将保护孩子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共识，但在一个社会失序的环境中，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将暴力加诸无辜的孩子。至于他们施暴的原因，往往并非什么深仇大恨，有时仅仅只是因为言语不和，甚至纯粹只为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无辜的孩子频频成为暴力行径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一种预警信号。这种反常现象说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心态和思维习惯，并冲击那些维系社会秩序的文明共识和伦理底线。如果陌生的路人可能在下一秒变为施暴者，如果连朝夕相处的亲人也能因不足挂齿的纠纷而举起屠刀，我们的安全感以及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恐怕将无处安放。

应对暴力伤童案频发的问题，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围墙固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的修复。毕竟，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最后准则和行为底线，而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必然在底线之上。只有让公序良俗成为规制我们言行的尺度，重申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那些郁积在心中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等负面情绪有效得到纾解，最终才能避免它们暴力伤害的方式呈现。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被动“灭火”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生活已悄然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价值冲撞，可谓无处不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力牵引”，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外力牵拉”。

王天德

有调查数据显示，98%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表示基本了解，83%表示喜欢，91%的青年认可古人的道德准绳，对于“是否将‘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54%的青年选择“是”，25%选择“偶尔”，12%选择“一点点”，只有1.9%选择“从不”。这现象，值得思想政治工作者警惕和及时补位引导。

目前，西方文化渗透的态势有增无减。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应抢先一步，主动站位，不能被动的“灭火”，而是要主动地“校正”，把控住当代青年的文化价值观。

当代青年面对高度开放且极其复杂的网络环境，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加强网络技术自主性研究。同时，还要推动建设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使网络主流成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平台。

当前，大众文化传媒的迅速扩张、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信息量剧增，使国人思想更加活跃、视野不断拓展以及认识能力持续提高，人们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性加强，并日益注重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互动与

平等，表达个人意见和个性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文化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增强对自身内在文化特性的感受和认知，引导当代青年既有文化认同又有国家意识，既要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敏感与亲近，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和戒备，又不做情绪过于亢奋而失控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者。

当代青年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与教育者本人的行为举止脱节，那么教育就会与教育效果脱节。因此，应借鉴并建立“借助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模式，通过无声的对比和事实，使当代青年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化成个人的精神特质。

东方文化中有糟粕，西方文化中也有“臭烘烘的牛粪”。要引导当代青年增强自身鉴别力，就要引导当代青年要守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本”，要做到包容而非排外。应以开放、宽容的文化态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

当代青年作为中国青年一代最优秀、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应把眼光放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中，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事业，审视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择班大战”凸显校内资源分配不公

孩子开学了，家长却皱了眉。近日，不少家长反映出门经常被问到孩子被分到“重点班”还是“普通班”。“重点班”的学生家长抬起了头，“普通班”家长则是一声苦笑。尽管教育部连年下发文件，禁止中小学设立“重点班”、“普通班”，但屡禁不止。到底是谁给学生戴上了“重点”“普通”的帽子? 《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规定，禁止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笔者询问多家学校的学生发现，许多中小学以“实验班”、“培优班”等名义变相设立重点班。而且，学校和家长的热情远远要高于学生。每到寒暑假，孩子的日程就被各种特长班、辅导班占满。有学生家长反映，虽然知道孩子累，但学校都是按照学生成绩高低编排“重点班”和“普通班”，只好如此。

显而易见，面对强大的升学压力，“重点班”不仅成了学生挥荆斩棘踏进大学校门的利刃，也成了学校排名评优、赢取升学率的有力武器。把优越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水平集中设置在某几个班，孩子们挤破了头只为争夺有限的名额。这一方式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明显剥夺了“普通班”学生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严重伤害了“普通班”学生及任课教师的自尊心，不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和教师积极性的发挥。对于分入“重点班”的学生来说，也容易产生优越感、自私自利等心理障碍，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择班大战”引发了家长焦虑，提高了全社会的教育成本，拉关系、找门子的现象随处可见。

归根结底，“重点班”屡禁不止，是在升学压力下，由学校和家长需求以及权力寻租共同助推。而当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禁止设立“重点班”的规定，往往强调“严禁”，却没有出台配套的惩罚措施，难以起到监管和约束作用。在执行中，一些热点学校借力行政资源形成“保护伞”，查处难度增大。

遏制择班乱象，学校应该承担责任，家长也不能盲目跟风。必须进一步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中小学招生、分班的公开透明，保障每一个学生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取消“重点班”，代之以“混合班”，有利于减缓学生和教师的心理压力，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愿有更多的学校加入“混合班”的行列。

2.半月谈2014年第4期半月评论 篇二

除了移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生活在别处”。这曾是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一生动荡不定的生命寻觅，也曾是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笔下饱含哲理的激情人生。如今，它已成为我们身边不少中产人士毅然决然的共同选择：逃离雾霾，移民他乡。

回首这几十年，一波波工业化浪潮猛烈地拍打着传统生活的堤坝，刷新着城市乡村的面貌。我们从经济的迅速崛起中感受着无比的自豪，同时，也在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咀嚼着深切的痛苦。尤其是在大气污染中爆发的“心肺之患”，已经成为国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于是，我们在社会流动的版图上看到了一簇新的人群：环境移民。他们无奈地告别都市，向着远方，去寻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回归生命的本真、生活的自然。这是理性的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

只是，国人如此之众，究竟有多少人能逃离得起?家国诸多牵挂，是否移居者都能放心得下?

除了移民，我们还有什么选择，还能做些什么?

率先跨过门槛进入移民行列的，应属社会层化中的先富人群、中产阶层。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潮动和市场经济的挺进中，捷足先登，捕捉了更多的机会，释放了更多的能量，也分享了更多的成果。

无疑，他们在遏制因GDP崇拜带来的城市病蔓延中，在治理因追求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奢华型生活方式带来的资源无度消耗、环境急速恶化中，同样应该担起更大的责任，投入更大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

献。

比移民更为重要的是参与治霾行动，比抱怨更有意义的是推进发展转型：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创造绿色低碳型生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央已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从调整能源结构着力，从防治大气污染突破。

国务院已经出台专项计划，为未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勾勒出一幅明晰的路径图和时间表。政府主导治理，还须全民参与。市场经济中的先行者们，改革开放中的先富者们，尤应在发展转型中及时跟进，奋力作为。

发展转型，转的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低碳型的可持续消费，振兴一场以文明、节约、绿色为标识的新生活革命。

看一看社会生活中正成为大众羡慕仿效追逐的一些消费潮流，恰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忧虑的。一些被网络热炒的率先进入“土豪时代”的消费者，或是为了补偿往昔艰难困苦生活贫穷中的物质匮乏，或是为了屏蔽当年体制转轨法治缺失中的财富原罪，或是为了维护自己脱胎换骨扬眉吐气中的身份尊严，追求豪车、豪宅、豪乐的生活享受，热衷炫富式、奢侈型、快时尚的消费方式。

不久前，有海外网站报道了一名英国女大学生来杭州给一个家庭做外教兼保姆的一段经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对奢侈品的偏好，在周末还会拥有奢华的、包含50道菜肴外加茶水和饮料的宴会，也会开着这一家人中诸多保时捷中的一辆去开车兜风。我们确应自省。所幸的是，在生活方式的转型中，种种可持续消费的形态正在蓬勃生长。

绿色人居，已经成为百姓的生活追求。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园”，依靠自然通风采光、应用科技智能技术的“未来之家”，利用太阳能和先进的保温节能技术建设的“光伏屋顶”，正装点着既节约又环保、既现代又舒适的家庭生活。

低碳消费，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英国公司早于2007年就率先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包括薯片、奶昔、洗发水等消费类产品。它是把商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数据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

如今，碳标签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推崇。在中国，大众的商品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求质量过渡到后来的求安全，现在正跨出新的一步，求低碳，开始普及一种符合低排放要求的生活理念和消费导向。

简单生活，也在渐渐显示它的独特的魅力。在物质日益充裕的时代，它主张不为物役，回归简朴，气定神闲，自然而然，更理性地追求生活的本真，提高生活的品质，发掘生活的意义。

欧洲作家多米妮克〃洛罗的《简单生活的艺术》一书向我们讲述的，正是如何摆脱物质的束缚，倾听自己的心声;如何从清理身边的杂物开始，规整自己的生活。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治理雾霾，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生活方式革命。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发展中，建设更文明、更健康的消费理念。治理雾霾，也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越来越多的中产人士、社会达人，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投身保护环境的公益事业，让更多人的生活洋溢盎然的绿意，沐浴灿烂的阳光。

环境移民，毕竟还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且，移民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选择也越来越难。看国外，最近加拿大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便是一个信号。看国内，有着好山好水好空气的丽江、大理和巴马等地，随着逃离都市蜂拥而来定居人群的集聚，随着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趁势而上的开发，也已渐渐变得喧嚣起来，那一方纯净自然的生态还能保持多久?先期移民的住户已心生去意，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又在何方?

3.2024年半月谈评论汇总 篇三

半月谈2014年第5期半月评论：改革再发力

北京人事考试网：

苏北

新一轮改革深化的蓝图已经出台，“六十条”顶层设计的构想已经明晰，我们正疾步踏上一条崭新的起跑线。

如何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敷衍应付，真正将构想付诸实践，让蓝图融入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难关需要跨越。

改革30多年一路走来，危机逼进而非利益诱致是其显著的特征。底层与生活贫困的抗争，公民对权利保障的求索，企业与国际规则的接轨，政府对转型危机的警醒，都在倒逼着改革艰难前行。

我们自应呵护这种倒逼的力量。如今，我们已经拥有共识怀揣蓝图踏上新的改革起跑线迈开万里长征又一步，更需要激发强大的推动力量，加快突破既有的利益屏障。

政治的权威是一种推力。顶层设计，强势推动，是新一轮改革的鲜明特色。

行政改革是焦点，也是攻坚。简政放权，无异于一场自我革命。过去附着在行政审批、资源配置上面的种种寻租的空间、职务的特权，将要被彻底动摇，被大大压缩。

但是，触及灵魂难，触及利益更难。多龙治水各自为政，跑冒滴漏阳奉阴违，“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再坚硬的改革举措，也有可能被化解于无形。

在中国的现实权力体系下，借重政治权威，在顶层设计高层主导中强势推动，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克服官僚主义障碍，保证改革政令畅通，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催生新型的治理体系，自然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效能的改革抉择。循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路径而转换而强化的政治权威，还是十分宝贵的政治优势和改革资源。

听高层的改革声音：“改革要啃硬骨头、涉险滩”，“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这一串串朴实的改革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看中央的改革部署：阵容强大的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地及时跟进，项目化、责任化提出改革清单，分解改革任务。这一系列坚定的改革动作，真抓实干，蹄疾步稳。

法治的规范也是一种推力。于法有据，依法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政治宣示。

改革伊始，多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勇于解放思想，解放思维，敢于挑战陈规陋俗，打破框框套套，在旧有的制度束缚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今天，我们已经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大力强化法治中国的执政理念，全面深化改革，自应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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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对改革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导引。据以矫正改革的随意化、选择性、运动式，保障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它是一种锁定。将改革探索中有效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沉淀下来，适时转换为定型的制度和刚性的法制。

过去，不少改革决定写得都好，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总会遇到一些折扣。不少改革新政振奋人心，但结果往往难如人愿，或停顿回潮，得而复失，或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其深刻的教训就在这里。它也是一种规制。

以立法的形式，集中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破除坚固的利益藩篱。前不久，国务院部署各部门向社会公开“晒”出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无疑，这是政府的一场“透明革命”。

“权力清单”的公布必将带动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进。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是为了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行。

民众的参与，是一种更其深厚的推动力量。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是新一轮改革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政治的权威，不能替代民众的作为。上下紧密呼应良性互动，才是改革的大道。缺失民众踊跃的参与、自主的创造，很难保障改革实践与民众意志的全面契合，很难保障改革成果为广大民众公平分享。

法治的规范，也不能缺失民主的支撑。民主是法治的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发展民主才能制定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确保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缺乏群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很多法律有可能成为一纸公文。

激发民众参与的改革力量，首要的是畅通民意的表达，拓展更宽阔的公共平台，建立更多样的表达渠道。同时，还要呵护民力的生长。缺乏组织化、社会化的孤立的弱势个体，往往难以有效应对多元社会的利益博弈，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往往难以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民力的生长，就是社会合作的培育和民主政治的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尊重民众的创造。遥想当年，家庭承包，乡镇企业，村民自治„„广大农民伟大的壮举照亮了中国改革的天空，推涌出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当然，今天已非改革的初始阶段，利益在分化，动力在消长，主题在深入，更需要顶层设计、政治权威、法治规范的推动。但是，改革毕竟是亿万民众的伟大事业，动员、支持、引领全社会力量积极地投身改革，正是新一轮改革全面深化的根本保障。

起跑决定后程。在倒逼中发力助推，改革当有更迅疾的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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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

4.半月评论：我们都是改革者 篇四

社会再一次燃烧起改革的热情，期待再一次升腾在人们的心底。比期待更迫切、更可贵的是实践，是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改革的参与者、推进者。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响攻坚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被寄予热望。只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如何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在与基层实践和群众诉求的密切联系中汲取改革的力量，在超越部门利益的制约、协调多元群体的纷争中坚守改革的公平?如何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参与、推进改革的进程?

我们见证了底层创造的力量。

安徽小岗18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大包干”，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小企业改制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有闯过户籍藩篱挤进城市大门的自发民工潮……这一幕幕雄壮的景观，构成了中国改革编年史上最光彩的篇章。3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在基层改革实践中所领略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如在城市化潮动中政府让农民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两个置换”，推进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村新社区”，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的“腾笼换鸟”，还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在政府政策鼓励行政强势推动下的资本上山、资本下乡和资本进村……可是，这些创造是否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权益公平?真正的农民自主参与、自主发展的创造在哪里?我们高谈要凝聚改革共识，要促进利益共享，但是，没有表达，何来共识?没有参与，怎保共享?

政府干预市场的边际要清晰，政府主导改革的取向要理性。尊重民众的实践探索，呵护民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和深刻启示，我们应当记取，倍加珍惜。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生气，持续迸发推动改革的激情。

我们也见证着事件倒逼的力量。

想当年，中国改革就是被饥饿逼出来的。在挑战中赢得机遇，在危机中逼进改革，这也是一条颇有成效的改革路径。

个体生命的非正常伤害，召唤起全社会的深切检讨和体制反思。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殴打致死，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已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正式废除。相隔近10年，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强奸上访而被劳教的事件令人痛心，折射了劳教制度的严重缺陷，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呼吁，促使存在近60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在2013年发生重大改革。

利益诉求的非常规冲突，也直接倒逼着深层次矛盾的求解和深水区改革的突破。中国正进入转型时代。这是公民权利意识加快生长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频发的时期。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倒逼土地征用、户籍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我们难以回避倒逼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其中蕴涵的改革的机遇。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个“拐点”“陷阱”需要跨越，有多重“风险…危机”需要转化，有多种“两难”“悖论”需要求解。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从消极被动的压力型维稳转向积极主动的改革型维稳，在社会矛盾的集中释放期因势利导加快深层改革的攻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当为民众更有效率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民众更少震荡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拓展制度性平台，从而让顶层设计和民众实践的紧密互动成为改革坚实的基础，让民众的发展意愿和权益诉求成为改革源源不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