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精选9篇）

1.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篇一

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回应职工的新期待，坚持改革创新，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大力推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方针贯彻落实，使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充分保障，有效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广大职工的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工会，使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显著增强。具体做法：

1.激发广大职工创造活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立新功。

2.引导广大职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起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正能量。

3.切实维权和发展职工权益，构建服务职工工作体系（职工有困难找工会）。

4.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5.不断强化源头参与和制度创新，增强工会工作的法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6.积极加强和改进工会自身建设，打造深受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

2.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篇二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在解读《关于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时表示, 2011年我国将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并通过六大措施确保减排目标顺利实现。

李朴民说, 2010年, 可以说是节能减排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一年, 我们坚持把节能减排工作作为构建“两型”社会的抓手, 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政策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2011年, 国家发改委将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力争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5%, CO2排放强度下降3.5%左右, SO2、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氮氧化物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减少1.5%。

为保证实现这些目标的, 发改委将采取六大措施。主要措施包括:一是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地区目标的分解, 完善考核办法;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强化节能减排管理;四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五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六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3.未来六年国人饮食六大目标 篇三

“《纲要》是针对普通人群而言的，推荐的是大概的量，不过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简称《指南》）中的推荐量相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称。与现今的饮食现状相比，这也意味着，6年后，国人饮食需要发生以下6个变化。

荤素比例降到1∶4 按照《纲要》肉类98克，蔬菜380克的要求，荤素比约为1∶4。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80.7%的人蔬菜水果摄入不足。马冠生呼吁，家长应从小帮助孩子养成健康膳食习惯，保证“顿顿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做到每天三四份蔬菜，两份水果。蔬菜应以新鲜、应季的为主，建议各种不同的蔬菜轮着吃，并多吃菠菜、胡萝卜等。

喝奶量要大大提高 调查表明，90%左右的人群钙摄入量严重不足。2013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每日钙摄入量只有400毫克左右，约为中国营养学会推荐量的一半，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奶制品摄入不足，农村地区的居民表现尤为明显。专家建议每人每天应保证喝250～500毫升牛奶，晒15分钟太阳。乳糖不耐受者应避免空腹喝奶，可首选酸奶、奶酪、低乳糖奶等。

豆类摄入量需要赠加一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翟凤英从1989年开展的一项追踪调查发现，国人豆制品的摄入量上升不大，仍在13～16克，普遍“缺豆”。这也意味着，未来6年，国人豆类摄入量得增加一倍多。35克大豆换算成豆制品，约为560克豆浆，140克豆腐，525毫升豆腐脑。建议大家平时多吃黄豆、青豆、黑豆等。

动物性食物需减少 马冠生说，国人要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尤其是脂肪含量较高的猪肉。《指南》建议成人每日摄入量分别为：鱼虾类75～100克、畜禽肉类50～75克、蛋类25～50克。肉类吃太多，容易被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缠上。

谷类摄入不能再降 《纲要》还指出，人均每日摄入能量为2200～2300千卡，其中谷类供能比不低于50%。2002年，城市居民有49%的能量来源于谷类，但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谷类食物作为膳食主体的地位在逐渐下降。《指南》推荐，一般成人每天应摄入250～400克谷物，米、面、杂粮应尽可能多样化，并做到粗细搭配，除大米、白面等精细谷物外，也要主动吃些小米、玉米、薏米等。

食用油要减少47% 调查显示，我国居民食用油人均每天摄入量达44克，远高于《指南》25～30克的摄入量，比《纲要》目标约高出47%。烹调时应多用蒸、煮、炖、焖、拌等方法，少用煎炸，并坚持定量用油，可将全家每天应该食用的烹调油倒入一量具内，炒菜时均匀取用。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辉表示，《纲要》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先发展优质食用农产品、方便营养加工食品、奶类与大豆食品这3类重点产品，优先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流动人群集中及新型城镇化地区这3类重点区域，优先改善孕产妇与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老年人这3类重点人群。

4.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篇四

贯彻十六大实施“超跳”战略为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县委政府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同志们:

经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召开县委政府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也是本届县委政府在任期内召开的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研究部署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并对今年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进行部署。因此，这次会议是一次明确任务、凝聚人心、鼓足干劲的会议，既是完成2003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动员大会，又是一次全面完成本届县委政府班子奋斗目标的开局会议，更是实现把***建设成为***区最好的县份之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性会议。下面，我代表县委就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讲几点意见：

一、党的十六大精神，是我们全部工作的行动纲领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十六大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是全国、全省、全州和全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纲领，是我们全部工作的行动纲领。

首先，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十六大的主题。十六大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这一主题，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内在地包含了我们党在新世纪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所应有的精神状态等基本要求。这一主题，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深入学习，就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十六大的基本精神，更好地统一思想，不断深化县情认识，找准差距，确定目标，增添信心，凝聚力量，为把***建设成为藏区最好的县份之

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其次，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十六大的灵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也是贯穿十六大报告全篇的红线。学习十六大精神，要抓住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中心环节，全面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并在***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中一以贯之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三，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十六大的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全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坚持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二、坚定不移地坚持州委提出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战略不动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全党全国上下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正确判断新的形势，认清县情，正视困难、问题和差距，对我县发展战略、方式、速度等问题要作出清晰的回答，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州委提出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战略不动摇。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是我县的第一要务。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大决策后，州委及时作出了全州经济发展战略由“资源开发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变，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提出并实施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战略，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符合新时期的历史任务需要，符合州情实际的。***县情与州情是一致的，要使***县与全州发展同步，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就必须将这一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竞相加快经济发展，力争早日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进则退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实现与宏伟目标面临的巨大差距和压力。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条件决定论”放在首位，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还是不甘落后，自加压力，创造条件，奋起直追?显然，历史和时代不容我们作别的选择，只能振奋精神，奋起直追。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前，我们不是要不要解决加快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解决如何常规性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怎样超常规发展，怎样跳跃式发展的问题。现在，不是选不选择这一发展战略的问题，而是如何始终坚持和大力实施的问题

。只有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坚持州委提出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战略，才有可能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

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根据十六大精神，按照思路要清晰，目标要积极，举措要有力的原则，州委提出了到2020年GDP人均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县委常委会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并一致认为，我们要与州委、州府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州委提出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战略，到2020年，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关键是“超跳”，核心是同步。这一战略和目标也是符合全县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符合县情实际，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客观规律，经过努力能够实现。

(一)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适应入世新形势，加强农业、畜牧业基础，加快城镇化、信息化进程，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把***建设成为***区最好的县份之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总体目标。缩小同全国、全省的发展差距，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三番，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发展目标。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防线之一，生态能源产业的开发基地，创建生态型经济大县。其阶段目标是：2002年至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17900万元，年均增长13％，力争达到14％，人均GDP达到3577元，折合美元人均达到431美元；2006年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36000万元，年均增长15％，力争达到16％，人均GDP达到6800元，折合美元人均达到818美元；2011年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149400万元，年均增长15.3％，人均GDP达到24900元，折合美元人均达到3000美元。

——政治发展目标。基层民主更加健全，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普遍增强，执法环境大为改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

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文化发展目标。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形

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2005年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12％，力争达到1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500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0780万元；招商引资完成1200万元，较上年增20％；财政收入完成293万元，较上年增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52元，较上年增11.74％。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发展重点，实施五大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紧紧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始终把跳跃式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按照“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的要求，切实实施五大战略。

（一）、坚持项目富县,突出争抓抢上项目,把实力做强

争取项目的多少、大小直接关系到招商引资、争取投资的多少，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总量、速度。要使***这样一个西部、边远、高寒、贫困、落后的大县，经济快速发展，民富县强，就必须坚持项目富县战略。***实施项目富县战略具有有利条件：一是国家加大西部大开发，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最大的有利条件；第二是，***这片广袤的土地，资源丰富，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具有无限的投资空间，充满了无限的商机；第三是通过几届的努力，结识了许多中外朋友、上级领导，争取项目能够轻车熟路；第四是***具有多年来争取项目而积累的宝贵经验，有条件、有能力、更有机会可以争取优质高效的项目；第五更有***上下盼项目、争项目、搞项目的热情，取得了上下、中外的肯定，具有很高的项目诚信度。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富强的不竭源泉。争取项目必须树立“三个观点”，即抢上项目的观点，项目能带动经济大发展的观点，项目必须要用竞争的精神去争取的观点。要发扬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说破嘴皮、磨破脚皮去跑项目的精神，要树立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作风，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用100％的努力去争取。必须采取争、抓、抢手段，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争取大、多、好、优的项目。只要有了大项目、好项目、优质项目和一大批项目的实施，成为***这个“疲软”的动力机车的助推器、动力源，就会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上的飞越，时间上超越，空间上的跨越，从而总量增加、动力增强，实现民富县强的目标。实践证明，没有项目谈发展是空洞的，抓发展不抓项目是苍白的。

（二）、坚持民营兴县，建好康南贸易中心，突出特色经济，把层次做高。

非公有制经济是***最大的特色所在，最大的潜力所在，最大的希望所在，是***加快发展的主体，是***“超跳”发展的关键。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要适应新形势、采取新举措、开创新局面、创建一流的非公有制经济示范区。

进一步优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要在解放思想上先人一步，在工作措施上高人一招，在发展环境上优人一筹，坚持走“边发展，边规范”的路子，先干不争论，先试后完善，放开搞活非公有制经济。坚持“三放三给”，思想上放胆，政策上放活，工作上放手；政治上给地位，法律上给保护，发展上给环境。建立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政策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交流等六大服务体系，由政府“主导型”向“业主主导型”转变，真正实现“小政府、大企业、大服务”。加强政府、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传递交流，健全银政、银介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信用担保的有效形式，着力打造“商贸中心，信用***”，积极创建金融安全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尽可能地降低投资、创业成本，让投资者、创业者有利可图，大有作为。

进一步激活社会资本。最大限度地放宽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除国家法律、法规、命令禁止的以外，非公有制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领域不受限制。坚持“三个鼓励”：“鼓励支持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公益性事业项目建设、经营、管理；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外贸、旅游、教育、卫生、中介等服务上的发展；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聚合、重组、积极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增强民间资本与国有、集体、外来资本的融合度，变个体资本为联合资本，变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使民间资本的潜能竞相进发，让富民强县的一切财富源泉充分涌流。通过合理产业导向，积极的政策鼓励，规范的法律服务，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保护民众的创业热情，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把民力、民资、民智集中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经济整体素质。企业家的素质决定企业命运。要提高企业主的综合素质，引导企业主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培养造就一支具有战略眼光和现代意识的藏商队伍。

5.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篇五

华生 原创 | 2013-11-07 18:4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以至有两亿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几千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讨论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土地的非农使用即城市化使用却吸足了眼球。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下面就对当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提法逐一剖析。

误区之一：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

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首先，按这条思路去做，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场谈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因此，真要实行这条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财政，解决现有债务，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来源。在所有这些条件都根本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情况下，区分和停止非公益征地当然只能是空话。

其次，如果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资金来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就真能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实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城市的城区扩大时，其所占用的公益性用地如道路、桥梁、绿地、公共设施等用地一般就要占四分之一左右，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住用地大约也只占四分之一，另有一半是行政事业和产业等用地。公益用地分散在整个城区，与其它用地犬牙交错。挑选公益用地单独征收，根本无法操作。对被征地者来说，近在咫尺的邻居或邻村因为被规划为商住用地就可通过市场谈判要到高价，自己被规划为产业或公益用地就只能拿低价，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对公益用地征收来说，出低价人家不干，全按市场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价，政府出不起，对

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也不公平。故而这些年虽然提出了区分公益与非公益用地的口号，但政府颁布的政策却是征收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即同一块土地，不论其中各部分以后用于什么用途，都按一个价格征收补偿。这里的价格确定虽然有主观随意性，但至少在形式上对被征地者一视同仁，可以操作。否则相邻的土地，张三补高价，李四补低价，显然太过荒唐，也完全行不通。这是在实践中政府推行的“同地同价”，即不分公益非公益，都按一个价统一征收补偿的原因。

实际上国际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二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城市化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学习当年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经验，把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展统统列为公益事业，这样一来，至少在城市化转型阶段，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

所以，我国原有的土地财政和征地模式当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着现在流行的所谓区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径，其实是条死胡同。

误区之二：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

土地性质不应按所有制区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确，也是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觉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信所在。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国恰好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因此真实的问题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区分，而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区别。因为即便是同一种所有制，如在台湾城乡土地都可私有，农地与市地（台湾的叫法）的区别依然巨大。所以台湾有“农地如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国有农场的土地在农村，同属国有土地它能否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呢？当然不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国有农场的土地只能与农村集体土地一样对待。可见，用途和规划管治是高于所有制的。农村与城市土地的根本区别不在所有制，而在用途与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和乡村之分，就是土地用途和规划不同。如果规划相同，那就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了。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城区，都是因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投资建设从农村改变而来的。因此，在城乡土地问题上仅拿所有制说事，是把形式和表面当成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城乡的建设用地可否同地同权呢？问题是即便城市建设用地也是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如商住、工业、道路等，各个类型之间并不同权。同种类型的地因规划不同也不同权。

因此，离开各种建设用地类型及每块地不同的规划要求，无论城乡都不存在什么同地同权一说。

进一步说，现在农村的所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原乡镇企业用地转化而来，充其量是个工业用地。我们知道城市工业用地与其它建设用地就不同权。城市工业用地本身也是就项目论价，每块地都不是一个价，也就是说，城市工业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权同价，当然就更谈不上与乡镇企业用地的同地同权同价了。

当然，很多人强调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主要想说农村居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同权。但他们混淆的是，城市居民的商品房用地是花钱购买而来，只有几十年土地使用权，房子面积是固定的，自己随便搭建就是违建要被拆除。农民的宅基地是年满18岁的村民就可无偿分得，是永久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多大的房子自己也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土地性质、来源、付费、使用权年限、建筑规划要求都不相同的土地显然不是同地，当然不会同权。要使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要作出一系列重大修改。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法律和财产关系上均未作任何改变时，就妄谈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是要出大乱子的。

有人说，我们讲的同权，是指同样的抵押交易买卖的权利。城市居民可以卖房，农民为何不能卖宅基地？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卖的是自己买来的商品房，而农民拥有的是按一户一宅分配的福利地。城市居民的保障房出售也有限制，不能自由买卖。城市居民卖了房还享有城市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保险。这些福利和保障都是不能变卖的。农民的全部保险和福利都在他平均分得的土地上，在他能移居城市落户之前，当然不能随便出售。农村宅基地流转意味改变农村一户一宅福利分地的大制度，需要整体规划，立法先行，哪里可以儿戏？

误区之三：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这个集体是个地域概念，即出生和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全体农民构成了这个集体。一个人因出嫁等原因迁出，就不再是这个集体的成员。因此这个村集体是以农村封闭固定的居住方式来界定的。但一个村庄一旦转为城市市区，固定人员的边界就被打破。城市市区的最大特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外开放，人来人往。显然再用固定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来定义集体是不行了，只能是以转为城区前的老村民作为集体。因此许多地方村改居后都是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来持有这块土地，原村民的土地权利变成股权。从法律上说，当土地成为股份公司的财产时，它已不是集体所有，而与其它一般的公司拥有的资产没有区别，已经成为私产。公司若经营不善或被收购就变为别的公司或个人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说，农村村庄转为城区社区后，原农村固定区域内封闭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就自然会瓦解，城区中不可能存在以行政村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

再深入一步，农村土地改革这些年来搞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就等于是把这个集体土地界定给了土地承包时的那批农民。由于新增人口即后来出生的人口都没有土地权利，这样等当年承包土地的那批人老了不在了，这个集体也就没人和不存在了，可见这个原村集体及其所有成员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城市化转型后，土地可以国有、私人占用（如现在城市的住宅用地），也可以土地私有，但唯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许多人拿来作为旗帜的“集体所有”。希望将来中国城市里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平等并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以后城乡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国有私用，可以做到同地同权；或者以后城乡土地都是私有私用，也可以同地同权，但唯独在土地集体所有时，城乡住宅用地不可能同地同权。

误区之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

这种观点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农民可以卖粮卖菜，为何不可卖地？难道农民多一项权利反而不利于农民吗？这种观点强调不必担心有农民会因赌博受骗或生计被逼卖地，农民很聪明，农民的利益自己最懂得如何保护。

这种貌似铿锵有力的论证，其实主要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的概念。对于不在城郊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有两类农民。一类是准备不当农民、卖房卖地的原农民，一类是准备继续当农民的真农民。对前一类农民来说，他们确实不反对甚至欢迎土地的自由交易（只要村镇不借着这个名目软硬兼施地强迫他们流转）。但是他们也很明白，无论怎么自由，他们的那点土地、房子远离城市，在市场上卖不了两个钱。对他们来说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当农民后能够在就业城镇安家落户、家庭团聚、安居乐业，而不致年龄一大，又被迫返乡（这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情况），那样他们既不能在城镇安居，回乡又失地失房，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迫，并不愿意放弃土地得一点小钱，而更愿意留着土地做个退路和保险。只有当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自然会考虑家乡土地处理。由此可见，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由于资本去与每家每户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资本下乡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引路、组织和操刀，因此这种流转行政干预的力度自不待言。

对准备继续务农的真正农民而言，他们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那一点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可以将土地非粮化乃至非农化运作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因而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这是为什么在城市化转型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禁资本下乡购地的原因，也是美国最大的九个农业州立法限制农业土地资本化公司化经营的原因。因此，限制农地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交易权，恰恰是真正务农农民利益的要求。

限制土地自由交易反而保护农民这句话并不荒唐，而是真真实实的道理。

实际上，纵观全球，即使是人少地多的美国，家庭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即便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会有4亿多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20、30亩地，更接近于日、韩、台的专业农户规模。因此，资本下乡搞大农场脱离了我国人口资源的客观条件，只会加剧我国农村人口的流民化。

误区之五：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

这个命题中的农民也偷换了一个概念。能盖小产权房的农民不是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而是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这些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其实主要已不务农，而是当起了地主房东，很多靠土地过上了寄生生活。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城市郊区土地迅速升值，而广大偏远地区的土地则价格低廉。同样一亩地价差可达百倍、千倍。在城市化转型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占有哪里的土地。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和分化既不是由于土地天然的肥沃程度，也不是土地占有者的投入造成，而是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财政集中投入和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制造成的。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及城郊土地增值的重新分配（即孙中山所说的涨价归公），就和农业社会中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一样，对于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用途和规划管制下，规划就是钱，原住民的土地无权自由流转入市获益，否则，既破坏了社会公正，也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外来进城农民利益的挤压和伤害。

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搭城市基础设施便车的逐利行为，本来没有任何必要美化。只要法治松弛，城市住宅用地即大产权地上居民违章乱建一样失控，是否也交点土地出让金合法化呢？许多地方小产权房在一波波抢建中盖到二、三十层，城区中在楼顶上建别墅等现象说明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因此，城乡所有违章建设都是破坏用途和规划管治，法治不彰的产物。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产权房和所有违章建筑用过去合法、今后不准的办法只会刺激更大规模违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区分不同情况，处罚得当，使小产权房及一切违规建设者付出必要的代价，不能轻易获利。这样才能恢复守法不吃亏、违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绝后来者的仿效之心。

有人说，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恰好相反。外来农民工现在还能在小产权房暂时栖身，正是因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其房价就会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齐，农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农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来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与原住民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发展。这说明让原住民成地主房东来实现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误区之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与土地挂钩，还是只见土地不见人。挂钩这些年来赶了大

量的农民上楼，但我国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进城落户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反映了这种挂钩没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巢臼，不能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相反，由于眼睛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指标去挂钩生财，把城市拆迁扩大到乡村去了，搞得市场扭曲、鸡犬不宁。

实际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叫法就名不符实。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建设用地挂钩，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乡村所有建设用地与城市房地产用地挂钩，利用房地产用地的收益来推动挂钩。这种自己人为造出来的行政分配指标在政府组织下的挂钩，不是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反而恶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农民进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乡村的用地，因此本来根本不存在建设用地的紧张问题。是我们对行政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人为控制，造成所谓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和房价高企，然后关上正门叫下面爬窗户，开口子让各地去搞增减挂钩、赶农民上楼弄指标。这种指标紧张和挂钩价格完全是人为行政制造的产物。结果在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地区，严控土地供给，连大量外来工集聚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县城和集镇，外来工都根本无法落户，所谓放开户籍的只是没有人去和没有就业的中小城市，或对不愿进城的本地农民。这样造成几亿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受阻，经济增长乏力。与之相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几个二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根本没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标挂钩，而是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城的地区，顺应市场规律放开控制，大量供应土地，使进城就业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市民化。在农民大量举家离乡后，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进城农民向留在村里的农民流转出售土地，国家财政资助开展大规模农田整理事业，使农田标准化、规格化，包括没有谋利动机地将空置的宅基地复垦。这样既顺利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又使留在乡村的农民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良性循环的道路。

6.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篇六

把中央关于试点地区的精神与湖北的实际相结合，在享受不到试点地区优惠政策的情况下，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文化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以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初步建立起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省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实现了管办分离、局台（社）分设，政事、政企分开。省直出版系统前几年由于教材垄断经营的局面被打破，效益持续滑坡。组建长江出版集团以后，集团向经营体制转换，很快扭转被动局面，出版了一系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图书精品，去年利润增长30，结束了连续三年利润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今年，省教育书刊社实现了管办分离。

——事业单位机制不断创新。以省直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为重点，引入竞争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去年总收入达10亿元，利润1亿元，5年翻了一番。其子报《楚天都市报》去年排名世界报纸发行量第37位，成为我国进入世界报纸发行量前100位的3家报纸之一。省作协积极创新作家管理机制，进一步激发了文学创作活力。熊召政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去年获茅盾文学奖，方方、池莉入选网评的中国十大最受欢迎的作家，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先后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文学鄂军”影响不断扩大。

——文化市场主体成长壮大。按照一手抓文化集团，一手抓中小文化单位；一手抓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一手抓民营文化企业成长发展的思路，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形成了一批极具优势的品牌文化产品和品牌文化企业。一是省和武汉市组建了8个国有文化集团。长江出版集团、知音集团、今古传奇报刊集团转制为国有文化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盘活了国有文化资产。二是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活力增强。省新华书店大力实施企业化改造和股份制试点，按现代流通体制整合全省发行资源，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0.5亿元，比上年增长12。电影发行放映由过去多级多家整合为2家院线，去年全省院线票房收入8652万元，比2004年增长25，排名全国第七。三是民营文化企业迅速成长。国有民营的洪湖市艺术团，企业办的武汉邮政艺术团、武汉电信艺术团，社会办团的武汉星海合唱团等生机勃勃。在武汉等大中城市，由民间资本投资的歌厅迅速发展。以民营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江通动画被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四是农村民营文化主体蓬勃发展。引导扶持农民办文化，大力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主体，全省已有3000多个民间文艺团队、1万多家“文化中心户”活跃在广袤的农村大地。

——文化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开始突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束缚，显现出优势资源整合的良好势头。一是优化报刊市场。在全国率先进行报刊治理，报刊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迅速形成市场优势，全省期刊业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二，《知音》、《今古传奇》、《特别关注》分别成为期发行量过500万、200万和100万的全国大刊。荆楚网采取招标的方式进行重组，点击量最高突破1400万人次，进入全国省级新闻网站第一方阵。二是整合省直文艺院团。省直7家文艺院团整合为4家，机构减了，支出少了，机制活了，公共文化服务更多更好，演出场次逐年增加。三是开展文化招商。2004年成功举办了武汉国际文化产业博洽会，签约到位资金超过20亿元。在荆楚网上设置了“湖北省文化产业招商”栏目，列出了150个重点项目。武汉渡江节、十堰武当节、宜昌龙舟节、仙桃体操节和孝感孝文化研讨会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节会活动，促进了文化招商的蓬勃发展。四是利用文化要素市场发展湖北文化。广播影视业面向全国集聚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步伐。去年，故事片《沉默的远山》等3部影片获政府“华表奖”，刚刚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可望在中央电视台明年春节期间播出。

——文化外贸机制正在形成。文化产品在内陆省份长期只进不出的局面开始打破，对外文化贸易成果喜人。在对外宣传方面，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知音等媒体开辟对外窗口，逐步在海外拓展市场。在图书外销方面，长江出版集团出版的《狼图腾》创中国图书海外版权销售新纪录；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以4万美元购买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堂吉诃德》特别豪华版，开创了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被外国政府出资购买的先河。在对外演出方面，对外演出市场中介正在形成，省京剧团、武汉杂技团等单位海外市

场不断扩大。

——公共文化服务得到改善。“十五”期间，省财政投入2000万元，专门用于基层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改造、新建，各地也普遍加大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十一五”期间，投资45亿元建设省艺术馆、省图书馆等9大标志性文化工程。为筹备“八艺节”，30多个重点文化工程相继兴建。舞台艺术好戏连台，《家住长江边

》、《大三峡》、《十二月等郎》等30多个剧目立于舞台。省京剧院入选国家重点扶持的11个京剧院团。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新增3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董永传说、端午习俗等20项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篇七

围绕“深化改革”这一主题, 与会专家建言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两院院士、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席宋健指出, 粗放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导致了“环境瓶颈”的出现。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 研究探索协同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必须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及环境治理能力、创新发展与技术进步等方面, 理清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思路。

关于环境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 对于排污许可等方向明确又立即可行的改革事项, 要加快推进;对于认识还不深入, 但又必须推进的, 大胆探索, 有的要先行试点;对于生态环保管理体制等涉及面广、基础又很薄弱, 需要中央决策的, 要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思路。

理清思路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环保联合会名誉主席张榕明表示, 当前, 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推进环境治理已经刻不容缓。深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改革, 既需要顶层设计, 也需要底层创新, 更需要探索实践。

夏光告诉笔者, 我国未来的生态环保将面临着环境质量、人群健康、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区域平衡、国际影响等六大风险。

从环境质量的风险看, 尽管总体趋稳向好, 但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以水污染为例, 从数据来看, 尽管城市饮用水的合格率是上升的, 但还有一部分农村地区解决不了饮用水安全问题, 水污染仍然是未来环境风险中最为突出的一部分。

就空气质量而言, 过去是煤烟型污染降低了, 但PM2.5又凸显出来。从土壤污染来看, 未来的风险更加突出。夏光表示,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 总体不容乐观, 部分地区较重, 未来质量也是令人担忧的。

谈及影响未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夏光认为有正反两个方面影响要素。从负面要素看, 一是生态环境回旋余地大大降低, “老底儿”用的差不多了, 容量接近饱和, 客观形势严峻。二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结构性压力还是持续存在的。这里提到的“结构”, 是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预计还需要十年、二十年的逐步调整升级过程。三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无论是环境的法制建设, 执法守法意识, 还是监管能力都与要达到的环境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要改变现状, 最关键是战略, 要从宏观整体上采取战略, 实行整体优化战略。”夏光说, “不能单纯增加环保的一些措施, 多支一些钱不是根本之策, 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纳入环境保护要求, 使这些对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的领域, 向绿色环保方向转变, 这样才是一个终极策略。”

夏光建议, 要加快推进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要实行环境优先、生态优先及《环保法》提出的保护优先。

落实到具体的政策, 就是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强化污染减排, 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发展绿色产业。同时, 要开发民间能量, 还要改变现有的价值观, 建设“天人合一”的价值体系, 要用绿色的观念来统领发展, 而不是单纯追求速度的发展。他希望, 全社会关注并呼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总基调”。

谈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的方向及重点, 吴晓青指出, 要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 从再生产全过程着手, 从形成所有污染物严格监管制度和一体化污染防治管理模式着力, 主动遵循、准确把握生态环境特点和规律, 维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在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上, 要建立和完善严格的污染防治监管体制、生态保护监管体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制, 以及配套的环境影响评价体制、环境执法体制和环境监测预警体制。

今年, 环保部已启动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及时公布环境信息, 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等10项改革工作任务。据透露, 目前, 环保部正抓紧开展生态文明体制和生态环保管理体制的研究, 争取尽快拿出顶层设计和总体方案, 报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审议。

吴晓青强调, 下一步, 环保部将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 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加快完善环境标准体系, 切实提高环境监管水平;推进政府购买公共环境服务,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构建先进的监测预警体系, 不断增强环境保护能力。

节能降耗 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工业作为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重点领域, 一次能源消耗占全社会70%以上,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占全国的90%、68%左右, 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危害严重的非常规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重金属污染物等几乎都来源于工业领域。”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司长高云虎坦言工业领域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他说,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尽最大可能降低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任务十分艰巨。

高云虎表示, 作为工业行业主管部门, 工信部积极围绕中央重要部署, 创新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的全生命周期污染控制理念, 以提高资源能源效率、降低污染物特别是非常规污染物排放为目标, 针对工业行业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物产生大、对人体健康危害严重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制定专项工作方案, 分解目标任务, 强化标准约束, 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督管理, 加强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 实施一批对行业有重大影响、资源环境效益显著、推广前景广阔的试点示范工程, 引领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高云虎强调, 工业领域将从六个方面着手,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将坚持按照“淘汰落后产能、改造传统工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原则,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强化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约束, 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力度, 推动先进生产能力取代落后生产能力, 推动节能减排信息技术普及应用, 进一步优化工业布局, 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形成。

二是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抓好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 加强重点工业行业、企业、园区节能管理, 加强重大节能技术、装备应用示范和推广, 完善重点产品能效标准和标杆体系, 开展企业产品能效水平对标达标, 努力降低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抓好工业品能效水平提升, 组织实施电机、锅炉、内燃机等重点终端用能设备能效提升, 提高终端用能设备能效水平;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努力降低化石燃料消耗量。

三是推进工业节水工作。抓好节水约束性指标任务的落实, 在钢铁、纺织、造纸、石化等重点用水行业, 开展重大节水技术工艺示范, 发布国家鼓励的先进适用节水技术目录。加强重点节水技术、工艺和装备推广应用, 对高用水行业实施节水技术改造。开展工业废水处理回用成套装置攻关和产业化示范, 推进工业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市场化。加强重点用水企业监管, 开展用水效率评估审查, 强化新上项目尤其是高耗水项目用水约束。

四是推进生产过程向清洁化转变。将以高能耗、高排放、污染重和资源消耗型行业为重点, 组织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推广应用示范。加大关键共性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 开展清洁生产关键工艺技术示范, 破解行业共性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和推广瓶颈。按照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对工业清洁生产工作要求, 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从源头削减污染物产生,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推进工业产品生态设计, 促进工业污染防治向全生命周期污染控制理念转变。实施重点行业循环经济改造, 推动主要原材料再生循环利用。

五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将组织开展节能环保关键成套设备和装备产业化示范, 发展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积极研究建立工业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推行机制, 积极实施节能环保产品市场推广鼓励政策, 引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

六是创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机制。将更加注重综合利用多种手段, 加强工业节能、节水、资源循环利用法规建设, 强化财政、税收政策和金融信贷政策引导作用, 实施有利于资源再生产业、再制造产业发展的税收扶持引导政策, 完善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新机制, 探索建立绿色工业评价体系, 引导工业发展从追求规模速度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

8.全国两会之后六大改革有望提速 篇八

每年全国两会的热点都会推陈出新，如果说2013年两会的热点是“食品安全”，那么2014年的热点则是“一带一路”，而今年两会的热点又将是什么呢？专家们表示，老热点依然会出现，重点关注环保和农业，而新热点是“区域经济战略”与“产业转型”。不过，笔者认为，啥是两会的亮点并不重要，关键是两会后一系列经济改革将更加深化，让民众更加获益。

治理空气污染已刻不容缓

就在两会前夕，柴静的新作——大型空气污染深度公益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首发，引发业内热议。103分钟的视频剖析了给中国带来严重污染的燃煤和燃油存在的几大问题。这次关于我国雾霾现状的调查，被认为“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的雾霾调查”。

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被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大加赞赏，并称其行为值得敬佩。陈吉宁将该纪录片和环保史上有名书籍《寂静的春天》相比，该书由女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唤起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纵观《穹顶之下》这部雾霾纪录片，它全面剖析了“雾霾从哪儿来”的问题：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辆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

其实，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之时，也同样面对快速工业化、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品质低标准等空气污染问题。19世纪开始，英国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伦敦工厂所产生废气形成极浓的灰黄色烟雾。20世纪50年代最为严重，“雾日”（即指视域不超过1000米的天数）一年里平均多达50天左右。1952年12月5日至10日，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当时，歌剧院正在上演的《茶花女》因观众看不见舞台而中止，歌剧院里的人也被迫散场，出来却发现，大白天的伸手不见五指，水陆交通几近瘫痪。

大雾持续到12月10日才渐渐散去。此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为摘掉“雾都”的帽子，英国政府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治理空气污染。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而到了1995年之后，伦敦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那么英国人如何做到去雾霾的呢？

首先，出台相关法律，做到治理空气污染有法可依。伦敦烟雾事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英国政府委托休·毕佛爵士撰写了空气污染调查报告。政府之后起草的法案经议会批准，于1956年出台《清洁空气法》。伦敦治雾霾才真正见效。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

再者，将工厂搬出伦敦城区，要求城市居民减少煤炭用量，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英国政府规定，工业企业必须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其中还包括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使居民生活逐步天然气化。

最后，对不达标的地区，强制规定限期达标。1995年起，英国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

在《穹顶之下》片中告诉我们，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空气中的污染物便下降了80%。而对于中国来说，空气污染并非不可治愈，而是能否痛下决心，将国内治霾问题进行到底，还大众一个洁净的蓝天。那么我国政府该如何治霾呢？

其一，淘汰落后的工业产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淘汰落后产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然而，淘汰落后产能并非易事，在淘汰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风险，例如，产业和产品可能出现断档、地方经济增长可能失速，进而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企业和地方债务增加、企业效益和职工收入下降、就业岗位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

特别是就业问题，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如果新的接续产业不能同步发展起来，必然会出现部分企业破产，部分企业的产量下降，部分企业的效益下降，部分创业者在这些产业领域中却步，由此导致短期就业岗位减少，下岗人员增加。这也是地方淘汰落后产能中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所以淘汰落后工业产能，需要决策者通盘布局，缓慢推进的一个过程。

其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乃当务之急。中国的PM2.5，大约2/3来自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其实煤炭和石油本身并不意味着污染，煤炭消耗量大，目前每年已经接近40亿吨，而且还劣质，缺乏清洁的同时又缺乏控制措施。

如果能够将分散燃烧的煤炭改为集中燃烧，提高煤炭发电的比重，特别是大力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的燃煤火电机组，燃煤排放至少减少2/3。如果小钢铁、小水泥、小化工企业都能关停并转，产能转向治污能力和效率更加优先的大型企业，如果汽车排污装置和油品全部达到国四的标准，毫无疑问，治霾难度将大大降低。

其三，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燃煤、燃油的比重，逐步向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发展。中国应加快发展清洁能源进程，能源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资料显示，2014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11.1%，煤炭比重下降至64.2%。而笔者认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还有大幅提高的空间，治理雾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不可否认，治理环境污染会暂时牺牲一些地方和企业的经济利益，但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这个代价还是值得付出的。就像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那样，治理环境污染并非一朝一夕之工程，而且需要社会各界长期努力。对于中国的治霾而言，去产能化、提高能源利用率、优化能源结构是治理空气污染的三大工作重心。雾霾并非不可治，而是看政府是否肯下这个决心。

nlc202309051348

财税改革将大幅推进

2015年“营改增”试点将扩容，职工收入水平有望增长。近期，李克强总理召集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开座谈会，透露了一些今年重点推进的改革事项。而作为财税改革的重点，营改增的提速将是今年的重中之重。

今年财税改革将继续提速。以财税改革重头戏“营改增”为例，目前仅剩下生活性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这四大行业尚未纳入。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的要求，预料今年两会将明确提出“营改增”扩围至上述四大行业的任务。

应当说“营改增”解决了重复征税的问题。数据显示，2014年“营改增”全年减税1918亿元。而“营改增”的扩容后，更多行业和企业的负担将得到减轻，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从而带动就业率的提升，当然也为企业给职工涨工资提供了较好的空间。

存款保险制度将落地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意在更好的保障储户的利益。2014年，金融改革“风生水起”，取得不少进展，包括创新货币供给工具，批准民营银行，提高利率市场化，将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1倍扩大至1.3倍。

今年，金融改革有望乘势而上，备受瞩目的存款保险制度在2015年落地实施，几乎已成定局。目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制度出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存款保险制度暗藏三大意图：其一，在这一新的制度下，99.6%储户的存款安全将会得到很好的保障；其二，一改往日储户存款由中央政府背书的惯例，使银行在贷款过程中提高风控能力；其三，未来将诞生更多的中小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而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后，使中小银行将能与国有大行在同一起跑线上放贷和吸储。

国企所有制改革将破题

去年以来，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启动“四项改革”试点，同时，地方版的国企改革也不断推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有上海、甘肃、山东、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份明确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推进混合所有制、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成为各地方案的标配。

不过，“国家版”的国企改革方案始终未能出台。而市场也普遍预期，2015年将是国企改革的关键实施年。随着更多民资的进入，以及更多国企红利用于民生支出，民营企业、普通百姓都将享受到更多的国企改革的红利。所以国企改革在今年两会上着墨，总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有望在两会后出台。

价格改革将更加深化

今年1月份CPI仅上涨0.8%，延续了2014年来的低通胀格局。虽然2月份CPI有所反弹，但物价总体还是保持低位，这也为中国推进价格改革提供了良好时间窗口。今年价格改革有望迈出更大步伐。实际上，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宣布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拉开了2015年价格改革的大幕。

国家发改委日前还提出，下一步将进一步放开价格，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此次两会将进一步明确今年价格改革的重点内容和目标。在更多的价格改革推出后，原先一些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将进行市场化定价。

比如，像住宅小区停车费价格等一些较为稀缺的服务可能存在涨价空间，但大家也不用担心会大幅上涨，因为价格改革不是一放了之，政府仍会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规范。当价格放开之后，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多数行业降价已呈必然，届时民众将享受到更多更实惠的商品和服务。这次两会过后，价格改革将加快，一些特殊的商品和服务将更趋市场化。

收入分配改革将步入深水区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 中国基尼系数实现 “六连降”让国人稍感欣慰，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缩短贫富之间差距的努力开始见效。不过，在人民网最新推出的“2015年两会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高居关注度首位，七成以上网民对个人收入“不满意”。

应该说，我国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的领域相当重视。自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收入分配改革呈现各个击破的态势，央企高管今年开始限薪，养老金也正式并轨，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着眼于“控高”，谋求缩小收入差距。但在“控高”取得阶段性进展后。接下去就要在“扩中”、“提低”上发力。

进入2015年来，先后有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北京等6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深圳提高到203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首次超过两千元大关，成为目前全国最高的地区。而笔者认为，2015年将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提速年，以薪资调整为突破口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中国现阶段打破利益固化藩篱、重启发展新动力，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那么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如何改呢？我国大量中低收入的群体在中小微企业内就职，所以通过给企业减税降费、打破行业垄断、降低民营融资成本，来改善民企的生存环境，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从而达到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目标。同时通过进一步下放权利，鼓励民众创业和创新。相信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方位深入，中低收入者的腰包将会变得更鼓，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加速缩小，“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可期。

今年两会的亮点层出不穷。而2015年两会释放出经济改革的信息，却更加令我们期待：治理环境污染进程将大幅推进、营改增将逐步推广、存款保险制度将落地，而国企改革进程、价格改革步伐将大幅提速。当然民众最关心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也将推出，意在打造一个更加和谐的“橄榄型”社会。而这一系列经济改革如果得以有效推进，那么经济改革形成的红利，将有效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9.课程改革的六大目标 篇九

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日臻成熟，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审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文件之际，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从而推动相关改革的进程。

深刻认识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分别作了阐述；另一方面，强调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就文化的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部署。

可以说，十六大对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厘清长期以来困扰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求的提出则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快车道。十六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加快推进的新阶段。这与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认识密不可分。

一是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准确把握。

中央以发展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基础，明确要求“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这主要包括：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指引，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因此，胡锦涛一再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强调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胡锦涛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这种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于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日益重视上，也体现在对于社会更好地满足其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就愈发体现出来，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日益成为“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识经济浪潮，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具有坚强的思想保证，使亿万人民始终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始终具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已经成为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以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为考量，强调文化建设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因如此，早在2006年胡锦涛就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要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二是对于文化体制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求的不相适应性的充分认识。

正是由于对新形势下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可以说，新形势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以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充分认识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展开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我国面临的国际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国现行文化体制的不足之处：

“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愈发凸显。“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因而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面对文化市场已经出现的多种所有制竞争的局面，有些国家办的文化单位反应迟钝，没有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体制，甚至一些文化单位在现行体制下难以为继”。公有制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之外，造成“主体”缺位，也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文化发展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引人关注。“一方面，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外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

现行的文化体制也更加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和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适应。在新的传播手段加快发展面前，我们“还缺乏适应性和主动性，在体制、结构和管理上反应很不敏感，在运用高新技术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上，还不能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催生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抗衡”。

总之，改变这些不适应状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十七大的召开为重要关节点，这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十六大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前，这是在新形势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丰富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基本原则、着力点、基本出发点、基本思路、工作方针等多个侧面阐述了搞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特别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面向市场，认识到“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统一的，是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实现途径。”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强调“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同时，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同时，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明确提出，胡锦涛还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化建设来不断构筑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这在2005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导向性，有利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要形成“两个格局”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等目标，为我国“十一五”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2005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这一《意见》成为我国加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重要指导，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重要契机，在深入阐发文化体制改革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不同角度和城乡不同特征出发，对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到十七大的召开，这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

从2003年6月份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系统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试点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年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文化体制存在的“四个不相适应”，要求“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意见》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细致规划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文化企业改革、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的具体思路。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努力在“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个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突破。2006年9月，中央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建设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要求，并从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说明；另一方面，明确了影视制作业、出版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等目标要求，并就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造、培育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十七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强调“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确要求“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改革的具体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对于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发展。如果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话，那么十七大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则是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总之，理论内涵的提出、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在理论化、系统化上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第三阶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理论、新视角的观照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阶段。

这种“深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进一步细化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在十七大召开几个月后，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这里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对于统筹兼顾的坚持，都渗透着科学发展的血液。200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将文化体制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0年4月，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进展、主要成效和主要经验，指出了2012年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阐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这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显得尤为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举措中就有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拉动消费、促进和谐、增强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他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十二五”规划要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建议中，中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完善版权法律政策体系等几个方面对下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体系日趋完善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央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之后作出的有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认识，共同构成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内涵。

从指导思想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基本原则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包括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要前提、重大关系及基本策略等。

从目标任务上说，文化体制改革要力争做到“六个形成”，即“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这“六个形成”以完善文化市场体系为核心，从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到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改善文化发展环境及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划。

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这六项目标，形成了六条推动改革的主要路径：“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

可以说，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主要围绕着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推动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那么，这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简单地说，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加以强调。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推动文化建设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目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触及不少的深层次利益调整，特别是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的条件下，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加上文化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复杂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问题和矛盾。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