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精选11篇）

1.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篇一

回顾劳动关系发展的历史，我所得出来的一些规律

纵观整个劳动关系的历史，从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时代背景到管理时代的时代背景，再到成熟时期的劳动关系的大背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劳动关系在朝一个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关系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劳资矛盾总体趋于缓和、合作成为主流，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的引导下，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发展规律是使得

劳动主体利益明晰化、劳动市场形成的合同化、劳动关系运行的市场化、劳动关系规范的法制化，因此回顾与劳动关系的发展，我得出了以下规律：

（1）、劳动关系发展的历史与该时期的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的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各种劳动关系的变化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受到这些背景因素变化影响的。同时，这些背景因素通过间接影响同一时期的管理思想，来影响劳动关系的发展

（2）、劳动关系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是从对立到对话、从冲突到合作、从无序到制度化、法制化方向逐渐推进的。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加强，管理方和雇佣双方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通过协商合作获得利益，产业民主化得以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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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篇二

历史图片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走进历史,学习历史知识。由于图片中能够蕴含更丰富的信息,因此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中也经常出现以历史图片为载体的题目,可见在平常的学习中结合历史图片进行历史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历史图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1.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形象直观是图片与文字相比最大的优势,每张历史图片背后都能挖掘出丰富的背景知识。在对历史这门课程进行学习时,传统的教学方式只注重对学习知识的灌输,大多只是单纯的文字描述,学生学习起来肯定感觉十分乏味,也没有太大的学习兴趣。如果将历史图片结合到教学过程中,学生就很容易被画中包含的丰富内容所吸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些历史图片还有很强的还原性,与历史真相十分吻合,就更能激发出学生求知的欲望,增强学生探索历史真相的热情。图片还可以将文字信息简化,学生记忆起来也更加方便,图片和材料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

2. 帮助发散学生学习思维

历史图片是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工具,学生可以通过对历史图片的学习,更近距离地了解历史真相,结合课本中的历史材料,借助于历史图片,从脑海中更清晰地构建出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学习方式使学生在提高历史知识学习能力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概括能力和想象能力。如教师在讲解古代手工业的内容时,可以向学生展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图片,马王堆出土的花楼机的照片等。在向学生们展示花楼机的图片时,让学生仔细观察它的结构,并带领学生想象当时纺织的情景,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情况,这样的教学方式比单纯进行文字讲解更有利于学生学习思维的发散,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3. 全面补充现有课本内容

有许多历史情境很难用文字单纯描述清楚,这时就需要利用图片来对文字内容进行补充,在进行文字讲解的同时增加几张相应的历史图片,有利于保证历史教学的真实性。如对古代商业进行讲解时,主要是以隋唐之后的商业为讲解重点,《清明上河图》是这时期描述商业繁荣情景的代表作,教师单纯讲解古代商业如何繁华,学生很难理解。在进行本节课讲解时,教师可以结合《清明上河图》的图片进行教学,带领学生仔细观察图中商业活动的分布区域,让学生通过观察发现随着商业活动的逐渐繁荣,坊和市都已经不复存在,宋代是城市经济功能比较强盛的时代,也是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图片对课本文字的补充,能够更直观有效地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学生学习起来也事半功倍。

三、历史图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1. 历史地图教学

历史地图可以将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有效结合,使学生通过对历史区域进行直接观察,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如在讲解我国解放时期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像学生展示当时的战略决战示意图。这种历史地图就可以将我国当时的解放史实以地图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带领学生对地图进行仔细观察,从而通过地图联想解放时期的三大战役,在地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三大战役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发生时间等信息。学生通过对此时期地图的观察,可以明确地体会到当时我军主要的作战思想,为学习这三大战役在我国解放时期的历史意义打下了基础。

2. 历史照片教学

历史照片是历史图片中最宝贵的一种资源,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教学价值,通过历史照片来再现历史场景,能够有效展示出历史的厚重感,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利用历史照片教学是非常有效的。在讲解德意志统一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出德国威廉一世加冕的照片,教师可以先不告诉学生照片中的信息,带领学生进行观察,从衣着上观察有可能是什么国家的,大概拍摄于哪个时期,看到这张照片能够联想到什么等。学生可以通过观察照片,感受到当时德国向全世界的示威。通过历史照片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深刻了解照片拍摄的历史背景,为接下来学习世界大战中德国扮演的角色打下基础。

3. 历史漫画教学

历史漫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图片,在历史教学中也应当进行充分利用。历史漫画的出现,能够充分体现出当时民间人民的观点和立场,具有针砭时弊和进行社会批判的功能。但是历史漫画比起其他历史图片,学生理解起来会有一些难度,这就需要教师进行适当的引导。如漫画《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较量》,诞生在冷战时期,漫画中以两国元首掰手腕的形式来表现冷战时期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和苏联的针锋相对,同时漫画中赫鲁晓夫的大汗淋漓也形象地表现出了苏联处于下风的实际情况,利用历史漫画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体会到历史的乐趣。

四、结语

在现如今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图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够获得很好的课堂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充分了解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搜集一些有针对性的历史图片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摘要：历史是高中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高中历史教学也开始注重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培养。本文分析了历史图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探讨了历史图片在历史教学中的具体运用策略。

3.历史问题，中日关系中的不安因素 篇三

70年代：

“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一半以上”

战后日本社会各界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是有变化的。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1972年中日间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做出了“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正式表态，中日从经济、文化到政治方面的友好关系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多数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能够把握中日友好的大局，对历史问题的表态比较冷静与克制，历史问题没有激化。

而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初期，日本国民出于对战争与军队的厌恶，也对战争进行了批判，特别是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以陆军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明确这些人对发动和扩大战争的直接责任。伴随这一批评，日本社会也曾涌动过一阵反省战争的思潮。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针对知识分子曾经提出“悔恨的共同体”概念，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概括。因为战争期间多数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己而迎合当权者的战争政策，或直接或侧面支持战争，还有的对反战者进行告密。即使有人并不积极，但也缺乏斗争的勇气，没有明确地反对战争，更没能阻止战争。“悔恨”其实是知识分子对曾经允许错误战争横行而导致悲惨的失败结果的反省。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日本的历史教育在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70年代，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从反面促使日本的年轻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以至当时民意测验对中日战争性质的回答中，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一半以上，而回答自卫战争的只有一成。日本的和平思想固然有价值，但是其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是“再不要发生战争”，“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再次送上战场”。仅从这一立场出发是有局限性的，难以抵御来自保守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

而在日本学术界还流行一种所谓“无构造”的历史观，即不关心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强调微观的实证研究。强调一些问题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偷袭珍珠港事件等。日本的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进步的和平人士和历史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无构造”史观的影响。

尽管国民层面与学术界的历史认识存在局限，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始终坚持中日共同声明的原则，就能够引导国民逐步正视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今天中日之间也不会有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遗憾的是，日本总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还做出许多伤害被害国国民感情的实际行动，这样就使历史问题复杂化了。

80年代：

“政治总决算”其实是对历史的翻案

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部分急于把日本变成政治大国的政治家把战后对日本的审判与处理视作成为政治大国的障碍，提出了对战后40年进行“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对战后的民主与和平主义进行挑战，同时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认为：战后40年来把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判断是错误的，要以“大东亚战争史观”取代侵略战争史观，要用“终战”的概念取代“战败”，要抛弃被东京审判束缚的日本近代史观，叙述历史的时候应强调“国家的光荣”，使日本人建立自豪感。显而易见，所谓的“总决算”，其实就是针对历史的翻案。

1986年，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韩合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经两国商议好了的……韩国也是有责任的。”他还说：“看一看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能说只有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1988年4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说：“（战前）白种人把亚洲作为殖民地，如果说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因此，他明确提出：日中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侵略的意图”。

这些政治家的“妄言”说明：企图改变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观，对历史进行修正的思想意识在国家、政府与政治家的层面开始公开化。这些发生在中日关系处于“黄金时代”的问题，也说明历史问题是埋在中日关系之中的不安因素。

不过，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对复活国家主义的路线还没有广泛地接受，对战前一代的政治家的“怀旧”式的“妄言”还有所警惕，所以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相继被罢免或辞职，日本政府就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了要考虑“近邻国家”的原则，而中曾根首相也表示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由于有这样的表态，历史问题在80年代虽然不时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还没有发展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障碍。

90年代：

否认侵略责任暗流涌动

9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首先开始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论争。1993年，新当选的首相细川护熙在回答记者关于当年战争性质的提问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同年11月，他在与韩国总统会见时，就日本对朝鲜进行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谢罪。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就战后50周年发表谈话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个时期，由于错误的政策而走上了战争道路……为了不再发生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教训……”这一谈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的明确表达。其后的历届首相尽管党派背景与之不同，但是在历史问题上，基本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最新当选的安倍首相也表示要遵守村山首相的谈话精神。

细川首相和村山首相的表态不过是表达了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应当采取的正确认识，但他们的讲话引起了日本社会保守势力的强烈批评。

为什么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表态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是因为9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而周边国家和地区则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快速发展。明显的反差，搅动了一部分日本人焦躁不安的心理，使历史问题突出出来。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战后半个世纪被冻结的民众层面关于战争的记忆开始苏醒。亚洲地区许多在战争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被害者开始追究日本的国家责任，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这些情况激烈冲击着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意识，日本社会于是产生了激烈争论。

首先引起争论的是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首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该研究会坚决反对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相反却提出：战后日本的历史观是一种“自虐史观”，即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历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影响的历史观（共产国际史观）的混合物。他们认为这种历史观对日本来说是“黑暗史观”，接受这一史观的日本学者的反省就是在“自虐”。

无论是“自由主义史观”，还是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治家，都竭力表白与“大东亚战争史观”不同。但是，《新历史教科书》以及那些政治家的言论，都证据确凿地证明他们在历史认识方面完全接受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否认侵略责任的历史认识遭到来自日本国内以及亚洲各国的批评是必然的。

中国不是在打“历史牌”

日本有一种意见认为中日历史问题是中国方面制造出来的，是中国在打“历史牌”，甚至有人明确提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从1998年以后才发生的。但是回顾上述战后的历史过程就会了解到，历史问题其实是战后在中日两国间，甚至是在东亚地区就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

中日历史问题的核心，是围绕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性质的判断，围绕日本对中国（包括亚洲）战争加害责任的认识展开的。战后，首先是日本社会出现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引起日本社会争论，才使中日间历史问题产生。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程度，是根据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日本加害责任的程度决定的。所以，在中日关系的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问题时而突出，时而缓和。

中日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本，并不是中国主观愿望能够解决的。那种“避开历史问题而发展中日关系”的认识，是一厢情愿。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的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而挑起历史问题的论争，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只能正视历史问题，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这样做并不是背历史包袱，更不是打“历史牌”。

但是也需要指出：在日本，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政治集团其实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甚至存在根本的差别。事实上，战后的日本社会围绕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加害责任的讨论十分活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争论恰好证明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认识并非铁板一块。对于日本社会不同层面、不同政治集团的历史认识采取不同态度，这是解决历史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4.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篇四

一、古代，中日友好源远流长 古代，
在古代，日本深受先进中国文化的影响。据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秦汉时期，中国的水稻及其耕作方法，铁器、青铜器及其冶炼 铸造技术等陆续传到日本，这是中日之间历史上最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据中国文献记载，大致在公元前后（西汉末东汉初）中日交往逐渐发展起来。《后汉书》载，公元 57 年日本曾 遣使到中国通好，汉光武帝“赐以印绶”。《魏志·倭人传》记载，三国时，日本耶马台国曾四次遣使至曹魏访问，曹魏也两次遣 使回访。东晋南北朝时，日本大和国朝廷派使多次到南朝刘宋访问。也有不少中国人先后经 朝鲜移居日本。中国移民带去了多种先进的手工技术，尤其是养蚕、织娟、制陶等技术，大 和朝廷还聘请中国纺织工匠到日本传艺。中国移民为大和时期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当时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完善，经济发达，国力强 盛，深深地影响着亚洲各国。日本朝廷不断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问僧来到中国，学习中国 先进的文化制度。隋朝时，公元 608 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赴隋修好，第二年隋炀帝遣裴世清 回访，受到日皇的隆重接待。后日本又两次派出遣隋使，并开始派遣留学生与学问僧。唐朝 时，从 630－894 年的二百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 19 次遣唐使，遣唐使团人数众多，有时多 达五百名。这些人在中国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和科技文化，回国后对日本的 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唐初回到日本的学问僧南渊请安、留学生高向玄理等人曾在大化 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向中国学习的基础上，日本全面移植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制度，公元 646 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 权制度，日本进入封建社会。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唐制特点。“唐犁”“唐纸”“唐墨”等名称大量出现在日本语言里。、、从七世纪时起，日本就用中国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日本的都城京都也按照长安城的式样设 计修筑。唐代的服饰、烹调方法、座具等也在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流行。日本的语言文字 也很多来源于汉语和汉字。中日两国人民在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八世纪的日本留

学生阿倍仲麻侣长期住在中 国，与李白、王维等交往甚密，友情很深。吉备真备留唐二十年，精通唐代各种学问，回国 后大力地传播唐朝文化。唐朝高僧鉴真应邀赴日，从 743 年起曾五次东渡，均遭失败，且双 目失明。但为了中日友谊，又进行了第七次东渡，终以惊人毅力战胜恶浪得以成功，于 754 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鉴真在日本 10 年，广泛介绍了中国佛学、哲学、医 学和建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它主持和指导下建成的仿唐建筑——唐招提寺，是中日两国人 民友好交往的见证。鉴真的名字和阿倍仲麻侣的名字一样，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一直铭记在 两国人民的心里。唐末由于中国政治动荡，日本停止派遣唐使，禁止日船外航，两国关系出 现低潮。但是两国民间的商贸往来却从未中止过。

宋元明清时期，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十分密切。从北宋末年起，两国关系走向正 常化，相互往来日趋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 钱、香料、药品、文具、以及各方面的书籍。中国的印刷术，茶种及种茶技术也传到了日本。日本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沙金、水银、硫黄、工艺品等。从元末到明朝中期，日本“倭寇” 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使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为维护中日贸易的正常进行，两国政府曾进行过“勘合贸易”，中国政府发给日船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规定日船来中 国贸易必须出示此证才能得以正常贸易。从明末到清朝前期，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对外 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之间的交往仍然十分频繁。从以上可以看出，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元朝统治者的侵 日和日本丰臣秀吉的侵朝等有损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但毕竞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中日之 间的友好交往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二、近代，日本崛起加紧对华侵略近代，

（一）推翻幕府维新自强 公元 12 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天皇成为傀儡。17 世纪 以来，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造成日本的落后。19 世纪中叶，美国首先打 开日本的大门，西方列强相继迫使日本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幕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 想的中下级武士和有很强实力的西南藩主结成了倒幕派，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明治政府。为巩固政权，从 1868 年起，以中下 级武士为首的革新派

派实行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 政府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和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二）天皇专制缺乏民主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为进一步巩固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1881 年 10 月明治政府发布天皇诏书，宣布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2 年 3 月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欧洲考察西方各国宪政。最后以最反动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 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 年以天皇的名义正式颁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的 根本大法。它确立了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近代天皇制。《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七章七十六 条构成，最大特点是明确规定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大权于一身 的无限权力，并使之带有神权色彩。可见近代日本实质上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极其缺乏民 主性。

（三）富于侵略不断扩张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 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 张中寻找出路。军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1874 年，日本发动侵略 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 退出台湾的条件。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876 年强迫朝鲜 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1894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王

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 及开埠通商等特权，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1900 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 侵华战争。1904 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展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 围。1910 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鲜，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与欧 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1927 年，日本军阀炮制了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扬言：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 中国”。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

事变，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 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终于 在 1937 年 7 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 内的亚洲许多国家，并向太平洋扩张，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与全世 界人民为敌，在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打击下，1945 年 8 月 15 日宣 布无条件投降。近代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二战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二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军国主义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1947 年 5 月 日本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逐渐走上资 本主义民主化道路，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扶植和包庇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未得到 彻底铲除，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极右势力又沉渣泛起，拒不承 认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又 是亚洲及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如何发展中日关系，实现睦邻友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课 题。

（一）二战后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二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日关系并未受到重视。当时，中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的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 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一 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头等大事；对于国民党而言，则要镇压人民 革命力量，维护其反动的独裁统治。解决国内矛盾是这段时间中国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主要问 题，无暇顾及中日关系的重建。五十年代中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反共反苏的需要，在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对日 本的政治、经济扶植，力图把日本建成反共反苏的基地，五十年代中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1951 年 9 月，先是美国在排除我国参加的情况下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片面通过对日和约。接着美日又签订安全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 年 4 月，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和约。5 月，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坚决 反对日蒋和约。1957 年 6 月初，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7 月 25 日，周恩来外长会见日本记者驳斥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五十年代，中日之间民间贸易和文化交

往有一定发展，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不少 努力。1952 年 6 月，我贸促会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三团体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1954 年 10 月，李德全、廖承志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我民间代表团首次访日。1955 年 4 月，我渔业协会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签订民间渔业协定。1956 年 4 月，毛泽东主席发布命 令，公布全国人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月，6 周总理宣布除 45 人外，全部释放 1017

名日本战犯。1958 年 5 月 2 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曾因此中断。7 月 7 日，中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 ； 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1959 年 9 月，周总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签署会谈公报，确认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人民友好。10 月，自民党顾问 松村谦三访华，支持周总理和石桥湛三的会谈公报。

（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化的道路。1960 年 8 月，周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 个别照顾。1962 年 11 月，中日签署发展民间贸易备忘录。1971 年 10 月，我国提出中日复交 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1972 年的中日建交谈判中，中国放 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1972 年 9 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 年 8 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 相访华，承诺向我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从此，中日之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既有发展又有曲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此后，中日交往日益增多，但并不一凡风顺。1980 年 5 月华国锋总理访日，这是我 国总理首次访日，并商定召开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同年 12 月首届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在北京举 行，至 1987 年 6 月中日双方共举行了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1982 年 5 月赵紫阳总理访日，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6 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 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 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 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负责尽快加以解 决。1983 年 11 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
，同中曾根康弘首相确认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并决定设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1984 年 3 月，中曾 根首相访华，决定向我国提供第二批政府贷款。1984 年 9 月，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 次会议在东京召开，迄今为止已召开十五次。1985 年 4 月彭真委员长访日，这是我国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首次访日。1988 年 8 月，竹下登首相访华，承诺向我国提供第三批政府贷款。1989 年 2 月钱其琛外长以杨尚昆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裕仁天皇葬礼。1989 年 4 月，李鹏总理访 日，明仁天皇在会见时谈到中日间不幸历史时，第一次以“表示遗憾”这种表达方式向中国 道歉。1989 年 7 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华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

（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因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存在重重障碍。在日本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进步，改革开 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腾飞的十年，而日 本则是萧条的十年。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炮制出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这给日本国民带来了 心理压力和不平衡感，其对华防范与对抗心态油然增大。在中国看来，中日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政治摩擦和感情冲突也呈现上升之势。日本长期否认或美化对华侵略历史，在台湾问题上违返一个中国原则，日美同盟威胁中国安 全，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主权及其周边海域权益有觊觎之心、以及与中国在经贸和经济合作领

域存在摩擦等等。其中，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始终是中日之间最敏感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右翼势力便极力推动其政府在台湾问题或历史问题上制造事端，中国政府不得不作 出应有的反应。那些不甚了解历史真相、不懂得其侵略历史严重性的日本新生代领导人对右 翼势力缺乏识别能力，自己又缺乏对历史的反省，还误以为亚洲各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甚 至认为这些国家在打“历史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 问题上接连作出的一系列举动，把中日关系推入了低谷。这些都大大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正 常发展。

5.浅谈生活经验与历史学习的关系 篇五

2001年，我国开始启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本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是：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体现时代性，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减少艰深的历史理论和概念，增加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把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学习历史，将为我们今后的人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用历史知识提升生活经验

以历史知识为依托，学会处理实际问题。如在学习大禹治水时，有些老师会设计这样的思考题：为什么大禹治水改用“疏”的方法？用现实生活中的一二个具体事例，说明“堵”和“疏”的不同功能。把大禹治水的方法，加深对大禹治水成功经验的理解，把历史知识运用到社会现实中来，不仅仅要弄清楚大禹成功的原因，而是要进一步弄明白“疏”和“堵”的辩证关系，慢慢地理解二者的不同功能，把学到的历史知识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学会处理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如有的同学认识到：“‘堵’有‘堵’的好处，‘疏’有‘疏’的优点，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一个人吸毒了，要让他戒毒，就必须以‘堵’为主，辅之以‘疏’的方法；而对其他还没有吸毒的人，为防患于未然，就应该以‘疏’为主，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也有的同学谈了自己对纪律的理解：“‘纪律’就是‘堵’，就是要让所有的同学都必须遵守；老师的说服教育就是‘疏’，就是要教育不遵守纪律的同学遵守纪律。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维持好班级纪律。”

上述同学的看法，从远及近、从大到小，对“堵”和“疏”的不同功能有了深切的认识，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模式。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不仅要掌握基础知识，还应该学会用历史，用学到的历史知识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让历史学习真正成为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训练场。

二、从历史知识中体味生活哲理

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我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善于领悟，学会应用。在学习百家争鸣时，我们要学会汲取思想家的思想精华。“塞翁失马”这一成语故事，反映了老子的基本思想主张，从这一故事中，我们理解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结合现实，主动地去关注我们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积淀中去搜寻，从他人的经历中去感悟生活，从而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在困难挫折面前，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因为心态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逐步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境界，在这一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生活到历史知识再到生活”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我们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对抽象的哲理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三、以历史知识为依托，掌握走向成功的阶梯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换句话说，历史是一门使人明智的学问，学习历史应该帮助我们走向成功，获得成功的体验，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我国的书法艺术独具特色，在学习了古代书法家的事迹后，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引导自己思考：他们取得成功有什么“秘诀”？通过追问和讨论交流，我们应该总结出这样的成功的“秘诀”：对所做的事情要有兴趣，并能持之以恒；要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等。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今后的学习、今后的人生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并在历史学习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它是过去的人们做过的事，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悲欢与离合，对我们的今天仍然有意义，他们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学习历史要善于吸收对自己的成长有用的东西。

四、以历史为镜子，学会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历史记录了人类发展的足迹，人和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的任何事，都是人来完成的，学习这些内容，我们要弄明白，人和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去做事。我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为了加速民族融合，把都城迁到了洛阳，他迁都时受到人们的反对，但最终取得了成功。孝文帝为什么一定要迁都洛阳？为什么要精心安排这种“计谋”？通过小字部分的阅读，我们可以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孝文帝并不是要南征，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迁都洛阳，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精心设计了这种‘计谋’，精心地把行程安排在深秋时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再加数月跋涉，群臣都想息肩休整，纷纷谏阻。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退了一步，答应不再南征，但也提出自己的难处和要求，“若一事无成，如何向后人交代？不如将迁都洛阳的大事办了。”大臣们看到皇帝如此体谅自己，也纷纷答应迁都洛阳。孝文帝这种“以退为进、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做法终于取得了成功。我们在今后同别人的交往中，要学会为别人着想，多从别人的角度着想，事情就会更容易办成。有了这样的感悟，今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就会多一分从容。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一个道理：做事要讲求策略，一味地蛮干往往不能成事，反而会坏事，做事前要经过精心策划，反复论证，把阻力降到最低。

五、用生活经验阐释历史知识

中国人向来重视家庭，这跟宗法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学习宗法制后，可以制作一份家庭亲属世系表，写出从高祖父母到我们本人全部男女亲属的姓名，并标出性别和称谓。

在完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社会经验、家庭调查和小制作来加深对宗法制的认识，有意识地去关注家庭情况，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强同父母、亲戚朋友的交流，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家庭氛围。

六、以生活经验为依托，体验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历史人物生活在过去的现实生活中，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是非标准和人生体验，通过感悟他们的内心世界，增加我们的生活阅历。如学习曹操时，不免涉及对曹操的评价，可以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曹操年轻时，结交了名士桥玄。桥玄称曹操是安天下的奇才。另一名士许劭称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了居然十分高兴。他为什么高兴？我们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体验曹操的心理感受，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当时是乱世，所以曹操认为许劭是称赞他是“英雄”，同时可以领悟中国人的说话特点，有时为了需要，是要欲扬先抑的，明贬暗褒，这也是中国文人展现他们幽默感与机智的一种方式，就像大家都知道的有关解缙所写的贺寿对联一样：“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养的儿子都是贼，偷得蟠桃孝娘亲。”一波三折，欲扬先抑，妙趣横生。再如在学习维新变动运动时，面对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而同为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却逃到了海外，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做法，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这涉及到思考生命的价值问题，我们可以去讨论、去思考，不要急着得出答案，也不要去寻求所谓的标准答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去理解做人的道理，理解如何去珍爱生命。

学历史不等于记历史，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许多人包括某些老师，错误地认为学习历史就是划划背背，不理解学习历史的真谛，许多人只有在等到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后，才认识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历史，这可能是现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热播和易中天等人走红的原因吧。我们现代的中学生，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要通过历史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做人的品味，增强做事的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6.两岸政经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六

关键词：政治,经济,互动

政治与经济从来就是密切联系着的,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政治同时又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指导、影响或制约经济的发展。只有了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台海安全形式和两岸经济发展的互动中亦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两岸关系“转危为安”,迈向和平发展新阶段

2008年是海峡两岸关系形势出现积极变化,获得重大突破的一年。随着国民党重获执政地位,两岸双方高层开始频繁互动与接触,初步建立了政治互信;中断近十年的“两会”协商谈判得以恢复,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两岸直接“三通”初步实现,两岸关系进入和解合作、协商谈判与良性互动的新时期。

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间,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推动“去中国化”活动,不断扬言“宪改正名”,企图谋求台湾“法理独立”,让两岸关系陷于危险的境地。2008年初,陈水扁当局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抛出“入联”与“返联”两项公民投票的把戏,企图再次利用“台独”元素为民进党争取连任。这些丑陋行径将两岸关系推向一个更为严峻的历史转折点上。然而,在这场决定台湾命运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对决中,台湾人民用选票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摒弃了不断制造两岸危机与限制两岸经贸往来的民进党,选择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更为理性与务实的国民党,这也为2008年后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当选后的马英九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了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坚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两岸合作,不断强调不会搞台湾“法理独立”,为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外,在可能妨碍美国对台军售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行政院”削减了2010年的国防预算,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善意。在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迅速调整对台政策与策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因势利导,不断释放善意,两岸关系气氛很快得到改善,两岸高层互动随即展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良性发展势头。

二、两岸官方、民间互动交流空前频繁,初步形成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

2008年4月12日,博鳌论坛迎来了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参加的台湾“准副领导人”萧万长,并在此次论坛上实现了“胡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出“四个继续”,即“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磋商,继续关心台湾同胞福祉并切实维持台湾同抱的正当权益,继续促进恢复两岸协商谈判”。萧万长则提出“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国民党今后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4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来大陆访问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时也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回应,并表示这将成为新形势下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可以说,海峡两岸“双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成为海峡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两岸官方实现频繁互动和交往的同时,民间的交流也迅速升温,中断近十年的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会谈机制得以恢复。2008年6月中旬,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并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举行了首次“陈江会”,签署了《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与《海峡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两项重要经济协议,并达成广泛共识,揭开了海峡两岸“两会”协商及两岸经贸关系大发展的序幕,从而初步形成海峡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即“两会”的民间交流作为第一轨道,国共平台的官方渠道作为第二轨道的双重协商机制。

而“两会”首次复谈中除了在经贸往来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外,还取得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意义更为重大的成果,即使得搁置30余年的海峡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得以基本实现。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海峡两岸通邮、通航、通商的主张,从此实现两岸“三通”就成为大陆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主张。尽管多年来,海峡两岸“三通”在艰难曲折中前行发展,并实现了较大规模的通商,局部的通航,但由于重重限制,最终形成了空中通航是有限的“节日包机”,海上通航是间接的,通邮是间接的,通商是受限制的,投资是单向的格局,均无法实现基本的直接、双向“三通”。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获得重大突破。海协会与海基会的首次复谈即达成《海峡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让两岸通航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接着在11月初两会在台北达成四项经贸合作协议,尤其是《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的签署,让海峡两岸基本上实现了直接通邮与通航,也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直接通商,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大陆呼吁两岸“三通”近三十年之际,海峡两岸“三通”得以基本实现。

三、台海局势的稳定,两岸政治上的互信和互动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释放善意,一系列惠台政策陆续出台

2007年,为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深入发展,展现大陆的诚意和善意,大陆继续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措施。2007年3月,商务部宣布在2005年对台湾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的基础上,再次对台湾11种蔬菜和8种水产品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截至2007年底,大陆进口享受零关税的34种台湾农产品货值近千万美元,免税金额1100多万元人民币。这项措施受到广大台农和岛内支持两岸经贸交流发展人士的热烈欢迎。同年,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门决定在浙江、福建、广东的5个试点口岸进一步放宽对台小额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下放审批权,规范并扩大经营主体,取消小额贸易船舶吨位、金额限制,放宽经营商品类别等。商务部在2007年3月1日大陆禁止天然砂出口的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需要,于当年11月8日宣布恢复天然砂对台出口。12月11日,商务部公布了《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补充标准和相关事项》,并开始受理大陆出口企业申请。2008年1月29日,商务部发布公告核准7家符合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标准的大陆出口企业从事天然砂对台贸易。

此外,大陆有关部门还出台了包括:开放台湾航运和道路运输企业在大陆设立独资船务公司,允许两岸航空业界合资组建航空公司、合资修建机场;向台湾居民开放会计、卫生、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15类(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宣布两岸合拍电视剧享受大陆产电视剧同等待遇;允许台湾农民在大陆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直接申办个体工商户;大陆有关仲裁机构拟增聘台湾仲裁员等在内的一大批惠台政策。

2、巩固成果,扩大惠台措施,增进台胞福祉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很多在大陆投资的以劳动密集型和中小型出口为主的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困难,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为此,国台办在认真听取广大台商的意见和建议后,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的九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有关部门微调了部分纺织品、服装、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公布了31个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重点承接地。2008年12月22日,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式上,国台办主任王毅宣布了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制订的支持大陆的台资企业发展、加强台资企业融资服务等10项惠台新政策。当台湾水果出现丰产滞销时,大陆又积极组织采购团赴台采购,尽可能使台湾农民减少损失、稳定收入。

2009年,为落实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提出的五项重要对台举措,国台办主任王毅在此后的首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宣布了八项惠台新政策具体方案,其中包括推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扩大对台产品采购,尤其是水果、蔬菜、水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增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建设等。这八项惠台政策被普遍认将为两岸关系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局势的稳定,政治的互信,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实施,使得两岸间的经贸和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月至11月,两岸贸易额为1223.1亿美元,同比增长8.4%;大陆对台出口242.2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大陆自台进口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2008年1月至11月,大陆共批准台资项目2092项,实际使用台资17.1亿美元。

2009年,金融危机继续施虐全球,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全球贸易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大陆与台湾贸易额维持在1062.3亿美元的水平,虽较上年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05.1亿美元;自台湾进口为857.2亿美元。2009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555个,同比上升8.3%,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8.8亿美元,同比减少1.0%。

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褪去,2010年,大陆与台湾就完成1453.7亿美元贸易额,同比上升36.9%。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96.8亿美元,同比上升44.8%;自台湾进口为1156.9亿美元,同比上升35.0%。2010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3072个,同比上升20.2%,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4.8亿美元,同比上升31.7%。

7.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篇七

这里所指的政商关系，主要是指政府与大商人的关系。它与政府同小商人、小商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妨从一些历史片段来解读政商关系。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2500年前，他背叛楚国，投奔越国，辅助越王勾践，最终灭了吴国，替卧薪尝胆的勾践报仇雪耻。范蠡之所以背叛楚国，是因为当时的楚国不允许非贵族当官。范蠡虽然博学智慧，但出身贫贱，在楚国没有当官的发展前途，便来到了越国。范蠡在越国最初并不成功，他二十多岁便来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那年，范蠡已经四十二岁。第二年，他陪同勾践来到吴国为奴。在吴国三年期间，吴王夫差曾经劝范蠡离开越王勾践，转而为吴国服务，但是范蠡拒绝了。等到越国彻底灭掉吴国，吴王夫差自杀时，范蠡已经六十三岁。也就是说，范蠡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都交给了越国，按理说他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功成名就之后，哪怕在官位上顺便做点生意、搞点舞弊发点财，应该也没多大的问题。但是，范蠡因为担心勾践会卸磨杀驴而离开了越国。

范蠡是否带着美女西施一起离开，这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范蠡此后做了商人，并成为巨富。传说范蠡晚年三次主动散尽家财，又重新发财，即所谓“三聚三散”，显示了高超的经商才能。他被尊为“儒商”鼻祖，名号“陶朱公”。那么，范蠡的发财与他做官有关系吗？传说范蠡第一次散财后离开越国，改了名字到齐国又发了财，齐国国王请他做官，他做了不长时间便辞官，同时散尽家财，也就是“二聚二散”。此后他又第三次发财，又为救儿子的命再次散财。可见范蠡的经商才能非同一般。他之所以改名，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凭他的经商才能，当年若不离开楚国，想必也能发财，只是不能做官。因此，范蠡前大半辈子只想做官，并不想发财。否则在越王勾践落魄之时，面对吴王夫差的诱惑，他没理由拒绝，依然跟着勾践受难。所以，范蠡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成功的商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在商言商”，即政商分离：做官不讲发财，发财与政治保持距离。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名重要人物吕不韦曾经也是一个大商人。现在有人说，吕不韦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笔投资就是让秦始皇的父亲继位。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因为是庶出，被送到赵国当人质，子楚共有二十多个兄弟，能否立为太子，在常人看来胜算不大。吕不韦却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便花大钱供养子楚，并大把花钱让秦国将子楚立为太子。传说吕不韦自己有一个宠姬怀孕了，因子楚喜欢，便将宠姬送给子楚。以后该宠姬生下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王位，此人便是秦始皇。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对于这一传说的真伪我们可以分辨和讨论，但是，吕不韦的一系列做法，显然与范蠡截然不同。如果说范蠡是严格遵守了“在商言商”的政商分离原则，那么，吕不韦就是把商业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吕不韦的最终结果，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一个角度说，吕不韦把商业等同于政治的做法大获成功，他甚至因此而获得了秦国宰相的高位。发财与做官两不误，养门客三千，还出钱编撰了号称“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如此成功的商人，或者说把经商与做官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然而，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也认为吕不韦并不成功，或者说这一成功不值得。吕不韦因为感觉自己功劳奇大，或者觉得自己在秦王政长大后依然可以操纵政治，结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最终不得不饮鸩自尽。因此，吕不韦的经历虽然精彩，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商人与政治过分紧密地结合，风险巨大。当然，从现代风险投资的概念说，高风险与高回报紧密相伴。然而，当这一风险是自己的生命时，是否还甘冒此风险，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吕不韦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不懂得预测。

明朝的王崇古与上述两人则又不同。王崇古进士出身，为官生涯却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曾经总督山西。明朝虽然是在打败蒙古以后才建立的朝代，但蒙古势力并没有消失，当时的山西是防范蒙古的边疆重镇。王崇古历史上留下的主要功绩是力主“隆庆议和”。由于明朝立国之初的传统，对于蒙古的主战派始终有相当大的势力。王崇古曾经同俞大猷一起抗倭，素有战功，将他放在山西主持军政，也是主战的体现。但是，王崇古却力主与蒙古议和，并坚持接受蒙古首领俺答提出的封贡要求。最后王崇古的谏议被明朝政府接受，从此结束了一直紧张的汉蒙关系。此后，王崇古历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单说王崇古的这段经历，似乎看不到与政商关系的联系。但深入一点就会有其它发现。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父亲王瑶和伯父王现都是商人，王崇古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中也有不少商人。王崇古的舅舅、姐夫是当时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王崇古在朝廷中的政治支持者之一名叫张四维，曾任吏部侍郎，后官至内阁首辅。从私人关系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从社会关系说，张四维家族也是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因此，王崇古和张四维政治上互为倚重的背后，是明朝朝廷重臣与商人世家紧密的官商网络。而王崇古、张四维力主的“隆庆议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明朝与蒙古开边互市。如今被人们熟知的晋商，在原先基础上，从此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终结之后。在这些晋商中，毫无疑问就有王张家族。换句话说，王崇古、张四维力主与蒙古议和、开边互市，实际上对他们的家族生意是有很大好处的。他们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巩固和扩大了各自家族的商业利益。

然而，王崇古所体现的政商关系不能简单冠以官商勾结的帽子。从国家利益上说，明朝实现与蒙古的议和，有助于民族团结，也有助于不同民族群众的安居乐业。开边互市则有助于发展经济，给汉蒙民族都带来好处。因此，王崇古的商人家族背景并不是商人主导国家政策，而是商人借助国家一项良好政策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一政商关系既不同于范蠡的“在商言商”，也不同于吕不韦的由商业主导政治，而是商业服从政治，积极顺应政治趋势，从而得到巨大发展。就晋商而言，明朝时期王崇古等人主导的与蒙古议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了清朝，中俄“尼布楚条约”导致的恰克图通商，是又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换句话说，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及成就，与政治密切相关。必须指出，这种密切的关系不是商人主导，而是政治主导，商人服务于政治。

清朝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人，例如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广州十三行里成为当时世界首富的买办伍秉鉴，状元出身却离开官场大力兴办实业的张謇等等。虽然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商业为政治服务。即便其中有貌似“在商言商”的，事实上也是顺应政治潮流。因此，总的来说，商人要获得高速发展，例如像胡雪岩那样从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政治服务。当然，从吕不韦时代人们就看到商人为政治服务的利益与风险，因此有些商人为了规避这类风险，也会提出“在商言商”，似乎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事实上依然在顺应政治，否则，很难成为迅速崛起的成功商人。

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历史上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很明确就是为政治服务的。现代美国社会最著名的成功商人，例如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IT精英们，表面上看似乎像“在商言商”，与政治没什么关系。事实上，美国整个硅谷爆发产生的一系列新企业和一批成功商人，本质上都顺应了美国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生转变、以信息技术替代传统工业的战略大趋势。因而，他们同样是与政治挂钩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对政府、要求革命的商人有没有？应该说也有。例如当年资助孙中山的很多海外华侨。但是，商人们这种反对政府的背后，实际上是支持另一个政府，本质上仍然是服务政治或顺应政治。其中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一批商人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支持与反对立场，几乎都与民族利益、爱国主义有紧密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更多是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义无反顾地明确表达政治诉求，尤其在八国联军、抗日战争背景下，他们不惜像文天祥一样毁家纾难。反过来说，在和平年代挑战政治根本的大商人，细细想来并不多见。即便有几位，结局也大多难得善果。

8.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篇八

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作为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力量,二者既存在着矛盾冲突,也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构成科学和宗教关系的主流.

作 者：竺小恩 作者单位：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浙江,宁波,315104刊 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年，卷(期)：200316(2)分类号：B913关键词：历史发展 科学和宗教 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

9.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篇九

大家好，我是12级旅游管理班的曹婵婵，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历史研究与当代旅游业的发展的关系”这个课题。那么首先历史研究与当代旅游业发展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了。一方面，历史研究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提供指导。对于旅游学专业的人来说，可以从历史中发掘历史资源、学习旅游管理的理念等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可以发掘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促进科学知识转化成一种先进生产力。

一、历史文化在旅游文化中的基础地位及相互关系

1.历史文化是旅游文化之源 旅游文化是一个依赖于历史文化，实用性很强的文化 系统，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综合性和 应用性等明显特征，涵盖旅游参与者、管理、营销等所有 方面和全部过程。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格波 特认为：旅游文化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此 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

2.历史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历史 越是久远，历史文化的涵盖面就越宽。从旅游文化的角度 出发，历史文化是具有可视性、观赏性，具有一定审美价 值、休闲功能、拉近人们与过去的时间距离并赋予民族或 区域个性的那部分文化。在诸多的旅游资源中，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旅游吸 引力的重要源泉。旅游资源中的历史积淀——诸如重大历 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典型的历史遗存等，常常蕴涵着 永恒的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文化资源是藏着 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旅游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历 史文化不仅为广大旅游参与者接受和所认同，还有提升旅 游文化内含和文化品味的功能，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过 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护历史文化是构筑旅游文化的前提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旅游文化，旅游文化又必须从历史 文化中吸取营养。应当认识到，如果历史文化之河断流，构筑旅游文化就无从谈起。200 年前，欧洲人从法律制度和市民意识上着手，对古 建筑古城堡严加保护。今天，在欧洲看到的是古与今、旧 与新之间的和谐生辉，古城区的原汁原味，几乎看不到拆 房扩路的“旧城改造”，然而那里照样游人如织，环境优美，经济发达。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经济 快速发展、旅游业迅速兴起的国家是应当有所借鉴的。

吸收历史文化资源与构筑特色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需要历史文化，决定了历史文化资源要向旅 游文化转化

1.以构筑旅游文化为目的，合理吸收历史文化资源 从旅游产品开发的角度来看，历史文化资源宜于开展 文物考古、名胜古迹、历代建筑、古典园林、历史纪念地、近代革命遗址和名人故居等方面的特色旅游，成为旅游文化的直接构成成分。

2.发挥旅游资源的应用价值，促进旅游文化的形成 旅游文化不同于历史文化，在历史文化遗产面前，我 们考虑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而旅游文化是典型的适用和 功能文化，如果不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者无法满足人们 的旅游需求就谈不上什么旅游文化。事实上，旅游 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营的实质是文化，旅游者的旅游 行为也是文化。包括历史文化在内，它只能是旅游文化中 的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有转化为旅游文化时才具有应用价 值。

3.打造旅游精品，构筑特色旅游文化 建立旅游文化系统应当借鉴和吸收他人的优秀文化成 果，但要注重应该有自己的旅游文化特色，有别于其他的 旅游文化。建立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旅游文化，拥有鲜 明个性特色的旅游文化才能够发挥其应用文化的作用。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的外在差别与内 在联系，有利于从理论上指导旅游资源开发中历史文化向 旅游文化的转变，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和旅游文化学科的 完善。一个优秀的旅游景区、旅游城市的旅游文化应当是 适用性和特色旅游文化的有机结合。只有忠于历史，构筑 特色旅游文化，旅游文化才能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充分的 作用。

二、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的熔铸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作为一个社 会活动，作为一个产业无论是旅游者、规划设计者、经营 者的所有行为过程都是一种文化活动，都要把历史文化作 为背景文化和基础文化。构筑旅游文化必须把山水、古迹 等自然、人文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结 合起来。旅游目的地都有一定历史文化背景，大部分都是历史 文化和人文景观丰富的区域。既便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人 文景观不是很丰富的区域同样孕育着特有的历史文化。对 于旅游者而言，陌生、新颖更能增大旅游吸引力。文化因素渗透在现代旅游活动的各个方 面，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 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

1.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的整体观

世界上任何事物均 处于一个整体之中进行运动，整体决定局部。整体观把生 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和利益加以整合使之 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思想能力的新境界。旅游文化作为旅 游业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举足轻重，因为旅游活动的内涵是它的文化性质。因此在实施旅游可 持续发展战略时，不能不考虑旅游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2．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持续观

世界上的事物均处于 永远的发展之中，人类应自觉地把后代发展的可能性作为 当代发展的必要因素和前提来对待，把后代的权益和当代 的权益融为一体去运作，从而造福无穷。文化具有继承性 和发展性，旅游文化亦不例外。我们对旅游文化行使继承 权的同时，也有保护和发展它的义务。如果旅游文化的发 展受到阻碍或变形发展，旅游存在的内涵及底蕴则消失殆 尽，何以谈可持续发展？

3．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公平观

这体现了一种道德观 念：人与自然之间、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处 于平等地位。人不应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也不应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无限制地侵夺后代人的权益。文 化资源是前人留下的财富，既应该允许当代人平等享受，还应该保持代际间的公平分配与发展。旅游文化资源与后 代共享，既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更高 的道德要求。

4．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资源观

文化资源是不可复制 的，一旦遭损无法复原，而旅游业的发展对文化资源有很 强的依赖性，资源开发的潜力和可利用的程度是旅游业能 否发展的前提，因此绝不能采取掠夺性的开发利用，以免 资源枯竭，应有序、合理和科学的规划，在保护好旅游文 化资源的前提下使其最大限度发挥出应有价值，并尽可能 延长文化资源寿命。

5．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全球观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旅 游文化，因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很 大的差异性，但都是世界文化资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旅游可持续 发展应是全球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应共同担负保护人 类旅游文化的责任，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进行旅游文化的 开发利用和保护。

三、融汇山水与历史，构筑有特色的桂林旅游文化

以桂林为例，桂林既是旅游名城，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然而长久以 来，我们往往重视旅游，而忽略文化，导致桂林的历史文 化景点开发观念也远远落后于桂林山水旅游。应该看到的 是，未来的旅游发展是多样化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游客 需求的提高并多样化和以后市场的发展，单一的山水观光 已经很难满足旅游者的胃口，具有更高文化品味的旅游项 目呼之欲出。这就需要将旅游和文化结合起来，走文化旅 游的推广发展之路。比如桂海碑林，作为飘香世界的知名 历史文物景点，不来观看和研究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而一 旦将其与旅游结合起来，就可以吸引游客目光，增加游客 的停留时间，从而达到旅游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如何把桂林山水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这一直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以往，我们提桂林山水提得很多了，但对文

化却提得比较少。现在，有关部门提出要把桂林建成“世界 山水文化体验之都”，这无疑是桂林文化发展的一次机遇。在“十一五”期间，应加大对一批历史文化项目工程的系列 建设，保护与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财富。就目前桂林旅游状 况来看，产品仍大多停留在三山两洞一条江等自然景观上，而其它景点的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无论从力度，深度等 方面还远远未被释放出来。要构筑有特色的桂林旅游文化，应充分发挥以下优势。

1．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桂林是中国南方文化的代表，是 一座拥有21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率先走向文明的地 区之一，古代、近代和现代都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中心城市。桂林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仅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十余处。我国具备这样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桂林是独一 无二的。桂林的历史文化有很强的独占性，把这些丰厚的 历史文化资源引入到城市旅游文化，必将促动桂林城市旅 游业迅速发展。

2.进行靖江王府王陵、甑皮岩遗址、八路军办事处、李宗仁官邸、桂海碑林、王庭坚系舟处等珍贵的历史文化 的保护性开发，把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遗迹与桂林 历史文化名人结合在一起推出来，使之与桂林山水相辉映，提升桂林在游客心目中的文化品位，让更多的游客看到桂 林历史文化的悠久与厚重，实现旅游区景观和旅游发展中 心的战略意图，确保桂林国际旅游中心的位置。

总之，在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的 熔铸和创新问题上，必要性很明显，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从事旅游业经营管理和旅游文化理论 研究的专业人员，创新意识要更加强烈，才不会在激烈变 动的新时代错失良机。只要中国旅游业界和学界把视角投 向知识经济时代，并努力研究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新问题，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实现。

10.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历史演变 篇十

关键词：英国欧盟脱欧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64-01

一、英国拒绝加入舒曼计划

欧洲一体化的思想由来已久。近代以来的欧洲，战争频发，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厌恶战争，渴望和平。1950年5月，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了旨在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由此正式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舒曼计划提出以后在欧洲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但是英国却对此保持冷淡的态度并且明确表示不会参加任何涉及转让国家主权的欧洲一体化倡议。英国人认为，舒曼计划不仅侵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是对英国国家主权的侵犯，同时英国政府一直以来就明确表示它不赞成任何形式的超国家机构的一体化组织，而舒曼计划中所涉及的超国家原则触及了英国的底线，这也成为英国反对舒曼计划的根本原因。

二、英国加入欧共体

（一）欧共体的成立。

1951年4月，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荷兰6国在巴黎正式签署了为期50年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又称《巴黎条约》。1952年8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上述6国在罗马签订了无限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统称《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统称为欧洲经济共同体。1965年4月，6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组成欧洲共同体。

（二）英国加入欧共体。

1.英国首次提出加入欧洲共体的申请。50、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不断变化。英美特殊关系出现了裂痕，英国的一些殖民地纷纷独立，削弱了英国实力。反观欧共同体建立以来，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密切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扩展了市场，提高了欧共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1961年8月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加入欧洲共体的申请，同年11月，各国在布鲁塞尔就英国加入共同体进行谈判，整个谈判过程分歧不断。双方在联邦利益问题以及英国农业利益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一直持续到1962年底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对于英国既想加入共同体以获得好处，又不愿意付出让步的行为，法国非常反感，在1963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法国总统戴高乐明确表示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法国之所以否决英国的申请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戴高乐提出建立欧洲人的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由于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法国担心如果英国加入欧共体那就会使欧共体面临着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危险，受美国的支配和领导，为此戴高乐强烈反对。英国首次加入欧共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2.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1964年5月，哈罗德-威尔逊上台执政，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威尔逊政府由“疑欧”积极转变为“融欧”。1967年5月，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这一次英国的态度缓和了不少，不再强调附加条件，尽管如此，戴高乐还是借英镑危机，英国经济虚弱会影响欧共体的发展，否决了英国的入欧申请。

3.英国加入欧共体。1970年，亲欧的爱德华·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希斯多次表示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英国应该也必须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否则将会边缘化。与此同时，戴高乐辞职后，乔治·蓬皮杜继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对于英国加入欧共体表现出乐观开放的态度。一方面法国希望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能够加强西欧的力量，扩大欧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法国希望英国的加入能够平衡西德在欧共体内日益增长的势力。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重启谈判，并最终于当年成功“入欧”。

三、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

1969年，海牙首脑会议正式提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计划。1970年出台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集体方案即维尔纳报告。1973年欧共体建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1974年创立欧洲货币合作单位，用于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结算。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开始运行，1988年汉诺威首脑会议正式提出实施统一货币计划。1991年底，欧盟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最终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合称《欧洲联盟条约》。1995年底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单一货币绿皮书，将未来的单一货币正式命名为“欧元”，于1999年正式启动，并与2002年开始正式在欧元区流通。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期，撒切尔政府就坚决反对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英国政府担心实行统一货币以后，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加强，英国会失去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欧洲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英国也将沦为欧盟的一个“州”。此后的梅杰政府布莱尔政府、卡梅伦政府对加入欧元区保持消极态度，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呼声一直是主流。

四、英国启动脱欧公投

对于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丘吉尔曾经有句名言：“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从不属于欧洲”。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正是对这一句名言的验证。英国从来都不是欧盟中的“可靠”成员。英欧关系先后经历了撒切尔时期的停滞和梅杰时期的波折。1997年布莱尔上台执政，对欧政策积极，但由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对于“欧洲宪法”的强硬反对态度，致使布莱尔政府最终壮志未酬。2010年英国大选，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在对欧盟的立场上趋于强硬，提出维护国家利益、不应向欧盟进一步转让任何主权或权力等政策主张。随后英国不顾法德反对，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修改《里斯本条约》招致其他国家不满。2012年卡梅伦发表题为“我们应该清楚，哪些方式能使英国获得最大利益”的文章，指出希望通过全民公决或选举的方式，让英国选民就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做出真正的选择。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在伦敦发表演说，提出如果保守党能够赢得2015年大选，将与欧盟进行谈判，目的是希望就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达成“新安排”，并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决。为兑现竞选承诺英国公投的时间定为2016年6月23日，最终脱欧派胜出，英国成为首个脱欧国家。

参考文献：

[1]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2]李靖堃：《英国欧洲政策：现状及其未来走向》[J]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

[3]崔洪建：《观察英国“退欧”问题的多重视角》[J]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

[4]纪秀娟：《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4.

11.华严与禅关系的历史考察 篇十一

在华严宗创立之前, 华严经已被广泛研究, 这是宗派形成的基础。那时华严经的弘扬主要依托于上层义学僧人。义学僧人, 是当时佛教界的学院派学者, 依靠上层支持进行义理探究。具体过程中, 因华严是内容非常丰富的经典, 故一开始并未以一个整体而流传, 而是地论师抽取华严中《十地》进行研究推广, 《十地》独立流传;同时南方三论宗也推动了华严的弘扬。同时又有一部分人崇奉信仰华严, 向往莲华藏世界, 并未做义理的探索。华严研究的深化, 为宗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与组织准备。在这一时期, 华严与禅那的联系基于研究或修行华严的僧人与禅的联系, 并根据佛教僧人的上层知识僧侣与下层苦行僧人两个阶层划分而分为两个不同类型。

首要的是下层苦行僧人与禅那的联系, 他们是华严在下层推广的主力。上层义学僧人的研究与听讲经活动影响一般只函盖上层。“从北周南陈开始, 《华严经》广泛流行于南北各地, 不仅为义学沙门所重, 也为众多下层僧人所接受, 由此出现了华严学的多途发展。在佛教界崇奉《华严》, 并依经探讨义理、树立信仰、确定修行内容等实践的促动下, 华严信仰也向社会各阶层普及深入。”[1]一些下层苦行僧人居于山野, 刻苦修行。当他们接受华严, 华严的影响便通过他们的信众慢慢渗入社会的缝隙。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为普圆系。

普圆于北周武帝初年游历长安一带, 不住京邑, 多依林墓, 重视禅定, “常坐绳床, 敛容在定”[2], 却也“诵华严一部, 潜其声相, 人无知者。弟子侍读, 后因知之”[2]。普圆的弟子有普济和普安, 前者“仪轨行法, 独处林野, 不宿人世, 跏坐修禅, 至于没齿”[3], 并坚持“修普贤行, 生贤首国”[3]。而后者普安在北周悬赏捉拿逃僧时在终南山保护了三十余名上层义学僧人, 也因此与他们接触。故与普圆与普济比, 普安不仅遵修苦行, 且同时受了知识僧侣影响而重视义理探讨, 是沟通官僧义学与山野禅学的关键人物。普圆系依华严修行, 重视禅修, 受地论师派影响较小, 并逐步与义学沟通与结合, 被奉为华严初祖的杜顺的行迹与之相似。

下层僧人原本就坚持禅那, 在接受华严后实现禅那与华严的结合。上僧义学僧人的禅法与他们不同。如昙迁 (539-604) 的弟子道英 (557-636) 平时便专注于华严, 死前令人诵《华严•贤首偈》, 以华严为根本信仰。他同时重视禅定, 但不在冥想中构建华严的神通境界, 而是穷寻“合于常识”的“理性”[4], 注重禅观中的抽象思辨而非具体形象的观想忆念, 将禅定作为思索理顺知识或者义学的手段, 这代表着义学僧人的禅观。

二、华严宗建立

出身下层游僧的华严宗初祖法顺与禅的关系最为明显, 其十八岁出家后便师事因圣寺禅师僧珍, 受持定业。而后居无定所, 游荡化人。从其居士弟子樊玄智的事迹来看, “昼诵《华严》, 夜修禅观”[5]是法顺所倡导的、当时大多依经修行者的修行方式。同时, 由于法顺与义学派关系密切, 进一步沟通了山野禅学与义学, 他的禅观极有可能是义学式的抽象思辨。

确定为法顺着作的一卷《华严五教止观》[6], 讲了从低到高、由浅入深的五重止观, 即在止中应当观想的具体内容, 是一部禅法书, 体现法顺的禅僧本色。该书总结了大小乘佛教的主要禅观, 并将它们皆看作“入道方便”, 而最高禅观当为“华严三昧”。“方便”有“法有我无门”、“生即无生门”、“事理圆融门”、“语观双绝门”, 而“华严三昧门”则直接认识、思考和体验法界缘起的境界。后来法藏继承了此书中的名目, 写成《华严游心法界记》[7], 对全部佛教经典和学说分类判断, 形成了华严宗的判教学说。实际上法顺的五重止观, 是法顺于华严宗最大的贡献。

二祖智俨是华严宗的实际开创者, 创造了“十对”、“十玄门”等华严宗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名目, 而三祖法藏更大大完备了华严宗的哲学体系, 是华严宗发展的顶峰。但是华严宗终究是以义学为主的宗派, 智俨与法藏与禅那关系并不明显。智俨在《华严十玄门》中总结自己的思想:“今且就一部经宗, 通明法界缘起, 不过自体因之与果。所言因者, 谓方便缘起, 体穷位满, 即普贤是也;所言果者, 谓自体究竟, 寂灭因果。”[8]当时的主流派重“文殊”, 智俨偏偏讲“普贤”, 其中有反对官僧的重慧轻行、重视实践修行及重视义学僧人之外的下层苦行僧人的意义在。可见智俨十分重视修行。法藏虽然使用了“海印三昧”与“华严三昧”的概念, 来完备自己的性起学说, 以二者为“性起法门”这“一体”的“二用”, 且两种三昧也很难说是两种禅定状态, 但这两个名目终归与禅有些关系。[9]法藏弟子慧苑虽于当时影响巨大, 却未能将华严宗事业承接下去。师徒相传三代的华严宗发展暂停。

三、禅宗建立后

华严宗至澄观时所面临的最大时势变化, 是禅宗的建立及在南方影响急剧扩大。安史之乱后, 密宗十分发达, 但密宗信奉的毗卢遮那如来、文殊菩萨等, 均与华严宗的佛菩萨崇拜相同。禅学变为中国佛学的主流, 使得华严宗不得不卷入其中。华严受禅学影响, 而禅宗也开始吸收华严学。

澄观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二说:“会南北二宗之禅门, 摄台衡 (南岳) 三观之玄趣, 使教合亡言之旨, 心同诸佛之心。无违教理之规, 暗蹈忘心之域。”[10]可见澄观不仅关注华严, 也关注禅宗, 乃至天台。他认为南北禅宗是平等的, 且于禅宗有极高造诣。他曾这样给唐顺宗讲“心要法门”:“至道本乎心, 心法本乎无住;无住心体, 灵然不昧。性相寂默, 包含德用;该摄内外, 能广能深;非有非空, 不生不灭。求之不得, 弃之不离。迷现量则惑苦纷然, 悟真性则空明廓彻, 虽即心即佛, 唯证者方知。”[11]澄观将禅宗之“心”讲得十分清楚, 又结合了当时流行的马祖的“即心即佛”观点 (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两系此时正兴盛) 。如此看来, 禅宗从没人将“心”讲得如此清楚, 难道澄观比禅宗中人更懂禅宗之“心”?未必如此, 此处将“心”讲得如此通彻, 恰证明其为华严学人。禅宗讲究“不为说破”, 反对语言的禁锢与思维的束缚, 即使有人如此归纳, 也不可能流传。这也是华严宗与禅宗关系中的一点区别。

至五祖宗密, 华严学被禅化。宗密的着作中, 研究禅籍似比华严的更多, 如《禅源诸诠集》 (现有《都序》存) 、《禅门师资承袭图》等。而其华严着作, 并无过多创术, 而以发挥澄观个别着作为主。其思想特点即是“皆本一心而贯诸法, 显真体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对待, 冥物我而独运”[12], 所以宗密以“心”一统佛法。这个“心”, 更像是禅宗中的“心”。

四、华严宗理论影响禅宗

在华严宗理论影响下, 禅宗中有人转入华严。惟劲嗣法于雪峰义存, 后又参访诸方。因见贤首镜灯, 忽而有感, 顿悟华严宗广大法界重重无尽的圆融无碍法门, 后改习华严, 时誉甚高, 但无传承。但惟劲之类是少数, 因简单直接的禅宗是中国佛教之主流, 而繁复的华严宗哲学难以得到下层青睐。故虽得赞许, 华严学说却难以传承。

其实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禅宗利用其学说 (以理事概念为主) 构建禅法理论体系。华严宗重视“理事”关系, 实际自澄观起。智严创“十会” (十对) 概念概括一切佛法与一切现象并论述十玄门。法藏只是改变了个别名目。而澄观认为:“然上十对, 悉皆无碍, 今且约事理, 以显无碍。”[13]澄观特别重视「事理」这一对, 对二者关系做了详尽论述, 使华严理论更条理分明。而「理事」也变为华严宗理论的标志词汇。

这种对禅宗理论的影响集中于唐中后期与五代。如石头希迁以《参同契》[14]总结自己的禅法, 其中受华严影响很大。单就题目参同契, 便有事之“参”与理之“同”的韵味;“执事元是迷, 契理亦非悟”及“事存函盖合, 理应箭锋拄”也直接使用了理事范畴。在华严思想的影响下, 石头希迁的禅法带有哲学思辨色彩, 近乎于一种禅思, 与同时代的马祖道一之大机大用差异很大, 因其圆转“无碍”无住的哲学色彩, 马祖亦有“石头路滑”之评语。此哲学思辨的思路直接被曹洞、法眼所继承。曹洞宗中运用理事概念阐释其核心学说“五位说”:

正位即属空界, 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 有万象形;偏中正者, 舍事入理;正中来者, 背理就事;兼带者, 冥应众缘, 不堕诸有, 非染非凈, 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 无着真宗。[15]

法眼文益重视以理事关系进行各种分析, 尤其在《宗门十规论》[16]中有以理事关系总结评判唐末五代禅学的内容。永明延寿着有《宗镜录》[17]一百卷, 以禅宗标准审订华严、慈恩、天台三家学说, 以此倡导禅教融合, 其中的“教”主要就指华严。

沩山灵祐经常用到“理事不二”, 如“以思无思之妙, 返思灵焰之无穷, 思尽还原, 性相常住, 事理不二, 真佛如如”[18], 及“以要言之, 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 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趣入, 则凡圣情尽, 体露真常, 理事不二, 即如如佛。”[19]“理事不二”在其学说中是禅修的目标, 地位重要。

以上仍主要是理论影响, 在禅宗五家七宗理论构建结束后, 华严宗相关内容便主要出现在机锋公案中。仅举一例, 即赵州从谂禅师之“七斤衫”公案。

问:万法归一, 一归何处?师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 重七斤。[20]

“万法”与“一”的关系, 是华严宗常见的一个议题。智俨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即是“一即一切”。智俨与其师法顺一样, 以法界缘起概括其全部理论。至法藏, 除继承法界缘起学说外, 更着重于性起学说。“性起”实质受了《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之影响。其认为“显一体者, 谓自性清净圆明体, 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21]。这个“一体”是产生一切现象的本源, 是包含一切佛教功德的母体。学僧想问的万法所归之“一”, 应当就是这一体。本来如来藏是禅宗弘扬“一心”所依之根据, 但赵州却与法藏认识不同。佛教俗称“空门”, 此“空”甚至可以谓佛教最高范畴。佛陀创佛教时, 便因要反对周围婆罗门教的“梵天”思想, 而认定“无我”, 即无灵魂, 且无持久不变的构成宇宙现象的本质本原。赵州坚持“空”, 也就不会承认有这么个“一”存在。万法归一, 一归万法, 真空假有。至于赵州缘何答“青州七斤布衫”, 或是“直指人心”, 或言自己年轻时在故乡青州也自寻烦恼着七斤重衫。对华严宗的学说禅宗不同人也有不同理解, 但起码为禅宗机锋提供了材料。

摘要：在佛教中, 禅那是佛教普遍的修行手段, 是“戒定慧”中“定”的基本方式。华严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佛教经典, 或指此经中的哲学思想, 抑或依此经建立的佛教宗派。禅是“行”, 华严是“知”, 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若依华严最根本的意项“经典”说, 经文倒是涉及禅那。如《贤首品》谈到“海印三昧”与“华严三昧”, 前者是佛所进入的可见到世界一切现象的禅定状态, 后者指具有佛教的一切修行功德、具有从事一切修行能力的禅定状态。这种联系在“知”的范围内, 或者说在“应然”之中。此外在汉传佛教的“实然”里, 华严理论的典型代表在华严宗, 禅集中体现在禅宗。下面将中国佛教史依两宗成立为节点分为若干阶段, 简单概括二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