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精选7篇）

1.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篇一

反腐倡廉30年：再看腐败现象表现形式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795 更新时间：2008-11-20

（一）腐败现象涉及范围广

改革开发初期，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腐败现象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渗透和侵袭。企事业单位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区;管钱管物管人出事的较多，名人因腐败倒下的比比皆是，名不上经传的小人物以权谋私的更是屡见不鲜;小马失蹄者较为普遍，老马迷途也常有发生。过去被称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增加。过去问题不多的干部人事领域，买官卖官现象呈蔓延趋势，执纪执法机关违纪违法问题更是屡见不鲜。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既涉及到传统领域，更涉及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和领域，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出租批租，建筑工程等领域成为腐败现象的“高发行业”，可以说腐败现象呈现无孔不入的态势。据统计，从2003年至2006年，全国检察系统查处的职务犯罪中，国有大型企业公司的领导干部达到52000余人，行政机关领导干部43000余人，国有事业单位22000余人。（数据来自津报网http://）

（二）腐败金额数大

腐败分子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已到了追求权力不顾廉耻，追求金钱丧心病狂的地步，尤其是“权力资本腐败”使当今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十万、几十万、是“小菜一碟”，百万、千万了不稀罕。原湖南电线电缆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陈海燕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案涉及金额3亿多元。

（三）“权色、权钱、权权”交换突出

腐败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不仅仅是金钱腐败，还浓浓地烙上了“色”的色彩。有的腐败分子的腐败甚至是围绕着情人、“包二奶”而展开的。有的腐败分子与不法“大款”甚至黑恶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二者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关系。一些公职人员往往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在项目审批、工程承包、协调贷款、减免税费等方面为其提供方便，从中捞取巨额贿赂;不法大款利用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利，获取巨额非法利润，“权色、权钱、权权”交换已成为现阶段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岐帮助私营业主取得开发用地优惠政策，私营业主获利2500万元，而田本人收受200余万元的钱物。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索贿受贿2385万元，他有七个情妇，到北京开人大会还要领一个情妇同去,色情腐败触目惊心。

（四）“串案、窝案”多

现阶段腐败案中，“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其中，有很多是围绕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展开的，搞腐败的人往往政治上拉帮结伙，形成了紧密的人身依附性的关系网；经济上互相牵连，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就给我们一个信号: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沈阳慕绥新、马向东一案，涉案142起，400多人，移交司法机关104人，包括沈阳的市长、两任常务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和3名副院长，检察长、市政府秘书长和4名副秘书长、9名局长等一批高官。

（五）“家庭式”腐败成为现阶段腐败特色

家庭作为社会中的特殊利益单元，在腐败案件中发生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一个阶段的腐败案中可以看出，“家庭式腐败”成为当今腐败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配偶、儿女、兄弟姐妹被卷入腐败案的不少，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相当突出，个别的甚至是“满门进狱”。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先后注册了十几个公司，聚敛了巨额财富。慕绥新借国有、集体企业转制，股份制改造之机，通过低估国有资产、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破产报损等手段，逃废债务，隐瞒利润，化公为私。慕案发后，其女儿将大部分财产转到国外，但国内家庭财产仍有2000多万元。

（六）腐败分子作案手法趋向高智商化

腐败分子作案越来越狡猾、隐蔽，“曲线敛财”问题突出。有的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收受钱物，相当部分以礼金、礼券、礼卡和一些带有文化品位的物品形式出现，大肆攫取“灰色收入”，居然有的腐败分子受贿讲究原则。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卢万里为自已制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即一是受贿要选择好对象，不能谁送都收；二是“投桃送李”，要讲信用。三是要选择时机，尤其是一对一进行，绝对不可以有第三者在场。可见腐败分子作案手法趋向高智商化。

（七）特殊部门腐败问题突出

从近几年一些腐败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殊部门，由于特有的一些权力和职能，例如建筑、土地、证券、金融、工商、税务、财政等部门都是案件多发、高发的重点领域。郑筱萸，国家药检局长，第一任局长，就是靠着药品审批注册的机会，捞取大量钱财，甚至一次受贿200多万。(宣教室)

2.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篇二

关键词：卡通化,现象,艺术表现形式

中国的“卡通一代”最早是17年前在商业化最为发达的广州提出的,其概念是旗帜鲜明的推崇商业化社会中新新人类的生活和表现方式。“卡通一代”放下写实绘画这种被政治宣传捆绑的艺术形式,开始卡通加综合艺术等西方实验性和反传统审美的艺术创作,潜意识推崇的是“变异的美丽、浅薄的健康、潜在的反叛、内在的威胁”的艺术思维。近些年,当代艺术表现形式“卡通化”铺天盖地,接连酿生,新生代的艺术家选择用卡通风格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与当今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理暗示有直接关系。

一、以自我为中心

如周明的作品《内感受器幻觉20’》这副多屏动画装置作品由源场、缘体及果根三部分组成。源场中具象的“贪、嗔、痴”,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生存,将自身的性格输入缘体,并使之混合发生作用。缘体是一具雌雄同体的双性生物,虽具两性,却无实际生殖能力,以精神的方式进行虚拟的交媾,幻化出果根。果根产生的表象又显现出多种虚无荒诞的影像,在展出过程中,随着时间增加、循环,仿佛永无止境的轮回。这种积极与消极,好与坏的认知是不能脱离环境和可以逆转的。在艺术上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清晰风格流派到后现代主义折衷的态度都体现了这种中庸认知的一种重要因素,并且所谓的两方面的因素不再是一种对峙和孤立,在社会这双手的融合下很多原本对立的因素抹平了沟壑。但是这里要认知和反思的东西往往是需要继续探索和延伸而不是得到这个既定的答案。作品本身是没有善恶好坏的概念,在艺术应用中更是千变万化,因为各种外在情况产生不同的变化可能。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这个事情经过思考后变成一种艺术元素,这种艺术家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对事物横向联系的能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层挖掘更体现出一种对中国特有文化的继承方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和创新才是艺术与生活相联系的关键点。能擅用生活中的因素,擅用正面与负面的协调来解决艺术创作中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并且能用这种思考和认知贯穿现实生活中所谓因素的模糊性来通过与规律的同步来协调正面和负面的信息,使表达内涵更能切入完整的主题。艺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他与诸多自然和社会因素相关联,特别是环境,民族时代和技术等因素,对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艺术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体现时代特征和科学技术水准。

卡通一代多为独生子女,这不仅仅冲击了中国固有的家庭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卡通一代人的心理特点。这一代人和外界交往的较少,缺少交往就缺少理解,导致无法感受别人的存在,忽略他人的感受和利益。在这样一种孤独、枯燥、封闭的成长过程中,卡通成为他们最好的陪伴。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势,当下青年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表现出缺乏人文关怀,以自我为中心的状况。

二、选择性回避心理

如王海洋的作品《弗洛伊德,鱼和蝴蝶》是一副画也是一部影像,它是在同一张纸上反复擦画了1200多次完成的。在这里我特别强调整个过程是一种完整的时间连续的,可以参与互动的作品,并且整个作品不是简单的一种图像的凝结,整个制作过程,特别是互动的过程就是作品的核心表述内容之一,甚至大于最后的图像结果。这种特别跨界的艺术表达形式完全突破了既有的艺术形式,把艺术创作的形式还原成一种瞬间的永恒。这部作品试图把自己绘画的过程用动画的方式表演出来,体现了某种摆脱既有艺术形式和既有艺术内容的力量,行为的力量。

在创作绘画的过程中随机的、信马由缰的意识流变成可与观众沟通的,可视化的艺术。这样使空间在这个创作中被模糊。或者说是一种特有的定格:观者、画着和制作者成为一体。给受众的体悟是:对于社会而言我们是社会的本体,是表述者也是接受者。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的(包含时间、空间、亲身参与、过程、相对结果)艺术语言感悟到对于行为和结果重要性和意义的延伸性探索,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通过行为认识自己。这些延伸性主题的反思往往前卫艺术家走在了前面,并且从艺术的审美到现实的情感温暖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从类比的角度来看,和作品的时间、空间的张力如出一辙。

卡通风格绘画创作主体多是20世纪70年代及80、90年代的艺术家群体,他们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阶段是卡通陪伴的。在娱乐相对缺乏的那个年代,鲜活的卡通形象加上极具想象力的故事情节,无疑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冲击,特别是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卡通文化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们逃避现实、宣泄压力的一剂良药,卡通文化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卡通一代最为美好的深刻记忆。而童年记忆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层的,当应试教育所灌输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渐渐被卡通一代的成长所取代时。他们没有过多的激烈极端的质疑、颠覆和破坏,而是选择回避与放下。这种回避心理在无意识中被合理的存在,没有给卡通一代带来过多强烈的体验,也就很难形成具有分量的反思与批判,其所带来的冲击也因未达到承受底线而未被重视。因此消极的应对与沉默替代了争辩,选择性的遗忘与回避代替了审视与反思。

三、盲目跟从

在中国,多数人认为卡通是给小孩看的。而当国际级的艺术大师将其作为一种前卫艺术的表现风格时,随即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风向标。如高瑀在他的作品《五行山》中打破常规塑造出一个慵懒、懈怠、无神的孙悟空。他不仅不是什么降妖除魔的英雄,甚至连应有的对生活的肯定与积极都不复存在。这种对于经典形象的颠覆与重塑,配合着其所特有的卡通式的视觉塑造,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就此诞生。

四、快餐消费心理

快餐文化的出现,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艺术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生活节奏及方式的不断变化是卡通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卡通式样”不断产生、人们接触卡通的机会越来越多。大众消费文化成为主流,卡通图像泛滥并急速更替,影响艺术家及大众视觉经验的形成。

3.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篇三

卡通化现象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的“卡通一代”最早是17年前在商业化最为发达的广州提出的，其概念是旗帜鲜明的推崇商业化社会中新新人类的生活和表现方式。“卡通一代”放下写实绘画这种被政治宣传捆绑的艺术形式，开始卡通加综合艺术等西方实验性和反传统审美的艺术创作，潜意识推崇的是“变异的美丽、浅薄的健康、潜在的反叛、内在的威胁”的艺术思维。近些年，当代艺术表现形式“卡通化”铺天盖地，接连酿生，新生代的艺术家选择用卡通风格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与当今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理暗示有直接关系。

一、以自我为中心

如周明的作品《内感受器幻觉 20》这副多屏动画装置作品由源场、缘体及果根三部分组成。源场中具象的“贪、嗔、痴”，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生存，将自身的性格输入缘体，并使之混合发生作用。缘体是一具雌雄同体的双性生物，虽具两性，却无实际生殖能力，以精神的方式进行虚拟的交媾，幻化出果根。果根产生的表象又显现出多种虚无荒诞的影像，在展出过程中，随着时间增加、循环，仿佛永无止境的轮回。这种积极与消极，好与坏的认知是不能脱离环境和可以逆转的。在艺术上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清晰风格流派到后现代主义折衷的态度都体现了这种中庸认知的一种重要因素，并且所谓的两方面的因素不再是一种对峙和孤立，在社会这双手的融合下很多原本对立的因素抹平了沟壑。但是这里要认知和反思的东西往往是需要继续探索和延伸而不是得到这个既定的答案。作品本身是没有善恶好坏的概念，在艺术应用中更是千变万化，因为各种外在情况产生不同的变化可能。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这个事情经过思考后变成一种艺术元素，这种艺术家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对事物横向联系的能力，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层挖掘更体现出一种对中国特有文化的继承方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和创新才是艺术与生活相联系的关键点。能擅用生活中的因素，擅用正面与负面的协调来解决艺术创作中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并且能用这种思考和认知贯穿现实生活中所谓因素的模糊性来通过与规律的同步来协调正面和负面的信息，使表达内涵更能切入完整的主题。艺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他与诸多自然和社会因素相关联，特别是环境，民族时代和技术等因素，对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艺术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体现时代特征和科学技术水准。

卡通一代多为独生子女，这不仅仅冲击了中国固有的家庭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卡通一代人的心理特点。这一代人和外界交往的较少，缺少交往就缺少理解，导致无法感受别人的存在，忽略他人的感受和利益。在这样一种孤独、枯燥、封闭的成长过程中，卡通成为他们最好的陪伴。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势，当下青年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表现出缺乏人文关怀，以自我为中心的状况。

二、选择性回避心理

如王海洋的作品《弗洛伊德，鱼和蝴蝶》是一副画也是一部影像，它是在同一张纸上反复擦画了1200多次完成的。在这里我特别强调整个过程是一种完整的时间连续的，可以参与互动的作品，并且整个作品不是简单的一种图像的凝结，整个制作过程，特别是互动的过程就是作品的核心表述内容之一，甚至大于最后的图像结果。这种特别跨界的艺术表达形式完全突破了既有的艺术形式，把艺术创作的形式还原成一种瞬间的永恒。这部作品试图把自己绘画的过程用动画的方式表演出来，体现了某种摆脱既有艺术形式和既有艺术内容的力量，行为的力量。

在创作绘画的过程中随机的、信马由缰的意识流变成可与观众沟通的，可视化的艺术。这样使空间在这个创作中被模糊。或者说是一种特有的定格：观者、画着和制作者成为一体。给受众的体悟是：对于社会而言我们是社会的本体，是表述者也是接受者。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的（包含时间、空间、亲身参与、过程、相对结果）艺术语言感悟到对于行为和结果重要性和意义的延伸性探索，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通过行为认识自己。这些延伸性主题的反思往往前卫艺术家走在了前面，并且从艺术的审美到现实的情感温暖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从类比的角度来看，和作品的时间、空间的张力如出一辙。

卡通风格绘画创作主体多是20世纪70年代及80、90年代的艺术家群体，他们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阶段是卡通陪伴的。在娱乐相对缺乏的那个年代，鲜活的卡通形象加上极具想象力的故事情节，无疑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冲击，特别是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卡通文化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们逃避现实、宣泄压力的一剂良药，卡通文化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卡通一代最为美好的深刻记忆。而童年记忆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层的，当应试教育所灌输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渐渐被卡通一代的成长所取代时。他们没有过多的激烈极端的质疑、颠覆和破坏，而是选择回避与放下。这种回避心理在无意识中被合理的存在，没有给卡通一代带来过多强烈的体验，也就很难形成具有分量的反思与批判，其所带来的冲击也因未达到承受底线而未被重视。因此消极的应对与沉默替代了争辩，选择性的遗忘与回避代替了审视与反思。

三、盲目跟从

在中国，多数人认为卡通是给小孩看的。而当国际级的艺术大师将其作为一种前卫艺术的表现风格时，随即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风向标。如高瑀在他的作品《五行山》中打破常规塑造出一个慵懒、懈怠、无神的孙悟空。他不仅不是什么降妖除魔的英雄，甚至连应有的对生活的肯定与积极都不复存在。这种对于经典形象的颠覆与重塑，配合着其所特有的卡通式的视觉塑造，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就此诞生。四、快餐消费心理

快餐文化的出现，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艺术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生活节奏及方式的不断变化是卡通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卡通式样”不断产生、人们接触卡通的机会越来越多。大众消费文化成为主流，卡通图像泛滥并急速更替，影响艺术家及大众视觉经验的形成。

4.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篇四

【内容提要】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关 键 词】腐败/表现特征/反腐倡廉/认识误区

腐败是全球公敌，反腐倡廉是世界各国政党、政府和民众的共同事业。科学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是建立在正确把握腐败发展趋势和科学研判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的。当前，随着各国对于反腐败的日益关注，腐败形式也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腐败形式的变化有时会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艰巨，甚至时显被动。正缘于此，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对反腐败的错误认识和判断，需要作出厘清并予以正确引导。

一、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者为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不断变换腐败形式，使当前的腐败现象呈现以下十个特征。

其一，群体化。目前，不少地方的犯罪分子结伙营私，许多案件往往都是因查处一个腐败分子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果将这种群体化案件加以简单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地区性群体化腐败，如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落马牵出腐败窝案，“从湖南省委《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获悉：除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外，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以及20多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1]。二是单位性群体化腐败，如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几乎所有高、中层干部都“全军覆没”[2]。三是家庭性群体腐败，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中，妻子田雅芝与马德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3]四是综合性群体腐败，如“广东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4]。

其二，高位化。《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曾刊文分析了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5]就年龄阶段看，在这些高官中既有意气风发的中年，也有垂垂老矣的暮年；就罪名而言，既有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就出身而言，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出身平常人家，也有少数是高干之后；就涉案金额而言，他们犯罪多因涉案金额巨大，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就生活作风而言，他们中近半数人生活腐化，包养情妇或有婚外恋情。这一高官腐败样本涵盖了除西藏、内蒙古之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要害部门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其三，落势化。腐败的落势化是指腐败逐步由中高层向基层渗透，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近年来，腐败落势化使一些“官场小人物”成为“贪腐的硕鼠”，由腐败舞台的配角变成主角，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一。检察机关认为，刘怀寅利用职务便利，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犯罪事实清楚，已经构成严重的受贿罪。[6]再如，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副科级)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 293万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7]。根据《南方周末》统计，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8]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官员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些村官利用土地转让搞腐败的情况。

其四，低龄化。2009年香港《文汇报》指出，官员腐败开始由“59岁现象”演变成“35岁现象”，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被“双规”时年仅38岁。经查，李真从1990年11月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始到2000年3月接受审查止，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 051.09万元。[9]针对这一形势，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文浩指出，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在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应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每个时期都该进行相关教育，对于大学生也应在走出校园前进行一次警示教育，让他们平安度过26岁、29岁、59岁，最终实现自己的完美人生。林喆认为，腐败低龄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年龄、学历与腐败或抗腐败能力并不成正比。一方面，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另一方面，也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会导致腐败率的提高。即使是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队伍，依然需要加强廉政建设教育。

其五，期权化。期权本是建立在期货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将“期权”引进到“有权人”和“有钱人”进行的权钱交易中，是基于腐败发展的新态势。腐败的期权化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当场兑现，而是为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这种期权化的体现是多样的，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等退休以后再通过到企业“打工”享受权力的回报，利用自己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来换取企业的股权，甚至还可以将这种股权转让给自己的下一代，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10]期权化腐败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反腐斗争的威慑力。因为当社会进入制度反腐阶段后，监督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体系化，腐败分子也不得不考虑腐败成本。为了增强腐败的保险系数，不得不改变当场兑现的方式，而改成“期权”交易。期权化腐败没有改变腐败的本质，而是使腐败更大地呈现出隐匿性和时空跨度性，伤害的是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的利益和官员的廉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整饬。

其六，隐蔽化。所谓腐败的隐蔽化是指腐败隐藏较深，不易被发现，也很难留下作案痕迹的趋势。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力量的增强、监督体系的完善，腐败将越来越趋于隐蔽化。如果从历史原因分析，腐败的隐蔽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如潜规则、圈子文化等方面有关。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会影响制度的执行，消解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如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子文化则主要影响到选人用人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比较鲜活地刻画出圈子文化的负面性：“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腐败隐蔽化也是腐败者善于伪装的结果，不少腐败者被发现前拥有很多荣誉，这无形中成为他们腐败的挡箭牌。《人民论坛》曾刊文指出，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达到了5至6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11]

其七，新型化。目前，我国出现腐败的新型化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与新兴领域相伴随的腐败。由于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博彩、慈善等方面制度跟进不足，反腐败的具体举措还不甚完备，导致在这些领域涌现出一些新型腐败案件。而2011年出现的郭美美、卢美美事件，更是一度将慈善腐败推上了风口浪尖。二是与异性相关的腐败案件增多。性贿赂已不鲜见，包养情夫与情妇似乎成为另一种“常态”。2009年7月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东莞指出：“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12]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也曾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都曾包养情人，而被天门人戏称为“梁山寨主”的张二江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0]三是与封建迷信相关联的腐败。目前一些官员不仅不信马列信鬼神，还通过信仰鬼神的外衣搞出腐败的新品种。比如，有些官员看风水是商人来买单，并且利用风水来巧妙地促人脉、拉人缘，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政商勾结的关系网。

其八，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郑州晚报》刊文指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 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 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 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 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 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 6亿元。[13]《投资者报》2011年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段内，铁道部先后有刘志军、罗金保、张曙光、邵力平、林奋强、马俊飞、杜厚智、苏顺虎8位高官因腐败落马，职务最高的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据估计刘志军在位期间收受贿赂数以亿计！问题还不仅仅是他们贪污了多少，还在于还有多少没有查出的数额。[14]

其九，国际化。全球化给腐败的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有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有些腐败分子利用国际法律的差异性搞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些腐败分子则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境外交易后将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更有甚者“适应”全球化发展之需将身家老小输送到国外，自己成为一名“裸官”。这些“裸官”有的将国内捞到的钱财存入国外账户，有的自己也弄到国外的绿卡，还有的创造出外考察机会，直接滞留国外不归。根据2009年《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为推动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批准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国已与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加入含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28项多边公约。中国还可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开展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司法合作。

其十，渗透化。目前，腐败的渗透性有不断向更广泛领域蔓延之趋势。一是从易腐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腐败需要条件，它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是权力的滥用导致的必然结果。传统上，权力主要与党政机制相联系，腐败多指发生在党政领域的权力滥用。而当前，腐败不仅仅局限于党政领域，企事业单位也渐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高校与医疗领域也出现了重大腐败案件。二是从手握权力者向无权者渗透，2010年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指出一些腐败现象从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领域和部门向所谓的“清水衙门”渗透；2011年广东省纪委书记**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同样强调了这一观点。学者林喆也曾结合腐败的落势化趋势指出，中国的腐败不仅存在由高层向基层渗透的趋势，还存在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三是从行为领域向思想领域渗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文中指出，腐败与腐败催生的潜规则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当腐败久治不愈时就会转化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一旦腐败成为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它便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发展。[15]

二、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应当讲，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还存在的若干误区却也亟须澄清和正确导引。

认识误区一：只闻雷声，不见雨下。有人认为，腐败的主体是拥有权力的人，反腐败就是触动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作为反腐败的主体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喊喊号子，不会在自己身上真正开刀。实际上，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并不正确。一方面反腐败的主体不仅仅是当权者，而是全体民众，腐败侵蚀的是民众利益，所有人都有资格而且理应成为反腐败主体；另一方面，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党，她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应去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中，我们一直坚守腐败与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的理论认知，在实践中也从来没有姑息过腐败分子。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曾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展现了我们党与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16]从实践上看，在抗战时期，我们曾将逼婚杀人的八路军将领黄克功绳之以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又将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战功的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在新时期反腐力度更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0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17]。

认识误区二：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有人认为，共产党人反腐败只是做做样子，抓出几个小官当作替罪羊来制裁一下，大贪官根本就不敢碰。这种认识明显带有片面性。从政策阐释方面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对待腐败的立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再次强调：“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16]从现实做法方面看，十六大以来我们从未分什么苍蝇还是老虎，总是查出一个处理一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5]另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 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所有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是坚定的，反腐斗争并没有设定边界。

认识误区三：乐见贪腐，助力发展。有人认为，腐败有正面作用，甚至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甚至有人会举出现实中的例子，说明腐败的“正面”作用。所以，对待腐败不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否则，将视点放在治腐方面，可能会因惩治腐败而导致经济滑坡。比如前些年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上都奉行一种理念，就是哪怕你为了争取100万元投资而花掉了90万元，那么这10万元差额也是你的大功！事实上，腐败有益论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若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值，必然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经济秩序和国家政策的正确实施，都会产生极大危害。其次，它就像一颗毒瘤，腐蚀国家民主政治的肌体，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阻碍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它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严重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果将腐败作为润滑剂，可能会导致社会上出现笑贫不笑贪的情况。最后，看待腐败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某一地域，诚如上面例子所言，某一地域可能会因腐败而获得推进发展的政策倾向，但它本身并没有创造财富，只是转移了财富，并且这种非公正性的转移还可能是以牺牲外地的利益达到的，所以，从整体上看它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由此可见，腐败绝不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而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认识误区四：越反越多，前腐后继。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致力于反腐斗争，但成效不大，而且是越反越多，前腐后继。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其错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成效不大，或者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或者犯了戴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错误。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就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没有看到事物的主流；所谓戴有色眼镜看事物，就是没有从事物本身出发，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满足主观的欲望和要求。从现实看，有些人批评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不力，效果不佳，除了认识能力有问题之外，也不能否认有些人抱有深藏不露的其他意图。二是说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的结果是越反越腐，同样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所谓腐败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力度越来越大，揪出的腐败分子自然也越来越多；其次是腐败与反腐的宣传更加透明，信息化、网络化、扁平化的传播进程使更多的腐败呈现在我们面前。另外，从逻辑上分析，越反越腐也经不起推敲：难道说不反腐败反而更加清廉了吗？从实际上看，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曾指出：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数以平均每年5%左右的速度下降。检察机关收到的群众举报也是呈逐年稳步下降趋势。[18]这说明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得到了相当明显的遏制。

认识误区五：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有人认为，目前我国的腐败已经不是什么表皮之疾，而是深入骨髓，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这种判断当然是错误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党的绝大部分干部仍然是好干部，虽然有些党员干部不符合党员标准，甚至成为腐败分子，但是他们毕竟只是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警惕这部分腐败分子影响其他党员，绝不能言过其实。我们反腐败主要是针对极少数腐败分子，是为了保护党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腐败就要反腐败，从世界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真正反腐倡廉的国度都不会因为其反腐败而衰亡；相反，如果面对国内腐败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则可能导致国家衰亡。腐败犹如国家生命机体中的毒瘤，如果不及时切除这一毒瘤，它便会迅速扩散蔓延到整个生命机体之中，并且危害到机体的安全。警惕腐败的衍生和发展，必须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反腐败“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正是基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党一直将反腐倡廉当成重要任务来抓。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难以完全规避腐败。如果一个政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采取放任自流和纵容包庇的态度，最终就会使自己陷入腐败泥沼，导致亡党亡国；如果始终把反腐败当作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这个政党和国家就必将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认识误区六：无为而治，自然消除。有些人认为，腐败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规律性，尊重其规律就应当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将老子的无为理论异化、泛化了。从历史上看，这种思想确实存在过，但不仅未治好腐败，反而推进了腐败的进一步发展。据说，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曾废除监察御史制度，从而放任了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惠帝时，曹参为相，更不求有为，朝廷大臣及地方官吏有事禀报，他一律“饮以醇酒”，直至其“醉后而去，终莫得开说”，如此“以为常”。因此，汉惠帝在地方监察上采取补救措施不仅未能扭转当时吏治日趋败坏的倾向，甚至出现了监察御史与地方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现象。于是，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派遣丞相史出巡，试图在监察御史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以丞相史的监察来改变吏治状况。可是，丞相史的监察是临时性的，在监察御史的经常性监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临时性监察很难改变整个局面。因此，到汉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面对这种状况，景帝束手无策，只是下了一道诏令说，地方长吏要奉公守职，渎职违法者，“丞相以闻，请其罪”[20]。但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只靠一纸诏令根本不可能改善吏治，吏治败坏对西汉统治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面对当前的腐败形势思索反腐倡廉策略，必须走出这种无为而治的误区，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加强监督力度，发动群众力量，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来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

认识误区七：社会反腐，有利无弊。有些人认为，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监督意识的觉醒，反腐倡廉建设应充分发挥民众的作用，强调社会反腐的优势。的确，近年来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越来越重视民众的力量，社会反腐的成效也越来越大。但是，反腐倡廉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推进。按照国家反腐倡廉的整体思路，在反腐倡廉方面更应注重系统化，通过加强反腐倡廉体系建设来全面提升反腐成效。再者，社会反腐虽卓有成效，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一方面，针对社会反腐的主体民众而言，由于自身素养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腐败的隐蔽性问题等，民众往往对腐败形势、腐败原因认识不清晰，不少民众不会主动参与到反腐倡廉中来，而很多参与者往往是因为腐败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腐败是影响社会整体利益和廉洁社会建设的，反腐倡廉不能受制于个人利益的狭隘视角。另一方面，针对社会反腐的手段而言，主要通过来信、来访、网络举报等方式，这些手段用得好对于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用得不好则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利用虚拟的网络举报，可能造成很多人的围观和跟帖，而一涉及反腐倡廉问题，网络反应可能会相当激烈，这不仅给纪委检察机关很大压力，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问题。所以，社会反腐只是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不通过提升政务透明度和提高民众素养，不通过健全权力制约和反腐倡廉体制建设，这种手段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认识误区八：沉疴猛药，药到病除。有人认为，我国的腐败形势十分严峻，犹如一个人得了百年沉疴，必须用猛药才能改变病状。当前腐败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分析这一形势应当将腐败与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全面、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之。消除腐败应针对严峻的腐败形势，还要结合腐败产生和消亡的规律。腐败是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私有制度或私有观念是腐败滋生的最深层次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存在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腐败就有可能存在甚至泛滥。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分析，在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我们既不能搞一大二公三纯，完全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度，更不可能消除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私有观念。同时，腐败也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权力本身由权力主体掌管，而权力主体素养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当前也不可能使每位权力主体都成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或者先公后私的人，虽然我们不停歇这方面的追求。基于这样的条件，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应当竭力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反腐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大范围、全方位的推进反腐败运动达到以大乱求大治的目的；二是认为反腐败可以快刀斩乱麻，甚至不去区分腐败类型、腐败程度。腐败确实如同病症一样，人们常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的过程是人体机能逐步恢复的过程，由于人的肌体细胞在疾病中受到了损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保障才能完全康复，同样，治理腐败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畅想沉疴猛药、药到病除的疗法，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总之，我国目前反腐败的形势是严峻的。但客观地讲，我国反腐败的成效也呈现系统治理的良好态势。所以，全面地评判腐败形势，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腐败与反腐败两个方面，必须要坚持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地分析腐败与反腐败的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与解决方略，必须要反对盲目乐观与悲观失望两种极端的思想和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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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浅析遏制司法腐败现象的思路 篇五

一、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提～警的政治素质，从而增强干警防腐抗变能力。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是入世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发的重要思想保证。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首先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这是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如何提～部队伍的素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思想教育应从“三观”入手。党风建设和反～斗争的基础在于教育。世界观不正确，就会感到“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理想信念就会发生动摇，政治信仰就会发生危机，人们的意志就会衰退，丧失进取心，价值观就会扭曲，～也就此而生。成克杰、马向东的～事实证明，只要“三观”出了问题，思想上不求进步，生活上追求享受、作风不端正，就会被美色迷惑，就会被金钱击倒，就会走向～堕落。因此应当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三观”改造相结合，作为党风建设固本之举来抓。采取多种形式，强化道德意识，牢记共产主义的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广大干部在市场经济洪流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防腐抗变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公正行使权力，办事作风正派，以一个“公仆”的形象展示在人民面前。才能把廉洁自律，清廉为官的原则，贯穿于工作的始终。

（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颁布，为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教育提供了规范。法官是否具备优良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对廉政执法、勤政为～义十分重大。现实中有些法官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职业道德水平低下，客观上群众轻信、制度上有漏洞、管理上存在疏忽。所以在制度未健全前，应当抓好职业道德教育，精心营造思想防线。要坚持把经常性教育与针对性、适时性教育相结合，本单位突出的问题和身边的人和事的专题教育及专项整顿相结合，跳出纪检监察工作滞后“怪圈”。要及时抓好思想发生偏差的问题，在思想问题尚未转变为行为之前，有针对性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预防。通过教育，提高文明执法意识，清除特权思想，使法官能自觉遵守各项制度，面对名利不失志、利诱不动心、份外之物不能取、不义之才不能收，真正做到自重、自励、自警、从而增强防腐抗变的能力，经得住考验。

二、完善管理制度，建立法院内部反腐倡廉的保障体制制约。制度不完善是目前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廉政建设要标本兼治，就必须以教育为基础、制度为保证、监督为关键。制度是“公正与效率”的保障。要改变过去“以人管人”的做法，实行以“制度管人”，用“制度来约束人”的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要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制和廉政建设情况上报制度等廉政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大监督，使党内监督、职能部门监督、群众监督各符其实，并更为有效，从而使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因此，一方面只有从制度上消除缺陷，健全机制，强化功能，才能把防腐抗变的窗口前移，从源头遏制～，另一方面有了制度，不仅是把制度贴在墙上，记在心上，更重要落实在行动上。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来抓法院的制度管理：

（一）、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内部制约机制。江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可以会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目前，法院纪检监察制度还不健全，监督还不够规范和完善。故必须对现有纪检监察制度进行全面梳理、规范和完善，逐步使纪检、监察纳入制度管理，使其规范运行，适时调控，定期检查的良性状态。目前，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廉政准则》、《收入申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制止奢侈浪费八项规定》等制度用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人民法院也根据自己工作实际制定了《法院领导干部从业行为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法官行为规范若干规定》等具体制度，保证了党中央一系列制度的可操作性。各法院落实上述一系列制度的过程也就是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制约机制的过程。笔者认为首先应从纪检监察队伍入手，改变目前存在的现状：有的纪检监察人员兼职较多，精力不集中，工作不扎实，有的单位人员不落实，组织不健全，队伍参差不齐力量比较薄弱。应当科学设置内部机构和配备人员，并进行专业培训，强化纪检监察工作技巧和艺术。第二，应从增强纪检监察独立办案入手。监督机构的独立性越强，监督的效果则越好。现行的制度规定，将纪检认为有问题的案件立案督查，由基层领导研究决定的做法值得尚榷。笔者建议，此类案件立案督查与否由纪检监察部门自己决定，再及时向基层领导汇报督查结果。甚至有些案件进行提级督查或交叉督查，这样可以避免对同级纪检监察机构查处时，被督查人满不在乎，甚至设置关系网，使办案人员失之于软，失之于宽。

（二）、健全财务制度，铲除～温床。财务管理上漏洞增长了～现象的滋生蔓延。长期以来，预算外资金管理上的漏洞，给私自截留、滥支滥用、挥霍浪费甚至挪用、侵吞国家和集体资财等违法违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把贯彻“收支两条线”，完善财务管理机制，实

行统一监控，防止建立账外资金和“小金库”。对设立账外账，弄虚作假，以及采取各种手段逃避检查的，必须严肃处理。

6.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篇六

http://www.jy365.net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刘春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课程前言

刘春：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要谈的，你得展开对当前腐败发生的诱因，它的表现、特征我们做一个分析，分析完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十八大做了这样的判断。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

首先，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从这儿出发。

首先看，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上的定位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这是在政治上，从政治学，尤其是发展政治学上来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叫转型社会。

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也叫转轨。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它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可能上百年。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等，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动、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转型社会），我们再来看，中国当前发生的腐败现象、贪污现象就是在这个大变动、大转轨、大转型、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时候我们就有定位了，当前我们面临的这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轨的特点密切相连的，是社会转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现象，这就构成了我们分析当前腐败的一般发生规律，分析它的一般表现形式，判断和把握它的一般特点的基本出发点，如果脱离开这个大背景，脱离开对这个特定的转型转轨的分析，很多现象也解释不了，反腐败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所以我们当前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站在对转轨社会会发生什么，转轨社会都有哪些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前的贪污现象的诱因和诱发因素，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如果从这一段来讲，我们看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转轨和转型期的快速时期基本上都是腐败的高发期，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了改革、转轨、转型的快速、密集、高频率的这个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腐败高发期，这二者有正相关关系，转轨、转型的高频率高速度的这一段时期，同时也是腐败发生的高发期、易发期、多发期，二者是正相关。

为什么在社会转轨的快速期、高频率转型期一般都会发生比较高的腐败发生率呢？这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事情，现在中国也是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分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讲发生的诱因是什么，尤其就当前中国，尤其90年代以来，90年代以来，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贪污是典型的转轨期的现象，我们是又一个典型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分析，就针对我们，特别是9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新阶段以来，这又20年了。在这个期间我下面列了这么几个方面都是相关的诱因（相关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一定就都是原因了，但是诱因是可以。

（一）权力寻租现象成为腐败诱因

第一个，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尤其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的力度加大的这个特定阶段，一般来说，政府职能范围会急剧扩大，而政府职能范围急剧扩大以后，寻租机会就增加了，2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而寻租机会增加就产生了贪污腐败的隐患，这是第一个诱因，简单地说，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从而引发了贪污腐败的上升。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贪污腐败问题可能就会扩大、增长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个“寻租”开始。权力寻租，它指的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获利生财的资本，把它拿出去，或者用它跟别人做交易，取得额外的利益，这个额外的利益或是贪污或是受贿或是其他好处，这就相当于他手中的权力就成了他的资本和资源，而他获得的好处就等于是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叫权力寻租，这不叫腐败叫什么？权力寻租不是腐败吗？典型的腐败，但我们要继续往前问了，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寻租就多了呢？这跟政府职能扩大有关系，国外的情况就不说了，就说我国，为什么腐败的事多了？你仔细看一看在过去30多年，政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大了？你就多多少少能够看出点眉目了，答案很清楚，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政府推动，客观上政府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广，什么叫职能？职能就是管的事，管的事越来越多，管的事多权力就大，权力越来越大，个别的部门和干部，就可能把它视为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资本，搞腐败这就是它的隐患之所在。

我们为了防范权力寻租，是不是应该缩小政府职能呢？我们实事求是讲，你做不到，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产品，因为中国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类型属于政府主导型，都是政府推动的，这个有它的长处，效率高，另外国家可以集中财力集中干一点事，从中央到地方，但是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大了你怎么保证你这里边的人都是两袖清风，都是依法办事？有几个害群之马过去没机会，他就想办坏事，他也没那个舞台，但是你现在的权力大了，外在监督又跟不上，权力寻租就发生了，现在机会多了，所以这是第一项诱因，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寻租”机会增加。我举一个例子，包括前面其他场合我也老举这个例子，土地例子。过去计划经济下，1990年以前，中国的土地，从集体到国有土地，非卖品，不能流通，但后来政府权力大了，既监管又可以操作它的流通，这是不是权力大了？当然是权力大了，可是土地由非卖变可卖，由不流通到可流通，这个机制变了，变了以后权力的作用都突显了，这个土地流向谁，以多少价钱给张三还是李四，这很大程度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过去它没有这个权力的，现在它有了，这就是权力大了，于是这里边就有人经不住诱惑做文章了，就把这个监管分配裁决的权力变成了他获利的资本，额外拿利益。什么叫额外呢？受贿，就这么来的。权力增大以后，他寻租机会增加了，寻租机会只要增加，腐败只升不降，这是一般规律。国外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中国到这个时期，这是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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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资源价值膨胀成为腐败诱因

第二项诱因，经济迅猛发展，权力资源价值膨胀，这也是一个诱因。这个话说得再通俗一点，经济发展以后，实际上都与公共发展、社会发展有需求的东西都增值了，首推权力。但是一个命题也提出来了，这个权力有价值吗？权力是资源吗？权力也有价值，权力也是资源，关键是你怎么分析，为什么有人出事呢？就是这些人把权力也把商品看待，别人通过商品可以出售牟利，我出售某种权力的权能把它当做商品也能做交换，过去它是外在的这个市场经济，特别经济不发展情况下，这种外部性，可以把权力的某项功能商品化，同他人做交易的舞台太小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不突出，后来改革了，开放了，经济发展了，迅猛发展，而且社会发展都与政府主导型的相关部门的需求，它也提高了，提高了以后无形中就把这个权力的地位，权力的价值量也增值了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就有的人看重这个。过去，社会需求量小也没有舞台的时候，它这个低，也没人看重，现在它抬升了，于是，你说99%的干部不会犯事，它一升了以后我也不会犯事，但是那1%呢？腐败就这么出现的。既然这个东西能换来钱，这个东西能捞来好处，我为什么不用呢？于是个别害群之马就开始违法乱纪，利用职权做局、做交易，这就发生腐败了。第二个诱因，经济迅猛发展以后，权力资源确实有个价值膨胀，这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多数人两袖清风，依法办事，但是对个别人的意义可就不同了，他一犯事，权力性质就变。

（三）体制规范出现漏洞成为腐败诱因

第三个诱因，体制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我们讲到更直接、更深层次、也更要害的地方，我们前面也在讲转型转轨，什么意思呢？体制在变化，机制在调整，新老体制在过渡，这不就是转轨、转型么？但是转型转轨的一个客观特色是什么？如新老机制、新老体制，它是一瞬间调整完成的吗？如新老体制和机制的交接，就像火车，前面车厢和后面车厢要对接，“咣”，那钩子“咔碴”一声锁定了，火车可以这样，但社会公共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能这样吗？不可能。它是一个新老体制逐步磨合，老的体制逐步退去，新的体制逐步完善，相互磨合、识别这么一个纠结的过程，这是一个真实的行为。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一句话叫“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过渡期的典型特征是老体制的特点不明显，新体制也不成熟，过渡期就必然会发生空白地带，必然发生模糊地带，必然发生新老体制的空档，就这个所谓的空档、灰色地带、模糊地带，而你在现实中你会发现，相当多数的腐败现象就是发生在这个空档、空白地带，就是人们所说的利用了新老体制交接，发生的空档和空白来谋取私利，叫第三个诱因，体制和规范过渡期出现了漏洞和机会。漏洞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和机会出现了，老体制不动的时候没有机会也没有漏洞，新体制过了多少年以后，它就位了，也完善了，漏洞和机会也少了，什么时候漏洞和机会多呢？老体制在不断地退，新体制不断地完善，就在中间这一块，漏洞就会多，这就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国发生腐败现象是转轨期，转轨过渡期，特别是快速转轨期下的特定现象。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国有资产的流失量也非常巨大，现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实事求是地讲，你也统计不出来，因为大量的是统计不上来的，你会发现，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深度分析，这个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在哪个阶段是大规模失血的阶段呢？你要再进一步这么往下问你就会发现，EXP：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的高峰期，恰恰是国有资产的监管、经营机制，大规模调整的那一段时期，包括一些地方，尤其是中小国企，大规模的叫做转制、兼并、改制、拍卖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多长呢？大致上有十年左右，而那一段就是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的高发期和巨量失血期，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体制和规范过渡有空档，出现机会了，包括现在发现的、查处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些典型案件，好多都发生在国有企业转制、拍卖、兼并那个阶段，为什么发生在那个阶段呢？因为那个阶段，老的国有制要退去了，新的机制要转制了，监管又跟不上，包括资产评估又不到位，于是就有人在这边做文章，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呢？这个手段很简单，那个不需要大上学的，是个人都知道他怎么流失的，一块钱的东西一毛钱卖出去，就这么流失的，但你现在要问了，当时资产评估不到位吗？确实，资产评估确实不到位，一块钱的东西确实卖一毛、卖五分、卖一分。这什么现象呢？我就以此例来说明，这是社会转轨期特定现象，我们到今天，尤其2005年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转制、兼并、拍卖已经完成了，都完成了，在以后，尤其到今天，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不可能，我不是说不流失，有腐败就有流失，但这种大规模的、成体系的，而且在一瞬间，压缩在一个时段完成的那种事不会发生，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什么叫转轨期，新老体制交接过程中的空档、机会和漏洞而造成一些人贪污腐败的良机的典型案例。你不分析，这个转轨转型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这是第三个。

（四）社会价值观冲突成为腐败诱因

第四个诱因，当前我们腐败现象发生还和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有关系，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然有人要问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跟腐败的发生有关系吗？这关系太大了。这个原因要说也很简单，人是有所思才有所有动，脑子里想的事他才会行动，人只有心动才会行动，他脑子观念不变，他没有那个念头，他能干那个事吗？不会。所以从 5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这个意义上说，当一个社会进入到了价值观出现了剧烈冲突，人们在认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这些问题上如果发生了模糊、混淆和认知上的错位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很简单，所以一个社会，你看着大量的社会问题的背后，根本上人的内心问题，就贪污这一块来讲，别的都不说，贪污，谁贪污？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贪污的事高了？那是因为在这个队伍里也发生了价值观的冲突和价值观认知上的困惑。

在过去，老的时期，如计划经济年代，大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上没有冲突，那时候大家整齐划一，但改革开放以后对人的生存，包括思维方式的最大的冲击是价值观多样化，于是，评价好坏的标准，老的一些也崩溃了，你说社会成员出现这个事，可能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在官员队伍中那就是导致党风、政风的不正，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诱因，从这一点来讲，包括到党的十八大都为什么强调党风廉政教育，强调自律自省，强调官员树立高尚的官德和政德，就是要匡正价值观。人的观念正确了，思维方式不发生偏差，他在行动上也不会发生偏差。

所以这四个诱因是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一些基本的方面。一个，政府职能范围扩大了，寻租机会增加了；第二，经济迅猛发展了，权力资源价值膨胀；第三，体制和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被人钻了空子了，这是三。第四，价值观出现冲突，人们在价值观的认知上出现了差异和混乱，导致行动上的脱轨、出轨，四大方面，这是关于腐败现象的诱因的分析。

二、当前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及特征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既然有这样一些诱因和表现，那腐败现象都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和特征呢？最近十多年、二十多年，中国的腐败现象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我前面讲了深层次的跟社会变动、结构调整、社会转轨有关，但就表现来讲也是有规律的，经过这20多年腐败发生都有哪些共同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现在我们思考它的对策，就要针对这些表现而有针对性，分析它的表现特征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对于廉政建设、反贪措施的选择有针对性。最近二十年，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表现在这些特征上，我在这儿列了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是一些共性特征、突出特征，而不是说所有的特征。还有，我们需要集中研究，需要注意这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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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案要案激增

第一点，大案要案激增。大案要案显著增加，它的第一特点，这个特点人人都看得见，就在表面，大案要案显著增加跟什么时候比？我这里讲的特点是最近二十年，既然是最近二十年的特点，那是跟二十年以前，主要是90年代以来，首先我们看大案，大案指的是数额大，反贪，反贪上指的大案，第一个标志是数额，它怎么显出现在大了呢？很简单，二十多年前，如果您的单位、您的行业里发现一个人贪污了十来万、二十万，这叫大案，这是很不得了了，很大的案子了，那是80年代。但到今天，您单位里或者什么地方再发现一个二十万、三十万的能叫特别大的案子吗？不能叫了，因为比这个数额多的案子更多了，这就叫大案，越来越大。当前最大的案子，贪污受贿加挪用已经突破了亿，80年代当时的贪污案是以万计的，80年代您单位里发现了一个贪污犯，贪污了五万、六万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案子，以万为单位；90年代，是以十万为单位；到了90年代，最近二十年，现在已经以百万，甚至千万为单位，数量级都不一样，现在最大的已经发生多起了，都过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从这些方面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十八大讲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十八大讲那个，你别看寥寥数字，就几个字，它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事实做依托的。

（二）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干部的比例在上升

什么叫要案？要案指的是涉案人的地位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大要案，既然讲到涉案人了，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表现，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干部的比例在上升。高级干部、中级干部越来越多，执政党，包括政府官员的队伍是有结构的，犯案人的高地位的人越来越多，只能传递一个信号，说明腐败的蔓延往高在蔓延，如果往高在蔓延，你说这是腐败的现象表现是轻了还是重了呢？这答案很清楚，肯定是严峻了。我记得早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如果一个部级干部犯案，那《人民日报》头版要报道，头版二条、三条，现在一个部级干部犯案，《人民日报》头版能报道吗？都在后面几版，为什么？它多了，这是现实。

2000年以后被查处的部级干部，尤其是在2000年到2005、2006年那一段，每一年都是几十个，最少有十来个，最多有近四十个，这个比例就不低了，部级干部什么概念？中国的高级干部，那就不用说很高级别的干部也有被查处、惩罚。最典型的是1996年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因为受贿判了十多年，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个人是被枪毙，因为受贿三千多万，这个地位很高了，比部级还高，到2007年，2007年，当时又一位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被判刑，因为受贿，滥用职权。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大家看看，政治局委员、国家副委员长什么级别的干部？80年代你都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这就说明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别干部在过去二十年中间，我在这里讲的表现是有个时段的，过去二十年是在不断地弹升的，什么叫做不断地弹升？一，人数在增加，过去每年查处十来个，最多的时候查处近四十个，这是一。二，级别也在增长了，80年代的时候部级干部犯案，《人民日报》头版要报，为什么要报？少。这些问题，所谓的干部犯案的结构的变化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警醒，这是第二个。

（三）团伙和群体作案比例呈增长趋势

第三个特点和表现，团伙和群体作案在增长。什么叫团伙、群体作案呢？在犯罪上，对团伙作案，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是严厉打击的，为什么？因为有组织、团伙犯案，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分别作案，就贪污腐败这一块，过去二十年我们确实会看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腐败现象是走了一个这么一个过程，由彼此分别作案向相互合作，由彼此各自为战到相互关联这么一个过渡。于是，这就发生一些地方、一些行业，有些案件一查就一窝，一窝就是一群，一查就是一串，什么叫串呢？相互关联、勾连，这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可就大大上升了。这就变成了有组织犯罪了，我们当前查处的已经有一批群体犯案的典型案例，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而且都是相当级别的干部，这已经有一批典型案例。当年辽宁“木马”大案就抓了一批，7、8年前黑龙江的案件，其中在黑龙江的案件里边光部级干部就有7位，而且其中有2位还是正部，这两位正部，一位是省长田凤山，还有一位政协主席韩桂芝，这群伙，这串还要串多大？相当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堆、一串，这也提出了警醒，什么警醒呢？当这方面的违法乱纪，彼此合作，相互照应，甚至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破坏性更大了呢，是不是意味着你对它的防范以及你对它的查处的代价和成本更高了呢？当然是。所以，面对这样的现实，十八大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是正确的，这个判断是对的，不过分，很到位，严峻就是紧迫、严重的意思，这是第三，团伙和群体作案的方式，团伙性。

（四）腐败案件普遍分布又重点频发

第四个表现，分布的特点。既普遍分布又重点频发，这是第四个特点，什么叫既普遍分布呢？既普遍分布就是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分布特点没有什么规律，为什么？发生率很低，也没什么规律，没有大范围的问题，也没有规律，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了，就最近二十年，最近二十年它绵延开来，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什么规律呢？不分行业和部门，这就叫普遍分布。你现在说找贪污，找受贿这些现象，很难说行业和部门之间有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没有的区别，你这儿有，我这儿没有，很难有这个区别，顶多是多和少，就连过去老百姓讲的清水衙门的一些部门现在也有抓贪污，这都有了。

另外，一方面要普遍分布的这个环境下，另外又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叫做重点频发，什么叫重点频发？易发、多发、高发，这就是我们讲的重点频发，那些领域和部门被认为是易发、多发、高发呢？这个在中央文件中是有定论，而且最近这几年都是专项治理，都在这里边，现在反腐倡廉有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就是针对高发区，首先是工程领域高发区，改革开放以来，工程领域是腐败的高发区，一直居高不下，到今天也没有实质性地下降，你别看已经有专项治理了，这个事确实是长期的，工程领域。倒在工程领域的干部里是数不胜数了，一些干部是管工程的，最后中箭落马，经不住诱惑，掉下去了。还有一些干部也不管工程，但最后犯事一查也是工程，你就看出这里边多少人想在这里边插手，捞好处，再加上为什么工程是个重灾区呢？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是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工程量大，一年几万亿的工程量，人人都想在这里边捞，当然是不乏手段，其中就有一些关于，所以它就成为重灾区，高发区。刚才我们讲到了90年代的陈希同，那里边就有涉及工程的事，后来2007年陈良宇也有涉及工程的事了，别说底下了，都有涉及。

第二个，高发区，土地。我们前面举例子也谈了，土地过去是非卖品，不能流通，后来变成可卖品，在加上土地这个特殊商品的价值链的附加值太大，于是各路人等纷纷在这里边插手，也有干部掉下去，落马了。第三个高发区，资源。资源是从煤炭到稀有金属，很多人都想在这里边挣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相当一些干部，像一些地方，前几年，这几年中央集中整顿好了，前几年矿难不断，矿难一半背后是人祸，官商勾结，就是在这资源里边搞腐败。再往下，在一段时间内，一些领域也是高发区，这个中央都认定，如金融，大金融领域里边抓了多少人，90年代有一段时期抓行长，包括中央的央企的行长好几位都被抓了，现在都在大狱了，王雪冰、张恩照，这都是中央央企一级行长里的一把手。另外有一段时期的高发区，海关。你要在90年代末期，先是出现的湛江海关案，抓了多少人，后来又是厦门海关案，厦门远华案，这都是高发区。所以，面对第四个特点，既普遍分布又重点高发，怎么办？只能是普遍防范，加上重点专项治理，这是现在中央在抓的，专项治理就是针对高发区，这是第四。

（五）腐败手段隐蔽多样

第五，最近十多年，腐败现象还表现在手段隐蔽多样上。最近，这十多年，近二十年，你会发现查处越来越多的案子有一个趋势，好多人犯案手段多样化，更加隐蔽，什么叫隐蔽，9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隐蔽是以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内容，这叫隐蔽。本来是受贿，但他可以跟对方，如对方是一个金融单位，来签订一个理财协议，理财协议是一个民事合同，表面上当然是合法的了，但实际上他是行贿受贿，这些都有了，什么叫多样化？多样化，这种腐败交易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甚至都超出了我们现有法律认定的传统范围，难以认定，这叫多样化，这个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第五个。

（六）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

我要列的最后一个特点，一把手发生腐败严重。头几年我跟踪进行过统计，一把手，所谓的一把手是或党、或政、或政、或企一把手，犯案的比率大致是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被查处的这些人里边一把手占三分之一。这个比率就相当高了，尤其在中国，一把手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你在地方党委一把手，你到企业一把手，他的荣辱，他出事还是不出事，对你这个地方、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太大了，特别对这支干部队伍，但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值得我们警醒，值得我们去认真对策研究，怎么防范？远的不说，你看2012年中纪委通报的几个典型案例，其中有好几个都是一把手。

他是一把手，他一犯事，你对党的形象、对党的党风影响是什么？这打击太大了。刘志军，这也是2012年，移送司法，刘志军是贪污受贿，他也是一把手，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像这样职位的人如果犯事，后果是什么？而且你也能推断出来，这样的人犯案也绝对不是他一个人，是一批人，这个一批人的概念少则7、8个，3、4个，多了就没法说了，这个打击很大。刘志军一出事，由他再顺藤摸瓜又抓了好几个，都是铁道的，你不得不承认，你对这个部门是不是打击，对这个行业是不是打击，而且这样地位的干部犯事，对你的党风，对你的形象是不是打击，所以一把手腐败严重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防范和警惕的重要课题。

7.我国金融腐败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篇七

一、我国金融腐败的表现

总结现象是为了更好地查摆原因, 找出对策。金融腐败的涉及领域愈来愈宽, 形式也是五花八门, 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 利用职务便利以权谋私

有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在金融行业的职务便利和职责范围内的漏洞, 通过制造假的凭证、单据等手段挪用、侵占、窃取国家公共财产, 更有甚者伪造银行单据, 借用户头恶意侵占他人的财产, 贪污、挪用公款。一些管理人员更是以权谋私, 损公肥私, 坑害人民群众利益。如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的职务便利, 在救市期间违规把巨额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 与境外合谋做空中国股市来谋取巨额的经济利益, 造成中国股市严重暴跌, 危害中国股市的正常运转和中国股民的合法利益。

(二) 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与能力的日渐提升, 我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督与管理日益严苛, 加之金融市场的竞争强度一日胜过一日, 因此, 金融行业的机密便成为了某些不法分子的“摇钱树”。

(三) 参与洗钱等金融犯罪

洗钱犯罪,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违法所得在地下钱庄或者其他机构经过运作将“黑钱”变成“白钱”, 将赃款变成合法的收入, 这也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洗钱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 不仅破坏经济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 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 也扰乱金融机构的和正常运行, 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 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二、我国金融腐败的原因分析

金融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也有社会原因和道德原因。

(一) 权力是腐败之源

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腐败。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金融机构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 而且缺缺乏有效的监管, 形成了绝对权力,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金融腐败应运而生便成为了自然。另一方面是权力寻租诱发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金融资源的稀缺是各类资源之首, 银行业处于融资垄断地位, 拥有资本配置权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会寻租, 银行负责人也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主动寻租设租以获取非法利益, 这种情况下, 腐败的可能性被放大了出来。

(二) 金融行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洗钱犯罪在我国愈演愈烈, 我国目前形成了反洗钱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宽泛, 许多问题和新生事物没有被囊括, 例如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和监管。只靠法律这“一只肩膀”的效力明显不足以抗起整个金融行业的重担。

(三) 金融监管不利是金融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 监管部门审批权的过于集中又缺乏必要的监督, 透明度不够, 审批腐败是证券业腐败的主要表现。保险业腐败主要是贪污、挪用公款和虚假理赔骗保。受利益驱动、内部管理制度不严密、监管不严是主要原因。银行业主要是国内银行的信用文化和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缺乏监督监管的权力势必产生腐败。

(四) 不良文化的影响是滋生金融腐败的土壤

一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影响久远。一些领导干部深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等人治文化的影响, 个人专断, 搞法外特权。二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使一些人在钱本位价值观的腐蚀下, 丧失原则, 唯利是图成为拜金主义的牺牲品。三是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 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和碰撞, 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腐朽的价值观等导致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 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

三、我国金融腐败的危害

金融腐败最基本的表现是货币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 它既表现为金融机构资金交易的市场性腐败, 也涉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性腐败。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核心地位, 金融腐败不仅具有一般腐败行为的破坏性, 更具有对国民经济的强大破坏力, 甚至会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

(一) 金融腐败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抑制经济增长

一是金融腐败招致各类寻租行为, 提高了融资成本。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腐败研究》的调查显示, 就全国而言, 企业每获得10万元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其非正常的申请费用就接近4万元, 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平均每l万元贷款的申请费用接近60元。加上正常的贷款利率, 企业和农户拿到贷款的实际利率高达15%-16%。二是金融腐败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本形成过程, 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当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两难现象, 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很大, 显示资金极为充裕, 但另一方面企业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缓解, 极大地抑制经济增长。

(二) 金融腐败会造成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

金融部门腐败渎职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恶性案件, 而且, 犯罪分子为了满足各种欲望, 将公款用于个人及家庭高消费, 或用于营利性活动, 甚至用于“黄、赌、毒”等非法活动, 致使公款无法收回。有的金融犯罪人员携款外逃, 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副行长许超凡、会计股长许国俊贪污盗用中国银行公款4.5亿美元外逃等等。

(三) 金融腐败影响社会信用

金融是当代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的中枢, 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其发展的前提。部分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 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因此, 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同时, 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

(四) 金融腐败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与命脉, 也是与金钱和权力纠缠最深的领域, 尤其是当代, 一系列复杂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以及衍生产品的出现, 使得金融更加成为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杠杆与关键环节。股市波动和证监会高层落马, 正说明金融不仅涉及经济增长, 而且事关国家安全。金融腐败已成为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巨大隐忧。

(五) 金融腐败破坏社会稳定

金融腐败会侵蚀国家经济命脉, 而且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受到损失后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进而将经济问题放大, 因此, 金融腐败产生的恶劣后果不仅是国家经济上的巨额损失, 还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四、防治金融腐败的对策

(一)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加快培育金融系统内部竞争机制,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 打破垄断, 实现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用市场手段调节配置金融资源, 加快推进去行政化;三是加快推行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 健全民主集中制;四是改进金融机构管理层的决策方式, 可以由票决制取代现行的会议制, 更大限度的发扬民主, 避免“一言堂”现象。

(二) 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

一要加快金融立法, 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 不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二要加强与洗钱犯罪相关的配套金融立法工作, 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中, 增加反洗钱的内容, 真正形成银行、保险和证券机构反洗钱的完善体系。三要加大对腐败洗钱的惩治力度, 科学划分洗钱罪的刑事管辖权, 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使我国刑法更加严密。四要健全民主集中制, 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民主生活会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 坚持集体决策, 不搞一言堂,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五要健全反洗钱的审查和检查监督机制, 健全对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六要完善金融机构员工培训制度, 以增强反洗钱的意识, 提高业务素质等等。

(三) 加强金融监管

一是建立反腐败监督制约机制。不仅要把党内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职能部门的监督, 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此外, 还要加强多维、多角度、多方面的监管体系建设, 形成全面无漏洞的连锁监管体系。二是建立廉政评价体系, 对廉政建设的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 准确评估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的状况与绩效。

(四) 加强金融廉政教育

把反腐倡廉教育同理想信念、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宣传等结合起来, 加强金融廉政的伦理道德建设。在内容上, 把诚信、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反腐倡廉教育全过程, 注重以人为本, 贴近实际, 贴近业务, 贴近群众, 树立正确的地位观、金钱观和义利观, 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在形式上, 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载体, 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等新兴媒介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廉政文化, 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摘要：金融腐败表现多样, 原因也是多面的, 严重影响社会信用, 危及社会稳定, 制约经济的健康运行。防治金融腐败要不断深化改革, 多管齐下, 让金融行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金融,腐败,危害,防治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