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名词解释

史学史名词解释（精选7篇）

1.史学史名词解释 篇一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10 —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 历史学系 院（系、部）历史学 专业 08 级《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期中试卷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名词解释：

1、春秋之“国史”

2、《春秋》

3、《左传》

4、《战国策》

5、《竹书纪年》

6、《吕氏春秋》

7、《汉书》

8、班昭

二、简答：

1、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任务是什么？ 2、20世纪初期“新史学”共同的特点？

3、简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三、论述题：

论述《史记》之特点。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10 —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院（系、部）历史学 专业 08 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期末考试试卷 A卷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三国志》

《华阳国志》

《史通》

《南史》

会 要

《续资治通鉴长编》

《日知录》

“史 德”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2、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唐修《晋书》的特点。

2、试述中国古代类书的代表作及其主要价值。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

《三国志》《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受到后人推崇。《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尊魏为正统。《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宋文帝时命裴松之为之做注。注文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裴松之的注文应当作正文来读，同时裴注也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华阳国志》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作者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史通》《史通》是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提出了史学应具有才、学、识。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史》唐朝李延寿撰，正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作者李延寿，其父李大师认为南北朝诸国史书既多重复，而又相互抵毁，他决心改写成一部通史，所撰末毕而死。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所未见，因子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唐太宗时，他参与纂修《晋书》和《隋书》十志，“因此遍得披寻”，亲自抄写八书，本纪依《史记》体裁，以次联贯。并从八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于显庆四年(659年)送呈。南北史和一般断代史不同，它接近于通史。篇目次序，大体按皇朝先后，在宗室传之后，继之以诸臣传，在文苑、儒林等类传中，把南方四朝的人物综合为一篇。另外，就家系方面说，南北史确是通史，诸臣传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以致从表面看来，诸臣传目大多是宋人，至陈为最少。

会要会要，记载历代各项经济、典章制度的史书，内容除法令制度以外，兼叙史实。创始于中国唐代苏冕所撰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会要》，后杨绍复等续撰德宗至宣宗事，宋王溥增补至唐末，合成《唐会要》。王溥还撰有《五代会要》，宋代有官修的本朝会要，原书已佚，今存《宋会要辑稿》。此外，又有后人补撰的前代会要，如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杨晨《三国会要》、孙楷《秦会要》、龙文彬《明会要》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作者李焘。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168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全书32卷，书中论述涉及到经义、政事、世风、科举、礼制等，内容非常广泛。此书资料丰富，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是一部包含其学术思想、政治见解等内容的重要著作，书中表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史 德”史德是指治史者的品德修养。治史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观念，对史学研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史学除受才、学、识的影响外，还受史德的影响。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还没有穷尽治史的道理，具有史识，还要求了解“史德”。“史德”的内容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因为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同，对道德的要求也不同一样。章学诚认为“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上，从皇朝并立到隋唐统一，门阀地主政治形成和发展。推动了皇朝史、地方史、谱学之书的撰述。

二、民族关系上，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发展。扩大了历史撰述的内容，促进了民族史的撰述。

三、思想上，“天下一家”的观念。促进了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

四、对外关系上，中外交流的发展，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

五、皇朝重视官书的撰述。官修史书成就卓著。

六、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丰富

2、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1、提出“六经皆史”说，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批评了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

2、在历史编纂学方面。

（1）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够，应增补“史德”，即所谓“著述者之心术”。

（2）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相当于论著；“记注”相当于史料。

（3）赞同编写通史，贬抑断代史。

3、在方志方面。致力于地方志的倡导和纂修，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主修过《永清县志》、《和州志》等。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与旧晋史相比，唐修《晋书》的优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它排除了旧史志中的一些杂乱项目。如王隐《晋书》有《瑞异志》，何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其后，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齐书》有《祥瑞志》，魏收《魏书》有《灵征志》都是记录帝皇的端应、荒诞之甚,这是和《五行志》记录若干天灾情况不相同的。新修晋书没有沿袭这种作法，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再不立符瑞篇了，这自然是一大进步。

第二，《晋书》有《食货志》，这是除《魏书》而外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史中仅有的。它除了记载晋代的重要经济情况而外，由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所以往往上溯东汉、三国史事以资补充。例如曹魏邓艾的屯田和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等都赖以保留至今。自《晋书》补写《食货志》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都设立了此志。

第三，《晋书》设载记三十卷，记录西晋灭亡前后，在华北和四方所立诸王国的历史，计前赵三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四卷，成汉、后燕、南燕各二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一卷，西秦与北燕合为一卷。此外，汉人张轨的前凉、李暠的西凉作为列传，不在载记之列。《史通》说它“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即是就载记而言。载记这一体裁，东汉人班固撰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即有此名，说明载记乃是承认各国独立地位的。《晋书》以前，不少旧晋书记北方诸王国史，文既简略，且多错误。《宋书》、《南齐书》所收《魏虏传》也是语焉不详。

2、试述中国古代类书的代表作及其主要价值。

中国古代的类书，一般认为始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时(220～222)刘劭、王象等编撰的《皇览》(宋代已佚)。以后历代均有纂修。如南朝梁刘杳编撰的《寿光书苑》、刘孝标编撰的《类苑》、徐勉领修的《华林遍略》、北齐后主时纂修的 《修文殿御览》等类书大都仿效 《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随类相从”的体例。这些类书大都亡佚。

现存较早的类书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唐玄宗时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唐中期白居易编撰的《白氏六帖 》(南宋时将此书与南宋孔传编撰的《孔氏六帖》混合刻成一 书，题名《唐宋白孔六帖》，简称《白孔六帖》)等。其体例大都已越出以前类书的“类事”陈规,尤其是《艺文类聚》,开创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新体制。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编撰的《册府元龟》、南宋王应麟编撰的《玉海》等,卷帙更趋浩富，体例日臻完备。明成祖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陈梦雷等主持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达到了古代类书编纂的高峰。

类书一般采用分类编排。先划分成若干大的部类。例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通常设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礼、乐等部；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一般设居处、服饰、器物、珍宝等部。在每个大部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每小类下先录书名，再录材料,并注明出处;材料按原书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也有的类书按韵编排。中国古代类书对于历史与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稽康集》。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近年来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的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资料。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年鉴学派的基本情况：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发展过程：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代: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 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第三代: 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第四代: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年鉴学派的意义: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10 —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院（系、部）历史学 专业 08 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期末考试试卷 B卷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七略》

《十六国春秋辑补》

《佛国记》

《颜氏家训》

《元和姓纂》

《南史》

《明儒学案》

史 德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2、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后汉书》的特点及不足之处。

2、与旧晋史相比，唐修晋史的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

《七略》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汉代官府藏书目录。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等人校勘政府藏书，为每种书编撰叙录一篇，后将各书叙录汇辑成《别录》一书。刘向之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七略》。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所以《七略》实际上分为六大类。《七略》对其后的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原书唐末佚失，清代姚振宗等人有辑本。

《十六国春秋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 清汤球辑。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晋书·载记》和各种类书中所引之文补足。由于类书引文多有删节，汤氏为了化零为整，使之联缀成篇，往往将一些并无必然联系的文字渗入其中，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是书所辑大多注明出处，但个别有注错了的。总的说来，辑是书用力甚勤，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佛国记》《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有关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对子孙进行告诫的古书，分为七卷，二十篇。颜之推原籍琅邪临沂，先祖在东晋时渡江，定居在建康。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的《颜氏家训》是在隋灭陈，即公元589年之后完成的。颜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礼法影响，也信仰佛教。他博学多才，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书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书中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元和姓纂》《元和姓纂》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元和七年（812）成书。作者林宝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曾与崔郾等共同审定《格后敕》，并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段。原书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分系姓氏。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重新分为18卷，此为《四库》辑本。清孙星衍、洪莹及近人罗振玉都做过校补。此后岑仲勉又重行校勘，写成《元和姓纂四校记》。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南史》唐朝李延寿撰，正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作者李延寿，其父李大师认为南北朝诸国史书既多重复，而又相互抵毁，他决心改写成一部通史，所撰末毕而死。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所未见，因子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唐太宗时，他参与纂修《晋书》和《隋书》十志，“因此遍得 披寻”，亲自抄写八书，本纪依《史记》体裁，以次联贯。并从八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于显庆四年(659年)送呈。南北史和一般断代史不同，它接近于通史。篇目次序，大体按皇朝先后，在宗室传之后，继之以诸臣传，在文苑、儒林等类传中，把南方四朝的人物综合为一篇。另外，就家系方面说，南北史确是通史，诸臣传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以致从表面看来，诸臣传目大多是宋人，至陈为最少。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代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料专著。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成立了19个学案。大致分三时期：初期叙程朱之学和陆学，中期重点叙王学；末期立“东林”、“蕺山”两学案；另有“诸儒学案”，叙不属任何学派的方孝孺等43人。其编次的顺序是：每一学案前，附有小序一篇。简述这一学派的源流和宗旨。接着是学者的评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及学术传授，作扼要述评。评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语录选辑。黄宗羲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善的学术史，更重要的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史体，即学案体。

史德史德是指治史者的品德修养。治史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观念，对史学研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史学除受才、学、识的影响外，还受史德的影响。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还没有穷尽治史的道理，具有史识，还要求了解“史德”。“史德”的内容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因为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同，对道德的要求也不同一样。章学诚认为“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上，从皇朝并立到隋唐统一，门阀地主政治形成和发展。推动了皇朝史、地方史、谱学之书的撰述。

二、民族关系上，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发展。扩大了历史撰述的内容，促进了民族史的撰述。

三、思想上，“天下一家”的观念。促进了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

四、对外关系上，中外交流的发展，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

五、皇朝重视官书的撰述。官修史书成就卓著。

六、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丰富

2、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1、提出“六经皆史”说，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批评了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

2、在历史编纂学方面。

（1）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够，应增补“史德”，即所谓“著述者之心术”。

（2）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相当于论著；“记注”相当于史料。

（3）赞同编写通史，贬抑断代史。

3、在方志方面。致力于地方志的倡导和纂修，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主修过《永清县志》、《和州志》等。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后汉书》的特点及不足之处。

第一，论赞占重要地位。范晔是统治阶级一员，编史是为当时政治服务，他说：“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之得失。”他在论述写《后汉书》的体裁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所谓“事”，就是历史事实，“义”，就是政治观点，用纪传体写历史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思想充分流露在《后汉书》论、赞、序之中。对人物、事件，提出他的看法。

第二，注重文艺。《狱中与诸甥侄书》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又说：“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氏写《后汉书》，主要以《东观汉纪》和华峤《汉后书》为蓝本，并采用其他《后汉书》的内容。范自称：“天下之奇作”，后人对范氏《后汉书》多加赞扬。刘知几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又说：“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后人以范氏《后汉书》代替了《东观汉纪》的地位，列为“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之一。这些赞扬主要是从文字上衡量，从内容看。也适合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后汉书》得到史家的赞扬。但从史籍方面去考察，有些记载颇嫌简陋。

第三，体例有所创新。以前的“正史”，只有后纪的本纪，而一般妇女没有地位，范氏受刘向《列女传》的影响，特立《列女传》，才行高秀者，给立传。如记有班昭的事迹。也有赵援姜(盛道妻)的事迹，为掩护丈夫而自己却不惜牺牲。还有蔡文姬事迹。范氏又创立《文苑列传》。在封建社会，重“德”，轻文，《史记》、《汉书》为个别文学家作传，还不敢把“文学”和“儒林”并列。自汉以后，文学有了很大发展，范晔把握这种趋势，故创《文苑列传》。范氏还创立《宦者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党锢列传》、《逸民列传》。这样写法，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方术列传》，比较客观地叙述科学家的事迹。对《独行》、《逸民》列传，则歌颂了统治阶级中较为正直的人。王鸣盛称赞道：“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在这种“以类相从”的人物传记之中，有时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如王充、王符、仲长统等，都是东汉的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为一卷。《后汉书》还新增《舆服志》、《百官志》。《舆服志》以记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样式，《百官志》记载东汉分官设职情况。

第四，有进步观点。如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范氏不列入《文苑传》，而另立《张衡列传》。在文章里，既表扬了张衡在文学上的成就，又推祟了他的技艺，打破了前人重德轻艺的旧传统。又如在《逸民》列传中，记述汉阴老父，面对尚书郎张温，痛斥汉桓帝: “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又说：“天下乱而立天子耶?„„昔之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这都显示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权的形象。

《后汉书》也有一些缺点，如他虽不信有鬼神，主张无神论，但书中还不能完全去掉迷信的记载。同时，范氏把著名的医学家华佗、郭玉和方士阴阳占的人物并列，也是不妥当的。至于不立《食货志》，以致遗漏一代重大经济制度。又无《艺文志》，遗漏了重要的文化史资料。

2、与旧晋史相比，唐修晋史的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它排除了旧史志中的一些杂乱项目。如王隐《晋书》有《瑞异志》，何 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其后，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齐书》有《祥瑞志》，魏收《魏书》有《灵征志》都是记录帝皇的端应、荒诞之甚,这是和《五行志》记录若干天灾情况不相同的。新修晋书没有沿袭这种作法，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再不立符瑞篇了，这自然是一大进步。

第二，《晋书》有《食货志》，这是除《魏书》而外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史中仅有的。它除了记载晋代的重要经济情况而外，由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所以往往上溯东汉、三国史事以资补充。例如曹魏邓艾的屯田和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等都赖以保留至今。自《晋书》补写《食货志》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都设立了此志。

第三，《晋书》设载记三十卷，记录西晋灭亡前后，在华北和四方所立诸王国的历史，计前赵三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四卷，成汉、后燕、南燕各二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一卷，西秦与北燕合为一卷。此外，汉人张轨的前凉、李暠的西凉作为列传，不在载记之列。《史通》说它“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即是就载记而言。载记这一体裁，东汉人班固撰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即有此名，说明载记乃是承认各国独立地位的。《晋书》以前，不少旧晋书记北方诸王国史，文既简略，且多错误。《宋书》、《南齐书》所收《魏虏传》也是语焉不详。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年鉴学派的基本情况：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发展过程：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代: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第三代: 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第四代: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 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年鉴学派的意义: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2.史学史名词解释 篇二

美国学者波斯纳提出:教师的成长 = 经验 + 反思。只有经过反思, 才能使原有的经验不断地得到提升, 才能形成新课程理念所要求的先进的教学观念, 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 走出封闭, 才能使自己的教学更有效。在课改的不断前行中, 历史教学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诸如在有些地方的历史课堂上仍然大量存在课上照本宣科, 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方法单一, 流于形式, 下课逼着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大部分学生对历史学习认识不足, 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学习, 最终不能实现历史教学的任务。教学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和现象启发我们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来反思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

1.历史教学的应然要求

“应然”指的是应该的样子, 比较理想, 按照人类的理想价值所呈现的。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上位的概念是课程, 我们要考察课程必定要涉及学校的培养目标进而谈及国家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11版) 》等国家级的文件作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和要求。

通过对上述文件的认真学习, 我们发现国家层面对历史教学提出了美好的愿景和更高的要求:历史教学应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 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 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高人文素养, 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宗旨, 将正确的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 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 增强对祖国和人类的责任感, 逐步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2.历史教学的实然状态

“实然”则是事实呈现的状态, 是说事物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但不同于现实性 (现实性指其有合理性和客观性) 。历史教学的实然现状必须予以考察, 这是问题研究的起点, 那么我们的教学现状究竟如何呢?如何来考查呢?实效的方法就是课堂观察和教学评价。通过视导和教学观摩, 综观当前中学历史课堂, 还存在一些亟待重视的问题, 诸如或重于历史知识讲解, 而无视史料的研读和史感的体悟;或浮于史料解析, 而忽略史实的掌握、史料的理解和史感的熏陶;或流于史论说教, 而脱离史实和史料, 抹杀了史感的感染、感动和感化特性。[1]

3.寻找两者最佳结合点

历史课程应然要求和历史教学实然状态两者之间的差异或错位激发我们探寻历史教学的新范式。我们认为课程改革走内涵发展之路, 就是充分发挥学科的教育价值功能, 高效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从学术历史学的视角看, 中学历史课程的史学素养包括现实意识、证据意识、问题意识、融合意识和分层意识[2]。这五种史学素养的发展, 最终落脚于客观史实、多维史料、丰富史感 (史感, 即情感态度价值观, 具体表现为感觉历史发展变化, 感受历史发展情意, 感悟历史发展真谛) 。依托精选的学习内容, 设计科学的学习流程, 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以促进学生史学素养的有效发展, 应是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基于反思的教学范式构建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学习是一个从感知到积累知识、再到理解历史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落实到课堂教学中, 就是一个由史实到史料, 再到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最后转化为学生行为的特殊的认知过程。基于史实、史料、史感三个因素和史实、史料两个子过程的历史课堂, 我们称之为三史课堂。

1.史实学习

史实的学习过程, 是一个内化史实的循环过程。历史学习中的史实, 决定了教学史料的选取范围。课堂教学中研读的所有史料, 都必须依托于史实。史实还是史感的发源地, 一切情感态度价值观领域的学习目标的达成, 都必须源于史实。因此, 史实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基础。课堂教学中的史实教学, 一般包括以下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 (1) 感知史实; (2) 形成结构; (3) 记忆史实; (4) 同化顺应。[3]以北师大版《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为例。

第一步:把课标内容具体化, 以三道填空题形式呈现, 让学生明确学习的核心内容, 这是感知史实。

1.1938年春, 日军进攻战略要地徐州, 在 _____的指挥下, 激战 _____, 消灭日军一万多人, 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重大胜利。观看“台儿庄捷报”视频, 进一步感受激战和胜利的来之不易。

2.1940年8月, 八路军在 ____ 等指挥下, 先后共出动100多个团约20万人, 在华北2000多千米战线上向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击, 史称“________”。

3.人民音乐家 ________ 拿起笔做刀枪。创作作品《_______》, 对中华民族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画家 _________ 创作了许多反映民族精神的画作并多次举办画展资助抗战。科学家 _______勇于创新于1940年发明 ____________, 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

第二步:揭示核心知识之间的联系, 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学习内容, 把课标内容线索化 (动态化) 。这是形成结构。

第三步:指出记忆技巧, 总结和使用记忆方法, 让学生形成有效记忆的习惯化。这就是记忆史实。

通过这几个步骤, 学生不仅了解核心史实, 而且通过记忆和结构加深了对史实的理解, 为史料的解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史料研读

史料的学习过程即研读史料, 是一个理解史实和提升境界的过程, 它处于整个历史学习过程的核心地位。理解史料, 判断史料真伪, 运用史料证明史实的客观性, 说明史论的视角, 拓展视野, 感悟做人原则、生活态度, 提高生命境界等, 是研读史料的主要任务。课堂教学中的史料研读, 主要分为泛读和精读两种类型。概而言之, 研读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前后相承的五个环节。[4] (1) 齐读; (2) 找关键词、关键句; (3) 表面意思; (4) 深层意思; (5) 感悟。以北师大版《辛亥革命》为例。

主题一———感受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材料一

我们革命的目的, 是为中国谋幸福, 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 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 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人专制, 故要社会革命。———孙中山

材料二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 巩固中华民国, 图谋民生幸福, 此国民之公意, 文实遵之, 以忠于国, 为众服务。———临时大总统誓词

问题:

(1) 据材料, 孙中山政治革命的目的?他认为政府的宗旨?

(2)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与宗旨, 孙中山进行了哪些重大的政治实践?

(3)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 说一说孙中山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体现伟人哪些优秀的品质?

设计意图:感受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立足于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论述, 让学生认同伟人的伟大之处,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拼搏。

步骤:

1.交代史料与史实的关系 (预设史实:同盟会成立、《民报发刊词》、《临时大总统誓词》)

2.解读五个方面

(1) 齐读史料。

(2) 使学生说出关键词的含义。

(3) 根据史料说出主要内容。

(4) 跳出史料的内容来看史料出现的背景和作用。

(5) 得出认识———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 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要登上历史舞台了, 使学生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

3.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材料一中“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举史实来说明孙中山是否践行了他的主张?孙中山说到做到, 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 落实于行动, 不计个人名利, 让位于袁世凯。

4.小结, 揭示主题

联系现实, 说出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 学习孙中山为自己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

3.史感形成

史感, 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历史课程能吸引学生全身心地投入, 主要依赖于史感。历史课必须有史感, 但不能作为教学环节加以强化, 仅仅是对历史的感悟熏陶, 从老师来说是一种点拨, 历史课不能上成政治课, 思想品德课, 尤其是初中, 史感只能是暗含的指导教学设计、选择史料的指针。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史感, 通过每课确立的学习主题来实现。学习主题是课堂教学的灵魂, 一节课中学习资源的整合、学习程序的设计、学习方法的选择和学习内容的编排等, 都须围绕着主题展开。在课堂教学中揭示主题, 是增强学生史感的常用手段。如《辛亥革命》的学习主题可确立为:感受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三、实践形成的初步成效

1.初步建构了促进史学素养发展的教学范式

2.三史课堂的教学细节图

3.促进了学生史学素养发展

衡量史学素养培养策略效果的唯一指标, 就是促进学生发展效益。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 逐步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初步理解历史问题的价值和意义, 并尝试体验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 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和独立思考, 初步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和评价, 并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 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的课堂教学服从于学生发展, 服务于课堂教学效益, 有利于高效提升学生的史学素养。

4.提升了教师专业素养

这样的历史课堂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 重视学生成功与发展的经验, 倡导新的教育观念, 激活了教育实践的历史教师。无论是对课标的精准解读, 还是对教学主题的确定;无论对史实学习的指导, 还是对史料研读引导;无论是对环节过渡语言的安排, 还是对主题实现的总结等。这样的课堂要求为历史教师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大批年轻的历史教师在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

当然作为一种历史课堂教学实践尝试, 本身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 如课标解读的精准度, 史料选择的典型性和数量的标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 在此我们仅作抛砖引玉, 以期大家对历史教学改革的共同关注, 为历史教学改革献言献策, 进而推动历史教学新发展。

摘要：针对目前历史教学中应然要求和实然状态之间的差别, 思考如何将应然的理念转化为具有实际操作的实然状态。以史学素养的培养为抓手, 以史实、史料、史感为要素, 遵循由史实到史料, 再到史感, 最后到行为的特殊认知过程。在教学实践中构建促进学生史学素养发展的范式。

关键词：史学素养,三史课堂,范式建构

参考文献

[1]刘俊利.基于实践的中学历史课程反思.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9 (11) .

[2]刘俊利.学术的历史学与中学历史学科素养.连云港教育, 2010 (3-4) .

[3]刘俊利.史学素养一种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视角.教育研究与评论, 2011 (3) .

3.环境史：历史学的分支 篇三

【关键词】环境史；历史学分支；史学特性

环境史研究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新时期历史学研究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在所谓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旗帜下，不仅拥有丰富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重视国际学术界之间交流和相邻学科间的對话。不过，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环境史的研究仍然相当的“分散”、“零碎”和“不成系统”，[1]因此产生了不少争论，而其中最基础的莫过于环境史的定位问题。

一

关于环境史的定位问题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主要的分歧在于：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方法或视角，亦或者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虽然对这一具体概念国内外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2]但在环境史研究领域中至少拥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环境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类与（非人）自然互动的关系，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也不影响笔者分析其学科的史学特性。

环境史学的史学特性，顾名思义，环境史学和历史学科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共同或者类似特性使它们可以彼此地密切联系起来。为了找出环境史的这种史学特性，本文主要从环境史的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学科定位，一是学科价值。

环境史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就算不能归到历史的分支学科，但作为一门“专门之学”都应该拥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学者们对待这个问题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试图直接给予阐述的，如伍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分三个层次：自然本身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让作用；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它意义结构[3]，T.泰特认为，环境史学家不能把一切人类历史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环境史，要把非常丰富的文献控制在一个能够处理的范围内。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4]。甚至有些学者为了便于操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如台湾的刘翠溶教授建议了十个研究课题：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于建筑环境，GIS地理信息系统。[5]这类直接的界定方法，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化起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环境史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及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这些界定无疑将会被打破，我们不能指望存在这么一种可以归纳所有研究内容的清单。而另一部分学者在找出环境史的特定界域或研究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时，采取的方法是类比。当然，这里所讲的类比不是针对任何学科，而是针对有些与环境史有着很大联系的一些学科。因此，笔者通过学科定位找出环境史的史学特性时，也将从此处开始。

二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储备了知识，其中主要是生态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生态学与人类学均以现存事实为研究对象，环境史学重点研究的是历史纵深的问题；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环境史学在资料来源和时空范围，都比考古学要广泛的多[6]；地理学着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是以研究地域系统为基础的，环境史研究的是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环境史解释我们如何到达今日的地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环境史探讨并描述生物物理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过去的状态，探讨人类对非人类环境的影响，及其间之关系，[7]也就是说环境史拥有着历史叙事所不可回避的因果性。

环境史所用的概念和术语有许多是历史地理学家所熟悉的，这就使得分辨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是一件复杂的事，但两者之间的学科理论基础、学科价值是有区别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地理学，环境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而且历史地理学主要着眼的是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的“陈列”，着重对“地景”和“外观”进行时空描述和分析，也就是说这里的环境主要还是以一种背景存在，环境史的目的是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的角色进入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也就是“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8]。同时就学科价值而言，环境史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更具功利性。上世纪环境史的兴起也主要是环保运动推动产生的，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水污染等等，是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动力。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环境史的学科价值也体现在它现实价值方面，环境史是以反思人类历史上与自然的互动，从而找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相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描述和分析世界，环境史从一开始就偏向以史为鉴的能动的改造世界。

三

由上述类比，我们可以得到环境史的史学特性主要有：

第一，存在形式的过去性。环境史研究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这种互动的事实，它不能重演。用语言的记述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生活的画面。

第二，史料的重视与处理方式。“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最主要的特点，信息处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历史学科能力。环境史的研究也重视史料的作用，对史料进行多方面的真实解读，遵循历史与现实、史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原则和强调“以史为鉴”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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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科之间的交融性。也许以往的历史是比较单一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又经过年鉴学派的洗礼，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它涉及古今中外，涉及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学科，其内容异彩纷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通过之前的类比，就可以看出环境史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它虽然不是大杂烩，但确实拉近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所有学科都和环境史有着不同的联系。

第四，认知结构的多样性。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其发展过程存在的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认知其所涉及的知识时，也应该灵活多变，不应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这种互动关系，而应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认识和思考。

认知结构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整体性、因果性和发展性。首先，就整体性而言。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都应该从时间、空间、人物三方面去整体把握。人类活动具有世界性，每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人类与环境也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因此在学习环境史时，也应向学习历史一样要扩大视野，把这种互动放到整个历史中去考察、定位，形成对其发展过程比较全面地认识。其次，因果性。社会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环境本身，人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件的发生有着特定的背景和条件，环境史研究对象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再次，发展性。环境史研究的人与自然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继往开来的过程，后一个过程总是在前一个过程基础之上的开拓创新，环境史的学科价值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认识论上看，我们应该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总结历史互动关系、认识历史的规律，使之服务于现实和未来。

环境史的史学特点可能远不止上面所列，但从这些特点，我们足以对环境史进行定位，即环境史的研究应该划分到历史研究，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历史学分支的环境史，我们可以以历史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去对待它，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历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来展开环境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7：1.

[2]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4）.

[3]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93.

[4]T.W.Tate.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981： 8-10.

[5]劉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6]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

[7]Stephen Dovers.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3-4.

[8]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J].南开学报，2006，（2）.

【作者简介】

陈涛（1988— ），男，江西临川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4.复习重点2012史学史 篇四

1、简述先秦时期的史观

天命观：无论是王朝兴亡、世间治乱，还是人们的祸福寿夭都是由“天”而定。大小事情皆卜之神明，由天作主。如《尚书》中屡次强调“天乃大命文王。”“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人事观：《春秋左传》庄公32年曰：“国将兴，听于民。”

通变观：《周易》中的“穷变通久。”变，通、久三位一体。

循环论和进化论。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邹衍 五德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夏木 殷金 周火

商鞅，韩非主要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商君书》《韩非子》

2、先秦史学的特点

 史书初创，编年为主，左传大成。

 官方主流，私修肇始，春秋为先。

 经史难分，文史难辨，史观丰富。

 直录曲笔，劝鉴得失，开启史学。

3、简说经史分离，史学独立？

 《汉书·艺文志》把史书附于“六艺类·春秋家”，因为数量太少，正式的历史著作未及

二十种。东汉以后史书逐渐增多。

“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

辑略提要汇集.六艺略经部、史部

诸子略子部

诗赋略集部

兵书略子部

术数略子部

方技略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

 西晋荀勖编目时分甲乙丙丁，史书在第三位。

 东晋时李充重新编目，史书改为乙部，居第二位，史学地位之提高可以由此显示出

来了。

 《隋书·经籍志》确定经、史、子、集四部

 《隋志》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书之多。《隋志》共著录史书870多部，而出在东汉末

年以前的不过四十几种，隋人写的也不过十几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有800多种史书出现（817部），且还没有记当时已失传史籍。

 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

4、刘知几与史学三长

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生于661年卒于721年。公元710年些写成《史通》。《史通》是一部杰出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今有二十卷，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原有39篇，今缺《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外篇十三篇。

• 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刘子玄传》

• 才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识是见解，对史事的见

解，鉴别判断能力。

5、宋代史学的特点

• 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发展趋势。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

色，又相互联系。

• 一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夸大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

• 义理派史学特点：

1、荣经陋史。欲藉儒家《春秋》学的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的本质在于明道。•

2、笔削褒贬。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

从其笔削义例。如朱熹《通鉴纲目》。

3、驰骋议论。义理派史家多对历史作出道德评价，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治史驰骋议论之风大盛，•

4、感悟认知。认为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过是天理的自然体现。

历史发展既然由永恒天理决定，那么史家的职责就是阐明贯穿其中的儒家义理思想。考据派史学特点：

1、考异纠谬。多采用在史书正文之下附录注文以明材料取舍的方法。代表性司马光

《资治通鉴考异》和南宋范冲的《神宗皇帝实录考异》。纠谬的代表作是北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宋代还出现考据史学的专门著作。南宋史家李心传所撰《旧闻证误》、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等。

2、刊误辨伪。多集中在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主要围绕两《汉书》和唐修八史。•

3、辑佚补缺。宋代辑佚学成就最大的为郑樵和王应麟。郑樵提出散亡之书可据现存

书中称引辑录成帙的思想，王应麟则创辑佚之成法，标志着传统辑佚学的形成。•

4、金石证史。欧阳修阐明收集金石碑刻的目的在于校补史传缺误，积10余年之功，集录1000卷金石铭文，撰成《集古录》。赵明诚认为历代正史记载的年代、地理、官爵、世系，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金石刻词为当时所作，可信无疑，对考史价值极大，搜罗金石铭文2000种，撰成《金石录》。

6、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终年六十四岁。由今而论，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极为自负、有着别识独裁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生为之结撰《年谱》，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到梁启超，更大力张扬，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著《文史通义》、《校讎通义》、《永清县志》等一生特点：生于乾嘉，不搞考据。

 批判乾嘉的考据弊端。

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 主张“理势”的进化史观

 “经世致用”“史以明道”的史学认识论

 “六经皆史”的史料学理论

 倡“通史”、立“方志”、设想新史体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论德、才、识、学的史家修养主张

7、简述清代史学的特点与变化，及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5.大一上 期末 中国史学史整理 篇五

1、命题范围：课程课件里有的内容，没有就不考。

2、考试题型

填空题10题每题2分，共20分

名词解释题 8选6，每题5分，共30分。

简答题 4选3，每题10分，共30分。

论述题 1题，每题20分，共20分.3、答题技巧说明

选自己会的做。回答全面 字迹清晰

4、闭卷考试占总评成绩的70%。

第二讲中国史学的起源：先秦时代

 先秦的思想背景：政治上诸侯争霸，经济上竞相富国强兵，文化上百家争鸣。

 《春秋》，编年体史书，原为鲁国史书，后由孔子删定。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西狩获麟）的242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本令“微言大义、乱臣贼子惧”的书。 写作目的：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优缺点：

属辞比事

属辞指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指排比史事。其中，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

记载过去简略，措辞隐晦 各种事件缺乏因果联系

虽然是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却只是不成熟的编年体大事记。

 《左传》，编年体史书，是战国早期私人撰述，相传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著。全书十九万多字，内容完备，其书争议颇多，是西汉时期刘歆等人整理才被世人所知。作者左丘明也存在争议。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比春秋下限下延十三年，共255年的史事。

 历史叙事特点：在编撰编年体上有极大进步。历史人物形象丰满，情景真切，通常有评论，思想基本倾向儒家学派，引用孔子观点。集中记载某一事件的本末原委，集中写一个人物的经历。

 区域史：春秋时期地区发展不平衡成为时代主题，自然也受到史学家注意。

 《国语》，国别体史书，战国早期私人撰述，汇集周王朝和各诸侯国所录之语编纂起来的。在体裁上是分国记事，二十一篇，分晋九篇，周三篇，鲁、楚、越二篇，齐、郑、吴各一篇。主要反映春秋时代诸侯大国争霸的历史，记述列国政治言论。

 《国语》和《左传》区别

（1）《左传》以时间为线索，编年体，反映历史的纵向发展；《国语》以“国”分类，国别体，反映历史横向。

（2）《左传》以“记事”为主，说明历史发展进程；《国语》以“记言”为主，力图说明历史演变中人的认识。

（3）《左传》以鲁国为中心；《国语》以大国争霸为主，记载是跳跃式、片段式的。

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西汉刘向所编，今本二十三篇，齐

六、秦

五、楚、赵、魏四，韩、燕三，东周、西周、中山各一，宋、卫和为一篇。历史主角由《国语》中的公卿转变为《战国策》中的“士”。记载谋士的策论，其为假说和推理，未必皆是信史。以记言为主的史著，比起《国语》，更善于把记言和生动的叙事结合；在辞令方面也有超出《左传》之处。

第三讲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石：司马迁及其《史记》

 汉代思想背景：

（1）秦朝“焚书坑儒”使得史学大受挫折。（2）汉王朝政治上大一统局面形成（3）“与民休息”使得经济上有所发展（4）学术研究基本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步形成（5）汉武帝时代，用兵匈奴，干戈不止，“百姓不堪”

 司马迁其人：龙门下阳人，出身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武帝的太史令。10岁通古文，少年时同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同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20岁开始远行，见闻广播。李陵之祸，遭宫刑之辱。后任中书令，太史令，并开始编纂《史记》。

 司马迁的史学意识：（1）“究天人之际”：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是历史学家的重大命题。

（2）“通古今之变”：不拘于某一时期，考察长时段历史变化的原因。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需回答的问题是秦亡、楚败、汉兴的问题。（3）“成一家之言”：人格独立、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

 《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记载了由黄帝到西汉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包含：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1）本纪分两种：一种是政权编年史，如夏、商、周本纪；另一种帝国君主的个人编年史。如高祖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受到争议。

（2）表分两种：一种是大事表，秦楚之前重要历史活动；一种是人物表，介绍汉初政治集团的人物升降。

（3）书主要是指对于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制度典章，包括礼、乐、兵制、历法、水利、货币、天文等。

（4）世家分两种：一种是秦朝之前独立的诸侯国，如楚世家、郑世家等；一种是人名篇，多是先秦西汉位极人臣的贵族，如萧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等；《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受到争议。

（5）列传有多种：一人一传，如《淮阴侯列传》、《商君列传》等；数人合传，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某一群体的活动，如刺客、循吏、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边疆民族和周边政权，如匈奴、南越、西南夷、大宛等。

第四讲王朝断代史的开端：《汉书》及其它

 《汉书》编写的背景：

（1）王朝更迭及其原因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和思考

（2）东汉初年的学者既要思考秦的短命而亡，也要思考西汉200年兴亡的历史原因

（3）班固其父班彪是汉著名史学家，续写《史记》，班固担任兰台令史、校书郎等。

 《汉书》，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作者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被告发“私修国史”入狱，后汉明帝见其奇书，命他撰述史书。其妹班昭及待诏马续受诏续完八表和《天文志》。共100篇，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九十传，记载了自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整个西汉230年的历史。（1）本纪确立为正统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体大事记。去《项羽本纪》，废昌邑王刘贺、废王莽入列传。

（2）保留表，增加《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外戚恩泽侯表》等。

（3）改书为志。增加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改《河渠书》为《地理志》。

（4）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列传体例严整，以时间为序，统一篇名，大量增加人物艺文。

 史学意识：

（1）实录精神。史料取材广泛详实，考订史料真伪，多闻存疑。

（2）昭鉴价值。对于汉处群臣勠力同心，文景时期诸侯骄奢越轨、民生疾苦皆有论述。

（3）宣传正统思想。

 《汉纪》编写的背景：（1）《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体裁主导两汉四百年的史学，编年体乏人问津。（2）编年体时间线索清晰，纪传体同一事分在数篇。

 《汉纪》，中国史学史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作者旬悦，东汉末著名《春秋》学者，受知于汉献帝。近二十万字，仅及《汉书》的四分之一。内容取材于《汉书》，选取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舍弃社会经济生活等内容。体裁效法《左传》，将重要人物、事件的内容介绍于编年首次出现的年月。

 《汉纪》的史学思考

《汉纪》提出史学任务：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

 《汉纪》的影响

（1）编年体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学著作超过了纪传体，多以《汉纪》为模板。

（2）王朝史日益成为政治史、帝王将相的大事记

（3）历史变化的原因归于帝王将相的性格、脾气、心理或神秘的天命。

 陈寿其人：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先为蜀国为官，入西晋担任著作郎、御史治书等文职。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 《三国志》，现存唯一一部兼记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史著，作者西晋陈寿。汉灵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义到西晋灭吴（280），今存《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体例：以魏国为正统，总揽三国史事。在表述上精心安排，时人评价甚高。

 史注的出现：

魏晋时期史学著作丰富，但也出现了记载相矛盾的现象。原因：依据史料不同；政治干扰；史学家品行不端，曲笔阿私。把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注释是好办法。书籍作注当时成为学术流行趋势，如《诗经》、《易》、《尚书》、《左传》等，佛教典籍亦有注释。如韦昭《国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

 《三国志注》，鉴于《三国志》简略，裴松之，南朝宋文帝命之注释《三国志》。网罗繁富，首尾完具。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创立以补阙、存异为主要目标的史注体；保存大量有用史料,不致散佚无；博采群书、补阙备异，因三国志存在作为比较，凸显其价值；是史学考证之先；史学评议之端。

第五讲中古时期王朝正史的转折

 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

（1）政权更迭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社会离乱、衰微。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发生新变化，各族之间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走向新的组合与融合，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种种思潮相互论难的复杂局面。

（2）史学繁荣：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种类多。原因：国家不幸史家幸，动荡时代促使史学家反思和借鉴；政治动荡使得史学多元，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极为激烈。

 王朝正史的编纂

（1）重视以血缘为脉络的政权继承，反对以武力逼迫下的“禅让”。（2）以“大一统”观念为准绳，“南书谓北书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3）坚持有德者为正统，取代华夷之辨。

 政治纷争与正史编纂 正史编纂受到政治影响

王朝正史编纂的转折   《后汉书》，记东汉一朝195年史事，有帝纪9卷，后纪1卷，列传80卷，作者南朝宋范晔。改帝纪为帝后纪，反映东汉外戚专权、女主当国的历史现实。更加重视类传，开创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六夷等类传。

 《宋书》，作者南朝沈约。列传中创立家传，创立《孝义传》。创《索虏传》记载北魏及南北战争、通好、和议、互市的历史。收录大量政治文书和文人的文学作品收录。志的分量很重，其中《符瑞志》、《五行志》都很长。

 北魏国史书写的背景（1）永嘉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尤其以鲜卑拓跋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立国最久。

（2）北魏立国后，逐步遵循汉地体制，进行国史编修。

 崔浩与北魏国史案

 崔浩其人：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国史之狱：其监修之《国记》，尽述拓跋氏早期隐秘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引起鲜卑贵族不足，公元450年太武帝下令诛杀崔浩。其部属皆被杀，同族和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

 崔浩士族政治理想：维持门第的尊严和传统文化的延续  崔浩的死因：①响应南朝、谋泄被诛②佛道相争而见诛③魏收《魏书》，国史之狱。④政治冲突：崔浩世族政治理想与拓跋政权的冲突。

 《魏书》，北齐魏收主持撰成的纪传体史书，第一部少数民族朝代史，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时期的历史。设《食货》、《刑罚》等，创《释老志》《官氏志》。

 魏晋之后的官修正史

贞观三年，设置史馆，主持修史，分别撰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二十年重修《晋书》，官修正史正式成为基本范式

 官修正史体式

（1）秉持皇帝旨意，为前朝修史。（2）宰相监修正史成为制度。

（3）国史馆诸人按学术所长集体分工。 为何唐以后正史基本都是官修？

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私人修史受到限制。重视编修本朝史

官府续修前代史，以史为鉴，肯定前朝的历史地位

第六讲中古时期史学的多元发展

 民族史、域外史

中古时期民族冲突和融合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史学家关注的时代主题。民族起源认同 夷夏观

  《十六国春秋》，作者北魏崔鸿，记述当时各族的历史，显出开阔的民族史视野，集中反映华夷关系。

《佛国记》，作者东晋僧人法显，记载了399-413年法显从长安到印度、尼泊尔等地求佛法时在途中的所见所闻。是考察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诸国历史的重要文献。魏晋时期中外交流频繁，东晋法显60岁时前往印度取经、75岁由海路归国，比玄奘早230余年。法显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人。



地方史

地方史、区域史的发达是史学走向深入、发达的重要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意识逐步觉醒，记载当地地理风俗和人物、社会的史著逐步增多。

 《华阳国志》，作者东晋史学家常璩qú，共十二卷：卷1-卷4记载巴、蜀、汉中、南中的建置沿革；卷5-卷9说明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氐族成汉政权、西晋统一的历史；卷10-卷12记载当地士人和列女。

 《水经注》，作者郦道元，范阳涿郡人，仕于北魏。共40卷，记载1252条河流及相关山川、都市、祠庙、石刻、人物、歌谣、故事传说等。东汉《水经》记载全国137条河流，但极为简略。



     《洛阳伽蓝记》，作者北魏杨炫之，记载洛阳50多座寺庙的兴废历史及相关人物、古迹、故事、地方风俗等。

家史和谱牒

兴起的时代因素：门阀政治。门阀，特权阶层，大土地所有者，聚族而居，世代为官，把持政治，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谱牒：重视门第和家世、考其真伪 谱牒编修规范 家谱的价值：“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顾颉刚

   个人传记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之一，魏晋时期延续两汉察举、东汉人物品评，别传迭出 《后汉书》列传：创列女传，高门士族列传占一半以上，王、谢二族立传者达26人，罗列官衔美称，每传附子孙传，体现门阀政治。

《南齐书》列传：同类合传，皇后列传、文学列传、良政、高逸、孝文等；同姓合传，一家族诸男子为一传。

 《南齐书》，作者梁武帝时期萧子显，共60卷，序录1卷佚，现存59卷，包括志8篇11卷，列传40卷。除了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载了萧齐皇朝23年间的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第七讲从经验到理论：刘知幾及《史通》

 时代背景

（1）隋唐以来史学进入繁荣阶段，《隋书·经籍志》载史部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2）唐社史馆，朝廷上下重视史学编纂，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郡国志等皆有发展。

（3）传统史学发展到唐代逐步独立成熟繁荣，有关历史编纂的形式与方法，逐步也从经验上升到理论。

 刘知幾其人

子子玄，家学渊源，祖父刘胤之，参修《晋书》，撰国史及实录。父刘藏器，有学行。生于唐高宗李治龙朔元年（661），死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九年（721），大半生实在武后统治时期。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幾任获嘉县主簿，一干十九年。曾上书言事，批评时政，武后不用，然”嘉其直。”转折：圣历二年，调定王府仓曹，与徐坚等同修《三教珠英》。长安二年，年四十二，“以著作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门下，撰起居注。”三年，预修《唐史》。神龙元年，“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博览群书，修史经验丰富。唐中宗李显时期私修《史通》。景龙四年《史通》完成于仲春之月，该年六月，中宗驾崩。唐玄宗李隆基初年，参与《姓族录》，《睿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等。开元九年，因长子刘贶kuàng“犯事配流”，“诣执政诉理”，被贬官，不久去世。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

 《史通》，历史编纂的反省，作者唐代刘知幾。内篇十卷，三十六目，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表述、撰史原则，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为主，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评论史家著史得失，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

（1）本纪：纪传体大纲；记录天子在位时期的大事，批评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叙事方式以编年。

（2）列传：本纪的解释；列传对象是人臣；列传的变体如合传，应该事迹相随，品

 格相类；列传的人生有令闻，死有异迹，值得播其遗烈，传之不朽。历史观念呈现形式

讨论历史书写形式的篇目，如《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叙事》、《言语》、《浮词》、《品藻》、《直书》、《曲笔》 题目：标题如何反映论著内容。断限：赞美《汉书》、贬抑《史记》，将断代史绝对化的倾向。采撰：赞成“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反对“务为多美，聚博为功。”

史学方法批评

叙事：简要用晦。史家四烦：谬录祥瑞、朝会必书、命官必书，冗同家牒。直书：“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要做到“乱臣贼子惧。” 曲笔：“假人之美，藉为私惠。”使得“忠臣义士羞。”

 史家三才论

（1）才：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2）学：文献知识、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等。（3）识：判断、格局与胆识，“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第八讲典章制度史的发展《通典》、《文献通考》及其他

 背景

史学家较早就注意到影响人类历史进程除了拥有短暂生命的人之外，制度的影响更为深远，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则或体系，是以前中国历史学者所忽视的。

杜佑其人：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出身于关中杜氏，唐共出7位宰相，父杜希望，官至西河太守、鸿胪寺卿。弱冠门荫入仕，以功名始终，历官60余年，历任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饶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晚年担任宰相一职，78岁致仕。经历“安史之乱”，深知唐王朝内在弊端，提出救时之策，研究历代典章制度，总结统治经验教训。

 唐代制度创新

（1）创建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

（2）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废除按门第的九品官人法。（3）经济管理制度：户籍制、均田制、赋役制度（两税法）（4）恢复传统礼乐制度，显示中华正统地位。

（5）《唐律》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典，对中国乃至亚洲都曾经发生重要影响。

 《通典》，作者唐代杜佑。典制体通史，200卷，9门：食货（12卷），选举（6卷）、职官（22卷），礼（100卷），乐（7卷）、兵（15卷），刑（8卷），州郡（14卷），边防（16卷），每门又各分子目。是我国的三通之一。它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得失兴革及与此有关的言论，记事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实际上是纪传体书志部分的扩大和贯通，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开创典章制度史，一改轻视经济的倾向，引申出诸多专门史研究。 政治职能的认识

（1）国家职能：教化致治（2）教化的基础：食货

（3）教化的实施主体：选举、职官（4）教化的手段：礼乐（意识形态）、兵刑（镇压）（5）教化的载体：州郡（地方运作良好）、边防

 《通志》，作者南宋郑樵，家境贫寒，励志自学。原意称之为《通史》，纪传体通史巨著，共200卷：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世谱年谱4卷，二十略52卷。起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下限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年谱止于隋，《二十略》至唐。

 《通志·二十略》：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chóu、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开拓典章制度研究的范围和内涵，至自然、文化、社会等领域。

 马端临其人：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宋亡隐居不仕，著《文献通考》以补杜佑《通典》之，二十余年而后成书。”其父马廷鸾，宋末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院检讨，后至右丞相兼枢密使。

 《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典制体通史，记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的典章制度史，全书共348卷，分24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对比《通典》，增加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增加大量议论，包括古代与近人（宋人）的议论，夹录于各条之后，阐述自己观点于后；分类与《通典》区分。《文献通考·经籍志》76卷，著录5000余种书籍，古代目录学的重要作品。

十通：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 《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 《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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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编年体史学的复兴

  背景：宋代史馆建立了从起居注、日历、时政记、实录等一系列编年体史学的编纂系统。

司马光其人：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人，西晋皇族后裔，祖父司马炫，官至富平县令，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生于宗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时年68岁。仁宗时举进士，英宗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初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退居洛阳任判西京御史台，编修《资治通鉴》，哲宗时任宰相。著作还有《司马温国公文集》、《书仪》、《涑水记闻》、《稽古录》。

 《资治通鉴》，作者北宋司马光。编年体通史，共294卷，《目录》和《考异》各30卷。上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BC403），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代通史。

 《资治通鉴》编纂的目的：（1）存史（2）治世。希望人主从历史的往事中，看到历史治乱盛衰的道理，以为借鉴，治理国家。 《资治通鉴》编纂的方法：（1）集体分工（2）主编负责

 《资治通鉴》的史料长编

（1）丛目：以历朝实录为基础，将收集资料按时间年月日顺序编排。（2）长编：各助手将各丛目所属史料进行筛选取舍。“宁失于繁，勿失于简。”（3）删改定稿：司马光审查史料取舍，考证精详、体例一致、文字风格等。 《资治通鉴》考异

（1）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

（2）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3）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资治通鉴》的影响

《资治通鉴》诞生后，对中国史学影响巨大，对其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众多，号之“通鉴学”。如补充：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改写：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续写：毕沅《续资治通鉴》；注释：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义理：王夫之《读通鉴论》。

 史料长编及其续作  《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南宋李焘，四川眉州人，宋高宗时任礼部侍郎、同修国史等。《资治通鉴》续作，编年史，该书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全书共1063卷。现《长编》是清代依据《永乐大典》辑出，缺部分及徽、钦朝记载，重新编为520卷。

 《三朝北盟会编》，作者南宋徐梦莘，字商老，临江人，宋高宗时进士。至光宗绍熙五年变成《三朝北盟会编》250卷，编年史，专门记载徽、钦及宋高宗时与金国和、战之事。登载大量官府文书，资料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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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者南宋李心传，字徽之，隆州井研人。编年史，200卷，记宋高宗时期36年史事，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佚。

纪事本末体  《通鉴纪事本末》，作者南宋袁枢。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著。将《资治通鉴》全书内容区分列目，分为239个专题，上自“三家分晋”（BC403），下至“周世宗征淮南”，1362年史。叙述首尾，本身没有创造史料价值，但方便阅读者。迹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本末”。

影响：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便于探讨事实前因后果。

其后历朝有：《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专门纪事则有《台湾郑氏始末记》、《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筹办夷务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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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

 背景

（1）多民族互动交织。

（2）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边疆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历史交织着复杂的学识、政治、情感等因素。

（3）元代文禁松弛，当时历史评论较为自由。（4）元初战乱，民生疾苦。（5）“华夷”到“君臣”，儒家知识分子逐步承认元朝统治。（6）国可灭，史不可灭。

（7）蒙古的修史传统：蒙古虽起于大漠，早在蒙古国时期就修《蒙古秘史》，用畏兀儿蒙古文书写而成，记载成吉思汗崛起的曲折过程；忽必烈时期著成《圣武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事迹；元顺帝重视修史。

 三史“正统”不定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是先验、主观的历史认识，以某种人为的标准（居正、一统），判定王朝地位的方法，具有重大的政治宣示意义。正统交织着王朝统绪、民族观念，元代何为正统论争激烈，难有共识。 正统论

（1）修端《辨辽宋金正统》：以辽金为北史、以北宋为《宋史》、以南宋为《南宋史》。（2）杨维桢《正统辨》：元继宋统，辽金为载记。

（3）虞集：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书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4）《庚申外史》：“先是诸儒论三国正统，旧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5）元末至清，关于宋辽金正统未有定论

 三史体例（1）本纪：三国各书史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2）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3）表：表与志同。

（4）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馀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馀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5）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三史评价

（1）《辽史》之志、表皆有草原政治特色，如《营卫志》、《百官志》、《地理志》、《外戚表》、《公主表》。纪传体。

（2）《金史》详细有致，重点突出，体例规范。

（3）《宋史》496卷，二十四史最为浩繁，史料保存最为详细，取裁则颇争论。记载了北宋建隆元年到南宋祥兴四年。

 典章制书

 背景：元代史学中的经世思潮建立对宋代亡国反思的基础上。马端临《文献通考》详细从制度层面分析宋代灭亡的原因。此前有《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典章问世。 《经世大典》，元代典章体史著。文宗至顺元年下令奎章阁学士院编纂，由赵世延、虞集任其责，次年五月编成。全书880卷，目录12卷，10篇：分君事（帝号、帝系、帝训、帝制）、臣事（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其目录保存在苏天爵的《国朝文类》。体例多有时代创新，如工典下设置毡罽、画塑、皮工、玉工、金工等，多前代所无。内容来自朝廷及各级官府文件、档案，蒙古语翻译成汉文文言，删掉文公中的案牍繁词。此书现无存，明初抄入《永乐大典》，今残卷中保留了海运、画塑、马政、驿站、官制、元丽关系等内容。

  

   地理志书

背景：元代建立起空前辽阔的大帝国，对各地方志编修也较为重视，现存十种，如《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至正金陵新志》、《至元嘉禾志》等。

《大元大一统志》，元朝官修最重要的地理方志，“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大德七年成书，1300卷，现存10卷。

中外交通史 背景：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使得大批国外人士来到中国旅行，记载当时中国的风土人物、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真伪问题：西方学者怀疑此书，分别从中国史籍无记载、襄阳献炮无证据，对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

 世界性的历史视野

（1）文人文集中大量出现域外史事记载，具有世界史的初步视野。（2）西亚、中亚：耶律楚材《西游录》，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口述、刘郁笔录《西使记》。

（3）东南亚：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柬埔寨）、汪大渊《岛夷志略》，徐明善《安南行记》（越南）。

第十一讲明代史学的历程

  官方史学

《元史》速修：《元史》先后两次开局，以宋濂、王祎为总裁，至洪武三年七月成，共210卷。缺点：史料局限大，缺蒙古史书，文集和笔记利用较少；体例杂乱无序；篇幅失当，内容疏漏。优点：加工较少，保留大量原始资料。

官修昭鉴类史书

背景：明初文网严密，史学编纂沉闷。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编纂大批昭鉴类史书，对宗室、宰相、百官、武将、妇女进行训诫。《宗藩昭鉴录》《相录》《武士训诫录》《储君昭鉴录》《世臣总录》《昭示奸党录》《古今列女传》《孝顺事实》《外戚事鉴》《帝鉴图说》等。  

 《历代名臣奏议》，明成祖永乐十四年由黄淮、杨士奇等封敕编著而成，收集了自商周至宋元历代，名臣学士向当朝帝王进言的奏、疏、议、札子、封事、策对等，共8009条。全书分为君德、圣学、孝亲、敬天、郊庙、法祖、储嗣、宗室、经国、用人、选举、考课、水利、赋役、御边等64门。

实录：一种古代官方史学体裁，记载某皇帝在位期间的国家大事记和皇帝、重要臣子的言行，举凡帝后、诸王、百官、选举、漕运、户口、盐粮、钞法、庆典、天象变化、边境茶马等详见记载。



 《明实录》，自洪武至明熹宗，共13部实录，合计2909卷，是关于明代历史最完备的官修史书，现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本。

《大明会典》，历经孝宗至神宗皇帝90余年，内容：以诸司职掌为纲，以官颁文书以类相从于职掌后，附以历年事例，官与事结合，明一代制度萃于此。

 方志

（1）明代史学的特色就是史学与社会进一步密切，表现在官方地方志修撰上，朝廷重视全国总志修撰。洪武三年编《大明志书》、景泰七年《寰宇通志》，天顺五年编《大明一统志》。

（2）省、府、州、县志均不同程度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

（3）边关志，边镇志、卫所志受到重视，如詹荣《山海关志》、张雨《全陕边政考》、魏焕《九边通考》等。

 民间史学的经世取向

经济史著作在明代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反映出史学经世地位的加强。 《续文献通考》，作者明王圻，254卷，其中社会经济部分42卷，有田赋、钱币、国用、土贡、征榷等。

《明史·艺文志》中史部故事类著述中，经济史占据一半以上。

 经济史著述举要

（1）河防：潘季驯《河防一览》14卷，总结历史治河经验，提出“束水攻沙”理论。黄克缵《古今疏治黄河全书》4卷。

（2）漕运：邵宝《漕政举要录》18卷，杨宏《漕运通志》10卷，王在晋《通漕类编》9卷。

（3）水利：归有光《三吴水利录》4卷，许应夔《修举三吴水利考》4卷，王圻《东吴水利考》10卷等。

（4）国计：王鲸《大明会计类要》12卷，王学颜《万历会计录》43卷，胡彦《茶马类考》6卷，娄志德《两浙赋役全书》12卷等。

（5）农政：徐光启《农政全书》60卷是其中综合型的农学专著，阐述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和农业政策史。

（6）盐政：朱廷立《盐政志》10卷，王圻《两浙盐志》24卷。（7）荒政：周孔教《救荒事宜》，张陛《救荒事宜》等。

 边防军事类

（1）边防：粟在庭《九边破虏方略》5卷，徐日久《五边典则》24卷，张雨《边防考》12卷。

（2）海防：郑若曾《筹海图编》13卷，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10卷，王在晋《海防纂要》13卷。俞大猷yóu《洗海近事》2卷。

（3）军事史：茅元仪《武备志》240卷，戚继光《纪效新书》18卷，瞿九思《万历武功录》14卷，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3卷。

 域外史著述

（1）下西洋：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2）日本：李言恭《日本考》，茅瑞征《东夷考略》、郭光复《倭情考略》。（3）域外：严从简《殊域周咨录》24卷，张燮《东西洋考》等。

  

 明代史论 史论，主要是对历史事实、人物以及对史书本身做评论，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和主观性。明中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又受阳明心学影响，史论极度繁荣。明代史论的重要特点是对过往历史的翻案与新论。经世文编、类纂

《皇明经世实用编》，作者明冯应京，28卷，以制度沿革为目的，讲究实用，以经国利民为宗旨。

《明经世文编》，陈子龙等编504卷，补遗4卷。搜集官方奏议和私人文集千余种，载文3100余篇，史料价值大。

 《祝子罪知录》，作者明祝允明，号枝山，明后期”狂士“代表。该书是表达作者独立见解的杂论集，“直抒胸臆，言人所不敢言”。祝允明号为古人翻案，务为奇说，善于反向思维，反对成王败寇的立场。对魏征、汤武、管仲、韩愈、欧阳修、赵汝愚、程颐、朱熹均有异论。

 《千百年眼》，作者张隧，字和仲。该书是作者早年史学随笔，共12卷，522条，18万字，多有惊人之论。“井田不可行”、“封建难复”、“晋武不以废立致乱”、“徙戎论无救于晋”、“立扶苏无救于亡秦”“汉和亲与宋岁币等”“七国缓削则不反”“文帝奢俭之异”等。

 《藏书》68卷论历代人物，《续藏书》27卷论明代人物。作者明李贽，号卓吾，泉州晋江人，明末思想界的翘楚。主张历史发展观；树立民本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对秦始皇、桑弘羊、武则天均有颠覆性评价；颠覆尊华斥夷的正统史观。

第十二讲晚清：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 中国史学的新趋势

（1）传统史学以深厚根基延续着生命，晚清史学家在蒙元史、当代历史人物资料汇编、古史补注辑佚、方志等继续研究中，各有成就。

（2）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震动了中国人，巨大的变动必然反映在史学研究上。

  鸦片战争史研究

《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鸦片战争三书。作者清魏源（1794-1875），湖南邵阳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曾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梁廷枏《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边疆危机研究

徐松：浙江上虞人，晚晴重要史学家，编有《宋会要辑稿》、《河南志》、《中兴札书》、《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嘉庆十五年，撰写《西域水道记》5卷，《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新疆识略》12卷。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

张穆，山西平定人，著《蒙古游牧记》16卷，另有《俄罗斯事辑》，编有《历代沿革地图》、《小方壶舆地丛钞》、《昆仑异同考》等。姚莹，安徽桐城人，曾保卫台湾，著有《东槎纪略》，另《康輶yóu纪行》16卷考察西南边疆地区。

何秋涛，福建光泽人，《朔方备乘》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代表巨著。外国史地研究

王韬（1828-1897），苏州长洲人，旅居香港，游历英、法、日、俄等国，著有《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人，曾任驻日本、英国、旧金山、新加坡等地外交官，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朝鲜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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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史学的传入

西方史学的传入是中国史学近代的重要外因。从天朝到中国，史学视角的转变，用民族国家的眼光看待历史。

鸦片战争前的西方史学传入 利玛窦《坤舆外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御览西方要纪》。   

    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创刊于1815，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主要介绍西方基督教，也介绍西方历史。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最早的比较历史编年体史书《东西史记和合》

“外国史”与“万国史”——马礼逊父子的《外国史略》和郭实腊的《古今万国纲鉴》。裨治文与最早的美国史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鸦片战争后西方史学的涌入

英国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最早的年表体史书《四裔编年表》。

艾约瑟及其输入的西方古典史学与《西学启蒙十六种》中的欧洲史。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回忆录）、《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19世纪末的改革思潮。《泰西新史揽要》：“世纪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叙述了19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

 西方史学的影响

（1）提供横向比较和跨文化沟通的视角，突破旧的华夷史观。（2）提供中西比较史、地区史、国别史的视角。（3）提供进化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群众史观（打破旧王朝史观）。（4）新的历史分期和章节体史学表述方式。

  梁启超“新史学”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1920年任职清华大学国学院，著有《饮冰室合集》。1901年撰写《李鸿章传》、《南海康先生传》，1902年发表四万余字的《新史学》，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 “新史学”内容

（1）全面否定旧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2）提出新史学的内容，就是借助各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进步的轨迹，探讨历史规律。

（3）颠覆旧的正统观，否定君主专制，拥护民统。

（4）倡导史学纪年的新方法，记载民族的历程，而非仅仅个人的事迹。 影响：

（1）30岁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否定是过于简单、情绪化的，日后逐步修正。（2）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源头是西方史学。

（3）新史学提倡的进化史观、民史、革命史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理论和实践。

第十三讲民国：中国近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  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研究体系的建立 背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中华民国”经历了过山车，从“万恶的旧社会”到“言必称民国”。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近代大学的史学研究

（1）受西方学术分科的影响，近代史学逐步在中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设立。

（2）民国高校历史专业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实践体系与世界接轨，培养一大批优秀史学人才。

（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各类历史学会

（1）依托高校，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成立史地研究会，以学生为主体，聘请教授指导，举办研讨会，出版学术杂志等。

（2）依托地域，如中国南京史学会，吴越史地研究会等。

（3）依托学术爱好，如顾颉刚组织的禹贡学会，陶希圣组织的食货学会，容庚、徐中舒组织的考古学社等。 史学期刊杂志

公开发行的史学期刊杂志使得研究从“私器到公器”，从“闭门造车”到“公开讨论”，史学研究规范化、群体化、公开化，并形成学术流派。（1）大学学报或者学术机构主办的刊物，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国学季刊》《国粹学报》

（2）专业史学学会期刊，如《史学杂志》《史学年报》《禹贡》《食货》  经费资助

以往传统史学要不就是官办，要不就是贵族的学问，近代以来建立多渠道学术经费来源（1）民国政府。（2）社会各界捐助。（3）国外基金会，如庚子赔款，如哈佛燕京学社收到美国霍尔教育基金资助研究东方文化。

  “整理国故”运动（国学运动）背景：近代中国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从五四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核心在于“民主”和“科学”。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往往迷失本真，维护传统文化的力量一直是强劲而坚韧。

章太炎，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是国粹精神的倡导者，1905年成立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著有《国故论衡》等。柳诒徵，著有《国史要义》《中国文化史》等，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与学生吴宓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其著作1995年台湾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54册。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史学教科书：《国史大纲》。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  

  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1893-1980），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的开创者，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中国上古史的论争。认为层层积累造成中国古史。提出系统性追根溯源的历史考辨方法。打破旧的认识，如民族一元论、地域一统论、古代是黄金时代等。 意义：

（1）古史辨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真正的史学革命，参与人数之多，论争之深刻都极为罕见，1926-1941先后编辑有七辑《古史辨》，共300多万，收录众多书信、论文。（2）批评：张荫麟指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就是误用“默证”，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陈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

（3）反思：中国上古史与政治、社会紧密结合，遭受各方面的非难。

  中西贯通的史学考证

真正形成对“古史辨”运动形成威胁的是著名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认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见解，在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蒙元史、西北史地、甲骨学、金石学均有造诣。1925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更得地下之材料。”近些年随着出土简帛和金石文物的出现，古史辨所否认的书籍和历史重现得以证实，人们不得不佩服王国维的眼光和预见性。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留学欧洲诸名校，掌握十几门语言，历任名校教授。由于天才的语言功力，能在汉文文献之外收集史料，使得他在难度极大的佛教史、西域史、中亚史、蒙古史、印度史取得大成就。更擅长在常见史料中见考证：《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考证多从以往关注较少的民族集团、宗教、地域、经济制度、婚姻、语言等。更有理解人物的“了解之同情”，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

陈垣yuán（1180-1971），广东新会人，没有经过正规史学教育，无史学师承，自学成才。开创性领域当属宗教史。如《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xiān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对传统史籍的校勘，《元典章校释例》、《史讳举例》、《二十史朔闰表》，可以说是传统史学考证的近代经典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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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诞生及发展

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及特征

（1）整体史，人类社会是有系统的整体，是有共同特征的。（2）人类历史是发展的，试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3）辩证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互相作用、制约。（4）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李大钊

（1）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传入中国，李大钊是最早接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是较早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专著。（2）提出“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进程，只能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学”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 李大钊史学思想

（1）思想变动与经济中寻找。“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必发生变动。”（2）重视阶级斗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3）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

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合中国历史知识而写成，从社会生产、经济危机、国际关系、阶级斗争等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失败。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宣传中，《社会进化史》一度起来作用。但当时共产党人忙于关注社会现实的变革，革命思想的宣传、理论主要引用原典，未直接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

郭沫若（1892-1978），著名古文字学家，四川乐山人，把唯物史观落实到中国史学研究第一人。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生产状况、婚姻和家庭、财产关系、社会结构、国家组织等分析社会。1945年出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 史学研究著作的成就

（1）1938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提出“历史之主观创造作用”，即“人”的作用。（2）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3）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论辩  背景：

（1）建国之后唯物史观随着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进程逐步影响史学界，成为主流的史学理论。

（2）毛泽东同志对史学的兴趣。

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1）“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2）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

（3）关注的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质疑是西方送来了近代文明吗？（2）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手工业作坊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否符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1）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号称农民反对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那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究竟是如何的？

（2）关于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也就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问题，争论比较激烈。（3）土地买卖关系是否导致土地兼并集中？而造成农民失去土地？ 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

（1）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革命史认为是农民起义不断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发展。

（2）对中国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历史作业、失败原因、宗教均进行详细研究。

（3）结论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 汉民族形成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和如何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厘清这个问题，必然明白“民族”“民族形成”的概念。中国古代虽然也出现过类似西方“民族形成”这一阶段的发展趋势，但总的来看，并未经历过“民族形成”这一发展阶段，而是实现了在古老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直接过渡到国家的认同。

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代发展

（1）唯物史观强调整体史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于中国通史的开山之作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2）20世纪60年代，翦伯赞《中国史纲要》。（3）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中国通史》。

 中华民族

（1）作为多民族国家，从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到抗日战争“国族建构”，到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我们认识这个历史经历复杂的经过。（2）白寿彝《论历史上的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 世界史

（1）马克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是历史的结果。

（2）齐世荣：人类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然后才有世界史。„„人类进入15、16世纪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从此才有了可能产生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作。

6.史学史名词解释 篇六

原创： 严佳媛

本学期选修了钱老师的口述史研究一课，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对口述史也有所改观，结合本学期课余时间拜读的温州大学杨祥银教授的《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对本学期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思考。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操作还不够多，想要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提炼尚为困难，只能以读后感的形式，来谈一谈自己课余的思考。

翻阅此书，共有八个章节，以美国现代口述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与主流趋势为主线，分别从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国际背景、基本特征、理论研究、跨学科应用、口述历史教育与面临的主要挑战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第一章“导论”从口述史学简史、基本概念界定、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以及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等内容做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第二章“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与诞生”主要追溯了1948年以前“oral history”这个术语在美国的起源与早期使用，并以个别例子来分析美国学者和机构对于口述访谈方法的早期倡导与实践。而直到20世纪中叶，作为对技术侵袭造成历史记录重大缺漏的担忧，美国著名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启这项影响深远和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口述史学试验。经过将近20年的艰辛努力，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口述历史机构。第三章“精英主义、档案实践与美国口述史学”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所开创的以精英访谈为主的口述史学试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席卷美国各地和不同领域的口述史学运动。而这种精英口述历史模式也反映了美国现代口述史学兴起与发展的最初动力，即基于精英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而获得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以填补现存文献记录的空白或者弥补其不足。简单而言，这种模式强调口述史学的档案功能与史料价值。第四章“美国口述史学与新社会史转向”指出，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社会史思潮以及一系列社会激进运动的冲击与影响，美国口述史学界开始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正是如此，口述史学被广泛应用于少数族裔史、女性史、劳工史、同性恋史、家庭(家族)史与社区(社群)史等新社会史领域。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新社会史转向”不仅为那些处于非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与弱势群体记录和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口述史学所具有的“民主动力”与“草根精神”很大程度上也挑战和改变了传统美国史学主要基于精英白人男性的传统书写模式。第五章“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则从“记忆转向”、“叙事转向”与“共享权威”:口述历史关系反思“三个角度来分析和论述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研究指出，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口述历史生产过程复杂性的深度描述与全面反思。越来越多的美国口述史学家意识到，口述历史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它作为史料的证据价值，同时也可以作为”文本“来理解其意义的生成与诠释过程。对于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理论过度问题，一些口述历史学家也表示要提高警惕，强调不能以纯理论研究来代替口述历史所记录和呈现的真实生活与经历。第六章”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将从数字化记录、数字化管理以及数字化传播与交流等三个方面来分别阐述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概括而言，数字化革命对于美国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改变着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美国口述史学的传统模式。第七章”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则在考察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兴起与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历史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做一概括性总结与评价。本研究指出，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探索，口述历史教育在美国已经步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它或许不是摆脱现代教育困境的灵丹妙药，可是对于那些实践者来说，口述历史教育确实是一种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第八章”美国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以分别发生于1986年和2011年的两个涉及法律与伦理纠纷的美国口述历史案件为例来分析美国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主要包括著作权、诽谤与隐私权侵犯、法律挑战与”学者特权“、口述历史伦理审查机制以及口述历史参与者之间基于专业伦理的权责关系等等。本研究指出，随着美国口述史学日益关注战争与冲突、突发事件、犯罪问题与特殊疾病等具有当代性、敏感性与隐私性的议题，()同时也因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口述历史资料的网络传播与应用变得更为容易与便捷，这些因素都导致口述历史工作所面临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结语部分则以时间跨度长达将近100年的两个经典口号――”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An Oral History of Our Time)和”口述历史的时代“(The Age of Oral Histories)来概括性总结美国口述史学发展过程所体现的时代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在翻阅此书的过程中，我感触颇深的一点是，书中所讲哥大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多以二战将领、财阀等精英人物为主，”以填补现存文献记录和空白或者弥补其不足，即强调口述史学的档案功能与史料价值。“自第31任总统胡佛以后，13任美国总统都有对应的总统图书馆与口述历史计划，它们较多地收集了与总统有关的口述历史资料，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其精英主义特征。经过二十余年发展，这种精英主义口述历史实践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已扩展成一场席卷全美的口述史学运动。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口述史已经不是精英的史学，特别是钱老师提出将口述史放入公众史学的一部分，我认为这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口述史的价值，以我之前大略翻阅的一本记录北仑30年变迁的20位市民口述史《见证》为例，对平凡的大众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更高，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些刚入门的新手而言。

除此之外，杨祥银教授在另一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的《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中提炼概括了口述史的四个基本特征，分别为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这四个基本特征也在此书中有所体现，如本书的第四、五两章：美国口述史学与”新社会史转向“,美国口述史学的理论转向与反思。随着1960年代以来美国新社会史思潮和一系列社会激进运动的冲击与影响，美国的口述史学被广泛应用于少数族裔史、女性史、劳工史、同性恋史、家庭(家族)史与社区(社群)史等领域。由于杨祥银教授的博士论文是《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对近代医疗卫生史和新兴学科如”叙事医学“的钻研与关注，使其能够更好地论述美国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特别是它在医学领域(如艾滋病防治与老年医学等)方面。

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是从口述史本身的起源地出发，了解了其发展的过程等。但所有的理论学习应该运用到实践中，在上文中我也有提出，书中所述与我现如今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本学期进行了几次口述史的实践活动，一次是去鄞州老年大学采访蒋主任，一次是去东湖花园采访方祖猷老师。进行了两次转录工作，分别是历史系研究生党支部的党日活动，转录了钱老师的录音，另一次是方祖猷老师采访后的录音转录，特别是对方祖猷老师的采访和录音转录，对我的启发颇深。在采访的过程中，已经高龄的老先生侃侃而谈，作为一个采访人的我没有做过多的提问和引导。在访问的将近两个小时里，我对方老师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与之前从书中了解的不同，例如方老师在女权史和妇女史这方面研究成果也颇多。这也体现了口述历史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可以直接和研究的对象进行交流，这是因为将活人当做历史采访对象，研究活人的历史。从研究的角度，我们提取了方老师的大脑记忆，将其转化为了录音录像和文本，留下了方老师的历史;从情感方面，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我更能直观地体会到了老先生对学术的热忱，笔耕不辍。

在转录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语言的障碍，作为一个慈溪人，我对宁波地方方言还是一知半解，导致有很多地方转录有困难，特别是一些专业专有名词，这也反应了口述史研究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另一个其实是后期编辑的问题，就是在时间线的确定上。大家都习惯性的用阶段来代替精准的时间点，例如”我初中的时候“、”我大学读了两年之后“,如果采访是严格按照时间线索下来得，问题还是比较小的，如果是有很多插入式的、颠倒了时间先后的，那么整理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再加上如果是一般人，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那更是无迹可寻。此外我在课上看过钱老师已经出版的全国劳模口述史采访的片段，编辑成稿还是需要下大工夫，这方面我还没有实际尝试过。

在没有进行口述史研究之前，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口述史是信史吗?这是我之前对口述史最本质的疑问。我这一疑问的最根本的来源有两处：一是之前所接触的历史资料都是以文本文献形式呈现的，对于这种当代人口述历史的形式非常陌生，下意识的新鲜且不熟悉的形式产生的抗拒;二是没有亲身的实践，只是观望和纸上谈兵。经过一个学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学期，我对这一个问题也有了答案。印象颇深的是，钱老师在课上对这一个问题的解答，其实口述史和历史文献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能做的是将受访者的记忆保存下来，成为一种文献资料，至于这些资料是否有用，或者是否可信，那是使用者的事，使用者选取需要的部分，并对那血部分进行考订。这其实和一般的历史文献引用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番解答对我的启发很大，实际上，大众对时间的记忆是比较弱的，但是在主要经历的记忆上是不会出错的，我们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大脑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没有文本记录的小人物而言，建立历史的方式就是大脑记忆。大脑记忆虽然是有缺陷的，但是所有的观念都需要经过大脑加工，大脑记忆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也表明口述史也有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时间的精准性方面。但不能够因为这个而否定了所有口述史的工作，因为通过编辑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文字是经过核对、考订，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口述史的任务是将有缺陷的大脑记忆转化为可靠的文本。

7.农史名词琐谈 篇七

山药原名薯蓣(Dioscorea opposita D.batatas),是一种多年生的缠绕藤本植物,食用部分是薯蓣的地下肉质块茎。名字最初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蓣。”后来由于受避讳的影响而名为山药。唐代的第十一代皇帝是代宗李豫,因“蓣”“豫”同音,为避李豫讳,改薯蓣为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赵曙)即位,又由于“薯”“曙”同音,为了避讳,人们又将薯药改称为山药。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山药,即本草所谓薯蓣者也。唐避代宗嫌名(按:唐代宗名豫),故民间呼薯药。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讳,(按:宋英宗名曙)遂改曰山药,自此全失其本称矣。”由此可见,山药之名完全是古代避讳制度的产物。

农业上所用的某些名词,由于涉及当时君主或所尊者的名字,因而受到了避讳的影响,这种现象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汉高皇后姓吕名雉,按避讳制度,雉必须避讳,代名野鸡。《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注:“雉也,吕后名雉,改雉为野鸡。”原文应是“雉夜雊”,因为避讳,而改成了“野鸡夜雊”。现行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蜇”,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蜇”,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刘安在《淮南子》中将“启蜇”改作了“惊蜇”。

汉代以后,这种因避讳而改名称的事屡屡发生。十六国时,石勒建后赵国称帝,事物中凡与他名字相同的,都得避讳。据宋•高承《事物纪源》卷十记载,因避讳而改名的作物有罗勒:“兰香,本名罗勒,后赵石勒以罗勒犯己名,改为兰香,至今以为名也。”还有诃梨勒:“本出南海诸番国,胡人谓之诃梨勒,后赵时避石勒名,改曰诃子,故今犹云然也。”石勒本人是羯人,羯在古代统称为胡人。石勒又讳胡,凡带胡字的都得避讳,例如胡荽:“石勒改曰香荽。”据《植物名实图考》卷四引陈藏器谓:黄瓜本名胡瓜,“石勒讳胡改名”。

唐代又将讳名发展到讳姓,唐王朝是李家的天下,因鲤和李同音,唐代公然规定不准吃鲤,不准叫鲤鱼,只准称“赤鯶公”。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武后时,武则天编了一部农书叫《兆民本业》,由于要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书名便改成了《兆人本业》。

唐代末年,军阀割据,各自称王称霸。钱镠占江南,杨行密据扬州,因为是土皇帝,也照例推行避讳制度,一些农作物因而亦被改名。《野客丛书》九:“钱王讳镠,以石榴为金樱 ”,又说“杨行密据扬州,扬人呼蜜为蜂糖”。称金樱是为了避镠,称蜂糖是为了避密。

古代的封建宗法避讳制度在农业生产上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对物名造成了混乱,给人们在识别农业名物时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不便。

二 关于玉米的名称问题

玉米原产于美洲大陆,当地称为麦兹(maize)。明代中叶传入中国以后[注:一般认为,玉米是16世纪中期引入中国的,其所据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485页。但据笔者所见,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由御医刘文泰编纂的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中在说到薏苡仁时,插有一副玉米图,画的是一株玉米植株,顶有雄穗,株干叶间从上到下画有三个果穗,同现在见到的玉米完全一样,估计那时玉米还未取名,因为长的形态和薏苡相似,故将它收在薏苡图中。可见玉米在16世纪初已传入中国,要比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早半个世纪。但此事还需充分论证,目前尚难断定。以明代中叶传入中国说比较稳妥。],一开始并不叫玉米,最初的名字据嘉靖三十四年河南《巩县志》记载叫玉麦,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记载叫番麦,又叫西天麦。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玉蜀黍之名。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玉米之名才见记载,书中说:“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黍,盖亦从他方得种。”可见玉米是一个后出的作物名称。后来因为用得多了,才成为通用的名字。

随着玉米的传播,各地又根据自己对玉米的认识,取了许多名字。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传播》中统计有99个,郭松义在《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统计有133个,其异名数量之多,是中国其他农作物中所少有的。这些异名,大多是当地百姓比照已有作物而取的名字(有的是同名异写),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麦、黍、秫、粱、粟、穄、芦、米、谷、豆等,如下:

1.麦类:御麦、玉麦、番麦、西天麦、黍麦、戎麦、包麦、苞麦、番大麦、红须麦、夷麦、西番麦、玉林麦

2.黍类:玉蜀黍、玉黍、玉稻黍、金稻黍、玉大黍、玉糜黍、大蜀黍、番黍,玉芦黍、蜀黍

3.秫类:秫、玉蜀秫、玉秫秫、秫秫、玉秫、大秫秫

4.粱类:玉膏粱、玉高粱、大高粱、玉粱、御高粱、独膏粱

5.粟类:珍珠粟、鸡头粟、观音粟、苞粟、天方粟、珍珠芦粟、饭包粟、鸡豆粟、荷包粟、乳粟、遇粟、意粟、芦粟、罂粟(和做鸦片的罂粟异物同名)、高粟、金豆子粟、鹿角粟 、包胎粟

6.穄类:玉芦穄、芦穄、秫穄、球穄、珠穄

7.芦类:苞芦、腰芦、苞萝

8.米类:珍珠米、玉米、包米、包儿米、棒米、六角米、鹿角米、御米、巴尔米、番米、包梁米、丈谷米、芋米、棒子米、观音米、子米、包子米、包粒米、老芋米

9.豆类:番豆、金豆、玉豆、玉芦豆

10.谷类:包谷、苞谷、舜王谷、六谷、西番谷

11.其他:玉茭茭、玉榴、玉子、戎菽、玉籽、粟包、稖子、玉露、玉蜀、玉穟、腰边豹、苞果、包菽、包罗、棒子、棒椎、芦蜀、榜子、棒槌、苽、稷、包苽

不过这些不同的名称,并不是随便起的,大多有一定的含义,例如:

包谷:民国《茌平县志》卷九:“实有黄白红三色,密排成行以青叶包之,故名包谷。”

苞芦:光绪《海宁县志》卷二:“苞芦,茎叶如芦,穗外有包,故名。”

棒子:民国《德县志》卷十三:“玉蜀黍,形如捶布棒,名为棒子。”光绪《临朐县志》卷八:“俗呼棒捶,以形似名。”河北《迁安县志》物产:“土人以其形似棒,呼曰棒子。”

玉蜀黍:民国《莱阳县志》卷二之六:“玉蜀黍,秫之别种,以种来自蜀,其洁如玉,故名。”

玉秫秫、玉茭茭:山西《寿阳县志》卷一:“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似玉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僞。”

玉榴:河南《光山县志约稿》物产志:“玉榴,谓子密如榴也。”

六谷:《镇海县志》卷三十八:“御麦,俗呼六谷,土人谓五谷之外又一谷也。”民国《象山县志》卷十二:“案,谷当作陆谷,言其大也,亦言陆地之谷也。”

玉蜀秫:民国《桂平县志》卷十九:“玉蜀黍当作玉蜀秫,黍、秫声近而义异。”

珍珠粟:道光《新昆两县志》卷八物产:“实累累如珠,故名珍珠粟。”

玉米的名称多而杂,初看往往使人摸不着头脑,但细细琢磨,仍有规律可循。

三 秥稻考

明清时期南方的地方志中,不少府县在讲到水稻品种时,都提到秥稻。但在中国传统的水稻分类中只有籼、粳、糯三类,那么,秥稻是什么?现在的字典、辞典,都未收录此字,《康熙字典》虽收有此字,但只转录了南北朝时梁朝顾野王《玉篇》,书中说,音“女占切”,义“禾也”,指出它是一种禾谷类植物,但所释简略,难明所指。明代《七修类稿》始有秥为稻类之说,指出它源于占城稻,书中说:“宋真宗闻占城稻早,求种分给,故作秥。”

那么,占城稻为什么称秥呢?这是一个名词不断简化的过程。宋真宗时,占城稻在江淮、两浙传播时,开始时都称占城稻,日子一久,人们便开始将它简称为占城,南宋时的《四明志》《赤城志》《会嵇志》上都称占城稻为占稻,江西、湖北进一步简称为占,如绍兴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李纲在《申省乞旋粜纳晚米状》中说:“据洪州申,缘本州管下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文中的“早占”之“占”,就是占城稻的简称。

占的本义是占卜,为了避免占稻和占卜混淆,人们便在占稻之占前面加上米字,以示其为占城稻,于是便出现了粘字。元代郭翼《雪履斋笔记》在记载四川峨眉县水稻品种时说,峨眉县的水稻品种有“青秆粘、紫秆粘、广安粘、盖草粘、柳条粘,……”同时还列有“红糯、白糯、尖刀糯、芝麻糯”等糯稻品种,这一事实说明元代已用粘代占城稻,但粘稻并非糯稻。

然而,粘字又是黏字的俗字,有人为了“匡俗正误”,又将粘字改成了黏字,黏字成了占城稻的简化名。明代李时珍已指出用黏代占城稻是错误的,他在《本草纲目》中说占城稻“种自占城国,故谓之占,俗作黏者非矣”。为了摆脱粘、黏的混淆,人们遂将粘字的米旁改成了禾旁,从而出现了秥字,这就是《七修类稿》所用秥字的来由。

上面所说的历史说明,秥稻是由占城稻→占城→占→粘→黏→秥,逐步演变而来的,不同的写法都代表占城稻 ,而且秥不应读nian 而应读zhan。

那么秥稻是什么稻种呢?历史上对此都有记载,《宋史•食货志》:“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事物纪原》:“粒稍细,耐水旱而成实早,作饭差硬。”是一种粒小、无芒、早熟、性硬能耐水旱的非糯稻种,从“作饭差硬”来看,应是秈稻的一种。《广东新语》说:“黏米似粳,而尖小长身,其种因闽人得於占城。故名占。”更说明秥稻是一种区别于粳稻的秈稻,由于历史上曾将占城稻简化为粘和黏,给人造成了误解,认为是种糯稻。有的地方因此出现了以占称糯的笑话,清代刘宝楠在《释谷》中说:“今江北,凡腴田所生之糯皆称占稻,其米曰占米,则亦称名之失实者也。”至今在农学界对秥稻的来历和性质不甚了解的还大有人在。

四 古今农史两“三农”

由于古代也出现和使用过三农这个词,因而有人误认为今日的三农,来源于古代的三农,而且是由古代的三农发展而来的。其实古代的三农和当今的三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所以都称三农,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含义上并没有内在的联系。

历史上的三农,文献上有三见。一见于战国时的《周礼》,该书的“天官•大宰”中有“三农生九谷”记载。汉代郑众注解说:“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二人用词虽异,但所释意义相同,指的是耕作于平原、山区、低湿地的三类不同的农民。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三农名词。二见于汉代张衡的《东京赋》:“三农之隙,曜威中原。”指的是春、夏、秋三个农时。三见于清代乾隆时的农书《三农纪》,书中用耕父、老农、牧童三者分别代表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指的是一种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三农,指的只是农业生产或农业经营。

当今三农这个名词,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核心,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使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由此可见,当今的三农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古代的三农相比,它的来源和内容完全不同,因此二者是不能混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