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典籍

中国文化典籍（精选8篇）

1.中国文化典籍 篇一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十部典籍

1.《论语》

《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编纂者，主要是乃仲弓，子游，子夏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并由子夏全文加以润色。故汉儒曰：论语章句出于子夏。2.《孟子》

《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3.《大学》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当代很多学者认为实际是秦汉时的儒家作品，是讨论古代汉族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在宋代以前，《大学》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大学》遂成为儒家经典中重要的篇章，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为“四书”之一；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

4.《中庸》

中庸，儒家的道德标准，中庸重点在中、庸二字，中位于中间，不离两边，不走极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儒家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出自《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何晏 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教子》：“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清 俞樾 《茶香室续钞·三阶》：“言人有三等，贤、愚、中庸。”《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内文的写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作者是谁尚无定论，一说是孔伋所作（子思著《中庸》），载于另一说是秦代或汉代的学者所作。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5.《老子》

《老子》，又称《道德真经》、《道德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春秋时期老子（即李耳）所作的哲学著作。在先秦时《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在汉初则直呼《老子》。自汉景帝起此书被尊为《道德经》，至唐代唐太宗曾令人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古代马王堆版是上篇《德篇》和下篇《道篇》不分章，现代通行版本共81章，前37章是《道篇》，后44章为《德篇》。《老子》这部神奇宝典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老子》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6.《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道家经文，是战国早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道教出现以后，便尊之为《南华经》，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与《周易》《老子》合称“三玄”。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文笔汪洋恣肆，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庄子之语看似夸言万里，想象漫无边际，然皆有根基，重于史料议理。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被誉为“钳揵九流，括囊百氏”。庄子最早提出“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庄子洞悉易理，深刻指出“《易》以道阴阳”；庄子“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庄子·山木》篇最早提出了“天与人一也”之天人合一命题。《庄子》与《易经》、《黄帝四经》、《老子》、《论语》，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她们不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7.《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说，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经典。《六祖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坛经》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即是在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第二部分，回曹溪山后，传授“无相戒”，故法海于书名补上“兼授无相戒”。第三部分，是六祖与弟子之间的问答。《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著作唯一被尊称为“经”者。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校仇三种《坛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后来的明藏本，流行七百多年，故又称流通本。其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定慧为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佛性本有思想与《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坛经》同时还论述了什么是功德，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下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又说：“功德需自性内求，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 8.《近思录》

《近思录》是依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故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作，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共分14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在于，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近思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的读经方法，对我们今天读经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科学的治学次序、方法；治学当行与不当为之事，对当今的教育者、读经者均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读经当然不应舍弃之。9.《传习录》

《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10.《论衡》王充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些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有所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2.中国文化典籍 篇二

关键词：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典籍翻译,传播方式

一、引言

“典籍”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 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今我们通常所讲的“典籍”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的总称, 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学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 文化博大精深, 典籍也是浩如烟海。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体现和精髓所在, 是古代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 是体现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纵观世界文化市场, 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 亚太地区占了19%, 其中日本占了10%, 韩国占了5%, 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1]。文化软实力的严重不足既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 更与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背道而驰。另外, 随着“中国热”的升温, 很多外国人更关注古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以及谦和礼让、重义轻利的处世态度, 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 由于语言的障碍, 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直处于瓶颈阶段, 现状尚不尽如人意, 亟待传播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二、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一) 对外传播力度小, 影响力不足。

中国文化典籍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关汉卿的著作量比莎士比亚大, 然世界上知莎翁者多, 知关翁者寡[2]。数据表明, 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 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 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 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3]。文化典籍的翻译数量更少, 只有《论语》、《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为数不多的名著译文较多。于是, 迫于语言障碍, 中国文化典籍只能在故纸堆中孤芳自赏, 我们徒有灿若晨星的文化典籍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巨大的“文化赤字”。

(二) 典籍翻译数量少, 效果不理想。

现在, 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 中文的信息只有4%, 而英文的信息超过90%。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所以, 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必然要走典籍翻译之路。但是,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译作数量少, 而且很多译文的翻译效果也并不理想。20世纪以前, 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的。由于文化背景、翻译动机 (宗教传播) 、思维认知、语言功底等原因, 这些外国译者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原著, 不能体味其中深邃的文化底蕴, 故无法将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传达给译文读者。他们不断地将中国文化典籍向本国文化靠拢, 致使翻译效果不佳, 甚至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红楼梦》是世界上翻译版本较多的中国文学经典, 然而《红楼梦》的翻译却存在诸多问题。单是“红楼梦”这个题目的翻译就不尽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红楼”一词在唐诗中专指富贵人家妇女的金闺绣户, 在曹雪芹之作中喻指众多女儿。且不管其他译本, 即使目前比较通行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将“红楼”二字译为“红色小楼”和“朱邸”便与《红楼梦》的女儿主题相去甚远了。[4]

(三) 典籍翻译人才少, 自觉意识差。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2004年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时指出, 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 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 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 其实深度的原因是中翻外人才匮乏,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5]事实上, 中国培养的翻译人员并不少, 但大多流向商务领域, 真正选择文化典籍翻译的人很少, 而博古通今的翻译人才更加稀缺。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断层”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6]这一现象的出现, 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文化典籍遭到冷落甚至被残酷打压, 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传统文化教育在人文教育中一直处于弱势, 国人普遍对文化经典知之甚少。国人人文素养如此又何谈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

除了人才匮乏这一因素外, 中国译者也缺乏自觉意识。当然, 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 因为典籍翻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完成, 而且一般战线较长, 需要译者坐得住“冷板凳”, 更需要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团队合作。另外,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翻译是将外语译成母语, 所以一部分人主张典籍翻译工作由外国人承担, 语言会更流畅。但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无处不在, 很难有外国译者能将中文著作“完整”地译成外语。因此, 典籍外译是中国典籍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中国学者必须自觉承担起这项工作, 主动将民族文化精髓传播开来。随着中国的崛起, 汉学逐渐成为“显学”, 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 创新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方式方法, 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三、中国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新思路

当今世界, 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传播离不开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 传播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7]中国文化要想扩大文化辐射范围和文化影响力, 让中国文化典籍走出“深闺”, “香”飘世界, 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文化魅力, 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传播机制, 创新传播途径。鉴于上文对典籍传播现状和问题的探究,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

(一) 建立合理有序的典籍翻译机制, 奠定传播推广的基础。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 典籍外译是根本。关于典籍翻译, 古今中外已经有许多经验, 在此结合前人成果, 我提出一些想法。

1. 建立一批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团队。

所谓“以中国译者为主体”, 即确定中国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毕竟中国人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理解要比外国学者更深刻, 对典籍当中的深层文化元素 (如风俗习惯和伦理纲常) 更易察觉, 因此译著会更忠实于原著, 不至于造成对文化的误读。“建立团队”则是因为中国文化典籍一般块头较大, 且多以古文写作, 意义比较晦涩。单是古意今解就需很大精力, 许多翻译家穷其一生也只能完成几部译作。因此, 我们应当组建翻译团队, 群策群力, 既形成规模, 将典籍翻译工作做大做强, 又充分发挥团队的协同效应, 优势互补。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由翻译界牵头, 对全国典籍翻译工作进行统筹规划, 既可资源共享又可避免重复翻译。近几年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等中国图书对外出版项目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外, 还要着重在外语院校培养一批过硬的翻译队伍, 为我国典籍外译事业储备力量。

2. 加强跨学科、跨国界合作。

中国文化典籍一般都是古文写作, 这就造成“双重翻译”现象———先是古意今解, 然后才是汉译外, 因此中文专家参与审校显得尤为重要。而且, 中国文化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 涉及政治、经济、民俗、历史、哲学等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因此必须进行跨学科合作, 根据典籍的性质及涉猎方面邀请相关专家共同参与, 既可减轻工作量, 又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 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 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化, 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 而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 显然又不如目的语国家的学者。因此, 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 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当中, 就需要我们进行跨国界合作。当然, 翻译中仍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原则, 保证翻译的“信”和“达”, 然后请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 以达到“雅”的境界。

3. 典籍选择要科学合理, 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翻译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有针对性地筛选, 既要系统化、难易结合, 又要找准切入点。“系统化”是指在典籍选择时要统筹安排, 如按门类进行成套选译, 组成丛书。“难易结合”是指典籍选择要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水平——对于仅是满足兴趣需要的读者, 可以翻译一些入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典籍进行节译;对于接受能力较高的读者, 比如研究型的读者, 可有针对性地引介经典著作, 必要的话可将每一门类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文化典籍进行完整翻译。“找准切入点”则是要摸清国外读者的口味, 了解他们最关注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 如孔子热、儒学热, 适当地增加相关典籍的翻译。

典籍选择还要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 也是我们文化交流的主旨所在, 但是世界文化又具有共通性, 只有这样才有交流的可能。因此, 典籍翻译必须注意二者结合,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被世界接受。

4. 典籍“由厚变薄”, 注重翻译效果。

中国古典文籍很多是大部头, 晦涩难懂, 许多中国人都望而却步, 更何况是刚接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所以文化典籍在传播过程中, 务必注意策略, 考虑翻译的效果和外国读者的反应。“由厚变薄”不一定是将典籍进行压缩, 而是将典籍按内容进行分解, 做成分册。如果是薄薄的一本, 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能比较享受地读完。但如果是大部头, 则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翻不了几页就束之高阁。

翻译尤其应当考虑读者的反应。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 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要基本一致。翻译过程最好有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或学者参与, 通过他们对译文的理解程度预测读者的反应, 并进行修改。典籍翻译还可以按章节进行, 采用目前美剧的操作模式, 隔期播出, 中间留给读者一定的时间回味消化, 并产生一定的期待心理, 同时根据读者反馈, 修订之前的译本, 并为下一步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 大可不必等整部典籍翻译完成之后才出版。

(二) 拓宽思路, 创新推广方式和途径。

中国文化典籍的价值对于国人自不必说, 但是外国人可能意识不到其价值所在, 所以“酒香仍怕巷子深”, 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 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 真正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在推广过程中, 除了图书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外,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 创新传播方式。

1. 以孔子学院为依托。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载体。截至2012年1月, 全球已有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更为重要的是, 它得到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另外, 孔子学院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不拘一格, 受众涉及学生、家庭妇女、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教授, 等等, 并走入社区, 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推介结合起来。所以,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可以以孔子学院为依托, 充分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 首先选取部分简单易读的经典典籍作为孔子学院的辅助教材, 让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典籍产生兴趣, 然后将典籍译作介绍给学生及当地社区;还可以利用孔子学院建立中国文化典籍图书馆, 以点带面, 推动典籍的传播与推广。

2.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

网络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传播媒介, 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我们可以尝试依附于孔子学院网站或在其他文化传播网站建立相关子栏目, 进行文化典籍推介;也可以设立专门网站或论坛, 分享中国文化精要, 为广大外国读者提供一个随时随地利用、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此外, 还要加大音频、视频的应用, 使典籍形象化, 增强吸引力。09年央视推出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为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通过穿透历史的声音娓娓道来, 文献资料和考古研究也跃入观众的视野, 不再枯燥乏味。一部讲述汉字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不仅向世界传播了汉语汉字, 更让世界直观地了解了中国。

3. 借助市场运作扩大宣传, 提高影响力。

加强中国出版社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 充分利用对方国内良好的图书分销网络来推广典籍译著。[8]另外, 做好国际市场定位, 以海外华人为首要目标受众, 兼及亚洲和亚裔受众, 再推广至全球。除市场定位外, 译作的包装、发行等也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消费模式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

(三) 密切关注跨文化交际问题。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要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 除了充分显示本体文化的内涵外, 还要照顾到对方的文化传统, 利用两者的交集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

1. 充分利用中外文化的共同点。

尽管不同文化在语言体系、地理环境、文化传承上相差甚远, 但由于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经历存在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 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都追求善良和正义, 因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共通之处。因此, 利用这些共同点进行典籍的对外传播, 更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共鸣, 从而更容易被认同与接受。

2. 加强与海外华人的合作与交流。

海外华人既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的熏陶, 又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同化, 是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纽带。他们渴望深入了解祖国文化, 将其发扬光大, 这是民族自豪感使然。因此, 从典籍翻译到译作推广, 我们都应当重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络与合作, 充分了解目的国的文化习俗, 切莫触犯文化禁忌, 按照目的国可接受的传播方式进行典籍推广。

3. 注重利用外国人的兴趣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应该充分利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 通过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符号, 如汉语、孔子、丝绸、瓷器、京剧、武术等传播推广中国文化典籍。

四、结语

当今世界, 文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是中国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实践。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 还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应当与世界人民共同分享。但是, 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道路还很漫长, 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尝试,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谨结合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翻译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自己对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的一些思考, 有些想法还不是很成熟, 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我相信, 在国家、社会、高校的共同推动下, 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定能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推广模式, 中国文化典籍必将走出国门, 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5]廖华英, 鲁强.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VOL29, (2) :142-145.

[2]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9) :23-26.

[3]黄中习.文化典籍英译与苏州大学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上海翻译, 2007, (1) :56-58.

[4]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转文池.在北大听讲座.新世界出版社, 2006.

[6]蔡武.在“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china.com.cn/zhuanti/zyw/2007-04/06/content_8063264.htm, 2007-04-06/2010-11-15.

[7]王雄.全球化语境与我国文化传播策略.江苏社会科学, 2000, (5) , 175-181.

3.中国文化典籍 篇三

关键词：文学典籍；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英译

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在文化翻译的领域，基于文学典籍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引起广泛关注，翻译爱好者以及评论家等较多关注《红楼梦》等典籍中体现的物质文化或者《论语》等典籍中体现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是中国古代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在其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在文明化过程中从事军事活动时所创造的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精神形态源远流长，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底蕴，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西方军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根源性文学典籍《孙子兵法》的英译评析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胜利观，重战、慎战、备战、善战为核心的战争观以及以“道”为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制胜观等战略指导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战略观念，内化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理念，是当代中国特色军事文化软实力的合理内核。

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于1905年和1908年先后出版了他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及其修订本，卡尔斯罗普是把日文的《孙子》“十三篇”转译为英文的。1910年，英国汉学家翟林奈出版了新的英译本，此译本以其严谨的汉学功底和文献学的鲜明特点，奠定了后来英语世界翻译《孙子兵法》的坚实基础。二战期间，英语世界翻译《孙子兵法》的重心从20世纪初的英国转向美国。迄今影响最大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是美国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思1963年的英译本。

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战争文学典籍《三国演义》的英译评析

《三国演义》传承了优秀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并用小说这种文体使其大放异彩，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三国演义》出色的文学成就诠释了灿烂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三国演义》的节译本很多，异彩纷呈，诸如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赤壁之战》，内容为《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至五十回的全译文都非常著名。莫斯•罗伯茨（Moss Roberts）译《三国:中国的壮丽戏剧》是一个选译本。《三国演义》的全译本有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底本为《三国志演义》，1925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共二卷。邓罗的译本是一部《三国演义》的英文全译本，在东西方影响较大。

三、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战争文学典籍《水浒传》的英译评析

《水浒传》是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文学著作，它独特的民俗色彩，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使它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水浒传》，其中蕴含丰富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1933年至2002年，《水浒传》已经有了4个英语全译本，它们分别是美国学者赛珍珠（Buck P S.）的70回译本，英国学者杰克逊(Jackson J H.)的70回译本，美裔汉学家沙博理（Shapiro S.）的100回译本和英国学者约翰•登特－杨（John Dent-Young ）和安莱克斯•登特－杨（Alex Dent-Young ）父子合译的120回本。其中，赛译本为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一个译本。

结论

以《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主的文学典籍中折射出的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光辉异彩纷呈，我国的文学典籍的英译之路走过了坎坷崎岖之路，很多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为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典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的译介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历史语境、文化土壤、翻译家的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使译本各有千秋，上述三部重要的文学典籍在翻译的过程中军事文化又是经过了怎样的阐释的过程，是否达到了文化传递的目的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焦点。

基金项目名称：河北农业大学非生命学科与新兴学科科研发展基金。编号：fs201016

参考文献：

1. 郗孟祥.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构成要素及特征探析[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7卷，第1期

2. Buck, Pearl S. My Several Worlds [M].New York: Pocket Books, Inc., 1956.

3. 陈高春.《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大辞典》[M]. 北京，长征出版社，1992年。

4. 高殿芳.《〈孙子兵法〉在海外》[J]. 《21世纪》杂志，1995年第1期

4.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答案 篇四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迄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十三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节选自杨艳秋《地域空间与文化情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词的内涵不断得以拓展，逐渐由一种地域概念而发展成了一种具有人文内涵的概念。

B.先秦时期，“民”的`因素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在《论语》《孟子》中，有时“天下”就是“百姓”或“民众”的意思。

C.自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我们就可强烈地感受到“天下”中那呼之欲出的“百姓”的内涵了。

D.在顾炎武笔下，“天下”一语，已经远远突破了地域概念的内涵，变成了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将“天下”注入“百姓”或“民众”的内涵，表达的是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这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

B.《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词，是对“天下”人文观念的进一步拓展，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C.风俗文明概念，也是“天下”一词中的人文内涵，它是对其人文内涵的进一步拓展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

D.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在顾炎武看来，这就是改朝换代、国家灭亡的具体表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论语》记载：“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里的“天下”，就已经体现出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

B.在传统文化典籍中，所谓“王者”、“贤者”，都应当是以“天下之人”为“天下”，能够让百姓心服，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的人。

C.“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匹夫”的“责”在于坚守我们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而并不包括为某家某姓去守护权力。

D.从先秦到明清，在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拓展，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语文修辞的发展，

答案

1.C【解析】“百姓”的内涵在先秦时就已具备。原文“于其后”的意思是指在“天下”这个概念背后，而不是指在有了这篇文章之后。

2.D【解析】用顾炎武的观点来看，这是“亡天下”的表现，易姓改号，才谓之亡国。

5.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 篇五

看《半小时漫画唐诗》，我知道了诗词的源头是古代先贤孔子整理的一本诗歌总集《诗经》。由此，我了解了孔子在晚年整理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看《典籍里的中国》，我知道了六经里的“书”指的就是《尚书》，它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从节目中，我知道了《尚书》是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破壁而得到的;知道了守护《尚书》第一人伏生，他冒死将《书》从咸阳转移到山东老家，藏于墙壁中，沿途坎坷，他的儿子为护《书》死于兵劫，妻子为护《书》病逝;知道了读《书》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知道了三国时期提到的九州，原来是大禹平定的;知道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知道了唐代诗人王维还曾有幅画作叫做《伏生授经图》。

6.《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 篇六

《尚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综合性史书，古称《书》，也是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历来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也可以说是有文字记靓以来的中华文化体系的源头。它分为《滨书》、《夏书》、《商书》、《周书》，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敢失了，东置初，豫童内史梅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筒，该以伏生向晁措传接《尚书》的历史故事为主线，现代读书人撒贝宁穿越两干多年，与西汉的伏生交谈，形象传神地阐释了《尚书》的文化内酒。

例如，《禹贡》筒记载了大要治水，吸取父亲堵塞治水失败的救训，采用疏导治水的方法欺得成功的故事，“属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贾。夏敷土，超山刊木，美高山大川”，面面演绎惟妙惟肖，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大属治水的场景，解释了华夏九州从何而来，反映出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坚强不屈，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华夏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六千年而不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而这种精神却是只有不到三百年的“美丽贱”“日已潜”帝国所不能理解的，在当今强大的中国面前，仍然用燃舰来中国家门口炫耀，企图来展憬吓唬中国人民，岜不让人笑掉大牙吗?

“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子其誓。”，周武王收野誓师，以五万精兵一条心面对般时王七十万七十万条心的流散大军，一举胜之，深刻地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赛助”的真理，今日中国能够经过改革开放繁荣量盛，人民生活日益美好，国力强盛，让那些西方列强忌惮，让“美丽贱”帝国极力退制，不就是“得民心”，“得到多助”的结果吗?所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顿扑不破的真理。

电视画面以伏生自述的方式，叙说了徐生一家为保护《尚书》舍生忘死，失去亲人的艰难经历，他这种高尚的品格令人震撼重泪，肃然起敬，后人管这样评价他的功绩：“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有《尚书》而无伏生，人亦不能晓具意，“历代学者称具为“尚书再造”。

7.中国文化典籍 篇七

我国文化部, 国家文物总局对于国家典籍文化的传承问题一直非常重视, 近些年来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典籍文化也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也因此而受到阻力, 我国文化部门以及国家文学局等文化组织部门, 需要明确自身的责任, 看清当前形势, 不断完善与创新中华典籍文化, 将承载着我国文化精髓的重要典籍保存, 流传下去。本文针对强化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行几点分析研究:

一、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意义

我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从古至今我国文明具有显著的连续性, 作为四大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不出现断层的国家, 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正式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 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彰显了巨大活力, 并且也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文明圣地。而这些文明得以流传与保存的重要载体就是中华典籍。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人类与其他生活的本质却别就在于文明,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与创新, 人类不断的积累经验和知识, 并且通过文化的积累作为其生息, 传承的手段。因为文明的出现, 使得人类社会走出了蒙昧时代, 也正是因为文化的积累与创新, 才推动了民族的文化与发展。换句话说文化的传承与积累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与进步的内部动力。其他民族因为文字的过早消亡导致文化结构出现了断层, 或者是因为没有文字以及典籍而造成了历史上的空白区域。总而言之, 过去与现在之间缺少桥梁, 生活在当代的人们会逐渐忘记历史文化与民族发展的意义,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同时也非常不利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所以所中华典籍作为我国文化记录的载体, 在社会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但是我国人民都坚持不懈的将它们传承, 积累了下来。这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巩固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对于我国民族未来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二、中华典籍文化的起源

中华文字值我国文明与文化得以发展, 传承以及延续的根本。而我国文字的起源非常早, 并且点册制度的统一与规范也非常早, 这便是我国典籍文化得以出现与发展的内因, 我国最早的文字起源在新石器时代, 商周时则出现了甲骨文, 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 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虽造成了文字的分化但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数量与内涵;同时也使商周时被官府、贵族垄断的文字与典册制度得以在社会上普及;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士人阶层对包括神话传说、典册在内的所有中华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理, 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元典, 这便是日后中华典籍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的内核。秦统一后的书同文为中华典籍的进一步统一、规范与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 给中华文化的延续力注入了加强剂。西汉武帝的文化整合则确立了中华典籍在内容上的尊经重道的传统。刘向、刘歆父子对文献的第二次大整理及《别录》、《七略》的编撰对日后中华典籍、学术的保存与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也为历代图书的整理提供了目录学上的典范。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尊崇儒术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观念使汉代经学发达、经学世家兴盛, 从而奠定了中华典籍极高的社会地位。从此中华典籍进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及历代之沿袭使读书、考试、做官产生密切联系, 使典籍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 甚至成为与耕织并列的生存之道。

三、加强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我国对于经学以及史学非常重视, 因此这两类书籍在我国典籍中的地位也很高。从我国造纸术发展与应用之后, 印刷术也随之发展起来, 并且在宋朝时期, 我国典籍的数量不断增多, 宋、明、以及清朝我国典籍的发展几位迅速, 这个时期我国文化发展非常快速。

1. 了解中华典籍的记录内容, 纵观民族文化

中华典籍记载了我国从古至今的文化精髓, 从整体来看我国在典籍上分类有四大类, 分别为经、史、子、集。其中“经’是记录社会传统, 治国理念、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个人修为等内容, 所谓“经者, 衡也。”也就是经典, 能够穿越古今, 穿越时空永恒不变, 作为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经典传承下去。中华史学之发达, 世界闻名, 不仅记录了我们自己的昨天, 还记录了不少其他民族、地区的历史, 是人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是我们的巨人、继续前进的路标。众多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前人精神世界、文化素养的写照, 也是我们自我激励、自我陶醉的美味精神食粮与继续创新所必须保持的民族特色。前人开创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是我们纠正典籍传承中的谬误、偏离的有力武器。总之面对这一大笔丰厚的遗产, 我们要怀有敬畏之情、珍惜之心, 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将继承、发扬、创新结合起来。

2. 认识中华典籍的展现形式, 微观民族文化

而中华典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记录, 在我国典籍的形式多种多样, 并在装帧、字体以及纸质、书价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 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从个微观角度来看, 典籍的这些方面体现了我国不同时代的文化品位, 社会风气以及发展程度等等, 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掌握本民的文化特色, 更好的认识过去。比如, 从明朝的书帕本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政府对于书香气息以及文化的渴求;餖版、拱花、套拱书 (如明末胡正言“套拱”的《十竹斋笺谱》) 则让见识了民族印刷技术的强大;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写道“凡印书, 永丰绵纸为上, 常山柬纸次之, 顺昌书纸又次之, 福建竹纸为下”则让我们见识了古人印书纸类的众多与用纸的考究, 同时也表明了当时永丰等地商品经济的发达。历代的藏书印则为我们了解书籍的收藏情况及其收藏价值提供的线索, 也是研究印章文化、古文字的有力资料;历代藏书家的故事则让我们了解到典籍传承过程中的艰辛。典籍版式反映出来的时代性、地域性也是我们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有力工具。

3. 领会中华典籍的民族精神, 发扬民族文化

中华典籍在文化的传承上,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国在文化的传承上崇尚勤奋、不为艰难、乐于求索、尚古重守。我国有这非常多的藏书家, 收藏家, 他们有的穷极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 那就是收藏典籍。这就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突出体现。如宋朝的晁氏藏书遭政和火厄、靖康兵乱, 但到了晁公武一代又兴盛起来, 晁公武还编撰了中华历史上第一部私家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并开创了提要式目录。这些藏书家大都以“家无长物只书卷, 又无良田惟破砚”自傲, 以“饥读之以当肉, 寒读之以当裘, 孤寂读之以当友朋, 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自居。正是他们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典籍的敬畏珍视痴爱, 才使他们在典籍收集、保存、整理、校勘、抄录、刊刻、叙录、题跋、补益国家藏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与发扬的。一个对知识不尊重、对传统不敬畏、向困难屈服的人能在社会上有多大作用呢?

人生是短暂的, 人类要靠代代薪火相传才能显现人类整体的伟大, 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因此保护与拯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的典籍的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当前的善本再造工程, 海外典籍的收集工程, 典籍的校勘、研究、普及工作, 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统筹下应获得更多的重视与更大的发展。

结束语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明, 而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记录载体, 在我国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它承载我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精髓以及历史事件, 使得我国的文化从未出现过断层的问题, 另外这些典籍也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使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到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并将其传承了下来, 使得我国民族文化一脉传承, 在积淀民族文化的同时, 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增加民族软实力。

参考文献

[1]陈来.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意义[J].中国高等教育, 2011 (20) .

[2]黄书泉.论三种文化的互补与整合——改革开放30年文化反思[J].学术界, 2010 (02) .

[3]周桂钿.文化流变浅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 (02) .

8.典籍英译与文化软实力探析 篇八

关键词：典籍英译；传播；文化软实力

尽管多化元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但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典籍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来源和基础。在与强势文化的竞争中，向西方推介蕴藏中华民族五千年伦理道德、形态观念的典籍，具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意义，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更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一、“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他指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力等。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软实力也是极其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狭义上讲主要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字、法律、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力。广义上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表明我国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着眼点。当代社会，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也是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保障，更是综合国力强大的重要体现。文化的伟大复兴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二、典籍英译对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一种文化只有传播出去才能增强该文化所在国家的“软实力”。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典籍是文化长河中最富有生机的部分，“典籍文献的流传是读者对典籍文本不断进行阐释的合集，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聚合而成民族文化软实力。”（辛红娟，2009：50-52）。中国典籍蕴含着中国五千年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典籍的大量翻译是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在当今越来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汉语的广泛使用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开办，都证明了世界人民想要了解中国的愿望。在这样的形式下，典籍英译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它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融合，保持中国固有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典籍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累的一种特殊的财富——精神财富。典籍文化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认同，乃至于同化对方，其文化才能成为一种软实力”（李智，2010：105—107）。如果我国优秀的典籍文化不对外传播，就谈不上别国对我国文化的了解，更不谈不上接纳，当然所谓的发挥其潜在的力量——软实力也就无从谈起。通俗来讲，文化软实力就是用我们自身的文化去影响他人的意识观念、思想、行为。而英语是当今世界最为流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要在世界上更好的传播蕴含中华民族精髓的典籍文化，使其“泛化”为普世文化，借助于典籍英译这一重要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非常注重通过翻译向别国输出承载其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在扩展本国文化产业市场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其文化软实力，提升了国家形象。因此，若要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重视典籍翻译，通过对外宣传介绍典籍文化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典籍英译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1.典籍英译的现状

近年来，中华文化的精华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译成英文在世界各地得以传播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差甚远。正如许钧教授所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声音不响、被认同度不高，影响也有限，与向来以数千年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的期望相去甚远。”（赵芸、袁莉，20l0：17-29）。我国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2004年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时指出：“中国在图书版权进出口贸易中，贸易额比为16：1，出现严重逆差。”我国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比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多得多，而世界上知莎翁者多，知关翁者寡。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进一步地重视典籍英译工作，对外传播中国典籍文化精华，让世界更好的了解和理解中国，真正展示文化软实力，对此翻译界责无旁贷，自不待言。

2. 应对措施

为改变典籍英译现状，切实做到通过典籍英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官方与民间需共同努力，达成共识，互相配合。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此项工作，为此笔者建议：

1）壮大本国翻译队伍

壮大本国翻译队伍，培养优秀翻译人才是当下解决典籍英译所面临的窘境的重中之重。中国典籍不能靠外国人来译介，一是某些居心叵测的国外学者，有意歪曲中国文化；二是中国典籍文字的特点使得外国译者很难准确地将中国典籍文化的精髓传递给外国读者。中国典籍文字是说一指二，意在言外的文字，正如王国维对中国的诗词语言特征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景语都是情语”。以《诗经》中的句子为例：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国译者将其翻译为：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杨柳依依”译成Willows shed tear杨柳垂泪。传达了依依不舍之情，不但传递了意义，也传达了情感。而外国译者将“杨柳依依”翻译成Willows fluttering杨柳飘扬，无法做到达意，更不用说传情。

2）加强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合作

汉语学者对本国语言及文化的理解和运用要比外国学者更深刻，对中华典籍中的一些深层文化元素（如风俗习惯和伦理纲常）更易察觉，所以翻译过程中就会少一些理解失误、文化误读，译作会更忠实于原作，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外国专家对外国文化及语言文字比我们了解的更透彻，翻译出来的语言更符合本国人的思维习惯。通过合作，即能保证译著的“信”和“达”，又能通过外国学者的修改润色，使译著达到“雅”的境界，从而使典籍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中。因此加强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对典籍翻译有着重要意义。

3）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国家要重视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大力支持典籍英译工作。首先，政策上给与支持，拨出专款，作为典籍英译相关研究的基金。其次，设立专门的典籍英译管理部门，对要翻译的典籍统筹规划，有组织、有指导地对已翻译及待翻译的作品进行统计、研究，协调国家相关部门进行翻译、出版及对外传播。最后，在注重新一代人才培养的同时，发挥老一辈翻译家的余热，高薪聘请翻译界的老前辈继续为典籍英译献力献策。

四结语

中国文化典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而典籍文化只有传播到他国，并对别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一定影响时才真正具有软实力，而翻译是实现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因此要把中国典籍翻译与传播列入国家战略。中国典籍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应当与世界人民共同分享。然而，中国典籍英译还存在诸多问题，要加强翻译团队的建设，推进体制改革，完善政策，做到提高翻译质量，使优秀的中国文化丰富并影响世界文化，使世界人民了解、接纳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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