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共8篇）（共8篇）

1.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篇一

《现在的你与未来的我》读后感

605 赵楠 香江路第二小学

在寒假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读了一本奇幻小说。故事神奇的情节深深吸引着我，才读了几行，就把我拽进故事的天堂。

小说的主人公方治朋是一个来自2074，一个来自未来的人。再一次登山中，治朋不慎掉入山洞，跟一只独角兽穿越时光隧道，闯入2014年的自然风农庄—60年前他的外婆余芊芊成长的地方，也是全球历经一场大劫难后消逝的角落 在农庄，治朋结识了调皮的咏恒、挑食的咏其和胆小的芊芊，见到少女“外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不在服用未来人的食物药丸。

因为来自未来，所以治朋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明知芊芊即将面临危险，咏恒遭遇灾祸，治朋能否出手相助？独角兽能否把治朋带回梦寐以求的2074年？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本书往来于村庄与城市之间，穿梭于现在与未来之际。让置身繁华世界的人们体乡间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也让心性淳朴的乡村少年一窥都市生活的斑斓多姿，一展对未来人生的憧憬。

其实不管身在任何一个时代或国度，其实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渴望亲情、友情、被爱与被了解。人生有千千万万的可能，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像小说的人物一样，敢想、敢梦、敢追求、以独特的姿态绽放自己的生命。

2.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篇二

在古希腊,竞技和训练是希腊居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对自然神的信仰和对英雄的崇拜,让他们对保持健康、展示个人力量、表达人体美有着极高的兴趣,加上古希腊人习惯了长时间在户外度过的自由活跃的生活方式,更使得大多数人(城邦的市民)对训练和竞技非常着迷。柏拉图曾在《理想国》描述的乌托邦中宣扬体育场馆中的教育是整个儿童教育的重要部分。因为儿童不仅需要健康,而且为了磨练更强韧的意志(以后成为“卫国者”)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因此,在当时除了学习音乐和文字以外,男孩的教育是要在体育场馆接受单独指导的,其教学内容除了体育之外,还包括非正式谈话的道德和伦理教育。哲学家和辩论家也经常聚集在体育场馆,进行演讲和辩论,这使得后来体育场馆不仅成为进行体育训练和锻炼的场所,也成为了思想与文化交流的公共场所,并由城邦官员专职负责管理。

集中展示训练和竞技成果的方式便是竞赛了。如果能在竞赛中获得胜利,虽然很多时候得到的物质奖励可能只是一顶象征着胜利与荣耀的橄榄枝冠,但这也代表得到了整个城邦的尊敬和城邦领袖的重视。当时的竞赛场地是在奥林匹亚开辟的一片扁长空地,两侧是开阔的草原,再远处是树林与延绵的山脉(图1)。这种浑然天成的体育场所,是古希腊人崇尚自然的最直接体现。在竞赛活动开始的时候,场地两边会站满观看竞赛的人,竞赛结束后就在此辩论、演讲,甚至唱歌、跳舞,傍晚,人们席地而坐,欢庆畅饮。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古希腊的体育场馆是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它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围合的开阔空间,竞技者在其中的特定区域比赛竞技,市民在周围的区域观看,周边更广阔的地带是他们进行思想与文化交流的场域。

罗马帝国时期,强大的军国主义思想取代了自由的希腊式浪漫主义。军营生活和不断的战争取代了希腊人以保持健康为目的的体育训练和竞技。

度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又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工业革命后的新资产阶级开始崇尚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与人文文化,因此也开始宣扬强身健体的重要性,体育训练与体育竞技又一次被广大民众所关注。在1896年,于希腊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新的运动场馆(图2)将古希腊的露天运动场馆与露天剧场相结合,一个扁长的竞赛场地与呈U形的座席形成了一种竞技平面与坐席斜面结合的建筑类型。它开口的一端面向城市公园,使得整个场馆有着极其开阔的视野,能够看到雅典城外连绵起伏的山脉,这体现了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精髓:人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和。

随着此后奥林匹克运动的迅速发展,体育竞技活动的对抗性开始成为一个民族凝聚力的表现,而数以万计的观看者也为这种集体情绪的升华做了最好的渲染。此时的体育馆建筑,作为竞赛与观看的容器,尺度也在逐渐放大,并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与政治责任。而大量英雄主义式的运动场馆开始兴建,“史诗级的公共空间”成为了这一时期运动场馆的最好注解。

1934年到1936年,纳粹德国政府兴建了能容纳11万观众的帝国体育场(Reichssportfeld)(图3),作为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场地。整个建筑工程占地1.32hm2,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林匹克广场、五月广场及森林剧场,此外亦修建150座辅助建筑物,供不同运动项目使用。在建筑形式上,主体育场依旧遵循了雅典体育馆的平面布局,甚至在西侧也有一个开口,不过为容纳更多的观众,观众席倾向于完全围合,此开口已经仅仅是个象征,该体育场所延续的并不是自然风光,而是一个展示集体力量的五月广场。在这里,“个人”的位置被放到最小,而竞技场上的“英雄”(运动员和政治家)与“群众”则被无限放大。整个建筑群体虽然在形式上和以往的体育馆并无二致,但是在尺度上却提升到一个“超人的尺度”,由此带来的观众体验已是截然不同。而英雄雕刻与大型方碑也为此场馆增加了更多的纪念性色彩。自此,整个体育馆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运动场所,而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户外公共集会空间,体量的巨大化与公众的聚集性使其成为了展示国家力量的“神殿”。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变,体育场馆的关注重心重新回归到体育建筑的功能性诉求和对人性的思考,同时也在探寻自己新的社会意义。而新的建筑技术也给体育场馆带来了新的变化,相对平面布局的规范化和相似性,屋顶逐渐成为区分不同体育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

197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场馆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馆(图4)正是这一变化的代表。为了体现与纳粹德国柏林运动会的决裂,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馆的设计完全抛弃了英雄主义式纪念碑的设计理念,强调了人的尺度。整个奥林匹克公园按照地形布局,没有了气势恢宏的轴线与广场。下降式的观众席围合了运动场,但是却完全连接了四周的环境,重新回归了人与自然的传统竞技理念,再加上地形高差,使得8万人的体育馆完全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巨大尺度感,在这里,体育建筑开始由聚会场所走向休闲场所。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未来主义屋顶结构给建筑界带来新的工程高度,更强调了对观看者的考虑,观看体验成为设计的新诉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功能和观看体验得到大幅度提高后,奥运场馆的盈利能力与其短期特质构成了巨大的矛盾。场馆的后续发展与多样性开始成为主要的设计策略。体育馆开始成为一个承担多种功能的公共空间复合体。同时场馆对于都市的地标定位使得它的外形走向异质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标志性(iconic)成为了体育馆最重要的属性。

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场馆—中国国家体育馆(图5),又称“鸟巢”,正是这种差异化标志性建筑在都市策略中的具体叙述。在遵循奥运场馆传统的平面和功能布局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连接屋顶与立面的巨大钢铁外皮,这层并不完全属于结构体系的钢结构外衣,正是建筑标志性的由来。正如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的《标志性建筑》一书中指出,任何标志都是一个“神秘的能指”(enigmatic signifier),“这些让人好奇的标志总是能提示很多意义但却不具体命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通过制造一个差异巨大化的建筑形体,去藐视一切既有的沉稳解读,意图使建筑物保持长期性的“悬念”,而这种讨论能从文化结构上重新激发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关联。正如“鸟巢”这个名字一样,公众通过对这一公共建筑的揣测和戏谑使它的知名度迅速上升,成为一个都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场所,吸引更多的人前往。体育场馆由此成功转型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场所,以此来应对奥运热点结束后通常面对的经济尴尬。

在此时期建造的一些大型体育场馆也都有着这种具有“神秘的能指”的标志性。比如中国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极具南非特色的世界杯主场馆—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等。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标志性体育场馆建筑的命运也许与其“先祖”纪念性体育场馆建筑一样,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

可以看出,经过一百多年间大小赛事活动的催化,“体育场馆”一词如今代表的是一个能举办户外竞技运动、演唱会或其他大型活动,并提供局部或全部包围结构给观众观赏赛事或演出的场所。如果以体育场馆建筑的发展历程来推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场馆仍是一个承袭其本质的将活动空间与观赏空间相结合的公共场所,但在未来城市巨大化、社会多样化、群众个人化的背景下,它可能将被赋予更多的周边含义。体育场馆也许不只是一个“舞台”与“观众席”的空间组合,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个补足城市区域缺失功能的多功能混合体,在社会层面将是一个“和谐”催化剂,而于个人而言,是一个暂时脱离个人化回归集体感的场所。这一推测可以从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场馆(图6)设计和2028年阿姆斯特丹参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场馆设计研究中得到印证。

众多舆论曾评说伦敦之所以取得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是因其具有前瞻性的体育场馆规划设计。该设计将新建的几个体育场馆置于伦敦东北部旧工业区,不仅可以满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需求,更能在奥运会后缩小尺寸而服务于该区域,以解决当地因旧工厂罗列难以更新、移民过多和社会阶层复杂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思考模式显然是继承了古希腊所提倡的体育运动与教育紧密结合以提升市民素质的理念。而场馆本身的设计也是由此作为出发点的,因为该区域的人口数量与结构现状和可以评估的未来状况所需要的场馆大小和数目跟奥运会要求的巨大规模不一致,所以,大部分场馆在赛后会被拆除改造为绿地和其他多用途建筑,而部分场馆将被缩小尺寸,以符合未来的实际需求。以伦敦奥运会主场馆为例,为奥运会设计的观众席数量是8万座,但在赛后将被拆改为容纳2.5万人的场馆。这种考虑未来社会背景和实际需求的体育场馆建筑思考模式在现今提倡低碳环保的时代显得非常睿智和具参考性。

3.港府政策的现在与未来 篇三

从“消极不干预”到以资源分配管制

其实香港的文化艺术政策有数个不同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香港回归前的文化艺术政策，都是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之中，以“反应式’’的措施、行政主导和供应者主导的方式运作，没有一个总体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具体统筹香港的公共文化服务。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准备移交香港政权，大力推动文化基建，以便体面地交还香港：区域市政局与艺术发展局相继成立，连同民主化的市政局，因着它们的民选性质和议会性质，文化推动较以前着力，而且引入民意的考虑，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资助无疑是多了，但是推动文化建设的效果存疑。

在说到香港文化艺术政策时，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落成的香港大会堂。它预示着香港政府对文化艺术“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开端。环视世界各国，现代文化政策和部门建设都起步较晚，原因是传统政府都视文化艺术为私人修养的问题，是社会的装饰品而不是必需品。政府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关注是有限的，因此很少特别成立一个独立文化部门管辖，而多是暂时安置于市政部门。初期香港政府将文化事务托管于市政局，也基于同一道理。

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决定兴建香港大会堂，并邀请当时负责卫生、市容、康乐和房屋的市政局参与策划建筑物的设计与发展，包括设立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演艺场馆等。在大会堂建成之后，香港市政局和市政事务处等政府部门在文化艺术的推广工作上，开始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催化这个角色最大作用的是1976年香港发生社会暴动，为英国殖民地统治发出了警号。自此政府采取“因势利导”的管治政策来维持稳定，文化活动的发展正好配合这种功能，因此文化表演的娱乐和教育功能被政府所使用。由于资助方多为上流社会的外籍人士，因此资助的均为西方的高雅艺术。

这样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于文化艺术而言有利有弊，利在于在当时熔铸了一种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文化氛围，凝聚了一批文化人，为日后民间文化团体的成立奠定基础。弊在于政府对艺术发展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指向，导致整体艺术规划过于短视。据一些当时的记载可见，当时香港市政局(乃至于政府)倾向将艺术理解为“恢复精神与体力”的闲娱活动，而非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虑其工作的目标和范围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业发展使香港社会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开始被外界冠以“文化沙漠”之名。工作时间缩短，闲暇的时间增多，社会也向消费社会模式发展。香港的文化政策发展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为开始了以科层组织管理文化服务，这也是70年代后期港督麦理浩主政时期(1971－1982)，公共开支猛增，政府编制扩张，公务员体系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当时以警队和市政事务处的编制增长最大，显示香港政府已从最低限度管治的政府向责任政府过渡，主动向市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1977年香港政府进行内部研究，确认自己在艺术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为“统筹者及催化者、所需基本设施的供应者及推动者，并于有需要时提供财政或其他资助，以培养艺术新秀或发展新的艺术形式”，这个主导文化服务的角色主要是由市政局承担，而当时的m,9也首次承认了它类似“反应式”的艺术政策，即是政府设立一些被动式的、反应市场需求的机制，当艺术界有明显要求时，才给予援助或咨询，支援(拨款)以短期为主，双方无强迫性的义务。

1977年，在“改善市容与市民的文化质素”的前提下，政府出资兴建香港艺术中心，可算是第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由民间独立管理的艺术机构。80年代在艺术总监何庆基不遗余力地推动下，香港本土的当代艺术有了民间讨论，1991年他推动的“香港文化系列”及一连串的回归展览配合了在大学刚起步的文化研究，开始推翻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在“97”前后引起文化界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不少讨论。艺术开始向着本土化发展，香港艺术中心贯彻了“反映现实，也能够挑战社会的规范，并且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的理念，对政府诠释的“文化艺术”的大论述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推广了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何庆基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总监对香港的艺术贡献良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着良心推动当时认为是“低档的”，但贴近现实的“香港的”普及艺术，而这些文化身份的探讨是由下而上地受到政府关注，不过政府则等到1 997年后才有正式的公开讨论身份问题。

香港回归后，中国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影响了香港政府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加上近年在全球化环境下政府锐意要把香港转型为知识型经济社会，因此1 998年特区政府部门改组，康乐文化事务处接替了市政局的管辖，康乐先于文化，文化活动仍是尾随康乐及体育归入娱乐消闲活动来大力推动创意工业。2000年政府成立文化委员会，由城大校长张信刚教授任主席。后来，经过一连串咨询，2002年提出一份有关香港文化艺术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却随董特首下台而未有照本办事；同年何志平出任唯的艺术拨款机构艺术发展局主席，缩减该局拨款，成为臣服于民政局之下有名无实的小组织。

2004－2005年香港康乐文化事务处的文化预算开支为23亿，高居全球第九位，但康乐文化事务处辖下的艺术发展局只得1.02亿经费。在政府的文化大论述下，“理想的文化政策应为香港建立一个认同中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为依归，承传于中华文化，而有东西文化特色的文化身份，以助香港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全球化的趋势和知识性经济的要求下，用文化搞活经济(创意工业)、办好旅游与文化外交的隐藏任务。”“香港艺术”成了国族论政治之下。经济发展的“工具”。

其实由消极不干预到积极不干预政策，艺术也只是政治经济上的“工具”，由港英政府过渡到特区政府都没有改变它作为“娱乐”的公共消费，虽然艺术发展局说是鼓励自由表达，发展艺术、实践、欣赏、接触及评论，但跟公民社会下的多元文化艺术本质没多大关系，所以政府在定义“香港艺术”时是把其他属“香港的”艺术排于建制外。请给香港一个文化局?

进入2000年后，不少香港文化人都表明香港需要一个文化局，尤其是在今年的特首竞选时，诸位候选人，包括候任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都表明了要建立文化局。这表明了文化发展成为香港人关心的议题之一。

香港评论家胡恩威表示，重点是政策、人和资源能否到位。香港是英式社会政策，文化和教育医疗一样，均由政府负责提供大部分资源。港英时代的文化政策是十分被动和低层次的，英国没有把英国的人文精神植根香港，一切以引入西方文化一次过式的活动为本，并以入口西方古典音乐活动为重点，为的也只是歌舞升平和包装香港一下。

对于全面培育香港专业人才，建立全民基础文化艺术教育，文化艺术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均完全欠缺。香港是有言论自由却没有基础文化艺术教育的地方，结果是香港明白和认识文化艺术观众人数，有减无增：香港演艺学院没有视艺和文学精英教育与研究体系，香港文化艺术不能全面提升。而最大的特色是香港在狗仔传媒和师奶电视独大之后，出现了一种艺术恐惧症，又或者是艺术无用论，整体香港人文素质大幅下流化、低俗化，要低俗才能入俗。只有低俗才能入俗，低俗娱乐独大。低俗文化是一种愚民的工具。成立文化局的好处，就是把文化立项为香港的一个重要政策，可以让香港市民面对和讨论文化及文化政策的问题。

但是香港前艺术发展局局长何志平对于建立文化局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为什么香港一直没有文化局，他认为是因为在宪治法治和自由主义思想流行的社会中，政府是能干预艺术生活的。但是仅限于使用公共费用、在公共场所进行或受到法例管治的文化活动，也就是俗称的“公共文化”部分。历年来，香港的文化政策都是透过具体的公共文化措施，与民间互动而成，而非透过文化辩论或意识形态辩论。政府在文化范畴的行政行为，亦采用—般的行政原则，如自由经济、公民自主与维持公共服务的财政原则等，而不因为特殊的文化考虑而破格处理，即所谓“文化例外”(cu]tural exCeptlon)的方法。这样的方式，他认为能保证民间的艺术组织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自由。但是这种所谓自由，是真的自由，还是放任其自生自灭呢?他却没有说个分明。

而且这样的政府机构一旦出现，它有什么的目标吗?根据一些香港艺术家总结，现在香港文化发展面前有几个困局，首先是与世界和亚洲脱节，脱节最大的理由是政府喜用对文化艺术没有认识的高级商业管理人士负责文化政策和管理，这些人把文化艺术看作是一种生意，没有什么深度：所以这些人根本不能够在国际文化界层面上沟通与合作，更严重的是政府只信外国人和顾问，不明白和不重视本土文化艺术，他们把所有本土文化界的意见视为反对派或既得利益者的意见，政府官员和立法会从来没有好好认真去学习文化艺术，政务官三年对调的政策模式，导致目前政府文化艺术政府的短视和落后。这也是文化局成立后要解决的数个问题。

因此香港的艺术家都希望，假如香港成立文化局，必须以立根香港、面向世界为本。并以培育文化工作者教育观众为首要工作目标。首要工作是建立常设性的研究体制，建立一套知识为本的政策制定机制，提升康文署在文化艺术发展上的职能，尤其在博物馆和图书馆方面，设定更进取和积极的改革。在文化艺术市场方面，引进国际化的文化数据收集机制，全面分析香港文化艺术市场的现况。加强艺术发展局政策研究和艺术精英培育的功能。在创意产业方面更应在土地、精英教育、研究和国际品牌方面落手。加强创意香港的主动性。西九文化区更应成为香港文化艺术创意的展示和发展平台。

在文化上是否需要管理，其实可以从香港的经济发展上得到一点提示：正面来看，在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下，香港企业在过去数十年壮大兴旺，香港亦由普通的贸易转口港转型为今天享誉国际的金融中心；另一方面，行业及经济集中度不受管制，缺乏全面竞争，加上没有法律和监管机构监察及执行相关政策。“自由”同时也成为妨碍商业竞争的催化剂。地产、电力、煤气、巴士／小轮服务及超级市场等跨行业企业财团通过把持没有竞争的各种经济命脉，有效操控了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和价格。

地产与文化，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但是在发展文化之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拆解地产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对峙?曾有人谓：“97”回归后，香港只剩下两个产业，金融业与地产业。地产成为了香港的新封建主义代表。各行各业都在地产霸权的缝隙中找寻生存之机。政府在面对地产霸权时，是站在地产商的一方，从“活化工厦”计划中便可见一二。

在“97”回归后，大量工业北移，那些见证香港曾经辉煌的工业大厦纷纷面临空置的命运。因此在没有政策协助下，香港文艺工作者自行“活化”，把原来工业北移以后的工厦空置率重新填满，包括视艺为主的“伙炭”、以音乐为主的官塘和以剧场为主的新蒲岗。但是这些行为在政府的眼中，都属于违法行为。

因此2009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创意办工室”，并于施政报告提出扶植六大产业的政策，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然而与此同步的却不是推出更多廉价土地、照顾和培育文艺工作者。而是向地产商和业主提供税务优惠与行政方便，加促工业大厦升值成为商贸大厦以至酒店的“活化工业大厦新政策”。据资料显示，当年香港工业用地已由上世纪80年代末期约800公顷，大幅下降至现在的300公顷，各区工业楼宇交投活跃，累积升幅。2008年工厦的空置率6.5％，同期写字楼的空置率达到8.4％。

但当时的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在推销政策时，只着重强调工业北移对显示在生产总值上的影响C由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超过20％，至2008年的2.5％)，因而要进一步缩减较住宅、写字楼与商贸用途皆宜的工厦楼面。并再次重申各种在工厦内公众开放的创意工业用途(包括演艺排演场地、画廊和展览空间为主)为“非法用途”，强调改装后的工厦更适合文化创意工业发展。而这些已在工厦内成为“既成事实”的文艺工作者群起反对，游行抗议。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庆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活化工厦，是赶绝艺术家的。许多本土艺术家在2003年“非典”期间，趁着楼价低迷开始租用一些较大的空间作为工作室。但是政府此举，将一些工厦翻新租给艺术家，将这里变成一个艺术区。但是经过翻新后的空间价格依旧高昂。不仅吓退了艺术家，而且周边的居民看到这样的地方反而不敢走进去。好像将这个地方变成了动物园一样，大众看艺术家就是“看，这个是画家”“这个是雕塑家”，十分怪异。曾经参与抗议的香港年轻艺术家周俊辉表示，至今其实火炭做展览室也是不合法的，当中涉及土地问题、消防问题。只不过全部官员，这么多个部门，他都会跟我们说“你别出声，我们现在是只眼开只眼闭，你一吵我们就不可能不执法了。”不可能改变其面目了，只能由他(火炭)继续违法下去。

香港最有名的作词人林夕曾经谈到自己创作时如何把握商业与文艺的关系：“我就好像扮演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我披着看似凶狠的狼皮，就能够在森林里面生存，但是我的内心还是一只纯良的羔羊，希望给这个残酷世界里带来些慈悲的观念。”现在香港一些商业机构似乎希望弱化“大口吃钞票的狼”的集体图腾，与“羊”进行后天混血，试图将商业与文艺搅拌混合成不功利、不做作的全新比例，输出商品更输出文化艺术，甚至价值观与人生观。但是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跟香港政府多年来的文化政策一致，利用艺术作为工具，粉饰太平。

4.现在与未来作文 篇四

孤雁选择在雄壮中沉睡，落红选择在悲伤中生存。他们都无怨无悔。冥冥中，我期待自己和他们一样坚强，和他们一样勇敢。而这一切，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

我的洒脱和不羁，全都在倾刻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死亡中的冷漠”。身边的许多朋友都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而我，却一直的彷徨，一直的徘徊。我连大喊一声的勇气都没有，我又怎样来操纵自己的命运呢?“壮志凌云几分酬，知己难逢几人留。”茫茫人海“水已去，人也亡，弦断有谁听”。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都是些什么啊?我从不相信人类像作诠释般的翻译命运的无稽之谈。历史依然使命般的转着生命的轮回，滚滚车轮的轨迹延伸至没有方向的地球的表面。在漫长的旅途中。我迷茫了，不知道目标离我还有多远。但在我走过的路程中，经历了山岭、洼地、沼泽，平原，我经历了不到五分之一的生命却好像走过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我累了。好想休息一会。

时间不因为我的停留而止步不前。匆匆而过，我已落下他好远。我忘了，我在和时间赛跑，我必须超越。意识的突然转变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前进。在翻越最后一个山岭的过程当中，我看着被荆棘划破沾满鲜血的手，挪着那双颤抖的沉重的脚，望着山峰那一片盎然的明亮，原本死寂的心也在那一刻变得雀跃起来。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离他不远了，再坚持一下，我告戒自己。于是，手攀上了藤萝下垂的肢体，叫踏上了那因岁月的冲刷而变得坚硬的顽石。心中向往着山顶的那一片光明。

仿佛苍天总不给人顺利。藤萝收回了他为旅人伸出的双手，顽石受够了千百年的沉寂，它动摇了，伴随我心底的一丝冰凉坠入山谷，我闭上眼沉沉睡去。好像他还不愿放过我，一幅幅画面不断地向我涌来――海伦在黑暗中摸索、司马迁艰难的写着史记、卫青挥舞着旌旗奔向大漠……

一丝疼痛传遍全身，我惊奇地发现我还活着。悬崖边的坠落已成为我脑中一幅抹不去的记忆。世界，出奇的静。空气中弥漫的芳香让我忍不住睁开沉重的睡眼，好美。整一个世外桃源。我不会这么幸运吧。我怀疑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好像他们立刻就要消失。“这不是梦，是真的，你真的来到了世外桃源。这就是现实，命运并不是不公平。你失去的，他会已另一种方式还给你。”清脆的声音在耳际响起，让我如沐春风，胜利女神的微笑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5.食品添加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篇五

王龙兵合肥学院生物系09食品一班0902061004

【摘 要】概述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工作的历史以及防腐剂、抗氧化剂、乳化剂、食用色素四种常用食品添加剂的发展现状，预测食品添加剂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历史；现状；趋势；建议

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的加工品质和感官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为满足这些要求，食品生产商采用了多种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食品里添加添加剂已经变成食品加工业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了。也由此添加剂行业在食品工业中的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食品添加剂的种类较多，同时在食品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对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工作的历史和一些常用添加剂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同时对添加剂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最后针对目前行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 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工作的历史9 7 3年，卫生部组织成立了“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科研协作组”，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1 9 7 7年 l 0月2 0 日，由卫生部起草、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布了GBn 50—77《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开始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进行管理。9 8 0年9月，在国家标准总局组织下，成立了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卫生部、化工部、轻工部、商业部、国家商检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及专家组成。卫生部担任主任委员，化工、轻工、商业部门分别担任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负责食品添加剂标准化管理的专业技术组织，主要职责为提出食品添加剂标准工作的方针、制定食品添加剂标准年度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审查添加剂标准(包括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和产品质量规格标准)以及开展相关调研技术咨询等工作。其中，卫生部负责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安全管理，化工部、轻工部主管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轻工部和商业部主管添加剂的经营销售，商检部门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9 8 1 年，卫生部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n 50—77)修改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 2 7 6 0—1 9 8 1)。后经历次修订，形成目前2 0 0 7版的标准版本。在我国，各部门分工负责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的制修订工作。1 9 6 7年，卫生部、化工部、轻工部、商业部联合颁布了《八种食品用化工产品标准和检验方法》(试行)；1 9 8 0年，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碳酸钠等二十四种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对这些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作了规定。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各类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约2 0 0多项。2 0 0 9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对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将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等列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内容，并要求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却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技术必要性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准进行修订。卫生部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要求成立了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应撤销，成为该委员会的食品添加剂专业分委员会，继续承担食品添加剂相关国家安全标准的审查等工作。

二 几种常用添加剂的发展现状

2.1防腐剂

防腐剂按组分和来源可分为： 有机防腐剂、无机防腐剂、生物防腐剂。有机防腐剂主要包括苯甲酸及其盐类、山梨酸及其盐类、对羟基苯甲酸酯类、丙酸及其盐类、单辛酸甘油酯、双乙酸钠及脱氢乙酸等。其中苯甲酸及其盐类、山梨酸及其盐类、丙酸及

其盐类只能通过未解离分子及盐类转变成相应的酸后，才能起抗菌作用，因此它们在低pH值的食品里最为有效。从本质上讲，它们在中性 pH的食品里就是无效的，所以也称这一类为酸型防腐剂，是目前食品中最常用的防腐剂。无机防腐剂主要包括：亚硫酸及其盐类、亚硝酸盐类以及各种来源的二氧化碳等。

目前使用较多的防腐剂之一苯甲酸和苯甲酸钠，其安全性值得考虑，如果过量摄入将会影响肝脏酶对脂肪酸的作用，其次苯甲酸钠中过量的钠对人体血压、心脏、肾功能也会形成影响。特别是对心脏、肝、肾功能弱的人群而言，苯甲酸和苯甲酸钠的摄食是不适合的。另外还会出现代谢性酸中毒、惊厥和气喘等病症。在体外测定中还可以测到一些弱断裂剂的放射性。苯甲酸及其钠盐因为有叠加中毒现象的报道，在使用上有争议，虽仍为各国允许使用，但应用范围愈来愈窄。日本的进口食品中就限制使用，甚至部分禁止使用，日本已停止生产。但因价值低廉，在中国仍作为主要防腐剂使用。其次是山梨酸，此种防腐剂具有较低的毒性，是迄今为止国际公认的最好的防腐剂之一，已经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防腐剂。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报道了许多案例(荨麻疹和假过敏)说明过多的山梨酸对人体也会带来危害。

对羟基苯甲酸酯又称尼泊金酯具有多种形式，是国际上公认的三大广谱高效食品防腐剂之一，作为防腐剂已经使用了超过7 0年。

2.2 抗氧化剂

目前，食品中常用的抗氧化剂有： 2，6一二叔丁基甲酚，主要用于食用油脂、干鱼制品；叔丁基对羟基茴香醚，主要用于食用油脂 ；没食子酸丙酯，主要用于油炸食品、方便面和罐头；V E，主要用于婴儿食品、奶粉 ；V C和异VC，主要用于鱼肉制品、冷冻食品等。

添加在食品中的抗氧化剂必须用量得当，如叔丁基对羟基茴香醚(BHA)的用量在 0 ．0 2 ％时，比用量在 0．0 1 ％的抗氧化效果可提高1 0％，而超过 0.02 ％的用量，效果反而会下降。另外，两种或两种以上抗氧化剂混合使用，其效果更好。如柠檬酸和2，6一二叔丁基甲酚(BHT)共同添加到精炼油中，其贮存时间比单加BHT可增加近1倍。

据有关资料证实，在人们长期食用的食品中，天然抗氧化剂成分的毒性远远低于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因此，近年来从自然界寻求天然抗氧化剂的研究已引起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目前，世界各国开发的大量天然抗氧化剂产品，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其主要产品有天然VE、红辣椒提取物、香辛料提取物、糖醇类抗氧化剂等等。

2.3 乳化剂

食品乳化剂是指添加于食品后可显著降低油水两相界面张力，使互不相溶的油(疏水性物质)和水(亲水性物质)形成稳定乳浊液的食品添加剂。目前对乳化剂需求量较大的为脂肪酸单甘油脂，其次是蔗糖酯、山梨糖醇脂、大豆磷脂、丙二醇脂肪酸酯等。

占据了乳化剂60％市场的单甘酯是主要油脂类食品乳化剂，也是目前世界上用量最大的食品乳化剂品种，2 0 0 7~ 2 0 0 8年国内每年的销售达到了5.4亿以上，市场发展很快，仅仅 10多年时间，从开始以低含量单酯(4 0 ％)为主到现在以高含量单酯（9 5 ％)的分子蒸馏单甘酯为主。

蔗糖酯对油和水有良好的乳化作用。它的HLB值为 3 ～1 5。其特色是亲水亲油平衡值规模宽，实用性广，乳化性能优秀。高亲水性产品能使水包油乳状液非常稳固，用于冰淇淋中可进步乳化稳固性和搅打起泡性，对淀粉有特别作用，使淀粉的糊化温度显著上升，有明显的防老化作用，是一用处普遍的乳化剂。由于其耐高温性较弱，价钱偏高，一般与其它亲油性乳化剂复配应用，例如可与单甘酯以 1 ：1 的质量比配合用于食品生产中。

大豆磷脂普遍存在于动植物中，是一种天然乳化剂并且对人体具有主要的生理功效和奇

特的保健功效。大豆磷脂是从大豆毛油中提取精制而成，为浅黄至棕色的粘稠液体或白色至浅棕色的固体粉末，HLB值约为 3 ．5，是亲油性乳化剂。其特色是纯天然的优质乳化剂，也是唯一不限制用量的乳化剂，有较强的乳化、润湿、疏散作用，还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后果。

2.4食用色素

食品色素分为合成色素和天然色素两大类。与合成色素相比，天然色素最大的优点是相对地安全性较高，具有天然和健康效应，随着生产技术和性能的提高，天然色素在明亮度和安全性等方面已经达到了合成色素的水平。因此世界天然色素市场正在以两倍于人工合成色素的速度快速增长。近年来，天然食用色素在国际市场上销售额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 1 0 ％以上。我国允许生产和使用的天然色素有四十余种，生产厂逾百家，年产量超万吨。生产和使用的主要品种是焦糖色素，约占天然食用色素总量的7 0 ％。除焦糖色素外． 产量较大的品种有： 红曲红色素、辣椒红色素、姜黄色素、高粱红色素、叶绿素铜纳、玫瑰茄色素等。由于其它天然食用色素的成本高、性能不稳定等原因，很少使用，主要用于出口。目前我国天然食用色素的生产已经初具规模，红曲米、红曲米粉、红曲红、辣椒红、叶绿素铜钠等产品除在国内生产与销售外，还远销国外。

天然食用色素的研究与开发，存在两大难题： 一是缺乏具有商业利用价值的色素资源； 二是天然食用色素本身的稳定性问题。在解决天然食用色素的稳定性差方面，人们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例如将甜菜红与茶色素结合使用稳定性大大提高； 类胡萝卜素为油溶性色素，耐热性强而耐光性差，当与 VC、V E或天然抗氧化剂合用时，能较大程度地增强其耐光性； 用明矾、酒石酸钠、磷酸等作稳定剂，与蒽醌类天然色素并用，可防止颜色变化； 叶绿素通过用铜取代镁，再制成钠或钾盐，则变成了非常稳定的绿色素。

未来随着食品工业的不断壮大，同时由于人们对于健康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将会淘汰绝大部分有毒有害的化学合成的色素，取而代之的将是既有着色功能，又有一定保健功能的天然着色剂。我国的食品着色剂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加大对此的投资和研究开发。同时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竞争力，力争立足国内市场，占据国际市场。

三 未来发展趋势

3.1基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在将来添加剂行业应该致力于开发研究天然无毒的或者毒性伤害较小的例如从动植物中提取或者通过生物发酵方法来得到的一类添加剂，又或者可以通过从某些食品原料的加工厂(油脂厂、面粉厂、淀粉厂等)的副产品中提取，此种方法既可以扩大食品添加剂的天然来源，又能增加食品原料厂的生产效益。除此之外，可以考虑在一些中草药类植物中提取抗氧化剂。例如： 连翘、黄连的提取物有很好的抗氧化性。

3.2添加剂的复配方面，会更加全面

例如，在将来，作为食品制造商，他所期望的是生产一种食品，而这种食品仅仅需要添加“一种” 添加剂。而此“一种”非单纯意义上的一种，而是由添加剂厂商复配好的一种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可能自身有十几种甚至更多的添加剂的单体复配而成，这样既简化食品生产商的工艺流程，同时也会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3.3高生产技术和改良生产设备。以期得到质量更优、种类更多的产品

我国现有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已经大大落后于国外，可以考虑将冷冻干燥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膜分离技术、基因技术等一些新型的生产技术应用到添加剂行业。例如： 将膜分离技术应用在天然色素的提取中，以极大的改善天然色素的纯度； 将超临界萃取技术用在精油的提取中，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精油的纯净度和特性； 将基因技术应用在酶制剂行业，可以节省资源，同时可以降低酶制剂的经济成本。

3.4添加剂的应用方面，范围会更大

目前食品添加剂主要应用在食品深加工产品中，包括饮料、糕点、冰激凌等。在将来，作为食品的主料如面粉、大米或者食用油中添加种类会越来越多。例如： 对面粉、大米的营养强化。

3.5在食品添加剂管理方面，其法律法规会更加的完善

目前，在食品添加剂行业，滥用、超量用现象还是比较多，在将来法律法规会严格的进行控制。但是，有关食品添加剂的“ 带入原则” 方面的法律法规较少，在将来会加大对这个方面的关注。

四 建议

4.1对添加剂失去信心，添加剂行业的人员应该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在未来，由于民众对于食品安全和个人的健康状况的关注，人们可能会选择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的食品，或者退而求次选择添加天然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原因是由于多种食品添加剂为宣传力度，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解，进而消费者对相关的其他种类的添加剂也失去信心； 同时还有某些企业对添加剂的滥用、过量用也导致消费者对其不再信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对食品添加剂行业的造成大的影响，针对这点，添加剂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改善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认识；除此之外，对添加剂在食品中的滥用、超量用现象要严厉打击。

4.2的添加剂种类应尽量减少，可以通过一些新型食品工业技术和方法来弥补不添加添加剂的不足

总之，食品添加剂是一把双刃剑，有明显的优点，也有特别多的缺点对于添加剂行业的人员来说，将缺点降到最低甚至无就是终极目标。相信人类的智慧，在将来某一天肯定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 1 】 GB2 7 6 0—2 0 0 7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 2 】 GB1 4 8 8 0—1 9 9 4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

【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2 0 0 8年第 l 4号

【 4 】 高鹤鹃． 食品中的有害物质【M】．北京：北京工业出版社，2 0 0 0

【 5 】 盛丽，苏碧泉．新型食品防腐剂山梨酸【J】．化学教育，2 0 0 4，（7）：8—1 0

【 6 】 孙平．食品添加剂【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 0 0 9 ：1 2 —1 3

【 7 】 唐福勇，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食品安全面临八大考验，中国经济时报．2 0 0 42 3

6.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篇六

读完《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篇文章以后，心情相对于读文章的过程中的激动难抑来说，现在的我反而是一派平静了。无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财政问题是多么的尖锐以及正确，我还是要针对此文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粗浅且仅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首先，作者简明地指出了当前财政支出的大头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行政费用上占比过多，经济建设中对国有企业的补助过大，民生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不足、资金支持不够等，这类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针对行政费用问题方面，作者明确指出我国公款用车及公款吃喝的奢侈风气，公务员职务消费开支过高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了公车私用、公款私用等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这不但使得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管理费用高，也使得各地方基层的基础民生建设不得完善，公车公用、严格预算、阳关支出，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最后，作者指出国家应加强民生建设，多关注民生，特别是在基础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各类基础设施制度的建设方面要多加重视，以保障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理念。

虽然文章中作者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针对行政支出过高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作者过于理想化

地要公车公用，实行份饭制度，这对于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变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这既得利益者又都处于当权的地位，所以做这方面的改革就很难了。现在我国的公务员结构庞大，机构纷繁复杂，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例如“车改”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机构已变相地成为了一种新的津贴。这都说明，削减行政支出只能循序渐进，而作者的观点只可作为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的。

第二，关于经济建设支出不可将国家对于经济建设的投入一杆打死，在经济建设初期，国家的经济建设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短期内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我针对如何控制行政规模支出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远高于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1）精简行政机构多余人员，调整组织结构形式，建立有效竞争机制

（2）建立完善的预算体系

（3）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多渠道监督

（4）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相

联系。

7.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篇七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知识基础与制度基础

什么是学科?学科的基本含义是知识体系,不同的学科意味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学科与科研相关,学科发展表现为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发现与创新,而且意味着知识的整合与系统化。学科的引申含义是学术制度,即以分科研究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1]。学科建设不仅意味着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意味着学术制度的建构。前者指的是学科的概念模式和认识规范,后者指的是支撑学科发展的社会组织及其他制度安排。学科的生命力植根于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

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是界定研究对象。任何学科都是由研究对象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另一门学科的主要依据,但各学科的方法可以共用。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学科分类是逻辑决断的结果。现实世界是一切学科的立足点,它是无限的,是有机统一的,具有不可分性。然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为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人们不得不从整体世界中划定一个有限的范围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把一个论题从其他论题中分离出来[2]。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截然分开,故学科的界限很难划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的界限具有可渗透性,各学科是相通的。

虽然把知识分解为各学科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但这种学科的划分一旦形成就难以推翻。这是因为学科建设不仅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是社会管理知识方式的建构。学科一旦建立,不但框定了某种精神领地,而且学科本身也逐渐自我稳固。这时,我们说学科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传统。知识传统对于该学科的学者具有强大的规训力[1]。学科建构是一个制度化过程,学科演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学科建构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学科建构不仅涉及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学术薪火承接人的培养,而且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个人地位的建构。要改变学科划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学科结构,就要对已建立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由于社会成本、适应性预期、协同效应以及权力不对称等制度性因素的约束,大部分的挑战不会成功。

学科的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合法性,即知识传统;二是外在合法性,即制度基础。前者强调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主题(研究对象)和适切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后者强调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有独立的社会组织(院系、研究所)和发达的学术网络(学会、期刊)[3]。内在合法性的标志是形成一套广泛认同的文化-认知体系,外在合法性的标志是形成学科发展的制度基础。两种合法性的相互建构,产生了合法性的现代学科。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领域,其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对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也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1893年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在克拉克大学首次讲授高等教育理论课程,开始培养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人才。此后,美国更多的大学开设了高等教育方面的课程。“俄亥俄州立大学在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1920年、芝加哥大学在1921年以及斯坦福大学在1928年都开设了高等教育方面的课程。到1945年,美国至少已经有27个正式的高等教育学的学位点。”[4]3二战后,高等教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正式确立。大众化催发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强烈需求,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知识的系统化取得重大进展。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开始聚焦,形成了大学生发展、高等学校教学、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社会学等热点研究领域。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也获得了稳固的制度化支持,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据统计,当前全世界大约有500多个校级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美国至少有100多所大学开设高等教育专业[4]28。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体制化,一批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和专业性学会也相继成立。尽管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建立起来,但这个领域固有的一些特点影响其合法性建构。一是与成熟的学科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心论题、概念模式、学科视角方面缺乏共识;二是高等教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其他专业方向的研究人员开始涉足高等教育研究的有关问题;三是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两者的关系很密切;四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比较脆弱,许多学者的高等教育研究只是个体行为,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持[4]4-33。

二、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就学术传统而言,世界上有两种高等教育体系,一是欧洲大陆体系,二是盎格鲁-北美体系。前者是国家控制的一元体系,后者是自由竞争的多样性体系。与此对应,高等教育研究也有两种发展模式。盎格鲁-北美体系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学科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研究主要由内驱力推动,学科建构的关键行动者往往是从事知识生产的学者。其学科演化过程是先有知识传统的积淀,而后进行学科设施的建设。正如英国学者丘奇所言,“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反映的是存在于各种学术专业间的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伸进了高等教育,学者们便围绕高等教育这样的学科领域组织成团体”[5]。欧洲大陆体系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学科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研究较多地由外部需求推动,较少出于内驱力。学科建构的关键行动者一般是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官僚,这是因为其学科演化过程是先进行学科设施建设,而后进行知识传统的培育。丘奇认为,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研究更多的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更为经常的是在政府机构和官方机构中进行,而不是作为各种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行的[5]。由此可见,盎格鲁-北美体系遵循演化逻辑和学科逻辑,欧洲大陆体系遵循建设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带有强烈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其学科发展遵循人为设计的建设逻辑。我们是在知识传统缺乏积淀的情况下,努力进行学科设施建设。从1978年开始,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重点大学纷纷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400多个附属于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4]28。从1980年开始,《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等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时至今日,中国拥有高等教育的专业学术期刊上百种,其中核心期刊就有20种之多,这些重要期刊每年刊发学术论文3000多篇[6]。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现拥有专业性的二级分会63个。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进入国家学科目录,从而拉开培养高等教育学硕士和博士的序幕。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学科制度建设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为了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校本研究”),高校普遍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所或者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最初的动力较多地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较少地来自于自身的内驱力,“校本研究”朝着行政化方向发展,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为了秘书性的“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尽管也有少部分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有意识地朝学术性方向发展,开始知识传统的积淀[7]。第二个阶段以知识传统积淀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学科建制化基本完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知识基础的积累,大批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涌现出来。然而,高等教育研究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危机。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搬运,理论创新依靠输入英美国家的高等教育成果。阿特巴赫曾用中心-边缘理论解释这种现象,如其所言,虽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占世界的80%),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成果大多产生于盎格鲁-北美体系,中国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处于边缘状态。在国际范围内交流的75%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来自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4]24。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跨界,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随意使用,由此导致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杂乱无章,理论缺乏内部一致性,通约性极差,难以有效整合。

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开始讨论一个沉重的话题,即高等教育学的独立性问题。人们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能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式和学科视野,不要陶醉于搬运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或套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模式。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加剧了学科的危机感。为了建设一流学科,部分大学开始裁减学科和院系,高等教育学因缺乏丰厚的知识积淀以及偏离社会需求逻辑而被部分综合性大学所抛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学科的制度基础一旦被破坏,学科的衰落将不可避免。知识传统是一切学科的地平线,寻找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振兴之路,必须夯实自身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组织了一批国内知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梳理和提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旨在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传统。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主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学科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基本完成了学科的体制化建构。第二个阶段主要遵循学科逻辑,致力于学科的知识传统的建构。学科发展的动力逐步来自于内驱力,知识生产逐步偏离了社会需求逻辑。第一个阶段的问题是学科的空壳化,学科的内在合法性不足;第二个阶段的问题是学科的自治性,学科的外在合法性欠缺。任何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从社会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撑,一旦接受资助者的支持就必须放弃部分学术自由。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平衡学科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

三、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状况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状况可以通过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来描述。明确的研究主题和适切的研究范式是学科内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年轻且不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跨学科性。事实上,一切知识前沿都是跨学科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才能出现学科化。伯顿·克拉克编写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在中国高教界被奉为经典,该书阐述了对高等教育研究有贡献的八个学科:历史的观点、经济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政策的观点、科学学的观点。在这种思路的激励下,更多的学科视野被引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然而,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尽管有效,但也造成了此领域内部的不一致。如何寻找统一的学科框架,把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置于同一话语体系下,就成为一个十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8]。德国学者泰希勒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与青年研究、城市研究、女性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一样,是以主题为基础[9]。因此,对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是寻找同一学科框架的第一步。

国外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进行分类的成果很多,笔者不想在此过多地综述这些成果,只想提供一个描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分类框架。当代高等教育主要以高校为载体,要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需要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研究,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研究取决于良好的大学组织与管理,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有效性以宏观的体制与结构变革为前提。如是,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中观层面的“组织与管理”、微观层面的“教学与研究”。根据这一分类框架,我们对中国主要的高等教育核心期刊所刊的论文进行分析(如图1)。统计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微观的“教学与研究”上(占比50%左右)。从2012到2015年,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与中观层面的“组织与管理”出现了此消彼长现象,即人们对“体制与结构”的关注度逐渐下降,对“组织与管理”的关注度逐步上升。这可能与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取得一定的进展有关系。

数据来源:周光礼,谢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与进展:2012年年度报告,《中国高教研究》,2013(7);莫甲凤,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与进展:2013年年度报告,《中国高教研究》,2014(10)。

在这些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一些活跃的研究主题。在“体制与结构”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主题有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外部关系;在“组织与管理”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主题有院校研究、现代大学制度;在“教学与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主题有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课程与教学、学生与学生发展、教师与教师发展。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常常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快速翻新,其中,公共政策的变化是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如2012年“现代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度为10.8%和9.30%,到2013年这个数据分别为5.19%和5.80%,一年之内就下降了1倍[8]。

一个研究领域的任何参与者,都在由那个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就是学科范式。这些范式可能是明确的,研究者在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准则;这些范式也可能是含蓄的,存在一些准则,但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然而它们形成研究者们日常世界的当然部分[10]。在范式明确的情况下,这一范式当然也为其他研究者共享。但在范式含蓄时,研究风格就大异其趣。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存在多种研究范式,有注重普遍性知识的,有强调特殊性知识的,有提倡知识主观性的,有倾向知识客观性的。如果我们把主观性-客观性维度作为纵坐标,将普遍性-特殊性维度作为横坐标,则会得到一个二维象限图(如图2)。二维象限图中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8]。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认为,知识只能通过经验取得。实证主义围绕“假设检验”进行,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性,重复证实是这种范式的特点。经验主义既强调经验事实的客观性,又强调个体经验的特殊性。人本主义既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又强调知识的个体性。结构主义既强调真理的普遍性(知识的可重复性),又承认现象世界的主观性(知识的不可检验性)[8]。根据知识的重复验证程度,国际上把学科分为“硬学科”和“软学科”。其中,知识可重复验证程度高的学科是“硬学科”,它们一般比较成熟;知识可重复验证程度低的学科属于“软学科”,它们一般不成熟。根据对2015年18种高等教育核心期刊发文统计(见表1),我们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导范式是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占发文总量的80.56%。其中,经验主义研究,理论可重复验证的程度很低;结构主义则强调理论的真实性不可以检验。体现学科“硬度”的实证主义研究只占全部成果的17.01%。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硬度”远远不够,属于极不成熟的“软学科”。

四、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

一门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的问题,二是资源问题。前者强调一门学科要得到发展必须有数量充足的研究者,关键研究者代表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化水平;后者强调一门学科要发展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可以通过制度化的研究机构来观察。我们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基础,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行动者与制度环境是相互建构的,一方面,行动者塑造了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反过来塑造行动者。对关键研究者的学科支撑网络分析可以大致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水平。高等教育研究的关键研究者可以界定为学术期刊的活跃作者或核心作者。根据周详等人的研究,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活跃作者占比为2.6%,贡献了高质量研究成果的8.27%。但他们同时发现,与2014年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的流失率高达72%[11]。因此,确定关键研究者必须考察一个时段学者的综合表现。武建鑫利用高等教育研究指数确定了2011—2015年度20位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作者(见表2)。

本文以这20位核心作者为分析对象,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从核心作者的工作性质上来看,学术人员占比为60%,行政人员占比为40%,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学科门槛偏低。从核心作者的教育背景来看,有教育学科背景的占60%,非教育学科背景的占40%,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多学科研究的特点。从核心作者所依托的机构来看,70%的学者拥有制度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教育学院或高教研究所),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从核心作者所依托的学科来看,依托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占30%,依托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的占40%,依托其他学科的占30%,这一方面说明了高等教育领域跨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基础设施的薄弱,对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从核心作者兼任学会领导职务来看,兼任教育类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占比为45%,兼任高等教育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占比为30%,兼任其他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的占比为20%,这说明核心作者离不开完善的学术网络。

注:学会兼职只统计全国性学会二级分会副会长以上职务。

对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分析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状况。根据高等教育研究指数,我们选择20个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分析(见表4)。我们主要从课程与学位点、重点学科与重点研究基地、专业期刊等维度审视高等教育学的制度基础。判断一门学术性学科地位的首要标准是学者队伍,其中,最重要的是源源不断培养学术薪火的承接人。高等教育研究进入大学的专业与课程是学科经久不衰的保证。获得社会认可和资助是衡量学科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进入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意味着获得可靠的经费来源。判断学科地位的第三个标准是信息设施。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建立以学术期刊为核心的研究网络,这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基础。

总体来看,这20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获得了稳固的制度化支持。(见表5)从课程与学位点上看,95%的机构拥有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硕士点,80%以上的机构拥有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博士点,全部机构开设了高等教育的相关课程。从重点学科来看,55%的机构拥有省级以上的重点学科,40%的机构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从重点基地的角度来看,一半以上的机构拥有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是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智库。从专业期刊上来看,55%的机构至少拥有1本以上公开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研究在这20家机构具有牢固的建制化的基础,良好的学科设施保证了高质量的学术产出。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者(20个),3/4来自这20家机构。

通过对重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建设知识传统和知识基础相比,我们在学科的制度建设方面更为成功。

五、回归复杂性: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

复杂性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复杂性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个关键特征,世界需要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思维与科学主义的简单性思维相对。简单性思维将世界视为一个受因果法则支配的封闭系统,遵循决定论逻辑。我们只要对事物的初始状态有精确的认识即可把握事物发展的轨迹,社会系统将沿着确定性的轨迹发展。复杂性思维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是由诸多非线性联系要素所构成的开放系统,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社会系统遵循或然论逻辑。我们在社会系统中找不到普遍性理论,任何理论都是局部的、具有特殊性。这是因为复杂的东西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不能归结为一条规律,也不能化约为一个简单的思想[13]。

复杂性思想对我们探讨高等教育学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科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所有的学科都研究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体,故所有的学科都是相通的。学科的分类是人为建构的,是偶然的、武断的,它只是解决世界无限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矛盾的权宜之计。复杂的现实世界是一切理论的土壤,是一切学科的地平线。离开复杂的现实世界去寻找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成熟的传统学科,还是发展中的新兴学科,知识的前沿都表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点,都是以主题的形态出现且以问题为导向。在知识的前沿,学科的界限是模糊的,主题是相互渗透的,理论范式是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其多学科性。高等教育研究高度依赖其他学科,过强的学科边界意识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人为设置学科壁垒,切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窒息高等教育研究的生机与活力。多种理论范式并存是正视复杂性、回归复杂性的明智之举。根据复杂性思维,高等教育研究还必须树立起“特殊高于普遍”的认识论原则,作为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研究不可能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理论,只会产生适用于局部的特殊性理论。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是当代高等教育研究的主体形态,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兼顾学术性和应用性。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必须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正如泰希勒所言,高等教育研究不能陶醉于收集信息的应用研究,而要凭借复杂性、出人意料的信息和长远的观点让行动者惊奇不已[9]。

高等教育学科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支点的基础之上,一是知识基础,二是制度基础。就知识基础而言,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适切的研究方法。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完全是客观的,它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是研究者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引下人为建构的产物。所谓学科视野和学科立场,只不过是学术共同体共享的一套文化-认知系统,即学科的知识传统。学科的知识传统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显示出强烈的路径依赖。高等教育学科的合法性不在于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而在于是否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知识传统和价值观念。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界对本学科的中心论题、学科规范缺乏共识。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步,必须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解释范式进行反复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这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就制度基础而言,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是深深地嵌入体制与机构之中,获得社会的认同。学科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遵循自然演化逻辑,二是遵循人为设计逻辑。一般来说,学术中心地区遵循演化逻辑,先有知识传统,后建学科制度;学术边沿地带遵循设计逻辑,先建学科制度,后建知识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遵循人为设计逻辑,学科建制一直是学科建设的中心内容。学科建制包括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设高等教育课程和学位点、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学会、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期刊、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等。其中,最重要的学科建制是进入国家一级学科目录,这是合法性的源泉。美国的学科目录是民间编制的,其突出特点是描述性和结果导向;中国的学科目录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标准,其特点是规范性和指导性。在中国,进入国家学科目录不仅意味着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而且意味着获得可靠的资源支持。事实上,中国的学科目录是学术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大学的课程、专业、学院设置均是参照其进行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要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建制与时俱进。以前我们是按照二级学科设置博士点,现在则是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博士点。在以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二级学科的建制无力支撑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建立独立的一级学科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学科不只是知识分类的工具,更是国家知识管理的手段。一门学问成为学科,不仅是其知识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需要其发展的外在要求[3]。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一些综合性大学撤销教育学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学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由于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一些以高等教育学起家的教育学院不得不开办普通教育专业,盲目模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办学经验,丧失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一级学科博士点),加上这些机构的学术成果既缺乏深度,又毫无用处,导致这些机构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8.3D打印技术的现在与未来 篇八

关键词：3D打印技术数字模型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TP391.73

1986年，美国科学家查克赫尔开发了第一台商业3D印刷机，此为3D打印技术诞生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关注，应用也主要局限在制造业、航空业等领域，那时叫“快速成型”技术。直到2010年11月，世界上的第一辆由3D打印机打印而成的汽车Urbee问世，3D打印才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全球已有不少公司推出了个人3D打印机，它已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普及。传统制造技术可谓是“减材制造技术”，而3D打印则是“增材制造技术”，它具有制造成本低、生产周期短等明显优势。因此，3D打印技术将与其他数字化模式一起，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一、3D打印技术简介

3D打印是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3D打印通常是采用数字技术材料打印机来实现的。3D打印机是这一技术应用的核心设备。它与普通打印工作原理基本相同，打印机内装有液体或粉末等“打印材料”，与电脑连接后，通过电脑控制把“打印材料”一层一层地叠加起来，最终把计算机上的蓝图变成实物。

目前，3D打印技术常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被用于制造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制作的效率和精密程度。它被逐渐用于一些产品的直接制造，已经有使用这种技术打印而成的零部件。该技术在珠宝制作、工业设计、艺术创作、航空航天和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都有所应用。除此以外，在医疗产业、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这一技术的引入也为创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如2010年澳大利亚Invetech公司和美国Organovo公司合作，尝试以活体细胞为“墨水”打印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医学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

二、3D打印所需的关键技术

3D打印需要依托多个学科领域的尖端技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信息技术方面，要有先进的设计软件及数字化工具，辅助设计人员制作出产品的三维数字模型，并且根据模型自动识别出打印的几道工序，以方便自动控制打印器材的走向。

其次，在精密机械方面，3D打印以“每层的叠加”为工作方式，因此，要生产高精度的产品，必须对打印设备的精准程度、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以确保叠加后的效果能符合人们的预期。

再次，在材料科学方面，用于3D打印的原材料比较特殊，要求必须能够液态化、粉末化和丝化，在打印完成后又能重新结合起来，这一过程对于原材料具有合格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方面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三、我国3D打印技术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3D打印技术的研发，初步取得成效。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在3D打印设备制造技术、3D打印材料技术、3D设计与成型软件开发、3D打印工业应用研究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的突破。其中，激光直接加工金属技术发展较快，已基本满足特种零部件的机械性能，有望率先应用于航天、航空设备制造；生物细胞3D打印技术取得显著进展，已可以制造立体的模拟生物组织，为我国生物、医学领域尖端科学研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而高校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通过专利授予和技术入股等方式成立公司，加快了3D打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目前，国内涌现出数十家3D打印制造设备与服务企业，已初步形成小规模的产业市场。3D打印产业正成为投资热点。不少原来从事数字化技术、材料技术、精密机械技术的企业纷纷考虑投资开发3D打印设备生产和服务。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3D打印设备拥有国。

当然，目前我国3D打印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些影响3D打印产业快速发展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宏观规划和引导。3D打印技术涉及的各大领域，也属于新能源新技术的研发行列中年，但在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智能制造业、进入创新型国家的相关规划中，对3D打印这一交叉学科的技术总体规划与重视不够。其次，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显得不足。我国虽已有几家企业能自主制造3D打印设备，但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研发力量不足。在加工流程稳定性、工件支撑材料生成和处理、部分特种材料的制备技术等诸多具体环节，存在缺陷，难以完全满足制造的需求。

四、3D打印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3D打印技术将淘汰传统生产线，缩短制作周期，大大减少生产废料，所需原材料用量即将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一技术在节约成本，提高制作精密度的基础上，还弥补了传统制造的诸多不足。它将在民用市场迅速推广，开启制造业的新的历史开端，并同时为印刷工业带来机遇。

随着智能制造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新的材料技术、控制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不断被广泛应用在制造業领域，3D打印技术也将被推动式地发展。将来，3D打印技术的发展将体现出通用化、智能化和精密化等主要的趋势。3D打印技术的速度和尺寸在不断提高，其技术在不断优化，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展，特别在图形艺术领域，三维模型能够更好地将制作者的想法意图表达出来。一张图可以胜于成百上千个文字的描述。专业人士坚信，个性化或定制化的3D打印可以将一个所想象的三维模型很快呈现在眼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增长的幅度将超出人们的想象。总之，3D打印技术将会极大地改变社会各种应用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刘欣灵.3D打印机及其工作原理[J].网络与信息，2012，（2）.

2.王灿才.3D打印的发展现状分析[J].丝网印刷，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