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共11篇）

1.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一

[内容提要]本文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电视广告对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电视广告通过传播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生活方式等潜在的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行为准则，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电视广告传播的作用包括两层含义：狭义地讲，指具有劝导和说服目的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对象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通常指电视广告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广告主的意图，即告知消费者其产品(或服务)的差异性、优异性及独特性，能够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并敦促消费者正视产品所提供的利益及形象，让消费者正确而快乐地购买并使用产品;广义地讲，指电视广告传播对社会和受众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包括有意识无意识的、直接的间接的、显现的潜在的影响和效果。

也就是说，电视广告传播具有明确而强烈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既是商业的，又是文化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尤其在今天，广告的作用已不限于物质、商业的经济领域，它对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讨论电视广告传播对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所谓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头脑中有关价值追求的观念，它是人们以往生活实践经验和知识的凝聚和升华。从内容上看，它是指人们心中一系列特殊的“观念”，包括对各方面的信念(即人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仰(即将信念上升为一种最高力量和最高价值的崇拜与追求)、理想(人们按照信仰的东西来设想未来，把它变成努力实现的目标)。三者合在一起为广义的信念。从其外部功能看，价值观念是在人们选择取舍过程中，起着内心导向机制、评价标准作用的观念。凡是人们在进行评价、在对事物表达一定的态度时，其内心深处就启动着价值观念的运转和操作。

电视广告一方面传递商业信息，同时还传递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生活方式等潜在的文化信息。即电视广告不仅通过传递商品信息，引导消费和改变需求，促使受众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情趣，而且，通过传播先进、文明的生活观念和消费文化，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们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在精神上理解产品，鉴赏产品，陶冶生活，美化生活。它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行为准则，影响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电视广告在传播过程中涉及的思想、意识、观念、道德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通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在精神上情感上意会默认，思想就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一、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

电视广告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能够有效地推销产品和劳务，而且，体现在它能成功地倡导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并促进人类进步。?

日本电通公司为国际牌脚踏车推出的“兄弟篇”广告，很鼓舞小朋友，也令父母倍受感召。画面是两个小家伙在野外学骑车，摔倒了再爬起来，伴随着童谣般的歌词，像小溪一样流入孩子们的心田：亮晶晶的脚踏车/还不能载着我的小弟弟/不可以哭呀/不可以放弃/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再试一次/是男孩的话/跌倒了便该自己爬起来再一次再一次/纵使擦破皮受了伤/亮晶晶的脚踏车/也一定会载动我的小弟弟。旁白是：“请送给小战士们国际牌脚踏车”。仿佛是给上前线的战士装备武器，加油鼓劲，很鼓舞士气。?

在多数人都拥有过“脚踏车的童年”，从第一次会骑，到骑着上街、骑到郊外，人生自此渐渐扩展，以后小孩变成父母，同样给自己的孩子买脚踏车，定会想起顽强的童年。广告所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受众的社会心理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TBWA李岱艾广告公司为“圆梦”慈善中心创作的《山姆篇》广告，获’98戛纳奖。以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形式，倡导自信的生活理念。山姆患了白血病，“圆梦”中心的工作就是帮助患有绝症的孩子战胜病魔，面对现实。像山姆这样的孩子需要鼓励和朋友。山姆化疗后头发全部脱落，当他重返学校时，显得很羞怯、胆小、不自信，一进教室令他意外与感动的是，所有的同学都站起来并把帽子脱掉――原来他们都剃成了光头。山姆为同学们的爱心所激励，增添了学习和生活的勇气。观众也从这一充满爱心、充满自信的故事中受到感染。

中央电视台曾经推出的公益广告“榜上无名，脚下有路”，针对高考落榜生的心态，籍由李时珍不因考场失意而自暴自弃，而是潜心钻研中医中药，著书立说，终于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科学家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人生道路的真谛。广告没有停留在劝慰落榜生不要气馁的思想层面，而是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从新的角度切入，启迪落榜生登高望远，考试失利不等于人生失败，引导他们迈向正确的人生之路。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多少“榜上无名”者，获得鼓舞和勇气，告别自卑和彷徨，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重塑自我。?

经验证明，以公益广告的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对于增进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促进受众关注、认识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解决，具有明显的效果。?

2.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二

思想意识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内容, 它体现着文化的主导方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不同的思想意识观念共同组成的, 在相互补充包容的基础上共同产生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思想上主要有儒、道、墨、法等, 秦朝在学术上出现了“焚书坑儒”, 汉代又有“罢黔百家, 独尊儒术”, 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稳定,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由道家、儒家、和佛教思想相补充统一。其中, 儒家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观念, 儒家的礼乐文化也成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推动力, 儒家强调“和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价值原则。这种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带来巨大影响, 而且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 这也成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的差别之所在。

二、中、西观念下声乐教育差异

当前,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中西文化之间不断碰撞, 新的形势下声乐教育也在不断改变。回顾中国改革后的声乐教育, 虽然有一些成绩, 但是仅仅在技法上不断改变是不能长久的, 应该从文化整体意义上考量声乐教育。声乐教育不仅是一种特殊嗓音的开发, 更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强调“天人合一”。注重艺术与周围其它因素的协调, 中国的艺术注重整体性、直觉性、实用性。这也形成了传统声乐艺术注重直觉性、诗性、整体表演、创作与教学的倾向。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差别很大, 西方艺术是从自然科学中演变而来, 注重逻辑的分析与推理, 阐述方式上十分理性。

在中国, 传统声乐艺术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将艺术传承下去, 声乐不确定记谱为声乐表演和创造带来了很大的创新空间, 艺术家表演时可以更具具体的情景和情感稍作改变。曲子是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重要表现方式。曲子是历史上广泛用于填词的民间常用曲调。民间艺人在传统曲子的基础上更具当地生活状况、方言发音对曲子不断改变和创造, 有时同一首曲子有多种唱腔和唱法。

然而, 中国传统的这种传承方式和思维模式不适合当下对音乐的分析、概括和应用是有一定的阻碍的。中国古代对科学技术是相当不屑一顾的, 《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 “不于士齿”,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 杀”。中国传统对人文科学比较重视, 直觉经验, 直观情感是中国艺术富有感染力的原因所在。但是这并不适合对音乐原理和艺术规律的把握, 同时在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声乐艺术在有些方面是十分具有规律性和科学性的。例如声带的激发方式。西方声乐理论分“重机”和“轻机”或称“胸声”和“头声”。《乐府传声·轻色之法》中记载:“重者, 按奈其喉, 声在喉之下一面, 吐字平实沈著之谓也。”在传统声乐中称之为“真声”或“阳调”。《乐府传声·轻色之法》中也写道:“轻者, 松放其喉, 声在喉之上一面, 吐字较圆。”在传统声乐中称“假声”或“阴调”。唐朝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对发声提出了一些要求:“善歌者必先调其气, 自氮氯脐间出;至喉乃噎其词, 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 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他指出, 优秀的歌手, 应该能够对呼吸进行控制, 让气息充足的从腹部发出, 这样气息到了喉部才能发出圆润的声音。学歌者如果能够很好的掌握发声方法, 自然而然可以长出如同行云流水般的清澈灵动的乐音。总之, 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声乐理论中可以发现, 抽象的经验性的成分比较多, 同时从实践中的经验性总结也很多, 这些是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

西方声乐教学是严密的有组织的教授方式, 逻辑思维是西方声乐教育和西方艺术的主要思维模式。尤其是嗓音机的开发, 从中发展为声乐艺术。在罗马, 公元4世纪建立了第一所正规的圣咏学校, 有专业的发声训练和音乐理论。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帮助学员克服演唱过程中的困难。西方歌剧的兴起为音乐演唱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演唱技巧上对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和挑剔。也正因如此美声唱法以及歌唱教学应运而生。美声唱法随即在欧洲十分流行, 逐渐成为歌剧演唱中必备的唱法, 在欧洲影响深远。“美声唱法”被世人称为“科学的歌唱方法”。“嗓音之父”曼奴埃勒·加西亚在1855年发明了喉镜, 科学家们对声乐艺术和人体的发声器官产生研究的兴趣。在这一领域引起了不同学科的重视, 例如生理学家、语言学家、声学家以及医生, 他们用科学技术对声乐进行研究, 也同时对发声的机理与技巧广泛研究, 对声乐教育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至此, 声乐不再依靠经验来传承。西方声乐教学史上另一次重要改变是加西亚的器官教学法 (通过对器官位置、功能的认识, 而有意识地调节发声器官的部分与活动, 以实现符合生理现象的最佳发声要求) , 这种教学模式是比较科学和完备的教学体系, 推动了欧洲歌剧和美声的发展, 将声乐教学的科学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总之, 中西方声乐艺术受到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很大, 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是声乐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正确的理解中西方的观念, 从中找到二者的优势并且进行综合, 最终将声乐艺术更好的传承下去。

三、发扬传统音乐教育的人文精神

自周代起, 礼乐就是传统音乐教育的主体, 主要实施“六艺之教”。主要通过音乐教育来强化礼教观念, 从行为到内心, 观念与情感相互统一契合一致。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 观念、政治、社会文化都在革新, 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制度衰微, 音乐教育逐步倾向于传授技艺, 而显有对学生礼仪方面的传授, 因此音乐更加倾向于供人们赏玩, 成为奢靡、腐化的事物。孔子创办音乐教育, 他将古人的文化传统融入音乐中, 并加之当时的社会、政治特点, 将《诗》作为音乐教育的模板, 修订后对其配乐, 以此作为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到“孔子以诗、书、乐教, 弟子三千焉。”由于孔子的努力, 建立了当时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以礼乐为学习重点的私学。这也改变了西周的乐教传统, 音乐教育以人的品德作为前提, 技艺与人的情感相辅相成, 从乐曲声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可以祛除音乐中的靡靡之音和淫秽之音, 取而代之的是气势宏大、情感平和的治世之音。音乐变为统治者对人思想统一规划的有利方式, 也就阻碍了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与蔓延。从而也开启了中华民族以育人为目的的音乐教育。

儒家学说中注重和谐统一, “和”的范畴强调矛盾统一, 事物内部有对立的因素但是又能够统一最终和谐。这些思想对中国音乐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儒家提倡恬静淡雅的中和之乐。季札在鲁国观乐新作的音乐评论中“以乐而, 哀而伤”反映出“和”的音乐审美观。除此以外《国语、同浩下》中己建立了“声和-心和-人和-致和”的审美模式, 明末琴家徐上壕也提出了“吾复求其所以和者三, 曰弦与指合, 指与音合, 音与意合, 而合至矣”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传统艺术在追求技艺和情感过程中的审美偏向, “和”的范畴就是将这些因素统一起来, 使得音乐变得更加丰富和具有灵魂, 同时也形成了中国艺术最求的最高境界即和谐美。

如今, 人们的观念似乎已经更不上科学的发展, “一门学科, 不再是定义和结论的集合, 而是科学研究本身, 其理论和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研究的进展而处于永远的变动之中。”美国学者米·杜夫海纳曾提出了“超学科或统一学科的研究模式, 即打破学科界限, 拓宽研究视野, 追求建立于共同的基础或意识之上的全景把握。”科学的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与节奏, 因此针对传统的艺术形式在教育和传承中更应该积极调整思维和学习模式, 合理利用资源, 不断学习整合新的有利的方式, 这样才能让艺术更加具有生命力。

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可以发现, 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将艺术与精神很好的体现。这是中国声乐艺术的优势, 也是现代教育十分重视的部分。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 富有感染力, 是因为艺术中蕴含了人的情感和人的生命意志。音乐教育不仅是技法的传授更需要传承精神。在1988年元月法国巴黎召开的有75位国际诺贝尔获得者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宣言中曾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在提出音乐实践应该以人为本, 从音乐中体现礼, 注意人的品格修养和道德涵养。然而, 中国当下的声乐艺术教育还停留在对声乐技巧传授的方式上。尤其是对声乐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少有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专业的声乐学生应该深入了解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西方哲学、西方艺术史、西方美学、西方文化史、东方哲学、东方艺术史、世界文化史、音乐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如果单从技艺上学习, 容易沦为工匠而不是有精神的音乐人。如果只学技艺而忽视人文科学, 容易在音乐道路上重模仿、轻创造, 这与中华传统艺术精神相背离。中国的文化思想渊源流长, 这是中国声乐教育的优势, 我们应该利用有利资源, 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摘要：音乐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收到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儒道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影响下, 声乐教育差异很大。中国的声乐教育在不断的改革, 声乐教育应该结合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观念, 将历史、文化等融入技法的教育中。

关键词：文化观念,声乐教育,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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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海林.美育与音乐教育的若干理论问题[J].音乐研究, 19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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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美学的观念对当代版画的影响 篇三

一、传统美学的概念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关于绘画“意境”是最高的审美准则，“意境”包括了“意”和“境”。这种景象融合的境界蕴含着无穷无尽的韵味，被称为“言外之味”和“弦外之响”，达到超越物化层面之上不受现实羁绊的精神，传统美学认为虽然不能离开形，但美的本质却不在于形而在于神。因此，中国传统艺术对美的追求是由形入神，以形传神。中国的绘画、建筑、书法、音乐、诗歌等艺术均是被看作是对物的表达，这些艺术形式要表达，追求的是传神，住进不仅仅满足于形式的华丽，感官的愉悦，而误入到其内在的意蕴。

二、传统美学观的形式

中国人独特的感知方式，终极的美学价值和对艺术的形而上学的态度三者共同塑造了一种“艺术文化”体制，决定了中国艺术基本美学和民族特色。

中国当代版画是中国当代美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又近代美术而来，虽然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引起，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陈师曾、何香凝、李叔同、高剑父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到日本留学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的徐悲鸿、林风眠等直接去欧洲留学的现象，这是国人文化艺术心里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被动转向成熟的信号。这一现象带来新的感知方式和文化新见解。

（一）受儒、道、禅的主要美学思想的影响

儒家学说讲求“中和”之美以父系与君全安邦治国；道家则提倡的是非人工的“自然之美”提倡母性之美；佛学对中国传统审美的影响，则在中国人的审美哲学中让我们认识到死亡和寂灭，认识到生命是一个问题，这种意识在中国文艺中导致他的哲理追求，对传统美学的另一影响是“冲淡”和“禅味”。

（二）传统美学在古代版画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刻与印的痕迹相当远古，早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上就曾发现手不同印记，后世的石刻、玉雕、墓室壁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刻印技术，逐渐形成成熟的木刻版画。表现内容也由原来的巫术信仰题材转到佛教题材，使木刻版画的技术得到一定提高。宋代，木刻版画中出现了山水，表达当时人们对山水画的审美意趣。

三、传统美学对中国当代版画作品的影响

（一）传统美学的整体体现

90年代活跃于版画坛的大多是60、70年代出生的年轻版画家版画界把这一时期称转型期。当今是信息的时代，中国政治的开放，各种西方美学理论的入侵，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使他们处于矛盾的极点，又想挣脱出来，这一时期的版画家，经历“85新潮美术”的洗练，创作主体的观念发生转变，过多因素制约的主流文化的权威性日渐衰微，思想界的文化建树又远远弱于文化批判，精神家园的失缺使他们的思想游移不定，于是，他们的思绪从纷乱复杂的精神世界走向真诚的个体生命世界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而不是纵向的与外在联系，探索个体存在的文图。

（二）个体创作中所流露的传统审美思维方式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是视觉革命、语境变异的转型期，此期崛起了一批青年版画家观念新、勇于变革，他们对以往版画的表现生活、开掘主题以无兴趣，更注重生命体验、理性追求与技艺探索，力图突破以往版画视觉方式与图式结构，从传统的造型体系与色彩模式中脱出，而实现跨文化跨语系的整合、创造。虽然有些作品留有西方现代艺术的痕迹，但在整体上使中国版画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

1、现实主义

当代中国版画，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创作的主流，创作者面向生活，表现生活的方方面面。

2、转型时期中西文化的结合

在许多当代版画作品中媒材的丰富性与技法的不断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中西方文化在世纪之交的频繁交流，艺术语言全球化，中国的版画中西合璧使作品逐渐走向成熟。

3、重拾写意精神

写意精神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也是中国艺术独有的特色。虽然中国版画发展的历程坎坷，但是中国本土的版画家逐渐意识到要在世界版画上立足长久就必须做到能代表自己的版画艺术写意精神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版画家重拾自己艺术标志的选择。

（三）当代版画的创作群体

任何的艺术行为都是有创作主体产生的，今天中国当代版画的创作群体主要集中在各地艺术院校师生群中，另外一小部分在各地的文联，群艺馆、画院等机构或者是职业艺术家。在一册当代中美画册的版画分册中，有这样的注序：“从来稿情况来看，作者80%是中国各大美术院校的老师或从事专业研究的创作人员，其余的部分为画院、群艺馆、美协、部队创作室等专业机构的美术工作者，也有一部分职业画家的作品。作品作者的机构也就体现了我国美术界的客观现状。因此，很明显地看出中国艺术作者的群体大部分集中在各大院校，从侧面看出版画的普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剔除不去的东方情节

传统文化是艺术家们乐于表达的东西，他毕竟满载着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与我们文化积淀的博大精深、水印木刻，也是当代版画中出现又独具本土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云南版画家郝平，江苏版画家陈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传统木刻技法的独到之处，这从他们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当代版画创作主体和作品对传统美学成分的分析，都充分的说明当代版画中国元素的存在，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久远的历史积淀，时代不断变迁，文化也随之升华与淘汰，传统文化也随时代转变而更新，但是传统的精髓部分也是种流传下来并继承下去。

四、传统审美在当代版画中的延续

当代艺术语境正趋于国际化与多元化，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鉴与结合，使得艺术地区之间、流派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当然，全球文化交流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引进了科技含量较高的制作、技术和设备，使理论体系和制作媒介与语言都更加丰富独特。但是中国当代版画艺术只有形成自己的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才能在当代艺术全球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艺术环境中不被淹没，所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当代版画体系是这一阶段最终的选择。有幸的是许多版画家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在当代版华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传承古代几千年的文化精髓，本身就在世界意识文化之林独特鲜明，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其次，中国当代审美体系可以说是传统审美发展的延续，传统审美方式是审美的根基与源泉，在此基础上当代审美才能接受外来文化，结合自己发展的现状，而进行分析整理，并有选择的合理吸收，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补充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独有的特色和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艺术体系。

4.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四

加入WTO，将进一步引发国人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如促使多元思维、公平竞争观念形成，自由平等意识深入人心，人本精神得以光大。但我们的思想观念与WTO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在观念创新上应完成从封闭到开放、从单向到多维、从守业到开拓、从经验到科学的`四个转变，以使我们缩短与WTO的差距，更快地融入WTO。

作 者：赵萍 石红霞 作者单位：赵萍(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党校,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石红霞(齐齐哈尔市技工学校,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5.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五

中国文化最大特点，就是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所谓“尽善尽美”道尽此中秘密。中国人抱着善意、融洽、欣赏的态度与万物相处，甚至把自己投入自然中，天地之心即我心，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合二为一的。其间没有冲突，没有敌意，便没有征服的意念。中国学问没有纯粹的知识论，而是人生论与修养论，偏向自然精神，所谓天地正气，浩然之气。中国文化，贯穿着一个道德的观念，通体浑然统一，自成一体系，道德的涵盖，使知识极难分门别类，此亦是科学始终难以发展的原因。而在西方，人与自然不是合一而是对立的。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分析、研究，造成了知识的增进，理性的发达，到十九世纪而有所谓科学万能的时代，从而也导致了今日人类生存环境之危机，在此不必详论。

艺术是反映时代社会的，但艺术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性的反应;一种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于它所反映的现实，会发生推动，助成作用，因而它无意义，常决定于被反映的现实的意义。开始的现代艺术，它是顺承两次世界大战反西班牙内战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来的。绝望的感受，此类艺术不为一般人所接受，只用来支持自己的现实生存和对将来的希望。中国画，则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社会，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纯洁。这是反省性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现实犹如火上烧油。反省性的反映，则犹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人类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现代人假使能欣赏到中国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疾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

中国文化、艺术上的精神平静，应当是来自个人内心的反省，由内心的反省，暂时从外界的喧扰，束缚中摆脱出来，使心地归于清明，宁静以清明宁静之心，谛观外界的事物，而赋与以新的评价与方向。

中国画与西方绘画是两种不同的绘画体系，无论是从观念还是技巧上，各有其自身发展高度。

“五·四”以来一些学了一点写实技艺的美术家，引进西方的“写实”绘画理论以后，对中国文化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用西方学院派的美术理论来看中国画，当然是既不符合透视，也不符合解剖，总而言之，就是极不“写实”。殊不知西方古典油画和中国文人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体系。单从绘画材料和技法来说两者就有极大的区别.中国的笔墨宣纸限制了画家将写实主义推向极致。用油画的写实标准来衡量中国文人画的成就，是极其荒谬的。同理没有中国文化，中国审美情趣为创作前提，而只用中国材料，工具画出来的画亦不能称之为中国画。这好比许多人追求的所谓与世界艺术接轨，全球化的部分现代水墨。首先我难以接受现代水墨的题材，画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只许在以 “性欲”为内容的“潜意识”上立艺术根基，与意识及良心层完全隔断，而使“性欲”垄断突出。这即是他们眼中的创新，因为以前的中国画里没有此种题材。最关键的是现代水墨的笔墨，已完全革了毛笔的命。因为这些人学画都从素描入手进而以油画为主，没有从小拿毛笔的训练，更谈不上对书法线条的理解，没有对毛笔的掌控能力，只能使他们拿着毛笔当油画笔用，胡涂乱抹，没有半点质量。或许这样的画不能称之为中国画，这些画家也不愿将自己列为国画家之列。转而追求全球化一元化的艺术，其作品也无民族性，急进的新奇，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的危境。

我所了解的中国画最伟大之处在于中国画之人文主义精神。虽然中国画中也存在着种种腐旧的习气，但人文主义精神却是我们应该着力继承发扬之所在。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应该以一个新人文主义思想为根基。新人文主义一样是从人出发，而不排斥知识科技，而是以一个新价值观念为前导，来发展中国绘画。中西艺术的精神，与其精神的来源，有了理性的认识，才能批判地接受并发扬创造。不因循守旧，不随波逐流是当代中国画家必备的认知。

6.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六

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1时16分来源:《求是》作者:卢展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地方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根本指针。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到，地方党委贯彻这一精神，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握大局，集聚合力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是我们各项工作的行动依据。地方党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自觉地把地方的发展作为全国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坚决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是加快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福建省委强调：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立足服务祖国统一大业，认真研究福建省和福建各地的发展定位和作为空间。各级党委都要善于在总揽全局的前提下，协调各方，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主要职责放在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上。一是要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省委把推动经济立法，加快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作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战略部署的保证。二是要正确处理好省委和省政府的关系。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省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党委支持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管理好经济社会事务。三是要加强信用建设，大力推动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的互促共进，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的相辅相成，全面建设诚信公平的市场环境。四是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为经济建设选配和推荐干部，切实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公认、政绩突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在全党全社会倡导发展意识、集聚发展合力、营造发展氛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多方力量参与经济建设，形成风正气顺、人和业兴的社会环境。一是凝聚起班子的合力。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要紧密团结，加强协作，形成对经济工作的共识，拧成共抓经济工作的一股绳。二是凝聚起上下的合力。各级各部门要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突破行政区域观念，在服从服务大局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努力做到上下一致，共同推进。三是凝聚起干群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最活跃、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树立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干群一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四是凝聚起海内外的合力。加强同港澳侨台的合作，充分发挥港澳侨台的作用，调动、凝聚和发挥海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是福建发展的独特优势，也是福建经济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二、遵循规律，提高水平

认识和把握规律，按社会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是加强和改善党委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但是实践无止境，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认识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何况我们对市场经济某些方面的认识还不够自觉。我们一定要深刻汲取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而事与愿违的历史教训，更加自觉地认识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以不断提高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只有牢牢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大起大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要在过去实践的基础上，解决发展的新难题、开创发展的新局面；不是要拉平补齐、限制发展，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把握规律，必须强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重要战略机遇期“两个观念”，从国情省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推动发展。既要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千万不要讲得多、做得少，讲得好、做得差，讲得到、做不到。承诺要有诚、有信，有度、有效。任何超越发展阶段的承诺，都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更加突显。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未雨绸缪，正确应对，超前谋划，妥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实践中，我们在有的时候、有些方面，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不够理想，往往与我们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条件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经济活动瞬息万变。我们要看到变化、看清变化、了解变化、研究变化、顺应变化。应对各种变化的关键是创新。创新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的本质是尊重科学、尊重规律，以科学精神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乱想蛮干。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有时按惯例办事最简单、最方便，但什么事情都按惯例来办是不行的。有的惯例已经过时，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如果仍然率由旧章，必然带来失误。总之，我们要把创新热情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把尊重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在发展中强化创新，在创新中推动发展。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实践中认识和把握经济规律，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这是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要始终注意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开拓创新、谋求发展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的创新潜能，让他们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更好地推动改革与发展。

三、讲究方法，注重运作

坚持两点论，避免片面性。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进行比较、反复、交换，研究分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错综复杂的现象和矛盾中抓住根本，找出规律，把握方向，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作出正确的决策。比如，不要一讲统筹，就放松发展；一强调发展，就忽视统筹。科

学发展观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要求在发展中统筹，在统筹中发展。又如，不要一讲宏观调控就以为是单纯的压，其实宏观调控是有保有压、有抑有扬，既带来一定的压力，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领导干部如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势必重蹈搞“一刀切”等简单行政命令的覆辙。

坚持政策的连续稳定，避免间断反复。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政策多变。福建省委近年来一直强调，“已有的政策不改变，新的政策不断线”。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路、政策和举措，就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因换了领导而改变，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坚持重点突破，避免事无巨细。党委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要把时间、精力放到改革那些影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上，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抓好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上，放到抓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上。重点难点得到了突破，其他各项工作就能全面展开、全面推进。

坚持务实落实，避免只说不干。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战略部署，必须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以项目带动为抓手，把对全局的要求具体化为对各个局部的要求，把对面上的要求具体化为对每个单位的要求，把对群体的要求具体化为对个体的要求，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地抓好，真正做到少说多做、说到做到、说好做好。

中央的大政方针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委政府说过的话要算数，制定的政策、承诺的事情要兑现。群众不在乎我们说了多少，而在乎我们说过之后是不是努力做到，切忌讲得全做不到，讲得好做不好。抓落实需要实际运作，运作不是照抄上级的文件，不是重复领导的讲话，而是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立足实际、脚踏实地、着力实干、务求实效，这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我们的决策定一项是一项，项项算数；我们的工作干一件成一件，件件落实，我们就能够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形成谋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就能够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四、强化责任，勇于负责

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有了责任意识，才会有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做到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攻坚克难，主动迎接挑战；有了责任意识，才会努力学习，提高水平，不断适应新情况，不断提高认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有了责任心，才会增强事业心，保持平常心，全心全意干事业；有了责任意识，才会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抓任何工作，都需要这样一大批勇于负责、敢于负责、善于负责、能够负责的干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领导干部负责任到什么程度，发展的困难就能解决到什么程度，经济建设就能推进到什么程度。

讲责任，最核心的是对发展大局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想负责、想干事这是好的，但如果不是围绕中心、围绕发展大局做工作，就可能起副作用甚至反作用。我们做每一项工作，都要想想对全局是不是有好处，对人民群众是不是有好处。如果总是想着自己出名、对自己有利，明明对的不敢坚持、不敢冒风险，明明错的不敢反对，那肯定要出问题。要切实对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负起责任，为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尽到责任，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

来，把实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这既是对大局负责，也是对人民群众负责。

讲责任，最根本的就是要履行职责、有所作为。有位就有职，有职就有责。领导干部首先要立足本职、弄清职责，认真履职、切实尽责，把职责赋予的分内事情做好。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开动脑筋，创新举措，解决困难，有所突破，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去推动工作。

讲责任，最重要的是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普通群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责任更加重大。提高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做好，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坚决不做。

讲责任，最关键的是要做到责任和权力的统一。有权必有责，权大责任大。有不少同志看重“权力”，却没有看到“权力”的另一面是“责任”，没有看到权力的增加意味着责任的增加、风险的加大和要求的提高。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早做研究，积极处理，不上交矛盾，不推卸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我们讲这样那样的制度建设，首先是责任制的建设；我们讲这样那样的工作落实，首先是责任制的落实；我们讲这样那样的执政能力增强，首先是执政责任制的增强。要建立起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方方面面共同负责的责任制。要把经济发展、经济工作中的责任层层分解细化，落实到单位，落实到具体责任人。要建立健全选拔、评价干部的责任机制，把有责任心、勇于负责、能够负责的干部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岗位上来。对极少数不干事、不负责的干部要坚决采取措施，追究责任。

近年来，福建省委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推动工作的形象、以主要精力去推动工作的形象、能够带领干部群众去推动工作的形象、干部群众愿意跟着你去推动工作的形象，讲的就是领导干部要履行职责、有所作为。责任意识，说到底，就是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此，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倍加珍惜多年来形成的发展合力、发展环境、发展动力，倍加珍惜干部群众致力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倍加珍惜人民群众用心血和汗水培育出来的改革发展成果，坚定信心，开拓奋进，进一步形成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7.论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观念的影响 篇七

根据加德纳的智能理论, 人类至少拥有九种智能:即语言智能 (verbal/linguistic) , 数理、逻辑智能 (mathematical/logical) , 视觉、空间智能 (visual/spatial) , 身体、运动智能 (body/kinesthetic) , 音乐、节奏智能 (musical/rhythmic) , 人际交往智能 (interpersonal) , 以及自我认识的智能 (intrapersonal) , 自然观察者 (naturalist) 智能和存在 (existential) 智能。这九种基本智能彼此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 各种智能由不同的核心能力所组成, 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和发挥。每个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九种智能, 只是每种智能发挥的程度不同或者各种智能之间的组合不同, 使得每个人的学习兴趣, 思考问题的方式,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一.多元智能理论的简要评价

目前, 有关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论研究不断涌现。这项理论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 扩展了智能的概念, 为我们提供了多维的看待智力问题的方法。它为学生发展提供了更为人道的评估体系, 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教学策略, 有利于营造一种激活个人潜能的文化环境, 如创造一个视觉化的学习环境、适当改变座位安排, 以激活学生空间智能等。多元智能理论是一个开放性、兼容性很强的体系, 提出的九种智能只是已经确证的, 但并没有穷尽人类所有的智能, 其理论研究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使得它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当然, 多元智能理论也遭到了批评, 有其不足之处。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多元智能理论缺乏有力的科学依据、充分的实证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加德纳混淆了才能 (talent) 、能力 (ability) 和智能 (intelligence) 等概念, 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质疑, 包括多元智能理论当前及未来的理论价值、研究方向等;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于实践易产生忽视基础知识教学、智力开发表面化、评价难以操作等问题。

二.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观念的影响

尽管多元智能理论还只是一个理论框架或构想, 但这一理论的问世, 的确引起了全世界心理学界和教育界的极大关注。对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 转变了人们对教育功能和发展目标的看法, 更新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为制定课程改革、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奠定了理论基础。

1. 树立自信乐观的学生观。

传统智力观认为人的智力有高低之别, 从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多元智能理论认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智能结构, 教育应从每个学生不同的智能结构出发, 选择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学校里不存在所谓的“差生”, 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优势智能领域, 全体学生都是各具智能特点的人才。因此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要彻底抛弃单纯注重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的价值取向, 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智能类型的学生, 相信、尊重每一位学生, 善于、乐于挖掘每一位学生的智力强项。多元智能理论不只是判断学生的短处和弱势智能领域, 更重要的是确认学生的长处和优势智能领域, 促进其优势智能领域最大限度的发展, 并把优势智能领域的特点迁移到弱势智能领域, 使其弱势智能领域得到尽可能的弥补, 以便形成强弱互补, 协调发展。

2. 树立多样化的教学观。

我们的学校教育, 往往忽视甚至视而不见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学中往往采取“教师教, 学生学”的一统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观的指导下, 本来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活动变得枯燥乏味, 学生厌学、逃学也就不难解释了。然而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 虽然每个个体都同时拥有多种智能, 但是这些智能在个体身上却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在一起, 因而个体之间也就相应地存在着差异。有的学生学习困难是由于没有有效运用学习策略所致;还有一部分学习困难学生, 他们拥有学习策略的知识, 只是没有被激活而在学习中实际使用而已。既然个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则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智能类型、不同的需要、学习风格或兴趣等, 创设形式多样的、能够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充分发展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 促进学生各项智能的全面发展。

3. 树立灵活多样的评价观。

我们以往的学校教育, 单纯依靠标准化的纸笔测验测量来考察教学效果, 评价只注重学业智力, 特别是语文智力和数理逻辑智力两种, 对其他智力诸如社交智力、实际生活智力、自我认识智力等等均有所忽略。这种评价实际上是过分强调了语言智能和逻辑、数学智能, 否定了其它同样为社会所需要的智能, 使学生身上的许多重要潜能得不到确认和开发。其结果是, 所培养的学生的智能是残缺不全的。多元智能理论对传统的标准化智能测验和学生成绩考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根据多元智能理论, 智能的测验必须通过多元渠道, 采取多元形式, 在不同的实际生活和学习情境下进行;教师应从多方面观察、记录、分析和了解每个学生的优点和弱点, 对学习者采用多元化的过程性、形成性评价。

多元智能理论给教育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启示。它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创新的科学论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元智能理论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的观点和做法, 为当今世界教育教学改革和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也促使教师认识并尝试扩展其他的教学策略或技巧, 提供并建构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适应不同智能的学生学习, 以引导其天赋的潜能获得最佳发展的机会, 有利学生日后的继续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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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兵.多元智能理论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启示—基于“因材施教”的一些思考.中国电力教育.2008, 9 (121)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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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淑玲.多元智力理论对课堂教学的启示.中国科技信息.2005, (22) :66-68.

8.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八

一、苏联的劳动教育

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就發表了一篇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的文章，阐明苏联学校中劳动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并论述了劳动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意义，以此向全中国人民宣传苏联的劳动观念。

苏联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其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幸福和文明的基础。苏联共产党把劳动看成是苏联人民有觉悟以及政治思想成熟的标志。

在苏联，教育和经济有直接的联系。苏联教育有个最显著的特点，它是构成国家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教育计划和人力培训是一回事情。整个教育系统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人力培训网，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劳动社会化。1970年以后，苏联刊物上登载的许多文章指出，政府当局非常重视在校的职业指导和劳动教育以及就业安置工作。

1985年，在苏联的一份经教育部批准的文件中指出，工农业生产劳动以及服务性行业劳动是中学中、高年级学生的劳动课内容。低年级学生则参加如城乡公益劳动，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像采摘收获农作物果实等劳动量不大的劳动。文件指出，要使学生参加的劳动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性格，另外，所从事的劳动必须产生具体的效益，尽管这些效益不是很大，但必须是感觉得到的。从1986年9月1日开始，国家对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培训和职业定向训练的学校教师按月发给津贴补助。6至12个班规模的学校，每位教师的月补助金额为25卢布，13至29个班规模的学校，月补助金额为50卢布；30个教学班以上的学校的教师，则可领到80卢布的补贴。直接领导和指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的教师或教育行政人员还可以另外获得一定金额的报酬。苏联有关部门还对劳动课的劳动设备，安全设备等作出相应的规定，切实保护学生身体健康。另外还十分强调合理和节省地使用于劳动课方面的资金。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联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以及加强学生的课外劳动等。从小就培养苏联人民的劳动兴趣、树立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思想。使孩子们领悟到生产劳动是人们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需要，长大这后认识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苏联通过这种方式很好的在苏联人民身上普及和宣传劳动观念。透过劳动教育，从小抓起，不仅达到在全社会树立劳动光荣的目的，也提高了全民的劳动技能和水平，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初，通过发表此类文章来宣传苏联的劳动观念，号召国人学习苏联人民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的精神对我国劳动观念的普及和宣传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二、苏联妇女的劳动

苏联的劳动是一种全民的劳动，小学生，妇女等也都充斥在劳动的大军里，特别是妇女的劳动令人印象深刻！在当建国初期的我国国内也经常会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那种苏联妇女驾着拖拉机劳动的照片等，所以，阐述苏联妇女的劳动形象和事迹能够深刻地反映苏联的劳动观念对我国人民所产生的影响。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妇女生活与工作图片展览说明》，文章中介召了苏联的妇女对苏联的建设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苏联国家对待妇女的劳动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奠定了妇女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也彰显了妇女在劳动中的作用。人民日报通过刊载这样的文章向全中国宣传苏联妇女的劳动精神，苏联妇女的这种忘我的为建设祖国的劳动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劳动观念。

苏联人民在反对法西斯强盗的英勇斗争中，争得了创造性的劳动的可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完成了无比功勋的苏联人民，争得了空前的光荣。为了消灭敌人和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几百万苏联爱国妇女和全体人民共同在前线和游击队队伍中作战，在工厂和集体农场中劳动。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就曾这样的说过：“苏维埃政权所创造的事业，只有当全国的妇女不是数百个而是成千百万个参加的时候，才有可能向前推进。那时候，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是坚实的。那时候劳动者可以证明：他们能够生存，并且能够管理一切，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在工业部门中，十月革命以前，妇女在工业方面仅占百分之十三。而在五十年代妇女在苏联各种工业岗位中，已占有将近半数，苏联妇女有二十八万名充当工程师，技师和职工长，而在沙皇时代，当时总共只有六百个女工程师和女技师。在农业部门中，通过苏联妇女的积极奋斗，五十年代的苏联继续不断地提高农业经济，提高农作收获和发展畜产。集体农庄制度培养了优秀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女革新者和组织者，在当时，苏联有一万五千名妇女担任着集体农庄的主席，三十五万名女集体庄员领导着农耕队和畜牧场。，二十五万名妇女担任拖拉机队队长，拖拉机司机和收割机司机。据统计，妇女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1948年妇女占苏联国民经济中全部职工总数的47%，而1940年为38.4%。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女工和女职员的绝对数比1929年几乎增加了5倍。可以想像，在当时的苏联，妇女的劳动对全国上下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所认，我们可以认识到，苏联是我们建国之初建国的楷模，苏联的妇女尚且如此，更何况我国的人民呢？人民日报通过发表此类文章激励我国的劳动人民为建国而奋斗，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苏联的劳动观念和苏联劳动人民的劳动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人民。

结语

综上，建国之初，我们很好的学习了苏联的劳动观念，苏联的劳动观念和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苏联的劳动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劳动精神不断地激励着我国的人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断的努力拼博。

9.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九

提纲

一、讲政治、管大局，提升“三力”

二、长本领、提能力，实现“三增”

三、勇担当、善作为，铆足“三劲”

四、转作风、创业绩，务求“三实”

正文：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越是形势复杂、任务繁重，越要加强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完成目标任务提供根本保证。

一、讲政治、管大局，提升“三力”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落实抓经济工作的政治责任，大力提升组织力、执行力、保障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实落细落地。要加强组织力，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推动力量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多用心、大用力、准用人、严用责、强用制，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提高执行力，强化雷厉风行、马上就办意识，说了的事就要干、定了的事就要办，确保定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要强化保障力，巩固和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主动为基层排忧解难，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激发干部担当作为，巩固和发展全市良好的政治生态，更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二、长本领、提能力，实现“三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学习、勤读书，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新形势下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胜任地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要增长知识，以“补课赶考”的紧迫感，既要学习新理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活学活用、真学真用；又要学习新知识，掌握经济、政治、法律、金融、科技、历史、文化等，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提高专业素养，努力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要增加智慧，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善于用改革的方式、市场的手段、商业的逻辑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努力成为提高经济治理能力、优化经济治理方式的内行领导。要增强本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力实施党委（党组）会议“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一刻不停地提升统筹能力和驾驭能力，坚持系统论，用好重点论，遵守规律论，学会“弹钢琴”“牵牛鼻子”，注重“抓两头带中间”“抓重点带全局”，努力成为领导和推动经济工作的“门内汉”。

三、勇担当、善作为，铆足“三劲”

“志之难者，不在人胜，在自胜”。受疫情影响，今年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必须再加把劲。我们必须坚定必胜信心，发扬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用抓疫情防控的拼劲、狠劲、韧劲，擂响“催战鼓”，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狠劲。以“天塌下来我顶着”的豪气，敢想、敢做、敢担，建立领导领衔招商、包保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机制，以项目化、工程化、系统化的方式实打实、硬碰硬推进工作，形成任务、责任和时限清单，把各项工作落到关键点、薄弱点、时间点上去，绝不能做“太平官”“墙头草”“甩锅侠”。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目标确定了，任务明确了，就要保持一抓到底的执著精神，就要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意志，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一锤接着敲，一件接着一件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进，善始善终，务求实效，不达目的不罢休。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发展不等人，必须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甩开膀子加油干，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变“推着干”为“争着干”，既守土有责，更守土有方。

四、转作风、创业绩，务求“三实”

10.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十

掌握着巨大权力的领导人，他们终究还是人，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因此，当他们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决策会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了？在本文中的中国领导人，并不仅仅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领导人，还包括中国古代历代的皇帝，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同样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历程，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还有，本文中的健康也不仅仅是指生理上的健康，还有指心理上的健康。

先说秦始皇，他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人，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人，这样一个厉害的人，他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话：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单从这段话，很多人对秦始皇相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秦始皇有严重的鸡胸，鼻梁凹陷，眼球突出，说话声音怪声怪气像豹子叫声那样刺耳。也就是说，秦始皇就是个多病缠身的丑八怪，有生理缺陷，推论其心理也不健全，一副猥琐的坏人形象。不过，我们的千古一帝真是这样的形象吗？仔细再看司马迁这段记载，就会发现，司马迁在这段话的前面加了“缭曰”两个字，也就是说这是尉缭的话，并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所写的正文，甚至可以说这段话不是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当时的情况是，汉朝为了使天下承认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千方百计污蔑和丑化秦始皇，在当时的汉武帝的压迫下，司马迁不得不违心写上这段不实的内容，但为了不被认为自己写的资料有水分，特别在这段话的前面加上“缭曰”两个字，在《秦始皇本纪》中而不是尉缭的传记中却加上说明这是尉缭的话，意思就是告诉后人这并不是司马迁自己考证过的内容，只是尉缭的一句话而已。所以我们不能按这句话来判定秦始皇的形象。

我们可以从荆轲刺秦的事件中看出，秦始皇不但身体很好，而且武功高强。燕王派荆轲来行刺秦皇，足以说明荆轲实力不弱，但依然杀不了秦皇。而且荆轲的每一击，秦始皇都能躲开，不仅如此，秦始皇还拔剑还手，刺伤了荆轲。从这里可以表明，秦始皇确实武功高强。如果秦始皇身体没有那么好、武功也没有那么高强，那么他有可能在荆轲刺秦中死了，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秦始皇也很难完成他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秦始皇的身体健康才造就了秦国的霸业，开创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从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发展。不过，秦始皇并不是一直都身体健康，在他的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才使得他急于去寻找仙丹灵药、长生不老药。人总难以逃过一死，秦始皇也不例外。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关于他的死，有人认为是病死，也有人认为是被杀死的。不管如何，秦始皇的死彻底改变了秦朝的命运：秦二世胡亥继位，赵高专政，太子扶苏自杀等。这些都使得秦朝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作为第一个封建皇朝——秦朝，秦始皇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皇朝的发展，从秦朝统一中国到它的灭亡，秦始皇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它所在位的皇帝的健康状况也对清朝起到很大的作用。

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他为巩固清王朝统治做出了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所以，他还是有所贡献的皇帝。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身体每况愈下，后又染上了天花，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子刻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年仅24岁。这可谓是英年早逝，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清朝或许还能更加的强盛。顺治帝在年幼时就历经磨难，使得他身体不好，最后染上天花，这才结束了他的生命。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从这里可以看出，身体很好的的玄烨，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从这看出，身体健康的康熙使得他的雄才大略得以展现。智擒鳌拜，平定三藩，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大破准噶尔等等。如此众多的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很难完成的。玄烨活到69岁，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康熙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由此种种，可以看出康熙的养生之道使得他如此长寿，正因为他的长寿，才使得他完成许多重要的事，开创康乾盛世。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从雍正咽气那一分钟起，到自己咽气那一刻，弘历手握专制皇权64年，一天也没有与他人分享。乾隆在他在位六十年时，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但他依然掌控着清朝的政权。他一生身体健康，没有遇到大灾大病，享年89岁。正因为他长寿少病，他才能够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他的乾纲独断，严重压抑了民众甚至官僚阶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了同时也僵化了专制体制，给以后的发展制造了巨大障碍.他蛮不讲理地利用专制权力，对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使所有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消灭了任何不稳定的萌芽。所以，一个领导人不应该掌权太多年，乾隆掌握政权时间越久，他所建立的专制统治就更加的牢固。乾隆在位的时候，是清朝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也是清朝落后与世界的时候。乾隆固步自封，使得中国落后于世界，为中国之后被西方列强侵略打下了基础。

纵观清朝历史，就会发现不少皇子一出生就夭折，还有些活不过成年，所以要选择继承人，都从身体好的那些皇子中选择。所以，身体素质良好对政治生涯有着很大的作用。至于为什么这样，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清朝皇帝大多早婚、早育，皇后14、15岁就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质量较差。而且，清朝为了巩固皇权，就与王公大臣，满蒙贵族通婚，如慈禧的侄女作了皇后，这就是乱伦，所以生出的皇子都体弱多病。因此，要上当上领导人，首要的就是身体好。康熙、乾隆，他们不仅身体好，而且还注重养生之道，因而能够统治中国六十年以上，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从此民主思想更加地深入民心。作为“国父”，孙中山的健康也应当影响着中国革命、政治的发展。孙中山在患上肝病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也坚持不去医院，而是坚持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左右，他才去医院，但医生发现已经为时已晚。弥留之际，孙中山口述了三份遗嘱并签名。之后不就，孙中山便离开人世。孙中山的去世，使得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越发激烈。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蒋介石夺得了最高权力。至此，中国革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的斗争越演越烈。孙中山抱病工作，所作的决策多多少少也会对中国的政治有所影响。特别在他逝世前的遗嘱，其实并没有真正选定继承人，这样就更使得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发生。总的一句，孙中山的健康对中国的革命和政治都有所影响。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身体健康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建国之前，毛泽东带领着中国共产党，排除万难，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仅仅依靠毛泽东的智慧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如果毛泽东的身体出了毛病，那么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还有赖于毛泽东健康的体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与他坚持锻炼身体有关。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校门口有一口水井，毛泽东每天早晨起床后穿一短裤来到水井旁，把井水用桶吊上来冲浇全身，然后用毛巾擦身体，擦干了又淋水，反复多次直至身体发热发红为止，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坚持冷水浴。不仅如此，那时的他还经常游泳，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也会到宽阔的湘江游泳。到了晚年，毛泽东也依旧喜爱游泳，在长江中畅游后，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正因为毛泽东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的成功。

不过，晚年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却是每况愈下。建国后，毛泽东的工作量有增无减，经常熬夜、烟不离手，这些都使得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这才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差了。到了晚年，因为毛泽东身体欠佳，很多事情都无法亲自去做，但仍然影响着中国大体上的发展。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原因，或许还有身体方面的原因。身体状况的不好使得毛泽东不能很好地分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可能会使得毛泽东作出错误的决定。但是，“文革”的发生并不能完全怪罪于毛泽东，因此毛泽东身体欠佳对中国的“文革”可能会有一点影响。无论如何，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十分大，他的功绩是值得后人去赞扬和歌颂的。

从秦朝到新中国成立，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领导人们为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依然逃不过普通人的生老病死，不过因为他们的权力之大，从而拥有着当时最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寿命都比较长。但是，他们依然会承受病痛的伤害，一旦他们病了，对于中国的政治，轻则只有一点影响，重则便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朝换代也不是不可能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更何况他们若是病了，他们在病中所做的决策，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以及发展。

11.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十一

关键词:美善统一 美真统一 词体观念

在中国古代,美起源于“食”。一般认为,中国的美最初是指味觉之美,后扩展到嗅觉和视觉,有大量的文字记载可为证。许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给主膻也。”宋人徐铉注云:“羊大则美,故从大。”这是指味觉之美。《左传》桓公元年记载:“宋华父督见孔夫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这是视觉之美。《荀子·王霸》说:“……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这是嗅觉之美。以上例子说明美的出现与物欲的出现密切相关;可见,当时社会对美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以声色味的感官享受为美,一种是以超越声色美的感官享受的善为美。

一、先秦儒家的美学观——美善统一

孔子对声色味的美是深恶痛绝的,他所认为的美是善。在孔子的心目中,社会动乱、善恶不分、物欲横流的根源是过分依赖外在的“德”,因此要找到一种根本力量来拯救社会。孔子认为这种根本的力量就是“仁”。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只要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通过克制自己以实现与对方的协调,就可以实现“仁”。显然孔子的“仁”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出发,把人与动物相同的感性存在,诸如食、色、欲完全排除在“人”之外,留下的只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社会属性。“仁”成为一种人生的境界——一种以无心为善的方式去实现善的境界。“美”在《论语》中共出现14次,除了个别场合如“宋朝之美”指感性形式的和谐外,大多直接以善为美。这里的善是过程化、时间化、动态化的“善”,所以,它又可以是“美”。孔子曾盛赞为政者的“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盛赞“礼”之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里的美即动态化、时间化的善,通过无心为善的方式实现的善。孔子这种美善统一论表现在文学上即非常重视艺术,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对儒家而言,“善”的内涵便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孔子最先把善和美统一起来。他最先用善作为评价音乐的标准。《论语·八佾》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的“善”已不仅仅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具有道德的意义,而且具有美学的意义。尽善尽美,文质彬彬是孔子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学观,把美与善相提并论,他认为“可欲之为善,有诸己之谓充实之谓美,充实之有光泽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盛,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2]孟子把个体人格的评价划分为六个等级,在善、美、信、大、圣、神六个等级中,善乃人性的基础。“善”即可欲,即是说个体在他们的行为中只能追求“可欲”的东西,即符合仁义道德的规范的东西,而不能去追求那些“不可欲”的东西,即虽然能满足生存的欲望,但却是违背了仁义的东西。美在善和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所以美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是个体实现了善的目标之后获得的充实感。美是善的超越,同时又包含了善,尽善尽美,则可以达到内心与外表的统一。

孟子的性善说其实际意义是说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孟子·告子上》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从天生的资质来看,可以使他善良,这便是所谓的人性善良。至于有些人不善良,也不能归罪于他的资质。孟子把本能排除在社会理性之外,把道德理性作为审美感受的起点,就使善必然地成为美的判断标准。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荀子主张性恶,《荀子·性恶》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把人的自然属性称为“性”,社会属性称为“伪”:“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生之而自然者谓之性”,荀子所谓之“人性”指人作为生物个体存在的生理本能和欲望,具有先天性、自然性,这在审美的意义上,则是承认了人的自然直觉,因而美的要求就是一种自然欲望。由于荀子强调“性恶论”,因此必然重视后天之“伪”,又由于“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性恶》),故一定要以圣人的言行为学习典范。《诗经》被荀子列为基本的必修课,五经也被荀子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五经中,荀子尤其强调《诗》与道的关系:《国风》节制以道,故不放荡;《小雅》文饰以道,故为小雅;《大雅》光大以道,故成大雅;《颂》贯通以道,因此才能达到极致。《诗经》中的各个部分都体现了道的原则精神,诗成为载道之器。美善统一的价值标准在这里表现为文道统一。荀子的文道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乃评判诗之标准;二是文道并重。荀子强调文学艺术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主张艺术应以体现和维护礼仪规范为目的,反对追求华丽词藻,但也不轻视表现形式和技巧。在荀子看来,“不美不饰”不足以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

以上我们梳理了先秦儒家的美善统一观,即在善的规范下达到美的和谐,以善为美,以善为评判美的价值标准,儒家所言之美实际是社会美。但是,儒家有时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过分强调其功利性,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有时甚至以善代美。

二、先秦道家的美真统一观

孔子尽管已经洞察到了物欲问题的严峻,但是并没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对于文明社会的一切,他始终是持肯定态度。老子则把物欲问题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物欲问题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物欲危害就越大。只有在原始社会不存在产生物欲的温床,因此要反对文明本身,要绝圣弃智。老子认为道即“大美”、“至美”。“道”乃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同时也是美产生和存在的根本。“道”的本质特征在于自然无为,因而美的本质特征也是自然无为,美即自然本身。

庄子认为“圣”、“智”乃天下大乱的根源,应该绝圣弃智,因此他反对音乐和文采。《庄子·天地》篇中说:使人丧失本性的东西有五种,第一种是“五彩扰乱眼睛,使人眼力不明”,第二种是“五声扰乱人的耳朵,使人听力不聪”。庄子之所以如此痛恨五彩和音乐,是因为他反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五彩和音乐是刺激统治阶级的贪欲,使他们丧失人的自然纯朴本性的根源,所以必须反对。但是庄子并不否定美,他崇尚天地之美,即自然之美。庄子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中,即大自然中。人要使自己“备于天地之美”,就必须“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要“观于天地”,顺应自然,就必须符合“道”,所以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理想境界。在此思想基础上,庄子贵真,强调真与美的统一。《庄子》一书中“真”出现66次,其中形容词30次,副词11次,名词25次。诸如:

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

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德殉名。谨守而忽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庄子强调的“真”着眼于自自然然的“真”本身,这“真”是受之于天,又与人为的一切如“绪余”、“土苴”、“故”、“得”、“失”、“强”等针锋相对,是万物真实生存的写照。在文学上庄子强调主体之真,包括性真,即人性之真;情真,即人情之真;主体的表现方式之真,即朴素,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此“真”所以贵,是因为它“法天”、“受于天”,即受之于自然,非世俗之所为,表现出合乎自然的纯真、率真、精诚之美。

三、对宋人词体观念的影响

先秦儒家美善统一与道家美真统一对中国诗学有深远影响,同时也影响了词学的发展。因为古代词人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词人。他们的词体观不可避免的受到诗学观念的影响。

词原本是一种音乐文学,是隋唐流行的产物,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体歌辞,因此又称其为“曲子”、“曲子词”。燕乐产生于民间,属于俗乐,娱乐是其主要功能,正如刘扬忠所说:“此种新音乐曲调丰富,乐器繁多,旋律的节奏活泼而多变化,格调多姿多彩,既有中土韵味,亦兼容异域风情,更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许多曲调迥然有异于传统庙堂乐章那种典重乃至沉闷的基调,而充溢着世俗性的欢快冶荡心音。”[3]既然音乐有此特点,那么与之相合的词也不可避免的具有通俗、新奇、娱乐的功能。因而词产生时是以纯审美、纯娱乐的面目出现的,正如五代后蜀欧阳炯《花间集叙》所说:“绮艳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即词只是用以取悦于“绮艳公子,绣幌佳人”以“助娇娆之态”的。自此,以长短句的形式描写艳情,以软媚艳丽的风格在花间尊前、歌宴舞席佐欢娱乐的词体观念被公认为传统。显然,这与儒家以善为美,美善统一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宋人继承了五代的词体观,以儒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正统观念来衡量词,视词为微不足道的小技,这从宋人对词体的称谓中可以看出。词的别称甚多,诸如“歌词”、“乐章”、“倚声”、“乐府”、“诗余”、“琴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小歌词”和“小词”这两个称谓。胡仔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4]苏轼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5]这里的“小”不是言词之体制短小,而是含着轻贱轻视之意味。然而词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以其真实、真切的表现了市民的情感、欲望,满足了人们感官的娱乐和审美的享受,受到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士大夫和统治阶级的喜爱。柳永因其“词语尘下”,“多杂以鄙语”而受到时人的讥刺,但当时却出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民间如此,统治阶级也不例外。“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后山诗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当时从上至下的享乐之风有关,但是词体自身的魅力也不容忽视。词在其“初级阶段”作为纯粹的娱乐文学,不负载“言志”的重任,不受儒家诗教观的束缚,可以抒发一己之真情,作词可以表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感情、欲望。因此宋人对词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看不起词,一方面又暗自喜欢。如仁宗虽喜柳词,当柳永考中进士,临到放榜时,却把他除名,说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仁宗对柳词既好之又恶之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矛盾心态。陆游在年少时作了一些词,晚年在为自己的词集作序时作自我检讨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6]这充分的表现了宋人感性上接受与理性上排斥的矛盾冲突,感性使他们以真为美,理性却要求以善为美,其冲突实质是真善美不能统一为一体之矛盾。

宋人关于词体的纯审美、纯娱乐的观念,在北宋中期开始受到儒家政治教化说的干预和渗透。北宋灭亡后,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词人和词学家们自觉的改变词体观念,将词与“诗人之旨”联系起来,开展尊体运动。苏轼在词为“诗之裔”的词体观念下进行的以诗为词的创作与南宋初的时代主旋律相契合,受到高度评价:“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题酒边词》)南宋初,东坡风渐盛,衍为辛弃疾、陈亮、刘过等人的爱国词派。爱国词人继承儒家以善为美的诗教观,有着战斗的、功利性的文学创作观。他们将政治内容写入词中,甚至以词作为战斗武器。辛弃疾在创作实践中善于将政治价值观念溶入审美观念,创立了“稼轩体”。但是爱国词人的一些作品也出现政治概念化和叫嚣粗率的作风,丧失了词体的某些特性。陈廷焯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白雨斋词话》卷一)“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白雨斋词话》卷六)沈曾植说:“(陈同甫)终不堪与稼轩同日语,非嫌其面目粗,嫌骨理粗耳。”(《海日碎金 刘融斋<词概>评语》《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谢章铤认为:“刘之于辛,有其豪而无其雅。至后来之不善学姜、辛者,非懈则粗。”(《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我们姑且不论上述评论有无偏颇之处,但足以说明即使像陈亮、刘过这样的名家,因其才气、见识、艺术才力不及稼轩,仿效稼轩之壮词有时不免流于粗率,使词的艺术性大打折扣。在辛派词人作爱国词之同时,照旧作那些“倚红偎翠”之作。刘克庄曰:“其(辛词)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辛稼轩集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载:“亮词已载本集中,然无绮艳之作。其绮艳之作,乃载于黄升《花庵词选》。”(《龙川词》)表面上看,辛派词人以词为言志工具,儒家以善为美的诗教观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传统的以真为美的词学观念一直潜在地支配着他们的创作。

南宋后期,偏安已成定局,统治者不思进取,文恬武嬉,享乐之风日盛。辛派那种慷慨豪壮的抗战呼喊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于是北宋晚期浅斟低唱、应歌合乐的绮靡词风又复活了。但由于辛派的强大影响,“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陈洵《海绡说词》),加上“复雅”词风之影响,南宋后期的绮靡词风不可能和北宋的风貌一样,而是带有时代的特色和风貌。词的雅化理论源于儒家诗教传统,它在南宋理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下提出。理学家主张人们要“性其情”,使情“发而中节”,如此则情必“善”,“善”即合于“理”,合于纲常名教。因此要发乎情,止乎礼仪,提倡中和含蓄之美。至此,词开始充溢文人墨客的雅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词之盛况已不复出现。复雅词风一方面适应了词体音乐性渐失,文学性渐显的发展态势,使之一步步向大雅之堂走近,但是也使其困在了象牙之塔,使其“以真为美”之特性渐渐消失,因而词之被充满泥土芳香、市井气息的元曲所代替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综上可知,儒家以善为美的诗教观一直处于主流权力话语地位,对宋人词体观念的影响一直也是显性的。这在他们对待作词的矛盾态度、辛派词人的言志理论以及南宋的复雅词风上都有表现。但是道家以真为美的文学观念一直潜在的影响着他们对词的创作和接受。事实也有力地证明:只有那些以真为美,真实表现人类的情感、欲望、人生体验的词作,才能流播久远。正如杨海明先生所说:“唐宋词之所以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在千百年后仍能引发无数读者与它进行心灵的对话与感情的交流,基础就在于其贮存着能够贯通古今人心的丰厚的人生意蕴。”[7]

注释:

[1]李学勤:《毛诗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2]杨伯峻:《孟子·尽心下》,《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4页。

[3]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孙克强:《唐宋人词话》,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5]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陆游:《长短句序》,《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7]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