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事例

中国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事例（共4篇）（共4篇）

1.中国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事例 篇一

楚庄王，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继位。据载生年不祥，卒于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熊氏，名旅(一作吕，侣)，年龄时楚国最有作为的国君，中原五霸之一。郢都即今江陵纪南城，登位三年，不发号令，终日远足围猎，沉湎声色，并下命:：“有敢谏者，死无赦!”

大夫伍举冒死进谏，逢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

伍举请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叫，是何鸟也?”

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叫，叫将惊人!”但数月之后，庄王依然依旧，享乐愈甚。

大夫苏从又进谏。庄王抽出宝剑，要杀苏从。苏从无所畏惧，坚持劝谏。

于是，庄王罢淫乐，亲理朝政，并举伍举、苏从担任要职。

这就是“一叫惊人”的来历，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讲求得失，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2.中国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事例 篇二

(1) “和”“同”之辩的音乐审美观。“和”是促进事物不断发展的对立因素的统一。凡是好的事物发展, 都是能够求“和”, “和”是音乐美学内涵的把握, 会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起到重要的作用, 甚至对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则是形同事物的简单相加。“和同之辩”在于肯定了美好事物的发展, 必定是在相异然而“相成”“相济”对立面的协调统一中完成的。事物的生成发展, 正是在不同东西的组织、配合中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也即所谓的“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相异、相对立面的协调统一是肯定美好事物的发展, 这也决定了以“和”为美的古代美学思想, 寻求从相互对立因素的协调统一角度去认识事物的美。

(2) 单穆公、伶州鸠在音乐审美中出现“和”。单穆公、伶州鸠是将音乐谐和美的实现同听觉感知、声学基础、工艺制作、乐律学制度这些互为关联的因素联系在一起, 并给以认识、分析, 从而构成音乐审美谐和观的独特体系, 这同时也是单穆公、伶州鸠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一时期“和”在音乐审美观中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单纯的只是听觉效应变为相对立的协调统一。单穆公、伶州鸠音乐审美贯穿于“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思维模式。单穆公是以听觉、视觉这两种最富审美感应力的感觉器官为例, 论述耳目所感与心智、行为、政绩的关系, 说明只有“听”和“视正”, 才能使心智“思虑纯固”, 施德于民, 以致“重民心”而“作无不济, 求无不获”, 真正达到行乐的快乐。伶州鸠是以“政”“乐”“和”“平”来论述“乐从和”的必要性。他以听觉审美与社会学、心理学的认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先秦音乐美学理论在对音乐谐和之美的认识中, 在音乐声之“和”直至神人、政民之“和”之间, 保持了足够的理论张力。

(3) 孔子的“和”音乐审美态度。孔子的音乐审美主张“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与哲学思想上主张“和而不同”, 伦理学思想上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中和且平”, 以及品评人物时的“过犹不及”思想都是一致的。孔子在艺术审美与人生实践中讲的“和”是一致的, 具有“中和”的性质。他要求音乐的情感表现要有所节制, 适度不过分, 使音乐审美的内在情感体验与外在表现都保持在“中和”的状态。这是对前人音乐谐和论的继承和总结。

二、魏晋至唐的音乐审美意识

阮籍《乐论》以“和”“乐”为美的审美意识, 集中体现音乐美学思想中糅合儒道, 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理论特点。要求音乐审美必须以愉悦快乐的情感体验为其特征, 竭力排斥音乐活动中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 视“顺天地之体, 成万物之性”作为行乐的目的, 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律吕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 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 仍然继承了儒家乐教思想。阮籍音乐美学思想核心是以“和”为美, 以“乐”为情, 是为儒家音乐思想礼乐教化所服务。

三、明末清初琴乐“和”的审美思想

明末清初著名琴家徐上瀛在著作《溪山琴况》中运用到了“和”的音乐审美观, 并且“和”在琴乐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首先, 吸取历史上“和”在音乐审美中的多方面观念, 使人心归于“和”的认识。其次, 从音乐听觉心理的角度谈到琴音之“和”。因为古琴作为弹弦乐器, 演奏前必须“正调品弦”, 对其定弦提出在音准上以“和”感应。“和”况中论证最多的是从琴乐演奏中“弦”“指”“音”“意”的相互关系来谈“和”演奏技巧以及内心的审美, 借以说明“和”在琴乐演奏与审美中的不同层次与内涵。

《琴况》的“和”况中对“和”之内涵的阐发,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 还包括它在音乐审美中提出的“中和”音乐观, 其“中和”音乐审美观既包括它对音乐运动形式美听觉审美上的要求, 也包括对其理想中符合其音乐美标准的“中和”音乐观的推崇。

结语:我国历史上“和”的音乐审美观念根据时代的不同、派别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理解, 同时也使“和”在音乐审美观念中不断深化。我国音乐美学重实践的传统不仅表现在对乐音相谐关系以及自然谐和律制等方面的微观把握, 也同时反映在音乐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联系上。

摘要：“和”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出现的又一重要的审美范畴, 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为“和谐之声”, 是音乐音响形态之间的和谐、音乐行为之间的和谐、音乐哲学层面的和谐。

关键词：审美,和,音乐

参考文献

3.中国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事例 篇三

劣币驱逐良币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为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提出, 也称“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 它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 在银和金同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 一国要为金币和银币之间规定价值比率, 并按照这一比率无限制地自由买卖金银, 金币和银币可以同时流通。格雷欣法则实现需要具备的条件:劣币和良币同时都为法定货币;两种货币有一定法定比率;两种货币的总和必须超过社会所需的货币量。

二、历史上的劣币驱逐良币

1、劣币出现的类型

(1) 钱体减重, 型制缩小秦朝时期半两钱重十二铢, 统治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一面无限度地扩大铸钱的数量, 一面逐步减轻钱币的重量, 以方便用节省下来的金属材料, 再进行铸币。所以吕后时期的钱, 每枚大约只重二铢到八铢。汉文帝、汉武帝、隋炀帝时期, 滥发减重的铜钱, 导致物价暴涨。人民群众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 (贵金属含量高) , 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流通。

(2) 铸造大面额的钱币典型事例就是西汉时期的王莽, 公元7年到公元14年, 王莽一共进行了多次币值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 大面值不足钱, 小面值需钱。提高货币表面价值, 实际引起了货币的大幅贬值。“一刀平五千”是王莽在公元7年, 进行的一次币制改革时, 发行大额货币。他将一刀平五千的“一刀”二字错金, 并且当五千枚五铢钱使用, 因此“一刀平五千”也被称为“金错刀”, 同时还发行了契刀五百、大泉五十这种虚值大钱。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政权后, 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 废除“金错刀”和“契刀五百”这两种虚值大钱, 以及汉朝使用的五铢钱, 发行“小泉直一”, 这也直接导致了王莽政权信用的丧失。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 将钱币分为六等二十八品, 使得币制更加混乱。王莽又废除大、小钱, 另推行五铢货泉、二十五铢货布两种。但货币换算比值仍不合理, 而且冗繁, 是一种露骨的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剥削。

(3) 钱币的金属成色被降低统治阶级为了敛钱, 因此会改变金属成分, 减少贵重金属的比重, 后期出现的铁钱、铅钱等说明了这一点。例如, 宋徽宗时期强行推行“夹锡钱”和“夹锡铁钱”。

2、劣币驱逐良币的形式劣币的出现, 往往会伴随着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 人们会选择贮存成色好的货币, 流通成色不好的货币, 进而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大概有以下四种形式:

(1) 金银币互相驱逐在中国, 早在公元前2世纪, 西汉的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 正钱日亡”的事实, 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 “正钱”指的是良币。

(2) 不足值铜币驱逐足值铜币当良币和劣币还可以共同等价的流通时, 流通界会逐步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民群众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 (贵金属含量高) , 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流通。许多商人甚至会以高价劣币换取良币, 并大量运钱出境。

(3) 铁币驱逐铜币五代十国时期, 铁钱曾被南唐李后祖用于和铜币并行于市场, 藏匿铜钱成为民间流行的事情, 有人会为换取一个铜钱, 而花去十个等额的铁钱。

(4) 纸币驱逐铜钱进入了纸币流通的时代, 货币的不足值性更加明显, 纸币的成本低、便携等优点使得铜钱退出了市场。在现今社会, 例如香港流通货币中, 同时有十元纸币和十元硬币。由于十元硬币较容易伪造, 而且较重, 携带较不方便, 被视为劣币。如果一个人同时有十元硬币和纸币, 他会优先使用硬币, 导致劣币流通量较良币高。

三、劣币驱逐良币的启示

劣币驱逐良币, 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开始时, 统治阶层会垄断货币的发行权, 强制人民使用劣币, 为国家财政提供方便, 但要注意, 如果无休止的剥削人民, 那么, 良币和劣币会各行其是, 甚至会出现旧王朝的覆灭与新王朝的诞生, 新的王朝来整顿规范市场上的货币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 是铸币重量实际只剩下一个个名称”。不论货币是减重、虚值、还是成色降低, 都是货币材料的价值远远低于法定价值, 这产生了货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的相脱离。正如马克思所说:“同名的货币, 具有了不同的价值, 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 因此, 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所谓的劣币是一种价值符号。从货币的长远流通与稳定流通来看, 经济规律会使得良币回到交易市场上, 剥削人民群众的货币制度必将被取代。

摘要：本文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 并分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条件和基础。其次, 阐述了我国历史上劣币出现的类型, 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表现形式。最后说明了劣币驱逐良币对我们的启示。本文结论, 通过考察中国货币史的发展以及朝代的更替, 认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于我国, 而且这种现象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只有在合理的货币制度下, 国家必须有更加有力的手段保障其法偿性, 符合经济交易需求的货币才能被长久的使用。垄断货币发行权而剥削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做法是有限的, 这种做法终究是会被淘汰的。

关键词：劣币驱逐,良币,法偿性,中国货币史

参考文献

[1]、蒙代尔《格雷欣法则在货币史上的运用和滥用蒙代尔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 》[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人民出版社1984

[3]、周骏王学青《货币银行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郝峪铎对中国铜铸币时代通货膨胀的思考[J]时代金融2008

[5]、陈彦华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分析[J]商业现代化2006

[6]、祁继华中国铜铸币时代的通货膨胀—从金融学角度分析通胀历史及其现代意义[J]经营管理者2010

4.中国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事例 篇四

常修泽：你提的问题意义重大，正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着眼于未来，下一阶段中国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战略?确实很值得研究，我们相互交流吧。我想从三个层次来谈这一问题。

一、经济改革的目标任务还远未完成

首先从对改革进程的判断谈起，这是立论的基础。根据个人的调查和了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缺憾。进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好几个大的方面还没有完成。我的归纳，主要有三大差距：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比较滞后。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我最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最新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具有明显的有限性。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仅占2.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也只占3.7%;特别是航空运输业，2008年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5%。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非公发展36条”之后的新数据，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它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的状态。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政府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收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如热衷于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严重的“缺位”，需要认真反思。

宋宏：目前仍有一种舆论，认为当下经济领域出现的矛盾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头引致的，认为金融危机证明市场有太多失灵，为此必须不断加强政府干预，把经济纳入政府主导的轨道。这些观点或是误读历史经验，或是不解时代规律，不足为训。但是，它们确实障碍了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常修泽：据个人观察研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学界一再呼吁要改革审批制，但是为什么真改审批制又如此艰难?归根到底，是因为依赖审批制寻租的力量不那么痛快。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事”，实质在一个“欲”字。第二，如你所谈到的，这里有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一种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的实质简言之，即是要“社”不要“市”。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另一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但是要“市”不要“社”。两种主张呈两个极端。因此，探讨21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障碍，需冲破两种牢笼。由此使我想到，21世纪人类文明，必须打破“双重奴役”：集权主义的奴役;自由主义经过异化构成的新的奴役。第三，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目标是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领域，还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改革，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在2010年全国11.4万户国有企业、64万亿总资产中，哪些属于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哪些属于竞争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调整，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再比如住房，前些年对于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制度安排也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在以上三点中，关键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这样说，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势必很难。

就你说到的障碍改革的问题，我还想说，应该注意近年中国改革领域出现的三点新情况。其一，围绕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改革问题，再次出现争论。一些领域的改革有所停顿。其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公正现象。如何排除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干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的战略问题。其三，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这三点新情况值得共同思考。

二、“超越性”改革战略的三个基点

宋宏：党的十八大后，深化改革理应有新突破和新进展。要实现“攻坚”，要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今后的经济改革无疑需要战略思路与筹谋。我想请教您，对改革的大思路有什么思考?

常修泽：下一阶段，建立更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新体制，需要有新的超越。就是说，不应再是前一阶段思维定势的简单延续和惯性运作，而是需要基于新情况、新矛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来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框架，以此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下一步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超越性”改革战略。

宋宏：我读过您发表的《论“超越性”改革战略》的文章，您在文章中说，超越性改革战略有三个基点：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这真是生动形象而又富于中国哲学语境的比喻。

常修泽：是的，我用这三句话来概括超越性改革战略的基点。

首先说“上见天光”。我所谓的“天光”，是指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我觉得，现时特别需要关注两道“天光”。第一道“天光”是现代市场经济。21世纪第一个10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一些新情况，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迄今依然未能摆脱困境。在此背景下，市场经济受到新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已“陷于绝路”。但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陷于绝路”?我的答案是“否”。中国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方面，我们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另一方面我们又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东西。尽管市场经济有种种弊端，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从总体上说，中国还是市场经济培育“不及”的问题，因为“不及”就要推进“到位”，所以应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不能动摇。第二道“天光”是社会公平正义。2011年世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骚乱”、“阿拉伯变革”等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民众主要不满于经济不公平，而发展中经济体的民众除了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外，还不满于政治不公平。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另一道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光”，可以说，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应当顺应这股潮流。

其次谈“下接地气”。“地气”指的是中国改革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我把这归纳为国情、民意和环境三个方面。第一看国情。从历史看，中国是个封建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封建特权依然存在，历史欠债较多，改到深处会面临一个“潘多拉盒子”。从现实看：一是中国仍处在不发达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二是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旗帜不能放弃;三是我国是13亿人口大国，基本公共服务任务艰巨;四是国家尚未统一，不仅台海两岸之间，而且大陆边疆也需防止分裂。这些都对改革，特别是改革中枢带来相当严峻的考验。第二看民意。目前国民比较集中的是三大意见：一是社会腐败严重，特别是官员“寻租”行为令人忧虑，已接近社会的容忍底线;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除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外，因机会不均等和分配过程的不公正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三是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例如在征地、拆迁和社会治理中的矛盾比较尖锐。民意不可违，对民意必须积极回应。第三看环境。近年来资源耗费，环境恶化，生态灾害频发，“绿色”群体事件不断爆发。四川德阳什邡群体事件中，90后中学生成为骨干，值得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地气”。

再次谈“中立人本”。我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改革根本导向”。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对于作为根本导向的“人”作过论述。现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成为时代的主题。

宋宏：我记得您在书中说了“人”的三层含义：横向上“全体人”，纵向上“多代人”，内核上“多需人”。

常修泽：强调“人本”是有针对性的。一是针对“物本”，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物本主义”倾向。到底是单一的唯GDP挂帅，还是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我提出“人本体制”正是旨在克服传统的“GDP至上”的“惯性运作”。二是针对“官本”，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官本位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最大特征是重“权力”而轻“权利”。好的体制必须尊重并保障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拒绝“民粹”。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

三、新一轮经济改革战略的大思路

宋宏：我在一次与中国社科院学者座谈时提出，十八大后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要讲求系统性、整体性、均衡性，切不可再搞以部门分割为特征的“碎片化”方式，否则改革的僵持局面就不可能打破，改革也不可能有整体推进的效果。

常修泽：我赞同你的观点。我的考虑，今后体制改革应该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改革新思维;二是开拓“天、地、人”三位一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新视野;三是确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环式改革”的大框架。

第一，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要敢于并且善于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思维，重点是就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言的。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和属性来说，它应该是以机会平等、地位平等、交易规则平等作为基础的。如果背离了这几个平等，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两个鸡蛋上跳舞”。要兼顾两个方面，并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倒退;如果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会动荡。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一方面，要坚定地按照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不能动摇，推进到位;另一方面，讲究公正化，实现公平正义，而且要找准“双线均衡”的点。坚持这一取向，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

第二，要有“天、地、人”产权制度的新视野，实现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的“攻坚”。我提出过一个“天地人产权论”，认为当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容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线路”和“结构调整线路”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天、地、人”三界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在体制上做文章，特别是在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上探索，寻求“天、地”与“人”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

先看“天”(环境)。针对环境领域的产权缺失，应着手建立“环境产权制度”，这是我在近年来一直着力探讨的命题。其制度框架为三大支柱，即环境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产权的实质是“环境人权”问题。中国应尽快而且鲜明地打出“环境人权”的旗帜，以便在世界上占领制高点。

再看“地”(资源)。针对资源领域存在的“产权残缺”，我认为要重点完善“五项权能”，即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水资源产权、海洋“用益物权”。通过以上努力，建立一套完备的资源产权制度。与此同时，针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存在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价格水平不能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资源稀缺程度等问题，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价格对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资源节约及有效利用。

最核心的是“人”，我强调“每个人”。人是发展和改革的“本体”，要承认、尊重并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只有构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产权制度框架，才能使改革走向新境界。

第三，整体推进“五环式改革”，要有知难而进的决心。中国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转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发展模式。一个是体制模式，一个是发展模式，都得出同样结论。我把“五环改革”的内容归纳为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化交融，天人合一”。这里我想强调其中的两个“环”。

一个“环”是社会改革，下一步改革迫切需要的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一，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第二，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拓宽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注重建立矛盾的预防和调解机制，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第三，要按照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对社会组织认真培育和管理，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近年来，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新鲜经验，例如用“对话”来替代“对抗”，用“维权”来促进“维稳”等，这才叫超越性改革。

再一个环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下一步改革绕不过去的关口。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对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有用;二是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市场监管;三是改变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结构”，结合政府自身的改革，逐步改变权力由上级“任命制”的“来源结构”，使权力真正来源于“公民的授予”。这一点，可先从基层乡镇和县级政府开始，由此倒逼他们从追求“上级赏识最大化”转向追求区内“公民拥护最大化”。这种改革如果一时难以在面上展开，可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通过逐步推进，“墨渍扩散”，来解决面上的政府权力来源结构问题。

宋宏：我感到，就改革而言，可谓是“知难行亦难”，问题在于要有决心与决断。

常修泽：是这样。若将改革新战略付诸实施，操作层面可能会面临一些障碍。比如，一些人会认为“时逢盛世，可惯性运作，何需超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改革有风险，甚至会翻车，宁可维持现状，击鼓传花”。因此，实施改革战略不仅需要“有容乃大”的胸怀，而且需要“知难而进”的决心，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