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毕业留言

革命年代的毕业留言（精选2篇）

1.革命年代的毕业留言 篇一

一、群众路线是立党宗旨的必然选择, 它紧紧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章程指出, 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3]。1927年初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提出了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1929年9月,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强调“要经过群众路线, 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4],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随后, 毛泽东在1929年9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开始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 强调一切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着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业, 在变革民生、民权的革命运动中, 依托革命根据地, 在农村进行“一切权力归农会”、“耕者有其田”的革命, 帮助群众具体解决耕牛、种子、粮食、看病、上学等实际困难, 使备受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农民分得土地, 获得新生, 做了主人。正是由于我们党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了群众、兑现了承诺, 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见到了光明, 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热情, 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积极性, 坚定了巩固和保卫革命果实的斗争信念, 使党的政治主张转变成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的革命行动。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党实行全面抗战方针, 开展人民战争, 依靠群众路线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成千上万支各民族的游击队、自卫队和敌人作战, 难以计数的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 在夜以继日地奔忙。1945年7月, 党的七大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写进党的根本大法, 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 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5]这就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提升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群众路线使党的事业根植于沃土之中, 为发展壮大党和军队找到了力量增长的不竭源泉。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央苏区任务时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6]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强调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按照这个方针, 我们党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组织发动了农民革命、建立了农民武装;通过建立农民武装, 开辟、扩大了根据地;通过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进一步发展了阶级队伍和政治力量, 增强了经济、技术实力, 为发展壮大党和军队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中央苏区为例, 短短5年多时间, 党员数量由初期的2000多人增加到13万多人。抗战期间, 根据地由少数几个发展到20多个, 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 人民武装由几万人发展到120万人。1935年12月,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 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所做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特别强调, “不论什么人, 什么派别, 什么武装队伍, 什么阶级, 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 都应该联合起来, 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7]。在抗战期间, 解放区民兵数量始终为军队数量的2至3倍, 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承认, “共产军作战勇敢, 内部团结, 其政策对青年人有吸引力。”相反,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靠“抓壮丁”的强迫征集方式来补充军队, 以致逃兵不断出现。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群众问题上的认识继续深化, 把一切反帝反蒋的进步人士都纳入到党的群众基础的范围之内, 这使得党联系的群众不断增多, 党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厚。截止到1946年10月, 各解放区已有30万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有300-400万人参加民兵或游击队。[8]解放战争的三年时间中, 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先后达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 还有700万青壮年当民工随军征战。同时, 有大批土改中翻身解放的农民被吸收入党, 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壮大。据统计, 至1949年底, 全国党员人数已从1945年抗战胜利时期的120万发展到448.8万, 增加了近4倍。[9]人民解放战争由此获得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革命战争时期, 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赴汤蹈火闹革命, 是为党的奋斗目标所吸引, 是党和人民群众利益关系所维系, 是为党的模范行动所感召, 更是党倡导和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

三、群众路线明确了指导革命战争的思想路径, 丰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初期就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 依靠群众, 引导群众。党始终要求一切革命行动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 倾听群众的意见, 集中群众意见, 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这样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10]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又鲜明提出了“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的论断, 他坚信人民的力量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只要依靠群众, 动员群众, 不仅能解决战争所需的人力和财力, 而且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有效贯彻执行的一大法宝。1943年6月, 毛泽东在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把群众路线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 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 这是我们党基本的领导方法。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同志始终注重深入农村, 深入群众, 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开创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土地制度。1946年5月4日, 中央颁布“五四”指示, 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实现“耕者有其田”, 并首先在东北开始了中国千百年来土地关系的变革。到1949年初, 约有一亿多农民分得了三亿多亩地, 解放区出现了生产、参军、支前的热潮, 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党所倡导和坚持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政策, 包含了党的全部工作目的、开展革命的途径和力量源泉, 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倡导和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是党形成正确领导方针及工作方法的科学途径, 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 是共产党人的独创性贡献, 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历史成就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中蕴涵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坚持群众路线、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虽然没有革命战争时期那么艰难险恶, 但前进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要充分借鉴革命战争时期党推行群众路线的好做法, 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 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 在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发扬光大。

摘要：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群众路线是立党宗旨的必然选择, 它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群众路线使党的事业根植于沃土之中, 为发展壮大党和军队找到力量增长的不竭源泉。群众路线明确了指导革命战争的思想路径, 丰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

关键词：群众路线,革命战争,群众工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EB/OL].www.gov.cn.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83.

[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50.

[4]周恩来选集 (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36.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四五) [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117-118.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36.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604.

[8]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专题讲义[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45.

[9]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242.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39.

2.革命年代的重访与超越 篇二

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已经渐行渐远，而革命者曾经标举的理想主义气质与批判精神越来越稀薄的今天，重访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华教授的新著《革命年代》直接地给我们这些“后革命产儿”提供了一种进入革命历史与革命记忆的途径。以笔者之见，这本论文结集对一般读者最有意义的是第三辑《革命词语》和第四辑《时代湍流》以及第一辑讨论近代中国转型的教训、第五辑的讨论战后国民党失败的文章，这些内容紧扣了第二种类型的“革命”。高华教授青年时代也曾经参与了一些所谓的集体性科研项目，后来毅然退出，一头扎入日渐边缘化的“革命史学”的潜流，从学术界的“合作社”转型成独守书斋的“个体户”。在此书之前，他已经有《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身份和差异：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等著作在港台出版，这些著作在史学界、知识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革命年代》是高华教授在长长短短的艰难岁月里写下的论著，它让笔者的内心世界掀起无限的波澜。“革命”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抛弃或者崇拜的意识形态符号，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话语操作与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反对或者肯定，革命都是切实的带着体温的具体的政治、生活与回忆。《“新人”的诞生》一文，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制度设计、思想改造与政治运作等层面展开，展现了“革命新人”是如何通过“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两种交替性上演的改造模式锻炼出来的。通过写“反省笔记”，填“小广播调查表”，“审干、反奸”，“脱裤子、割尾巴”等接二连三的政治操弄与思想改造，延安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同体在政治压力与灵魂清洗的双重努力下逐渐浮出水面，私谊、故交、温情、反思性和批判性都在被压制之列。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清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个人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复筛查等，混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特有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不可否认其形成战斗集体的有效性，但这种党文化形成的历史惯性，却在建国后继续生效，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高华教授精准地拿捏了延安模式是如何消解党员对于“审干、反奸”等非正规方式（王实味等就是这种超常规方式的牺牲品）的正当性的疑虑的：“这时毛泽东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解释‘正当性’的作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破坏活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是必须的，就是使用了‘过火’的方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个人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只要党纯洁了，党巩固了，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规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给予解释，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方式来加以落实，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终使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层面实现了良性的对流和互补，促成了整风目标的完全实现。”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它建立在毛泽东所象征的党组织永不犯错的前提之上，问题是这个前提本身显然违背常识。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则更多的是从革命者如何通过历史叙述与话语操作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延安初期，有着三种历史话语，即瑞金时期的俄式话语、“五四”遗留的启蒙话语以及毛泽东正在创造的新话语。高华教授呈现了毛泽东新话语的生产机制与生产过程，且精彩地描述了毛是如何通过定义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知识”、“理论”、“人性”等基本概念，并使这些基本概念与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实际对接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高华教授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里所指出的蒋介石在语词创造和历史叙述上的贫乏，他一生都在道学家与基督教的术语里无法自拔，这些话语对于蒋个人的道德自律或许不无意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却难以对接）。对于俄式话语，主要通过对党内的宗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清算以及各类机构名称的更改来完成，而对于“五四”话语的覆盖与转换，则主要通过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完成。

毛的新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遭受毁灭性打击，并形成知识分子原罪的集体无意识。工农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成为应该虚心学习的对象。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发生了倒转。仔细想来，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共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棘手问题，即中共自身的阶级基础（工农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大众）与核心组成（核心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冲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与政治意识等。从革命现实的有效运作而言，知识分子党员必须使自己认同于普罗大众，从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等抽象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党员似乎与普罗大众有着天然的疏离感乃至紧张感。毛的新话语的创造与实践，成功地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心理鸿沟，使革命实践与革命话语完美地对接了起来。这也是在儒教中国崩溃之后，语词与实际（即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越来越遥远，知识分子的言说与实践越来越背离等现象）越来越分离乃至对立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通过意识形态和革命暴力的双重努力，将二者成功地扭合聚结在一起。

这种扭合聚结并不是将革命理想主义降格为平庸的现实世界，反而是通过这一系列新语词的操作，在中国的西北角——延安建构出了一个充满民主主义色彩和道德感召力的革命乌托邦，正如高华教授所言，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在这种革命理想的召唤下，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九三六年到达延安（见书中《能不说丁玲？》一文）。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否认当时一大批从沿海城市历尽艰难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革命真诚性。可这种真诚在被热烈地欢迎的同时，也在被习惯性地顾忌乃至怀疑。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丁玲，虽然在努力适应延安的新革命文化（以毛的新话语为中心），但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才会写下《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招致中央领导批评的杂文。说到底，这还是那个老问题的新形式，一个思想、政治和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且主要依靠农民的政党，如何对待不得不依赖的知识分子（要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党员干部）阶层？高华教授对于左翼文化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左翼文化人的心灵世界的叙述，让我们可以从中管窥革命者逻辑与知识者逻辑的根本冲突：“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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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触及中国革命者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所谓组织纪律性问题，典型的如军队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具有强制性与普遍性，纪律要求服从与遵守，且不容置疑和挑战，但纪律所要求的服从，其目的却并不在于生产机械死板的消极接受者，它要求经受思想改造后的新人具有一种革命者的德性，将外在的组织纪律性完全内在化，升华成为一种共产主义人格的自觉意识，从而提升一种充满战斗意志和忠诚感的革命者的“主体性”。传统社会的德性，强调的是个体自身的道德努力，是在松散的儒家世界里借助于道德实践与道德言说来完成的，德性造就人格，但这人格追寻却容许存在自由度和个异性，所谓为仁由己，各有路径，它基本上是反对公开展示德性的，认为这会使德性沦落为作伪和表演。而在延安时期的锻造组织纪律性的过程里，德性必须成为政治空间里可供审查和展览的公开化品质，而审核的标准则掌握在党组织那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提升德性的方式，但若误入歧途走火入魔，则可能极大地损害德性的完善，关键在于临界点和分寸感的掌握。王汎森就曾批评这种革命文化的变异：“自我道德审查逐渐转化成政治斗争的依据，由过去自发的，出于追求人格转化的道德焦虑，转而逐渐变成整人斗人的工具。同时能被容许的‘私’的领域愈缩愈小，自我隐秘的空间不但要求全部公开，而且几乎全盘政治化。此外，共产党干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扮演着微妙而且决定性的角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否能够过关，在相当程度上要靠群众或干部的同意，尤其后者更有支配性的地位。”

中国革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既造就道德乌托邦，同时也在打造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它既有着超级迷人的道德浪漫主义（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格类型与解放全人类的大同理想等），同时也有着如霜雪般冰冷的现实逻辑与权力宰制。它沿袭着中国近代以来对新世界、新文化、新青年等一切所谓“新事物”的膜拜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迎合了在一个转型时代青年人反抗平庸创造新生的心理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敉平了这种延安模式所造就的革命文化之前的种种困惑与焦虑，它给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恐怖的心理稳定感与想象新世界的方式。张灏曾在一次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思想道路的演讲中指出了革命文化的这种巨大感召力：“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能够发挥宗教的两种功能：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从现实的‘苦海’中获救，同时这个信仰也可以使人从对生命的迷茫与困惑中化解出来。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双重危机在中国人的心中正引发着获救与化解的两种强烈需要。首先是中国自一八九五年以后所面对的日益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得中国人亟须从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沉沦中解救出来；再者，文化取向危机也使人亟须从思想与情感的迷惘、混乱与失落中化解出来。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与它后面的发展史观正诉诸这两种时代危机所产生的强烈需要，它的革命观的三段结构告诉人们如何从现实的苦难中获救，同时也使人从中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从而化解他们在文化危机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乱和失落。”

毛确实成了这种乌托邦与权力逻辑紧密结合的革命文化的化身，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也确实成功地应对了这双重危机以及大众心理需要。即使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他在南方六月的潇潇雨声中，仍旧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少奇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见书中《读〈七律·有所思〉》一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惯性，这种惯性来源于过去历史上的成功以及理性上的致命自负，却给毛泽东的后半生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这阴影来自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来自革命者黑暗与光明、神性与魔性交织的内心。

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革命最核心的领导者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成败？这永远是一个富有争议和充满现实感的议题。简单的告别或者拥抱也许都不是明智的态度。在阅读高华教授的这本以革命命名的历史著作时，我时时感到他似乎行走在充满冒险性、暧昧性的历史河流之中。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延安模式甚至中国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延安的新人改造也确实有力有效地推动了革命的胜利，而从人道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革命确实是以牺牲人的主体尊严和人格自主性，乃至人的自由等为代价而达成的，它摧毁了传统的温情与社群的归属感，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人人心悦诚服并且持久有效的道德体系与价值世界，更没有建立起一个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高华教授的立场时常被这两种评价标准撕扯。他在书中对极左文化的批判反映了这一点，而对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前革命实践中所发挥作用的正面评价，也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客观平实的态度。历史学是人学，而革命历史中的人性又是如此复杂多变，他面对的的确是一种特别艰难的言说努力（且不说学术之外的体制性因素的限制），他在小心翼翼地寻找一种无限逼近历史真相的叙述的分寸感与价值判断的适切性（例如《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就反映了这种揭示真相的努力），所幸他毕竟算得上是革命文化的亲历者，对于这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有着同情之理解与内观之反省。高华教授后记里的这段话很清晰地述说了他与革命年代的关系以及对“学术”二字的理解：“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月、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九十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后学重访和超越革命年代的最值得借鉴的态度与途径之一，而《革命年代》一书则更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重温与反省中国革命的极佳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