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笔记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笔记陈旭麓

1.中国近代史笔记陈旭麓 篇一

初读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下简称《新陈代谢》),就被该书独特的哲学思辩和深刻的史学见解所折服,近日借写读书报告的机会再读了一遍，更进一步领略了该书的非凡的史学见地。两次阅读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陈先生“见解深邃，思辩独特”。该书成于80年代末，陈先生从文革中走出来，能写出这样一部不同于当时风气的不朽之作，的确很令人惊叹。我于是试图从其成书背景去进行追溯，并结合我个人从书中所读出来的感觉去对此书做一番粗浅的评价。

就此书的成书背景而言，最重要的是陈先生自觉地要反省建国以来政治对学术束缚，并力图要挣脱这种束缚，打破政治给学术划定的种种框框，突破建国以来形成的“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架构”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陈先生的反思见诸多篇文章，以其《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为例，陈先生对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近代史叙述模式反思深刻：“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陈先生认为要突破这种思维的桎梏必须要解放思想，对自己实行民主，不为别人的意见所惑。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思和自我解蔽之下，陈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一步步逼近学术的巅峰状态，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近代史通史著作。当我们了解了这一背景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新陈代谢》的每一部分都流露出对前人的观点突破，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作者的自觉与辛酸。

《新陈代谢》一书在陈先生的辛勤耕耘之下，真正打破了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近代史通史模式。以下分别作三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是线索方面的突破。传统的近代史叙述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其余的论述皆以此为中心进行展开，以致于“太重政治而轻其它”，“只见国家而没有社会”，“忽视其它力量”，“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公式”。本书则以近代化作为全书的线索，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与“反变革”，而作者的哲学思辩也正是在对近代社会的进步与反复的分析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随着线索的突破也带来了视野的大大开拓。作者把研究的视线几乎拓展到了传统近代史（指建国后的近代史）所不及的社会各个层面，如宗族、行会、会党、人口、移民、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等等。其中，尤其注重社会心理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的每一次外国的侵略都给国人以心理上的震动。侵略越深，震动也越大，近代化的步伐也在这个过程中蹒跚前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都占领了京城，把清廷赶了出去，对传统的顽固守旧心理打击最大，而且经过庚子之变，由传统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即以顽固保守的势力应对西方侵略）解体，之后的中国进入了“欧风美雨”冲刷的潮流之中，新旧代谢迅速异常。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则直接证明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这种社会的心理变化是推进近代化的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洋务运动，导致了近代化的起步，甲午战争推动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则触生了清末新政。由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进而论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我觉得，本书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理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和阶段的，全书的脉络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明晰地呈现出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陈先生经常与哲学家冯契讨论，善于哲学思辩，这对《新陈代谢》一书的写作是一个极重用的主观条件。这种独特的哲学思辩使得本书各个部分都见解深邃，新见叠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前人论及辛亥革命的失败都认为是孙中山将总统位置拱手相让，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但陈先生则洞察到“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归于孙中山的拱手相让，也不能完全归之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袁世凯能夺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只是因为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这时的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的心目中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孙中山在时人看来是只会发动**，而不能建立社会秩序的形象。而袁世凯此时的形象“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因而人们选择了袁世凯而非孙中山。陈先生通过社会心理的分析突破了就政治史谈政治史的固定模式，看到了政治史背后的更深的社会层面。这种深邃的哲学思辩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以前我经常听老师说哲学思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没怎么看过哲学，也没看过哲学思辩较强的历史著作，对哲学思辩之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没有清晰的认识，直到看了本书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哲学思辩的意义在于见前人之所未见，道前人之所未道，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与思想体系。我现在甚至认为，哲学的思考应该贯穿于历史学家的整个学术生命过程当中，否则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

《新陈代谢》除了在线索、视野、见解等方面对前人的突破而外，还有一点很值得称道的就是语言平实，文采优美，这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如用“日本冲来了”描绘甲午战争的场面，用“欧风美雨”形容20世纪初中国的迅速西化的史实。如此鲜活的语言，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读者都读之兴趣盎然，爵之回味无穷。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陈先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从该书不少地方引用的马列著作来看，陈先生仍然对马克思主义仍持有一定的肯定态度。但此书已经完全看不出马列主义的教条倒是一个事实。

从《新陈代谢》全书体系的一气呵成来看，陈先生的确在本书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就本书来看，我认为陈先生的研究功底的确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新陈代谢》作为一部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博大精深的通史著作，足以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即以今天而言，许多社会史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得到该书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陈先生献给学术界的是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著作。

至于本书的不足，我认为以下两个可以探讨的地方：

一、该书叙述重点放在前80年（1840－1919），而后30年（1920－1949）只用很短的篇幅就写完了，给人头重尾轻的感觉。但这不能怪作者本人。陈先生本来是打算先研究前80年，再研究后30年，最后总汇成110年从鸦片战争到建国的中国近代史。但陈先生未及完成后30年的研究，就于1988年去世了。这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

二、本书采用近代化史观，着眼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相对传统而言进步的一面，在时下“欧洲中心观”受批判的形势下，本书也避免不了这种批评。但是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的欧洲中心观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的。我就更倾向于认为柯文为了批倒他的老师（费正清）有些矫枉过正。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我们不能不给与充分的重视，离开了西方的冲击，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急剧的变化。诚如陈先生所言，中国的近代化是中国寻求民族独立的必经之路，一切以顽固保守的势力应对西方侵略努力都最终会失败，而这种由传统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庚子之变后最终解体了，此后的中国人都明白只有努力学习西方，才能最终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最终走向了西化的道路。陈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评价“代代相承，变化微渐”比费正清等人的“停滞”也恰当的多。当然在今日受“反欧洲中心观”洗脑过的学者中间，《新陈代谢》过于强调近代相对于传统的进步性，又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最后，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本书给我的启发：没有哲学思辩的历史研究很难做到见解深刻、观点独特，哲学的学习和思考应该贯穿于历史学家的整个学术生命过程当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福

2008年1月6日星期日完成于望江东园四舍

读冯契为陈旭麓所作的序。知道有《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主要讲1840年－－1919年这80年的时间。中间，友谊、学术、责任……

抄下目录：

序 冯契

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会

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第五章 天国的悲喜剧

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

第七章近代化的一小步

第八章 城乡社会在演变

第九章 日本冲来了

第十章 变与不变的哲学

第十一章 庚子与辛丑

第十二章 欧风美雨驰而东

第十三章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第十四章 “中等社会”

第十五章 变革中的两大动力

第十六章 民变与革命

第十七章 “揖美追欧，旧帮新造”

第十八章 山重水复

第十九章 新文化运动

第二十章 历史的选择

何以记下目录，原来，有些书就是需要好好研读目录的。目录就是一个总的内容。可以从每一个标题见到作者想要说什么问题。是一种很要紧的资源，在理解上面。

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的显着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P5

在这里，旭麓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土地特点，导致了土地的不断集中与不断分散。地主集中，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后又是分散的，一方面，是分家析产，另一方面则是王朝更迭……因此可以说土地实际上是动态所有的。在不断的变化中，然而，我认为主要的是趋向集中。

王亚南说中国古典官僚形态有三种“性格”：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旭麓先生说，自从有勒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当然氏为勒说明，其实官僚制度亦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个不假思索的“观点”为什么会有？民主政治怎么与官僚政治相比，人们纔有这样的“不假思索”。

可以看到“科举制度”是封建官僚制度依附和发展的重要营养。

“布衣一旦作为了公卿，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利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P11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有着较强的世袭观念。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观念，强调世袭，便有一种延续性，历史感。虽然延续往往不能过三世四世。

保甲和乡镇组织都是封建国家（注：在封建问题上，是否因该考虑称作中世纪？）最基层的政治组织，同时又是社会组织。

“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的宗法组织。”P13

这里体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稳定发展和延续如许久而不衰的一个基石。“基石”乃旭麓先生谓之。

“在城市，行会是主要的组织。……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P13

儒学的观念：天道；大一统；纲常伦理。

“上列几个方面，互相连接和支撑，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整体。要说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必须综合考察这个整体。执一端论，可能不无理由，但是，真理不会是片面的。” p19

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人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神奇的西方。”P26

“在航海者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P29

关于西方与东方15世纪的航海活动，我感到，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有一种航海外出的观念，而我们的举动则不足以形成一种航海活动（参与的主体宽度、时间范围长度）。想知道海得尽头是什么？已经了解到海的那边会有更美好的希望……而我们的中世纪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上还有什么更美好的地方（人间），这个中世纪的中国没有生存危机感，也没有扩张的概念。

“马戈尼尔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宜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以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P32

商业贸易在中国始终非正道。乾隆顾虑海边防范，只许广州一地与外商来往。统治阶级与商业贸易要求者之间没有交集，中世纪的中国帝王是一个牧羊式的大地主。

“从本质上来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P35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一、盛世已经过去

“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奴巾）为 上官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何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受，上官转为说合，懦者千万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受代而后已。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过奏销，横征暴敛，抑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P40

“南方粮米通过运河北上输供京师本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成规。它反映了政治重心所在地北方与经济重心所在地南方之间畸形的关系。”P41

1803年运河淤塞触发首次漕运之争。

“人们对长期存在的东西发生疑问并见之奏折，说明现存秩序已经走入向下的行程了。随着世景的今非昔比，他们的议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共鸣。讥讽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一书在嘉庆朝刻印问世并开始流传，正是一个明证。”P43

二、人口、移民、会党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为显着。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P46

“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P48

三、“洋货”与“洋害”

鸦片：白银外流，又造成银贵铜贱，最厉害的是对中国国民的毒害。

晚清社会状况，引龚自珍一诗“四海变秋气”！

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P56

震撼下第一人林则徐，后有魏源，洋务……

“鸦片战争以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茕茕大端 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旧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P57

旭麓先生为此论，特作一注，夷务是经世之学近代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鸦片战争后，夷务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一方面也渗入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命运。

官、民、夷

“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P59

绅士往往是民间抗外的领袖，他们不食君禄，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生活基础和道德基础。旭麓先生认为绅士这种社会阶层在近代中国一直发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

“《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P61

这个“卷入”二字不知是原文就是如此，还是翻译的妙处。

“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济国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P65

这一时期，我们与日本还是同步的。旭麓先生说，在当时，对《海国图志》、《灜环志略》这两部醒世之作引起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并说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因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

其实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宫廷内部的关系与官僚体系的烂熟这种历史惯性作用致使它20年虚度，而日本在这20年的时间里做了维新的准备，相较而言，中国的社会状况确实比日本复杂。我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起承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本走出的路与中国截然不同？《百年激荡史》中说明了日本首先有了一个明治天皇的优秀领导，他们学习中也有文化冲突下的种种弊端但是，他们又一开始就起步了近代教育（一种教育观念，提升国民素质为基础的教育，这与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是迥异的，目的不同，性质也就不同。）。

我们在这一段时期，国民陷入一种秋气，而又没有学习的希望，这个社会依靠一种惯性在运作，迟迟未见大手笔的活力。即使后来的一系列改革与革命中，也只是一种个别领袖与乌合之众的意志的结合，他们或太急躁、或太软弱、或目的愚蠢、或行动混乱。没有一个时代经历过这样的**，人心惶惶又鲜有希望，抱怨或者忍受。是旧社会旧制度再难拖延，是社会理念陈旧而根深难以拔出？本身如果没有西方出现在中国的近代，中国这一个体制是否还走得下去？思想观念在中国有没有一种民主的先例可以让我们去复兴，一如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商业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可能独立，形成自己的阶级，武装？下一次的王朝更迭，不是地主做主，也不是农民变成地主做主，而是商人阶层统治？

似乎是旧话，定然，无数人都有过我这样的疑问。只是历史何以难以自救，我们还是可以想想的，我所经历的和平时代，我所听闻的革命时代，中国就没有自己的深刻的文学，既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底蕴又是一种世界人的关怀，难道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那种思想的天分？还是思想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正是觉得现在不够好，人们生活的猥琐异常，我才时常在历史的角落了，看到现代的影子。时间到底给我们这样的民族什么样的命运，总是灰蒙蒙一片。时而抬头，见到湛蓝的天空时，会觉得千百年来的我们一直这样生活着，不好不坏。

旭麓先生说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陆某不禁想起有贾谊作《过秦论》中哀哀之哀说呵！

第五章 天国的悲喜剧

附注（我还是觉得天国是他们的一种口号，一种理想，所谓太平天国不过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造反，中间多数是谋生无路，无有希望的农民、会党、无路书生……）他们无非要一些饭吃，一些衣穿，一些看别人跟自己一样倒霉的快感。至于对外的反抗，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爱国热情，是每一块土地上的人都会有的，我一直感到“爱国”这种东西的诡异，激发的精神上的美感的影响力的巨大，可以模糊个人，政府只有国家观念（一种尖锐的明晰的对立，一个清晰的对立面）而不顾一切。

先生对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教的思想及目标做了严谨的分析。但是有点我是比较疑问的就是说拜上帝教的教义与农民之间的交集有多大，对农民入教的影响是否那么大？

“当太平天国进入两湖之后，贫苦的农民、船工、小生产者和游民如山洪爆发般地涌入其中。太平天国在寻找他们，他们也在寻找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2万余众，到攻占武汉，沿江东下，已成为旌旗蔽日，征帆满江的50万大军了（号称百万）”P72

旭麓先生取小标题“洪秀全”的思想，我感到不妥。洪秀全无有思想，有的是一种屡试不中后对孔夫子下面的科举制度的憎恨，至于上帝之说更容易用一种精神失常及冯云山的帮助影响的。至于反清倒是有些模型。

太平天国的叙述繁杂，加之我感到诸多地方叙述不妥，读至三遍，旭麓先生对其巫术性质的理解是十分有趣的，巫术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寻找“神力”证明自己“合法”的过程。这与形而上是直接联系的。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的精神支柱。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它与孔夫子所争夺的，是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P78

这里我感到，洪秀全的反孔的目的不见得是先生所言的为了确保皇上帝的唯一权威，更近常理的解释是他认为自己在科举中不能中试做官的原因是孔老先生给定的教材范围太可恶，自己怎么都考不好。这种反孔的行为除了表现出一种对统治思想的蔑视外还有就只剩下病态的发泄意义。

至于太平军先后对四书五经及孔子的态度不一，那是可以用解释的，当洪秀全获得了一个小王国的“统治地位”时，他就需要一种思想来统治，在没有理论可以依循的时候，他那些在拜上帝思想以前的意识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统治的依据。正如旭麓先生所说的“当他自觉的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

“随着造反者锐气的消退，是统治者惰气的增长。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学更为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P79

在我看来，首先，拜上帝教义是不足以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和制度成为太平军的“建国理念”；第二，生活在实实在在的封建社会的洪秀全，实际上的思想觉悟并不高，并且引领的不过是一些农民军，他们怎么可能获得儒学思想统治以外的别的思想呢？所以说“更为应手”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惟有儒学才能用作统治思想。

太平军的失败

北伐的四个字：偏师孤军。

“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P83

天京的一整套规矩制度比较清王朝更有甚者。这种农民起义为什么往往造成更野蛮更不可理喻的统治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太平天国同满清政府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的理想在现世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P86

太平军在社会经济方面，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土地再分配。“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而此时的自耕农面对的不再是旧时的自然经济了，他们离商品和市场近在咫尺，并时时受到刺激。这种经济环境无疑会使自耕农的增多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P86

太平军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旭麓先生的见解很启发我。太平军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削弱中央集权。

太平军的作用大于它本身所蕴涵的意义。它意想不到的影响了当时的封建制度，清王朝，地方势力，维新进程，革命教训等等。

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

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无不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P88

我原封不动的将引文引来，是为了说明，中国对近代社会的条约规则还没有十分清楚背后其实就是还没有认识到西方是为什么而来中国，又是为什么打中国。

“叶名琛无疑更想显示传统的英雄主义……以马箭傲火炮，在强硬的同时又表现了巨变时代里充满悲怆意味的懵懂和滑稽。其心可哀，其事则不足为训。”P92

“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叙前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P96

“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P98

历史读到这里，往往就有种感慨，封建地主的分化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势力弱化的开始。他们不在有一致的思想，一致的道路，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在这样一个千奇百怪的社会里，慢慢的被打破，并再难聚合。

洋务运动原是以自强命名的。但是我只是惋惜洋务运动开始之迟迟，结束之匆匆。历史的契机在晚清常常只能成为后来人惋惜的对象。

关于“夷”，“洋”之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天津条约中被迫„不得提书夷字‟。这种被迫后面，有着我们对西方的不平等的纠正，但是这种纠正却是同时伴随着西方对我们的不平等的侵略进行的。

1860年前后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分耳）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容闳1861年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等七条建议。这些都是当时改革思想。

抄下旭麓先生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搞糟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个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P104

第七章近代化一小步

“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P107

“„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奏准：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仿照军机处办理。又奏准：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又奏准：于司员十六名内，择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奏折、照会、文移等事。其机密要件，内阁各员缮写；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各站驿递事件，由兵部司员经理。‟局设为久，即改总理衙门。名称的变换，反映了天朝大国观念遭到打击而动摇的事实。所以，它有被迫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并因之而带上半殖民地化的印记。”P108

经理：经营管理之意？总理衙门的设置是中国政治形态内容方面走向世界的标志。同文馆、总税务司这些机构是在封建机构外的存在，它证明了近代社会中国政治上如何一步步的走向与西方相似的道路，种种拙劣而又痛苦的模仿，器物和制度和观念的引进杂糅，怪异的名词及它们背后的矛盾涵义。

旭麓先生说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

自强与求富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到达高潮。在它高潮的同时，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洋务军事企业催生了中国新的社会力量和生产观念。旭麓先生说是有数量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

至于民用企业则是此时西学留洋的人认识到西方的世界，知道军事的强大首先是经济的发达，经济的发达则是产业化的结果。同时西方在内地的商业活动也刺激了民族保卫“利权”之说。

“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都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效仿的。”P112

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以史地政法为主。

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里达199部，以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为主。

留学，1872年到1875年，先后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摘录下这些是让自己有心于此，这些年份，名词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许多生活的前身。

旭麓先生说洋务运动所汲取的西方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

中体西用

在整一个70-80年代，中体西用是一种流行语。

中体西用是一种结合方式。

“决理易，靖嚣难”

“过去立论，多视洋务派与顽固派为一丘之貉，虽有分异，亦不过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其实历史的真相不尽如此。两者之间不仅有辩论，而且有忿争。”P120

1866年底同文馆招收仕人进天算馆的辩论

洋务造船经费之辩

1880年末，刘铭传与李鸿章等所议修建铁路一事

朝廷中争论极大。

“但是复杂的问题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系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近代百年都是如此。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封建主义同一性，但从两者的冲突，争论之尖锐程度来看，光说这一点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P122

第八章 城乡社会在演变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的变革世纪里，中国因条约而陆续开放的商埠有30以上：

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

1858年、1860年中国与英法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十一口

1876年《烟台条约》四口

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三口

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一口

商埠有的是约开，就像上面条款中的，有的是自开，也有“特别开放”的，这些商埠将资本主义的东西渗入中国社会，城乡社会也就在这里开始演变。

社会力量：

一、买办

近代意义的买办是指一些依附于洋商的中外贸易中介人，在此较完全的意义上正式成为近代特产的comprador。

买办有些如吴健彰、杨坊那样媚气奴态。洋的都是好的，有些如郑观应、徐润后来办民族工业去了。

二、民族资产阶级

“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运动中的一种形式。因此随着商品成分的上述变化，旧式商业本身的性质也在变化。他们同产业资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在流通中显示的资本主义特性也越是明显。”P131

“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产生后会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那都是经济的派生物。我们用„买办‟、„官僚‟、„民族‟来区分资产阶级，并赋以否定或肯定的意义，派生的东西就被强调得过了头。用过头的方法来描写历史是不免要失真的。”P132

因此旭麓先生在这里强调了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即：分类的标准其实就是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多少，分成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从生到灭不满百年，是一个命运短促而又多舛的阶级。”P133

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来是一句非常辛酸的话，感到一种哀痛的感觉。

“……他们（资产阶级）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P133

三、工人阶级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我们在教科书中常常宣传的那种有觉悟，富于斗争精神等等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极深，收入与国外相比“工价之悬殊几已过半”

农村的社会变化

“农村从属于城市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而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的新旧更替，则为这种推及影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途径。”P136

教民

哥老会势力（以天地会为渊源，起名于同治年间）哥老会渗入湘军。湘军遣散的散勇，失业的船工、纤夫、运丁、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盐枭都是哥老会的成分。

出洋华工对国内的反馈，海外的侨汇。

第九章 日本冲来了

“1877年后任驻的郭嵩焘曾作《伦敦致李傅相》书……他因之而希望中国不仅„专意考求兵法‟，也应多派留学生„分途研习‟西国种种科技。……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很多，愿意取法日本的人却非常少。”P148

从外交到战争

注：外交上的交锋，战争是隶属外交的。我觉得标题有些不妥。

日本之热衷于“征韩”，据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有心得的蒋廷黻分析，其理由有三：„

（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

（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

（三）征韩能为因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

朝鲜此时也是思自主独立，朝中多有亲日派。

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的„甲申政变‟。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和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P152

为什么说海军的出场和角逐是它的关键和标志，海军除了意味着是近代战争的方式还意味了近代的科技和物质。

这里战争中，旭麓先生着重描述了水师的英勇，但是水师军舰不如日本的速度、灵活度。这里就说到那个太后的六十大寿，水师欲购炮舰不得。可见这一战，军事上的差距，更可见政治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迥异。日本自明治维新，国家的领导人全力的支柱这种近代补课，从《百年祭当时》中我隐约的感到日本当时的政治力量比中国当时的政治力量强大许多，也明智许多。这中间的原因何在？同样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人家可以处理好，我们往往就是变成一种党派之争的牺牲品。权力机构的反应何以如此不同？

民族精神的亟变

旭麓先生在这里强调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民族认识的作用：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究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失败带来的警悟士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P154

“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是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P154

“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准确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为。”P155

在近代的一些农民反抗，先生认为都不属于觉醒的范围，觉醒的定义应当是历史主体对自我历史使命的认识。这一段解释很好。

强敌成为榜样

在明治维新以前，有不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制的注意：洪仁玕、李鸿章。

70年代后，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注意日本：

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日本风土变化跃然纸上，自上而下的欧化，简化。

黄遵宪《日本国志》及积累亲见亲闻。“它是中国人用旧史体例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凡十二志，四十卷，二百余万言。”志中皆述日本用西法兴西学。

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和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

“这三个人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但黄遵宪和康有为著作的问世，则在甲午战争之后。”P162

三个方面的反思

维新派反思：„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P164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洋务派的自我反思：奕訢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但也因此，他用否定句表达出来的思想，已经溢出了我们今为洋务派划定的界限。”P164

可见今人对洋务派多有误解，洋务运动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实践的反思：即那些甲午战争的幸存者们的认识，力言西化。资料略。

第十章 变与不变的哲学

变与不变的矛盾。“拖泥带水地趔趄而行。”P166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以及戊戌奏稿；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和其他文章，集中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维新派论变的哲学。”P167

维新派论变，有两个特点。一是“变”与“新”相连。不仅是布新，同时除旧。二是“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的自然观在东来之后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观。”P174

进化论在社会历史学上的运用。保留我对这个运用本身的怀疑，在当时这确实为“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论据。

“一批一批的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一批一批的传统士人在洗了脑子之后转化为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商，好名法者言新律。‟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这种场面，要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加惊心动魄。”P175

这种思想层面上的近代化，显现出了自发的冲动，我们看到进化论和现实的残酷相互印证成了士人愿意学习的理论，进而旧的东西一点点的消退。

不变时一种旧时代的意识形态，有政治权力，也有社会附着力。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

一、怎么看待孔子；

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P179

思想文化中的心潮涌动

戊戌政变后，百日维新作为政治运动是失败了，但是这前前后后的新学家形成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忧国忧时，追求真理，寻找出路，这种社会力量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宝贵结晶。

“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为后来的改革留下了历史的起点。在那个时期的新式学堂和开设西学的属员（如两湖书院）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而短时间里纷纷兴起的学会，则兼有学术与政治两重意义。她不但使习惯于一家一户的中国人看到了„群‟的形式和力量……为广开中国的民智尔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P180

第十一章 庚子与辛丑

庚子（1900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辛丑（1901年）是29世纪的最初一年。这一个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先生称之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抵抗。

三种力量

义和团，自立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惠州起义。这三种力量，自立军作为维新失败后的行动已然影响不大，而当时的革命派（孙中山）用旭麓先生的话说是“还没有突破历史的临界点”。因此，义和团这样的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对中国社会和外国侵略者是具有震撼效果的。这里我们看到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引发的行动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喷薄而出”。

义和团的社会相

接触社会相这个词，我其实还是比较晚的，大约是明说1644年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状况千奇百怪，笔墨难以形容的社会相，无所无有。才在心中存了这个词。什么是社会相，社会的面貌？还是指一种复杂的社会状况？权且作这种解释。

义和团的源流有三种说法：义和团衍生于八卦教之一的离卦教，而八卦教处于白莲教，是说义和拳是白莲教的支流；国外多有认为是团练组织变化而来；是一种论拳习武的民间秘密会社。众说不一，十分复杂。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这是下层社会的一种特色。”P187

这个话重要。解释了社会的一种人员形态。义和团无疑组织发展与此有关，但是他之所以有别于这种秘密组织，就在于它的“反洋”，这种“意念”使义和团突出一般的历史现象。

“它激烈而又执着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吧自己通下层社会的其它组织区别开来了。当民族矛盾激生的爱国主义使义和团成为一场反帝群众运动的时候，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原始形式。”P188

“但义和团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城乡的各个方面之后爆发的。它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而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洋教是一个突破口，由此宣泄出来的仇恨包含着多重历史内容。”P188

经典。义和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爆发？虽然我们看到义和团的反洋，但它反洋的本身就是一种洋渗入的表象同时也是一种回应。为什么是洋教呢？宗教的作用是一种信仰上的问题，虽然中国社会没有一种鲜明的宗教色彩，但是自有一种社会思想体系，西方宗教无疑威胁到这种价值观念；另外，伴随西方的侵入，就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日趋瘫痪，无所适从的民众是最受其苦，因而对这种接触得到的教（教堂总是要寻找信仰者，反向也是普通民众可以接触到的苦难的来源，西方的一角）。

“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藉着经济意识……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但原始积累的血污同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又是合一的。”P189

这种合一，其实就是同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的一部分就是压迫别的民族以获得利益，先生所谓的原始积累的血污和民族压迫其实是统一的。

“„仇教‟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近代中国，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输来过„西学‟……它曾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之一。”P189

为什么洋教比商品带来的西学多？我认为，这里就是“人”传教必有人，人可以影响人，比物品甚。

“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发时候，他们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和物质武器。”P194

“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它们区分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两种不同发时代内容，并显示了历史的多面和错杂。”P197

半殖民地的深化

自《南京条约》，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庚子和辛丑表现为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先生说，这种形态下，旧式的民族反抗已然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辛丑各国和约》12款和19个附件。

武力震慑下的变化。辛丑条约使得使馆区武装化。驻兵中国。

经济制裁。

心理征服。公使赴往各国谢罪，停止文武科考5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

此后的中国社会失去了这种传统精神的支持。“在她（西太后）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西太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联军入京之时……„鼓乐燃爆竹，具洋酒以迎师‟……”P213

第十二章 欧风美雨驰而东

移风易俗“……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P218

先生用了《清代北京竹枝词》和《嘉定县续志》来描写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状态：悄无声息的进入。“文明”一词有了一种时代的“包容性”洋与文明。

“俗与礼相连。在一个久以礼教立国的社会里，饮食、衣冠、住行都积淀着伦理文化特有的意义。因此，„易俗‟虽始于一物一事之微，而风起于青萍之末，不会不撼动圣人制作之意。”P220

在20世纪初的中国 欧风美雨对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影响最大。

西方哲学东来影响了不同人走不同的路。

电影艺术、新式戏剧、“谴责小说”及诗歌绘画这些都在欧风美雨中变化着，这种艺术审美当变化便是一种民族心理的暗变。

复杂的社会心态

先生说以风雨喻物，本来就有多重内容。

一种紧迫与忧虑交集。一种悲怆和恐惧。同时又在欧风美雨中创造中国的近代文明。

古老的中国能够在近代艰难曲折的前进正是优厚一种心态的努力才得以把中国的新陈代谢同欧风美雨同一进行，民族近代化的脚步一点点的走着。

第十三章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关于章节的标题，这一节取的很好。

“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了在„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P231

这一节在现行高中教科书中，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选读的，并且只有几句话带过的。对其意义没有只言片语。

关于“江楚会奏三疏”：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琨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三折。一疏论育才兴学。设文武学堂，变通科考，考中国政治为博学，考各国政治及地理、算学等为通才，再考四书五经为纯正。

这个办法倒是有趣的，即没有丢旧时学问又收进西方的知识。姑且不论实践的效果，就制度内涵而言比“五四”时期所倡的学风要理性。

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中有停捐纳一条。

三疏为采用西法。凡农政商业等诸事有一系列都有所变。

但是这样的一个具体可行的行政在一个王朝的末代依然不能挽回历史命运了。

社会在“新政”下的改观。

军制上，新军。1895年开始编练。起于甲午战争失败后。“不过，比较有完整意义上的军制改革则是1901年清政府下诏„变法‟后开始的。”P235

与之相应有武备学堂和随营学堂的设立。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了近代军事知识。“这些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军官、教习，不仅推动了中国军制的现代化，而且在后来的历史变化中发昏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P235

政治体制上，在中央，裁汰各衙门的差役，停止捐纳实官，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撤通政使司。在地方，裁汰了河东河道总督和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以及漕运总督。

同时设立了新的机构：

督办政务处，商部，学部和巡警部。

这种破立，虽然没有戊戌变法中的理想，但是已然有解冻。

法制改革：

中国古代的法与政是权力的两面，同在一个机构中进行。但是中国近代有了它的新法。

重新制法。政刑分开。司法独立。这里学问大了。什么促使司法在这次新政中开始走上独立的道路，我实在不清楚。

奖励实业。商业在这一期有了政府的支持。后来有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政府的短暂的支持我想是有关联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长不结实，政府的态度是一个重大的因素。明在搞明代货币和流通。主要是关于财政方面。商业一直是一种被文化忽视的角度，或者说是有意为之。因而重点是我们古代的货币流通实际上是“假的”，不正常的。扯远了。

科举废了。简单的四个字。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上的断层。混乱。当时人们大约无暇于这些温吞吞的思想、知识、文化吧？忙着生存和斗争。

旭麓先生对清的“新政”是多有肯定，甚至叹息。治史确实不应“因人废事”。

第十四章 “中等社会”

名词解释：中等社会是社会在解构和建构中，在各种价值观念冲撞中形成的一股社会力量。“它的出现本身体现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实力的消长，并很快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力量。”P257

“自居于士类”

“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

“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形象已经可以辨识，但资产阶级的阵营是不明晰的。不明晰是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一种特点，它们同其他社会成分的交叠和粘连还没有完全消除。……单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就可分为革命与改良两大派别。”P265

“中国近代社会是„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的社会。微弱的若干工商业与普遍停滞的农村同时存在，若感到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走不好的路同时存在，……”P266

“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一次推移，由上层肇始，逐级发自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型。”

P276

第十五章 变革中的两大动力

“历史阶段的交推，并不是按照一定尺度的阶梯。在有三历史结案的交推中，一种新的力量败阵下来，另一种新的力量在前者的败局下成长起来，接应上去；而前者在败退中寻找机会，经过新的组合，卷土重来，并与后者抗衡。”P279

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共和与立宪两种政治理想的争执。

立宪体现了一种折中，既有变革又体现了对旧王朝的一种挽救的态度。但是在历史现实中往往处于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的人们更希望绝对和纯粹。

旭麓先生说立宪和革命在不同一性中有其同一性。

它们对阶级意图，民族意识，学习的方向……都是相同的。

第十六章 民变与革命

“民变是下层群众用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P296

一个关于问题解决方法的问题。也是一种不满的“示意”。为什么不满会积聚而变呢？没有途径疏通这些不满。

庚子之变后，中国社会，先生用了“乱世众生相”形容。首先就说了这个“民变”。民变大体有十种。有抗捐抗税，有为求食有盐的，有会党、农民起义，罢工斗争，学生运动，反对教会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对“新政”，其他各种反对压迫的斗争……

关于民变我们拿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民变来比。

首先是成分复杂。然后就是反抗的城乡比重问题。

“不惟如此，由于城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城市的反抗又往往影响和带动乡村的反抗。……以商人、学生、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城市反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比港大农村中的骚动和起义具有更进步的社会生活内涵，因而也具有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的城市已经不是前此的城市了。”P305

“太平天国以一种平均主义的理想起义，而这一时期的民变则是抗捐抗税，这是反应了一种商品经济。”P305

值得怀疑这一点结论的得出。抗税抗捐是不是就是商品经济意识的反映？

民变与革命的交互激荡

由于对象的一致性，民变借助革命。革命利用民变。往往一同发展，民变与之的关系：

一、民变以革命的旗帜号召，二、民变的人与革命党人合作，三、乘革命党人起义之机，发动民变。

革命与之的关系：由革命党人参与或策动的民变，在民变中，革命党人主动引导支持的，民变虽然吸引了革命党人，但是没有赶上民变。

民主的基石

这里我揣测基石恐怕就是民变。“对于革命来说，民变的最大意义乃在于它们以自己的出现和存在推进了形势，促成了清朝统治秩序的瓦解。”P308

晚清的民变是各种阶层的人的变。

而清王朝自己的“新政”反而没有帮助到它，新政的实行本身就具有阻力，何况乎在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年代，其重税更是直接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

第十七章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1911年，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浪翻波连，汇成辛亥风云。

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1912年元旦，教育总长蔡元培负责征求国歌。同年二月，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了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中华民国国歌：“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光荣，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十分集中地概括了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力追不舍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为之奋斗不息的方向。……由于革命党人推崇美国和法国，因此，„追欧‟实际上是„追法‟。”P312

“与国歌相伴而生的是国旗。国旗是从图腾演化而来的，是图腾的近代化。……这些不同的旗帜各有不同的寓意。十八星代表那时中国的十八省；五色代表汉、满、蒙

回、藏五族共和；井字代表井田而引申为天下大同；金瓜钺斧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三色代表自由、平等、博爱之义；白旗则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旨。它们以不同的寓意共同的表达了国家和民族至上的观念，是民族观念形态上的一种进步。”P314

这个我从未想到过么。

“同内容相比，这不过是一种形式。但当形式寄托着内容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了。”P315

这话经典的说，关于形式我们往往不能很好的给与正当的含义。形式是内容的反映。

“在中国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达到皇帝的伟大意义。”P315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因而力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古典史学，倡导„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学。”P316

史学为现实和现实的一种理解。古代的中国只能有这样的史学，应为我们的政治生活就是这样以一人为一国。

我倒是疑惑，现在这个世界，谁来为它写历史？又该如何写，选点什么写，写下来为了什么？

总该有当代的人为这个世界，至少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写点见证吧？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呢？

“在皇帝之下，没有独立自由的个体，只有臣民而不可能有国民。”P316

值得商榷，实际上什么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个体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独立自由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一种社会制度，如果说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自由的，那么极少部分的人必然也是在这种不自由中的。更重要的是独立自由的表现不能取代它本身。

有人反对周期观念。在我看来，不光人类社会活动，自然界都有新陈代谢的规律，生命有生必然有灭亡，一种制度，一个体制，一个社会都是这种生命形态，也就定然会有这种可见的变化。只是不知道是否属于进步或者后退可以形容。

“辫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个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P322

变政固然是难的，易俗更难。

禁缠足、紧鸦片、禁赌博。缠足这种概念我觉得很有趣，先始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动机？后来怎么会成为一种习俗的？它怎么就象征一种不平等，我就是不觉得是不平等在这里能解释的。

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实际上先生说这是旧社会的恶习，我看不然。贩卖人口在西方和东方社会都有历史记录的。而今天的共和国时代中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也是屡见诸报端的，无论那些没有曝光的。但是政府下令要改造这种恶，而不是听之任之，确实是一种进步，在当时。

那么，我觉得，什么样的体制和政府才是好的？是个有趣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个多数人认为先进的，科学的，或代表真理的政府就是好的？一个政府不应该对社会有所好恶。在我看来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中性的，不用一种价值观评判社会行为。制度好坏在于制度的弹性，要有可能性。但是人的操纵总有主观意向，往往是无知的，之所以需要民主就在于，我们相信在各种声音中寻找方法可以弥补这种“单向性”的缺陷。

易服饰。

这点，作为现代人，我赶到身边的女孩子大多对古代各朝各代不同风格的服饰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想主要是受到武侠小说和古装电视剧的巨大影响。有时，会有同学问我，古代人穿的都是那种沙沙的衣服么？说实话，我回答不了。没有研究过中国古代人的服饰，仅仅知道从文先生搞过，极有心得，也在他的研究成果中见到一朝一代的隐约身影。

近代服饰的变化，包括现在人们普遍穿的的衣服，都是在简便又美观上作功夫。世界时尚的前沿，服装设计大师们的设计虽然只在梯形台上展示，但是往往就是整个服装制造业的模型，所谓的风尚。杭州有个叫谢峰的设计师在2006年第一次代表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在巴黎发布时装。

回想过去，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服饰仿中国的制法，印染、花色，西方各国宫廷以中国的服装原料为珍品。想象这种古国神奇的美感。可惜，我们全球化，现代化，并没有起到激发民族艺术灵感的作用。

可以看到，艺术在中国的低迷，无论是美术还是建筑或者说服饰，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是不能吸收到别人的精华的。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艺术，或者说政治……“邯郸学步”的道理是，本身在哪里，本身怎么发生的，然后才可能学好他人的。日本最令我感到佩服的，不是它的学习能力，是它坚持的日本精神，一种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正是这种坚持才可能学习的好。

在中国的最大问题，没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我奇怪这种轻易愿意打倒自己过去的勇气，更奇怪，心态上打倒，但是行动上却仍遵循旧的价值观。

振兴实业同时提倡民族市场。在当时这种保护是有一定意义的我看。

袁世凯在当时的情况：外国的政治和财政上的支持意愿，立宪派对袁世凯这种稳重的印象，民众对这种主题的不了解，实业者需要一种稳定的理念，害怕革命。……他拥有北方的掌控权。一旦冲突，就如孙中山所说的可能使民主共和的形式都保不住，而使中国革命陷入混乱，革命的进程反而不如。

第十八章 山重水复

1912年2月13日，孙请辞，临时政府在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大总统等乃行辞职。总统受临时约法束缚。

宋教仁倡内阁，与孙、黄不同的是他认为政治民主远远没有实现。他在袁政府下，奔走倡导政治民主化。可惜就是这样，被暗杀了。“袁世凯的行为证明：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共和民国的。”P347

宋教仁被刺杀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又有三次革命，然而社会似乎又陷入了独裁中的灰色。

事实上，我又要想了，当时的环境能民主共和么，这种历史的转变有足够的条件去实行吗？

果然不是的，复辟不是革命不彻底。而是一种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有复辟，复辟的势力在那里，就证明当时的社会还是在折腾之中的。

“民国取代了清朝，但又给反对民国的清朝复辟势力留有周旋的余地。”P355

袁世凯倒下了，推选袁世凯的人不能再有一个机会去统一，因而各种力量就形成军阀。

这种，有军权和土地的军阀，实在是共和民国本身的脆弱有关，加上袁世凯倒台后，这个似乎有点理想意义的政府就如同假的了，各地的势力也就形成了。

北洋军阀始终操纵北京政府，说要统一的，而西南军阀又与辛亥革命的那些运动力量牵连。

先生分析说南方是近代新的生产力和革命力量的兴起地，而北方的军阀则是通过学勤、同乡、古旧……等组成的宗法性关系网络。

关于军阀头目，有四类，清代职业军官演化来，起于行伍，脱颖而出者，在国外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从土匪头目演变为地方实力派。

“大冲击后的社会有逆流，也有回澜。逆流是对冲击的忏悔，回澜是对冲击的慎思。”P364

“辛亥革命并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但形骸革命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质，诱使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孔子。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实际上具有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蕴。”P364

这里，什么是宗教，孔子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一定不是一个宗教角色。宗教是通过寻求人以外的或者说可知世界外的一种不可知的假设来解释人存在的合理性，并给他活下去的理由，我想。所以说，孔子在中国的地位是被定为在皇权的合法性上，并不是一种信仰角度。至于说一些道德观念，社会习俗习惯，是不能等同于宗教。当然我也说不好，但这里不是这样理解的。关于宗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为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没有宗教约束皇权。或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该怎么整理分析？

“夭折的革命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但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所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却并未随着革命的夭折而终结，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而空前恶化，于是„隐忧‟变成了现实，社会在变太中畸形。”P372

会党成为民国时期十分突出而又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革命夭折后，大量这类人没有归属感，在一个社会提供的饭碗远远少于人口，没有职业的人就会是社会的危机诱因。

思想当前的社会，我们的就业情况，昨天，一个高中的同学说网上遇到一个我们初中时的同学，因为成绩不是很好，就没有再读大学，他去一个什么机械培训了三个月就在一个供电所工作，工时少但薪水高的。我的高中同学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工作，甚至找不找的到工作都是一个大难题。这么多学生，这么多成本投入，对每一个单个的家庭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人力资本的负担，重要的是还是不可预见一点点收益的投入，就目前到形势看。

什么是社会不公，这就是社会不公，朋友们担心住房，担心工作，担心未来生活落魄。

究竟什么在引导我们走上这样一条路？

第十九章 新文化运动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P376

“五四”的排孔，既是针对民国初年尊孔崇圣活动而发，又是对前此反孔活动的继续和深化。先生找了三个点：

一是五四签订反孔大多着眼于政治批判，五四时期则是文化批判。“对孔学内在缺陷及其实质的剖析与评判”P380

二是把真孔子和假孔子，真孔学和假孔学联系起来，一并在本质上予以否定。

三是“五四”排孔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这一观念。

进行文化运动的人的本身就带着这种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矛盾。本身，文化村不存在调和就是问题，文化在一个社会如何共存不至于造成社会的无序？

陈独秀揭示中西民族的思想差异：安息立命，西方以战争为本；家族为本，个人主义；情感为本，法治为本。

就当时而言，确是如此。

新文化运动在冲击就文化价值时，也在试图建立新的现代价值。“更重要的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P391

民主与科学在五四之前一直就有先驱在提倡。为什么就是突出这两个在这一时期的意义。“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与追求大致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应用科学……”P391

在徐光启的故居，我见到过许多近代中国社会很多观点，实际上，徐光启在明末的时候就提出，并为之躬行了。

1914年成立中国科学社，刊物《科学》月刊。

“但当他们用民主科学来概括欧美工业文明大精神的时候，已经越出了模仿某个具体国家的具体建制的轨迹。他们不再热衷于讨论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孰是孰非，而是转而探索民主社会在欧美为何可能，而在中国又为什么屡屡失败。”P395

各色各样的“主义”在传入之初是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与旧文化对立的。他们的积极意义不应该仅仅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我们就否定他们。

第二十章 历史的选择

社会主义思潮为何在中国化学反应的相当厉害？先生说：

古代的大同思想与之有连接点的，而实际上，当时的知识分子怎么会不受他本身文化的影响。

甲午海战到一战之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这种西方思潮输入做好了准备。

社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矛盾：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好，并且有它的进步意义所在，可是新来的社会主义说，资本主义是要坚决的否定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P408

“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社会主义的前途”P409！经典的说，所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说法，就是这样找到了理论依据的，大约。至今，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空空的戴上社会主义这个“未来”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毫无疑问。

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但是本身的志向不同，也就决定了，决裂的必然性。

此后，中共找到了农民阶级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共又抓住了几次大的社会矛盾的变动，两个势力在互相斗争和合作中完成抗战。

此后开始了内战。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事业在北伐战争中得到了延伸，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最后的胜利。”P414

这是历史的大脉络。

这里，近代中国社会是不是一种嫁接的学问？嫁接的生命力多大取决于，根的选择和枝条的选择，和怎么插上去。外界的温度、湿度、气候等。最后，文字终结在这里，但是时间还在这片土地上奔跑。回首远望的话，你就会看到当代的诸多社会问题在当时就有影子，往往读史的人会萌生贾谊的感慨之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但是，我想啊，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发展中必然有的这种种的痛苦，问题总是在的，新和旧在近代社会较量，在当代社会较量。处在这一个时代中的个人，如何才有一种希望，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