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观（9篇）
1.邓小平社会主义观 篇一
观《邓小平》有感
姓名：王晶
学号：
院系：专业：美术学
观《邓小平》有感
别人说他的人民伟大的儿子，他却说他自己是伟大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每每在中国最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出将入相，叱咤风云。革命生涯三起三落，历经沧桑而不衰。废“两个凡是”谬论，立“实践检验真理”之言。推恢复高考制度之举，创改革开放之先河。成“一国两制”之构想，立“三个代表”之旗帜。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颗忠诚赤子之心，开始了一个春天的故事。
影片的开头，通过一组长镜头，展现了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仪式的盛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平你好”出现了。我想，这不仅仅是几位北大学子的激情之作，更表达了亿万中华儿女对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意与谢意。没有他，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很多人的命运也将被改写。有了他，农民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不再缺衣少食，知识分子才能摘掉“臭老九”的帽子，有机会为社会做贡献，无数地主，资本家的后代等所谓出身有问题的人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昂起头做人。
在影片中最让我感动的场面是当欢乐的人群举着“小平您好”条幅的时候，我对这位“三起三落”的中国领导人更加尊敬，首先邓爷爷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爷爷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讲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老人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要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能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然后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国家在生产力上还比较落后，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电影中邓爷爷招集所有受过打压的学者，教授来北京参加科技工作会议，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恢复高考，无不说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铁的事实。在出访日本中，坐在日本的新干线列车中不禁发出感叹：“我们也要有自已的新干线”。于是，我们便看到建设大吨位钢铁生产企业。而这个大吨位的钢铁生产企业，就是上海的“宝钢”。邓爷爷当年的一系列指示，在今天仍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着贡献。对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邓爷爷是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国的。其次，邓爷爷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发展了中国沿海经济，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使人民走上了康庄大道。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邓爷爷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当有一次邓爷爷去乡下视察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位老奶奶在赶着鸭子就好奇的问：“老人家为何只赶两只鸭子，怎么不多养两只啊”。老人笑笑说：“那是会犯错误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爷爷也对随同的人笑了笑说：“多养了两只鸭就是资本主义啊”。邓爷爷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活力。
有关中国主权问题上他同样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政策。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面，面对有铁娘子之称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面对强大的英国。邓小平斩钉截铁的抛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据说邓小平会见
菲律宾领导人时，提到南沙的主权问题。菲律宾领导人说，斯普拉特利岛（黄岩岛）是离菲律宾很近的。邓小平当即说，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于是南海无争议。这件事虽然并不确定是真实的，但很多学者评论说话风格很像邓小平。
邓小平是灵活的，他支持市场经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不拘泥于任何定论、传统。但他又是那么坚定，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毫不退让，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每一个政党的存在都需要有其先进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必定如此。我们的党在建党以来，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把反动派打倒，这一切一切的成就，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始终以先进分子为代表。但是，正如影片中，邓小平所说的，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错误。是啊，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上，邓小平的态度是科学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上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要坚决否定的。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结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有些方面的错误，我也是有份的。一个领袖，可以公正地看待历史，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见，宽容也是一个伟人的精神魅力。不能本本主义，不能搞个人迷信，不能说我们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只要我们的党能继承老一辈革命家敢于纠正错误，敢于挑起让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重任，群众哪有不支持、哪有不拥护的道理。现在很多地方官
员害怕“上访”，害怕这害怕那，整天提心吊胆。如果父母官都诚心为人民，身正不怕影子斜，哪会有害怕之心。一些外国友人说邓小平是政治家，是实干家。银幕上的他的身影，却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的形象。看完了这部大型文献纪录片，我确实感触良多。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些拙劣的想法。我想，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还待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慢慢领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二十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他又说：“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在我看来邓爷爷在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年，白发苍苍，却依旧日理万机，立下丰功伟绩，却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开创了新中国的辉煌，用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远见，带领中国走出自强不息的足音。而最后，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只是微微一笑，对着他的人民，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人民，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邓小平社会主义观 篇二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问题是当代世界理论发展的重大课题, 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它贯穿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始终。能否实现社会的公正, 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探索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公正观。这一公正观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公正问题, 克服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内涵
公正是正义、公道的同义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公平正直, 没有偏私”, 表达了一种人类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公正是社会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 是社会有序和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对社会公正进行阐述, 但是在他们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却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公正思想。如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结局部分, 是世世代代关于公正、善良、幸福的幻想的最终体现。”他们归于社会公正的论述, 构成了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并且得以继承和发展,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正观。
二、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不仅由于社会主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 而且在于社会主义能够使人摆脱被奴役, 被剥削的命运, 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邓小平关于社会公正观的主要思想是:
1.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也是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集中体现。“富裕”反映了社会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拥有;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实质上是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问题, 而这正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
邓小平将这一基本思想概括为两条:“社会主义原则, 第一是发展, 第二是共同致富。”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 才能创造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 消除阶级存在的物质前提, 从而彻底消灭剥削,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公正观, 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精神, 表明了只有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互统一基础上, 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2. 以公平效率为核心
所谓效率, 就是人们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有效配置。而公平在政治学上则表现为一种权利和目标尺度, 具有公正、正义、平等的含义。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 其统一也是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核心。
在邓小平看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 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必须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 为了发展生产力, 必须提高效率。为了提高效率, 邓小平主张在分配上应允许人们存在差异, 鼓励人民多劳多得。但是, 邓小平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决不意味着他忽略兼顾公平的问题。他认为, 政策只有兼顾公平, 才是人民所期望的结果。所以, 他强调政策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 不能够以造成两极分化、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为此, 制定政策使“先富”带动“后富”, 体现再分配当中的公平原则。
3. 实现社会公正要始终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邓小平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他的“三步走”战略, 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根本出发点都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他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党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并在实践中确实地给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 因此, 我们党终于在各种风险面前站稳了脚跟, 执政地位日益巩固;坚持以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才能更好地实现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实现社会的公正。
三、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指导意义
1. 实现社会公正要加强法制和监督
根据邓小平社会公正观, 我们深刻认识到, 要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法制。如何加强法制建设?我们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进行努力:
(1) 重视“依法行政”这一环节。在现阶段,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但是我们不应当只是倡导“以法为重”, 我们也应该强调执法为重。为此, 我们要加强执法干部的法制教育, 特别是要让他们从被动的接受到自觉学习的转变, 使他们做到“三不”:不敢贪——贪了会有灭顶之灾;不愿贪——贪了就会损失惨重;不能贪——疏而不漏, 无空可钻。
(2) 加强监督系统的建设。突破监督难点, 完善监督形式。比如, 给监督职能部赋予一定的实质的权力;重视每一个监督的环节, 做到事前决策性的监督和事后惩罚性的监督为一体;鼓励像信访制度、舆论监督等各种各样的监督形式, 通过建设监督系统, 加强监督力度。
(3) 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制观念。首先要加大法律条文的宣传力度, 使法律就、走进普通老百姓身边。其次,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程序, 使老百姓了解其操作程序, 在遇到问题时也熟悉准确地找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最后, 要多鼓励法律的专业人士瞎想, 为老百姓提供法律咨询及援助, 使普通民众也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 实现社会公正就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这种现状背后也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如果我们不积极采取措施, 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这显然与邓小平社会公正观是相违背的。因此, 当前要扭转这种不公正现象, 必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来说, 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在城镇, 确保各种所有制、各种用工形式的职工, 特别是农民工都能享受社会保险, 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农村, 逐步推广和普及以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
(2) 要进一步筹措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应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合理支付, 并逐步使基金的筹措和管理实现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3)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进行调节,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4) 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社会保障的所有内容, 如基金、待遇、享受条件、管理等, 必须由国家颁布法律统一规定。社会保障不应该是企业和单位的, 而是社会化的。
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决不会是邓小平社会公正观所允许的, 所以, 必须尽一切可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的公正稳定。
3. 实现社会公正要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现阶段, 我国要想取得社会的和谐, 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就要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 解决人们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实现社会的公正。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进行努力:
(1) 关注并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目前, 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国家应该采取措施,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多方面采取措施, 实行保障城镇困难居民基本生活的政策, 如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等。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帮助和解决这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困难, 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2) 扩大就业。我国由于城镇化水平较低,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向城镇和非农业转移, 使得就业压力增大, 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 要努力开辟就业渠道, 千方百计地增加就业, 同时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
(3)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努力增加低收入阶层, 特别是尚未解决温饱的群众的收入,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具有丰富的内容, 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 这正是对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才能化解社会矛盾, 让社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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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西学观特点探析 篇三
[关键词]邓小平西学物质文化民族自信
邓小平的西学观，是指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观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科学地认识邓小平的西学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邓小平西学观的突出特点予以探析。
一、建构世界文化观框架，强调中西文化融汇的整体性、互动性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事实上长期扮演着世界现代化引领者的角色，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认识和借鉴西方文化是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出现了“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论”、“全盘西化论”、“国粹论”、“中西调和论”等诸多学说，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西文化持有不乏独到的见解．但都没有摆脱中西体用论的框架，围绕中西主次优劣关系争论不休。邓小平西学观跳出了体用割裂的狭窄思维方式，建构世界文化观框架，对西学采取务实的开放态度：不在中西文化主次关系上纠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对全球化经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西学观的理论起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世界文化观框架。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获得迅速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都可以成为大胆借鉴的对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当然也在借鉴之列。为了解除借鉴西方文化的思想顾虑，邓小平运用世界文化整体性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不能把差异作为借鉴西方合理因素的障碍，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手脚和头脑，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整体文明的一部分。邓小平进而指出，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不要“怕”，大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同时，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也就是说，世界文化的融汇是具有互动性的，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彼此寻求发展的必然．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不仅不可怕，而且是非常自然和有必要的。因此，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立足于现代中国国情，有效实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思维独特而开阔，在深刻体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基础上，他摆脱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论的束缚，以非凡的勇气和务实的作风，以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和互动性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从而使近代以来的西学观达到新的时代高度，这是邓小平西学观的突出特点之一。此特点再次表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性极强的远见卓识者。
二、优先吸收西方物质文化成果
早在50年代初期，中国就曾仿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尝试借鉴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特别是过多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中国借鉴西方变得越来越谨慎和艰难。至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失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时代主题已从过去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发展思路。它促成了邓小平西学观的另一突出特点，即优先吸收西方物质文化成果。其具体表现是：
其一，借鉴西学的根本动机是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了解国外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从1978年10月起，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在对西方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发达的经济有着直接的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其二，邓小平对西方物质文化成果予以基本肯定。邓小平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成果分为两个吸纳层面并分别待之以不同的态度，对于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物质文化层面的因素是基本肯定的：“有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可以全方位地借鉴西方物质文化建设合理因素，“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与对待西方物质文化成果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待西方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邓小平则慎重许多，特别强调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
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其三，生产力标准为最终评价尺度。借鉴标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创见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生产力标准是带决定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都应该是吸收和利用的对象，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是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反之，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西方因素．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化等，则要予以坚决抵制。
从上述邓小平关于借鉴西学的根本动机、基本肯定西方物质文化成果及借鉴的标准等方面的基本观点看，可以综合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始终把物质文化建设放在优先地位，侧重于西方物质文化建设合理因素的吸纳和借鉴，是邓小平西学观的又一突出特点。
三、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纵观近代以来“中西”之争，时常为中西文化两极对立的倾向所困扰：即当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时，往往容易全盘否定，而对西方文化则推崇备至，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态：当我们强调民族自尊、珍惜传统时．又往往闭关自守，流露出夜郎自大的心态。邓小平西学观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思维．坚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邓小平坚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邓小平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给予了充分肯定，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家文化合理因素的复兴，他更加强调弘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的革命传统。邓小平认为，它们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和升华。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靠“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大力发扬这些精神，不但共产党员要有这些精神，还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其二，反对民族文化保守论。邓小平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侧重于静态、封闭，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是动态和开放的，绝不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邓小平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
在坚持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现代化绝不是西化，吸纳外来文化“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因此“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所以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现代中国国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如果盲目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明确，“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全盘西化”会使中国丧失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因此，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4.观邓小平事迹有感 篇四
—— 挫折是人生的财富 邓小平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这样伟大人物的一生道路却是很不平坦的，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年少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时光非常忙碌，生活也很少有安稳的时候，他常常没有工作，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回国后在党内担任工作，在政治上却的跌荡起伏，其中“三落三起”就是他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为此，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他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
第二次“落起”，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连，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时期。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得以恢复。1975年初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起”，是在1976年至1977年。邓小平因“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夕才获得第三次解放。
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平凡一生所经历的挫折，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思想所拥有的自强不息，在受到重大打击时也能沉着应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不平凡的人生。邓小平经受了不断的打击，不断的被误会，却在被打倒后仍然继续工作，在国家需要他时就出来主持国家的建设，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使国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5.观教学片《邓小平》有感 篇五
在毛概课堂，我们观看了《邓小平》这部纪录片，让我对邓小平的敬佩又增加了许多。影片是从邓小平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大阅兵开始的，接着就闪回到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望着外面的情景，邓小平默默地抽着烟，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忧虑。紧接着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群众自发在街头写下几个大字：“邓小平你在哪里？”影片的开头就很吸引人的眼球。
影片中有一节是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一起一个乡下视察，看到一个老婆婆用树枝在赶两只鸭子，他便问她为什么只养两只鸭子，老婆婆说道：“农民养两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是资本主义。”听到这番话我觉得邓小平内心肯定是非常得难受，不能够盲目地，定量地定义社会主义。《邓小平》主要描写的是邓小平从“文革”结束到1991年间的事。一件又一件的往事相继闪回：恢复高考，“两个凡是”大讨论，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制，知青回城，创建特区……晚年的邓小平虽从第一线退了下来，但仍心系国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经济改革的阻力，使得这个老人不停地思考着判断着。影片中有一段是讲有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只会盲目地拥护毛泽东思想不放的人对这篇文章持反对意见，并要求不能刊登这片文章，但是邓小平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讨论以势在必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才能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使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展开了著名的南方之行……影片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在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后，他告别了当地的官员走向快艇，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身走了回来，急切地对官员们说道：“你们步子要走得再快一点呀！”在他的眼神里满是期待。看到这里，我觉得当时邓小平积极主张要改革开放是非常正确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 唱响，已停滞不前很久的中国开始加速前进。正如电影里所描绘的，一架架推土机在中国的一个小小渔村里轰鸣。深圳速度在不断地被刷新。然后，这里有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有了现代化的生产线，有了川流不息的人群。如今，他的名字响遍了全世界——深圳。
在邓小平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经济特区同其它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改革是否成功，判断标准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同时，经济特区还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通过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总之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是邓小平为使我们国家打开了国门、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坐在日本的新干线上，当随行的如本记者问到他此时的感受时，他这样回答“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感觉”，随后他表示“新干线，我们也要有啊！”访问美国，他参观了美国现代的科技成果。此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科技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提出了这样的科学论，由此可见，科技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伟大历史转折。邓小平大力支持农民联产承包、鼓励兴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
在邓小平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中，他要收回整个香港岛坚决大胆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6.观小平小道有感 篇六
这次去小平小道的活动是教我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老师组织的。这天风和日丽，我们早上7点半起床简单的吃过早饭就去校体训馆集合。不只有我们一个班的学生，有好几个学院的在修这门课的将近1000的学生一起参加本次参观小平小道的活动。
这次活动的一大特色就是我们徒步前往小平小道。我们在路途中说笑着，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小平小道。刚到达目的地，就听到纪念馆前播放的红色歌曲。俨然像回到了那个红色革命的时代。首先进的是主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一群青铜雕像。描绘着邓爷爷和工人一起围着，神采飞扬，指点江山。后面是一大块白色纹理的大理石，上面雕刻着小平的女儿著名作家邓蓉，小名毛毛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内容大概描绘了邓爷爷在下放到江西后艰苦的生活，但处处透露着希望和亮光。继续往里面逛，看到了一些邓爷爷以前在工厂里的日用产品，都是比较破旧的东西了，但是放在壁橱里却熠熠生光。随后，看到了几幅描写邓爷爷和工人的故事，一一体现了他俭朴，珍重粮食，热爱劳动，尊敬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还看到了一些以前绝密的文件以及邓爷爷下放期间调查江西景德镇时，工人们不怕嫌疑送给他的四个瓷器。印象深刻的是一副字，上面写着邓爷爷的亲笔。原文记得不是非常清楚，大概意思是我多么愿望留在党内干活，哪怕只做一些杂活也心愿。还有一副是说他文革时下放的感受，他说这艰苦的几年也挺好，这促使他有时间，能好好反思自己和思索中国的未来，设计改革开放的蓝图。这些话让我想起另一个伟岸的身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同样他也数次被贬，但依然牵挂着整个宗庙，牵挂着天下黎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走进了小平休息室，这是工人们看邓爷爷辛苦为他建的，希望他能休息好一点。在他的房间外看了看，外面贴着几行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几个字贴起来容易，做起来只怕是难如登天。起码，我是不行的。里面很简陋，就是一张木板床和垫子，但邓爷爷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思考和构建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出了小平休息室，进了当时的配件厂工作车间。一进去就有浓浓的机油味道扑面而来，里面都是机器零件，破旧不堪，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如何了。
然后我们观看了小平同志的照片展览，看着那些照片从小平同志年轻到老，他的为人处事让我们感动，尤其是他抱着一个小孩的一张照片，小男孩很脏，可是小平同志没有任何厌恶，他笑容满面，亲着小男孩的脸蛋儿，邓爷爷是多么和蔼可亲啊！
7.邓小平务实的宣传观 篇七
邓小平长期领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随后又主管党的日常事务(包括宣传工作),他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方面的观点,体现了很强的务实作风。他一贯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他的理论魅力在于务实。
一、早期的宣传观:贯彻毛泽东的宣传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拥护者和贯彻者。他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写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讲演、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 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在这里,邓小平所谈的宣传都是很实在的,他反对强迫手段,注意总结经验。对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1]
在担任八路军一一九师政委时,邓小平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对此,邓小平要求我方必须供给“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 考究输送的技巧”,“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他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2]
1938 年《中华图画》“晋战专号”发表的邓小平照片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中原我军挺进大别山区。邓小平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 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3]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邓小平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从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很熟悉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内容,并且根据西南区工作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强调党报指导工作的意义,邓小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各级领导同志充分利用党报和其他媒体,他指出:“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4]
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列举了多个事例,说明报纸正确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的把握,邓小平当时就要求报纸:“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5]从邓小平这些早期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党报思想的主线:党领导的媒体要服务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这篇1950年5月的报告,反映出中共中央1950年4月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议得到贯彻的情况。邓小平给党报提出的三个具体任务是: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就此指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6]在这里,邓小平谈到报喜也报忧,实际上谈到了新闻报道的平衡问题。
二、新时期务实的宣传思想
邓小平关于宣传的论述,涉及了比传媒大得多的思想观念领域,包括党报的宣传,但常常将非大众传播的其他文化领域以及整个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涵盖了进去。就其论述点而言,凡是适用于一般宣传工作的,原则上也适用于党报和其他党领导的媒体。
邓小平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宣传的指导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宣传方式。这些变化,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宣传的指导思想要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环境
1978 年 10 月 25 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讲演
邓小平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考虑到整个宣传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他说:“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7]邓小平在这里借用陈云的话,实际上谈的是整个宣传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有一个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他是有意识地在克服过去的思维惯性。此前四个月, 邓小平谈到“兴无灭资”的老口号,他说:“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8]他的思考,实际上涉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方式问题。及时制止这种宣传,有利于社会稳步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二)拿事实来说话,反对形式主义
拿事实来说话,是邓小平要求的基本的宣传方法。邓小平对假、大、空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同年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他说:“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985年,在回顾农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担心时,指出:“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9]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邓小平要在宣传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具体表现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拿事实来说话”。
新时期的农村政策需要不断调整,需要做很多说服工作,邓小平就此在1986年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对于城市政策也是如此,他说:“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10]
这里还要强调两点,第一,这个事实必须是新的事实,邓小平说过,“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11]第二,这个事实是真实的。邓小平说:“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12]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分析过产生空话的体制性原因,他说:“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惟一直接提到的党领导的媒体工作,又是批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3]
1992 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发表谈话
(三)说话看风头、生搬硬套是不讲党性
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形成一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宣传效果和党的全局利益负责的惰性,这表现为宣传中思想僵化和阿谀上司的媚习等。邓小平1978年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要求宣传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要引来引去的,让人不舒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过去的教训,批评道:“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14]对于高级干部出行,所到之处大肆宣扬,他也提出过批评。
我们的政治和政策性宣传都带有很大的权威性,人们对所宣传的内容或观点大多顺势接受,宣传上一旦实行本本主义,就会出现片面性,造成的损失也很大。邓小平对这种宣传的习惯很熟悉,他告诫说:“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片面性还包括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他就此指出:“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15]例如把局部说成全局,把个别现象看作普遍现象等。
(四)关注世界信息的沟通
中国曾经在一个较长时期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宣传,由于信息闭塞,往往内容失真,助长了盲目的自以为是的心态。1974年,“四人帮”就曾借国产“风庆轮”远航欧洲,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大肆吹嘘我国的造船能力。邓小平回顾这件事情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16]
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再不能脱离世界了。1984年2月,邓小平就注意到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他对一位日本朋友的建议表示赞同,这一建议即“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这里提到的“通讯”,即指信息产业。同年6月,在与日本民间人士的谈话中,他关于开放的世界背景讲得更清晰了。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9月,他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7]
1989年3月,邓小平再次谈到信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在发生八九风波这样重大事件的第五天,邓小平仍然坚持要讲开放,讲信息,他说: “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 耳目不灵。”[18]此后几年,他多次讲过信息的重要性。
8.邓小平社会主义观 篇八
摘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过程中，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透辟分析了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赶超先富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辩证贫富观。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无论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于改善和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贫富观；贫穷；共同富裕；两极分化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1—0001—06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指路人。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和吸取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透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赶超先富的辩证贫富观和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无论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于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物质生活方面而言，是一个不断地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繁荣的过程。所谓贫富观，就是人们对于贫富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包括对贫富差距出现原因的解释、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评价、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以及贫富群体心理调节的途径等。邓小平的贫富观特别是邓小平关于贫穷问题的思想观点，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视贫困问题的。在1955年10月4日～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视角强调了帮助农民消除贫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告诫全党，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然而，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贫困问题上陷入认识的误区：一方面强调要消灭贫穷，认为落后就要挨打，对贫穷落后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又赞赏“一穷二白”，以穷为荣，认为穷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越穷越好。正是由于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至于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和反思了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观上的偏差和失误，深入分析和论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贫困现象的复杂原因、消灭贫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根本途径。
针对毛泽东晚年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的偏颇和“文革”中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邓小平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些观点“简直荒谬得很”，“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并谴责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鉴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赞赏贫穷、以穷为荣的浪漫主义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做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的严重影响，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社会历史根源、消除贫穷的长期性和紧迫性以及根本途径。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社会主义的中国确实还很穷。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那么，为什么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呢?邓小平认为，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这是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长期存在，脱贫解困任重道远的物质经济根源。二是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这是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的社会政治原因。而“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因此，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长期贫困，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就必须向贫穷宣战，“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消灭贫穷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开放。只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保守转变到对外开放，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总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真正消灭贫穷。
二、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
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指出：
“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E43698。邓小平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指路人，被国外学者和媒体誉为“中国现代化之父”。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纠正了毛泽东对富裕问题认识的失误，把建设富强国家确立为新时期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实现了在贫富观认识上的革命性变革。
与对待贫穷的矛盾态度相呼应，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富裕也表现出自相抵牾的复杂心态。他一方面对富表现出深深的期盼，另一方面又对富表现出深深的担忧，采取打压态度。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和1956年2月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的插话中，毛泽东希望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但又觉得“富了不行”。他认为，“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她就不需要革命了”。“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农村的富裕中农装穷而不敢冒尖大加赞赏，认为这“很好”，“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对“农民也以穷为荣，以富为丑”，他认为“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已经在政治上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正是由于毛泽东担忧富了就要出问题，对先富起来的人采取打压政策，“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使人们闻富色变、视富为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治贫致富的过程中，纠正了毛泽东对富的片面认识，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建设富强国家为战略目标，以“三步走”为战略步骤，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战略重点，以“先富带动后富”为战略途径的共同富裕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致富不是罪过”，“勤劳致富是正当的”，而思想僵化、安于贫困落后、不思进取才是罪过。因此，他号召人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从“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据邓小平这一观点，党的十三大报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国家规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之一。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分“三步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人多，土地面积大)，又是一个小国(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不能通过“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一蹴而就的。为此，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以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0美元为基数，到80年代末翻一番，达到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为我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再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大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共同富裕并非毫无差别的同等富裕，亦非步调一致的同步富裕，而是包含着富裕程度差别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波浪式前进、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当然，“先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必须选准突破口，抓住重点和难点。在与外宾谈论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问题时，邓小平多次指出，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对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为中国人民的脱贫致富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
三、贫富差距拉大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社会主义要消除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但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先后和程度上的差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项重大课题。邓小平在带领我国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以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镜鉴，坚决破除平均主义，同时又正视贫富差距，采取切实举措避免两极分化，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贫富差距过大的。在1959年12月—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然而，由于过分担心产生个人主义，在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这台天平上的两端，“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平均主义盛行，结果虽然避免了个人主义泛滥和两极分化的出现，却导致了共同贫穷和共同落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当作财富，以毛泽东为鉴，彻底破除平均主义，同时又坚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基于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
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的认识，邓小平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号召人们向贫困宣战，向现代化进军。在1984年2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等重要讲话中，他深入分析了平均主义的严重弊端，反复强调改革要首先打破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当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贫富差距快速显现并且超出原先的估计以后，他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防止两极分化上。在1990年12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等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目的、原则以及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就走了邪路了。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强调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并且告诫全党“在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引者注)”。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邓小平对贫富差距拉大这一类的问题愈益关注。在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要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防止两极分化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是异常坚定和明确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仅深刻阐述了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和防止两极分化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而且还指出了现实的制度保证和具体的办法措施。邓小平认为，避免贫富差距过和两极分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至于在具体体制和政策层面如何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采取这些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决不是搞摊派或鼓励吃“大锅饭”。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和设想与改革开放前“左”的政策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
四、邓小平贫富观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贫富观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总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何长期存在贫穷、如何消灭贫穷和避免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把对贫富及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新世纪新阶段，认真研究邓小平的贫富思想，树立正确的贫富观，无论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于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有助于我们理性对待贫困，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现象存在的长期性和脱贫解困的艰巨性。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贫困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全球脱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的贡献率达到67％，甚至被巴克莱财富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排名为去年全球最富裕国家的第7位。然而，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大幅度跃升，但人均只有2000多美元，仍居世界后列，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除列入低保的2000多万贫困人口外，还有几千万人处于低水平温饱状态，列入城市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也有2000多万人；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贫解困任重道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的本质特征，不值得骄傲和自豪，但贫穷也不是什么耻辱和罪过，以穷为荣、安于贫穷、不思进取才是罪过。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以邓小平的贫富观为指导，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贫穷，发奋努力，才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其次，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富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富民政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富人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据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有(以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34.5万人，排在日本后面位居亚洲第二名；从2006年到2007年，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从15人猛增到108人，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然而，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和浙江等少数省市。同时，由于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仇富”心理和情绪也在不断滋长，一些人对富人存有着偏见，认为是富人夺占了大多数人的财富，他们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这对于富人群体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不可否认，我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确有少数是通过不正当途径或非法运作暴富的，但应当承认大多数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和贫穷不是罪过一样，致富也不是罪过，对财富永不满足的贪婪和不择手段的追求才是罪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贫穷，而是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大肆渲染“仇富”心理、情绪，散布“为富
不仁论”，是极其有害的。要正确制定出和坚决执行切实可行的富民政策，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必须认真研究和始终坚持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树立正确的富裕观，理性对待财富以及先富起来的群体。
最后，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贫富差距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升为24.66万亿元，增长67倍，人均GDP则由381元升为18 665元，增长4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 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然而，也必须看到，经济总量和平均数往往掩盖着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收入与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从1978到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曾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一度缩小，但仍从2.57:1攀升到3.33:1。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反映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也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30年，我国就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客观地说，这一态势已经超出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估计。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不能简单地到《邓小平文选》中去寻找标准答案，而必须以邓小平的贫富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真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贫致富的“中国经验”，正确认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既不能“劫富济贫”，让先富起来的人心存疑虑，不敢露富或移资国外，更不能“劫贫济富”，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马太效应”日益彰显；既不能否认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任其肆意扩大，也不能炒作“基尼系数”，加剧社会对立。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太小，穷人太穷，公平与效率失衡。“仇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仇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低、扩中、调高、打非(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早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
9.毛概-观《永远的小平》有感 篇九
------观《永远的小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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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思齐
他就像是小溪中的一滴水，平静，明澈。他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冰冷的手指能触碰到阳光的热度。他是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普通人难以企及；他是普通人，他的生活和普通人一样朴实。他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让香港顺利回归、让我们尊敬的人；他是小平，普通人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带给我们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的人。
那令中华儿女无比尊敬、爱戴的邓小平，是中华人民的儿子，是国家的伟人；也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儿子、亲人。
邓小平是那个我们所熟知的、令我们敬爱的一面；而小平则是那个生活中,妻子、父母、兄弟姐妹们眼里平凡的亲人。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光芒洒在宁静的地面上。邓小平在这里工作，小平在这里生活。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那林荫小道，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人有如此的人格魅力。
从来都只知道他是令人尊敬的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人民也深情，永远地热爱他。”，邓小平如是说。他把自己的存在定位于为了祖国和人民，大爱博博。犹记得第3次复出的时候，他的那句“我还要干20年”，一辈子，为了祖国和人民辛勤地耕耘。他是令人尊敬令人景仰的。
而通过今天，我才了解对于家庭而言，他，也是多么的情深意重，充满了深爱于责任。
作为丈夫，他不懂女人心，却能与夫人相爱相惜。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从1966年的政治风暴开始，他屡次被推向灾难的深渊。在艰难岁月中，更显情深意切。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和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犹记得，他那朴实的妻子说的，“我们最好的一点就是永远互相信任，不管我做什么，他都认为是对的并且相信我，不论他做什么，我也是如此”，在这身上，恰恰又可以看到小平的影子，信任自己的妻子，感恩于自己的妻子，还告诉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到外面出风头。
真诚、纯粹，相互信任，相濡以沫。性格不同，心灵相通。
作为儿子，他非常孝顺，对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继母，亦是非常尊敬和关心。
对家里的兄弟姐妹等亲人，小平从不说贴心的话，但总是把他们装在心里，能体会到深深的爱和关心。高级领导会多油肉，小平不单独吃，和大家一起。爱家里的孩子，总是关心学习情况，悉心指点。帮助小姑姑第一个入党，缺不插手其他工作待遇的事。又真诚的帮助，又在某种程度上大公无私。好一个平易近人，重情重义的小平！
如果说在政治上，邓小平永远是那么的有魄力，有思想，那么在生活中的小平，恰恰是他有魄力，有思想的源泉。懂小爱者，才能懂大爱。做好了一个人，才能做好一个国家的伟岸的人民。他是工作于生活完美的结合体，是我们心中的邓小平与小平。称他为邓小平，是对他的尊敬与崇拜，称他为小平，多多少少有一点可爱的成分在里面，这样一个伟人，这样可爱的性格，让人不得不爱。
又想起了他的死，难么坚强。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么坚强，一声不吭。穿着破了的衣服，捐了角膜，捐作医学贡献。
他的骨灰撒到了大海，和每一滴的水拥抱，就像他把他的所有，都献给了如水滴一般的中华人民。
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