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共11篇）（共11篇）

1.好人主义 篇一

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反馈情况11日开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本轮巡视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等4个省市进行“回头看”的反馈情况。四省市巡视组都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

天津市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

在对天津市的专项巡视中，发现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政治担当缺失，党的领导弱化。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政治原则性不强，好人主义盛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到位，政绩观有偏差。

党的意识淡漠，党的建设缺失。思想政治建设薄弱，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不信马列信鬼神;基层党组织不健全，软弱涣散问题突出。

此外，履行“两个责任”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违规选人用人， 、带病提拔问题突出;一些领域腐败案件居高不下，基层小官大贪易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花样翻新，“四风”问题屡禁不止。

湖北省有领导干部不守政治规矩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在党的领导方面，政治意识不够强，对违反政治纪律问题警觉性不高;有的领导干部不守政治规矩，有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不担当;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在党的建设方面，党的观念淡薄，“ ”学习教育存在薄弱环节，党的组织生活不规范，农村基层党建隐患较多。

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落实“两个责任”不够到位，监督执纪问责需进一步加大力度，一些领导干部和重要部门存在较大廉政风险，选人用人问题较突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

江西省 案后续处理工作不及时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党的领导弱化，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破解发展难题改革创新不够;政治意识不够强， 案后续处理工作不及时。

选人用人的反映集中，违反换届纪律时有发生。党的建设薄弱，党建工作抓而不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够，有的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一些党员干部党的意识纪律意识不强，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党的阵地不牢固。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够，“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违纪问题易发多发，干部监管不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

河南省存在“带病提拔”说情打招呼问题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省委政治意识需进一步增强。选人用人问题反映集中，存在“带病提拔”、说情打招呼的问题。

党的建设缺失，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党建工作薄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信仰缺失，党规党纪意识淡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力，党员领导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有的单位“一把手”腐败问题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时有发生。

2.好人主义 篇二

代表着启蒙、理性、正义、主体性、人本学的现代主义文化从启蒙运动诞生以后就开始遭受到不停地攻击, 尤其是到了20世纪, 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 而宗教信仰的神学光辉也因遭科技的打击和理性的贬斥而彻底地黯淡了。现代主义者他们看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旧的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 社会开始出现无序的因素时, 就希望重新建构起一套价值标准, 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 人们不仅没有找到出路, 相反倒愈益陷入危机。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都无法把握的, 于是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荒诞, 以一种纯粹个性的体验, 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他们要消解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他们打破一切的等级制度, 击碎拯救人性、寻找自我等现代主义理想, 把主体变成破碎的幻象;他们主张世界的多元化, 张扬无度的个性自由。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并进行颠覆和解构。它是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 (王岳川, 1993) , 是“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想和重新审视, 是一次重新整合和改写。 (盛宁, 1997) ”王治河在《后现代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产生的一股在思维方式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 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 坚持对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否定, 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王治河, 2006)

然而, 无论后现代主义以多么革命的姿态摧毁和颠覆, 它仍然无法摆脱与其现代主义母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仍然保留了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 而且最后也面临与现代主义一样的困境。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杂、不断处于分裂流变与不稳定之中的东西, 后现代不过在有些方面比现代主义走得更远、与传统决裂得更彻底。它同现代主义一样反对机械文明与工具理性, 排斥依赖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理想, 关注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现代主义发展的“延续性”和“中断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 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修正。它是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 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治理危机的方案的怀疑态度。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桑在1975年发表的《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指出:“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才能让后现代主义诞生, 它们目前是共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认为, “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 而不是差别”。 (哈维, 2003)

如同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性滋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颠覆的同时也丧失了建构的能力。它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激发创造性思维以及确立主观能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它作为专事摧毁的工具不再有意义。它自我矛盾、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倾向已经无法用任何认识框架去矫正了。当一切都被消解之后, 任何的价值标准和依据都变得不可能, 人们不再对传统的理性和合法性概念深信不疑, 不再相信有终极和普遍的存在, 拒绝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的元叙述———当今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 人类还有可能重建启蒙理性吗?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讨论最多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消解一切意义, 正如它反对任何绝对的、中心的意义一样, 承认文化的相对意义和价值。它允许不同的声音互相交流、相互共存, 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成为可能。但是, 由于文化相对主义只承认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它最终也只能被相对地对待, 仍然无法达成一个终极的目标。不过, 终极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如果达到了人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以, 人们总是不断地寻找和超越, 不停地解构和建构, 这便构成了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

摘要：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风格, 还是一种新文化现象或思想运动?它是现代主义演变到后期的形态, 是现代主义的通俗化, 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更重要的是, 在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过后它又建构了什么呢?它将终结何处?本文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内涵及特征, 以及它的困境和出路。

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和价值危机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7.

[3]王治河.后现代哲学研究.增补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无限主义，融贯主义与基础主义 篇三

关键词 知识 证成 无限主义 融贯主义 基础主义

传统的知识论即柏拉图所主张的知识即Justified True Belief。在JTB模式下，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的比较确定的结论是，知识是一种真信念的类型，真信念不一定是知识，但知识必然是真信念。“我们如何能获得真理和证成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区分真信念和假信念，证成的信念和无保证的信念。”

一、阿格里帕三重困境

“知识的证成意指满足可接受的知识标准和具有积极的认知状态。”然而证成这个概念结构本身在使用的时候便遭遇了阿格里帕的三重困境：1、在证成的某个点上拒绝提供进一步辩护，因此不得不提出一个独断性的假设。2、我们的信念是被一个无限的链条所支持的，形成了无穷倒退。3、我们的信念是被一个无限循环的链条所支持的，我们只能不断地重复之前说过的话。

阿格里帕认为，在这三种困境下，我们对知识的证成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得不到确定的知识。但是我们要追求知识，就不得不从中选择一种来进行证成。面对这一困境，不同的学派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论应对方案，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无限主义，融贯主义和基础主义。

二、无限主义

无限主义的观点主要是针对第二种困境提出，他们认为一个无限的链条是可以证成一个信念的。每一个信念都是一种潜在的合理质疑，并且这种质疑在原则上是可以无限进行的。每一个答案都是进一步的原因，那些看似徒劳的，无限的推理才恰恰是有效知识证成需要的。

无限主义旨在为无穷倒退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观点是很难被接受的。首先，我们本身的存在是有限的，要以有限存在创造无限的信念是困难的。即使有，要证成这种信念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如果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由其他媒介信念证成的，那我们永远也达不到所要证成的东西。

三、融贯主义

融贯主义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第三种困境，他们认为一个循环的链条是可以证成一个信念的，只要这样的一个循环是足够大的。融贯主义者们相信我们对具体事物所持有的信念其实是我们整个普遍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也就是说，我按照我所体验世界的方式体验着这个世界，我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我自己世界观的一种产物。

然而这样一种事实并不能确保我们这么做是对的，因为我们往往倾向于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来形成我们的信念而不是通过我们应当形成观念的方式去形成观念。融贯主义者们声称我们整个信念系统是经验证成的源泉，而经验信念要想是真的就必须保证其是由外在世界以正确的方式而形成的，那么当它面对多个同样融贯的系统，例如哥白尼与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我们就会发现融贯将缺乏指导我们进行选择的手段，如此，所得到的信念的真值性就无法得到保证。

四、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对阿格里帕三重困境中的第一种困境的回应。基础主义者提出，有时一个信念的证成可以不以其它信念的证成为支撑，认为存在着某些直接的、非推理的，并且是自我辩护的基础信念。我们的辩护活动不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当它后退到了这样的某个基础信念处，我们就能够停下来，并有理由拒绝提供进一步的辩护，从而完整整个链条。

然而如何确定具体何为基本信念，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样一种观点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性的信念被应用而另一种不行，对一个基础性命题定的标准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能给予它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最终我们会发现，基本信念在给传统的基础主义指出一条路的同时，又限制了其通过。

五、结语

无论是无限主义、融贯主义还是基础主义，虽然他们的理论各自有着各自的缺陷，但是他们对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与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无限主义、融贯主义和基础主义随着时代和问题的发展都有了新的突破，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个可令人完全信服的理论出现，对知识确定性的研究依然有着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的广阔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Duncan Pritchard.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knowledge[M]. Routledge，2006.

[2]齐硕姆.知识论[M].邹惟远、邹晓蕾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路易斯？P？波伊曼. 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M]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王华平.无限主义——当代知识论的新视点[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

[6]吕旭龙.论传统知识论的问题与困境[J].复旦大学学报，2007.

[7]陈嘉明.论作为西方知识论主流性观念的基础主义[J].文史哲，2004.

4.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篇四

从这13份“巡视整改清单”可以看出,上述地方和单位在听取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后,围绕自身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6个方面的腐败顽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问题整改。

打击官商勾结

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中央巡视组反馈上述问题后,江苏省认真梳理问题线索,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与老板相互勾结牟取私利的案件。去年11月至12月全省新立案查处的2名厅级、8名处级、28名科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33人涉及与老板勾结谋利。

浙江省对反映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以房谋财,虚假投资、“期权”交易,通过特定关系人参股入股牟利以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和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等问题线索进行全面排查。去年8月至12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26件,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此类案件173件。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与私营物流企业有利益关系的问题,一汽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自查,按联系点约谈分管高级经理,组织清理整顿现有的物流公司,对物流车辆的车主信息进行甄别,查找同业经营、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线索,并在整车物流服务商准入、招标等方面进一步规范管理。

清理审批寻租

利用审批环节设租寻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的问题,体育总局取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制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名录内赛事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内设部门和直属单位审批;对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体育赛事分a、b、c三类进行管理,其中b、c类国际体育赛事下放由地方审批;明令禁止利用确定赛事承办单位之机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

青海省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审批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对2009年以来省级研究或审批的探矿权、采矿权进行了全面清理,收回了不符合规定的3宗矿业权;全面停止以申请在先方式配置探矿权,对国家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矿业权从严控制,其他矿业权全部进场交易,一律实行“招拍挂”;全面检查了289件商业性探矿权管理合同和232件采矿权出让合同的履约情况,对有违约现象的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追责处罚,并将市州、县级审批的采矿权全部纳入合同管理;严格矿业企业工商登记管理制度,规定申请勘探、开采的企业,一律凭国土部门的许可证或批复文件予以登记注册,进一步规范了矿业权流转。

防止小官巨贪

中央巡视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着“小官巨贪”问题,蝇贪成群,其害如虎。为此,中央要求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

上海市加大对基层干部“小官贪腐”问题的查处力度。去年已查处原南汇区宣桥镇党委书记唐贵明、浦东新区惠南镇市场建设服务所原党支部书记季云初等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窝案。根据中央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查处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党支部书记陶金建贪污村集体土地承包人员上交款的案件。去年,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对202起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和贪污贿赂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给予149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处级干部19人、乡科级及以下130人。同时,建立健全防治“小官贪腐”问题长效机制。

四川省加强基层办案指导,整合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力量,加大基层查办案件力度,对问题反映集中、信访增量明显的地区开展重点督导,推行交叉办案、驻点办案、乡镇协作办案等工作机制,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初核率提高10%;改革基层办案体制,加强和改进市、县两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推进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基层干部日常监管,健全抓早抓小机制,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函询提醒,对轻微违纪问题进行谈话提醒。去年,全省县乡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1893件、同比上升28.5%,占全省立案总数的92.2%,各级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015件、同比上升70.6%。

狠刹领导玩风

常言道,玩物丧志。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玩风当中还存在着腐败风险。

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有的领导干部玩风盛行、热衷于书画联谊活动,存在腐败风险”等问题,陕西省清理了8名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等问题,原省政协副主席已辞去省书协主席职务;加强了对领导干部违规举办、参加书画展、笔会活动的清理,对资金来源情况进行了核查;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和健康生活情趣教育,制定了关于严格规范全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举办个人文化活动的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严禁利用工作时间或公共资源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开笔会、办展览、印专集等形式敛财,严禁利用公车、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资源组织或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摄影、书画、出版活动等,并在全区部署开展了领导干部“玩风”问题专项整治;出台《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实施意见。

禁止买官卖官

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超编制配备干部等问题,是近期中央巡视的重点,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点。

黑龙江省加大对买官卖官案件处理力度,鸡东县委原书记李树海案涉案人员已处理完毕,佳木斯市委原书记林秀山案涉及的省管干部已经立案,省农垦总局原党委副书记李涛案涉案人员也已分别立案处理;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单位进行重新核准,全省超配干部基数现为11614人,现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将于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消化;对擅自设置的领导职务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已消化120人;对1583名在职省管干部档案的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对存在疑点或问题的档案进行深入核实,调查认定工作正在进行。

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关于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和干部监督制度不够严格等问题,中科院对超职数配备的2名副秘书长进行了调整,对3名超期任职的正职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制定了院机关与院属单位干部交流工作方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启动了研究所中层干部选拔聘用的自查工作,加大“一报告两评议”工作力度,加强对院属单位干部选任工作和新任用干部的评议和监督;开展了干部任职回避情况摸底调查,对违反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和院有关规定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要求相关单位党委督促落实,同时明确界定干部任职回避的情形,实行干部任职回避报告制度,加强对任职回避的管理监督。

严查违反纪律

纪律是党的生命。中央多次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不遵守纪律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问责。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映的“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的意识和党性观念,对党员干部不良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排查、检修、扫除;一方面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等15项制度规定,严肃查处理想信念不坚定、不与党和人民一条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当“两面人”、民族观不正确、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参加非法组织、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言论的党员干部。

5.好人主义 篇五

会上，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结合习总书记关于严明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认识，认真对照党员中存在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进行深刻查摆，同时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危害从各自不同角度谈了深刻认识和防范措施。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一致表示，中央第三巡视组向天津市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特别提到了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政治原则性不强，好人主义盛行。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精准深刻、令人警醒。支部要求班子成员要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查找不足，落实整改，摒弃“小圈子”，克服“好人主义”，认真落实好李鸿忠书记关于专项整改工作，以及在政法委调研要求，要把讲政治落实到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上，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品德，做到思想、言论、立场、行动相统一。

要深刻认识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的危害性，如任其发展，将影响天津政治生态、干部队伍、经济社会发展。圈子文化直接挑战中央，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弱化、分解、分化、消解中央的;好人主义挑战的是原则，与党章党规党纪格格不入，遇事不讲原则先讲“策略”、强调“艺术”、做“老好人”，兜来兜去就是把原则抛在脑后，是私利在作祟。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共产党员不是普通群众，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不能混淆界限，必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律，服从组织程序，遵守纪律规矩，不允许有任何干扰侵犯，决不能随意化、庸俗化、娱乐化。

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立场、运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要切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办事，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特别要把战斗性摆在突出位置，从政治生活管起、严起，在党内营造实事求是、勇于批评、敢于战斗的环境氛围。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第一责任人是核心，是关键。党委(党组)书记要经常主动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在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用真功，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和价值观，增强“四个意识”，高层次构建自身动力，不屈从、不让步、不趋炎附势，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和政治立场，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筑牢抵御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防线。

6.好人主义 篇六

【拼音】xiàn shí zhǔ yì

【简拼】xszy

【反义词】理想主义

【感情色彩】褒义词

【成语结构】偏正式

【成语解释】注重事实或现实，反对一切不切实际或空想的性格

【成语出处】毛泽东《论持久战》：“虽可能有张伯伦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

【成语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用于处事

【例子】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五卷第21章：“金俊山抱着现实主义态度说。”

【英文翻译】realism

【产生年代】现代

7.好人主义 篇七

存在主义者会告诉你:你就是你,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你只能保持你自己的主体性, 置于对象之外通过自由地选择, 让自己的对象虚无化, 把这个对象化的你从它浑浊的背景中体现在自己眼前。这时你才具备超越对象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也就是人所独有的。正因如此, 萨特才会宣称“只有这个理论配得上人类的尊严, 它是唯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1]而且, 在存在主义者的世界里是没有“天生”的, 并没有“谁生来就是懦夫或者英雄, 是懦夫将自己变成懦夫, 也是英雄让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样的可能性将会是永远的存在, 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 不再是懦夫, 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是英雄。”[1]

一、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

歌德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 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约束的。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约束的, 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而“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 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负担起来”的存在主义与歌德的这句名言可谓殊途同归。

“当我们说人要对自己负责时, 我们并非是指他只需对自己的个性负责, 而是他应当对所有人类负责。‘主观主义’这个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指人类的个人自由, 另一方面也指人类超越不了人的主观性。”[1]存在主义者坦言人类是必须遭受苦痛的, 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承担其责任时, 他不能完全意识到他已然为自己的将来作了选择, 而且通过这样的行动同时成为为全人类做出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的时刻, 人是没有办法摆脱那种整体的、重大的责任感。”[1]

著名人文学者徐岱曾说过:“所谓幸福人生, 就意味着绝不逢场作戏和随波逐流地对待自己。”倘若你不“幸福”, 那你依然“不存在”。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我在用属于我自己的价值观和个性来决定我的选择从而突显主体性时, 我的价值观和个性难道不是已经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了吗?这难道不是一种随波逐流吗?一个人呱呱落地之时已经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 而这样的存在要比所谓的“理性”的存在更符合存在主义的观点。当你在思考并做出抉择之前, 你是否意识到自己需要思考“思考”本身?当你反思之时, 你是否也应当进行“反思之前的我思”?存在主义者就会告诉你, 是的, 你需要。只有消除所有现成的观念, 你才能真正置于对象之外而进行自由的选择。这时你的选择才是主观的、负责的、有意识的。

那存在主义是否是一种对人生采取绝望态度的悲观主义哲学?当然不是。“我们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 或者在我们的行为行得通的许多可能性之内。”[1]你把杂念全都掏空, 只留下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 这样你才能宁静致远。“当笛卡尔说‘征服你自己, 而不要征服世界’, 他基本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不应当怀揣着希望行动。”[1]所谓的希望就是空想, 这当然不是悲观, 倘若说悲观主义要比乐观主义更深刻的话, 那只是因为人们常说的乐观往往是盲目的。而谨慎的乐观应当更能提升人的信心, 存在主义就是如此。“然而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 除开行动, 没有真实。”[1]只有付诸行动, 人才能成为自己, 你的一切就是你的行动给予的, 而我们是由我们自己所造就的。当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之后, 我们选择的行动就要担负起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撇去真实的行动, 人的一切便是不存在的。

给予人自我的意识, 教人谨慎而乐观地行动,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二、存在主义的影像表达

存在主义作为当代流行极广的一种哲学流派影响了许多艺术家, 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东尼奥尼、特吕弗、戈达尔等电影大师的作品都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色彩,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当时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兴起,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电影毫无疑问会受其影响。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更是在其代表作《筋疲力尽》 (Breathless) 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在悲伤与虚无之间, 我选择悲伤……你呢, 你选择什么?”

“选择悲伤, 这太蠢了。我选择虚无。这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悲伤是一种妥协了。要么统统归我, 要么一无所有。”

这样极端的表达也体现了如文章中所说的, “存在主义并不是一种提倡美学的道德观”[1], 而萨特关于自由意志、责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等方面的一些观点, 已经势如破竹般渗透大众文化圈。“1989年,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的电影《重罪与过错》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同样把萨特的观点神采飞扬、妙趣横生而又惟妙惟肖地演绎成一个当代谋杀故事。”[2]全片由两个毫无关联的故事组成, 人物与情节独立。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医生马丁·兰道因外遇而倍感自责, 想与他的情妇安吉莉卡·休斯顿分手, 对方却不同意, 于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请杀手将她谋杀。第二个故事则是导演伍迪胸怀大志却无法施展才华, 他答应为他的妹夫阿伦达摄制一部电影, 把妹夫打造成所谓的喜剧之王, 但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他却因志同道合和助手米亚法罗产生了情愫……

影片的两位主角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絮叨。而二人的絮叨都指向一个原因, 那就是内心的空虚——爱情的虚无导致了医生的空虚, 而知音难觅的苦恼则更好地诠释了电影人的空虚。伍迪·艾伦独具纪实风格的影像也颇有存在主义色彩, 在电影的结尾, 片中的利维教授说道:

“我们一生中都要不断面对痛苦的抉择、道德抉择。有的选择还意义重大, 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 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所做的选择的总和……”

这段台词正是阐释了萨特说的:“在存在先于本质的前提下, 人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 什么都不是。”[1]也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的传播, 那些从未读过萨特著作的人, 也许会被他这种从其他渠道流落到他们手中的观点所影响。

进入新世纪, 电影艺术依然深受存在主义影响, 无论欧洲、亚洲, 富含存在主义美学的作品都层出不穷。其中哲学专业出身的韩国著名导演朴赞郁的众多剖析人性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存在主义的深意。在存在主义几乎与荒诞画上等号的今天, 朴赞郁用另类的写实手法, 把哲理与人性都蕴藏于光影之中。

在朴赞郁的镜头下, 人的分裂、异化一览无余, 人与人是对立的, 人与社会是疏离的, 人的个体生命是虚无的。“人只要存在, 就必然焦虑”, 人的焦虑在其代表作《老男孩》中被有限的影像无限放大。《老男孩》是朴赞郁“复仇三部曲”的第二部, 影片讲述了崔岷植饰演的中年男人吴大秀, 一生浑浑噩噩, 一天, 他在女儿的生日宴醉酒后, 返家途中意外地被绑架, 关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房中摆着一台小电视, 一头雾水的吴大秀, 从电视上获悉, 外面的世界已经“大乱”, 妻子被杀, 女儿失踪, 而自己成了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通缉。吴大秀开始疯狂地修炼, 一心只想报仇雪恨。直到15年之后, 吴大秀重获自由, 他拼命地找寻真相, 而在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中, 复仇的对象却一步步指向自己, 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被人精心策划的陷阱, 影片最后, 当谜团揭开时, 吴大秀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了断了这一切……

萨特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和该片的中心思想不谋而合, 片中的复仇者们互为地狱的存在, 而被囚禁的主角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人作为个体却拥有绝对的自由;更用畸形的恋情佐证了“把情感、个人忠诚和具体的爱作为道德基础——无疑是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1]影片最后体现的复仇的无意义正是人生的虚无所在, 选择是可能的, 但是不选择却是不可能的, 人当然可以作出任何选择, 前提是要自由承担责任。萨特曾认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严峻的乐观主义”, 因承担责任的痛苦而严峻, 却又因人的自由而乐观。这二者的失衡也正是电影《老男孩》中的悲剧诞生的原因。

三、结语

毋庸置疑, 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思潮对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不仅因为它风靡之时正巧遇上了对世界电影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国电影新浪潮, 更是当代电影导演哲学思考的一个出口,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饱含哲学深思的影视佳作。

摘要：自哲学诞生以来, “存在”的问题就一直在探讨范围内, 如柏拉图认为是“理念”, 马克思认为是“物质”……然而建立在纯粹的主观性上——建立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上的存在主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极大、流行极广、风靡一时, 其主要代表人物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篇为存在主义辩护的文章, 同时也应该是存在主义的相关书籍、文章中最通俗易懂的。试图通过世界一流导演的电影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来佐证萨特该文中的“人道主义”表达, 同时体现出存在主义对电影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电影

参考文献

[1] (法)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 汤永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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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美) 马克·T.科纳尔, (美) 伊恩·J.斯考伯.伍迪·艾伦与哲学:你说我的谬论一无是处[M].李宏宇,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5]张先云.存在主义、法国新浪潮与中国第六代电影[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1 (2) :162-167.

8.谈方,一个帮助好人的好人 篇八

当看到好心人因帮助别人而身处困境时；当得知众人面对旁人受难而视若不见时，有人选择漠然，有人选择愤怒，有人选择批判。但谈方的选择是“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3年前，他这样告诉自己；3年中，他将这句话传递给了无数的人。

谈方，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人所称道：“中国好人网”（以下简称“好人网”）、“好人基金”的创办者。今年3月5日，他又发起成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以下简称“搀扶基金”），承诺替因搀扶老人而身陷风险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经济赔偿和心理咨询。对于近期发生的拾荒阿婆陈贤妹救助女童的行为，谈方对记者说：“我们会把老阿姨纳入‘好人网’的奖励范围，不仅要送给她奖金，还要把她和她家人全部纳入‘好人网’长期跟踪帮助的名单，将来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有任何困难，我们都会尽量帮助。”

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

华南师范大学文科楼328室，是谈方的办公室。在这个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3台电脑一字排开，旁边还堆放着募捐活动的展板和宣传单，这里就是“好人网”的总部了。谈方和他的几名研究生，负责网站的编辑、公关、财务，组织各种救助活动。

说起“好人”，谈方总忘不了儿时的一幕：他和父母从湖北浠水回鄂州老家，路上被雨淋湿了，一到家，老乡们纷纷围过来叮嘱：一定要喝姜汤。那淳朴的眼神，像一道光，留在谈方的心底。他们就是最简单意义的好人，让人温暖。

然而，过去的记忆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谈方讲授的是大学思想政治课，讲到孔繁森、焦裕禄，学生们总会不以为然地笑，“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啊？”面对这样的质疑，他解释之余也会感到尴尬。最初，谈方想搞个资料库，把好人好事汇总起来。这个出于教学需要的想法，因汶川地震而改变——他决定把千万次的感动化作一次行动。

2008年5月19日，谈方注册了“中国好人网”，旨在“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还自己掏了2万元钱成立了“好人基金”。成立之初，谈方的目标就很明确：建设中国一流的公益慈善网站，建设好人文化。“‘好人网’有几个特殊之处：第一，一般的公益慈善是见困难就帮，我们是选择弱势群体中的好人来帮。第二，真正实现彻底的财务公开透明，让社会成为‘好人网’的监督审计局。第三，弘扬‘好人有好报’的道德观念，希望能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建设，而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扶贫帮困的公益慈善事情。目前，我国的很多慈善组织着眼于帮助个体，而没有注重公益文化、慈善文化的塑造，这也是时至今日中国公益慈善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当全社会关于对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的大讨论日益白热化之际，谈方敏锐地察觉到：弘扬好人文化，不仅是事后帮扶，更要消除顾虑、激发更多的好人义举。“做了好事的人反而遭到伤害，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只要发生一起，就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民众道德的杀伤力很大。我就想，要设立一个‘搀扶基金’，这个基金的出发点是：只要你出手搀扶而陷于风险，不管被判定为肇事者或者不是，我们都要奖励。你主动扶起老人、送老人去医院，就是好心人。这些受到精神伤害、物质损失的好人，需要雪中送炭、精神慰藉。”

像破案一样甄别好人

谈方明白，想办好“好人网”，用好“好人基金”、“搀扶基金”，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他没人、没钱、没权，还要面对重重压力，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谈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招募志愿者形成一个团队。“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开始只有我的十几个研究生，现在全国有2000多人加入。他们中很多人拥有不同专长，比如说我们有个60多位律师组成的公益律师团，免费提供各种法律上的支持。”

接下来，如何甄别、帮助好人？“好人网”建立了严格的流程：调查取证、律师介入、共商基金使用。

首先是调查取证，甄别好人。第一，谈方和他的团队要搜集相关网上资料，包括各种媒体报道，形成初步的概念；第二，亲自探访，甄别对方的身份证、银行账户、医疗费票据、所在单位证明等证据；最后，和对方交流。迄今为止，一般都是谈方亲自访问受助对象，“我除了有政治、历史、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背景，还有一般人没有的社会阅历，工农兵学商我都干过，也当过企业和政府的顾问，各色人等都见过。是不是真好人，我多半能看得出。”

调查取证之后，律师团便接手工作。一单案件一般同时有3—5名律师和法律专家参与，同时发表意见。“律师介入主要在5个方面：一是判断案件的真伪；二是提出法律依据；三是决定是否应该出手相助；四是建议帮助形式，是直接奖励、垫付赔偿金还是其他手段；五是有需要的时候，为当事人打官司，争取合法权益。”谈方告诉记者，这里有些东西是很微妙的，“比如说我们给彭宇现金，要用‘奖励’的名义。因为法院已经判决，我们用奖励搀扶行为的名义，既不跟司法判决相冲突，也让老百姓容易接受并得到鼓舞。”

律师团判定之后，财务基金管理小组开始工作。目前，这个小组有7个成员，今年底大概会增加到15个左右，大家共同投票决定捐助事宜。

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一直是遭遇社会普遍质疑的问题，“好人网”也面临这个难题。谈方告诉记者：“我们在探索一种类似快递追踪的全透明模式。我管过财务，知道什么表格都可以造假，只有过程全透明才能避免造假。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全透明的捐款全程跟踪信息平台，只要你捐了一笔钱，输入账号，在网站上就可以查到这笔钱去到哪个环节，买了什么东西、送到谁的手上，就像现在的快递一样，每个点、每个相关人都会有记录。将来不仅‘好人网’要上这套系统，也欢迎全国其他的公益组织来用这个系统，我们免费提供服务。”

再也不会孤军奋战

2008年12月30日中午，广州站南路，有这样一个乞丐——变形的双腿“挂”在胸前，身下垫着一个汽车轮胎，两只手撑着两只胶鞋艰难挪动，由于长期用力，他的手远比常人细长。他叫龚忠诚，6岁母亲去世，14岁和父亲到广州，他乞讨，父亲捡拾垃圾，赚钱供远在老家河南的妹妹读书。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他4次捐款，被称为“最感人的捐赠者”。

同一时间，谈方带领着“好人网”100多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拉横幅、散传单，正是为了寻找龚忠诚。他们要为他送去募集到的几百元捐款和一些衣物，作为对他捐款行为的回馈。

当穿着西装的研究生背起龚忠诚时，谈方拿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一画面。当天晚上，这名研究生对谈方说：“我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很快，这一事件因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9天后，在一名企业家的帮助下，龚忠诚成为广州寺右新马路一家凉茶铺的老板，实现了“想有自己的小生意”的梦想。

对龚忠诚来说，“好人网”改变了他的命运；对刘桂华来说，“好人网”则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一辆从湖南怀化开往土桥的客车遭遇车祸，乘客刘桂华身受重伤还一口气救了12个人。荣誉过后，更现实的则是痛苦。因为严重的后遗症，他每天晚上要打五六次封闭针，还要吃很多止痛药片；巨额的医疗费不仅使这个家一贫如洗，还欠下17万元的债；旁人的风言风语，更让他心灰意冷，他甚至选择了自杀。

“新闻像一阵风一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这些好人就被人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少人问津，不少英雄流血又流泪。”谈方决定救助刘桂华。有人劝他，刘桂华的治疗很困难，经费又严重短缺，帮助他，就像填一个无底洞。

当时，“好人网”的账户余额是零，谈方自掏腰包垫付了1万，又募集了5000元，把这些钱寄给了刘桂华。随后，谈方带着2名医生志愿者去湖南看望刘桂华，之后他又接刘桂华到广东治病。他知道，刘桂华最需要的是健康和关怀。

2010年大年初一，谈方把病愈的刘桂华送上了回湖南的飞机。刘桂华对谈方感激不已，“没有你，我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谈方则说：“你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更好，就是让大家看到好人是有好报的！”

3年来，谈方和志愿者们为车祸受伤的救灾志愿者黄庆武还清债务，救助了贵州白血病代课教师赵鹏，资助了广东抚养20名弃儿的拾荒者张菲、重庆市见义勇为致残的救火英雄吴后祥、广东省湛江市见义勇为抓歹徒而车毁人伤的凌华坤……

“搀扶基金”成立后，第一笔支出508元，帮助的对象是广州高校教师陈晓敏。

今年4月，陈晓敏好心扶起摔倒的小孩，却被家长拳打脚踢。得知此事后，“搀扶基金”帮她支付了医药费，还请律师为她提起民事诉讼。陈晓敏这样评价“搀扶基金”：“我一开始只关注自己的委屈，但是‘搀扶基金’的志愿者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以后，我发现，我有责任用自己的经历引起更多的人对这种事情的关注，不然这个社会将越来越冷漠。在面对不公正的判决时，有一个团体帮助你，你就不会孤军奋战。”

心里有个强劲的马达

沽名钓誉、搏出镜、搏出名……这些标签，都曾被贴在谈方身上。对此，谈方只有一纸声明，以公开明志：不担任教师以外任何行政职务，以“好人网”名义获得的报酬都捐给“好人基金”。对于那些纠缠、谩骂甚至诋毁，谈方很淡然，“这些否定都在警醒我、激励我。”

3年中，谈方自己捐了十几万元；而如今52岁的他，每月要还4000元房贷，60岁还清。

对于他的做法，家人不但支持，而且积极响应，母亲、妹妹、儿子纷纷为“好人基金”捐款。可“好人基金”依旧缺钱少粮，账户里最多时是19万元，平时基本没有多少钱，有时甚至是赤字。好在谈方的努力渐渐地被人们所了解，今年9月谈方筹到了18万元，他终于不是“好人基金”最大的捐助者了。

除了建设“好人网”之外，谈方每年还要承担大约300小时的教学任务。在他的努力下，华南师范大学批准他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公开招收公益慈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谈方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我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白天要做很多联络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跟我带的研究生沟通，经常凌晨一二点睡觉。”尽管在感叹“太累了”，但内心那个强劲的马达让他无法慢下来。看看前两年的照片，记者发现，谈方真的老了。“我是用真实的汗水心血、越来越多的白发、越来越大的秃顶，让人知道我在做好事，我不是特别有钱，也不是特别有才，但是我特别刻苦。”

9.好人主义 篇九

——“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将面临三重困扰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些成就取得的同时，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盟，千方百计同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博奕，竞争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间尚且十分激烈，更何况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在我们国内，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发展的趋势，从内部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十一五”时期，中国要严密防范这三重困扰，坚决同各种危害人民、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斗争到底。

关键词：

帝国主义 官僚主义 封建主义

引论

回顾历史，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随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风云变换，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因素增多起来，并逐渐形成一股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危害最广泛人民利益和阻碍中华民族崛起的反动力量，本文拟把这些不利因素归纳为三点——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与建国前不同，新世纪中国面临的这三重困扰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内生性。“十一五”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受实践检验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将不可回避上述三个问题，如何解决国内外的经济矛盾，本文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以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抵制危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必然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帝国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统领的政治经济网络，其中美国是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举足轻重。而中国是目前唯一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要远比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深刻。然而，有史以来，因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在近现代就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大战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其中的主角。二战后，继之而来的冷战则揭开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序幕，苏联解体后，冷战也告一段落，可是冷战思维在有的国家还延续着，即针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采取遏制的战略；纵然没有社会制度巨大差异的隔阂，在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追赶的目标，依然困难重重，毛泽东当年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引进“中心—外围”理论，分析经济拉美化的成因，以此来类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外部困难。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 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正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循环陷阱，才有了经济拉美化的表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发达国家的附庸。

其次，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情况。加入WTO以后，中国将会逐步全面对外开放国内的市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坚定的执行着针对中华的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企图最大限度的瓜分其可以攫取的一切经济利益。目前即使融入WTO是我国的自愿行为，是对外经济联系发展的必要选择，但不可避免的是WTO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好处的同时，是否注意到潜在的不利影响和危害以及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负面的效应，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此外，要慎重考虑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可行性，谚语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指的就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行为。在国与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互利的行为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妥协，领先、超越与反领先和反超越的意图即使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会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符合以下模式的：即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发展之后要领先。目前，要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要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较早的经济理论比如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就强调国家要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发展主导产业。我们要认识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十分强大，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官僚主义

《辞海》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和“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邓小平评官僚主义说“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对官僚主义进行经济分析，它的危害突出的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科层制度的僵硬呆板和效率低下，一个是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下面首先谈谈管理科层制度的僵硬呆板和效率低下。英国学者C.N.帕金森在所著《帕金森定律》中指出：官僚主义者喜欢无事忙，通过扩大下属机构抬高自己的身分，因而行政机构总是呈金字塔形，并按一定速度增长。各种委员会的人数总是不断增多，当委员会成员增加到20人以上时，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于是其中少数起作用的委员便构成核心，成为实际领导机构，而一般委员则不起作用。人数持续扩大，致使委员会名存实亡。在各种会议上，官僚主义者总是无原则地拥护一方反对另一方，或者像表决机器一样为他人所操纵。各种考试制度多流于形式、弊端丛生，官僚主义者所需要补充的人员是“下手”而不是“对手”，总是反对任命或者提升任何将来可能胜过他自己的人。办公大楼愈堂皇，设备愈精致，往往管理愈加混乱，管理者愈腐败无能。年老迟钝而又居领导职位的人不肯退休，使下级的接替者倍受挫折，心灰意懒或产生变态心理。帕金森在分析组织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时，指出人员的晋升机会与机构增加成比例，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多增机构，一个人的工作由几个人干，比一个人干时还忙，因为这些人之间将形成许多的相互关系，制造出许多工作，几个人都将会显得很忙，组织的历史越久，规模越大，成员人数越多，关系就越复杂，扯皮的事就越多，组织的规模越扩大，成员的质量就越下降。目前在中国由于财政供养人员日益增多，明显的存在“吃饭财政”的问题，人浮于事，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当年提倡精兵简政，在今天更体现出其社会经济意义。

此外官僚主义还导致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问题可以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加以分析。“寻租” 的概念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此外，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在中国，公务员以权谋私一个突出表现是所谓“官僚资本”的出现，可以利用权力“寻租”的公务人员，与资源和资本（包括变相占有的国有财产）结合起来，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不但侵蚀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根基，而且损害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困难重重。“官僚资本”的拥有者既是国家的蛀虫，也是人民的蟊贼，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在损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封建主义

对于封建主义危害的表现，本文仅对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进行经济分析。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是采取各种游离于现行法律或中央政策规定之外的方式来试图保护地方或行业利益的行为，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和经济调配资源效率的发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危害着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而户籍制度直接关系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良好的劳动力自由转移的制度安排，绝大部分农民会被束缚在仅有的耕地上，无法参与到现代化的工业进程中来。

第一，谈谈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实行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的弊端在于这种保护使企业垄断了资源配置的权利，这样形成的垄断地位，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合理规划与布局，不利于形成规模优势和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人为的区域和条块的划分，使得国家难以形成统一一致的发展目标，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得经济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严重的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与健康发展。

其次，作为我国行政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户籍管理在经济改革中极大的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旧有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现在的中国经济日趋活跃,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已成为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特发展特别是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管制已经相对松缓，但解决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之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硬性瓶颈的约束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首先就要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户籍制度。要在中国解决三农问题，除了要发展现代农业，搞活乡镇产业链，还要使农民走出去，要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工业进程，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分流到其他的产业中去，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合理分配。

总结 综合以上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要审慎关注国内外的各种动向，既要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危害有清醒与深刻的认识，还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不同的对策。帝国主义是外在的威胁，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在以美国经济霸权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控制全球经济，抑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美国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断的攫取其他国家经济利益及其不断推行经济自由主义以企图各国开放市场并逐渐沦为美国经济和美国技术附庸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要保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不要沦为历史车轮的牺牲品，要以独立的健康发展的经济立国，要采取赶超的战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要仅狭隘的关注GDP的增长，更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和长远的考虑如何才能跻身于世界经济的领跑地位。在国内，官僚主义是经济改革难以推进的极其强大的阻力，一方面官僚主义导致效率的低下，导致财政的无谓支出和白白浪费，是改革中的顽固性障碍，政府能否保持高效的运行，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的重大；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导致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腐败问题在世界各国由来已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要完善监督机制和完善法治，限制没有监督的权力，要特别重视已经出现的“官僚资本”的现象，“官僚资本”的存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害巨大，“官僚资本”既非法侵吞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得市场经济的运转掌控在个别人的手中，使得权力成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对于封建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有着深刻的理解，然而就经济领域而言，集中的体现在那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区域性或行业性自利性行为以及中国现有的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户籍制度上。中国要解决发展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宏观调控的措施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要为市场化改革扫清一切障碍，破除各种旧有的落后的观念，努力提升国内经济的整合能力，要有全局观念，打破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框架和条款的束缚，加快改革的速度。总之，“十一五”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要用五年时间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为以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全体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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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珏: 《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10.好人主义 篇十

班级：制药1131班姓名：龙耀英学号：20115013115素食主义者，俗称“吃素的”，即只吃蔬菜而不吃荤菜的人。素食主义是一种饮食文化，实践这种饮食文化的人称为素食主义者。他们不食用一切有生命和感情的动物之肉，包括家畜、野兽、飞禽、鱼类、海鲜等，但一般可以食用蛋、奶、黄油、奶酪等奶制品。素食主义者有很多种，如自由式（偶尔犯规也没关系）和苦行式（严格遵守，蛋、奶、黄油、奶酪也绝不吃）等等。肉食主义是一种饮食的文化，实践这种饮食文化的人称为肉食主义者。顾名思义，肉食主义就是偏爱食肉，不喜素食。是与“素食主义”相对的概念。素食主义相比肉食主义我更支持前者，原因如下：

素食主义的优点

一、吃出健康来。素食的饱和脂肪含量佷低，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含量。德国做过一次研究，偶尔才吃肉的素食者，得心脏病的概率是一般人的三分之一，癌症的罹患率是一般人的一半。而且，素食还能起到食疗的功效。吃出美丽来。用素食方法来减肥相当有效，素食能使血液变为微碱性，促进新陈代谢活动，从而把蓄积体内的脂肪及糖分燃烧掉，达到自然减肥的目的。经常素食者全身充满生气，脏腑器官功能活泼，皮肤显得柔嫩、光滑、红润，吃素堪称是种由内而外的美容法。

二、吃出聪明来。食素者自我感觉往往很清爽，似乎人也变得更聪明了。事实，这只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并且现代脑电图统计，见医学杂志 “《临床神经电生理学杂志》。严格素食家庭的小孩。出现β频段不活跃；而σ、θ频段高活跃的概率高于普通家庭。对于β频段不活跃，σ、θ频段高活跃，多数认为是数学能力有有缺陷，只能说食素者容易偏文学类发展

三、吃出文化来。素食，表现出了回归自然、回归健康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返朴归真的文化理念。吃素，除了能获取天然纯净的均衡营养外，还能额外地体验到摆脱了都市的喧嚣和欲望的愉悦。

四、吃出经济效率来。通常情况下，素食要比荤食便宜得多，也很少有用素食做成的“大菜”。所以，食素就不必为生猛“大菜”而买单，为钱包减负，食素不亦乐乎。

如果想通过素食来减肥，就应注意以天然素食为主，而不是我们在市场上所见到的精制加工过的白面、即食面、蛋糕等易消化的食物。天然素食包括天然谷物、全麦粉制品、豆类、绿色或黄色的蔬菜等等。对含糖量高及高脂的天然素食要有节制性地食用。吃惯肉类者刚开始素食减肥时，1

别急于求成，可循序渐进，从每餐尝试吃两碟素菜开始，等适应后再逐渐减少肉类及精制食物，慢慢地转向以天然素食为主。

素食者在烹饪中要特别注意控制膳食总能量，特别是糖、烹调油的摄入量，尽量少吃甜食，烹调清淡。

肉食所带来的健康隐患

一、中毒

由於动物被杀之前的恐惧，以及被杀之中的痛苦，使身体中的生化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致使毒素遍布全身，而使得整个尸体都被毒化了。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身体中的毒素包括尿酸与其他有毒的排泄物，会出现在血液中与身体组织之内：

若是与牛肉中所含的百分之五十六不净的水份相比较，从坚果、豆类及谷类中所得到的蛋白质，显然要纯净多了。

正如我们的身体在恐惧或愤怒的紧张之中会得病，动物无异於人类，在危险的情况中也会产生极大的化学变化。动物血液中的荷尔蒙，尤其是肾上腺素，当他们见到其他的动物躺在他们的四周，并且为了生命而徒然地挣扎，其分泌情况会彻底地改变。这种大量的荷尔蒙留在肉内，经由人类的食用，然后毒化人类的身体组织。美国营养学家指出：动物死尸的肉中，含有毒性的血液与其他的排泄物。

二、癌症

有一个以五万名素食者为对象的研究报告结果，在癌症的研究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撼。这个报告指出，这群人罹患癌症比例之低，相当令人惊讶。与同样年龄及性别的人相比较，各种类型的癌症在这群人的身上发生的比例，显著地减少了许多。研究报告显示他们显然可以活得较长。一个有关於加州摩门的报告指出，这个团体中罹患癌症的比例，比普通人少百分之五十。摩门便是以少吃肉为其特色。

为什麼肉食者较容易得到癌症？其中一个理由或许是当动物的肉放了几天以后，它就会变成病态的青灰色。肉商为了不使他们变色，於是就在里面加入了硝酸盐、亚硝酸盐以及其他的防腐剂。这些东西使肉类呈现出鲜红邑。但是近年来却不断有报告指出，这些东西含有致癌物质。

在田纳西国立欧克瑞则实验室专门研究癌症的威廉李金斯克博士说：“含硝酸盐的东西，连餵猫我都不用的。”

英国与美国的科学家曾以肉食者与素食者“肠内的微生物”做个比较，而发现明显的不同。肉食者肠内所含的微生物，与消化液发生作用时，所产生的化学物品多被认为会导致癌症。这或许就能说明为什麼肠癌在以肉食为主的地区，如

北美西欧等地非常普遍，而在以蔬菜为主食之地如印度则很少发生。譬如，在美国，肠癌是第二位(仅次於肺癌);苏格兰人，比英国人多吃百分之二十的牛肉，得肠癌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

三、化学食品

肉食常被称为“吃食物连锁键的末端”。在自然界，食物有一个很长的连锁键：植物吸收阳光、空气、水;动物吃植物。大型动物或人类吃小动物。现在，全世界的农田都用有毒的化学物品(肥料与杀虫剂)来处理。这些毒性药物就停留在吃植物与青草的动物体内。譬如，农田里喷洒DDT做为除虫剂，这是一种强烈的化学毒药，科学家认为足以导致癌症、不孕或严重的肝病等。DDT以及其他类似的杀虫剂，会保存在动物及鱼频的脂肪内，并且一旦储存，便很难破坏。因此，当牛吃草或饲料时，不论它们吃下了那种杀虫剂，大部份都还保存在他们体内，所以当你吃肉时，你把DDT以及其他累积在动物身体内的化学物品都吃进你的体内。由於吃的是食物连锁键末端的食物，所以人类就变成有毒杀虫剂高度结晶的最后吸收者。事实上，“肉类中所包含的DDT残留量比起蔬菜、水果、青草中所包含的，要高出十三倍”。爱荷华州立大学所做的实验显示，大多数人类身体中的DDT都是来自肉类。

但是肉类中的毒素并不仅止於此。为了加速它们的成长、肥胖，改进肉的色泽与口感，供人类肉食的动物往往吃下更多其他的化学物质。为了得到较多的肉以求取最高的利润，动物们被强迫餵食，注射荷尔蒙以刺激成长，给他们吃下各种开胃药与抗生素、镇定剂以及化学混合饲料。纽约时报曾经报导：“隐藏性的污染毒害，对於肉类的摄取者是一个相当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残留的杀虫剂、硝酸盐、荷尔蒙、抗生素以及其他的化学物品都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这些化学药品有许多被认为会导致癌症，事实上，有许多动物在它们被屠杀之前就已经死於这些药物。

当农田被改成动物饲养场时，许多动物从来就没有见过阳光—它们的一生就在局促而冷酷的环境中度过，最后的结局却是凄惨的死亡。芝加哥论坛曾经报导过“高效率养鸡场”的情形。在最上一层是用来孵鸡蛋的;然后小鸡接受刺激成长、服药、强迫餵食;它们在小小的笼子里狼吞虎咽—从来没有运动或吸收过新鲜空气。当它们长大一些，就被迁移到底下一层的笼子里，如此一层层下去，当到达最底下一层时，它们就被宰杀。像这种不自然的方法，不但把体内化学物品的平衡破坏，同时也摧毁了自然的习性，更不幸的是，恶性肿瘤以及畸形的产生不但在所难免并且势必愈演愈烈。

四、动物的疾病

肉食者所面临的另一项危险就是动物经常会感染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往往是肉商或检验员没有查觉或忽视的。经常当动物身体的某一部位长了肿瘤或癌症

时，将有病的部份切掉之后，剩余的部位还是拿去卖。更糟的是，有些长瘤的部份混在肉里做成“热狗”等食品。美国有一个地区，每天检查的动物尸体中，竟有两万五千头患有眼癌的牛只被拿去卖。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如果将有病动物的肝脏拿来餵鱼，鱼也会得癌症。齐洛格一位有名的素食医生，当他坐下来吃素食晚餐时曾说：“在吃饭时，不必担心你所吃的食物，是死於何种疾病真是件好事。”

五、腐败

当动物被杀之后，尸体中的蛋白质就会凝结并且产生自我分解的酵素。(不像植物腐败缓慢)。很快地一种名为“尸毒”的变性物质就形成了。由於在死亡后会立刻释放出这种尸毒，动物的肉、鱼类以及蛋类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很快地分解腐败”。同时当动物被屠杀之后，冷藏起来然后运送到肉店，再被人买回家，冻起来煮来吃，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份晚餐已经腐坏到什麼程度了。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先天上人类的消化系统并不打算用来消化肉类的，所以它在胃肠中通过的速度非常缓慢。肉类大约要五天才能通过人的身体(与素食不同，它只要一天半就可以通过)。在这段期间，由腐肉所产生的致病物质就不断地接触到消化器官。结肠部份就产生有毒的情况。“生肉”由於经常处於腐败的情况中，所以就会把厨师以及任何它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污染了。英国公共卫生局，在一次屠宰场爆发出中毒事件以后，警告家庭主妇们：“处理生肉时要把它当成像牛粪一样不卫生。”通常，有毒的微生物即使经过烹饪也不会消灭。尤其当这肉没有煮熟，或只是轻微加以烧烤，如众所周知的，它便会成为感染的来源。

六、心脏病

或许，非肉食者最强有力的一个论点，便是肉食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无可否认的在美国(世界上肉类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死於心脏血管疾病，而这些疾病在肉类消耗量甚低的国家却是很少听到。美国医药学会会刊在一九六一年曾经报导：“素食至少可以预防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七的心脏病”。到底是肉类中的什麼物质会造成对循环系统如此大的伤害？动物肉中的脂肪，譬如胆固醇，不会在人体内好好地分解，这些脂肪会附著於肉食者的血管壁上。由於不断的累积，年复一年，血管内部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能通过的血液量也就越来越少。这种危险的情况就叫心脏病变。它使心脏感到很大的负担，迫使它需要极为用力地将血液送到阻塞而紧缩的血管之中。结果高血压、脑充血、心悸等毛病都发生了。最近在哈佛的科学家们发现素食者一般的血压都要比非素食者来得低。在韩战期间，两百具平均年龄二十二岁的美国军人尸体接受了检查，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由於肉类废物的阻塞而呈现动脉硬化的现象。同年龄的韩国士兵却没有这种现象。韩国人基本上以蔬菜为主食。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全国的第一号杀手“心脏病”，已经是相当普及了。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以及美国心脏学会)严格地限制他们的病人所能摄取肉类的份量。他们甚至要求病人完全不吃肉。科学家们现在体认到素食品中的粗糙及纤维质确实能降低胆固醇。加州洛马琳达大

学营养系主任瑞吉斯特博士，曾经做实验证实，豆类中所含的物质能使胆固醇减少。

七、肾脏病、痛风、关节炎

肉食者体内所负荷的废物，最显著的便是尿素与尿酸。譬如每磅的牛肉就含有大约十四公克的尿酸。一位美国医生曾就肉食者与素食者的尿液加以分析，发现了身体为了排出氮化合物，肉食者肾脏的负担是素食者的三倍。当一个人年轻时，他们还能承受这份负担，所以仍不致於有疾病现象的发生。但是当年龄渐长肾脏耗损过度，它们再也无法有效地作用，於是肾脏病就随之产生。当肾脏无法再处理肉所带来的过重负担，於是无法排除的尿酸就储存在体内。肌肉就像海棉一样将它加以吸收;当水份吸乾之后，它就变硬而形成结晶体。当它停留在关节里，痛风、风湿痛、关节炎等症状就产生了。当尿酸积聚在神经，就产生神经炎与坐骨神经痛。现在有许多医生对於罹患上述病症的病人，不是要他们完全停止吃肉，就是严格地限制他们的肉量摄取。

八、排泄困难(便秘)

11.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 篇十一

与此同时，中国的现实也迫使列文森不得不对先前的“历史与价值”模式做出反思和修补。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列文森开始构思第二部现代中国三部曲的同时，中国爆发了令世界愕然和瞩目的“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一幅迥异于列文森预言的现实图景。列文森因此必须面对以下质疑：如果说中国传统真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被“博物馆”化了，那么这位历史学家又该对红卫兵焚烧孔庙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解释？难道说自己“博物馆”的比喻错了？难道说中国传统并没有死？

一九六五年，列文森在美国历史学会宣读了题为《地方、民族和世界：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ndentity）的报告，而这正是他第二部现代中国三部曲的理论起点。一九六六至 一九六七年，他专程赴香港收集材料，一个新三部曲在其脑海中逐步成型。按照列文森的构想，新三部曲的第一卷名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Provincialism，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主要阐述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框架。第二卷则通过检审亚洲经典文献，例证“地方主义/世界主义”之间的紧张。第三卷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之翻译戏剧的研究来详细探讨相同的主题。一九六九年，列文森在北伊利诺伊大学发表了由三个演讲组成的系列讲演。讲演后，列文森将有关新三部曲第三卷的已有想法初步结构成文，并冠名以《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出版。一九六九年四月，此书正在印刷之时，列文森意外去世，于是，这本小书和一九六五年的那篇报告便成为今日研究列文森思想另一维度的基本材料。

从《地方、民族和世界：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文来看列文森思想的又一重要维度——“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看出与其一贯的学术风格相符，列文森倾向于从思想史角度出发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变迁。他指出，随着西方的大举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家知识分子曾在自己的世界中保持着一种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一种原始意义上的立足于儒家文化体系的世界主义），将儒家文化看成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其价值就是终极价值，其文明就是普遍文明”。进入现代后，中国从一个“世界”收缩为“世界上的一个民族国家”。于是，随着“天下”观念衰落，儒家知识分子逐渐带上了“地方”色彩，其权威地位被倾向于学习西方文化的“世界主义”者（区别于儒家文化原有的那种“世界主义”）取代。由此，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彰显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基本冲突。与此同时，另一个突显的矛盾来自于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因为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经验，只有地方性被超越，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观念才有可能形成。于是，在种族构成远较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复杂、地域跨度远较欧洲民族国家广阔的现代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必然要求遏制一种行政上和文化上的地方主义，取消地方分权。由此，我们在列文森新的三部曲构架中看到了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复杂冲突，而这也构成了“情感/理性”和“历史/价值”张力之外，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又一重大问题。

列文森认为，与对时间维度上“历史与价值”张力所做出的应答一样，就解决空间维度的张力问题来说，相比国民党的方针，共产党的策略再次棋高一招。他指出，三十年代国民党将“nation”之意义定位于“民族”，使自身带上了反世界主义的嫌疑，从而受到来自世界主义的谴责；而抗战前对日态度暧昧和抗战后求助于美国的行为，又使得国民党与自己的民族主义宣称自相矛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将“nation”置换成了“人民”这一关键词。“人民”具备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民族”，二是抽象阶级分析意义上的人民。在前一层面上，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的，在后一层面上，共产党又是国际性的（世界主义的）。

在《革命与世界主义》一书中，列文森进一步将这种既是民族主义、又是世界主义的策略命名为“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列文森指出，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文化世界主义，不但没有损害民族主义，反而与民族主义相互配合。他以解放后第一个十年西方戏剧译介的兴盛局面作为证明，认为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仍然适度地向世界主义开放。与“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形成对照的是被列文森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列文森指出，“五四”之后支持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纷纷追求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姿态，而这种世界主义观念的发展极致即是三四十年代主要存在于上海的世界主义。但正如列文森所敏锐感觉到的，这种世界主义实际是一种西方化行为，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成为一种与中国背景相脱离的“无根”的世界主义，极端脆弱且不堪一击。而这也就从反面解释了“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成功。

从上述的论述看，《儒教中国》中出现的“共产党为何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老问题，再次出现在新三部曲中。正如刘东先生所言，大陆色变以后，面对麦卡锡主义者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质问：“美国汉学界曾经经历过一次难忘的梦魇……此后许多涉及民国历史的著作，比如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流产的革命》，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特·克里斯多福·杰斯普尔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的《美国人的中国形象》等等，都在隐隐约约地向当年的迫害者申辩着——中国本来就不属于美国，所以谁也没有丢失过中国，除了腐败而专制的国民党政权自己！”（《舞蛇者说》，《读书》二○○四年第六期）

与那些对中华民国的研究相比，列文森不但回答了国民党如何自取其败的问题，也试着以自己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从正面探索了共产党为何能取得中国的问题。同时，相比那些对复杂具体的历史事实更为着迷的汉学家（比如列文森的高足魏斐德），列文森思想家式的讨论也更为理论化。尽管列文森的这些论述在当下语境中可能并不显得如何地出人意表，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回到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被普遍妖魔化的“冷战”语境中去考虑，相比将共产主义视作是突降人间的一场灾难的“公众常识”来说，列文森的知识优势显而易见。他并没有把革命妖魔化，认为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出现必有其内在的渊源。而这种赋予中国现象以合理性解释的做法也成为后来美国中国研究加州学派的显著特点。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列文森以文人画的精彩案例，分析了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业余与分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其“博物馆化”的比喻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革命与世界主义》中，他博学多才的写作风格得到了延续。而这次的中心案例是戏剧，出色的比喻则是“剧场化”比喻。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列文森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图书目录》，按图索骥地研究了近五十部中国现代翻译戏剧集。也正是通过分析这些戏剧翻译活动的动机和目标，列文森对其“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具体操演。而这种将戏剧与世界主义加以互证的做法确实是既细致巧妙又独具匠心， 既才华横溢又论证严密的。比如，通过分析英国剧作家菲尔丁《咖啡馆的政客》的译本，列文森解释了一部欧洲的平庸之作是如何在中国成为“揭露英国司法系统黑暗”的具有人民性的戏剧的过程，进而他指出了“反封建”、“现实主义”、“人民”等等关键词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中的关键位置。又如，通过三十一部莎士比亚戏剧在一九五七年的翻译出版，列文森展示了一个重量级的文化巨人如何可以不需要过多的阶级证明而获得译介的事实，据此，他证明了“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某种弹性和包容性。又如，通过对比罗曼·罗兰戏剧《狼群》在五十年代中国和“文革”中国的不同遭遇，列文森解释了一个代表了不屈不挠、毫不退缩之精神的英雄是如何变为一个可疑的利己主义者的过程，进而他指出了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已经在六十年代中期蜕变成“文革”时期的“反世界主义”。再如，通过考察一九三六年皮蓝德娄戏剧和一九二二年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戏剧译者的翻译活动，列文森呈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带有显著的社会目的，只是单纯介绍剧作者之思想和艺术的事例；据此，他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某种无功利性，而这也正造成了其与传统无涉的“无根”特性，并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失败。

由于新三部曲的第三卷已经成文，因此我们有幸看到上述列文森对翻译戏剧与世界主义的精彩分析。但对他以中国传统戏曲处境为例来考察“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张力的想法，我们却只能根据他在《地方、民族和世界：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文中的零散想法来加以推测了。

在这方面，列文森认为，由于地方戏背后的地方性意识有可能妨碍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早期知识分子曾抑制过地方戏的发展。同时，在极端的世界主义者（以全盘否定旧剧、代之以话剧的“五四”激进主义者为代表）那里，地方戏的发展更受到了决绝的抵制。那么，在戏曲问题上，是否也存在一种类似于“博物馆化”的策略，可以消弭这三者之间的张力呢？列文森提出了又一个出色的比喻——“剧场化”隐喻，以此来形容二十世纪城市舞台上获得许可的中国传统戏曲。他指出，在世界主义（西方）影响下的城市舞台上，传统戏曲不再与具体的乡土背景相联系，而只与特定的乡土意识相联系；不再是朴素的和原初的乡土戏剧，而是一种尚古主义的孑遗。这就好比一个“剧场”。当大幕落下，此时的演员不是人物本身，而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人物。在“戏装”的包裹下，舞台上所出现的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物，而是一个被定位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列文森颇具深意地提醒读者，舞台上的演员处于被观察的位置，而这种被观察的方式反过来又会影响演员本身。对于都市舞台上的传统戏曲来说，它们被剧场经理人和西方口味的观众的观察视角所改变。在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剧场化”策略下的地方戏已不再是一个个自足的个体，而只是地方性集合中的一种，是民族国家多样化戏目单中的一个，因而也就无害于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与“博物馆化”策略平息“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方式相似，“剧场化”策略也有效地平息了“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冲突。传统的地方戏作为一种无碍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地方性”文化被保留了下来。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列文森将“剧场化”看成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冲突的唯一解决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再次肯定了“历史与价值”的理论框架。然而，正如列文森将“博物馆化”看做是儒学宿命的做法明显低估了儒学的主动性一样，他的“剧场化”比喻也低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活力。戏剧史的事实表明，二十世纪的中国传统戏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剧场化”命运，但它们却并不必然要走进“博物馆”和“剧场”。至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占有中国舞台之绝大部分的仍是传统戏曲，而受到西方戏剧影响的梅兰芳京剧、越剧等等的繁荣则更显示和证明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及其与西方戏剧的对话能力。

和“博物馆化”比喻一样，列文森的“剧场化”比喻也同样受到了来自“文革”的质疑。一九六七年，外国戏剧译介戛然而止，中国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与此同时，除了京剧样板戏（以及其他剧种对于样板戏的移植）之外的大部分传统戏剧也一律遭到了打压。“文革”的现实需要列文森回答：为什么曾经有世界主义联系的共产主义运动变得如此地排外，不仅是政治上的敏感，而且是文化上的反西方？为何一个曾经标榜民族主义的运动此时又会如此严厉地对待民族文化（即过去的遗产）呢？

于是，在新三部曲中，“历史与价值”解释框架所遇到的质疑再次出现。面对这一质疑，列文森要么推翻自己先前的解释框架，要么就必须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选择了后者。列文森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以作为对现实质疑的回答：“现代中国是否对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同怀有真正和充分的自信？”（xvi页）换句话说，列文森坚持自己“历史与价值”的解释框架和“博物馆”的比喻是正确的，自己的问题仅仅在于低估了完成“博物馆”进程的困难程度，而“文革”正是“博物馆”进程所遇到之困难的集中体现。

列文森认为，“文革”是一种由苏联和美国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指出，共产党本着“博物馆”化、“剧场”化等等策略，在近代中国“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重重矛盾中突围出来，而这种突围从根本上来源于一种基于历史进步论的身份自信。共产党将“传统的”、“地方性的”东西统统交给了历史，而将现在和将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这种貌似稳定的身份认同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就戏剧来说，人民政权一直对“无根的世界主义”、“普遍人性论”等等资产阶级的想法充满反感。因此，一旦遇上战争等突发灾难，表面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列文森以胡适和毛泽东为例来讨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世界主义”之间潜在的冲突。

与胡适一样，毛泽东也主张将中国遗产中的好东西和西方的好东西结合起来。当然，毛泽东并不喜欢胡适，并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不同于胡适。……胡适对生活在同一时代芸芸众生的悲苦命运并不关心。……胡适的渐进性、改革性和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社会的苦难格格不入。这种与毛泽东的调和终将结束。（40页）

在列文森看来，西式教育使现代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无根的世界主义”和“去民族性”的危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权需要科学来支撑军队和工业，专家学者得到了暂时的保护。但是，面对朝鲜战争，面对外来威胁，专家呼吁和平的要求使当政者的自信受到了挑战。不但世界主义被驱赶，此前作为一种身份自信表征的博物馆化的策略也被放弃。在“文革”领导者的眼中，传统不再是安全的纪念碑，而是活生生的待驱除的幽灵。至此，一种革命的唯意志论不但切断了现代中国与传统的联系，同时也关上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