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报—寻路中国

思想汇报—寻路中国（精选6篇）

1.思想汇报—寻路中国 篇一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读《寻路中国》有感

“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这段让我茅塞顿开的言论正是出自《寻路中国》作者的笔下。

《寻路中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新书。也是今年的两大话题书籍之一。该书主要讲述了作者何伟在2001年到2007年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读完该书之后，让我想起苏东坡《题西林壁》里的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料到一个外国人竟能如此了解中国。甚至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该书分为三条线索：《城墙》、《村庄》和《工厂》。它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特写了农民魏子淇一家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小镇浙江丽水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从1996年至2007年，十年时间，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海斯勒说：“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性因素。”

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中国。而这却是大部分人生活的中国。作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和诙谐。例如在《城墙》这一部分，作者逐一描述了：“可怕”公路告示牌——“前方路段已经死亡33人”，通往内蒙古草原的高速公路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假警察的雕像。透过他的描写，我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种种，其实是如此可笑，而我生活在其中，却浑然不觉。书中还提到：“在中国，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还擅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

同时他又调侃了中国驾驶考试的试题：“

352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类东西方差异的冷幽默无时无刻充斥在全书的各个角落。

如果认为作者只满足于调侃一下中国，那就太小瞧作者的功力和《纽约客》的用心。作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事实上作者十分客观，不像通常西方人评论东亚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十分中立和客观的描述改革中的中国。通过它的描述和分析，对于同样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看待问题有

点过激。可以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让我更中性的看待目前中国的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一些不良现状正是经济飞速发展和改革所必需付出的牺牲。中国之所以和美国发展过程不同的原因，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一样，而不是中国比美国差。

除此之外，作者还一针见血的挖掘出了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

说到“温州模式---经商策略很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P276），而作者却看到“„„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规约”(p349)，而且，“在经济开放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p348）”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p405）

从这本书上我不仅看到了中国年的变迁和发展，也在这中间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一些特质和社会现象，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它正处在变革之中。虽然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但这都是快速变革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有进步必然要有牺牲。中国的崛起将带给世界一个全新的格局。因为近两百年来，都是欧美在领导整个世界。然而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正在飞速发展。据高盛公司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将达到美国的经济总值。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亚洲国家占据世界总人口的1/3，这么多人正在走向发达和进步，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必将带来世界重大的变革。处在这样变革时期的中国年轻人，我时常问自己，我的能力是什么？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才能顺应这种变革？这也是此书除了开阔了我的视野以外，更引人思考的内容。变革中的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2.社会企业：寻路中国 篇二

在孟加拉国，有一家著名的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在孟加拉语中是“乡村”的意思，因此，它又被称为乡村银行。这家银行由穆罕曼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1983年创立，他以自己名义贷款，然后再分拆借贷给穷人，将弱势群体（穷人）的优势——即改变贫穷的渴望，劳动热情和手艺，与商业的优势——即资金、管理和协作，成功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罕见地颁发给尤努斯这样一位“穷人的银行家”。此时，他在孟加拉国46620个村庄中，建立了1277家银行，累计服务639万借款人。在尤努斯的带动下，很多人看到了这个领域的成功可能，面向穷人的小额贷款服务在世界各地广泛展开，越来越多的穷人得到帮助，进而改变了生存条件。

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正是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以企业化的运营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既追求盈利以实现社会公益的可持续，又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既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益慈善，也不同于商业社会的CSR（企业社会责任）。”

这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新模式兴起于英国，与一般其他私有企业不同的是，社会企业不只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所得利润有限制地用于分红，并且利润需要用于相关或不相关的社会机构（如传统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目前在全球并无统一的定义，各国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英国，如何使用利润是区别社会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关键；在北美，重点在于营利以及解决社会问题；在欧洲则倾向强调“社区共有”，与“私人拥有”区分。

当社会企业来到中国，也遇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语境。人们纷纷在寻找社会企业的中国定义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社会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正向的外部性，对第三方产生好的影响，比如办教育、低价太阳能热水器，节约燃料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企业是做买卖的，买卖就有供给方和需求方，企业的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有一方是弱势群体。”

社会企业在如今的中国公益慈善中尚属萌芽期。在公益慈善中人们较为熟悉的是传统的公募基金和少量公营部门的私募基金，比如红十字会等，不过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在公信力上有所下滑；另一方面是由企业和私人发起的私募公益基金，比如壹基金，今年来在治理结构、专业领域等方面都获得很大成功，表现也非常活跃。而社会企业的这种创新模式刚刚开始在中国寻找自己的方向。

一些有志于改善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人们，在农业、医药、新能源、弱势群体保护等领域上，正在用社会企业的形态进行着探索。但由于对这部分企业的相关政策的缺失，它们从出生之时便面临着纠结的命运。因为在中国，作为使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司，避免不了税收、投资以及公众质疑等问题，尤其在定义“合理的收入”上难度很大。所以一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提出，目前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企业形式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它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不是由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举办。

3.阅读好书推荐：寻路中国 篇三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城墙”，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第二部分“村庄”，集中记录了三岔村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产生巨变的过程;第三部分，主要描写了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三个部分，对应着中国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而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柴静说“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巨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与行驶在异国他乡的作者相比，他笔下的那些村民、进城务工人员似乎更没有归属感，农村即将消失，城市终究只是暂栖之地，一座座工厂快速地建立起来，很快搬迁或者干脆倒闭掉，市场经济的速度让人迅速转变的同时也让人不敢有一刻的停留。

《南方人物周刊》有这样的评价：“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这句话可谓诛心之论了，当今中国的年轻人们早已沉浸在巨大的繁荣之中无法自拔，他们都在向前看，向前冲，无心流连于脚下的土地和不算遥远的其他地方。这个国家是庞大的，在同一个时间轴上似乎共存着跨越一个世纪的生活方式，然而谁都在拼命地赶路，谁也不愿意等一等其他人。除了旅游，谁还会愿意像何伟一样走进一个村庄，更不要说和一户人家共同生活三五年。《中国国家地理》曾经有过一篇关于“环首都贫困带”的专题文章，如果能多一点点关注，北京的眼皮底下怎么会是这样一幅场景呢?

书中有些话是让我不舒服的，“高等人”面对愚昧、落后、野蛮、无知的那种高高在上优越感时不时地流露出来。如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拍案而起;然而客观冷静地去思考，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没有抹黑中国，他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和中国人生存的现状，有的时候他还是说得很委婉了呢。我们整个国家在社会文明发展之路上，还有许多要克服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有那么几个“外人”当头一棒，应该是好事。

4.读《寻路中国》的心得感悟感想 篇四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一：

华裔美国女作家林留清怡在经历数年的中国美食大冒险后，集成了这样一本书——《Serving the people》，繁体版直译成《味人民服务：从小面摊到五星级餐馆的奇妙历程》，而简体版却似乎别有意味地译成《寻味中国》。不论是笔调还是跨文化观察方式，这本书无疑可作为何伟《寻路中国》的姊妹篇，无非前者从食物入手，后者开车游历体验，何伟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而林留清怡却是黄皮肤黑眼睛的ABC。

在这一点上，倒是跟何伟老婆张彤禾的立场更接近，她也来到中国，去结识东莞工厂的女孩，然后写了一本《打工女孩》。大家的都有个“中国根”，林的高明之处是并没有一味地去寻找那个虚幻的“根”。除了长相和偶尔和家人一起吃的山寨中国菜，别无任何联系，你不能要求一个土生土长在加州的女孩去怀着莫须有的乡愁。

比起张彤禾的拼命代入，林留清怡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是中国人，我的舌头、我待人处事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都是美国的。这也许是为何比起《打工女孩》，《寻味中国》读起来更真诚有趣的原因。

因为对这片陌生故土上美食的好奇，她来到中国，从诡异的烹饪学校开始，又到山西面摊和“馅老满”饺子馆，甚至味精工厂的探访，接着到上海外滩的高档餐厅黄浦会实习，最后到寻找完美的小笼包的一趟扬州之旅结束。这几段经历涵盖了各个层次，里面出现了不少和她有过深交的人物：烹饪学校的王主任、面摊老板张师傅、上海美食评论家江礼旸、黄浦会的厨师小韩和老板梁子庚先生，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传奇经历，有想要去的地方，他们的表达就是浓缩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比如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王主任对所有的事都是一股经验论，“做菜好比开车，学个套路而已，就那么简单”。

从农村出来北京打拼的张师傅阴差阳错成了厨师，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自己老板，能够赚点钱寄回家。

报社记者出身的江老师是典型的上海式恃娇恃宠，被各路餐厅请吃饭写软文，这起初让作者感到反感，当她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后，好像扭转过来，“终于意识到我不能拿美国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衡量这里的人和事”。一个收红包的美食评论家也许不是最专业的，但“我很欣赏他对食物和写作那股真挚的热情”。满腔正义感开始打折扣，这才是了解中国的开始。但至少她对自己是诚实的，直言不讳，“吃过的小笼包中，黄浦会的并不是最好的，虽然费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少了点什么。”忠于舌尖的直觉，这应该是美食热爱者最基本的素养，我们没法儿对食物说谎。

最喜欢的一节是写上海的“音餐厅”的，一间由日本老板开的创新上海菜馆，每晚由同一位厨师邓师傅烹制食物，老板像在日本一样于玄关迎接客人，属于比较亲民的街坊餐馆。邓师傅也是位传奇人物，少见地有着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在德国波恩混过几年，回来后四处旅行，又在贵州的馆子里打过工，他做的菜不花哨，但是很踏实，让人安心。

林留清怡在这里引用了她认识的一位旅游杂志编辑说过的话，“最好的餐馆和最喜欢的餐馆压根就是两码事”，在这里，就是黄浦会和音餐厅，最好的餐馆可以作为体验，而最喜欢的餐馆才是最常想去的，高高在上的女神终究没有青梅竹马的那份放松自在。菜式简单、摆盘不那么精美，环境不那么精致优雅，这又有什么关系，好吃不就行了。

对于“地道”，作者这样写道：我在音餐厅领悟到，对于是否“地道”的看法是相对的，我人在上海，吃着上海厨师做的上海菜，但有些人却认为这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大家口口声声说“地道”二字时，并没有考虑到食物也是与时俱进，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食物反映了起源地，而起源地本身也在变化。

这也是自己在很多地方吃东西时感到的疑惑，究竟什么是正宗，究竟为什么非要追求正宗?好吃不就行了么。何况上海菜本身就是个暧昧的概念，是本帮菜呢，还是殖民时期融合各大风味的菜系，还是新派创意菜?谁也没法儿给个定论。当年的名厨梁子庚渐渐变成了个生意人，林留清怡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难得下一次厨，而且有回把鸡丁炒糊了。很多产业化的餐馆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失掉了些许风味，只有严格把控质量的食物。

《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二：

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和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虽然他自嘲是“蹩脚的期刊记者”，但看来却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这些中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在这里，现实就很魔幻。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当然是变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动和催迫着人们，因而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的脱节现象。在《江城》中他就意识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十年后在《寻路中国》中他对此感受更深：“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整中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种蔑视规范的无法无天;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显示出无穷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活力。这两面同样令人感到可怕，但却是不同的“可怕”。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说好听点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前现代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时常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中国不同城市，他都很不习惯地体验到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断被人撞着、推着、挤着，人们甚至毫无歉意;但有时，他作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农村的风水先生会在别人的葬礼上乐呵呵地发给你一张带有27种工种的名片、招工时人们也毫无礼貌禁忌，常常极尽直白地随意根据兴致和偏见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在读这本书时，你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

他也喜欢中国人面对压力的那种态度：即便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他们也不会失去常态。一如既往地，他表露出对那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京郊的三岔村生活的两年里，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房东家里的一员。在浙江丽水，在和路边杂技团聊过之后，“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体味到那粗劣的表演之后令人心酸的生活现实。

在这些地方，他已经不是一个神情冷淡、保持客观的外部观察者(“除了忠实记录外，那些与我无关”)，而是一个对这一些有着自身关切的关联者(“那些与我有关”)。他关切那些正在消亡的村庄，想建立和农村的某种联系，也想思考中国的未来。正是这一点，使《寻路中国》不同于同样描述中国变化的鲍大可著《中国西部四十年》，反倒更像是对自己故乡变迁的关注。

同样是驾车穿越全国的记录，本书和比尔布莱森《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相比，反差也很明显：《寻路中国》尽管也不时显露出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但却并非轻松俏皮的公路旅行散文，相反，其中关于三岔村选举的一段倒比社会学论文更具洞察力。与他本人早先所著的《江城》相比，《寻路中国》则显示出对中国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熟练的写作技巧，那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新中国通。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三：

《寻路中国》的书名与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将之当作旅游散文买下来，沏好咖啡，将阳光迎进屋内，打算惬意地欣赏一番，然而只翻两页，看到作者何伟把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题抄出来的时候，我兴奋而尴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驾照时也背过、考过。大部分题目匪夷所思地体现出形式主义的精髓。譬如书中提到的一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继续读下去，当何伟将中国驾驶员的各种鸣笛方式归纳为“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的神经学语义系统时，我哈哈大笑。

这一段是如此写：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

我即刻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将是比旅游散文深刻数倍的事，而这种深刻，也将从这些无意义、甚至好笑的碎片中整合出来。《寻路中国》最终能够勾勒出中国这十年发展的一条脉络，功劳几乎全要归功于类似的琐碎细节。譬如这套“喇叭语义系统”，好像是作者随意的观察与幽默的表达，但它与书中的内容暗地里有广泛地联系——中国汽车爆炸性的增长过程与城市道路建设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拥堵时的喇叭声，在这场增长跃进中，有国民收入增加后的自觉意识，也有政府刻意的刺激。国外汽车公司从八十年代的无所适从，到新千年慨叹“钱太好挣了”;国内类似奇瑞的公司，从购买国外过时发动机生产线起家，依靠“抄写”设计制造廉价国产汽车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

在书中第二部“村庄”中，何伟以他观察到的各种生活细节描述了一个京郊农民魏子淇的生活轨迹。魏子淇一家从贫困到小康，原因之一便是汽车年代的到来，城里人将驾车郊游作为时兴的生活方式去追随，魏子淇改造了自家的屋子，使之成为一处“农家乐”，提供农家菜和住宿，他在几年内便获得了比以前种地多几倍的收入，而他在有钱之后，终于也要买一辆车以作为自己的地位标识。

与汽车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道路问题。作者何伟写本书第一部分“城墙”时，租了一辆本应是越野之用然而却设计成“city special”的切诺基7250，顺着长城遗迹，经国道、省道、乡间小道这些非高速路从北京一路向西驶去。第二部“村庄”，何伟则见证了乡村道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些路几乎全为了将城里人引入乡村，并带来经济繁荣。第三部“工厂”里，何伟开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铺开的年代，他顺着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开过去，路旁布满了各类工厂，而他采访的其中一间胸罩调节环厂，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标本，他笔下那些鲜活的老板、中层技术工人、刚刚出来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撑起了这些经济体。

看《寻路中国》时，我沉迷于作者笔下那些中国人、那些最底层人民这十年迅速流变的生活状态，并未注意到“道路”在书中的脉络。掩上书，作者驾车行驶的那些道路开始在脑海中清晰起来。这些仿佛巨型魔术一样铺设出来的城市道路、乡间公路、高速路，将亿万中国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将农民的土地与老式生活状态彻底瓦解。这些道路建设的伟岸成绩，由专政者在发展压制一切的观念下，花费巨额资金刺激出来，击垮了中国本来存在的一切其他观念。而中国就是这样继续向前，继续“在路上”。如此一看，书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贴切了。

极可贵的，本书作者没有武断地将中国整体的险恶发展状态怪罪到任何人头上，他也没有怪罪中国政府。他在具体的生活中发现，如今的可怕状态很难说有一个具体实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魔怪的组成部分。

“村庄”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在一开始也的确如任何一个勤恳的农民，勉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后来他主动入了党，参与村级政府的议事，因为他知道这个身份会为他的农家乐经营带来实际的好处，他有村委会的支持，于是从银行贷到款扩大经营。“工厂”的故事里，那些温州老板们与官员们在拉关系上的互动，全部主动得没有一丝抱怨，而中华香烟和茅台酒这些礼品的流转，代替现金成为关系结构中的硬通货币。“工厂”这一部分中，何伟还提到了一个希望找到外国媒体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与一些镇民一样，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迁，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他相信那个大坝的融资有严重的问题，并与政府做着斗争，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板砖销售商，又在搬迁新镇的工地里做生意并获得利益。

何伟没有批判他，因为他相信这至少是国人弄清真相与基本问题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动力正是经济。他清晰地指出：“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也就是说，人们既觉得不满而抗议，但他们又能想尽办法绕过障碍获得丰厚的利益，所以没有人真的想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么，而是在现有的恶魔般的体系内继续钻营着。这种矛盾的漩涡处处可见，譬如造成“喇叭语义系统”的原因——城里人他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辩论应该如何行车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别人一样刁钻地冲撞，理由当然充分得很：不野蛮一点，在城里是开不走车的，而野蛮地将车开起来，也是一种胜利。

或者人们一方面痛骂政府，另一方面自发地组成了国考的大军。又或者一方面做一个口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以这种名声博取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情形，为数众多，千篇一律，司空见惯。这种矛盾漩涡令我们失去了洁身自好的可能，毕竟，连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乌烟瘴气，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收着香火钱来办公司。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何伟带来的新闻写作方法。他像魔术师一样把自己观察到的种种细节粘合在一起，组合成一幅令人担忧、却并非漆黑一片的中国图景，最重要的是，我看得到有生命力的人。我一度想，是否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未曾卷入国人的真生活，才得以如此客观地描述我们的当下。但似乎又并非如此，像《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凤凰周刊》等等做深度报道的报刊，也都尽量以详尽的调查，将许多问题揭露与展示出来。但他们的文章缺乏令人感动的魔力，不是将细节堆叠得毫无生命力，就是观点并非从细节中来、而将细节强行纳入预设的观点中。我看完他们的报道，总是看得到问题，看不到人。现在国中即便是最好的新闻报道，也还缺乏对具体的人的关怀，太注重对不公事件与观点的关怀。

正是何伟描述的这些生动的人，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闻联播》，但我也确认了另一样早就在警惕的问题，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门户网站的新闻全面负面化。这种负面新闻的排列在当下有令执政者警醒的意义，这些网络编辑们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这是极可贵的。在官媒把持主要传播渠道的时候，这些门户网站的斗争是抵抗1984状态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这些新闻就觉得自己深陷于一个恶毒的世界。这会让我们忘记了真正经历的生活，忘记去体察事情运行的真正缘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记我们自己乃是造成这个恶毒世界的一份子。

5.寻路的散文 篇五

早上7点起床，洗漱、吃饭，坐公交，这成了这段的必修课。今天改变一下行程，44路是环线，从西边坐车感觉一下哪快?

坐车到总站倒车606一站到东直门北，用了30分钟，比从东边坐车快多了。下车上天桥，下扶梯，糟了，该走那边的路呀?看着四圈的房子都是这样的陌生，脑子里一片空白，看来是迷方向了。我的方向感很差，往往把北当成南，现在是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辨不清怎么办?还是原路返回吧!也许那样能激起回忆，复又上天桥东西南北的.看，高高在上，一目了然。啊!明白了，看见天天走的路了。于是迅速的下天桥，悠哉悠哉的往目的地赶。

和各位友好的打完招呼后，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机械的、原始的、简单的劳作。工作环境舒适，还没人监工，可以劳逸结合，收工自行掌握。不用劳心，不用和市井小民们讨价还价，不用费尽心思去取悦别人。心情是如此的放松，如此的纯静，如此的快乐，从没这样让心享受过。

做生意十余年，忙了吃不成饭，闲了长吁短叹，心成天都悬着没放松过，心累!现在多好不为生意为难，不去费口舌，舍弃的不过是些力气，这样也变相的锻炼了身体，其实真的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阿Q也好，反正自己高兴就行，看你怎样去发现。这段仔细的研究了家到目的地的行程，经过亲自躬行，找到了最适宜的路线，既省时又省钱。

现终结如下：一，坐地铁2号线20分到东直门，下车倒18路，30分到达。一次2.4元。二，坐18路倒10路到家2个小时，0.8元。三，坐44路到北官厅下车20分钟，步行天桥到目的地20分钟，0.4元。四，44路东行40分钟，步行10分钟，有点堵车，0。4元。五，44路西行北宫厅倒606路坐一站下车，20分钟到，终站倒车不用刷卡。步行10分钟，0.4元。

6.推进治理现代化，中国寻路 篇六

深度改革推动下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一年多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最大成绩。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将是接下来政府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内容。

转型升级 任重道远

根据2013年国民经济数据的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7%。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近10%的增速相比，2013年的经济增速回落明显。但这却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担心的“急刹车”、“硬着陆”的表现，原因就在于这既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我国主动调控的结果。

2013年中央确定的预期目标是GDP增长7.5%左右，这个增速水平能够确保经济保持适度增长的同时，又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同时给调结构留出余地。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既有外来的冲击，也有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但主要指标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经济始终运行在通胀水平的上限和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之间的合理区间内。

总体看来，2013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尚待缓解，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需巩固，在“调结构”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今天的中国，经过35年不断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使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回首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每一次重大的改革都给党和国家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事业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在改革从试点向推广拓展、从局部向全局推进中不断发展。

但依然要清醒地看到的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利益主体的多样，使得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新问题与老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这项改革措施与那项改革措施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在新的重要关头，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现代化治理 提上日程

为解决当前国家治理中存在着的突出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高层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地方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这些都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加以解决。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一个国家在制度管理与战略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治理与秩序维护等各方面能力的整体体现。一个治理能力优秀的国家，对外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对内可以使人民幸福富足、安居乐业，还能有效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巨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及时更新治理理念、深入改革治理体制、丰富完善治理体系、努力提高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也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

政府与市场 两手并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住一些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在过去的2013年里，经由顶层设计和推出的重大举措频繁，为市场化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3年是一个改革年，改革举措包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改革、全面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向民资开放民营银行、高规格部署农业现代化、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进城镇化改革政策、进一步改革工商登记、减税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市场信心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度。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涵盖了16个领域、60条具体任务，目标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体制改革让中国社会全面地向“市场化”转型，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改革举措在放开准入、对外开放、金融、公共财政、养老金、放开二胎等领域都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被认为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2013年6月份以及12月份，银行间拆解利率和流动性紧缩的问题十分引人关注，“钱荒”等字眼充斥人的耳目。这一事件成为政府进一步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传统中银行发生资金短缺时，央行都会出手，但在银行半年结算期的资金短缺中，央行的未出手与传统预期产生了结构性反差。此次的教训，有助于将银行的坏毛病改过来，是一件好事，有助于资金向实体经济转。

在金融改革领域，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的供需矛盾一直惹人关注，发展民营银行也成为讨论热点。2013年7月5日国务院“金融十条”出台，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打开了大门。2013年下半年以来，注册与申报民营银行成为众多民营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热衷的一件大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鼓励具有经济实力、专业管理团队、对金融领域比较熟悉的非公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打破金融垄断，这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大突破。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成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草根金融机构，推进利率市场化，倒逼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推动汇率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建设适应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建设需要为重点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面向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这样将会对城镇化和企业、市场经济转型升级起到重大作用。

工商登记、减税制度再改革则为中小企业来带来了福音。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3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与以往不同的“直接减税”的政策确为中小企业带来了福音。对于此次减税政策，市场普遍叫好，但同时对此项政策的受益面不够广充满遗憾。

继减税之后，工商登记制度再改革，根据2013年10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此后将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的限制，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等。此次改革有助于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消息一经传出即引起各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