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师生存状况思考

农村教师生存状况思考（共8篇）

1.农村教师生存状况思考 篇一

对农村“空巢老人”生存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正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为了了解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南充调查队对南部、仪陇、阆中三个劳务输出大县六个村的150户空巢老人户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显示: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农村“空巢老人”日益增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愈显愈突出的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关心和重视。

一、农村“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

调查资料显示：6个村共有农户1689户，总人口5951人，年龄在60岁以上的829人，占总人口的13.93%，子女不在家的老人达501人，占60岁以上老人的60.43%，其中被调查的150户农户中有老人235个，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十分担忧。

1、劳动强度大。据调查资料显示，在235个老人中，除24个空巢老人因年龄特别大、行动不方便外，其余211人都得从事耕作、照看孙子和料理家务。平均一个老年人要种1.1亩地、管教1个小孩、养3只家禽和1头猪;二个老人种地最多的达4.5亩、管教小孩最多的达4人，参加劳动年龄最大的老人达81岁。

2、生活简朴，质量差。据调查资料显示，由于收入少加上时间紧，要想吃好点穿好点也难实现，70.5％的老人吃穿都非常简单，只能求吃饱穿暖，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饱一顿饿一顿是常事。

1、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绝大多数农村空巢老人都有儿女，他们既不能享受农村低保扶持，也不能享受民政救济，又没有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的补贴。而种地收入也很微薄，据调查，83.5％的老人人均种养业收入在1000元以下；加上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子女在外务工压力的增大，一般情况下子女只有春节和老人过生日时才寄带200-500元给老人用，即使另外寄了钱也主要是子女教育和应急用，平时86.7％的子女不会主动给老人寄钱寄物，他们认为只要父母没冻着、没饿着就是自已尽孝的最高标准了。由于种地收入的微薄，加上子女补贴的低标准、补贴方式的不稳定性，不多的收入，既要吃饭穿衣还要治病，导致了许多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十分艰难。据调查，70.5％的老人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000元，他们吃的十分简单，一日三餐常常是早上稀饭泡菜、中午干饭炒一个菜、晚上面，穿的则十分朴素，三五年（实在没有穿的时候）才买一件新衣服。

2、生活缺乏照料，安全隐患多。由于60.43%的农户的子女不在老人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换电灯泡、扛柴等对空巢老人而言都成了难题，特别是当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医院看病时，老人更觉得孤独无靠，感到很失落。有的老人生了病，连饭都做不了，只好吃点剩饭，想哭连一个听的人都没有。此外，老人发病往往都具有突然性，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就会贻误治疗时机，落下一身残疾或出人命。如南部县一老大爷酷署天干活晕到在地，如果不是一过路人送回家，得到及时治疗，可能要出人命，等到儿子媳妇回来，人已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仪陇县一老太婆干活时因体力不支摔伤，虽

更重，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老人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学习，又担心小孩学习成绩差;其次是目前农村交通、通讯有较大改善，电视、网吧到处都有，小孩子外出时间长，担心发生一些意外事件。管教孩子真是力不从心啊！

三、对策与思考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农村老人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又面临诸多困难，更应受到社会关注。有专家指出，人口问题具有巨大的惯性，人口的规模表现在当人们感觉到问题的存在时，已经无力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在土地上耕作了一生的老年人渴望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们的需求在今天已难以得到满足，只能用孤寂来呈现自己的牺牲，用沉默来忍受时代转嫁给的代价，用无奈来诠释所谓“夕阳”岁月。尽管农村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但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已日益凸显出来，并成了现代社会的新问题。在“未富先老”提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下，关注农村空巢老人，关注他们的物质、精神需求，如何才能让他们尽快步入到“夕阳无限好”的美好境地，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破解的一个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观念、体制等多方面入手，统筹兼顾，切实去关心、解决农村“空巢老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他们“温馨又从容”，真真切切感到社会、家庭、儿女给予的亲情和温暖，努力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究如何破解农村

3、加大对农村老人的救济保障力度，为“空巢老人”编织一张“安全网”。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农村老人大多体弱多病，小病不断，门诊费用数额大，而目前农村合作医疗规定，只有住院才能报销，且报销比例较低。因此，政府应在逐步提高报销比例的同时，把60岁以上的农村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纳入报销范围,以减轻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医疗费用，并尽快建立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力争把老年人的问题解决在村社；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农村养老制度，为“空巢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要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把符合条件的农村老人都纳入保障范围，从经济上保证老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时要采取财政补贴一点和社会各界捐资筹集一点的办法，设立老年人基金，对确需要帮助的老人予以扶持，还要积极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实行个人出少部份、财政补助大部分的筹资办法，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值和增值。

4、兴办农村养老福利事业，走家庭化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各级政府要在财政上加大对养老事业的供给，进一步加快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并逐步将农村老年福利事业引向市场。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可由乡、村组织牵头，通过招商引资、能人投资和财政奖补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兴办一批养老院和托老所，对年龄较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由其子女出一部分资金，搬进养老院或托老所，以解决个别老人无人管等问题;对于条件不许可的地方，由民政、农保、老龄委等单位牵头，成立由乡村干部带头、党员积极参加的为老志愿者服务队，8-

2.农村教师生存状况思考 篇二

调查过程中,课题组共发放了150 份问卷,共回收142 份,回收率94.67%,其中有效问卷137 份,有效率约为96.48%。调查内容涉及特岗教师的日常生活和学校生活状态、特岗教师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一、农村小学特岗教师的生存状况分析

为了解特岗教师的生存状况,我们的调查涉及特岗教师这一群体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具体包括日常生活和学校生活,涉及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工作生活的条件、婚恋情况、人际关系、工作压力、学校管理等方面。

1.工资待遇及满意度调查

特岗教师的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和发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岗教师的工资由2006 年的每年1.5 万元调整到2012 年的中部地区每人年均2.7 万元,西部地区每人年均2.4 万元。对于从事农村小学教学的特岗教师而言,工资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是他们基本生活的唯一保障。从调查结果来看,情况不算乐观:在被调查的137 名特岗教师中,月工资1 000~1 500 元的人数占16%;月工资1 501~2 000 元的人数占62%;月工资2 001 元以上的人数占22%。此外,约有24%的特岗教师表示自己的工资有过被拖欠的现象;35%的特岗教师反映自己的工资有“按时发放但不足额”的情况。特岗教师对工资的满意程度也可想而知。

当地教育部门为特岗教师全部购买“五险一金”的只有45%,不到一半的人数。在访谈过程中,甚至有部分特岗教师表示不清楚教育部门是否为其购买了“五险一金”或者不知道购买了几项。

对于这样的工资和待遇,特岗教师的满意情况不尽如人意,超过78.8%的特岗教师非常不满意自己的工资待遇。

2.生活环境状况调查

特岗教师大多服务于中西部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毫无疑问,生活条件和环境是比较艰苦的。通过走访农村小学,发现住宿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安排了单间宿舍,有简单独立的卫生间和公共用的厨房;而条件较差的则是全校只有一两个特岗教师住校,住的是简陋废弃的杂物间,经常停电停水,没自来水的时候要去较远的水井打水,最麻烦的是连续几天停电。

3.恋爱与婚姻状况调查

特岗教师的招聘对象以高等师范院校和其他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以及少量应届师范类专科毕业生。大学刚毕业,面临恋爱与婚姻的选择,而选择特岗教师本身就意味着远离城市、远离便捷的生活。特岗教师的生活会不会对婚恋产生影响?为此,课题组就“在农村任教对恋爱或婚姻有何影响”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从中了解到,极少数特岗教师认为自己在农村当地任教对自己的婚恋“有好影响”,是因为他们在任教当地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而超过50%的特岗教师认为有不良影响,原因主要是任教学校偏远、交通不便、生活闭塞,长此以往,不利于恋爱关系的发展或家庭生活的和谐,更不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

4.教学及工作量情况调查

由于农村教师紧缺,特岗教师到校后的教学工作是由所在学校根据其教师状况和教学计划分配的,所以特岗教师一人任教多科、所学专业与所教学科不一致、工作量饱和的情况比较明显。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特岗教师每周11~15 节课,少数达到16~20 节课。对于工作量安排,35%的特岗教师表示“任务过重,压力很大”,33%的“特岗教师”认为“比较轻松,完全可以胜任”,还有15%的则认为“很轻松,但感觉个人存在感较低”,其余的17%对学校的教学安排则是“无所谓”的态度。

二、农村小学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困境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成为“被遗忘的专业发展群体”[1]。在了解特岗教师生存状况的同时,课题组对困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教师专业发展情况也开展了相关调查,结果发现,在农村小学任教的特岗教师面临着不少专业发展的困境问题。

1.关于职业规划的调查

职业规划是从事具体职业的人对自身职业的长远计划,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一般而言,安于本职工作、充满职业理想的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规划是职业理想、职业精神的具体表现。通过调查,发现78%的特岗教师都做了职业规划,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方向或目标。由此可见,多数特岗教师的职业理想是清晰的,专业态度是积极的。

2.入职动机与职后生活整体满意度的调查

为什么选择当特岗教师?不同的人有不同入职动机。我们通过调查,试图了解特岗教师的不同入职动机以及职后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在入职动机中,为“缓解就业压力”所占比例最高,为44%;“服务基层,乐于从教”仅有22%。在访谈过程也了解到,特岗计划的实施确实缓解了部分社会就业压力,但热心投入农村教育的并不多见。由此影响到他们的职后满意度:非常满意的仅占7%,比较满意的占35%,一般的占42%,其余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3.岗前培训与职后进修的满意度调查

特岗教师正式任教前必须参加岗前培训。对处于“新手阶段”的特岗教师来说,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是促进其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通过调查,将近一半的教师对培训表现出不甚满意。通过访谈,不少特岗教师认为:培训很有必要,但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缺乏针对性,未能就新手教师、农村教师的实际问题展开相关的指导。另外,培训形式过于单一,只关注硬性指标(如参加培训的人数)的达成,忽视培训的根本目的。

4.专业发展存在的困难调查

专业发展是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的主线。特岗教师要经历从新手教师慢慢成长为专业化教师的过程,而“特岗”的独特性,使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阻碍专业的发展。

5.任教期满去向抉择调查

特岗教师的聘期为三年。三年之后特岗教师面临着再次择业的问题。对此,他们将会作何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如下:留在原岗位的占16%,考取更好学校的占33%,考取公务员的占20%,考取研究生的占7%,自主择业的占4%,其他占20%。

总体而言,农村小学特岗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现状并不乐观,简单窘迫的生活条件、繁重单调的教学工作、或走或留的矛盾心理,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农村教育的质量,这样的状况亟待改善,需要完整、具体而清晰的解决方案。

三、改善特岗教师生存与发展境遇的几点建议

毋庸置疑,特岗计划的实施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但如何使特岗教师更坚定职业理想,坚守农村教育阵地,推进未来特岗计划的实施和特岗教师群体的发展呢?

1.提高薪酬标准,确保安居乐业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特岗教师也不例外,他们要生活,首先会关注衣食住行等最基本需求的满足,所以工资待遇问题是他们在上岗前后最关心的,“安居”方能“乐业”。另外,随着教育公平理念的普及,特岗教师也开始思考他们的奉献与收获之间的关系。特岗教师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中明确,特设岗位教师在聘任期间,其教师工资总额按人均2.7 万元/ 年的标准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高于2.7 万元/ 年的,高出部分由县级政府承担。尽管是同一项政策,执行的时候却会因为地域差异而造成待遇差别,仅在广西,不同地区的特岗教师待遇迥然不同:有的特岗教师按时足额拿到国家的每年2.7 万元,“五险一金”也全部购买,学校还有绩效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有的特岗教师仅仅只有工资,而且有时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甚至有三个月还没领到一分钱的现象,基本生活难以维持,没有任何绩效工资、津贴或补助。而待遇问题也直接影响到特岗教师报考的数量和特岗教师的质量。据悉,在2014 年特岗教师招聘时,已有个别县区的报考人数低于设岗人数。因此,要确保特岗教师入职前后的质量,必须提高薪酬标准和各种待遇,并且辅以相应的保障支持体系。

2.增强职业认同,促进专业成长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岗教师“或去或留”的矛盾心理日益加剧,面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徘徊。一方面,出于乡情,他们对农村教育、农村孩子充满同情心,渴望为他们做点什么;另一方面,由于在乡村任教,专业发展困境重重,导致部分特岗教师角色意识模糊、职业认同感低,难以形成积极向上的职业情感体验。

而要帮助特岗教师提高教师角色意识和增强职业认同感,就要增强特岗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通过明确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才能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主动反思,提高教学能力、提升教育质量。特岗教师大多刚从高校毕业,身上还保持有年轻人特有的热情,需要及时将他们的热情转换为教育的动力。因此,一是要通过培训使他们更好地认清特岗的意义、树立专业发展的理想;二是通过建立特岗教师的成长跟踪机制,关注其成长与发展,巩固其专业理想和进一步明确其职业规划;三是为促进特岗教师规划和实现自身专业成长,要制定有利于特岗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学历提升的倾斜政策。

3.加强人文关怀,扩大职业吸引力

特岗教师的任教学校都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且不说薪酬高低,农村生活的艰苦难免会让很多刚入职的特岗教师心生动摇。在引导他们增强职业认同感、规划专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归根结底,是要增强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发布了一组数据,“65.7%的农村教师希望流动到城市任教。在有流动意愿的农村教师中,68.6%的教师想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任教,90.33%的乡镇教师希望到县及以上城市任教,93.35%的村屯教师希望到乡镇及以上地区任教。”[2]

所谓“人往高处走”,对特岗教师而言的“高处”无非是教学和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乡镇、城市学校。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如何给予农村教师公平的待遇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要提高农村教育水平,需要激励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考取特岗教师、扎根农村,而前提是增加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除了提高薪酬待遇,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是关键。因此,当地政府部门是否可考虑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建“教师村”,或者类似经济适用房性质的教师住宿区,提供特岗教师优先、优惠购房的相应待遇。一旦教师们感受到社会、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他们会以更高的责任心、热情回馈到教育中。唯有如此,特岗计划才能真正地实现其应有的目标———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参考文献

[1]方卉,唐智松.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边缘化现象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4(4).

3.农村教师在校业余生活状况及思考 篇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教师给予了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农村教师在校业余生活状况的关注。关注农村教师的业余生活状况，加强对教师业余生活的有效管理，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对职业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提升教师业余生活的价值。本文通过对湖南省某偏远农村初中学校教师在校业余生活的现状进行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了解到农村中学教师在校业余生活的不良状况及其影响，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 教师业余生活状况

1.教师在校业余生活时间情况

本校采用的坐班制，全校教师上午在办公室坐班4小时，下午在办公室坐班3小时。全校共有7个教学班，每晚有两节课要求教师下堂，每周有4个晚上，平均每个教师每周晚上下堂的时间是2.55小时。文科教师还有早读和晨读要进教室。坐班时间有课的教师去上课，没有上课的教师也不能离开办公室。白天坐班时间和早晚上下堂时间为上班时间，其余的时间为业余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村教师在校业余生活时间严重不足。

2.从事与教育教学有关的活动情况

在业余时间里从事教育教学有关的活动主要有以下这些情况：处理班级事务、学生辅导、业务学习、教研教改、批改作业。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全校教师全学期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与教育教学有关的活动主要表现在：（1）班主任主要是处理班级事务；（2）大多数任课教师是在辅导学生的学习，在临近考试时最为明显；（3）少数教师是在进行业务学习。

3.业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情况

根据观察，该校参加体育活动种类主要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还有少数教师参加了跑步和跳绳。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早晨（有课的不能参加）、中午休息时、晚餐后休息时。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一个篮球场，场内可拉排球网；两架木制乒乓球台；羽毛球12副；乒乓球拍10副；篮球2个；其他球类自备。参加体育活动的教师人数：业余时间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人数为0；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参加打篮球为5人，打乒乓球为3人；在业余时间内偶尔参加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跑步和其他项目的人数为9、14、13、6、3、5；业余时间里从不参加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跑步和其他项目的人数为8、8、5、16、18、17。

从上面的观察结论分析，可以得出农村学校教师业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的大致情况：（1）农村教师在校业余时间参加的体育活动种类贫乏，局限于几种常见的球类；（2）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教师，大多数教师只是偶尔参加一下体育活动，甚至根本不参加体育活动；3）体育活动时间零散，没有足够的体育活动时间保证；（4）农村学校提供的体育活动场地和施舍不健全。

4.业余时间参加文娱活动情况

该学校的文娱设施非常贫乏，全校只有一个广播，用于每天给学生做广播操用的，有几台风琴，基本上没有使用，没有专门的文娱活动室。学校很少组织教师文娱活动，在业余时间里，教师基本上没有参加文娱活动。

5.业余时间个人怡情娱乐情况

这里所说的个人怡情娱乐活动是指个人陶冶情操的积极健康的活动。在全校教师中能够进行个人怡情娱乐的教师只有4个人，一位偶尔会弹弹风琴，哼几句京剧。还有3个是象棋爱好者，在不坐班和没有课的时间里，偶尔也看到他们下几盘棋，但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其余的教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怡情活动。

6.业余时间观看影视活动情况

（1）业余时间看电视的情况。随机抽取了一天，观察在这一整天内来办公室看电视的人数和所看电视的时间。从早上6：00到晚上11：00这段时间里来办公室看电视共有13人，在这12小时内电视的开机时间大致是5个小时。这是以办公室的电视为观察点，还有部分教师在家里看电视。

（2）业余时间观看电影的情况。这一学期学校放了一次电影，共放两场，是按照上级要求放给学生看的。学校要求教师到场观看，但真正到场观看的教师只有8 人，其中包括7位班主任。

（3）业余时间看录像影碟的情况。根据观察统计全校教师中有15人有影碟机，5人有电脑。学校旁边有一个地下商店，里面出租各种影碟，有连续剧、花鼓戏、魚鼓片、成人电影，整个学期去租过影碟片的有17人。

从观察结果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在业余时间里大部分教师选择看电视；（2）观看的影碟录像内容粗俗。

7.业余时间参加打牌、打麻将等活动情况

打牌、打麻将在学校里是明文禁止的，尤其是在上班时间里不准打牌、打麻将。但是实际上，根据观察，教师在校期间在业余时间里打牌、打麻将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参与这类活动的人数也常常比较固定，有一定的活动班子。通过长期的观察，全校教师全学期内业余时间参与打牌、打麻将活动情况是：参与次数为0有6人，占总人数27.27%；参与次数为0～10有4人，占总人数的18.18%；参与次数为11～20有8人，占总人数的36.36%；参与次数为20次以上有4人，占总人数的18.18%。活动时间一般是晚上10点以后，持续时间不等，最长时持续到凌晨5点。据不完全观察，整个学期进行这类活动有20次以上。这类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都带有一点赌博的性质，输赢金额有几百元不等。

8.业余时间里的其他活动情况

业余时间里教师的其他活动情况是指除了以上几种情况外的活动情况。有少数教师在业余时间里干一些体力劳动，如种些蔬菜；一位老师在参加自学考试。另外还包括教师在业余时间里闲聊。这些活动也占用了教师的业余时间。

9.结论

从以上几方面情况可得出结论：目前农村学校教师的业余生活处于不良状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在校业余活动的时间不够；（2）教师在校业余活动场地、设备有限；（3）教师在校业余活动种类单调；（4）教师在校业余生活质量偏低；（5）教师在校业余活动中健康高雅的业余活动很少；（6）学校对教师业余活动开展的组织不正常。

三、 教师业余生活的不良状况对教师、学生、学校的消极影响

1.教师业余生活不良状况对教师健康状况的影响

（1）对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教师在校的业余生活的不良状况对教师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不良的业余生活使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降低，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的职业倦怠。

（2）对农村教师身体健康的影响。根据研究资料表明，教师比其他行业的职工健康状况要差，农村教师的健康状况比城市教师健康状况普遍要差。这与教师的业余活动状况有关系吗？通过观察和访谈，学校里有8人患有高血压，这些人都是很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有不少人有头晕、失眠现象，这些人大多是看影碟过度，打牌、打麻将熬夜过多的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良的业余生活状况，是造成教师身体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的原因之一。

2.教师业余生活不良状况对学生的影响

一方面，教师业余生活不良状况导致教师精神不佳，注意力不集中，这对教师的备课、作业批改、上课的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不良表现也会被学生觉察到，成为学生的模仿对象。

3.对学校的影响

首先是对学校形象的影响。一个学校的形象主要体现在学校教师的精神风貌上，学校教师业余生活不良状况会造成教师不良的精神状态，这反过来会影响学校的精神面貌和良好形象。其次是对学校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在全学期中打牌、打麻将次数在20次以上的四名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4人所教的8科中，在学校举行的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中，学生成绩在学校排名第一的只有2科，占所教课目的25%，这其中固然与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关，但与教师的业余生活状况不良也有一定的关系。从整个学校来看，教师业余生活不良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学校教学质量下降。

四、 教师在校业余生活不良状况的原因分析

1.教育体制的原因

（1）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该校的师生人数比严重少于国家规定的正常标准。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规定按在校学生数量核定中小学教师编制，农村初中师生比为1∶18．0，而该校的实际师生比却为1∶22.6。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每个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占有了教师正常的业余生活时间，使得教师的在校业余生活时间减少。

（2）学校教学压力大，存在强烈的教学竞争。从上级部门到学校都在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并把每次抽考、统考的排名、学校的升学率作为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的标准，学校直接或间接地向教师施加压力挤时间加班加点，这使得部分教师被动或在一定程度上的主动地利用业余活动时间进行有关教学工作，使得教师的在校业余生活时间减少。

2.社会方面的原因

（1）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农村教师逐步成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村社会活动中心逐渐远离学校。

（2）社会对学校教师的人文关怀减少，对学校娱乐设施的投入减少。当地政府在对学校教师业余生活方面的投入不够，甚至没有投入。学校教师业余娱乐活动场地、设施严重不足。

（3）农村不良的社会风气和落后的文化环境给学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农村留在家的大多数中老年人，他们无所事事，赌钱打牌，传播颓废文化，渗透到学校，对学校教师的业余生活品位在一定程度上有降低作用。

3.学校方面的原因

（1）学校在认识上过于强调教学质量的提升，忽视了对教师人性的终极关怀。学校里追求的是教学质量，对教师的业余生活的质量状况不予重视。

（2）学校在投入上偏重于教学，忽视了教师业余生活设施的投入，导致农村学校教师业余活动设施非常单调、简陋。

（3）学校对教师的业余生活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约束。学校对教师的在校业余生活缺乏正面的倡导，对待赌博性质活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

4.教师本人方面

（1）教师本人对在校业余活动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少教师不愿参加健康向上的业余活动，没有认识到健康向上的业余活动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提升作用，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

（2）教师对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缺乏积极向上的追求，不少教师的业余活动还停留在较低级的层次。

（3）教师教学压力大，业余爱好兴趣不广。大部分教师迫于教学的压力，牺牲业余时间从事教学活动。还有部分教师，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喜欢从事业余活动。

五、 对策分析

为了改善农村学校教师的业余生活的不良状况，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以人为本，对教师给予更多的人生终极关怀

农村教师相对来讲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村教师的经济收入不高，生活质量不高，业余生活状况不良，身心健康状况欠佳。上级教育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学校教师业余生活状况极为不良这一现状，以及这种不良状况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要对农村学校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给予关注。不断提升农村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加强师资建设，减轻农村教师的工作负担

农村学校，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学校，在校师生比明显偏低，农村学校教师工作任务重，工作压力大，在校业余活动时间少。相关部门要加强农村学校师资力量，减轻农村教师的工作任务，使农村教师有正常的业余活动时间。

3.增加投入，建设农村学校业余活动设施

农村学校的教师业余活动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对于这样的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靠有关部门进行。有关部门要增加对农村学校公用教育经费的投入，并把相当一部分用于教师业余活动设施的建设。

4.政府部门要努力净化学校周边文化环境，提升社会文化品位，为农村教师在校业余生活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5.正确引导，开展健康的业余活动

农村学校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努力创造良好条件，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业余生活。要成立专门的机构，进专门负责。对教师的业余生活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之正规化、制度化。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一些有益的业余活动来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

6.积极参与，提高业余活动的品位

教师本人要用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业余生活，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踊跃参加健康向上的业余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业余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业余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翀炜，张帆.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思想战线，2005（3）.

[2] 郭浩.农村教师业余生活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教育与职业，2007（18）.

[3] 江志鸿.浙江省城市与农村体育健身活动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浙江体育科学,2004（5）.

[4] 徐光兵，周怡.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0）.

4.中国乡村教师生存状况调研报告 篇四

本次调研主要围绕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职业发展”问题展开，除了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涉及到的“城乡师资水平差异”、“职称评聘”、“城镇教师向乡村流动”、“乡村教师培训”等话题进行了访谈，还对计划中未明确提出的“工资结构”、“职称弊端”、“教师代表大会”等问题进行了采访和分析。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一、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低成为突出问题

以来，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频发教师抗议“工资过低”、要求“涨工资”的群体性事件。教师工资待遇低已成为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市教师代表座谈会上发出掷地有声的承诺：“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成为各地教师要求涨工资的“尚方宝剑”。事实上，这一规定要追溯到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其中明确写到“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至，国家出台《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均强调“涨工资”。然而我们调研中发现，教师的工资水平依然较低，并且存在工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一，“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得不到落实

四川某县教师，算上学期末、年终奖，月收入比同级别的公务员少多元。，河南省某县以收入较高的中学高级教师为例，月工资为3700元(此为税前、未扣除公积金和医保的应发工资，实发工资约3000元)左右，低于该市平均工资4100元。

河南调研点的乡村教师反映，十年前，他们比本地的建筑工人工资高，现在比建筑工人还低1000元(建筑工人平均月收入3000元，而乡村教师月入2000出头)。当地房价平均为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老师如果想买个60平米的房子，要花近时间。

广西调研点的老师们普遍反映，工资增长赶不上物价长得快。有老师说，原来年底会多发一个月工资，但这几年“13薪”发放的频率明显减少了，月工资虽然提升了，总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老师工资多少算合理?老师们的期待是：工资和福利应该和当地的公务员看齐，这也是总理承诺、教师法规定的;月工资应该能够和当地单位平方米的平均房价不相上下，这样这辈子才有指望买个房子。简言之，教师的工资应该“养得起家”。

第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大

且不论不同的省份，即便是同一个市(地级市)的下属各县之间教师收入差距极大，江苏某市区教师工资与下属较为贫困的县差多出约1500元/月，广西某市同样的情况多出约1000元/月。河南某县小学校长(小教高级)反映，他的工资比该市城区同等级别的老师低约500元/月。在老师工资不高的普遍状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同时，城乡之间教师收入差距大，主要表现在补课费这种隐形收入上。在县城，主要科目教师的有偿补课成为弥补教师收入的主要手段，而乡村教师显然缺乏这种机会。四川调研点的乡村老师反映，同样在城市和农村工作三年，城市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比农村学校老师多收入至少20万。

此外农村教师的评职称、评优等机会，相对城市教师的机会少，这也导致城乡教师的实际收入差距大。江苏某县乡村中学教师还反映，县城的教师每年公费体检一次，但农村教师每两年公费体检一次。

由于地区、城乡教师收入差距大，乡村教师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进入城镇，而城镇教师则希望进入市区，对于老师来说，争取的更高的工资无可厚非;但对于农村儿童来说，则无疑加剧了教育资源的流失，带来进一步的教育不公。

第三，工资构成不合理

教师的工资主要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构成，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教龄津贴(3-10元不等)。

老师们反映职称工资权重太大、绩效工资计算方法不合理，教龄津贴占比太低。

薪级工资的标准是职称，教师们反映职称工资差距大，从小教初级到小教高级，广西调研点的工资薪级工资差别在300元左右。从附件二四川某农村小学教师工资表中可以看出薪级工资最高差别超过500元。

每个教师都要被扣除绩效工资的30%，在学期末或年底以“绩效奖励金”的形式发给大家。这一制度引起诸多老师不满，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初中老师愤愤不平地说，“要给大家奖励，就在工资上另外再加，把我的工资扣出去，这怎么可以?!”另外，实际考核标准明显倾向于学校领导，因此学校领导的绩效所得(超过被扣除的30%)远远超过普通老师(低于被扣的30%)，重庆某区的教师愤怒地说道：“都是满工作量，凭啥领导要拿普通教师的1.3—2倍不等的奖励性工资!何况有些中干还只上几节非统考学科的耍耍课。”甚至有教师反映这是“扣老百姓的钱给领导发奖金”，因此这一全国性的绩效工资制度无法实现其劳者多得、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初衷。

而教龄津贴在教师工资中占比太低，教龄满5年不满10年的，每月3元;满10年不满的，每月5元;满15年不满的，每月7元;满20年以上的，每月10元。30年教龄的老师，相当于每年才3毛3分!这对老教师很不利。

第四，工资调整后，增幅不大

5.农村教师生存状况思考 篇五

3年前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微博)副教授廉思近日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群体，并称这个群体为“工蜂”族。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负责人廉思，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独家采访。

中国青年报：继“蚁族”之后，您为何选择关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

廉思：我们常年关注知识青年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当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比“蚁族”具有更多文化资本(92%为博士)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是否有类似遭遇，这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

此外，我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曾是四民之首、社会重心，既是其他阶层的表率，也是将民意向上传递的桥梁。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带有更多思想，教书育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时代的容颜，也将影响中国未来至少20年。

中国青年报：为何把高校青年教师称作“工蜂”？

廉思：“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工蜂”弱小，但有力量，虽有集体协作，但也独立作业。“工蜂”一生从不停止工作，它们持续酿造蜂蜜，恰似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此外，“工蜂”一旦遇到侵害，会用蜇刺进行还击。这很符合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其他社群相比，具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高校青年教师是强烈关注现实、对社会“背阴面”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并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思考和发声会贯穿其一生。

中国青年报：“工蜂”现象在社会其他群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廉思：各行各业都有“工蜂”。如果用“蜂巢”来比喻大学及其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蜂巢”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呢？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工蜂”身上折射出的时代侧面，“也能让一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

1999年后的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迅速扩展。这些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互联网又为这批青年人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空间。他们以年轻人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后必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我把研究“工蜂”族视作理解当下社会、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级状态的一个路径。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

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14.2%主要靠兼职养家

“‘大学老师’的名头提起来能赢得同辈尊敬，但说起经济收入，囊中羞涩的时候多。”彭锋说。调查报告佐证了这一点。

“调查显示，仅有13.4%的受访者是由于‘收入高’而选择当老师的，64.6%的‘工蜂’认为‘稳定性高’是当前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62.1%则是由于‘名声好’。”廉思分析，虽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本，但“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工作的第3年，彭锋也曾对比过“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单。他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彭锋不是没有“外块”。但调查显示，七成“工蜂”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工资，五成人的年均“工资外收入”不足两万元。

报告指出：“相比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近年来的迅速提高，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因此，适当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为其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是一项紧迫工作。”

“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相对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廉思进一步向记者分析。

由于有房贷压力，彭锋和妻子的收入每月加起来刚好“收支平衡”，有时略亮“红灯”。

而调查报告显示，彭锋的情况不在少数，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工蜂”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工蜂”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其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尽管家里有600本藏书，他近一年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在调查中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该用的不舍得用，应该开的会不舍得开”。

“在一次与北京大学(微博)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对话中，他针对‘工蜂’族表示，大学里做学问非要有‘闲暇’不可，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廉思告诉记者，“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对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某房地产领域教授日前宣称，若学生在40岁时还没赚到4000万元就别来见他。在廉思看来，此番言论中知识与金钱孰轻孰重的纠葛，正是上述变化的一个典型概括。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

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陈平原教授对廉思研究团队这样分析“工蜂”族的上升不易。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

调查发现，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微博)，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从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由于关乎基本利益的评审与晋升均由‘同行’或‘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因此‘工蜂’族在思考问题时，会更多选择站在学术立场和政府立场，很难做到‘为大众思考’了。”廉思在报告中写道。

彭锋至今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当知识分子的眼界、旨趣和情怀，都缩到与时代精神没有关系时，时代精神在哪里安放？”这是彭锋忙碌之余，经常涌上心头的问题。

超六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做课题比给学生上课重要

对“工蜂”来说，是做课题重要，还是给学生上课重要？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会选择前者，67.8%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当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及项目课题数挂钩时，做科研、发论文成了‘主业’。教学的成效又不易评估，一定程度上成了‘副业’。”一位受访“工蜂”慨叹。

调查表明，超过九成(91.2%)的“工蜂”在意教学质量，但过半(50.4%)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太够用”，近三成(27.7%)感到“很不够用”。受访“工蜂”普遍感到科研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没时间备课。

调查还显示，32.5%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不足两成(19.7%)。

“重科轻教”带来师生沟通不畅、教学内容不受认可等多种问题。

近六成(58.9%)受访“工蜂”表示，自己“不太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40.7%的人认为表示自己跟学生有距离感。在带研究生的高校青年教师中，能保证一周至少交流一次的仅有32.8%，另外近三成(29.5%)坦承自己与研究生“交流很少”，一个月也不能保证一两次。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

对“工蜂”来说，是做课题重要，还是给学生上课重要？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会选择前者，67.8%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

“当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的发表、出版及项目课题数挂钩时，做科研、发论文成了‘主业’。教学的成效又不易评估，一定程度上成了‘副业’。”一位受访“工蜂”慨叹。

调查表明，超过九成(91.2%)的“工蜂”在意教学质量，但过半(50.4%)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不太够用”，近三成(27.7%)感到“很不够用”。受访“工蜂”普遍感到科研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没时间备课。

调查还显示，32.5%的高校青年教师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源的，不足两成(19.7%)。

“重科轻教”带来师生沟通不畅、教学内容不受认可等多种问题。

近六成(58.9%)受访“工蜂”表示，自己“不太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40.7%的人认为表示自己跟学生有距离感。在带研究生的高校青年教师中，能保证一周至少交流一次的仅有32.8%，另外近三成(29.5%)坦承自己与研究生“交流很少”，一个月也不能保证一两次。

超七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学术不端系评价制度驱使

浙江大学(微博)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微博)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逾七成(75.5%)的“工蜂”有政治参与意愿，其中的九成多(91.4%)在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中更愿扮演“看客”角色。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表现出了较复杂的公共性：一方面较频繁地使用网络‘发声’，影响力较大。另一方面，又在知识分子济世情怀中，掺杂了较多的‘畏言’与‘犬儒’心理，从认识到行为的连续性不高。”

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参政的主渠道是网络。有90.3%的“工蜂”拥有微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8%)。但在使用微博时，为了“抒发个人情绪和感情”的占四成(41.8%)，为“关注或者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的只占不足三成(27.5%)。

调查显示，“工蜂”族对“社会民生”(60.7%)和“司法公正”(52.3%)的关注，远远超过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领域，“表明该群体对个人生存与整个社会均投以目光”。与此同时，他们对“房价走势”、“方舟子打假”等与自身关联紧密的社会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象牙塔外的政治事件的关注。

在面临与其自身没有利益关系的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时，虽然“工蜂”中的绝大多数(90.2%)认为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但更多会选择点击浏览(65.8%)，或转帖并传播此新闻(31.9%)等方式参与，愿意与身边人讨论的不足1/4。绝大多数(91.4%)“工蜂”在实际行动面前，选择静态、沉默。“世俗生活压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工蜂’族的公共性，对宏观、高层次、长远的问题考虑较少。”

以“70后”、“80后”为主的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怎么教育“90后”的大学生呢？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九成(91.7%)“工蜂”在课堂中讲授的是基础性专业知识，同时，63.2%的“工蜂”还会讲述自己的生活或成长经历。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工蜂”直言讲授知识是希望学生获得“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浓郁的兴趣，能够自主探究”。对于“体验知识的快乐和人生的真谛”，关注此点的“工蜂”不足半数(49.7%)。

“高校青年教师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无论是实践能力还是自主学习能力，这与当今社会的‘能力需求’是一致的，表明该群体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廉思写道，“但强调知识的工具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工蜂’将通过知识获得纯粹的快乐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实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工蜂”较认同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等理念。逾六成(63.5%)在教学之余，会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调查还显示，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中，除专业知识外，64.4%的“工蜂”的话题是围绕“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40.4%的“工蜂”在教学中不避讳谈及社会问题，会“告诉学生社会的阴暗面，让学生更全面了解社会”。约九成(89.6%)“工蜂”同时注意“积极地去影响学生，向学生传递正面价值观”。

浙江大学(微博)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微博)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两成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妖魔化”

一个女博士占女性数量96.1%的群体里，高学历意味着什么？

廉思研究团队针对全国2708位40岁以下高校女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72.1%的女“工蜂”坦言，在恋爱方面“曾经因为高学历而苦恼过”。20%的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社会妖魔化，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

“高校青年女性教师是女性群体中学历水平最高、教育投入最多的一群。教育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高校中女教师的比例达46.48%，其中七成是我们所说的女‘工蜂’。”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们身兼五重社会角色——教师、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配偶/女友和母亲，也凸显了现代女性的共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与事业发展权，但也面临着对女性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在继续肩负家务职责的同时，必须承担起‘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巨大压力。”

调查显示，受访女“工蜂”是不折不扣的高知群体。其学历全部为硕士及以上，博士学历的为96.1%。但其中已婚者不足六成。

虽然大部分女“工蜂”认为，“高学历对于提高其在夫妻间的地位有正面作用”，“自己在夫妻之间是有较多话语权的一方”。但社会上一些妖魔化女博士的倾向，比如认为女博士“没有女人味”、“是第四类人”等，令她们烦恼。5000余份调查问卷中，有34.4%的高校青年教师确认“女博士被妖魔化了”。有12.7%的男性和20%的女性认为，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只有9.1%的女性自认女博士增加了吸引力。

此外，高学历伴随着晚育和少育。调查表明在已婚高校青年女教师中，52.5%由于职业而推迟了生育计划。女“工蜂”平均做母亲的年龄是32.7岁。

“压力不只体现在婚恋方面。”廉思指出，受访男“工蜂”一周课时量仅为女“工蜂”的2/3，但六成以上女“工蜂”的职称仅为讲师。“对比研究显示，低级职称中女性比例更高，在‘教授’、‘副教授’的职称中，男性是女性的两到三倍。”廉思说。

6.农村教师的身心状况亟待关注 篇六

曹瑞平

3月28日，徐州市2010年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务教学能力测试活动在徐州三中举行。徐州市邳州滩上中学的赵老师在说课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说课现场，抢救无效，不幸离开人世。享年55岁。

这已经不是第一起教师英年早逝的案例了。近年来，教师猝死的新闻时有耳闻，尤其是农村教师，大病和死亡的案例不断年轻化，看到这些消息实在是触目惊心！农村教师的身心健康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工作环境差不利于农村教师身心健康。

农村教师工作环境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的硬件设施，比如校舍、办公设施、体育设施等相对落后，不利于教师身心健康。二是农村教育的社会环境差，比如农村留守孩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农村庸俗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等，增加了教师工作的难度。

2、生活条件差使农村教师身体素质下降。

虽然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农村教师因为家庭负担重，或者崇尚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仍然不愿改善生活条件，能省就省。长期的俭省节约，使农村教师的身体素质下降。

3、农村学校的僵化管理使教师身心疲惫。

许多农村中小学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只重形式，无端地增加了教师许多压力。领导在管理过程中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教师信任不够，更谈不上关怀，一味实行“钢性管理”，不断对教师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得教师疲惫不堪，心理负担沉重。尤其在对教师的评价机制上，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考核教师工作优劣的唯一标准，既看不到教师其他方面的长处，又不能对教师进行发展性评价，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缺乏职业成就感。还有，教育管理当中检查过多，评比过多，导致教师们压力加大，心力交瘁。

4、农村学校超强度的工作使教师不堪承受。

农村中小学的师资相对不足，学校工作分工不均而模糊，所以教师工作负荷比城市教师大得多。比如，农村中小学的班主任要负责班级事务、学杂费收取、簿本发放、宿舍检查等等，可以说既是班主任，也是会计、卫生员、宿舍管理员等等，可谓身兼多职，“无所不能”。另外，学校每天进行各类评比，拿不到红旗就扣奖金，每月进行班级工作常检和任课教师教学“五认真”常检，而要应对这些任务就得花费教师们相当多的时间。对教师来说，超负荷的工作量常常会使他们身体疲惫，心理紧张，这种疲惫和紧张如不能有效释放就会转变成超强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疾病。

5、名目繁多的培训进修让农村教师应接不暇。

教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在8小时之外还要工作，除备课、批改作业、家访外，还要个人进修、继续教育。比如新课程培训、办公自动化培训等。除此，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还规定要计算机考试、普通话考试、英语考试、教学能力测试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培训、进修和考试，不但加重了教师们的经济压力，而且令他们应接不暇，疲惫不堪。

6、频繁多变的教育改革使农村教师穷于应付。

什么新课程改革啦，什么“减负增效”啦，对农村教师带来的影响尤为巨大。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提升个人素养，采用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目的当然是好的，但农村教师限于知识水平、环境氛围等的限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与此同时，教育部门或者学校开展末位淘汰、甚至下岗、待聘等人事制度改革，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地区教师群体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这几年中小学教师不断调离职和报考研究生、公务员的数据，也可透视出他们想摆脱目前困境的急切心情。这些行为和心理状况对于他们自身，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教育的发展都极为不利。

7、晋职评优的苛刻条件使农村教师饱受折磨。

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评职称，但是，更高的职称意味着更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作为没有任何额外收入的教师，不评职称还有别的出路吗？

可是，评职称容易吗？那得付出多少啊？除了本科文凭加上你必须到达的工作年限之外，你还需要如下硬件：职称计算机证书，现代教育技术证书，普通话证书，职称外语证书（外语老师需要考二外），3年班主任经历，3篇评审通过的论文（同时是发表或获奖的），农村支教经历一年，参加教师解题竞赛获奖，优秀教师表彰，说课成绩合格„„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有问题都足以令你痛失良机，而且所有条件都达到也不见得就过，还要受到学校名额的限制。如果说计算机和现代教育技术以及普通话、解题竞赛还和教学比较相关，那其他的真是对教师的苛求了。（3月11日《江苏教育报》第7版）

作为农村教师，受到个人水平、基础设施、工作氛围等的影响，本就缺少崭露头角的机会，在职评、晋级、评优等方面与城镇教师存在着较大差距，面对晋职评优的苛刻条件，往往只能望而却步。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8、收入低廉、地位低下使农村教师心灰意冷。

很多农村教师虽然身在校园，但是家在农村。有的教师甚至要家务、课务一肩挑。尤其一些双教工家庭，彼此忙得家务事顾不上。单职工教师（夫妻双方其中一方为教师，另一方在家务农）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农活，另一半也是满腹怨言，无形之中又多了一份压力。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很多农村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年轻男教师，还面临着经济压力和感情生活的困惑。虽然说目前教师的经济待遇不断在提高，但很难满足时代转型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如随着国家房改政策进一步商品化，高额的房价使得许多年轻教师只能望“屋”兴叹，由此而来的心理压力，不是教师本身能解决的问题。另外，小学教师阴盛阳衰，又因单位偏远、个性保守、生活圈子狭窄等问题，适龄男性教师晚婚、失婚现象普遍，老大不小却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往往使他们颇为尴尬。

当然，农村教师的身心问题远远不止这些。

杭州市教科所对市区30所学校的近2000名教师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有1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76％的教师感到职业压力很大。其中男教师的压力大于女教师，毕业班的教师大于非毕业班教师。据有关调查显示：55%以上的教师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失眠、焦急、急躁等心理问题时常伴随着他们。

在上海市科教党委、市教育工会的支持下，上海瑞美医疗保健中心历时3个月，对985名中小学和大专院校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进行了健康体检，其中男性701名，女性284名，平均年龄48.9岁。结果提示：教师群体罹患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最高；其次为罹患心血管病的危险性；再次为罹患肿瘤的危险性；本次教师体检发现罹患肿瘤危险的教师人数占25.5％；罹患心血管意外危险的人数占47.6％；罹患脑血管意外危险的人数占48.9％。教师们的以下健康指标也不容乐观：脑供血不足的人数为482人，机体疲劳缺氧状态的人数为218人，高血脂的有214人，高血糖的有21人，高血压的为136人，患有脂肪肝的有214例。男性教师中患有前列腺肿大的有341例，女性教师中患有妇科疾病的有209例。相当多的教师处于亚健康状态：有睡眠障碍的355人，疲劳状态的218人，检查结果显示有肺功能不足并影响肺部血液循环的人数有189例，消化道功能不全的人数有805例，咽炎和鼻部过敏的人数有731例，有颈椎病的人数更高达616例。

这些数据是枯燥的，但是背后隐藏和预示的问题却令人震惊！

教师乃教育的脊梁，可我们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却以本已脆弱的双肩承受着如此之重。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脊梁不堪负重而轰然坍塌，我们的未来还有多少希望？

当然，农村教师的身心健康问题成因复杂，也和个人的生活态度、心理健康等有着很大关系。但是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管理机制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值得关注，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如何保障农村教师的身心健康呢？

一是建立社会支持系统，保障农村教师身心健康。保障教师的身心健康，首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1、呼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国家一方面应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关注教师行业，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让教师从工作中体会到自身的价值，才能以健康积极的情绪从事教育工作。

2、呼唤尽快建立科学的教育体制，切实摆脱应试教育对教师的束缚。也只有如此，教师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精力投入到如何提高学生素质的要求上来。

3、呼吁尽快建立农村教师基金会，对于贫穷和患有重大疾病等的农村教师进行救助；或者开设农村教师身心健康专项保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4、呼吁尽快改革农村教师晋职评优制度。对于农村教师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应采用不同于城市教师的标准，或者稍有降低，或者使之更贴合农村教学实际。尤其是年龄较大，或者身心存在问题的教师，在晋级评优上应加以照顾。

二是创设良好的学校组织环境，保障教师身心健康。

作为学校来讲，应通过构建和谐校园，形成积极健康的学校文化氛围。践行“行政为教学服务”的理念，尊重和满足教师的合理需求，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加大力度；对教师多一些人文关怀。

首先，改善学校管理方式。教师压力与学校领导方式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完善学校领导方式是减轻教师压力、预防和缓解教师身心问题的重要措施。学校各级领导要施行开放、民主的管理方式，尊重教师，给予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和进行决策的权力和机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和工作的实际困难。

其次，改革教师评价体制。破除“唯分数论”的陈旧体制，建立着眼于提升学生素质的教学评价机制；用发展的眼光看教师，以发展性评价取代终结性评价，为教师的不断成长创造条件和机会。

再次，为教师的发展创造条件，满足教师自我价值提升的需要。比如，制定奖励措施，鼓励教师不断拓展专业知识和提高理论素养；建立青年教师培养机制，为新教师的迅速成长搭建平台；每隔三到五年给予教师脱产或不脱产进修的机会等等。

三是成立农村教师关爱组织，呵护教师身心健康。（或者：开展农村教师关爱行动，呵护教师身心健康。）

发挥工会、教代会的作用，成立一些教师关爱组织和艺术团体，比如农村教师救助社、教职工篮球队、教工书画社、钓鱼爱好者协会等，开展农村教师关爱行动，呵护和保障教师身心健康。相关组织建立以后，要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的继续教育，讲授健康保健知识，大面积地改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的现状，让全体教师都能进行自我诊疗，自我保健。

规定教师参加校园体育锻炼，或利用课外活动和课余时间，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比如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才艺展示等，为教师愉悦身心、情感交流创造更多的机会。这不但有利于教师劳逸结合，促进身体健康，而且有利于教师的情感宣泄，使各种消极情绪得以及时化解。

四是建立特异质教师档案，保障农村教师身心健康。

建立农村教师体检制度。为每位教师设立个人身心健康档案袋，至少每年免费为农村教师体检一次。

对于一些体质和心理等存在问题的教师，要建立特异质教师身体档案。通过组织体检，填写相关表格，以便遇到问题能妥善处理。这些教师往往身体和心理存在一定问题，学校领导应多加观察、给予关爱、加以引导，以避免出现极端表现。

五是传授健康保健知识，保障农村教师的身心健康。

教师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一味讲奉献，而要关爱自我，在“照亮别人”的时候，不能以“燃烧自己”为代价，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教育行政部门应关心教师的心理健康，定期对校长和教师开展健康和保健知识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保健专题讲座，提高校长对教师身心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在专家指导下，开设教师健康热线或咨询室，解决教师身心健康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当然，身心健康主要是个人的事情。农村教师应多关注自己身体和心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按时作息，科学饮食，加强锻炼。老师们，只有爱惜自己的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享受教育的快乐和幸福！

7.农村教师生存状况思考 篇七

关键词：农村,精神疾病患者,生存状况,田野调查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 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 600万, 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却不足5成[1]。也就是说, 每13个人中, 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患者, 不到100个人中, 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目前, 中国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以每10年增加1倍的速度上升[2]。但是, 我们却存在着专业医疗机构数量少、相关医务工作者数量奇缺与相关待遇缺乏保障和医疗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同时面临着社会保障与民政救助体系不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长效支持的困境。以往研究对农村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状况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救助缺乏足够的关注, 而且以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居多, 缺少深入、详细和持续的社会学研究。因此, 本研究采用个案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方法, 对甘肃省农村精神病患者的实际生存状况进行了田野研究, 希望能够通过以点代面的方式折射出中国农村精神疾病患者在康复治疗和融入社会中存在的困境, 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救助。

1 对象和方法

1.1 田野点资料

以甘肃省景泰县的八道泉乡、中泉乡和正路乡3个乡为田野点, 根据乡政府和村委会提供的信息走访部分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和邻居。景泰县隶属于白银市, 位于甘肃省中部, 东临黄河与靖远县、平川区相望, 南与白银区、皋兰县及永登县交界, 西与天祝藏族自治县及古浪县毗邻, 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接壤。辖6镇5乡、136个行政村和7个社区居委会, 总人口24.18万人, 2011年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 439元[3]。按照全国人口精神疾病发病率为1.23%估算[4], 景泰县的20万农业人口中, 有2 46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以重症精神病患者占所有精神疾病患者总数的20%来估算[4], 在景泰县的2 460多名农村精神疾病患者当中, 就有492人左右属于重症精神疾病患者, 但是景泰县无专门的精神病医院或康复机构。

1.2 研究对象

通过走访调查了3个乡16户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农村家庭, 经过筛选, 选择了3例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典型个案分析。2例患者为男性, 1例患者为女性, 年龄30岁~47岁, 原有职业均为农民。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甘肃省景泰县的八道泉乡、中泉乡和正路乡3个乡为田野点, 进行了为期20 d的田野调查。在调查期间, 除了进入患者家庭进行访谈和观察之外, 还从患者的邻居、乡政府与村委会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了部分资料。详细了解了患者的病因、个人与家族患病史、诊断治疗、家庭经济收入、医疗保障、家庭看护和社会救助等情况。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一

陈明 (化名) , 男, 47岁, 汉族, 家住八道泉乡。5年前, 因家庭琐事、夫妻打架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刚开始的时候, 发病仅仅是轻微症状, 意识比较清楚, 生活还能自理, 可是当邻居们知道了他的情况后, 都开始对他有所歧视, 甚至疏远。朋友、邻居和亲戚的歧视、疏远, 使得刚患病的他心理压力加大, 进一步导致病情恶化, 形成恶性循环。一旦犯病, 生活就不能自理, 大小便全弄到床上, 甚至把粪便抹到70多岁的老父亲的脸上、耳朵上, 而且见人就打。

家里人刚开始以为是什么鬼神附体, 就请来法师做法驱邪, 结果反而越治越严重。经人提醒, 才带到兰州三院诊治, 经过细致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 还能帮家里干点活, 但一遇到突发事件很容易旧病复发, 致使意识不清, 生活不能自理, 离家出走, 饱受种种疾苦, 不仅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 同时也给家人带来承重的思想压力和包袱。据陈明的妻子讲, 陈明是独生子, 自从陈明生病, 老父亲不仅要放羊, 还要种地, 而她则需带着陈明到处求医看病。5年来医院去了不下10次, 偏方也用过, 但毫无起色。如今老父亲的年龄也大了, 不能再去放羊, 也就断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她不仅要干农活, 还要照顾孩子、老人以及随时会发病的陈明, 家里的积蓄给陈明看病早已折腾光了, 还欠了大笔债务。陈明现在主要依靠乡政府发放的补助, 每月50元, 还有一些救济物资,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我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今后的路真不知该怎么走……”, 陈明的妻子哭着说。

陈明在最初患病的时候, 如果能够到专业的精神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话, 他的人生或许会完全不同。但是, 由于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相当多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 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知识, 将精神病看作是鬼神附体, 而去找所谓的法师来“请神”、“驱鬼”、“避邪”, 让精神病患者喝“神符水”、喝“神药” (寺庙中神像前烧化的香灰) , 或者采取做法事、迁坟祭祖、全家信“邪教”等方法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 延误治疗时机, 反而使患者病情加重。在采用诸多的迷信或偏方“治疗”无效, 患者的病情逐渐加重的情况下, 家人才会将患者送往精神病医院。如果患者的病情有所缓解 (某些精神疾病发病有季节性特点, 会自行缓解) , 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就不会再把他当回事, 直到患者病情再次严重发作, 再采用迷信的方法进行“治疗”, 如此循环往复。很多时候, 农村精神病患者从最初患病到接受精神病医院的专业治疗, 时间间隔往往在1年甚至2年~3年以上。由此可见, 农村精神病患者治愈率低, 原因除了某些精神疾病目前仍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之外, 主要的原因还是农村人口受迷信观念的影响, 没有及时发现、及早治疗而使患者病情加重, 直至不可逆转。

2.2 案例二

葛建华 (化名) , 男, 43岁, 汉族, 家住中泉乡。据了解, 15年前, 因5岁女儿突然夭折受刺激而患上了精神病 (急性应激障碍、精神分裂症) 。走进他家的小屋, 看到的是一位蓬头垢面, 四肢已经变形, 面色黝黑憔悴, 身穿破旧衣服的男子横躺在破炕上哼叫着。由于长期无钱治病、洗澡、理发和换衣服, 在屋内随地大小便无人照料, 满屋充满了浓烈的臭味无法跨足进去, 而患者每日的饭食, 仅靠家人放一破碗摆在地上任其抓食, 现状惨不忍睹。患者曾出现过一些狂躁行为,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得不到治疗, 为避免影响到他人安全, 家属出于无奈, 只好用铁链锁着以防出事, 后因身体虚弱无法动弹而开锁, 此后就日复一日地与世隔绝, 躺在小屋内过着非人的生活。葛建华得病后, 夫妻无法生活而离婚, 留下一个儿子, 由其兄抚养, 老母亲在世时, 葛建华由母亲照顾还好些, 自从母亲去世后, 他的处境就更悲惨了, 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乡政府的人员也曾多次干涉, 但他哥、嫂说, “不是我们心狠, 实在是他病的时间太长了, 家里实在是没钱也没有精力去照顾他, 但凡有一点点法子, 我们不会让我弟弟遭这样的罪。”面对这样的情况, 家庭没有办法, 乡村干部也无可奈何。

葛建华的遭遇与处境反映出了绝大多数农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现实生存状态, 也折射出了大多数农村经济困难病患家庭的无奈。小病基本靠“拖”, 大病基本靠“神”, 生死基本靠“命”。本身很多农村家庭经济就非常困难,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人患上了精神疾病, 就会使得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八道泉乡、中泉乡和正路乡在景泰县属于比较贫困的地区, 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 000元, 经济因素成为农村精神病患者治愈精神疾病最大的障碍和负担。案例中的葛建华家庭正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长期无钱治病, 所以患病15年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专业的治疗。虽然有“新农合”、重症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和民政部门定期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但是“新农合”对精神病患者的住院治疗报销比例勉强才达到所有花费的一半左右, 更何况大多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出院以后仍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 这一笔费用是不能报销的;而重症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虽然提供每人一次性1 500元的住院费补助, 但是名额有限, 而且审批时间长, 通过困难;至于最低生活保障金, 贫困家庭每人每年600元 (每月50元) , 对于精神病患者出院以后的后期康复治疗基本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很多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需要家人专门看护, 因此无法外出打工, 使得农村病患家庭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最低生活保障金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都比较困难, 更别说用于患者的治疗了。所以, 目前的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还很不完善, 对于贫困的农村精神病患家庭来说, 只能是“救急不救穷”。而事实上, 在农村, 很多时候都是“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与“因贫致病, 因贫返病”交替出现, 产生不可破解的恶性循环。

此外, 农村精神病患者的家庭看护情况同样令人担忧。对于轻症精神病患者, 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 所以家属一般不会限制他们的自由。而对于像葛建华这样的重性精神病患者, 大多数家庭怕他们外出伤人或者嫌丢人, 要么关在家里, 要么任其四处流浪。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甚至听说有极个别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因长期医治无效、拖累家庭, 而被家属诱骗到外地抛弃,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公众安全的流浪人员。

2.3 案例三

李春 (化名) , 女, 30岁, 汉族, 家住正路乡。高中毕业后一直外出打工, 5年前, 因未婚先孕被男朋友抛弃, 受刺激而患上了急性应激障碍。李春发病时很狂躁, 打人、毁物是家常便饭, 因此家里人不敢让她出门, 家里那个单独的小屋几乎成了她的全部世界。发病时, 她能抄起小房间里任何能拿得起来的东西砸窗、砸门、打她的家人。据李春的弟弟讲, 他和父母的主要收入都用来给姐姐买各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之前送我姐姐去医院住过一段时间, 我爸妈又把她接回家了, 说是让亲戚们看着不好。我姐姐以前是个很出色的人, 她现在这样了, 也不能让别人瞧不起。现在大家只知道我姐姐是神经衰弱, 在家休养。我们都希望她有一天好了, 还能像以前一样走出家门。”他们家之所以不选择精神病院, 一是考虑到姐姐的名声, 另一方面也是经济上负担不起。李春的弟弟今年28岁, 因为姐姐发疯, 和他结婚5年的妻子抛下4岁的女儿和别人私奔了, 当村里人都纷纷外出打工, 他却因照顾父母、4岁的女儿以及患病的姐姐, 只能靠种几亩薄田, 养几只羊来维持生活, 家庭已经陷入困境。

从本例可以看到, 李春有过短暂的住院治疗, 但是由于家人受到了歧视性的舆论压力而迫使他们放弃了患者的治疗, 从而使其病情迁延不愈。事实上, 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 精神病患家庭不仅要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 而且还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家庭中只要有一人患有精神疾病, 这个家庭可能就会面临着儿子娶不上媳妇、女儿嫁不出去、亲戚朋友与他们断交, 以及家人在村子里备受歧视等现实问题。所以很多时候, 为了顾及家庭、家族的名誉, 避免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排斥, 常常不接受治疗, 或者瞒着别人偷偷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本案例中, 李春的父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将李春从精神病院接回家的, 而且还对别人说自己的女儿是“神经衰弱”。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以患有精神疾病为耻辱的错误观念, 讳疾忌医, 常常使得一些轻微的精神疾病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发展成严重的精神疾病。人们能够接受封建迷信的解释, 却不能坦然面对现代医学对精神疾病的准确诊断;人们身体有病了, 会自觉到医院去看病买药, 但是患有精神疾病却得承受巨大压力, 需要偷偷摸摸地去治疗,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悲哀。很显然, 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还很低, 全民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任重而道远。

3 讨论与建议

农村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面临着两大现实困境。

第一, 家庭经济贫困, 缺少稳定的收入来源, 无力承担患者长期的治疗费用, 也没有能力长期专人陪护, 这是中国农村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很多重性精神疾病多发于青壮年人群, 他们本身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可是一旦患病, 这个家庭马上就会丧失经济来源, 要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即便有的家庭把患者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面对高昂的住院治疗费用和长期服药所产生的债务, 很多家庭也是有心而无力, 难以坚持下去, 最终前功尽弃。而且, 最让人揪心的是这些患者可能要面临无人看护和照料, 最终自生自灭的结局。特别是当患者的父母去世或者因年事已高无力照料患病的子女, 绝大多数情况下, 患者的其他亲属 (如儿子女儿、兄弟姐妹、侄子侄女等) 都不会非常尽心和长期地照料他们, 要么把他们锁在家中, 要么驱赶或诱骗到外地, 任其流浪, 自生自灭。

第二, 愚昧无知和讳疾忌医, 使很多农村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不能及时发现, 及早治疗, 延误病情, 耽误患者一生, 而且患者即便治愈出院, 也很难被社会所接纳, 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时至今日, 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 人们要么把精神疾病等同于“发疯”、“神经不正常”, 要么被当作“中邪”、“鬼神附体”, 而采取错误的、迷信的方法进行“治疗”, 而且人们以患有精神疾病为耻辱、为罪过, 隐瞒病情、拒绝治疗;把精神病患者看作是“随时会发病, 杀人不偿命”的罪犯、歹徒, 拒绝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家庭。这种错误的认知不仅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 即便是在城市, 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仍然持有这种观念。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2年12月—2003年2月, 随WHO的《世界健康调查》一起进行了《中国普通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 在10个卫生部监测地区共完成了3 827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3.3%的人把精神病和神经病混为一谈;46.5%的人不知道哪里有精神卫生机构;仅有20%的精神疾病患者接受过治疗。专家指出, 导致我国精神疾病治疗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精神卫生知识匮乏, 尤其是对与心理问题有关而且应该寻求心理帮助的常见问题缺乏了解[5]。

因此, 首先要解决农村精神疾病患者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据专家预算, 以最经济的医疗方案进行治疗, 每人1年的医疗费用大概在8 000元左右 (含出院后的服药费) , 而眼下在农村, 要靠精神病患者和家庭来支付这8 000元的治疗费用,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和可能[6]。所以, 在现有“新农合”、“大病统筹”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基础上, 应该像肺结核防治项目一样, 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免费住院治疗。其次, 逐步建立、完善精神疾病康复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 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目前, 为数不多的精神病医院还主要设在省会城市和市一级城市, 很多县乡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机构, 更不要说社区康复中心了。所以, 应逐步在县级地区建立专门的、小型化的精神病医院, 在乡镇卫生院设立精神科, 在村卫生站建立固定的送药点和宣传教育点, 并对全县范围内的非精神科医生进行定期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 以便能够及时识别和转诊精神病患者。此外, 还应该以各级政府为主导, 联合卫生、教育、工商、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 对农村群众进行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对已治愈出院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劳动技能培训, 帮助他们顺利就业;保护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对虐待、伤害、遗弃精神病患者的家属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总之, 农村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不仅是一项公共卫生问题, 更是一个涉及很多方面的社会问题,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推动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李妍.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J].中国新闻周刊, 2011, 12 (28) :26-37.

[2]郦树龙.警察对高危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现场处置战术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8, 55 (1) :56-59.

[3]景泰县人民政府网.景泰县基本概况 (2011年) [EB/OL].http://www.jingtai.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3565, 2012-5-14.

[4]党小军.兰州四万精神病患者不是被锁家中就是流浪街头[N].兰州晨报, 2007-7-30.

[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中国普通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EB/OL].http://www.chinacdc.cn/n272442/n272530/n273736/n273796/n1600556/n1601125/8728.html, 2005-9-29.

8.农村教师工作状况调查 篇八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以西部S省1051名农村教师为调研对象，从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敬业精神、教学任务、教学方式、工作瓶颈等5个方面调查了农村教师工作的现状，并提出了“创新管理机制，解决农村教师敬业精神退化问题；完善调配制度，解决农村教师分布性矛盾；强化因需培训，解决农村教师结构性矛盾；搭建发展平台，解决农村教师工作瓶颈问题”四点建议。

一、过程与方法

1. 研究方法：2014年，本调查采用问卷和走访座谈的方法，对样本县的农村教师的情况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了解，收集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数据和翔实的素材。

2. 样本选择：本调查根据人均GDP将S省21个地级市（州）分为四层，根据每层地级市（州）的数量，随机抽取1-2个地市作为样本，抽取了6个地级市，每个地市选取2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2所农村学校，共计24所农村学校。

3. 调查过程：采用自制的《农村教师工作状况调查》，内容包括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敬业精神、教学任务、教学方式、工作瓶颈等5 部分，共计50道题。每所样本学校，按照“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和51岁以上”4个年龄段随机抽取教师回答问卷。共发放问卷1163份，回收有效问卷1051份。走访党政分管教育的领导、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学校领导、教师等300人次，召开参会人员10人次以上的座谈会4场，了解、掌握了农村教师生存的一些真实情况。

二、结果与分析

（一）职业认同度高，敬业精神退化

从表1可知，92.8%的农村教师对教学工作很喜欢或较喜欢。同时，在问到“您认为自己能教好学生”时，99%的农村教师选择“完全能”或“基本能”，这充分说明了农村教师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信心。在“您认为自己能教好学生”的问卷中，99%的农村教师选择“完全能”或“基本能”，这也说明农村教师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在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有92.7%的教师对教学工作很喜欢或较喜欢，这再次说明教师的职业认同度是较高的。

对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角色（表2），71.0%选择了“知识传递者”，45.5%的教师选择了“朋友”，39.1%的教师选择了“道德示范者”。这一方面说明农村教师的角色意识较强，职业认同度高；同时，也说明农村教师在教师角色上既继承传统，又有所更新，开始以“朋友”的身份与学生相处。

虽然问卷显示，农村教师对自己的工作较为认同，但部分农村学校校长、乡镇教育负责人、教育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在访谈中，却对农村教师的敬业精神表示出了担忧。他们认为：当前不少农村教师的敬业精神、工作责任心退化，即使有充足的时间，也不愿钻研业务、备课和批改作业，对学生不愿做耐心细致的指导，每天的工作应付了事；有的不愿意上公开课和竞赛课；有的不愿意参加听课、评课和讨论学习；有的在接受工作时，拈轻怕重，讨价还价；有的甚至把教育教学工作当成副业，把做家务、干农活等当成了主业。

对于农村教师敬业精神退化的原因，一是由于大部分教师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这里管理相对落后，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社会、家长对教育的关注度较低，导致部分教师不思进取，工作缺乏激情；二是因为农村地区信息较为闭塞，学习、见识的机会较少，造成教师观念落后，教法传统、简单。三是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现行管理体制缺乏对农村教师的奖惩激励，干好干坏一个样，教师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从而造成他们安于现状，不注重学习，不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水平。四是由于农村教师整体素质和教研水平不高，教师间的传帮带流于形式，效果较差，教师成长的外部条件受到限制。五是由于教师流动的单向性、教师分配政策造成农村学校已多年没有补充新的教师，特别是部分有一技之长的优秀青年教师不断流向城区学校，使得农村学校教师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失衡，中老年教师占多数，很多学科教师难以专业化。

（二）师资力量薄弱，教学任务繁重

从表3可知，35.9%的农村教师担任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27.7%的教师担任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19.5%的教师担任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13.6%的教师担任四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甚至有2.9%的教师担任5-7门课程的教学任务。除课堂教学，农村教师每天还要花2至3小时的时间，批改学生的各科作业。农村学校专任教师不足，教师兼课较多，一方面导致了教师教学负担较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教育教学的质量。

此外，调查还发现农村教师教学任务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不同地区农村教师教学任务的差异较大。比如，L县一初中校核定的普通教师周工作量是12节课。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周课时在12节以下的仅有5人，且为年龄较大的中老年教师，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1.11%；12-19节有18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0%；20节以上有19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2.22%。这说明该校近90%的教师是超工作量的。而在J县的调研情况显示，从抽取的样本学校来看，无论初中还是小学，语文、数学教师都只教一个班；绝大多数初中英语教师也只教1个班，最多也只教两个班；其余学科的教师一般也只教3个班。且班级人数较少，一般的班级学生人数在40人左右，更少的仅20人左右。因此，他们的工作量，比起L县的农村教师来说要轻很多。

二是同一区域不同学校间教师工作量的差异较大。以J县为例，位于城郊的M学校现有学生264人，6个教学班，教师58人；而该县比较偏远的T小学，现有学生1097人，19个教学班，教职工57人。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教学班个数，T小学都是M学校的好几倍，但教师数量反而比M学校少。因此，该校教师工作量也在M学校的基础上成倍增加。访谈发现，该县教师工作量出现“两头重，中间轻”的格局。（即县城学校和偏远学校由于教师缺编，教师工作量大；城郊学校由于教师严重超编，教师工作量小）。类似J县教师工作量的情况，在S省很多地方都存在。这说明造成农村部分教师负担过重的原因是由于教师分布性失衡。

此外，部分地区、学校教师缺编也是造成农村教师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比如，按Y市（县级市）人事局编办测算，Y市应编10719教师，现有教师9319人，全市缺编1400多人，再加上分布不均，导致有的学校缺编十分严重。学科配置不合理，艺体、英语教师奇缺，有的学科甚至到了无法开课的地步。再如，D县Z校共有学生1188人、18个教学班。按D县人事局编办测算，应配备教职工62人；而该校实有50名教职工，缺编12人，达19.3%。在50名教职工中，还有2名老师借调到其他单位，1名教师因病无法上课。该校教师在访谈中普遍反映，工作时间过长、管理压力过大、责任大，超出了教师的承受能力。大部分教师早晨7︰30到校，下午5︰20以后放学，工作时间长达9小时，而担任九年级教学任务的教师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班级人数过多，多数班级学生超过60名，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留守学生占60%以上，这给学校领导和教师都构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工作负担。

（三）自我认可度高，教学方式落后

教师的专业素质自我认可情况为：教师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教学设计能力、指导学生的能力、运用多媒体技术的能力、教学反思的能力、掌控课堂的能力、教学效能感等方面。总体来看，S省农村教师的专业素质自我认可度较高，如有96.3%的教师认为自己对所任教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非常扎实或比较扎实，有99.1%的教师认为自己完全能或基本能根据学生学习需要进行教学设计，有91.4%的教师认为完全能或基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予针对性的指导，有99.2%的教师认为完全能或基本能在课堂上熟练地运用多媒体技术，有96.8%的教师认为完全能或基本能上完课后经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有99.6%的教师认为完全能或基本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题活动，有99.3%的教师认为完全能或基本能教好学生。数据见图1。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仅仅是教师的自我感觉良好。对于大多数农村教师而言，做课件只能做简单的PPT，不能制作如“微课视频”等稍微复杂的课件；使用多媒体也只能使用简单的，对“电子白板”等的使用较少；数学教学中能使用“几何画板”的更是寥寥无几。虽然不少学校都有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设备，但教师使用率很低。不少教师直言：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需要熟悉这些设备，并要制作什么课件，而自己对课件制作又不熟悉，还不如“一支粉笔+一张嘴+一本书”的传统方法简便。而学生的“学法”仍是“听、写、读、背、考”的五阶段式。这种原始落后的教学方式，不但不能适应当代教学的需要，而且加重了师生负担，消耗了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的却是事倍功半的教学效果。接受访谈的一位校长也坦言，为了鼓励教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专门安排人对教师进行培训，并且规定每学期甚至每周必须使用多少次，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教师的观念未能转变，“强迫”的效果始终有限。种种情况表明，农村教师的教学方式还很落后，对新的教学手段和设施设备的接受、使用都较慢，教学观念更新明显滞后。

（四）工作瓶颈凸显，发展平台堪忧

如图2，对“您感到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16.4%的教师认为班额太大，14.8%的教师认为学生基础差，16.0%的教师认为教师负担重，14.7%的教师认为教育观念方法落后，9.2%的教师认为教学配套差，8.8%的教师认为教材太难，8.8%的教师认为教与考的内容不一致等。与以往的调查结果相比，选择教学观念方法落后的教师显著增多。这说明经过课改的多次培训以后，教师们逐渐意识到了转变教学观念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实施时仍然感觉到困难重重。

就几个影响、制约农村教学的主要问题而言，既有教育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也有教学方法、教学设备方面的问题；既有教师的问题，也有学生的问题；既有教材的问题，也有评价的问题。从教师角度看，首先是教师老龄化突出。以N县G小学为例，学校现有在编在岗教师53人，其中50岁以上教师就有22人，占教师总数的41.5%；其次教师流失严重。主要表现为：①趋利性流动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的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比如，Y市与A市仅一山相隔，但教师的政治经济待遇差异却十分明显。调入A市当教师，经济待遇立刻翻番。因此，近几年来，Y市每年流入A市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骨干教师均数以百计，加上部分优秀教师考公务员离开教师队伍，优秀教师流失的趋势愈演愈烈；②农村学校的教学骨干、优秀教师流向城区学校。近几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县城学校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农村教师大量调进县城学校工作，新的教师的补充远远跟不上教师流出的速度，导致了一些农村学校老教师偏多、低学历多、骨干教师少。从学生角度看，农村学校的学生以“留守儿童”为主。以J县H小学为例，全校786人，其中“留守儿童”为570人，占到72.5%，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溺爱”等隔代教育问题突出，绝大多数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较差，学生心理问题较严重。

进一步调查发现，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教师多被动地接受工作安排，是工作任务的忠实执行者，工作缺少主动性、创造性。长期以来，以行政为主导的教育管理体制，将教师排斥在教育决策之外，教育决策较少激发、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参与性。教师听命于教育行政机关、学校领导，对课程编制无权参与，对教学安排无权选择，对教学决策无权知情。受体制制约，教师习惯于按照领导指令办事，重视经验传承，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大多数教师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备课、上课、改作业，应付各种各样的教学检查和杂务及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等，只要工作能完成、不出错就可以了，缺乏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创造性。大多数教师不愿开拓创新，对复杂的矛盾变化刻意忽略或回避；对于教研活动，则认为太麻烦，甚至认为它加重了工作负担。长时间持续的重复劳动，固化了教师们的教学观念和行为，禁锢了教师们的教学个性，很难完善个人的专业发展体系。二是专业发展可用资源相对较少。由于我国在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总体不够，使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较为简陋。其一，由于国家加大了农村学校的投入，不少学校配备了电脑、网络等，但就是这些有限的现代教育技术使用率低，主要表现在不少农村教师“不能用”或“不想用”。其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域的差异，使农村学校教师很难接触教育专家或优秀兄弟校的同行。其三，农村学校的图书馆配备落后，无法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很多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都苦于没有机会接触最新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料。大多数的农村学校无法提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

三、对策与建议

1. 创新管理机制，解决农村教师敬业精神退化问题

本研究表明，农村教师敬业精神退化既有长期以来固化的管理模式造成“封闭”的原因，更有缺乏对长期坚守农村教育的优秀教师形成正能量的宣传原因。为此，有三点建议：一是要创新教师管理机制。着力推行教师管理的“县管校用”新机制，变“学校人”为“系统人”，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体制，即在县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规划和管理县域内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依法履行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招聘录用、职务评聘、培养培训、人员交流、考核奖惩等管理职能，负责中小学校长的选拔任用、培训考核和交流等工作，合理配置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对工作态度不良和工作能力差以及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由学校退回县人才交流中心教育分中心统一组织待岗培训及分流。二是要重视农村教师职业道德教育。要坚持把农村教师师德建设放在首位，构建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要以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为重点，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师德教育活动，切实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要强化对教师职业道德考核，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认定、绩效考核、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的首要内容，将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实行师德问题“一票否决”。三是要大力表彰在农村长期从教的优秀教师。对在艰苦边远乡村学校和教学点长期任教、贡献突出的教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在评选表彰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方面向乡村教师倾斜；广泛深入宣传优秀农村教师的先进事迹，鼓励优秀教师在农村长期从教、终身从教；总结推广各地各部门在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表彰奖励教师工作成绩突出的地区和部门。

2. 完善调配制度，解决农村教师分布性失衡矛盾

调查表明，农村教师教学任务不均衡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分布性不均衡造成的。为此，给出两点建议：一是编制配备要切实保证农村学校师资需求。逐步实行城乡差异的中小学编制，在边远农村学校探索实施“班师比”或“校师比”教师配置标准，切实落实对农村边远地区的师资倾斜政策。落实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对寄宿制中小学、乡镇中心学校、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学校、村小及教学点、山区湖区海岛牧区学校等实施特殊师资配备政策。按照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补足配齐农村音体美、英语、信息技术、科学课程等紧缺学科教师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占用或变相占用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二是建立城乡教师合理流动机制，让城乡教师“优势互补”。建立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的用人机制，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在核定教师编制时要设置5～10%的流动岗位，用于聘用本校以外的具有教师资格的优秀人才；建立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制度，建立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定期服务制度，推行城镇新进教师先到农村学校任教办法；大力推进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结对子”活动，发挥优质学校师资资源优势，与农村学校“合作办学”实行协作帮扶。

3. 强化因需培训，解决农村教师结构性矛盾

农村学校由于教师流动性大，专职性学科教师很难配套，为解决这个学科结构性矛盾，建议要加大面向农村的“全科式”教师培养力度，完善专科层次的技能型教师培养计划。师范教育学校应当制定“农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设立农村中小学教师课程或专业，加强面向农村学校教育实际的教师培养。扩大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和“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免试攻读教育硕士计划”。要加快农村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建设，建立“校本研修超市”和“选修课程超市”，实行教师培训学分银行制度，引导和鼓励农村教师自选课程、自我指导和自我发展，强化农村教师校本研修与远程网络培训的混合学习；要建立音体美、英语、科学、综合实践等农村紧缺学科教师培训制度，有效开展转岗或转学科教师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学校紧缺学科教师专业水平。

4. 搭建发展平台，解决农村教师工作瓶颈问题

农村教师发展需要更多的“舞台”。因此，一是学校要善于搭建教师展示平台。要搭建学习平台，这里的学习包括指点迷津的集体学习、汲取精华的自研自修、取真经的外出学习和聘请专家来校作报告或业务指导的专业引领等；要搭建交流平台，既可以是同一教研组内的学术交流，也可以就一个或几个专题组织教师的课改沙龙，还可以是网络互动研讨；要搭建实践平台，可以是老中青教师的合作备课，可以是“同课异构”“一课多上”的对比式教学，可以是创设“走出去”的外向性教研，可以是提升教学水平的提高式教研，也可以是展示教师个人风采的个性化教研，等等。二是要在城区学校建立“农村新任教师留城培育基地”。农村新任教师先到城镇学校在岗学习，接受城镇优质学校的校本培育，1-3年后回编制所在的农村学校任教。与此同时，接收农村新任教师的城镇学校选派骨干教师到农村学校全职支教，县财政提供专项经费。鼓励城镇特优教师、中高（小中高）职称教师、县级以上名师到农村学校交流任教1-3年，开展名师带徒活动，引领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三是要建立“校际交流”平台。“校际交流”指中心乡镇学校与边远乡镇学校之间、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之间、薄弱学校与优秀学校之间“结对子”帮扶等，建立健全系统的学习交流体系，为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供保障。农村教师到城区先进学校学习提高，城区优秀骨干教师到农村乡镇学校任教，指导相对落后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升农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参考文献：

[1]庞丽娟，韩小雨.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及其破解[J].教育研究，2006，9.

[2]刘秋红. 我国农村教师发展现状及我国农村教师发展指标体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5.

[3]肖正德. 新时期促进农村教师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其保障机制[J].南京社会科学，2011，4.

[4]孙德芳. 保障农村教师发展的国际经验[J].中国教育学刊，2012，12.

（作者单位：四川阆中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四川南充市嘉陵区教育科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