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9篇）

1.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一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居民的吃、穿、用、行、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需求显著提升.从消费需求的历史变迁透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结论和启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在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中成就与问题并存;经济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作 者：薛晓燕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山西,太原,030021刊 名：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FOR THE DEPARTMENTS DIRECTLY UNDER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年，卷(期)：2009“”(6)分类号：F120.4关键词：消费需求 变迁 经济发展战略

2.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二

一、古代社会责任观

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要追溯到古希腊, 尤其是在希波战争以后, 经济生活繁荣昌盛, 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随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 在古代社会, 牟利活动被严加排斥, 具有趋利本性的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卑微的。在古希腊时期, 商人的地位比较低下, 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就是为社区提供服务, 如果他们的商业行为违反道德, 将会受到制裁。所以, 此时的商业道德强调的是社区精神, 社区的压力和希望被社会其他成员承认的压力迫使商人追求社会利益。某种程度上, 社区精神是当时商人在极端卑微的身份地位下为自己的行为争取“合法生存空间”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中世纪的西欧, 由于教会的力量异常强大, 所以教会的价值观直接决定着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 商人的盈利动机是违反基督教义的。正是由于这一思想观念, 所以商人逐利的道德性受到教会的强烈质疑, 商业被教会定位为只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商人必须绝对诚实, 遵守商业伦理, 关心社区福利。可见, 在中世纪教会为商人设定内容广泛的社会责任:教会的教义在中世纪文化中全面渗透, 使得商人对自身存在的道德性也产生了怀疑。

在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所产生的重商主义时代, 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原来的边缘阶层变为主导阶层。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的制度性变迁:

1. 文艺复兴改变了中世纪教会的宗教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 提倡多文化共同发展, 自由主义思想得到充分发展, 使得倡导宗教与教育、国家相分离的现世主义受到普遍尊崇。所以, 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下, 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商业活动也逐渐自由开放。

2. 个体性和集体性一样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 为个人积累财富与顾及社会利益并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3. 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消解了中世纪社会对商人追逐财富的敌视, 在改革后的宗教教义及其信徒那里, 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实际上同时得到了提升。

4. 重商主义不但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而且强化了商人的社会责任, 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则忽视了对商人社会责任的关注。在工业革命之前, 由于真正意义的企业尚不存在或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就不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依然是以个人为单位, 商人不应该为了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 而应将社会公益放在首位, 古代商人社会责任观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产生了重要而又积极的影响。

18世纪末期以后, 西方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 工业化程度的加速给希望世界带来了效率与财富, 财富的迅速积累使得商人追逐利润的欲望极度膨胀, 而此时源于古代社会并在后世发展起来的商人社会责任观被古典经济理论所抛弃和否定, 取而代之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到了19世纪,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社会中起到主要的作用, 许多人认为社会生活也是符合“达尔文主义”的,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规律, 所以, 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是持消极态度的。其中赫伯特·斯宾塞是带头倡导这种严酷主张的人, 他在185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这看起来很残酷, 一个劳动者生了病, 就丧失了与其他强壮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 就必须遭受穷困, 那些寡妇和孤儿必须自己为生或死而挣扎。虽然如此, 如果不是孤立地看, 而是与整个人类的利益联系起来看, 这些无情的命运就充满了最高的仁慈, 正是这种仁慈使得那些父母患病的孩子早早入土为安, 也正是这种仁慈使得意志消沉者、酗酒者以及那些受流行疾病折磨的虚弱者早早告别人间”。在这种“弱者死有余辜”思潮的影响下, 许多企业不仅不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而且对那些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分销商、员工极尽盘剥, 以求尽快变成社会竞争的强者。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就如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大众, 被社会所遗弃。

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

1.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萌芽

20世纪初, 一部分有远见的企业主一方面受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商人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 减轻企业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开始积极改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其中比较著名的要数现代慈善的先驱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耐基。1913年, 据纽约《先驱报》统计, 卡耐基一生共捐款33200万美元, 洛克菲勒也达到17500万美元, 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代表人物。由此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点也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受托人观”, 即认为管理者是受托人, 公司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地位, 他们的行为必须兼顾股东的权益和社会的需要;二是“利益平衡观”, 即管理者有义务来平衡与企业有关联的集团之间的利益;三是“服务观”, 企业服务民众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上述三种观点的迅速传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芽, 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企业时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其他的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支持, 企业应对他们承担责任。美国西尔斯公司罗伯特伍德为公司制定了一套如何为顾客、公众、雇员、供应商以及股东履行责任的方法, 并应用于实践。

2.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30~70年代, 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企业社会责任大论战, 论战的主要内容是“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一方以经济学角度认为企业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另一方则从社会契约论认为企业应该满足社会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两次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参与, 其中代表人物有贝利、多德、曼恩、弗里德曼、德鲁克等。此时, 除了学术界的论战之外, 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起到了推进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企业发展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 促使民间环保组织向企业施压, 要求企业保护环境, 基于次, 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强制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 跨国公司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角色, 其经营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其中日本在1956年, 通过了《经营管理人员的社会性责任的觉醒和实践》决议, 一次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在学界、政府以及民间的多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 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已经形成, 并且被社会所承认。

90年代以后, 从政府、企业的所有者、管理层、到消费者和投资者等各方对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获得一致的认识,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和以“投资基金”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责任投资得到普遍开展, 企业社会责任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范围内获得支持和发展。许多国家政府纷纷在国内的企业立法中凸显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地位, 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公约也在形成之中。近年来, 企业的经营目标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内容, 更加注重社会长远发展。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活动优劣的指标也从早期单纯的经济指标发展为综合性的“企业社会绩效指标”, 判断一个企业的经营效果不仅要看它的经济绩效, 也不仅仅看它是否接受社会责任这一观念, 而且要看它在主动寻求社会需求、实施具体项目以帮助实现这些需求过程中的表现。企业社会责任己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 逐渐内化为企业管理和经营战略的核心内容。

3.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发展及启示 篇三

关键词：经济危机的演变 原因 启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一、在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导

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他认为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生产和消费的平衡，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尖锐矛盾，这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凯恩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经常出现失业和危机，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业和经济危机。

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相对的，即社会生产的产品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过剩了，而不是绝对过剩。但不管是相对过剩 ，还是绝对过剩 ，都是过剩。这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识之处。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他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从而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说明，创造西方经济学中统一研究各种经济危机波动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研究经济危机波动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热衷探索商业周期中萧条走向繁荣的基本动因。

二、分析经济危机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边际分析的较量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进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相反，凯恩斯避开了矛盾分析法，避开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总需求是消费和投资之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优于凯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流通领域，而根源于生产领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熊彼特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三、在经济危机的特点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点

西斯蒙第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入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下生产年年扩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非持续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时间爆发一次，具有周期性。马克思写到"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经济周期分为高涨、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后期，资本家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由于资本家不能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在经济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阶段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 和"复苏"四个阶段。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

四、对摆脱经济危机的设想

西斯蒙第认为这一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不是无限的；其产品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而作为革命家和旧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认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沦为依据，得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就恢复均衡了，经济就能发展 ，资本主义则能坚持下去，就不能灭亡。熊彼特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振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

五、对次贷危机的反思

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其结果造成在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等技术革命成果，并运用企业并购重组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这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调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付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只得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结果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扩大消费信贷的办法就是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以，21 世纪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认为的"消费过度"，实则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参考文献：

[1]曹苏红、王立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2]孙仲涛.对这次"百年一遇"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 2009年第3期

[3]赫修贵.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比较. 行政论坛.1996年第三期

4.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四

材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开发能源和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保障。在人类历史中，生产材料的更新换代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命中，材料作为主导力量一次又一次推到着科技文明的发展。18世纪中叶发生于英国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这起遍及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技术革命以钢铁和铜等新材料的开发为基础，以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实现了工业生产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的转变，使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了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从而把人类带进了蒸汽时代。随后，兴起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石油开发和新能源广泛使用为突破口，以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大力发展飞机、汽车和其他工业。支持这个时期产业革命的仍然是新材料开发，如合金钢、铝合金以及各种非金属材料的发展。而起于20世纪中叶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更是以原子能应用为标志，实现了合成材料、半导体材料等大规模工业化、民用化。以民航机的发展历程为例，油耗逐年下降的可喜变化一方面是设计与机型的扩大所致，另一方面就在于材料的不断改进，而PWA客机每减重一千克，就多赢利104美元。到如今，在航空航天领域，飞机、导弹、卫星与飞船的发展，材料依然是关键。战斗机性能的提高三分之二靠材料；发动机性能的提高，材料占二分之一。对空间飞行器来说，由于材料的改进，收益更为显著。然而，材料的开发不仅推动了技术革命的发展，还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保障。在19世纪以前，农业上所需氮肥的来源主要来自有机物的副产品，如粪类、种子饼及绿肥。随着农业的发展，对氮肥的需求量在迅速增长。直到1909年，著名德国物理化学家哈伯(Haber)利用锇作为催化剂合成了氨，使之成为促进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肥料。另外，1940年，除草剂的发明成功，配合采取灌溉、农膜育苗及机械化作业等措施，同样使粮食大幅度增产，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步入21世纪，以半导体材料和光电子材料为代表的信息功能材料堪称信息时代最活跃的科技领域。以硅为基础的微电子技术仍将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不同档次的硅芯片在21世纪会大量存在，并将有所发展。如在绝缘体衬底上的硅，凭借着低功耗、低漏电、集成度高、高速度、工艺简单的优势将广泛应用于便携式通信系统，发挥其耐高温又抗辐射的作用。

随着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由于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能源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等原因，能源功能材料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燃料电池作为一种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装置，效率高、污染小，是21世纪重点发展的一种技术。

5.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五

论中产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关联与历史演变

中产阶层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中产阶层的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和制约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生存状态的改变,也使市民社会改变自身的形态.如果中产阶层的发展缓慢,中产阶层不是占据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那么,即使社会制度如期构架起来为市民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环境,市民社会的发展还会举步维艰.只有在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才有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

作 者：李琳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01刊 名：湖南行政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ADMINISTRATON INSTITUTE年，卷(期)：“”(3)分类号：C91关键词：中产阶层 市民社会 内在关联 发展逻辑

6.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六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民营经济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演变

政府投资是由政府决策并由国有资金进行投资的行为或由代表政府的国有 企业 进行的投资活动。其投资主体是政府，产权属于国家，形成国有资产，构成国有经济，因此，政府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又称国有投资。民间投资在我国通常是指由集体、私人进行的投资活动，投资主体是个人，产权属于集体或个人，构成民营经济。外商投资是由国外政府或私人进行的投资，形成外资经济。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共同构成我国 社会 的总投资。在我国，政府投资又分为中央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这样，目前 我国投资主体是由政府及代理人、个人、外商组成的。政府投资在我国建国后很长时期，一直是投资的主要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国有经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政府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日益减少，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日益壮大。

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在我国经历了建国以后到确立改革开发基本国策近30年的历史。这个做法既促进了我国建立起完整的 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成绩，又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至今尚难以消除的后患。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相对应，民间投资也经历了由艰难生存、限制发展和逐步削弱甚至消亡的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逐步得到肯定，民间投资也日益活跃。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民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显著降低，而民间投资的比例明显上升，二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与消费、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共同构成一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8%，其中有3.77个百分点为投资所做的贡献。在过去几年里，为了遏止通货紧缩，政府主要运用了利用国债进行投资的财政政策，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内需，从近三年实施财政政策的情况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投资的地区上，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及中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要领域。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目共睹，但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比如人们购房之前节衣缩食进行储蓄，贷款购房后减少消费还贷款；而政府投资为主的西部开发，因民间投资未能及时跟上，其带动投资需求的作用也并不明显。由于启动居民消费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限制，短期内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内需的措施已被证明难以奏效。政府投资被用来作为增加投资需求的主要手段。但政府投资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

民间投资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的社会投资力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在加强。2002年在社会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3.77个百分点的贡献中，政府投资占2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占1.77个百分点。加快民间投资的发展，是我国在当前国际经济前景不明朗、国债投资拉动社会需求的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况下，能否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势头的关键因素。

二、为什么必须改变政府在社会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和转变政府投资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投融资制度，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改变。这种制度是当时的经济环境决定的，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我国政府投资形成了我国巨大的国有资产，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完善了国民经济体系。近年来的政府投资活动，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只依赖政府投资，忽视民间投资，也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不良后果。

在投资决策上，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对投资项目进行决策。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判断困难，认识往往存在偏差，常常容易出现失误，而一旦失误，就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政府投资往往造成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我国国有企业虽然近年来为明晰产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大多数企业仍然存在类似的 问题。多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管理不善，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投资而形成的国有产权，缺乏真正负责的产权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人，是国家所委托的代理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要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必然产生一些机会主义的行为。在监督机制不完善、激励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愈演愈烈。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通常不提倡发展国有企业。

政府投资过多，还会挤占民间投资，减少社会总财富。在社会投资机会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增加，民间投资就会减少。政府投资会从几个方面减少民间投资：（1）挤占民间可投资领域。目前我国在 金融、保险、教育、公共设施、邮电、通信、民航等领域还存在着国家垄断经营，民间投资或者尚未进入或者较少进入。金融、保险、新闻出版等领域还有待于对民间投资扩大开放。（2）政府投资引起税收增加，税负增加将妨碍民间投资。用于政府投资的财政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为了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政府通常要增加居民的税负，在过高的税负压力下，必将降低民间投资热情。（3）政府投资过多不利于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因为投资活动是创造财富的必要前提，是获得财富的重要依据。民间财富积累缓慢将减少居民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恶化投资的经济环境。

政府是社会投资的主体，占主导地位，不仅会与民争利，还会妨碍履行自身的职责。政府要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社会安定、法制健全、优质的服务、良好的社会保障等。政府在投资方面花费的精力过多，就会分散为经济提供服务的精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投资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 学习。美国、英国政府也进行投资，但投资领域仅在于个人不愿投资或没有实力投资的领域，以及那些关系到国家生存与安全的领域。其他绝大多数领域都由私人投资。而且，政府投资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日本、德国、韩国政府投资较多，但现在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

三、民间投资的发展形势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的出台，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势头十分良好，对拉动国民经济、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民间投资增长加快

7.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七

随着艺术材料适用范围的扩大, 艺术材料的运用大大提高了造型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度, 当代艺术家对材料媒介的运用变得空前的综合与宽泛, 在当代造型艺术中, 不再仅仅运用传统材料的使用技法, 一些新的技法如嫁接、组合、拼贴等相续出现。在中国当代造型艺术中, 可以说一切有利于艺术观念表达的材料, 都可用来创作, 包括:空气、光照、媒体、网络, 以及以无形存在着的宗教道德、法制条文等。如许江的综合材料作品以及尚扬的作品都体现出在造型艺术的基础上对艺术材料的综合运用。

新的艺术材料随时代不断推新, 适用范围越来越广阔, 与之相对应的创作手法也相应的改变。多元化的当代艺术是艺术形式趋于综合的明显标志。艺术媒介的综合运用, 使的中国当代艺术形式走向综合, 各种艺术门类的界限逐渐模糊。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一系列综合创作形式的艺术, 成为当今艺术创作的主要形式。特别是观念艺术, 将未加工制造的材料, 直接转变成材料艺术, 直接运用材料本身的物质特性以及所带有的社会文化特性, 通过欣赏者的想象与理解与艺术家的创思产生共鸣, 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

二、艺术材料的演变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民族文化语境中发展

在当代绘画中, 材料不仅是造型媒介, 它更承担着时代变化发展的精神传递。材料自身的质感差异美及它身上所带有的物质文化、民族特色的东西是发挥“材料”艺术性的闪光点, 是艺术家与欣赏者情感共鸣的结合点。如:中国当代艺术家谷文达、王天德对中国书法的借鉴运用, 蔡国强对中国火药的创新运用等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色, 这种民族文化很强的特性使中国当代艺术家在世界文化中保持自己独特性的立脚之处。在当今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 艺术材料的运用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寻找新的契机。

材料自身的物质审美价值, 以及它所含有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是一个整体, 要善于对两者深度的挖掘, 只有精神渗透到材料中, 材料媒介才拥有生命价值。如何把材料内部的精神层面调动起来与大众的审美产生共鸣, 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任务, 能在材料本身物质与精神两层达到一个结合点, 传达出中国当代的艺术文化是很必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只有立根于中国民族文化基础之上, 才能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

三、艺术材料的演变对艺术教育及人类艺术观念的影响

综合材料在学院教学中的出现, 是艺术材料发展变化的直接产物, 也是学生们了解接触当代艺术的一个进入口。综合材料课程的设立, 促进学生由传统的技法基础训练到创造性思维审美基础训练的过渡。当代艺术中艺术材料的演变, 迫使我们重视材料本身的审美价值, 从而使得综合材料课程的诞生。

艺术对社会大众的审美接受产生影响是艺术的社会职能之一, 这时期的人随时可以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 在接收到信息的同时并继续进行传播发展。人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变得和从前大相径庭, 人们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改变, 从对传统艺术的细细品味, 到对感官上、视觉上、听觉、味觉的刺激和即时的愉悦、快感的需要, 以此排解他们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人们在观赏一件艺术作品时, 更多的希望获取信息, 最好不是静态的, 观者大脑里的情绪、感受通过材料本身的特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的信息和符号产生共鸣。这也是艺术材料的变革带动了当代艺术的发展, 同而使人类艺术观念及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一种表现。

研究艺术材料的演变, 不仅对研究当代艺术生存及发展空间的拓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且为中国当代绘画创作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研究艺术材料在中国当代绘画中的演变, 顺应中国目前当代艺术的发展, 符合时代精神的进步要求

四、艺术材料的演变对艺术欣赏及绘画语言变化的影响

艺术材料的演变对绘画艺术的变革影响, 不压于古代火药在军事上的出现, 它直接影响了艺术观念的变化, 以及新的绘画语言、绘画门类的产生。艺术形式上的创造以及观念上的变化发展, 都与艺术材料的演变息息相关。

赫伯特·罩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 整个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 是一部材料变革和发展的历史, 一部人类关于材料观念演变和发展的历史, 及由此带来艺术语言从形到质的演变结果”。一种艺术材料的诞生, 艺术家创作手法会改变, 随之艺术语言也会变化。

随着艺术材料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功能与地位的转变, 材料从一种绘画辅助载体成为一种绘画语言, 使的当代艺术作品中材料语言、造型语言、色彩语言三大绘画语言并存。材料媒介上升到艺术语言高度, 符合艺术的横向发展, 顺应当今艺术审美观念的提高。

在当代艺术作品中观众与作者一起参与创作活动, 改变了传统的欣赏作品的形式。艺术材料从过去作为物质工具藏于作品背后, 到直接升华为材料艺术, 由艺术家和欣赏者共同注入情感, 从而使艺术材料拥有生命, 发挥材料本身的材质美。这为艺术材料本身成为艺术品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 欣赏观念改变的同时也更好的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很多当代艺术作品是用现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原貌的基础上与艺术美感结合进行创作, 用材料本身带用的生活、政治、社会意义激发观众的审美情感。因为材料本身语言的内涵, 能够给人以更加直观的视觉效果, 会使人们更多的去思考“生活的本质’而不是“艺术是什么”。艺术的创作精神开始从技巧转向材料自身的精神阐述, 当代艺术家也开始让材料自己“说话”。

参考文献

[1]周长江:《材料解读》,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年9月。

[2]鲁热:《当代艺术》,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4年6月。

8.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变研究 篇八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4-0041-05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迫于外部压力或出于企业自身营利动机而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其实质是企业出于自我保护和经济利益动机投入经济资源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与发展演变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企业整体实力、法律制度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演变阶段。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

在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产生以前，企业社会责任就以商人社会责任的形态长期存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在古代中国，“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序列意味着商人的社会末流身份。而在古希腊，“商人比奴隶的地位高不了多少”。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商业伦理观强调的是社会精神，即商业被赋予服务社会的职能；社会的压力迫使商人追求社会利益。中世纪。在占据社会政治经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会看来，商人和商业价值观不仅不值得信赖，而且被认为是反基督的。教会要求商人绝对诚实，并必须承担十分广泛的社会义务，如切实照料吉尔特(Guild，即行会或同业工会)成员、关心所在社区的公共福利等。

西方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代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彻底改变了中世纪基督教宗教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格局，倡导宗教与教育和国家相分离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受到普遍推崇。世俗主义的盛行，动摇了中世纪基督教价值观念中对商人的偏见，财富甚至被加尔文教视为上帝对人类进行恩赐的神迹(Signs)。同时，加尔文教派也要求富人资助贫困者。显然，在加尔文及其信徒那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人社会义务得到了共同提升。民族国家的兴起和重商主义经济哲学的盛行进一步将商人社会责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重商主义看来，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对外贸易顺差是主权国家增加金银储备的根本途径。商人的对外贸易活动因此成为国家富强的基础，商人的社会责任突出地表现为为确保和维护国家利益而从事商业活动。

18世纪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世界工商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带来了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竞争理论为社会所普遍信仰，经济竞争中成败得失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解释为“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商人以及不断涌现的工厂制企业的最高行为准则就是追求利润；重商主义时代崇尚的国家利益观念和使命感以及较早的朴素的商人社会责任观念逐步被利润最大化观念所取代。

19世纪中后期是世界经济中心逐步向美洲新大陆转移的时代，同时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伴随着财富的集中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追求利润的商人或企业家逐步学会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早在1831年，美国银行和船业大亨斯蒂芬·杰拉德开始捐赠公益事业；19世纪50年代，美国金融家乔治·菲布迪捐赠大量资金以资助教育和无家可归者；19世纪末，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捐赠巨款修建公共图书馆和音乐厅；20世纪初期，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赠大量资金以“改善全人类生活”，安德鲁·卡内基进一步捐赠大量资金资助范围广泛的社会公益事业等。

尽管上述早期商人社会责任行为和19世纪中后期的企业家社会责任活动在本质上只是个人的社会责任行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但无论是商人还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行为，都对后来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本文将这种个人性质的商人或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形态。这种萌芽形态的社会责任主要包含商人或企业家所应该承担的一般性社会公益责任，如维护国家利益和社区利益、资助教育和弱势群体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

区别于个人性质的商人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组织性质的企业行为，它既不是单纯的管理者行为，也不是单纯的投资者(股东)行为，而是双方甚至多方相互妥协与共同决策的结果。真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于20世纪初，主要原因是单个企业家或商人越来越难以解决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涌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公众理所当然地希望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企业能够积极介入社会公益事业。早期形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特点是，企业社会责任逐步由被法律法规所忽视和禁止的企业行为转变为法律法规所支持和鼓励的行为；这一特点还与20世纪70年代前后法律法规所强制企业承担的各种具体社会责任具有重要区别。从企业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看，早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家或商人社会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两者资助或关注的社会问题有所不同，即尽管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与商人或企业家慈善家，都以捐赠资金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建造房屋、教堂、学校和图书馆等)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等为主要内容，但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逐步将重点转移到关注企业内部员工权益问题上来，企业纷纷建立养老金计划、员工持股和生活保障计划、失业基金等，同时限制工作时间，提高工资。

20世纪初期，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以及这两个因素所引起的公众对企业社会经济职能预期的变化，导致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20世纪20年代，美国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确立起来。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拥有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的管理者不再是完全拥有自己企业的企业主。也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两种有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关管理者职责的观点。其一是受托人(trustee)观念。根据这一观念，管理者实际控制的现代企业虽然属于私人所有，因而必须为其股东创造利润；但管理者也实际上被置于公众信托人的位置上，他们应该运用其所控制的巨大的社会资源为社会总体而不仅仅为股东谋取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者不但是股东的受托人，同时也是顾客、员工和周围社区的受托人。作为受托人，管理者首先要满足和平衡这些集团的利益要求。管理者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受托人，他们被期待以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个有关管理者职责的新观念是服务原则(service principle)。该原则强调，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及其管理者，应该通过捐助或承担社会责任来回报社会和公众，从而为减少社会不公、缓

减贫穷以及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做出贡献。显然，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的受托人观念和服务原则十分有助于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20世纪初期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确立的时期，也是企业规模不断迅速扩大和企业社会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时期。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企业社会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经济职能预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公众要求掌握巨大社会经济资源的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追求利润，而应该承担与其巨大社会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20世纪初期是美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建立起来，社会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得到来自政府以外的救助。其次，在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发展演变以及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如工伤、职业病、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这些社会问题使得企业不得不面临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和无休止的法律诉讼。企业因此也不得不更多地投入资源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缓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这一时期，美国法律法规对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根本改变，对推动美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长期以来，美国法律体系对企业社会责任持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集中地体现在传统法律体系的“越权原则”中；“越权原则”将公司行为严格限定在公司章程所表述的范围以内，因而在事实上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障碍。20世纪30年代开始，“越权原则”逐步被突破，支持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不断增加，企业社会责任逐步由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发展成为法律法规所倡导和鼓励的行为。1936年，美国国会修订《国内税收法典》，明确规定公司慈善、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捐赠可予扣减所得税。美国各州公司立法也日益朝着支持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向发展；在公司法中赋予企业慈善捐赠权力的州在1928年为5个，1938年为9个，1948年为15个，1959年为41个。1954年，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判定公众公司捐赠在不直接有利于股东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合法的。这一判决最终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认定为一种与企业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本质区别的企业自主行为。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深化

加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完善和快速发展时期。这种完善和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企业社会责任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参与和支持的社会责任项目不仅包括教育、公共健康、就业福利、住房改善、城区改造、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家庭护理等传统项目，也进一步扩大为对种族主义问题、战争、暴力、传染病、以及失败的学校教育等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其次，尽管支持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大量强制性专项法律法规逐步成为推动企业承担特定社会责任的主导性力量，这些强制性专项法律法规，主要包括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大量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雇员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三，企业日益将承担社会责任与赢得商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再被认为仅仅是资源的无偿付出，精心策划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常常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负面影响的加剧、各种独立于企业的社会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以及美国政府财政紧缩政策，都对这一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20世纪60年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各种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这些负面影响导致企业与社会公众以及一些主要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全面恶化，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组织、劳工组织日益成为企业行为的强大约束力量。这些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利益集团或者直接向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关注特定社会问题，如环保组织直接要求企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劳工组织直接与企业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进行谈判等；或者联合其他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极力推动强制企业承担特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的通过。在这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通过了大量直接以约束企业行为为核心内容的专项法律法规，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由法律法规所倡导和鼓励的行为演变成为法律法规所强制承担的义务。从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角度看，1969—1980年，美国通过了16项重要环保立法，其中包括著名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1969)、《清洁空气法案》(1970，1977)等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拉尔夫·纳德及其领导的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近10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联邦法律。此外，美国劳工权益保护立法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高潮：1963年到1974年以雇员健康和安全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立法高潮、1986年到1993年以反就业歧视为主要内容的立法高潮。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美国各种社会经济矛盾集中爆发的时代，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时，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经济复兴计划”，大幅度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由于来自政府的资金日益萎缩，非赢利机构纷纷寄希望于企业提供慈善资金。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企业不仅日益面临来自日本和西德企业的强有力竞争，这一时期美国国内长期低迷的“滞涨”宏观经济环境也大大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获利能力。一方面，社会公众要求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不得不紧缩支出以自保。这一尖锐矛盾推动美国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发生根本变革，不计回报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模式面临挑战。美国企业逐步尝试寻找一种能够兼容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的社会责任模式，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营销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提升与改善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具有“双赢”特征的企业社会责任新模式，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公共管理部门都是巨大的诱惑，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步发展演变为美欧诸国主导性企业社会责任模式。越来越多的企业由排斥与被动承担社会责任逐步向积极主动与策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转变。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成熟与国际化

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社会责任逐步步入成熟与国际化时期，其主要特征有三个。首先，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所确定的企业行为规范逐步成为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导力量。此前局限于各主权国家内部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断发展演变成为突破国界的国际化现象，企业日益受到多种多样的国际性企业行为守则的约束，大型跨国公司也不得不对其遍布全球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行为承担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逐步发展演变成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各洲纷纷修改公司法，

新的公司法要求或允许管理者对包括股东在内的更广泛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股东利益负责。这种修改突破了传统公司法“股权至上”的基本原则，将承担社会责任确定为企业基本的法律义务之一；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策略意识进一步强化；企业界以及社会公众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争论日益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向“企业到底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转变。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对这一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同时也打破了全球传统利益格局，发展中国家在与跨国公司的经济交往过程中面I临一系列严峻社会与经济问题，如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恶化、劳工权益受损等。这些问题的恶化最终导致各种全球性社会与政治力量纷纷对跨国公司施加影响，要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三个不同层次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制定的企业行为准则，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内部生产守则，其中李维一史特劳斯(Levi—Straus)、耐克、沃尔玛、迪斯尼、阿迪达斯(Adidas)以及锐步(Reebok)等著名跨国公司的内部生产守则最具有代表性。二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民间标准，即以外部社会约束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外部生产守则，如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社会责任国际”(SAI)、荷兰“洁净衣服组织”(Ccc)、英国的“道德贸易行动”(ETI)等机构制定的生产守则等，其中又以美国“社会责任国际”制定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最为我国公众和企业所熟悉。三是政府间组织制定的企业行为标准，如国际劳工组织于1998年6月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1999倡导、2000年全面启动的“全球契约”计划等。在上述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并迅速扩展。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统计，到2000年，全球各种机构制定的各类生产守则共有24．6个，其中118个是由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内部生产守则，92个由商贸协会制定，32个由非政府组织制定，4个由国际机构制定。

20世纪80年代末，以“恶意收购”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第四次企业并购浪潮，对这一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恶意收购”盛行是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极端反映。股东接受“恶意收购”的短期获利行为，常常是以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企业职工、债权人、顾客等)利益受损为代价。“恶意收购”迅速在美国遭到各种非股东社会利益集团和公众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美国各洲纷纷修改公司法。据统计，以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纽约州为代表的35个地方州，先后对各自《公司法》的立法理念和具体条文进行了根本性修改。一般而言，修改后的美国各州公司法一方面对股东权力的行使施加适当限制，另一方面则增加了要求管理者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条款。如修改后的宾夕法尼亚州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再享有超过公司发行在外股票20％股权的投票表决权，并要求管理者恶意收购得逞后优先保护一般雇员利益。相对于美国30年代前后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般性法律法规和70年代前后强制企业承担特定社会责任的专项法律法规而言，新的公司法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建立了最基本和直接的法律制度基础。

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方法发生了重要变化。变化之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企业社会责任业绩逐步成为企业对外展示企业形象和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多的著名企业像公布主要财务业绩一样公布年度社会责任活动和企业社会责任业绩。张志强、王春香的研究显示：2002年全球前250家大企业报告社会责任的比例为45％，而各国前100家大企业报告社会责任的比例为23％；2005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到52％和33％；如果把包含了企业责任信息的年终财务报告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比例则高达64％和41％。变化之二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逐步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或企业社会责任董事会，以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事务；这些专门机构或专业董事会不仅负责公司一般公共关系事务，更将工作重点放在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的研究和策划上。如耐克公司1998年设立公司社会责任部，2001年创立董事会层次的责任委员会，并逐步在具体经营管理层次上设立劳工和环境部、安全和健康部、社区事务部等专门负责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职能机构。

五、结语

9.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篇九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胡锦涛

一、党的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

(一)党的十六大完成了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

2002年11月3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全会总结了党的十五大以来五年的工作，回顾了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全会认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从容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使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跃，进而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这十三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将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而这十三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全会还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分析了新世纪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任务，就我国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全会最终议定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六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并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十六大审议，为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在思想、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2114名，特邀代表40名，合计2154名，代表着全党六千六百多万党员。当选代表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其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占75．7％，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代表占24．3％，女代表占18．1％，少数民族代表占10．9％，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1．9％，代表年龄在55岁以下的占63．2％；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党员占97．5％，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党的占32％。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入党的同志已经成为十六大代表的主体，成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重要标志。

李鹏主持大会，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经过深入讨论，在批准了江泽民所作的报告的同时，还批准了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十六大确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这一主题以最简练的语言，告知世人我们党在新世纪要坚持举的旗、走的路，并明确规定了党在新世纪前期的中心任务及以什么样的战斗姿态和精神面貌，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十六大的主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

十六大依据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进一步总结我们党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得出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3)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5)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6)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7)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8)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9)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10)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②。这十条基本经验，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对建国以来党的基本经验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既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对于更好地统一全党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十六大还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十六大报告中所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党章，对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等，作了进一步阐述，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拓展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我党依据社会现状，对党的性质作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党内同志更深刻地认识、落实我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进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载入了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成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建设领域，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相联系，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鲜明的时代内容，赋予党的宗旨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得到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对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198人，候补中央委员158人，中纪委委员121人。在随后举行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3月1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大会选举产生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曾庆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由此诞生。我党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整体素质好，知识层次高，年富力强，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是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值得信赖、充满活力的领导集体，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抓住了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的小康概念。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又提出了到2l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从而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顺利实现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调整。按照“三步走”战略，到20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经过“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我国在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巨大成就，既为实现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上述原因，对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构想中的第三步如何进行具体规划，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对如何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进行酝酿、设计。党的十五大初步把第三步战略部署具体化，提出了到2010年、建党百年和新中国成立百年的发展目标，形成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和头五十年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在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中划分出来的新“三步走”战略构想，又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被进一步明确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六大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成为会议的主题，十六大报告对这一目标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全面部署，指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一目标和部署还写进了党章，提出“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实现了第三步战略部署与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成为由小康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在如此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已经历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但还要继续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我们要在胜利完成头两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继续向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对我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事实熟视无睹，也不能忽视我国的基本国情，以为可以很快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各项方针政策不动摇，集中力量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指刚刚进入小康的门槛，我们所达到的小康只是最低标准的小康，总体水平还比较低。我国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一千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这属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水平。所谓“不全面”，是指我们以往的“总体上小康”主要以经济指标为依据，侧重于物质文明方面，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关注得还不够，以致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还不高，生态与生产、生活的矛盾也较突出。因此，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我们还尚未达到小康社会的要求。所谓“发展很不平衡”，主要是指进入小康的人口在全国分布不平衡，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现在的小康只能是处于小康社会起点的小康，与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

鉴于此，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六个“更加”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即在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努力把小康社会建设得水平更高，内容更广，惠及全体人民。

21世纪，国际局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无疑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我们正面临着的头二十年又是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以我们应在对实现此宏伟目标充满信心的同时，牢牢抓住这难得的机遇。首先，我国经济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其次，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和竞争，以及直接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再次，我国在资金、市场、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最后，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和民族精神的空前高涨，为我国未来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社会保证。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集中力量，努力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体系中，“小康”指的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仅是用来衡量国民生活水平状况的概念。而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则不只限于经济方面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大不仅规定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也规定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关于“三个文明”的概括，即是对小康社会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一个社会只有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时，才会逐步走向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繁荣、民主更加健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全面进步、更加稳定与和谐的社会。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重大进展。

全会强调，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大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人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相统一的新的统筹兼顾理论；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观点；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使其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观点和政策；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观点和想法。

全会强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全会认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全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历史责任。相关链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节选)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O二O年力争比二OOO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这个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各地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肯定，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的祖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的时代背景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都曾指出要重视和研究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赋予我党的历史使命，又作出了不少精辟论述。江泽民多次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做好，我们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这些重要论述赋予我党执政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凝聚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可见，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我党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就国内形势而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要求我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第一，党面临着历史任务的考验。我国的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因此，要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就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第二，党面临着突出矛盾的考验。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用二十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我们无法回避制约实现小康目标的因素，如人口众多而资源短缺，“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尚未完善，教育科技水平落后使人才的数量、质量都亟待提高等。第三，党面临着发展阶段的考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人均GDP一千美元至三千美元的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这个阶段是多事之秋。顺利地度过这一临界点，中国就会步人经济快速增长的快车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否则，便可能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并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这就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其次，就国际形势而言，维护国家发展和生存安全，要求我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以美国为首、众多发达国家参与的“一超多强”格局基本形成，且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世界性的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甚至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但仍存在着反全球化的潮流„„由此可见，我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并不乐观。我国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占有优势的压力，以及他们企图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当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在给我们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可乘势而上，取得更大的发展；反之，丧失机遇，则有可能由盛转衰。

再次，就党内形势而言，党的自身状况及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也要求我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经过八十多年的奋斗和发展，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由此，我们党必须解决好两个历史性课题，一是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执政能力，二是要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党自身也存在着影响执政的因素。一方面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比如，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政本领不大，执政能力不够强的问题；一些农村党组织的软弱涣散问题；新兴组织党的建设滞后问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不够问题等。另一方面则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如腐败问题、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党的执政效率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当务之急即是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并永葆党的先进性。

最后，就党外形势而言，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经验教训，给我党加强执政能力以启示。一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兴衰的深刻教训给我党以警示。这些无产阶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党内缺乏民主，且官僚主义作风极其盛行，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日趋瓦解，致使党最终失去政权。二是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亡的经验教训给我党以启示。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一些曾长期执政的党，他们因为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而丧失了执政地位。三是借鉴世界政党执政的一些基本规律。曾在世界上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政党要夺取政权不容易，而要想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增强执政能力，确保始终为民执好政、掌好权，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始终获得人民的拥护，使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当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正式摆到全党面前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随后的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上，反复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效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003年1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2004年秋天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打算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三批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借此活动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作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决策：一是调整充实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二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先在科学地分析了我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第一次以党的决定的形式，全面认真地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五十五年以来的主要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这六条执政经验反映了我党执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在指导思想上，它既重申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又强调了“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它既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又提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推进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它强调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方面，它指出既要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又要“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在治国理政中，它认为既要坚持为民执政，又要“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靠民执政；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它提出既要“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又要“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还鲜明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首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为此，必须要全面把握“五个以”，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这“五个以”是对五十五年来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概括总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指导原则。一方面，党在新时期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它既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党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党所肩负的重任和使命，着眼于长远，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在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五个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只有遵循了这几条根本原则，才能确保党的工作体现出时代性、把握住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向前进。

其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深刻认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我们党从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角度着手，构筑起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体系，即“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四个成为”、“四个实现”从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作风等方面，对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整体要求进行了高度概括。

其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是我党总结执政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又是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要求和基本方略。科学执政，要求党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地分析和界定党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界限，明晰各自的职能，实现党政分开，从体制上理顺党政关系。民主执政，要求党进一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执政，要求党要坚持依法治国，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照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执掌国家政权，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最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努力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这五项任务亦即五大能力，即“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因此，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加强“五种能力”，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然要求，它要求我们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集中各方面智慧，做到“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党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间的关系，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加强监督，努力改善党在国家政权系统中的领导。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党必须牢牢把握住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应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受到的严峻挑战。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党在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适应社会利益多样化的新形势，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采取正确的方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必然要求，它要求我们党在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趋利避害，制定政策、处理问题，善于将挑战变为机遇。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正确应对严峻挑战、顺利完成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党适时做出的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惟有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健全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方略和执政方式，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首先是要正确理解、把握党的先进性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史告诉世人，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党始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走在革命、建设队伍的前列，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系列伟大胜利。这是党的先进性的最基本的含义。此外，党还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通过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这是党的先进性的深层含义。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先进性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它是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党的先进性进行了最新、最集中的提炼和概括，它向我们昭示：判断一个政党先进与否的标准是要看它能否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它的思想理论是否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能否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表现在坚持“三个代表”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践“三个代表”，就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其次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要性。先进性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决定着党的执政效率，更决定着党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能否实现事业的兴旺和民族的复兴。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我们党始终保持了先进性，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局势，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一如既往地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必须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核心和基础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先进性，依然关系到党和国家乃至全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党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才有资格代表人民执政，才能为人民执好政，才能巩固执政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最后是要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党的先进性与党员个人的先进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党的先进性既表现在党的整体功能的发挥上，也体现在党员个人具体的先锋模范行动上。

八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所拥有的七千多万名党员，总体上看是保持了先进性的，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在党员队伍中也存在着与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有一部分党员、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先进性，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甚至有极少数党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先进性，连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和起码要求也不能达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适应”、“不符合”甚至于背离了党的先进性要求，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党的执政成效，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予以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问题。

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共中央早在党的十六大就已开始酝酿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相关事宜。2003年，先进性教育活动先在全国党政机关、农村、城市基层等五种类型的19个单位进行了试点，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和宝贵经验。于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

2005年1月，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式启动。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集中教育活动，是新世纪、新阶段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

此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际和党员队伍现状，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党中央认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不仅要解决党员、党组织的问题，而且还要促进群众问题的解决。于是，先进性教育活动明确提出了所要达到的四大目标：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要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把是否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

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原则的指引下，要求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履行好八项义务，行使好八项权利，并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环境，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思想、政治、作风等各个方面，真正成为社会和群众的表率，进而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和先进性。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重要举措，通过教育活动，使党的先进性得到加强的同时，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巩固，并增强了党抵御各种风浪的能力，为党顺利完成执政使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保障。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种种风险和挑战，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决于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只有通过有效的党内教育活动，增强广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真正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举措，工作有新成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动力。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虽然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有阶段和时间限制的，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却是无止境的，因此，中共中央在推进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提出要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目标，以实践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这表明，党的先进性建设终将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相关链接

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不断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全面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继续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加大干部交流力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特别要培养选拔胜任重要岗位的年轻干部。注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三)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顾全大局，增强团结，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保持协调高效运转，增强整体合力；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反对好人主义、自由主义。优化领导班子素质结构，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配备。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配和管理、监督。重视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优化人大、政协领导班子结构，逐步减少人大、政协领导职数。修订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制定党组工作条例。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为载体，建立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机制。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关党组织要严格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高校党组织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力做好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社区党组织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探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促进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及时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党组织，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关心爱护党员和基层干部，特别要帮助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党员、下岗失业职工中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老党员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加强代表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各级全委会召开会议时，可根据议题事先征求同级党代会代表意见或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六)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思想教育，健全相关制度，提高执政效率，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严格规范和控制各种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轻车简从。

(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表彰勤政廉政典型，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内容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温家宝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在一年多来的实际工作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全会在全面分析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继续做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篇文章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这二十年又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因此，“十一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好坏，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十一五”时期，只有把经济社会的发展纳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局面，才能为后十年的顺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建议》从“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十一五”时期要“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高度概括了《建议》的主要精神。立足科学发展是对“十一五”时期发展方向的总体要求，着力自主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体制机制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促进社会和谐则在构成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外，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条件。这四句话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

《建议》明确提出了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在确立科学发展观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因此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建议》最鲜明的特点，成为贯穿《建议》的主线。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是在我们党深刻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经验教训，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为此，《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的六条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体现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应加以全面、辩证地认识，深刻理解其内涵。

根据党的十六大作出的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建议》在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包括了经济增长、资源环境、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多方面内容。“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相衔接，将定性要求与定量指标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增长质量、效益相结合的要求，也体现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还体现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

《建议》还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

(1)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议》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建议》在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强调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所在，并指出，要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以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进而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3)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议》阐释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即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提出了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四大机制，形成相互促进、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4)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鉴于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建议》强调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发展循环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节约资源、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是缓解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的重大举措。

(5)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众多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建议》明确指出，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以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社会进步，从而实现长期、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6)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教育、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着力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对此，《建议》认为，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而要加快科学技术创新和跨越，也离不开人才。

(7)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必要条件。针对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正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建议》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从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手，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建议》求真务实，无疑为今后一段时期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此外，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一个新的推动综合治理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载体——平安建设应运而生。2005年5月，胡锦涛在接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时就明确要求：“深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和平安建设活动，切实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继续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写进了规划。

200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意见》阐述了平安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平安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强调平安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工程，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工程。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坚决防止和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重点抓好县(市、区)以下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建设。认真贯彻《信访条例》，建立健全信访工作机制，维护信访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和预测，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意见》提出，要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完善社会治安形势评估预警和政法部门配合制约等工作机制，构建有效预防和及时发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治安防范意识，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形成维护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扎实推进农村和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运用科学、民主、法治的方式，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要加强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建立健全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长效工作机制，关心和重视农民工劳动保护，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教育与维权并重，探索新形势下流动人口管理的新办法。扎实做好服刑人员子女、流浪儿童、闲散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工作，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加强对缺乏监护、具有不良习性青少年和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积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发生。加大对网吧、娱乐场所的整治和管理力度，坚决查处色情等违法网站。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消防管理，预防和减少重特大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的发生。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严肃查处安全责任事故背后隐藏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预防和减少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特大恶性安全生产事故。

《意见》强调，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综合治理、政法组织为骨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网络，筑牢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认真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着力整合群防群治力量，形成人人参与治安防范的工作格局。

到2005年年底，平安建设已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展开。广泛开展平安县(市、区)、平安乡镇(街道)、平安村(社区)、平安校园、平安企业和平安家庭等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已经列为2006年全国平安建设的重点。此外，“平安村”创建活动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社会平安、人人受益，维护平安、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各地形成。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发育程度较低，仍不健全，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特别是经济体制仍然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障碍，加之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使得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协调以至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此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2003年10月11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观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提出来的，是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要重视经济指标，但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总量上的增长，而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社会发展、民主法制、资源环境等一系列指标，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起一个和谐的社会。

发展是硬道理，是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也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其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它在强调了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同时，又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于发展观念的创新，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针对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决定》鲜明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即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要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筹区域发展是要实现地区共同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要实现人口适度增长、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则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是指人民群众，“本”则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我们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政权，巩固执政地位，同样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一定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受者。由此可见，以人为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它突破了传统发展观“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在注重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关注个体利益的实现。因为只有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统一起来，最充分地满足个人利益，保证个人利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科学发展观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这一重要目标。于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即要“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度强调了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指出：“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人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起点，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并且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目标等方面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旧回答着如何在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中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特征的“全面发展”，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内容的协调发展以及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本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它基本涵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是统领全局的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这也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要求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综上所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各种权利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最根本的是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通过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同时，再借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获得更大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此为指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006年1月9日至11日，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为了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总体部署，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努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要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紧紧抓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中心任务，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三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四是要坚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和科技领军人物，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高级专家。五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发展创新文化。要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用十五年的时间使我国进人创新型国家行列，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深刻认识完成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抓紧抓好；加强协调配合，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坚持以人为本，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奋发努力、扎实苦干，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委员，参加了分组讨论，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

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广泛深入动员人民群众，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真心诚意造福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相关链接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 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等等。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从国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给我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能够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由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6年3月4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一是要提高全民族素质。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要充分发挥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力度，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二是要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国家兴盛，人才为本。要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工作措施，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努力造就大批优秀人才。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的环境，不拘一格选人才，建立健全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体制机制，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开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人才辈出的局面。

三是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锦涛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的部分讲话

思考题：

1．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现阶段“低水平”的小康有何区别?

2．我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