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说

大学校长说（12篇）

1.大学校长说 篇一

微博热议：开学第一课大学校长说什么?

@微语录

“同学们，你们好，_ _ _ _曾说：_ _ _ _ _ _，只有_ _ _ _才_ _ _ _ _，你们应该学会_ _ _ _ _，学会_ _ _ _ _，学会_ _ __ _，最后，我谨代表_ _ _ _希望你们拥有美好的大学生活!”咳，通常这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掌声清醒过来。还好，并不是所有的大学开学致辞都如此干燥催眠，微观挑选出各大学开学典礼致辞中，激励新一代的启迪之音。

“在一家有着金字招牌的公司里干着一份起薪丰厚的.工作，加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财富，是否能够满足你们的内心呢?……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从今年起，复旦本科生管理将全面推行学生自治的“书院制”。

“如果你照我的话做，接受我的建议，毕业前就会读完三四十本书。会了解三四种不同文化，会讲几种语言，对世界事务也开始有所了解。你会喜欢与人合作，而不是人争我夺。你的世界会更广阔，而不只局限在维多利亚港两岸。你会更懂得待人接物，更擅于随机应变，人缘也更好，每个人都乐于和你交朋友。未来发展事业时，你会更有本钱遨游四海。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工作、发展事业和建立家庭。”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

香港中文大学从1963年起实行4年制，在今年得到香港“五加二加三”学制的承认。

“我写信希望同学们独自来学校报到，就是希望大家从独立生活开始，进而学会独立思考、培养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一种不依附他人和权威，具有自我人性与追求的精神品格。只有学会了独立思考、具备了独立人格，才能帮助你们激发好奇心、启迪想象力、建立批判性思维，才能促使你们真正走向成熟，也才意味着你们可以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更是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良心的最后堡垒。”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

“在大学的自由发展意味着要‘成为你自己’，而这绝不只是指有好的成绩，还要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主动学习和实践;需要质疑和独立思考;需要外界给予和自己寻找开放的环境等。”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

有媒体统计，人称“根叔”的李校长在13分钟的致辞里提到了4 5次自由，并寄语：别把学习当做谋生手段。(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

(以上内容均整理自微博。奥一微编辑邓春)

2.大学校长说 篇二

振兴高等教育,希望在教师,关键在校长[1]。“观其校长,知其学校”或“观其学校,知其校长”[2]。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高层领导,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国外而言,正如洪堡之于柏林大学,阿什比之于剑桥大学,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安吉尔之于耶鲁大学,威尔逊之于普林斯顿大学,吉尔曼之于霍普金斯大学,哈珀之于芝加哥大学,克拉克·科尔之于加州大学,康普顿之于麻省理工学院等;就中国而言,正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朱九思之于华中科技大学等,在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史[3]。教育是人的素质养成和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4],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和学术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对于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和办学实践起着关键作用。不同教育学术背景的精英是否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取向是值得深切关注的问题[5]。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背景下,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肇始于1929年雷尼(H.P.Rainey)在《学校与社会》上发表《关于学院院长的一些情况》,国内外学界开始了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与讨论,主要集中在大学校长的角色、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校长的选拔、大学校长的运行机制及职业化等方面[6]。如Schmidt G.P(1930)、Harold W.Stoke(1959)、克拉克·科尔(1986)、Maurice Kogan(2000)、李延成(2002)、王洪才(2006)等探讨了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T.J.Sergiovanni(1984)、Paul Westmeyer(1985)、Burton R.Clark(1987)、Whcowley(1991)、Robinson(1997)、Brubacher(1997)、许晓东(1993)、牛维麟(2003)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素质;Cohen Michael D(1974)、Judith Block Mc Laughlin(1990)、W.Taylor(1992)、Jacqueline E.King(2008)等探究了大学校长的选拔路径;褚宏启(2002)、王继华(2004)、李树(2005)、刘庆东(2009)、陈潮光(2009)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运行机制及大学校长职业化。

教育学术背景作为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重要指标,但目前专论大学校长教育学术背景的学术文章较少,仅蓝劲松、徐文、李晓飞等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该研究主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其他指标的研究。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在1986、1990、1996、1998、2002、2006年进行了6次全美大学校长调查[7];白保中对中国排名前50名大学的校长群体特征进行了分析[8];张光进对中美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探究[9];姚利民对中国34所大学知名校长的个人特征进行了分析[10];牛维麟对中美大学校长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11];史万兵对中美18所大学校长的知识背景进行了对比分析[12];尚冠军对中国115所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进行了研究[13];樊华强、刘秀丽对中美大学校长的任期进行了比较研究[14,15];姜朝晖、郭俊对中国“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国际化特征进行了分析[16,17]。

总之,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国外开始得较早,研究的内容具体,研究深入且偏重于实证研究;国内的研究开始较晚,研究的内容比较抽象,研究尚显肤浅且侧重于论述[18]。国内外学界对大学校长的研究对进一步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理论分析、逻辑演绎的阶段,鲜有研究使用实证资料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19]。基于此,本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数据和访谈的部分国外知名大学校长的资料为基础,采用SPSS18.0等软件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分析与探讨。

三、实证分析

鉴于现有的研究条件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本研究通过各高校网站、人民网、教育部网站、科技部网站等获取了115位“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截止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其中39所大学同时入选了“985工程”大学,为便于统计,用“I”代表39所“985工程”大学,“II”代表非“985工程”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III”代表整个115所“211工程”大学。115所“211工程”大学类型分类如表1所示。同时,笔者访谈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大学校长或副校长。

(一)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

根据表2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1人为学士,13人为硕士,101人为博士,其中“985工程”高校38人,“211工程”高校6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校长占总数的87.82%。就美国而言,2006年美国大学校长拥有Ph D的比例占校长总数的54.3%,拥有Ed D的比例为20.7%,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为9.5%,拥有JD的比例为5.7%,拥有MD的比例为1.3%,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1.9%。与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相比,中国大学校长在学位层次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类别

根据表3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45位是工学出身,占总数的39.13%,30位是理学出身,占总数的26.09%,即工学和理学出身的大学校长(65.22%)超过总数的一半;拥有工学、理学博士学位的校长为69人,占拥有博士学位校长总数的68.3%。其中39位“985工程”高校的校长更是有31位是工学和理学出生,出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校长较少。相对于美国而言,其大学校长获得的最高学位中,比例最高的领域为教育或高等教育,占43%,其次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别占13.8%和13.7%,宗教或神学占7%,商学、法学分别为4.9%、4.7%,物理学或自然科学(3%)、生物(2.5%)、工学(2.1%)、医学(1.6%)、数学(1%)、农学(0.7%)等学科的比例都较低。美国高校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以外,基本上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20]。

(三)大学校长的学位类别与大学类型匹配程度

本研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大学进行了初步分类,并探讨了大学校长的专业类型与大学类型的匹配程度。由表4可知,在综合性高校中,大学校长的学位类别相对较为多元化,在9大学科类别中,除医学和哲学外,其他学科类别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理工型的大学中92.3%的校长是由具有工学或理学教育背景的校长担任。在专业性较强的高校中,校长多拥有该院校主流或优势学科专业的教育背景,如8所农林类高校中,拥有农学背景的校长有5人;5所财经类高校中,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校长有4人;3所医学类高校中,所有校长的学科背景均为医学。

(四)大学校长的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

本研究中的海外求学经历是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高校攻读并获得学位的经历。根据表5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35位有海外求学经历,占总数的30.43%。本研究中的海外访学经历是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高校进行研修或开展合作研究的经历而非攻读学位的经历。根据统计,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有71位大学校长有海外访学或研究的经历,占总数的61.74%。同时,大学校长海外求学或访学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或日本等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见图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受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美国在被史学家称为“第一批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埃弗雷特、蒂克纳、班克罗夫特和科格斯韦尔赴德国大学学习后,一大批美国人到德国大学进行学习。在德国留学回到美国并且后来成为大学校长的一批人,结合美国的国情和文化,将德国的学术理念、科研思想与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融入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

(五)大学校长的毕业院校

本研究中的名校主要是指“985工程”高校,中科院、中国港澳台地区部分高校,国外知名高校。根据表6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77人毕业于名校,占66.96%。其中“985工程”大学校长中35人毕业于名校,占“985工程”大学的89.74%;“211工程”大学校长中42人毕业于名校,占“211工程”大学的55.26%。这反映出中国高水平的大学由名校毕业生担任校长的比例比较高。就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而言,其基本上均毕业于名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基本上是由名校毕业生担任校长。

(六)大学校长的毕业大学数量

根据统计分析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36人所获得的学位来源于同1所高校,占总数的31.3%,68名大学校长有在2所高校攻读学位的经历,占总数的59.13%,11名大学校长毕业于3所大学,占总数的9.57%,反映了大部分中国大学校长毕业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大学。同时,“985工程”大学校长毕业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大学占“985工程”大学校长的比例(77.14%)高于“211工程”大学校长的比例(71.0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85工程”大学校长求学经历的多元化程度略高。

(七)大学校长与现任职大学的关系

校友资源是大学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根据表6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63位大学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总数的54.78%。其中,“985工程”高校中21位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985工程”高校总数的53.85%;“211工程”高校中42位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211工程”高校总数的55.26%。相对于美国高校而言,美国高校只有大约1/4的校长来自本校,大部分校长来自其他高校。其中,公立高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8.1%;私立高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3.9%。

(八)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主要治理者,有必要通过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以形成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有无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和发表多少是衡量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22]。根据表7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发表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在20篇及以上的仅有7人,占总数的6.09%;发表11-20篇的仅8人,占总数的6.96%;发表1-10篇的有84人,占总数的73.04%;还有16名大学校长尚未发表一篇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论文在11篇及以上的15人,主要以“985工程”高校校长为主,其要么是高等教育领域或人文社科方面的专家学者,要么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多年。

(九)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

根据表8可知,115所中国大学的校长均由教授担任;“985工程”高校的校长全部是博士生导师,“211工程”高校的校长除了3人以外其余也均为博士生导师。同时,中国大学校长中,27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占总数的23.48%。其中,“985工程”高校中17名校长是院士,占“985工程”高校总数的43.59%;“211工程”高校中10名校长是院士,占“211工程”高校总数的13.16%。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中,排名前20位的大学,有6位校长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其中3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最好的大学,其校长往往也是最优秀的学者。

(十)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聚类分析

本研究选取是否拥有海外求学经历、首次当选现任职大学校长时的年龄、最高学位层次三个作为变量,利用组间平均距离法进行归类,对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适龄当选、海外求学”,共89人;第二类为“低龄当选、国内培养”,共25人;第三类为“高龄当选、海外求学”共1人。第一类大学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1.06岁,第二类校长当选为43.08岁。从年龄层面上分析,第一类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符合国际大学校长的普遍当选年龄,该年龄段的校长在工作经历的丰富程度、身体健康程度等方面处于良好状态,尤其是该年龄段校长的改革创新意识较强,工作热情较高。第二类校长较为年轻,属于“少壮派”,适合对学校开展各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今教育改革之际,此类校长更适合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在海外求学经历方面,第一类校长中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有30人,占总数89人的33.7%;第二类校长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仅有4人,占全部21人的19%。第二类校长更多为国内求学后通过晋升当选校长的。

同时,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高学位类别、海外求学经历、毕业大学数量、是否现任职校校友、是否博士生导师等因素在“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而最高学位层次、是否名校毕业、发表高等教育方面研究论文、是否院士等因素在二者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大学校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是大学校长思想的重要基础,是成为校长及校长遴选的一个重要参考[23]。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笔者对115所211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据此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拥有博士学位的理工科大学校长治校是主流。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即现任大学校长接受高等教育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受苏联影响,并与传统教育思想中重理轻文的现象密切相关,也与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强调理工学科导向有关。

第二,专业性大学校长治理专业型院校匹配程度较高。这主要与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来源有关。中国大学校长任命权主要掌握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的真正所有者实际上是以排他的方式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府部门,具体就是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以及教育厅/局)[24]。

第三,大学校长是任职校校友和名校毕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主要原因在于知名大学具有良好的传统与优质的师资队伍,大学校长在知名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受知名大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有助于其成长。

第四,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求学或访学主要集中在教育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是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容易局限其视野。

第五,大学校长以拥有博导头衔的学术精英为主体,但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不足。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的知识,需要学术精英进行治理[25]。然而,其对高等教育研究不足,不利于其把握教育规律进而领导大学建设和推动学科发展。

(二)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本校毕业的人担任本校的校长有利有弊,利主要体现在其对母校更熟悉、更有感情,更了解学校的历史,更能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更清楚学校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以便于管理;弊端主要体现在校长太熟悉本校,在管理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受制于本校长期形成的复杂人事关系,也难免限于“局内人”的困境,从而使学校缺乏必要的“冲突”进而妨碍学校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校长毕业于本校也使得校长的视野偏于狭隘,很难超越本校的历史传统和环境去理解大学和识读大学[26]。目前,与美国选拔具有跨校求学和跨校工作背景的人担任校长不同的是,中国有偏爱“留校”的传统,大多数校长是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留校学生,“近亲繁殖”和“校本色彩”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大学校长选拔不仅要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以吸收不同高校的优秀经验,同时要兼顾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以形成多元化的背景进而综合形成新的特色与优势。

第二,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博士生教育与教授背景。目前,大学校长学科知识背景以理工科为主,较为单一且呈现失衡的现象。因此,在大学校长选拔中需要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提高大学校长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素养,充分发挥其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教育背景有助于大学校长开拓视野,形成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同时,经过研究生阶段尤其博士生阶段的严格科研训练和知识积累的大学校长往往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其治校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博士研究生学历是选拔大学校长中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27]。王英杰教授指出,对于一流大学校长,院士几乎是必要条件。虽然对于大学校长是否需要拥有院士头衔和院士是否适合担任大学校长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重要课题,但是高等学校作为知识的殿堂和学术研究机构,需要教授担任大学校长,体现“教授治校”的理念与思想。

第三,大学校长的选拔需注重知名大学求学背景与国际化视野。知名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助于其熏陶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到其治校理念和治校实践中,因此,大学校长在知名学校求学的经历可以作为选拔大学校长的其中一个指标。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是教育发展的特征和主要趋势[28],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教育国际化是21世纪大学办学的主要理念之一,也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大学校长的国际化有助于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因此,在大学校长选拔过程中要关注其国际化视野,通过大学校长国际化建设,培育先进的大学理念,制定完善的大学章程,建立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搭建广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努力推进一批大学进入到世界大学国际化的行列中。

第四,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关注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与综合治理能力。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通过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把握其客观规律,有助于大学校长形成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大学校长作为学术机构的主要治理者,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专业学术修养,而且要研究高校人才成长规律、人才培养规律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大学内部由谁控制[29],校长是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处于大学、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场域中[30],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全面校务,因此需要具备综合治理的能力。作为大学校长,既要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又要是具备政治理论素养的政治家,既要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学者又要是研究并精通高等教育规律的治理者,既要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要是富有教育理想的改革推动者,既要是积极为大学发展争取资源的社会活动家又要是大学形象的维护者。因此,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懂教育的政治家和懂政治的教育家。

摘要：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作为样本数据,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需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博士生教育与教授背景,需注重知名大学求学背景与国际化视野,需关注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与综合治理能力。

3.听西点校长说西点精神 篇三

还来不及对匆匆一瞥的校园表示惊愕，就看见西点军校的第56任校长威廉·J·小莱诺克斯中将已经站在门前迎候。前不久刚在国防大学听了他介绍西点教学理念的学术报告。分别还不到10天，客人便做了主人，主人反成客人。由于已不是初次见面，大家先叙友情。当谈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时，满脸堆笑的他大感兴趣，一面拉我合影，一面说：很遗憾，西点没有艺术专业，不过我们的设计专业有些艺术课程。

大家寒喧如仪并喝过咖啡、吃过饼干后，小莱诺克斯乃言归正传，继续9天前他在北京开始的话题。他的9才极好，谈锋甚健，抑扬顿挫间充满着自信和自豪。作为一名老兵，我对西点军校的情况略有所闻；作为一名中国军校的校长，小菜诺克斯中将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西点教育的根本是灌输价值观。西点是美军第一所军校，也是美国的第一所工程院校。令我惊奇不已的是：作为一所理工科大学，何以将心理学、写作、文学，外语、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伦理学等列为核心课程?小菜诺艾斯解释说，所有这些课程，都是为了培养美国文化观念和西点“责任、荣誉、国家”价值观。我想应当在我所在的学院大力提倡人文教育，因为有的学员竟把自己所学的人文学科专业降到了技术层面，而对蕴藏其中的丰厚人文精神多有忽视。

其次，通过养成训练，让学员学会服从。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然而，如西点这般严酷的服从训练并不多见。在西点，学员遇到军官或高年级学员问话时，只有四种回答；“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报告长官，不知道”。除此之外，不得多说一字。也许是为了展示他的训练成果吧，小莱诺克斯安排3名高年级学员参加会见。当问及如何回答上级时，他们重复了上面四种回答，并说最常用的是：“报告长宫，是！”再问他们这样回答是否有时心里不舒服，他们立即回答：“报告长官，不是！”看来真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了。

第三，注重品德教育。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是：“学员不得撒谎、欺骗、偷窃，或是容忍上述行为。”西点要求学员终生保持诚实正直的品质。西点从点滴培养，要求学员忠诚于班，忠诚于连，忠诚于陆军，忠诚于国家。小莱诺克斯很坦诚地说1977年，西点发生了l00多名学员考试作弊的丑闻。学校采取断然措施，将这些学生全部开除，以儆效尤。规章制度明确，执行规定严格，学员所受教育深刻，这就是西点。

美是可以传播的

4.我想对校长说作文600字 篇四

敬爱的校长：

您好!

时光匆匆逝去，转眼我已经六年级毕业，作为一个毕业的学生，我深知什么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是重要的。二十一新世纪，作为零零后，我们这些小学生渐渐变得懒惰、自私，而我想对您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学校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美丽校园，我喜欢这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

而您也深知我们爱读书，给每个班级配了两张书卡，让我们可以在书还畅游。

可您知道吗?书卡是交给一位学生保管的，学生太多了，很容易乱。虽然借书可以一次性借很多本，可是第二次借书时要把上一次借的书还上，我很理解学校的这种做法，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可是，校长您又知道吗?很多同学都把书本忘在家或者忘在宿舍里了，这个拿了那个便没拿，根本就借不了书。

我知道他们那不是有意为之，可是您知道吗?我们班上是男女生各一个书卡，我们班女生这个学期就只借了一次书，而且还是拿书卡的人自己借的，我们连看都没看一眼。

平常我们都是自己买书，相互交换着看，这倒也没什么，只是我们班有些人为了书卡大打出手。

拿书卡的人把书卡放到家里，忘记拿了，让我们班一半的人都借不了书。女生没拿书卡，找男生借，可男生根本就不愿意借给我们，而且为了让我们女生打消这个念头，对我们说：借给你们一本书可以，一本书一块钱，每本可以借一天，到期后归还。

鉴于对知识的.渴望，再加上是复习阶段，很多女生都愿意找男生借书，当然，包括我在内。

希望校长可以让班主任把书卡放到讲桌前，让每一位同学自由借书，然后再由一个学生做记录，防止书卡丢失。

您还可以让对知识渴望的学生每一个都办一张书卡，只是这种方法比较麻烦。

或许我站的角度不对，也或许我没有把事情考虑周全，请您见谅。

您可以不采纳我的方法和建议。

总之祝您事业顺心，青春永驻。

您的学员：孙思婷

5.校长我真想对您说作文350字 篇五

校长，一直以来，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今天趁着这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决定鼓起勇气对您说一下。

校长，我想对您说，学校的体育设备太少和网太差了，操场里没有一张乒乓球桌，只有篮球场和老掉牙的双杠。篮球场我不说，可是那些老掉牙的双杠已经“摇摇欲坠”了，在上面玩多危险啊;还有乒乓球桌，其实我知道在我们这栋教学楼的最顶层――七楼有十来张乒乓球桌，对吗?可是您们为什么不让学生进，只让老师进，这……不是……明显的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学生吗?

校长，我想对您说，学校为什么没有钢琴?如果价格太贵，那电子琴总该有吧?还有，我发现您对乐器表演有严重的偏见，为什么每届艺术节只有古筝弹奏，而电子琴和钢琴从没见过登台，难道是因为古筝的历史比钢琴早吗?不只这些，还有，我发现我校会弹琴的人寥寥无几。说明了我校在琴方面还不够重视，所以应该在兴趣班里设置弹琴一课。

6.大学校长说 篇六

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校长应捍卫大学精神-时政频道-新华网

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校长应捍卫大学精神 月02日 21:47:30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当钱伟长这位杰出的`大学校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培养“全面的人”     20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钱伟长高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应把人才培养和繁荣学术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因为耳目一新的演说词而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1 2 3 下一页      1 2 3 下一页    

7.大学校长说 篇七

一、学者眼中的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

当代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说过“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 教职员工的同事, 校友的可靠伙伴, 站在校友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 能干的公众演说家, 同基金会和邻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 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 工业、劳动及农业界的朋友, 同捐款人进行交涉的富有辩才的外交家, 教育的优胜者, 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 新闻发言人, 地道的学者, 州和国家的仆人……”[1]。从克拉克·克尔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得出, 他眼中的校长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才, 在他的述说中“教育的优胜者”“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地道的学者”这三个词是对于大学校长学术身份的认可, 同时我又觉得这三个词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究竟在学术上达到怎样的成就才能匹配上这三个词,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同时, 在克拉克·克尔的描述中, 我们也很难分析出作为一个全才的校长, 究竟哪一种素质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程诗敏在《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中将当今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 学者+教育家+管理者;第二种, 教育家+管理家;第三种, 形象代表+智者+执行者+战略家;第四种:多重角色。[2]鉴于我研究的视角是于大学校长而言, 学术权威是否是刚需, 基于此, 我把相关文献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强调大学校长的学术权威的, 第二类是并不苛求大学校长必须具有学术权威的。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选择不同素养的校长,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王洪才和陈运超, 王洪才在《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中提出, “就办学层次而言, 研究型大学宜选择学者型或大师型校长进行管理, 教学科研型的大学宜选择管理型的校长, 而教学型大学则适宜选择协调型的校长, 对于职业类型和私人大学而言, 采取经营型风格的大学校长进行经营管理为宜”[3]。对于这种观点我把它归为第二类, 因为学术权威也不是校长胜任的必要条件。

就第一大类而言, 坚持主张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学者, 支撑他们观点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这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圣地, 学校的教师都是各个专门领域的专家, 而作为校长必定要作为他们的楷模, 因此校长无可厚非也应该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4]; (2) 这是由外界的职业期待造成的, 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形象代表人, 必须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分量, 而在学校这个场所内, 学问无疑是大家公认的标准, 所以校长应该是学术权威也就毋庸置疑了。

就第二类而言, 坚持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懂教育的管理者、执行者、协调者……, 他们的出发点大都是说现在大学的职能的拓展, 除了传统的教学、科研, 现在还有社会服务, 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 大学已经走出了最初的象牙塔, 由原来的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越来越与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大学代言人的校长, 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样化, 处理的事物也是越来越繁杂, 与此相适应的, 需要的素质也越来越综合, 一个领域的专家, 或者某几个领域的专家是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

这是我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 发现, 对于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主要是分为两派, 一种是强调大学校长必须是学术权威, 另一种是强调大学校长的多元身份。

二、作为学术权威的大学校长的困境

(一) 校长自身精力有限

孟子曰:“鱼, 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校长作为出类拔萃之人, 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但是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体, 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优秀的校长, 一定是一个专职的校长, 一个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一定是潜心研究的人, 这就像鱼与熊掌一样, 二者不可兼得。著名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的研究方向是地理学和气象学, 1918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博士学位, 然而在做了十年的校长之后, 却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十年校长, 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竺可桢尚且如此, 又有谁还能坦然地说, 能在这两种身份中自由地游走。所以说, 一个称职的校长应该是心无旁骛的、全身心投入的。在刘道玉的文章《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将大学校长分为学者化的职业校长、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5]他这里所说的双肩挑学者型校长就是我说的具有学术权威的校长, 刘道玉是这样评价这一类校长的:“缺乏艰难复杂的实际工作锻炼, 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管理能力、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经验缺乏;身兼数职不可避免地顾此失彼;由于只是某个专业的专家, 看问题难免受到专业局限性的影响;某些校长甚至可能会利用职权, 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 在招收研究生、申请科研经费、研究成果评奖等方面, 与其他教授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5]。由此可以, 由于受自己精力的局限性, 一个人不可能一方面既是卓越的校长, 另一方面又在学术上持续开花结果。

(二) 强调学术权威也会导致校长选拔标准的不公正

校长选拔的标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 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里我不再赘述。在中国学术界, 每一个专业的分量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是有等级层次之分的, 总的来说, 理工类比文史哲类的社会认可度要高得多, 既然选择大学校长需要依靠学术权威这一个标准,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那些当选的校长更多的是拥有那些拥有专业认可度比较高的专业背景的人, 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变相的专业歧视呢?我想应该是的。在刘道玉说大学校长的遴选要坚持, “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二要不拘一格, 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框框;三是正确地解决好校长双肩挑的问题”[5]。在我看来, 因为选拔校长看中学术权威, 那么真正做到刘道玉所说的这几条基本是不可能的。在学科最初诞生的时候, 人们就给予了它论资排辈, 传统优势专业日新月异, 新兴的专业无人问津, 每个专业本身的根基就不一样, 那么学习这些专业的人也有三六九等, 因为社会认可度的不同, 可能会导致小众专业的杰出人才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 至于校长之职, 于这些小众专业中的精英而言, 肯定是望尘莫及的。

(三) 大学的发展决定了校长素质的多元

最初的大学是一种行会性质的组织, 就是简单的老师教, 学生学, 老师就是所谓的教学能手, 作为教师代表的校长, 更多的也是一个学术形象, 随着教育的发展, 学校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元,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等功能, 这就是克拉克·克尔所说的“多元巨型大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 规模不断扩大, 与社会的交往也越来越密集, 作为一个现代优秀的大学校长, 在内应该是一个执行者, 执行国家对于大学发展的规划和要求;应该是一个领导者, 能够有独立的办学方针和准则, 带领学校乘风破浪;应该是一个协调者, 协调教师与学生的矛盾, 教师与教师的矛盾, 让师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生活;在外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能够在各种场合介绍自己的学校的理念发展目标, 能够跟其他学校的校长交流切磋;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 胸怀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些素质中哪一种最重要?这个问题很复杂, 应该依据学校的类型、学校的发展阶段而定,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学术权威这个素质在校长应该拥有的所有素质中将不再拥有统治地位。

三、走出学术权威的怪圈

大学校长的选拔必须要有一个标准, 而且必须会有一个学术的标准, 我觉得对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客观看待学术素质的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

(一) 坚持学术权威的刚性需求原则

大学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 大学校长是维护这座象牙塔的忠实守护者, 只有一个懂得学术价值的人才会真心为学术奋斗, 所以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珍惜学术成果、捍卫学术尊严的人, 但是多大程度的学术成就才能胜任校长之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校长选拔过程中, 学术权威只是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究竟设计成多高, 需要我们商榷, 正如武功最高的不一定能当将军, 文采最好的不一定是宰相, 对于学术权威的刚性需求, 值得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正确地去看待。

(二) 坚持学术权威的弹性需求原则

学术权威是对一个人学术素养的肯定, 但是学术权威却不等同于管理能力, 而且这两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要把学术权威这一个标准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应该依据学校的具体类型、学校的具体发展阶段、学校的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校长, 不应该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标准。对于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学术型的校长可能更具说服力, 对于教学型大学和专业性大学, 可能更需要实践人才;当学校处于发展的初期, 可能更强调校长的筹资能力和个人号召力 (是否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 当学校处于成熟期, 可能更强调校长的运营能力、创新能力, 即能否在安逸中求突破, 当学校处于衰退期, 考验校长更多的应该是处变不惊的能力、乘风破浪的智慧。所以, 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要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19.

[2]程诗敏.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J].校长治校, 2008 (03) .

[3]王洪才.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J].江苏高教, 2005 (03) .

[4]胡秀英.浅谈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J].当代教育论坛, 2007 (01) .

8.大学校长眼中的大学精神 篇八

主持人：李文君

投稿邮箱： liwenjun163@163.com

大学精神引领大学和社会的进步

郭东明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大学之所以能经久不衰、走向社会的中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学的精神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连理工大学60年的建设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大学应始终保持一种令人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精神的应有之义；同时，大学精神同时代、历史和文化特色密切相连，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彰显和体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坚韧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格物致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些都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的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塑造和丰富。大学可以没有围墙，但是大学在精神、追求方面引领着社会的精神、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学精神的培育

周介铭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艰巨期，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竞争亦日趋激烈。置身于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中，大学要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学培育与环境相适应的教育观念、人才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创新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理念与精神文化，而这一切，正是培育大学精神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纵观现代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作为以追求真理、传承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的大学，若没有积极向上的理想、催人奋进的精神，那将缺乏自我更新发展的生机活力。大学在促提高、谋发展时，只有树立远大的目标，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照耀下，才能于教泽绵绵，薪火相传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通过培育大学精神能够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协调发展。学校要谋求发展，不但要注重校园自然景观的建设，更要通过传承与创新，构建能反映自身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高校人文景观。要建好一所大学，就要全面地梳理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要协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共同发展。大学要以探索科学技术，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但大学又决不是仅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适应社会当前需要而设立。大学要传授的是一代代学子一生都需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方法和思想，它要探求人类最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真理，让人们知道为什么和应该怎样。所以，大学之谓大，非面积之广，人数之众，而是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借鉴扬弃、革故鼎新的过程中，形成利人惠众的品位与气质，惟其如此，大学方能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现代大学越来越重视通过塑造大学精神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大学的影响力大小是大学生命力强弱的标志。一所学校影响力越大，知名度越高，其发展空间就越广，于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多。当前，很多大学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对外宣传时，不仅仅介绍自己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而且越发重视宣传自己的特色、理念、精神、目标和价值观，在介绍自己成绩和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文化品位的展示。实践证明，有特色的大学精神可以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为学校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培育大学精神已成为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从本质上讲，培育大学精神就是提炼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构建先进的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要以切合实际、特色鲜明、促进内涵发展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域外的先进理念是我们在瞬息万变的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很广泛，贯穿于大学活动的一切领域和环节，既是理论抽象，又是实践操作，但其精髓体现在理念、精神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上，越其如此，才抓住了大学发展的根本，根本固则枝叶繁，因此，大学精神在大学的生存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大学的灵魂，发挥着激励意志、规范行为、凝聚人心的功能。

培育大学精神，关键要结合学校实际，获得师生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的理念与精神是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应在总结学校发展历史，提炼学校发展经验，反思学校发展问题，分析学校发展现状基础上加以归纳、论证，只有对学校的历史与现状作充分地研究，既重视传统进行纵比，又强调借鉴进行横比，分析与其他学校相比较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才能增强办学理念对学校发展的导向性，培养起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大学精神。

总之，发展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培育大学精神，当求真务实，立意高远，在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建设富有个性特色的大学文化，促进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大学校长的好坏在于是否尊重大学精神

徐显明 山东大学原校长

我认为，一个懂得大学规律的校长，他的首要责任是要坚定地守护住大学精神。这种守护必然要从他的管理权运行开始。那就是要打破对教授的“管理观念”，树立对教授的“信任”和“服务”观念。校长行政管理的出发点是要尊重学术和相信教授。当大学校长尊重学术、信任教授的时候，教授就获得了尊严感，各种权威自然会趋于平衡。如果一个大学里面的制度环境中存在不信任教师的因素，校长以“管教授”姿态自居，那么必然形成对大学精神的污染。

对教授的信任体现为对大学教授的“不管”上。山东大学有个做法，对经过学术委员会集体认可的一部分教授，实行一种不考核的制度，对于绝大多数的二级教授则是三年“自考”一次，方式是自己述职。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萨默斯被迫辞职的重要原因是他不尊重教授，进而大家公认其有违大学精神，干涉了教授的学术权利，过度扩张了校长的管理权。作为有过政府部长经历的人，萨默斯公然去挑战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其在故意扩大权力评判。萨默斯认为大学养着那些没有创造力的教授，是对大学资源的一种浪费。这完全是经济学的观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违背了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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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以育人为第一要旨，以全面人才教育为大学使命。育人的重点，首先是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培养有抱负、有政治远见、有广博知识、有责任心的人。要教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情，学习前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为民的品德。关心天下大事，使自己服从于社会，服从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其次是理想、信念教育。理想和信念是精神世界深层次问题，它取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科学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三是培养爱心。要教育学生爱父母、爱生活、爱事业、爱祖国。第四是培养高尚的人格。坚持真理，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第五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但教育学生如何认知，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引导学生敢于奋斗，善于成才。总之，育人的目的就是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使我们的大学生“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

9.大学校长毕业致辞 篇九

2012年07月02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赵晔娇

无论是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还是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校长李志强的“清华北大是软卧，一本是硬卧，二本三本是硬座”……这个毕业季，中国的高校校长们，以或萌或潮或诙谐又或犀利的语言，为毕业生上完最后一课。这是“卖萌”还是“争宠”被社会热议。而在专家眼中，这是教育与历史合拍的表现。

6月28日，重庆大学毕业典礼，该校校长林建华对毕业生的发言——“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引得满堂喝彩。一些外国毕业生也打出了“感谢中国，感谢重大”的标语。

就在一天前，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典礼上，该校校长付子堂选择将自己改编的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送给在场学生。

如果说上述致辞分别代表了“萌”和“潮”，那么东莞理工学院的校长致辞则属“诙谐”型。

“我们脚上的皮鞋，化学一下，左脚变胶囊，右脚变酸奶，神奇得不可理喻。然而，社会是一个大融炉，需要擦亮眼睛，谨慎行事……”

校长潮语缘何如此集中？这还要追溯到2010年。

“什么是母校？就是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当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仅仅16分钟的毕业演讲，被30次掌声打断。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身高喊：“根叔”。

“根叔”火了，他一改此前高校校长威严和不苟言笑的形象。有媒体甚至对此评价“盛况空前”。

在之后的2011年，“根叔效应”骤然显现。众多校长、院系负责人均以各自方

式，在毕业典礼上“各显神通”。

到了2012年，这一现象越演越烈，去年的“伤不起”、“打酱油”等还未唱罢，今年的“纯素甜”已经登场。

毕业典礼异彩纷呈的同时，有人却对此表示了忧虑。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曾在一次校长论坛上表示，对毕业典礼这种庄严场合，校长这种讲话实在不可理喻。若高等教育这样下去，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此外，也有人认为，类似校长致辞，是校长们的集体作秀，实质是暗拼学校声誉和理念。

对此，专家的看法更为积极。

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认为，大学校长的幽默表现，一改此前“校长难见脸难看”，是对中国高校行政化的一种冲淡。校长用幽默而深刻的语言营造欢乐氛围，为毕业生的高校生活画上句号，让毕业生留有回味。

著名评论家、作家徐迅雷则认为这是与历史的合拍。

10.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篇十

中国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时间，最快20年

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5月2日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专访大学校长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

中国大学最缺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作为世界顶尖名校，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中国本科教育还缺两个内容

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可以借鉴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切？莱文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设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目前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的模式，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项目，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时在两年过程中学各种各样的学科。在复旦大学，所有学生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学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选定一个主科。在南京大学，也开始按大类招生，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不再需要去填报某一个专业，而且第一年会有60多门通识教育的课程供他们选择。

互动式讨论让学生学会挑战

具体到教学方式上，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要求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而美国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一种小班授课，他们会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一般来说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他们去解决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两个方面，同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学风格要改变起来更困难。因为进行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而且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因此教师就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不少，可见对教师教学方法进行培训相当重要。而那些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教授，他们改变起来可能更容易。另外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大学之间校际的交流，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总之，莱文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中国需要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和耶鲁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未采取通识教育，他认为，各国应根据国情来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而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是否敢挑战权威是中西方教育的最大不同

汉密尔顿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我的博士生项目里面学习，他们非常优秀。因此从教育的结果来说，我觉得东西方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如果要说到差异，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学生也在发生变化，3月份，我来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做了一些讲座，一些非常年轻的中国学生问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够持续下去，慢慢形成一种习惯。

英国采取的不是通识而是专业教育

汉密尔顿说，在大学我们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就像刚才前一位校长所说的，我们教育的目标，特别是一些名校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办法，比如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英国则形成鲜明对比，采取的是专业化教育。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专业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专业化的。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一对二教学。可以说，这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候，已经无处可藏了，必须要直接面对一些问题。同时，使得学习有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同时会挑战导师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着，显然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共性，就是我们都应该把人才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不断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们的发展。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

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要20年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

现在到了中国大学重视质量建设的时候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约翰·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可供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

给中国大学“挑两点刺”

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汉尼斯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刚来的时候，不敢提问不敢质疑，但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学经常挑战老师，自己也慢慢在改变。第二点，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卓越的大学也不可能事事完美

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卓越。但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比如在斯坦福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护士及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觉得在这个领域我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就要针对那个领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这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整个东亚要培养创新人才都很难

谈到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时，刘遵义表示差距很难量化，但20年内中国应该会有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是中国高校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困惑，这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整个东亚培养创新人才很难

“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是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热门议题。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个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100%相信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挑战权威，也不会有创新。”刘遵义说，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质疑老师，挑战权威？”

“我不敢说香港中文大学创新氛围很浓，我们在积极营造这样的环境。”刘遵义说，在中文大学有很独特的书院制度，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逸夫书院。学生入校后，除了选择不同专业外，还要选择自己的书院。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某个书院。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包括中国哲学、法国音乐等。所有本科生都会在这个书院里面，甚至吃饭都在一起，三四年下来，大家成为好朋友，跟老师非常熟悉。这种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

18岁就决定读什么专业太早了

在填报志愿方面，刘遵义认为，其实18岁就要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的确太难了。很多学生、家长对专业的概念很模糊，比如有的学生听从建议选了医科，结果看到流血会晕倒。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充分尊重孩子。

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

一流高校两方面缺一不可

已经走过八个多世纪的剑桥大学最青睐什么样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接受记者专访时给出了答案：有潜力的学生。

挖掘有潜力的学生

剑桥大学更需要学生有专业学习能力。尹·莱斯里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面试中，考官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剑桥会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一流高校包括两方面

谈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时，尹·莱斯里副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太多，多了肯定称不上一流了,中国完全有希望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他表示，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表现在强大的科研竞争上，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有一流的科研；其次，不仅是科研一流，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中国的大学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如何发现真正有才华的学生方面都有非常惊人的变化。至于现在的中国大学，应该有更多的大学成为研究带头人，同时还应该有能接纳大量学生的教育体制。

观点交锋

本科教育为就业还是培养未来人才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说，我们常说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本科阶段到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一观点上，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认为，美国有不同的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数量是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是职业培训机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最高端的大学，也就是美国的最优秀的大学或者说是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的任务不光是要培训一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而是能够培养一批未来创造中国、创新能力，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的一些人。而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迎接这些中国未来的挑战的。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向清华校长顾秉林提问：清华本科毕业的出国读硕士博士比例有多高？三年或者五年回国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话，这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国情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原因？

顾校长回答说：出国学习是不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我算是比较老的，有几个没有出过国？所以不要把出国当成坏事。我透露一个数据，最近这三年，清华本科生直接毕业以后出国的是15%，硕士生毕业直接出国的大概25%，因为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到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本科生有15%到25%出国，这是正常的比例，太少了，说明你那个国家开放度不够；太多了，说明你的教育很成问题。

第二，对回国怎么看？不要以为，暂时没有回来就不爱国了，是两码事。回来我们欢迎，不回来，他们在国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实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和国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很多是靠那些在国外工作的人所起的桥梁作用，因此暂时不回国也没什么关系。认为回国就非常好，不回国就怎么不爱国，我想这个观点太陈旧。

“圈外人”看大学教育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

希望大学培养出敢冒险的学生

本届中外校长论坛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主办方还邀请了4位企业代表，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主要负责公司的技术战略和长期投资，并掌管微软研究院。他从企业的角度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蒙迪说，我们作为企业来说，是希望能够看到跨学科思考这样的一些学生，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最终我们需要去和世界各地以及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人打交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跨学科的能力非常重要，合作能力也非常重要。此外，我认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能力之一，就是敢于冒险的能力。如果作为商业界的领袖，不敢去冒风险，或者不适应一个冒风险的环境的话，我相信他未来是不会适应相关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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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学校“小”校长 篇十一

占地面积近4.5平方米，在校学生一度达4600余人，授课教师最多时近300人，河东区实验小学是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小学。而学校却大而有章，丰富向上，在学校、学生的多个层面攀援把握着教育的真义和内涵。

作为这样一所学校的一校之长，杨军红说：我只是一个小校长。

大校之长

“都27年了！”1986年从范师学校毕业，杨军红就到了天津河东区实验小学当老师，她凝神一会儿，默默估算，露出一个恍然的微笑。

按照一种水到渠成的步骤，杨军红在学校从老师、主任做到副校长，“每上升一个台阶，你的视野都会不一样。”从心里的容量看，杨军红所关照的对象也在从一个学生、几个老师、一个班级逐渐扩大到一所学校和整个教育。

教育是一个人离开学校以后在人格心灵和生活习惯中剩下的那点东西。

2004年，杨军红被调到香山道小学当校长，三年苦心经营摸索，让杨军红渐渐懂得如何从一个校长的角度和高度去注视和统筹一所学校。

2008年杨军红回到河东区实验小学当校长，这一次教育人生的归去来，对于杨军红而言是一次伴随着痛苦和喜悦的蜕变成长。

实小当时也是区里很好的学校，但学校欠缺梳理，不管是在理念、传统还是管理方面，没有一个体系；学生也太多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和学生的成长压力都很大。经过一个学期对实小的各方调查了解，杨军红得出“诊断”。

那么如何“开方”呢？

最高明有效的管理是制度管理。

学校新上任的保安老刘在交接工作的时候得到一张保安岗位工作细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几点到位，几点传送文件，如何应对外来人，如何保护学生安全，大大小小几十条规定。老刘拿着岗位职责，很乐呵：“我在好几所学校当过保安，每次都要花大半学期熟悉情况，这个制度好，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说清楚了。”

三年级二班张老师正在上一堂语文公开课，教室后面坐着几个听课的老师，每个老师都很认真，不时用笔在纸上写下什么。原来他们是在填写一张河东区实验小学听课记录表，表上详细列出课堂摘要、教师讲授时间、学生学习时间、小组有效合作等近二十条项目。徐老师说每次听课都不敢怠慢，因为是带着任务的，当然这样课也不会白听，效率很高。

这张保安工作说明和听课记录表上的每一条细则都是杨军红经过考察分析后一手写成。而这只是实小制度管理的小荷一角，要说重点和亮点，当首推“日清周结月评”全员管理制。

你很重要

清晨8点，行政部的张老师和于老师带着四位值勤的老师分别值守在学校的两个大门，管理检查学生的进校情况。张老师一边回应着学生欣欣闹闹的敬礼问好，一边提醒着几个调皮的学生不要追打，红领巾系好。

9点，学生们正在上课，执勤的几位老师穿行在校园和教学楼，六（1）班，语文课课堂生动，学生兴趣浓厚；四（1）数学课，老师须注意学生书写姿势及坐姿培养。于老师边观察，边记录。

接着是课间、两操、午休、放学，几个老师事无巨细地陪伴观察着学校一整天的运行，并时时捕捉那些有意义的信息。

放学后，几个老师将各自写满巡查记录的日清表汇总，去重补缺，统一整理，在第二天课间操之前，学校里的每一个班级和办公室都会收到前一天的日清表。

每一个人都知道学校在发生什么事。

体育组的宁老师是学校里的老教师了，以前按部就班上课，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自从开始作为执勤老师，站在一个高处俯瞰整个学校的全貌，优良中差一览无余，立刻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会有一股想要做好的冲劲。

周结月评就是日清工作的一个提炼总结，学校里两百位老师近三千个学生一下子把壁障推倒，活动于一个“共在”的空间，大学校立刻变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随之产生。

日清周结月评现在已经融入到学校的常规化管理，但实行之初也遭遇了些阻力。一些老师有怨言：学校管理关我们老师什么事？

杨军红找到那些老师，温和又严肃：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你，因为你很重要。

创意总监

如果不当校长，我想我会是一个不错的创意总监。杨军红眼中带着几分自信欢乐的神采。

问一个扎小辫的二年级小女孩，新学期有什么愿望。女孩瞪着大眼睛认真说道：我希望多得几个“你真棒”！

“你真棒”是一张圆形卡片，绿色底纹上一个红色的竖着大拇指的拳头，写着“你真棒”三个字。

三（1）班的何嘉捡起身边的垃圾丢在垃圾桶里，老师给她一个“你真棒”；二（3）班的王可字写得很工整，老师奖励一个“你真棒”……所有的孩子，各方面的优点都可以得到鼓励。

孩子集齐12个“你真棒”能换一枚精致的实小金色薄片纪念书签，而拥有两枚书签则可换取一件荣誉T恤，颜色分为红黄蓝绿，型号大小齐全。学生们一个个劲头十足地争着抢着要做最棒的少年。

“你真棒”在天津话里叫“倍儿棒”，对应着学生的“你真棒”，杨军红又为老师们设计了“倍儿棒”奖励卡，也有相应的进升程序，别说老师们还很计较。

教计算机的李老师在清洁值日期间躲在机房没有参加，最后人人都得了“倍儿棒”，只有他没有。李老师不高兴找着校长理论，杨校长就事论事，态度明确：别人都在劳动，你却躲清闲，你这样当得起“倍儿棒”吗？

李老师讪讪而归，在以后的活动中表现积极，老师们看在眼里，都忍不住偷着乐。

杨军红有一句名言，老师们都耳熟于心，“素质就是不用提醒”。

如何才能做到不用提醒呢，当修养文明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六年奠基一生，习惯教育正是实小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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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学生人手一本“好习惯之旅——学生护照”，里面分列着包括按时完成作业、遵守交通秩序、热爱阅读等60个好习惯，每个习惯下面划出自己、家长和老师的认可栏，学生每做到一个习惯，相应的人要贴上认可标签，是一面面各个国家的小国旗。

杨军红说这个想法灵感来自世博会，孩子们可爱惜自己的护照了，都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护照贴满小国旗，再争做好习惯三星少年。

学校也将习惯教育渗透进日常教学，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习惯主题，比如卫生、诵读、书写、安全，在相应的主题期里，学校会通过每天习惯十分钟、广播及相关的课程、活动来加强和落实这一好习惯。

诵读之月，不管在清晨的广播、阅读课堂，还是主题比赛，或是孩子们日间的自由活动中，总是随时可听到一阵阵朗朗甜脆的读书声。

一树繁花

杨军红在来实小的第二年就“顶着压力”做了一个决定，压缩招生，实行小班教学。

当时很多人找我谈话，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家长，但我就是一个不松口。杨军红微笑之中有几分不显露的内刚。

学生人数从四千多减到两千多，近一半，老师的教学班级从七八十人骤减到35人，都感觉松了一口气。杨军红这时候走出来说，我们是在追求一个从量到质的飞跃，大家从此更要注重专业素养的发展。

为老师们建立成长档案，规划职业发展；建立教改大课堂，为老师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学习的舞台。杨军红挨个给教育圈的朋友打电话，邀请他们派老师代表到实小开坛授课，分享经验。

北京、上海、福建等全国50多所学校的校长、老师纷纷带着自己的思想创见迢迢赶来，天空海阔，在实小的课改大课堂上绽放智慧、辉映火花。

二年级的朱老师对福建教育者的教学思维印象很深，“他们对学生创造力和主体意识的培养，对我启发很大。”

孩子是一株充满潜能的幼芽，学校应该为他提供充足的土壤和水热。

“三院一中心"指文学院、艺术院、科技院和数学研究发展中心，学校里数十个缤纷多彩的学生社团就分属在这"三院一中心"里，组织结构很有条理。学生社团还有各自的“营寨”——学生活动中心。生物实验室，学生们在无菌控温室培养的洋桔梗植物切片，在金黄色的光线中萌发着生命；美术室，学生的后现代主义画作很具视觉冲击力，已被学校收藏……

谁能说10年20年后，这里面不会出一个生物学家或世界艺术大师呢？

“树图”是学校文化的一大特色，用树的形状梳理概念，形象又深刻。三棵校训树分别以“负责任”、“好习惯”、“高质量”为干，每棵树又各自沿着学生、老师两条次主干延伸开去，最后细化到家庭、社会、工作、学习几方面的具体细节，层次清晰。而知识树则贯穿于学校教学的始终，一节课、一门学科、一学期的内容都能画成知识树状，主次分明、纲举目张。

一棵棵教育之树，枝脉强劲、生机勃然，支撑起了实小的精神和肉体。

杨军红自称“小”校长有一个小心愿：用六年为学生的人生之树培根固本，希望他们可以朝着一个正面光明的方向去孕育、生长，终成实心之木，开出一树繁花。

编辑 刘 娜

12.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与出路 篇十二

一、当前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

所谓行政伦理困境指的是行政主体当面临两种以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方案做出伦理评价与选择时的一种两难状态。大学校长在行政中作为各方协调力量由于角色的不同, 在不同权力的要求或在多种利益的诱惑下, 往往被夹在多种互不相容的选择之间, 面临“责任冲突”。这是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方式。“责任冲突”在行政实践中有三种最常见的形式:“角色冲突”、“利益冲突”与“权力冲突”[1]。大学校长行政责任就是在激烈而充满变数的冲突中找到方法履行自身之职责。大学校长一般面临以下三重行政伦理困境。

首先, 由角色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角色冲突是指大学校长在行政实践中因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社会责任与自身职业信仰的冲突。在社会生活中, 大学校长处于多重角色之中, 外部角色包括父母、儿女、配偶、邻人、朋友、公民等;内部角色包括教育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大学领导者与管理者等。大学校长因其不同的角色期望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多种角色的责任与义务时常相互之间产生冲突:大学校长内部角色与外部角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大学校长作为公民雇员角色和作为公民角色之间的冲突;内部角色冲突反映了在大学行政领域内部大学校长对上级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还是对下属负责的矛盾冲突。大学校长为了成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而引发与自身职业信仰的背离, 时常使自身陷入难以调和的伦理困境。

其次, 由利益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利益冲突是指大学校长的私人利益与其担负的公共职责的冲突, 其本质是大学校长在行使公权时权衡“利他”和“利己”两种道德倾向的伦理困境。在利益分化的社会条件下, 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自身利益, 彼此之间必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处于各方力量交汇点的大学校长在利益分配中秉承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 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为衡量其行政实践是否负责的标准。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机制不能得到冲突各方的普遍认同。大学因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 使大学校长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因秩序混乱而陷入伦理困境。

再次, 由权利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权利冲突源自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利加之于大学校长而使大学校长承担多重客观责任引发的冲突。权利实际上是被社会或国家认可的利益, 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它是在一定的规则指导下对于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界限的衡量。当前大学功能分化带来了权利的分化, 不同权利主体对大学校长要求的不一致而产生权利的冲突。大学校长一方面要对上 (政府) 负责, 严格执行政府指令;一方面要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大学学科与专业建设, 引领大学适应社会的发展;再一方面有责任关注大学师生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强调师生的地位, 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这就使大学校长在履行自身责任的过程中陷入一种尴尬的伦理困境。

二、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的出路

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 使之在困境中做出大学组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行政行为选择, 这关系到大学行政组织目标与行政职能的最终达成。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 需要政府、大学和大学校长三者的有机协调配合。

(一) 政府层面

首先,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对大学适度放权。大学校长伦理困境实质是伦理自主性运用中的困境, 是伦理自主性的失衡与内在紧张。大学校长需要在法规约束之内具有一定合理的“自由裁量权”, 这是其作为大学管理主体主体性的基本前提。传统政府科层制管理体制要求大学校长一切行动听从命令, 这使其在面临行政伦理困境时难以实现自我伦理判断与统合, 造成行政伦理失范。因此, 政府应以行政流程转变为核心, 积极推进内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由科层制管理模式向流程制管理模式转变, 实现对大学适度放权。

其次, 加强大学校长行政伦理立法及制度化建设。改革大学校长职务任免与升降的人事制度, 使大学校长选拔与其行政主导价值相匹配, 将其道德品质高低作为职务升降任免的调控方式;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大学内部应积极推进廉政法律法规建设, 建立起不同层级权力主体的层层问责制度;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和道德制度化建设, 制定《大学校长道德行为准则》;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及各种监督机制, 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失控。

再次, 积极推进大学校长专业伦理建设。当前虽然并未对大学校长进行专业资格认定, 但大学校长日渐成为独立的、专业的职业群体, “行政人员的责任来自专业化的标准”[2]。今后应不断推进并完善大学校长专业伦理培训制度, 提升大学校长确认、识别、诊断与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

(二) 大学层面

首先, 树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促进社会发展、促进师生全面发展及促进大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各自所依据的功利论伦理、德性论伦理与义务论伦理都是人类本性的反映。它们都只反映了人性的某一个方面。人类的理性、情感与卓越都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实践中它们总是能够表现出彼此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 并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现代伦理观摒弃了人性问题上非此即彼的选择, 强调辩证处理好“差异伦理与道德共识的关系、理论体系意识与生活意识的互动、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整合”[3], 在管理理念上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它是一种对人性全面占有状态的肯定, 凸显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以有利于人的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为价值支点, 在处理人际利益关系中注重实现某种“中度”。

其次, 建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内部仍然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失衡与冲突”[4]。大学校长伦理困境的原因还在于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秩序混乱。大学是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组织, 人在自然状态下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 由此形成利益冲突。只有在公共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中, 人才能由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为社会性的人, 人的需要才能体现天然的共通性, 人与人才能实现理性合作, 人的需要也只有在公共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持续的、更充分的满足。因此, 大学应加快建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它包含外部治理制度与内部治理制度两个方面。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学术人员对大学学术事务的独立管理。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必须最大限度满足大学本质属性与公共利益需要, 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多元治理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外部治理制度建构需要理顺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责任义务, 以公共的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构建大学发展的整体目标, 各方在遵循大学学科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前提下, 在对客观环境变化准确把握基础上, 以是否能够实现学术生产力最大化为标准, 协调彼此利益关系, 求同存异, 构建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政府、市场、社会与大学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建构需要理顺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的关系, 清晰界定党委、校长、教授、师生员工权力的边界, 使之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改变原有行政集权管理下的运行模式, 以学科实体化运作为核心, 构建学科相对自主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 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学院制管理;二是在决策机制方面, 充分发挥学术权力机构、院务会议及党政联席会的作用;三是在民主监督方面, 重视审计工作, 发挥党总支、二级工会和教代会作用;四是在实体化运作中, 构建完善的目标体系、责任体系、考评体系和激励体系, 让每个人都明确自身角色与目标。

再次, 通过学科价值经营不断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利冲突说到底是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之间的矛盾问题, 也就是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而根本在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即通过提高人们自身能力来提高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矛盾的能力与水平。离开了生产这一路径, 解决利益冲突和权利冲突无疑会化为虚幻。因此, 大学以学科价值经营不断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是大学校长走出行政伦理困境根本路径。大学学科价值经营指的是大学在学科经营管理中, 遵循学科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 通过对客观环境变化的准确把握, 动态创新学科价值目标, 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推动学科内外系统有机结合以合理配置组织资源。它要求学科一切决策和行为都以是否能够实现学科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能力最大化为标准, 进而对学科发展运筹和谋划, 使其实现价值最大增值。大学学科价值经营是大学知识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 也是学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佳体现。学科价值经营特点表现有三:一是实践性。学科价值经营的起点与终点都指向学科建设实践。学科价值经营需要紧密结合学科发展的实际, 在解决实践存在的问题、应对现实面临的挑战等重大课题上寻找学科价值的来源和可靠根据;而学科建设实践的实效———学科学术生产力的提升也最终是评价学科价值经营成败依据。二是关系性。学科价值经营坚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关系思维, 在经营过程中强调学科组织所有成员在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建立有效长久的合作关系, 通过相互协调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学科组织与学科价值主体的双赢。这意味着学科发展方式从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到系统提高学科组织化的转变。三是主体性。学科价值经营体现了学科价值主体的理性批判精神, 在对学科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客观条件把握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各种孤立自存的抽象规定重新联结起来, 力求建立主客体之间与诸要素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进而完成思考力向行动力的转变。四是持续创新性。学科价值经营强调学科价值主体在无止境的对学科发展的理性批判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进而实现学科价值创新。

(三) 大学校长自身层面

首先, 以“公共信仰”统合自身职业角色。大学校长是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是多方权力主体的代理人, 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运用是为了引领社会发展、推进大学学术创新、提升师生生命的境界。它不能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 不允许其根本性质发生改变。大学校长必须让自己的意志、利益与行为尽可能地符合全体公共权力所属者的需要和意愿。然而, 市场经济是维护个人私利的, 当缺乏外在监督和约束机制时大学校长很容易将个人利益的追求作为从政动机。这就需要建立以公共权力为根基的公共性的信仰。只有建立起这种信仰, 才能保证大学校长在大学公共行政实践中获得合于伦理的行政行为。“公共信仰”能够增强大学校长对自身行政实践认识的整体性, 帮助其调整自身行为模式, 实现对自身“职业角色”的统合。

其次, 在行政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公共治理能力。“公共信仰”遵循的普遍伦理不可能为大学校长实践提供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公式。它只能提供一种相互矫正的系统, 指导大学校长在具体行政情境中做出相应道德决策的判断。大学校长道德判断能力的运用是在任何特定行政情形中问题解决的决定因素。人“只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借着自己的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5],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一方面, 在行政实践活动中, 大学校长通过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行动交往, 不断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利益的协调过程就是各方利益主体之间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作为凝聚大学校长个人智慧的公共治理能力产生于大学校长行政实践过程中不断自我研究与反思。在行政实践中, 大学校长通过对自身角色建构某种“显著性等级”, 分配其“角色投入”[7], 将不同的规范、价值进行优先性排序, 建构自身的角色秩序与价值秩序, 保证在一定行政实践情境下坚持以最小恶果原则实现伦理妥协, 进而应对多重角色规范或义务可能引发的冲突与两难, 避免平行认同多重相互冲突的规范、价值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摘要：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 大学行政主导价值有所迷失, 这导致大学校长行政实践面临多重伦理困境。本文基于政府、大学及大学校长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柏.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97.

[2]John P.Burke, Bureau cratic Responsibility.Baltimoreand London:Jo 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3]庞立生.转向生活世界的伦理学变革[J].道德与文明, 2009, (2) :12.

[4]戴跃农.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冲突与完善[J].阅江学刊, 2010, (2) .

[5]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16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