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群众观（精选10篇）
1.邓小平的群众观 篇一
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导读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出生，1997年逝世，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在其功勋卓著的一生中，他“三落三起”的传奇式经历却更加引人注目，下面我就以其一生中“三落三起”的时代背景为线索展开“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导读”。
第一次：1933年-1935年。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撤职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并一度被关进监狱，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
●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该加以反对，加以纠正；对于人民的困难就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办法，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
邓小平：《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1950年7月3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1957年-1958年：到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工作，宣传贯彻中共“八大”精神，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的说明。
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所作的说明（1958年12月9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3页
第二次：1968年-1973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被剥夺一切职务，全家受到株连，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他于1973年复出，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时期。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
第三次：1976年-1977年。邓小平因“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夕才获得第三次解放。
●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做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当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摆脱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羁绊,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全面的梭乱反正,实行伟大的转折,开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林彪、“四人帮” 的破坏和影响还远未肃清,党内存在着作风不正,官僚主义,班子老化,少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党的威信和群众情绪,不利于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阻碍着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这篇文章,就是针对于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某些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
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4月至5月，多次谈话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强调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为什么？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特权现象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干部队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理论学习。
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1986年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指出，不能不讲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搞经济建设。3月4日，同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中国不允许乱。十年来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两次发表谈话，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稳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5月至6月，在平息**前后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在谈到当务之急时强调，要在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方面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常委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页
●1991年1月至2月，视察上海。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提出，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最后，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我的导读：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以上是我关于“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导读”，谢谢大家！
2014年3月21日
2.邓小平的群众观 篇二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 他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就是错综复杂的, 他需要对国际局势和国内状况作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集中精力, 首先破除“两个凡是”, 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让思想冲破牢笼。他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从思想路线、理论原则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1.1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对世界格局最好的总体把握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后, 对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又一重要理论概括, 对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局势, 研究对策, 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东西问题。”“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是, 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 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这就是说, 当前, 不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战争与革命的形势, 只有顺应潮流, 争取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1.2“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国情的透彻分析
如果确立“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对世界格局的最透彻分析, 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则是对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 是对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它正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 用新的观念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981年6月, 在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第一次正式使用“初级阶段”。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物质文明不发达”。1986年9月,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再一次进行了阐述。党的十三大, 首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并把它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立论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包括两个含义:第一, 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切都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理论, 不仅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找到了钥匙, 同时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新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坚持这个理论才能保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2.1 确立一条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早在1978年, 小平同志就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同时最早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 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深刻地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 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之后, 他在多种场合, 反复强调一个中心, 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到1987年1月他完整地明确地同时提出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观点, 并强调两个基本点是互相依存的。两个基本点不是简单的1+1的关系, 是互相制约、依存、贯通、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 无论忽视哪一个基本点, 都将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直接破坏“一个中心”的实现。因此,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改革开放, 强调“两手抓”,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小平同志特别强调,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即使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的时候, 他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不要惊慌失措, 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有了, 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核心就是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 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 只有这样, 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不断推向前进。
2.2 实现三个伟大历史性转变
2.2.1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同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工作中心的转移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 就其实质而言, 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同时相应地变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 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了真正完成工作中心的转移, 使经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 在全会决议中提出了,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到1980提12月, 邓小平明确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对外开放”, 接着又提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2.2.2 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 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 进一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学说,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变革力量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振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反映了邓小平对时代特点所作出的敏锐把握。在这个基础上,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提出了“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江泽民同志曾这样评述第二次战略转变, “如果说,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 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2.3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为了使经济建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 邓小平同志不囿于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990年底, 他又强调, “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 自甘落后, 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 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他一再强调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尤其强调,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 而只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机制或手段。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动态形式的理论, 为十四大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所有成绩的取得, 都雄辩地说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的确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 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 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35-36.
3.邓小平为群众分田 篇三
鉴于当时未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工作的需要，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及刚从上海抵达瑞金的余泽鸿等同志商议决定由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喜欢瑞金群众流传的一句谚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他要求干部了解群众的愿望，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
叶坪乡黄埠头村黄木生是三代老贫农，全家六口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他家分得三亩半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忙碌一年，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原来，主持黄埠头村分田的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以多报少搞欺骗，干部自己得了一份好田，对群众就随随便便划片了，群众意见很大。
4.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篇四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战略家，他始终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并及时把握历史机遇，对中国对外关系做出了新的战略布局，并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地推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对外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外交的锐利武器。伟人已逝，思想长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回顾和体会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国对外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方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创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邓小平就在对苏外交以及中苏论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的经验。1973年3月，邓小平在文革中艰难复出，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1974年，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中国对外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此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参与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积极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制定中国外交新战略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8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加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称：“虽然中国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从未对中国有过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 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虽然仍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但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明确和具体，在对华问题上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要“听其言，观其行”。此时僵持已久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了曙光。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在1982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至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外关系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的论断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跌入低谷。进入90年代，原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为应对“北京**”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
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到了1992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态势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邓小平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新的机遇，他决心运用其巨大的威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而国内长期以来“左”的积习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此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做了重要谈话，尖锐批评了风行一时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并从战略的高度，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他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思想新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92年3月9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由此形成了又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
邓小平晚年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寻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对共同的现实经济利益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国对外关系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而中国对外关系的好转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又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更多的机遇。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基础，更加宽阔了。
透过冷战的重重迷雾指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世界局势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
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精辟论断。
1983年3月2日，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公开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说：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尽地阐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他认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树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并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他经过慎密的思考，又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
据此，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成为中国决策层认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点，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深远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仍然是认清当今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
从总体上看，国际局势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力量仍在增长，争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新世纪以来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局部战争，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
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尽快发展本国的经济，并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尽可能地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局面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当然，“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但总体而言，世界将趋向和平与稳定。
由于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战略重点放在振兴本国经济之上，大国之间严重对抗的局面不会重现，世界大战的危险尚不存在。因此，中国还要抓住机遇，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尽快发展自己。终结中国结盟的历史，实行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争霸的主动权，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
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由于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新的战略决断，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苏联缓和关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不打牌的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进一步表示：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此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战略最具深远意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转变。全面对外开放，溶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十分关注意世界发展的大趋向，着眼于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观察，尤其是关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随着对国外情况调研的深入，邓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1978年9月8日－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他对金日成指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中国打开巨大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这就为中国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号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终于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中发「1979」5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
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1984年1至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回到北京后，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
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年4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1991年，中国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较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由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同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中国全面溶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并将中国对外关系置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磨擦和争斗。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应对政策的基调和斗争策略。
他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不信邪，不怕鬼”。在1989年7月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言简意赅的重要指示：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势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场坚定，礼貌周到。用软弱态度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能促使它转弯子。中国方面据此重新估量了中美关系，并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经过这次震荡之后，不会很快恢复，也不会一直恶化下去。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还不敢把文章做绝。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估计美方迟早要转弯子。据此，中国方面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1989年底，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全年形势分析报告中引用邓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对外政策方针，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着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
邓小平的意图是，面对黑云压城的不利局势，中国不要惊惶失措，盲目行事，而要稳定情绪，冷静观察形势的变化，对外要尽量低调，收敛锋芒，避免成为焦点，先稳定国内局势，等待形势改善后，再图发展，要以此为准绳，沉着应付国际上的各种挑战，要尽量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由此避免引火烧身，避免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当头”的重要思想。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决不当头”思想贯彻实施，避免了把国际斗争的锋芒集中到中国身上，减轻中国当时面临的压力。
邓小平的上述战略思想，使人们透过纷繁表面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将要起变化的内在因素和长远发展趋向，使中国外交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姿态面对世界。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既然要和平发展就需要尽量减少阻力，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迅速崛起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崛起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的现实来看，仍然是西强东弱，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埋头苦干，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避免引火烧身，分散精力，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卷入冲突对抗的漩涡。
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要把发挥中国独特作用的重心，放在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上，放在通过合作共羸，增强自身实力上，放在减少和化解前进阻力上。
在直接涉及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等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关键是要区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轻重缓急，要善于把握形势和利用机遇，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这说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值得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低调行事，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应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站稳脚跟，正确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就要顺应时代潮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代价最小、阻力最小、最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到达胜利的彼岸。
因此，中国要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所有国家开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即综合国力站在世界前列，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邓小平的故事精选 篇五
1947年8月29日，刘邓大军南渡淮河进入大别山，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
一天晚上，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在下楼房村与漆店区委书记江川一起研究土地改革问题，一位姓漆的老人来告状，说他的耕牛被解放军牵走了。房东吴大娘说：“你胡讲什么，这里住的是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怎么会拉你的耕牛呢?”这时，邓小平刚好从屋里出来，问吴大娘发生了什么事。吴大娘就向邓小平说了漆姓老人找耕牛的事。邓小平便详细地询问了他丢失耕牛的情况，并且说：“真是解放军牵了你的牛，他们一定会还给你的。”邓小平心想，这肯定是一场误会。于是，就叫江川和区武装工作队好好查查。第二天中午，江川报告说，前天夜晚，第2纵队第13团在黑河村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土匪打了一仗，耕牛是土匪抢去，又被第13团同志抢回来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耕牛是谁家的，所以就放在团里养着，他们准备开个群众会，让群众来认领。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13团考虑得很好，要让他们在群众会上好好宣传一下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军队。”
第二天早上，漆姓老人提了一篮糍粑和一袋红芋来见邓小平，连声说：“我是来请罪的，你们军队这么关心老百姓，我却冤枉说你们牵了我的牛……”邓小平说：“一点误会，没有关系，你丢了耕牛向我们报告，说明你老人家相信我们。”漆姓老人一定要邓小平收下糍粑、红芋。邓小平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你老人家理解我们。”但老人坚持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穷人，你们不是说军民一家吗?”邓小平看一时难以说服他，又见他满脸惭愧之情，便说：“我们可以收下你的东西，但必须付钱。”他叫警卫员拿一块银元给老人。老人惊讶地说：“长官，你吓死我了!这点东西最多值几十文钱，你却给我这么多钱，我怎么也不能收啊?”邓小平说：“军民一家，就算是我们互赠的礼物吧。”
6.关于邓小平的故事（共） 篇六
邓小平留法期间，在巴黎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留学生们轮流推磨豆腐。中国豆腐这种新鲜的食品很快为巴黎人所接受，豆腐店生产的豆腐供不应求。就这样，留 学生们解决了勤工俭学问题，也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活动经费。
戒烟趣闻之一：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1988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也介绍了他在与邓小平会见中，反映邓小平性格与特点的一些趣事。
书中写到：邓小平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话不绕山绕水，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幽默感。比如，当我谈到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办烂”，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表现得很干脆。邓为人豁达，看得开。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小平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戒烟趣闻之二：
邓小平戒烟的趣事还有一例：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
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
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7.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七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的内容,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
1. 社会主义本质论。
1992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 首先, 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社会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首先的、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能否尽快发展生产力, 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其次, 社会主义本质论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1]他还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最后, 在动态中描述社会主义本质。过去, 我们讲社会主义往往是从静态中, 用僵硬的定义, 概括出一个僵硬的社会主义概念或固定观念。这类做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要求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 而是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 在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统一过程中, 来阐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逐步实现。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正确认识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这便很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党的十三大前夕,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规划。”[1]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客观依据、基本特征、性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历史地位, 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为建设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方面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政治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共产党领导;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 邓小平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把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重新分类, 一类属于基本制度、基本原则, 另一类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使用的经济手段。其中, 对计划经济的重新认识, 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过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曾提出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商品经济,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前, 一直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邓小平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出发,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中, 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中国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功, 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他们对整个未来社会的论述只是原则性的设想, 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论述更是不够完整、清晰。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马上做些什么, 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
邓小平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用新的思想、观点,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 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5年10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代表时说:“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邓小平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只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实现了共同富裕, 体现出了优越性, 社会主义才能“站住脚”, 才能得以巩固。
2. 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现在真正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有效地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为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的讲话中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 不改革不行, 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 就是改革开放。”[1]对于改革开放, 邓小平又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
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邓小平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 认为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他认为,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 从而, 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否则,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表现不出来。
3. 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则决定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看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还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 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出现一手硬, 一手软的情况。邓小平多次批评了这种现象, 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 走弯路。”[1]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做到:第一,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型专政的统一体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邓小平认为, 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2]。第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 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议行合一的原则, 同时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这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2]必须确保“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2]。这些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另外, 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向只有是从人治走向法治, 走依法治国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9-37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8-372.
8.邓小平的名言语录精选 篇八
2)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5)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6)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7)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8) 我荣幸地从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9)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地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
10)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1) 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邓小平在同身边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12) 要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在谈话时指出：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
13) 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4) 搞社会主义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9.邓小平的工作报告 篇九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0.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初探 篇十
一、政治秩序的基本含义、构成要素及其当代价值
毫无疑问, 人类生活需要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可欲的价值规范, 它既呈现出一种结果状态, 同时也是一种发展过程, 既是人类活动的合规律性的表现, 同时也表征了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了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
( 一) 政治秩序的基本含义
所谓政治秩序是指国家通过政策、法律和伦理道德对相应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所进行的规范, 以及在这种规范下进行的的政治运行情况。客观的说, 政治秩序是具有显著的特性的, 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 是一定的历史社会时期、社会制度和国家上层建筑所代表的一定的社会的阶级利益, 也决定了相应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时期和在不同的国家是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政治规范的, 因此政治秩序也就具有相应的可变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具有完善健康的政治秩序是我国走向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建立的必要的前提。一般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成都越高, 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和法制性就是越强的, 而越规范的政治秩序也越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想看到政治秩序的混乱, 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发展时期, 政治秩序还有利于政治主体的规范的活动, 这样才会减少政治的冲突, 减少社会的动荡性。
我国自建国以来, 因为长期都是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 这种体制使得我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也是变得十分的高度集中和直接控制, 所以在这样的体制下, 政治权利十分的深入, 也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地方, 所以导致了大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参与意识非常的少。但是这种政治秩序和体制也在相当长实践内保持了我国的社会的整体的稳定性。但是一个政治体系完整的国家, 政治规范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制化建设都在规范和管理中, 为了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 调整我国的社会政治的关系, 让政治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是我国政治制度完善和政治秩序规范的必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 政治秩序也迫切的需要建立与市场体制相规范的和相适应的秩序。
概念、判断、推理共同组成逻辑结构的基本要素, 而概念作为逻辑的起点, 对概念的认识和把握, 是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先导。大多情况下, 政治秩序是被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而作为前提的, 立足于政治秩序的概念本身的还比较少, 更缺乏对政治秩序概念的思想史的考察, 更多地是把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政治和谐、政治中道等概念混同起来理解。目前关于政治秩序有几种定义方法: 第一种是从政治秩序的生成机理来展开的, 即认为政治秩序是内生内发还是外生外发的, 内生内发观认为政治秩序是一种规律, 外生外发观则认为政治秩序是人的活动的产物; 第二种是从政治秩序的形态出发的,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秩序就是一种状态, 只有稳定的政治状态下才有政治秩序,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秩序本身就处在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中。[1]
政治秩序较之于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是自发形成的, 必然是人的作用的结果, 是人的社会本性的内在规定。[2]因此, 政治秩序必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结果和状态的统一, 它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 根据一定的理念, 制定一定的规则和制度, 与人民群众进行双向互动的结果和过程的统一体。
( 二) 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
要分析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 显然必须从其自身概念出发, 才能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关于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 雷振文认为必须分为政治实体、政治规则、政治控制三个方面。[1]胡锐军从儒家政治秩序出发, 认为政治秩序应该分为政治实体、政治规范、秩序力三个要素。[3]从前文关于政治秩序的定义可知, 它应该包括政治主体、政治目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政治规则、政治受动体、政治中介等因素, 雷振文和胡锐军都把政治主体与政治受动体结合, 统称为政治实体, 都把中介环节分开, 都把政治规则、制度等划分到政治规则里面, 这样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不利于从主客体二分的角度来理解, 把统治阶级与受众统称为实体也容易忽略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性, 本文从认同的基本理论出发, 认为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 政治主体, 即人民群众, 任何政治秩序的建构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 他们本来为政治秩序的受动体, 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 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服从群体利益的大局; 第二, 政治对象体, 既包括统治阶级、国家政党、政治制度、法律等显性因素, 也包括政治理念、政治信仰、政治规范等隐性因素, 对象体本身必须具备合法性, 还必须拥有实际的效能; 第三, 政治互动环节, 即政治主体与政治对象体之间的互动环节的有效性, 这也是政治秩序的有机构成要素。
( 三) 政治秩序的当代价值
在一个崇尚自由、民主和法制的时代, 倡导政治秩序总是显得那么地不合时宜, 但在任何的社会形态里, 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规定, 个人依附于社会存在, 个人自由也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 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另一方面, 一定的政治秩序也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个人拥有较强建构理性, 是自主、自决、自律的联合体, 虽然个人也处于需要和动机的不同、利益的相异、价值的多元化和竞争的异化当中, 但每个人都有从事对象化活动的自由, 政治秩序就以承认个人自由为前提, 公民也在政治秩序中履行政治义务, 这种义务是出于公民的需要和动机的, 而不是传统上统治阶级通过强制手段而使公民遵从, 它熔铸成了公民的素质结构, 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的重要体现, 因此, 在一个自由的时代, 崇尚政治秩序并不是对个人自由本性的违背, 反而是个人为了可靠的自由而让渡一部分自由, 使个人融入更大的社会共同体, 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旨归, 在法的基础上, 相互谅解, 真实地支配和决定自己的命运,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治秩序的当代价值的核心要旨就在于它对自由的维护。
二、邓小平政治秩序观的基本内涵
“和实生物”最早载自先秦古籍《国语·郑语》, 史伯以思辨的方式劝诫周幽王要重视德人, 后经过发展, “和实生物”衍生出了三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是“和”, 要容纳不同的事物, 允许事物的多样性; 其次是“实”, 遵从事物发展的自身逻辑和普遍规律性; 最后是“生物”, 在“和”与“实”的基础上创生万物, 新事物不断涌现。“和实生物”的思想也深深反应在邓小平的各种治国理念当中, 尤其在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中反映最明显, 邓小平一方面积极吸取和容纳前人的各种政治秩序思想, 海纳百川, 同时又遵从政治秩序发展的内在逻辑, 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观。
( 一) 邓小平确立了政治秩序观的基本原则
“政治秩序观”的“秩序”也指政治发展的有序, 是一种规律性的体现, 同时也离不开人的能动作用。“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4]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秩序观确立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合规律性的体现, 同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倾向。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的确定使得政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得到了增强, 以人民总体利益为导向的政治秩序也能够增强人民的认同感。
( 二) 邓小平确立了政治对象体的有序
如前文对政治秩序构成要素的分析, 政治秩序中的对象体既包括统治阶级、政党、制度等显性因素, 也包括政治规范、政治价值、政治理念等隐性因素, 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中的重要一点就是确立了政治对象体中各要素的有序:
政治体系的有序: 邓小平对于政治秩序的创见在于强调要建立理性的政治秩序, 政治权威不以个人权威作保证, 政治权威的运行要制度化和程序化, 改变原来的人格化基础, 邓小平重新恢复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体现了这点; 他还强调政治机构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 在邓小平的各项讲话中, 他充分强调了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强调了民主集中的组织形式、突出广大人民的主体地位, 让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各项制度有机协调起来, 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
政治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的连续: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只有对思想有了较统一的认识, 政策连续形成了惯性, 才能让人民对已有的政治秩序形成较大认同。邓小平积极倡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政治共识, 让思想呈现出一致性, 这样才能人人“拧成一股绳”。此外, 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坚持各项政策长期不动摇, 要使各项政策制度化, 形成一种制度的约束力, 保持这种指导思想和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使政治生活有序的重要途径。
政治秩序基础的巩固和政治秩序环境的稳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邓小平时代的重要口号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巩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就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 邓小平还积极致力于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建构。
( 三) 邓小平确立了检验政治秩序有效性的标准
政治秩序的有效性问题也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 它涉及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如何统筹的问题, 对于政治主体而言, 一种政治秩序是否有效取决于这种政治秩序对于个人利益的满足程度, 换言之, 这种利益导向是基于公民个人出发的, 而对于政治对象体而言, 这种政治秩序是否有效、是否合法取决于政治对象体本身的合法性, 即这种对象体在建立时是否从客观上考虑到广大人民的利益, 它的利益导向直接是基于广大人民的总体利益的。邓小平从宏观上提出了检验政治秩序有效性的标准, 即“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即检验政治秩序的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的生活水平标准。
三、邓小平政治秩序观的发展特质
中国自古就强调君子和而不同, 同则不继, 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一方面“和实生物”, 吸收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观以及毛泽东的政治秩序观, 但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创新, 表现出了较强的发展特质。
( 一) 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是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体
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也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发展是任何社会的目的, 而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改革, 改革是活水之源, 但改革的推进毕竟依靠稳定的环境, 邓小平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以发展为导向、以改革为手段、以稳定做保证, 不断推动经济发展, 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并在发展中推进政治进步, 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 审时度势, 密切注意人民群众的利益导向, 使改革和发展深入人心, 让改革、发展、稳定成为政治发展的三驾马车。
( 二) 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
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是稳定大于一切的时代, 它不同于革命时期和“大民主”时期, 邓小平的政治秩序观一方面要正视历史时期的各种问题, 另一方面又要关照社会现实, 但社会发展的政治稳定内部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社会发展就必须推陈出新, 必须打破既定利益格局, 在人与人、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打破原先平衡结构之后建立新的均衡, 但改革的过程往往夹带着阵痛, 会触发许多社会矛盾, 引起社会的动荡, 因此平衡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张力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无论是邓小平的“猫论”, 还是“优先发展论”, 都体现了他的政治秩序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
参考文献
[1]雷振文.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涵义、要素与特征[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33.
[3]胡锐军.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J].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