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

2024-11-26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精选11篇）

1.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篇一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对比

中美文化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他们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协调发展.在众多文化相比之下,饮食、教育、家庭文化尤为突出.这些身边文化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大致是一种伦理型的`,而美国文化主要是科学性的或者是理智性的.

作者：莫丽玉作者单位：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武进学院外语教研室,江苏・常州,213161 刊名：安徽文学（文教研究）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 年，卷(期)： “”(9) 分类号：G0 关键词：饮食教育家庭

2.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篇二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 几百年来,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 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化全局的标准来看待两国文化, 就不难发现, 中日文化就像两把标尺, 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不尽相同。追根溯源而言, 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可以说, 日本文化几乎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 纵观当今日本文化, 我们不禁发现, 日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文化的藩篱, 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道路。究其原因,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阐释。

二、日本文化的创新和起源

纵观历史, 我们不得不承认, 日本受中国的影响很深, 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而有人甚至将这种影响形容为“深入骨髓”。远在唐代, 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据史料记载, 日本十分推崇唐朝文化, 因而派出大量遣唐使、留学生和高僧去中国学习政治、文学和艺术, 并将所学知识带回日本, 应用于实际。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超越的, 只要是先进的东西, 他们就愿意学, 甚至想尽一切办法学。同时, 日本人更注重创新, 从而将所学的外来文化转化为自身的文化。例如, 日本高僧将中国的茶种和茶道带回日本, 茶道在日本得到了系统化的普及, 千利修将“一期一会”的精神融入茶道, 从而使其进一步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 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而是有选择性的吸纳, 并结合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进行创新, 发展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日本人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其狭小的国土和匮乏的资源,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繁荣, 他们需要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资源发掘无限的潜能。所以, 日本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在海上建城的国家, 为了扩大领土, 他们只能不断发展高科技, “围海造田”。而与日本相比, 中国的创新能力就逊色了许多。须知, 文化反应的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往往通过文化反应, 文化强大的背后必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中国要想迈入世界大国行列, 必然需要在文化创新上下大工夫。

三、日本文化的变形和发展

自明朝以来, 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倭寇入侵到甲午战争, 再到侵华战争, 日本人在中国人心中逐渐成了一个充满征服欲和占有欲的代表。那么, 是什么改变了日本民族呢?从文化角度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就是日本主导文化发生了变形, 从而导致了价值观的变迁。从幕府时代开始, 武士阶层开始执掌政权, 他们崇尚武力, 武士文化进而取代人文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导。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所注重的“忠孝”, 但“百善孝为先”不同,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忠”为核心, 又忽略了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 形成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善恶的模糊。武士道文化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其在近百年来的种种劣行。

二战之后的日本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的大举入侵, 但是, 当时正值百废待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侵略中失去自我, 相反地,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重新站了起来。日本利用文化大清洗迅速地兼容并蓄了资本主义文化, 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日本相比, 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 丰富的资源, 深厚的文化底蕴, 5000年的历史沉淀, 然而, 这一切并没有让中国人拥有如日本人般的勤奋、认真和严谨。当今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 其在科技领域的发达程度, 以及日本人工作时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严谨的团队精神等等无不令我们汗颜。可以说, 如今的日本文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有太多与我们不同, 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地方。

四、结语

民族的崛起依赖于文化的强大, 面对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国唯有坚持文化发展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我们看到, 只有学习吸收他国文化之长, 兼容并蓄于本国文化之中, 并于此过程中坚持发展创新, 发展自己的特色, 才能使中国走上文化强国之路。

摘要：近百年来,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日本文化经历了巨大的蜕变发展过程, 从而使如今的日本文化有了很多不同于中国文化并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部分,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也是本文所要探讨之处。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文化

参考文献

3.中国与日本：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篇三

近代中日两国在引进西方科技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是以两国在认识与处理外国与本国科技文化关系上持有的不同的对外文化价值观为前提的，而这种差异又是以两国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为基础的。

从历史上看，当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时，日本列岛才组合成最初的群落；当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日本才开始滋生出奴隶制的萌芽；当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登文坛，竞相争鸣的时候，在日本列岛上却还过着采集果实于森林，捞鱼贝于海河，猎鹿、猪兔于山野的从文化上看，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巨人。

不同的文化结构与相对位置：

实体与中空；"内核"与"外缘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内容和体系。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实体以它所具有的强大同化力和辐射力，把它周边的国家都囊括于其中，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东方文化圈。因此，中国文化完全是一个实体文化和"内核"型文化。

当时在文化与历史上都相对落后的日本，除了其固有的"神道教"文化以外，本身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原创性的内涵，就连日本人曾经推崇的"和魂洋才"中之所谓的"和魂"也只是一个"空壳"("和魂"在英语里意指"消化"，在日语里意指"容器")，本身不具有真实的内在含义。对于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他们说"和魂"是"日本人心中的空心结构"，是日本文化中空结构的表型象征和外在表现。这种文化历史与结构再加上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处于中西方文化辐射、传播的交接位置)，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一种中空的"外缘"型文化。

不同的对外文化价值观：

崇内鄙外和鄙内崇外

上述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与结构，自然使得两国在对外国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认识态度上出现了差异。中国持有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崇内鄙外的对外文化价值观，而日本却在鄙内崇外意识作用下拥有"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

中国崇内鄙外的对外文化价值观在近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当英国使节于1783年提出与中国通商并互派使节时，清政府却认为，西洋"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与西方进行往来。当英国再次于1816年要求通商贸易时，清政府也"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

其二，关于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或"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或以"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试图通过对西方科技的百般诋毁来横加阻挠。正是受到这种对外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雍正帝下令驱除西方传教，开始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

日本自知自己是一个孤立岛国，落后贫穷，时刻产生出一种危机感。他们认识到，岛国的宿命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在此影响下，日本民族形成了"认同外来文明的尊崇价值观"和"功利现实的拿来主义价值观"。

这种对外文化价值观使得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只有依附于中国才能生存。然而，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人的心理意识以很大打击，迫使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对外文化价值观。日本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中西科技文化的比较研究，彻底从原来面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鄙内崇外"转向面对西方文化的"鄙内崇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魂洋才"的对外文化价值观。

“和魂洋才"的特点在于："和魂"内容主要指"神国主义思想"，"洋才"则主要指的是西方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这充分反映出日本人的普遍愿望，即既"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下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自己的家庭结构，而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具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力量的近代国家"。

不同的科技转移方式：

注重输出与注重输入

不同的对外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两国各自的科技转移方式，即中国注重对外输出，而不注重向内引进，而日本却与中国完全相反，注重向内引进而几乎不向外输出。

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指出，古代中国至少有26项技术(还有其他技术)"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先后被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西方在此期间，向中国输出的技术只有四项)。明朝大太监郑和于1405年～1433年先后七次远渡西洋，出访30多个国家，其目的不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而是向西洋诸国宣扬中国的富强，让他们在朝贡的名义下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顺从者抚慰之，不恭敬者擒拿或击败之，以恩威并用的办法使他国畏服并臣服于中国。

日本从古到今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从16世纪40年代起，日本开始直接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1582年，日本巡察使范礼安组织"少年遣欧使节团"，远赴欧洲进行考察，不仅带回了风琴、竖琴、吉它、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还带回了活字印刷机、《世界地图册》、《世界城市地图》、地球仪等西方科学技术，从而改变了日本人传统的"世界"观念，开阔了日本人的视野，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871年，日本为了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羁绊，谋求实现"与万国并立"的目的，明治政府不惜耗费巨资派遣"岩仓使团"出访欧美，考察并引进西方各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以促进国内改革和科学技术的近代化。

4.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篇四

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企业文化是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都会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日本企业文化将西方科学文化和东方儒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实用主义的特点，并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日本企业文化形成原因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国土资源匮乏，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以村落为单位的农耕社会里对集体有严重的依赖传统。因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要想获得生存，单靠个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这是日本企业文化中重视集体作用、团队合作的重要原因。

（二）儒家思想影响

日本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受其影响，重视“家”、“忠”、“仁”等概念。“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日本传统的整体结构是“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日本人很讲究“忠”和“孝”。日本人的“忠”与“孝”与中国人的理解不相一致。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

二、日本企业文化主要特点

（一）日本企业强调社会责任

日本公司往往追求经济效益和报效国家的两重目标。当企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展冲突时，注重后者而不是前者，群体价值观念鲜明。这在公司的发展远景和经营理念中都有所体现。Panasonic 集团是全球性电子厂商，其核心价值观中有一条是：工业报国精神。其经营理念强调“贯彻产业人的本分，谋求社会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以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贡献。”松下将其历史使命定位为通过事

业活动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同时，注重对生产者创业使命的理解，号召所有雇员必须大量生产丰富的产品来使人们摆脱贫，除此还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公器。松下电器作为从社会调用人才、物品、金钱来经营事业的企业，通过其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就是它的使命。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文化中强调经济利益和报效祖国、社会责任相结合，将个人的历史使命和企业的历史使命定位在一个高水平上，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

（二）日本企业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以人为本

松下幸之助将“集中智慧的全员经营”作为公司的经营方针。所以，他注重培养人才、集思广益。按照松下的哲学，企业经营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如同宝石的原矿石一样，经过磨制，一定会成为发光的宝石，要从平凡人身上发觉不平凡的品质。松下幸之助常说：“领导者应当给自己的部下以指导和教诲，这是每个领导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也是在培养人才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松下不仅是“制造电器用品”的公司，又是“造就人才的公司”。公司内部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公司关注员工个人利益，满足员工要求，推行弹性工作制，举行公司聚会等。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人才的作用，注重以人为本，照顾雇员利益。

（三）日本企业信奉家族主义

日本的家文化与中国人明显不同，它注重的是财产“家”文化，而不是血缘“家”文化。因此，日本人家族主义更具有社会意义，推行家族主义的管理方法容易得到企业员工的认同；而员工在这个“家”中取得自己的地位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忠心和能力。日本企业的凝聚力亦由此而来。松下强调友好合作的精神、团结一致精神、礼貌谦让精神。公司实行终身雇佣制度。这样可以为公司提供一批经过二三十年锻炼的管理人员，是发扬公司传统的可靠力量。在家的氛围下，员工能有良好和睦的工作环境，能更好的沟通，对公司产生感情上的依赖，从而对公司忠心耿耿，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四）日本企业重视团队合作，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处理较好

日本企业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能力提高，但需以服从集体为前提。封建社会表现为对天皇的忠心不二，现代社会则更多地表现为服从企业利益。总之，群体精神和武士道精神的结合，使日本企业的发展深受其益。松下精神里强调团结一

致。日本企业往往比较重视集体的力量，强调团队合作。

（五）日本企业关注顾客利益，强调服务质量

松下电器公司也强调努力做到能使顾客得到真正的满意、彻底实现“顾客第一”。松下有一句名言：“客户是我的亲家”，把每天所经营的商品看做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女儿。所以，请顾客购买商品，就等于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自己的商店与老主顾的关系是新亲家的关系。宝贝女儿的婆家就是老主顾。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格外注重客户的利益，对服务质量要求高。

（六）日本企业注重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的灌输，增强员工认同感

松下电器公司非常重视对员工进行精神价值观即松下精神的教育训练。例如要求员工反复诵读和领会松下精神。每天上午8时，松下遍布日本的员工同时诵读松下七条精神，一起唱公司歌。松下还有一个全球有名的“入社”教育。进入松下公司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由人事部门掌握开始进行公司的“入社”教育，首先要郑重其事地诵读、背诵松下宗旨、松下精神，学习公司创办人松下幸之助的“语录”，学唱松下公司之歌，参加公司创业史“展览”。这样强调企业文化在于让全体职工时刻牢记公司的目标和使命，时时鞭策自己，从而使松下精神持久的发扬下去。

三、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日本和中国属于人文文化。中日文化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功效胜于日本，但其中糟粕对其影响较大，中国的人情社会尚缺乏市场经济的良性环境，尚未建立良好的现代管理制度。而日本对文化的功利主义胜于中国，注重实际矛盾的解决，这也是日本企业发展明显高于中国企业的所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有：

（一）强调社会责任、历史使命

日本企业文化中强调经济利益和报效祖国、社会责任相结合。我国国内公司尚未真正把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作为公司使命的重要方面。若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必然不能实现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所以，企业在发展之处，就应肩负社会责任，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海尔公司比较成功。它的愿景是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突出了公司的民族责任、历史使命。

（二）加强人才的吸引、培训与任用，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留住人才，培养员

工忠心

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人才的作用，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我国企业对人才重视不够。即使引进了人才，也没有合理的机制留住人才，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公司应建立配套的合理的培训机制、奖励机制、晋升机制，做到人尽其才。同时，要注意从精神上、物质上培养员工的忠心。具体措施如合理授权；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拉大薪酬差距激励员工；注重员工精神利益；多组织公司聚会、旅游等活动等。

（三）加强团队建设

日本企业往往比较重视集体的力量，强调团队合作。我国公司在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够。高效的工作团队是巨大的生产力，能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因此，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应发挥集体的作用，集思广益。同时，企业要合理授权，注意挖掘个体的潜力，同时加强员工之间的沟通，合理搭配人才，打造高效工作团队。

（四）加强对企业文化的重视。

5.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篇五

一、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真正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企业发展实践是企业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反过来企业文化又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追求。企业文化建设的程度和水平，既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直接相关，又与企业家的素质和职工的整体状况直接相联。而且，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只有内在生长起来的文化，才能适应这个企业的需要，才能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从而真正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可以适当引导，但不可以超越阶段；可以积极创造，但不可以忽视企业职工的整体特点。

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三个规律”，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一是遵循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认清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做到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注重文化积淀，不断实现文化提升。企业百年不倒靠文化，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也需要长期的培育过程。目前，在部分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短期行为、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错误倾向，应该得到克服和改进。二是遵循企业成长的规律，认清文化建设与企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做到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内在要求出发，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既不能过于超前，又不能严重滞后，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企业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保持协调一致。三是遵循文化育人的规律，坚持文化理念推行的系统性和长期性，做到因人因群体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措施，推进理念普及和文化育人。考察中，19名同志对日本企业在推行理念中强调自主性原则印象很深，但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日本企业员工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以及企业文化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处于企业文化建设刚刚起步、员工素质有待提高的中国企业来说，过分强调自主性也是不适宜的，必须把自主性原则与强制性原则结合起来，把正面激励同系统灌输结合起来，积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文化育人的实效性。

二、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推动以人为本原则的全面落实。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央企业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结合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进行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把确立正确的以人为本原则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充分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并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工作，才能使企业文化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把以人为本和以企为家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原则的价值原则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人作为目的的价值高于人作为手段的价值。这一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状况的一种扬弃，是对物统治人、个体淹没在虚假集体之中状况的一种扬弃。它实现了由人仅仅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到成为既是企业发展手段，更是企业发展目的的一种提升，这一提升并没有否定人作为发展手段的价值。由此引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以人为本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企业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是职工以企为家；从现实互动关系上看，以人为本与以企为家互为前提、互为结果。企业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员工坚持以企为家就是自觉把自己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和动力主体。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倡导以人为本必须同倡导以企为家结合起来，必须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性，否则，只强调人作为企业发展目的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导致企业发展的动力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就会导致以人为本原则悬挂在空中。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各个企业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对职工提出“以企为家”的要求，注重引导职工充分认识到，企业“以人为本”的前提是职工“以企为家”，只有做到职工“以企为家”，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以人为本”，职工只有首先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主体和责任主体，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

二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历史性，把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与企业发展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原则的产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在不同国家、社会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体现着不同的要求。“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必须同一个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日本企业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和水平，是日本国家发展程度的缩影，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我们在惊叹、羡慕的同时，必须用历史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结果和状态。同时，真正从我们企业现实条件出发，根据企业发展程度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并通过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以人为本原则实现的程度和水平。

三是要认清以人为本原则的整体性，把个体利益实现程度与整体利益实现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为本”原则中的“人”既是一个个体性概念，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以人为本”不仅是要实现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发展，更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发展，实现各个群体在发展上的动态平衡；“以人为本”不仅是要实现人的一个方面的发展，更是要实现人的多方面发展，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因而我们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必须按照整体动态平衡的要求，既要解决个体的特殊问题，更要实现整体性发展。

三、正确处理实施CI战略与实施CS战略的关系，及时导入CS战略，不断提升和强化中央企业的品牌形象。

日本企业推行CS战略是同高度市场化的特征相适应的。高度市场化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市场导向，市场导向的核心是一切以顾客满意为标准，就是顾客导向。因此，CS是对CI战略的丰富和深化。CI战略体现的是单一的企业视角，着眼于自我形象的提升；CS战略是企业、顾客等多重视角，关注的是顾客需求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导入CS战略是一种趋势和必然，但并不意味着导入CS战略就取代CI战略，二者视角不同，所起作用也不同，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目前，中央企业应该对实施CS战略进行认真研究，择机导入、广泛实施这一战略，从而实现企业品牌和形象的新提升。

四、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为目标，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创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我们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贫富差距却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在这一点上，日本企业同日本社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日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积极倡导履行社会责任等，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对我们中央企业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央企业在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把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即“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区(社会)、企业与环境、员工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核心，通过积极进行理念创新，确立和宣传体现构建“六种和谐关系”的发展观、合作观、环境观、生活观等价值观念；在合理界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塑造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心理文化建设，促进员工身心和谐发展等措施和途径，不断优化人际关系，建立良好公共关系，优化企业内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五、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特性，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

2004年7月6日至9日国资委在大庆召开的“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交流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各企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初步掀起了建设企业文化的热潮。但这次日本之行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央企业在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树立经营“文化”的新观念，做到建设“文化”与经营“文化”有机结合。

精神、理念、价值观等软性文化同具体形态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物质产品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这些软性文化越使用越增值，并且可以转化为具体形态的文化产品，可以成为企业的经营性资产。这是可以对我们的企业文化进行经营的理论根据。而我们中央企业一般都有几十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创造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这构成了我们经营“文化”的资源基础。即使有的企业文化积累薄弱，也应该从经营“文化”的视角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经营”文化这个词的涵义就是提升企业文化以及对由此开发出来的具体文化产品进行商业化运营，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国内赴海尔学习考察的人络绎不绝，实际上就是经营“文化”的一种结果。当然，现在参与经营的主体不仅仅是海尔集团，更多地是媒体等企业外的社会力量，但起点还是企业本身。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不是要取代基础性的文化创建工作，而是对这一基础性工作的提升，是将在基础性工作中创造出来的成果所蕴藏的价值体现出来，并且不断增值。这就要求在基础性的文化创建中体现经营“文化”的要求。如：我们各中央企业建设的纪念馆、展览馆、资料馆等，就不仅仅是保存文化成果的场所，而应该成为经营“文化”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对这些场馆的投入，就不是纯消费性的支出，而恰恰应该是长期的经营性投资。

当前，中央企业开展“经营”文化的工作，具体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制定经营“文化”的长远战略，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中长期目标，从战略层面对本企业长期积累的文化资产进行经营。第二，可通过打造文化品牌，提升企业文化资产的价值。如：在相关企业中把长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青藏铁路建设精神”等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打造成文化品牌，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三，开发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商品，通过具体的文化营销，实现企业文化资产的升值，包括：开发体现企业文化个性的纪念章、纪念币、纪念邮票、企业歌曲、电视剧、网络游戏等。第四，培育宣传文化英雄，以此来提升企业文化资产的价值。从经营“文化”的视角看，王进喜、王启民、李黄玺、许振超等不仅是单个企业的劳动模范，更是这个企业的文化英雄，代表着我国国有企业广大员工的精神追求，也体现着一个个企业的个性文化。如：王进喜是“创业文化”的代表，是大庆精神的人格化；王启民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李黄玺是新时期知识工人的代表；许振超是“效率文化”的代表。从经营“文化”的角度，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断进行解读和释义，不断进行培育和传播，就可以使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断增值。

六、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尤其是要把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与提高员工的文化执行力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行为能力。

企业文化是全员性文化。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践行的主体和文化育人的对象都是全体员工。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目标，而企业全员文化自觉的程度又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因此，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在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中央企业今后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应该在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程度上下功夫，尤其是要着重在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和员工的文化执行力上下功夫。因为文化自觉程度低是当前我们中央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存在三种错误倾向，可概括为“三论”：一是单一主体论。即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因而往往是因领导人员的变动而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随之变化。实际上，企业家只是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而不是单一的创建主体，是文化理念的主要设计者，而不是惟一设计者，是文化践行的先行者，而不是文化践行的基础主体。“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家文化”这一论点主要是源于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概括。日本企业的性质大部分是私有制，而且早期都是家族企业，企业领导人长期不变，因而企业家的文化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各自企业的文化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家文化”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也有其局限性。而把这一论点移植到中国，尤其是移植到中央企业的文化建设上却是有失偏颇的。二是部门文化论。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和落实仅仅是企业文化部一个部门的责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各部门各负其责、合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三是与己无关论。这主要是存在于员工中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只是企业家的责任和工作，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也就无法谈文化执行力的问题。

这三种错误倾向是中央企业在提高全员文化自觉上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一是应探索建立全员创建体系，形成全员建设企业文化的局面。日常工作中，注重设计具有全员性特点的文化创新与培育活动，吸引员工广泛参与。二是应探索建立综合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三是应探索解决文化与管理融合的问题，提高文化理念的制度化程度，使文化通过管理和制度发挥作用。四是应探索建立长效培育机制，把文化培训作为获得企业人资格、岗位任职资格等方面培训的重点，贯穿在自我成长过程中。

对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

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把推进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出资人代表的职责认真予以落实。企业文化是除人、财、物之外的第四种重要资源，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认可。通过挖掘、整合、建设企业文化，充分发挥这些资源在塑造企业品牌、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存量，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是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的重要职责。建议国资委从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角度，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促进企业保值增值的重要内容，加大工作指导力度，不断提高中央企业乃至所有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

二、建议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工作力度，全面提高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指导意见》已经正式颁布实施，这必将促进中央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但国资委所管理的中央企业的行业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历史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同。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求中央企业要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国资委应加大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建议加大《指导意见》的宣传力度，使中央企业的各级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充分了解《指导意见》的内容，认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高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自觉性。同时，要通过召开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座谈会、组织参观交流等多种途径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开展督促检查，促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三、建议国资委尽快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培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者素质。

一是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文化培训制度，使出国培训规范化，分期分批地选送中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文化部门负责人出国学习考察，真正使中央企业领导人适应世界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宽阔的眼界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去认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同时，要认真选择培训国和培训内容，以提高培训效果。像这次日本企业文化培训考察就获得全体团员的一致好评。二是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都已把企业文化师确定为一个新职业的情况下，建议国资委研究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认证工作，建立规范的评审审批标准和程序，形成企业文化的职称系列，进一步促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的提高。三是在组织出国培训考察的同时，建议组织企业文化的国际交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知识、信息和文化的广泛交流与共享。

四、建议国资委加大中央企业开展形象宣传与品牌塑造的力度，充分发挥国资委管理、组织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的整体形象。建议国资委充分运用所掌握的资源优势，引导中央企业加大形象宣传和品牌塑造的工作力度，不断提升中央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建议国资委充分发挥管理、组织和人才资源优势，主动搭建形象展示平台，为中央企业创造集体亮相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中央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为中央企业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建议国资委利用北京的中心优势，举办中央企业发展成就展览会，展览会期间可举办研讨会、主题论坛等多项活动，充分利用各种优势，集中展示和提升中央企业的整体形象。这次日本爱知世博会就设立了企业展区，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等日本企业就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展示了机器人等世界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和产品，有力地提升了企业的自身形象。

6.武士道与日本的企业文化篇六

——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摘要：武士道作为日本古代武士的道德规范，经过长期的历史浸润已经融入日本的民族性中，成为日本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武士和武士制度皆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武士道精神仍然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影响力，成为日本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日本的企业在武士道精神影响下发展和壮大，并极大地推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武士道、日本企业文化、日本现代化

何谓武士道？中国学者万峰先生认为：“武士道的‘道’”，指的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操守、品行等等。乃是日本中世纪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赖以调整、规范人们之间（主要是主君与家臣）以及武士个人与整个武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总和。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即“武士的训条”，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

《广辞苑》：“我国武士阶层中发展起来的道德。镰仓时代开始发育成长，到江户时代以儒教思想为根据而致于大成，成为封建支配体制的观念支柱。重视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洁白、质素、俭约、尚武、名誉等。”

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神道——武命长久、战争胜利的思想意识，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神道教的武神崇拜，满足了武士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的心理需要。通过“敬神崇祖”和“武神信仰”，以“神”的旨意命令武士服从主君，强化主从关系，维护武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统治秩序。神道教强调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佛教，尤其是佛教中的禅道——敢于拼命、视死如归的修行体系，以“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禅法铸造的战争心理，赋予武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赋予武士无所畏惧的心理素质，面对死亡超然镇定，以“无畏”和“莫烦恼”砥砺武士精神，帮助武士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儒道——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统治哲学，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源。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以儒家思想作为新型武士道的理论框架，形成具有新体系和新内容的武士道理论，使武士道更加合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使儒家思想成为整个武士阶级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武士道精神可以简单概括为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绝对忠诚和服从主君，以死于主君马前为荣，明知必死必败，也要战斗到底，即为“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为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仅次于“忠”的道德力量，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是武士最忌讳、最不屑一顾的；勇是敢作敢当、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如刚毅、不屈不挠、大胆、镇定自若、勇气等品质都属于勇，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即敢于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和不畏强敌的勇猛精神、杀伐之心；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是恻隐之心，即具有爱心、宽容、同情、怜悯的美德；礼是接人待物要殷勤而郑重，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更是武家身份秩序和应尽的职责义务，言行举止应与身份相符，体现武士的尊严；诚是信实和诚实，高于礼之上，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名誉”即名、体面、名声、荣誉、人格和知耻，武家社会对武士的价值评判，以及武士应该具备的尊严和形象。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是“人本身不朽的部分”；忠义是对上的服从和忠诚，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武士道的所谓“忠诚”，其实是从者以生命报答主君“恩赏”的献身精神，崇尚“忠诚献身”的真谛在于换取恩赏和扬名天下。

武士道起源于平安时代, 随着其物质载体武士的产生而逐渐形成。“武士之道在历史上登场,大约是在平安朝中期的九世纪后半期。”这时的武士道主要内容有忠诚献身、崇尚武勇、重名轻死和敬神、质朴和克己等等，在这一时期武士道并没有普及，没有成为日本全民精神，仅仅只是随着私兵私权出现的伦理道德。随着时代的变迁，武士道不断在日本国土上传播、世俗化，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从“战斗者之道”转向“为政者之道”，江户幕府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以儒家思想人为加工的近世武士道，适应和平时代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需要,并向全国推广，这时传播群体空前膨胀。武士、浪人、乡士等超过100万，还有准武士“村方三役”和“町役人”。明治维新后，废除旧武士制度和创建新武士制度，从“效忠主君的武士道”到“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由以明治天皇、山县有朋等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者运用国家权力和传统精神权威人为加工的武士道,旨在要求全体国民绝对效忠天皇，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国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明治政府规定将武士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迅速渗透到社会各阶级之中，成了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释放出武家政治时代不可企及的物质化能量。

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理念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并用各种仪式和习俗来宣传和强化这种价值观念。

日本专家在《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一书中指出：“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即企业有一种包括自己价值观、信仰和语言的一种特定文化。”可以看出，日本学者更加强调的是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就是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几十年来，在武士道影响下形成的企业文化使日本人视企业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于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严格执行使日本丑速发展为经济超级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具体来说，武士道对于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武士道“忠”的观念激发出强大的企业内聚力。战后，日本国民将武士道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在日本人塑造企业文化时，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犹如武士与主君即“主家与分家”的关系。员工自觉地把企业看作是“主家”，而自己的家看作为“分

家”。按照武士“忠”的行动准则，主家的利益高于分家，分家的利益高于个人，为主君效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员工普遍奉行“公司第一”的信念。这种忠诚要素构成日本企业极强的凝聚力，并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形式得以强化。一旦进人公司，公司就与员工结成终身的“主仆关系”，公司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员工与企业建立了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盛衰荣辱密切相联，从而衍生成一种利益相通。荣辱与共的“集团意识”、“集团功利主义”。这种“企业使命共同体”使日员工形成良好的“爱社精神”和“敬业精神”，充分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第二，武士道“恩赏观”转化为企业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武士道的“恩赏观”规定，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全身心投人，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之所在。日本企业在武士道“恩赏观”的影响下，十分强调使命与责任。就其本身来说，日本企业都十分强调社会责任，强调以社会利益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强调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注意顾全大局。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口号，“松下七精神”中就有“工业报国”、“感恩戴德”等信条。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被认为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一种社会贡献。就企业员工来说。他们都认为企业发给的薪俸就是一种“恩赏”，因此，拿了薪俸就要对工作尽忠。如此一来，整个民族养成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作优先、恪守职责，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公司有所成就的理念，已经成为日本所有企业员工的工作伦理。

第三，武士道“和”的观念造就了高效能的团队精神。“和”的精神最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主要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统治哲学，其“和”的思想正合统治者的心意，肯定武家社会主从结构、主从秩序的合理性，从而使社会有秩序发展，处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坏境中。现代企业中的“和”虽来自武士道，但两者有所不同。传统的“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的“和”是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谐感”、“团结感”，是一种凝聚力。日本企业里，“和”是人们向往并努力争取达到的一种境界。企业中的“和”是通过上下一致维护和谐、亲密的气氛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谐感”和“团结感”，进而形成一种团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员工自发地为企业作贡献。制造和谐气氛，使员工感到家庭般的温暖和欢乐，是日本企业“和”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依赖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而最后产生的当然是丰硕的物质成果。最后则是强调协作的团队精神，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使之发展有序进行，进而提高效率。松下员工信条之一就是：“唯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成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 第四，武士道“名誉”的观念造就了珍视信誉的牺牲精神。“名誉”即名、体面、名声、荣誉、人格和知耻，对日本人而言，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如果做了羞耻的事情，不如去死。正是对信誉的珍视，他们很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肯定，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逐渐转化成了他们自觉行动的潜在意识。在二战期间，对日本而言，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强烈的名誉观，使得日本国民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并塑造出独特的以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对于个人而言，为了赢得别人对自己的认同和尊重，只有在本行业中奋发有为、出人头地。这在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民众为个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

总之，日本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武士道影响下形成的以“忠”、“和”、“恩赏”和“名誉”等观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成为推动日本企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武士与武士道如散落的樱花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精神却依然存在，成为日本变化的动力之一，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和诚信的精神根基。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日本的民族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九世纪起，日本社会一直以武士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并大加颂扬和强制推行，使之逐渐渗透沉淀到日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液之中，构成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明治维新后，国家权力者运用国家权力和传统精神权威人为的加工武士道，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国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武士道既是“战争之道”，又是“献身之道”，日本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人称“奇迹” 的日本现代化成就，都与之密不可分。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句号，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军国主义越是强烈, 越是狂热地鼓吹天皇的武士道精神。通过向民众灌输天皇的武士道精神, 使侵略战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 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将侵略战争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开始，日本国土小，资源缺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日本奉行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通过侵略战争获取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源，而武士道中“武勇”的精神就有了用武之地，武士道崇尚武勇，“武”是武士杀伐征战、攻城掠地、夺取战争胜利和保存自己、消灭对手的格杀能力，即武士的实力。“勇”是敢于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和不畏强敌的勇猛精神、杀伐之心。发展成为“战争之道”，前面已说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将武士道国民化，进而民众全力支持政府的侵略战争，也使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通过这些战争日本近代化进程迅速赶上西方列强，成为了亚洲的一个例外，这与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精神核心是密不可分的。

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强调以奉献为荣、以奉献为最高义务与最终行为，构成日本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底蕴。其“献身之道”体现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上所述日本企业文化与武士道关系，武士道“忠”的观念激发出强大的企业内聚力；武士道“恩赏观”转化为企业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武士道“和”的观念造就了高效能的团队精神；武士道“名誉”的观念造就了珍视信誉的牺牲精神，以及克己、检朴，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总的来说，当武士道的意识转移到国家建设时，又能够内化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产生出“商人道”、“企业道”、“工人道”。

武士道既是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又是强调忠诚的献身之道，个人一身一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源自武勇与奉献，武士道需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体现，从而赋予武士道硬控制的功能和超法律、超契约的控制力，使之具有不可限量的破坏力与创造力。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在二战后，迅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都与其民族精神核心武士道精神所分不开的，武士道成为日本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杨绍先，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2】《浅论“武士道”与日本企业文化》周海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3】《浅谈武士道对日本的企业文化的影响》杜红艳，《当代经济》2007年第9期(上)。

【4】《日本武士道源流考述》娄贵书，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5】《浅谈武士道及对日本的企业文化的影响》刘毅，李逊，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22

7.论中国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篇七

关键词：汉字,日本,文化,汉语

一、汉籍、汉字及儒学的传入

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 就是汉籍和汉字的传入。汉籍的传入有种种说法, 但有文献涉及者, 主要有徐福赴日、神功皇后远征新罗、王仁上贡献书等三种说法。

汉字和汉籍儒典的传入, 对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讲演汉籍的风潮兴起, 同时, 出现了以圣德太子为中心的现存日本最古老文献《推古朝遗留文》。

而汉字的传入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一世纪初。这个时期中国王莽时代的货币已经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京都出土的铸造货币, 上面就铸着“货泉”二字, 这是日本出土的最早记载着中国文字的文物, 而这个时代能够掌握并使用汉字仅仅局限于少而又少的贵族、学者,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这些汉字不过是一些复杂的图案罢了。

公元400年以后, 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深化, 日本人才开始普遍地学习汉字。到5世纪时, 日本上层贵族开始普遍使用汉字书写, 而且已经用汉字书写汉诗文了。汉字之所以会流行, 是应为日本语是单纯音节结构, 使用标音的汉字比较方便。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汉字为一字一音节, 而日语的单个汉字会有多音节的情况。

语言文字, 是文化的源泉和载体, 我们可以说, 日本文化的载体就是从中国传入的。六世纪以后, 日本派出遣隋使以及遣唐使, 带回大批中国的儒家经典, 广为流传, 不仅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也为汉文学的引进开辟了道路。儒家学说之所以会在日本发展起来,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提高皇室的文化修养以及在社会上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以及行为规范。也就是皇室控制政权是由于“天命”, 是神的旨意。

二、《白氏文集》与《源氏》物语

平安朝时期, 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作品, 莫过于《白氏长庆集》。白氏的作品传入日本始于承和5年。随后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当时在日本凡谈及诗文者言必称《白氏文集》。平安朝设立了《白氏文集》的讲座, 而讲座的参与者就是日本数代的天皇。而在同一时期, 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几部文学作品诞生了, 这就是《枕草子》与《源氏物语》, 代表了白诗的影响达到了巅峰。

日本文坛广为流传《白氏文集》的原因如下 :一是白氏诗文字通俗, 词汇丰富, 体顺而律, 含义丰富 ;二是白诗反映了各阶层的生活, 尤其是日本所谓的“庶民”生活, 追求一种生活的美和沧桑、辛酸 ;三是白诗追求与自然的融合, 对季节的变化尤为细腻和感伤。最后是因为作品贯穿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 非常容易被日本文化接受。

当然, 从以上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于白氏讽刺诗的“兼济之治”的摄取并不是那么积极, 而是更多关注其闲适诗的“独善之心”。日本文学吸收和消化白居易的诗文, 是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 是有选择与扬弃的。

白诗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学, 而且对日本古代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物哀”, 整个日本骨头里渗透出来的忧伤和凄凉之风, 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成果”。

三、宋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古代教育以儒学等中国文化作为基准, 利用从中国输入的经学、史学、律学、天文学等各类书籍作为教科书进行国训教育, 受教育对象是贵族。而当宋学由于特殊原因登上日本文化历史的舞台后, 受教育的范围反而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宋学占据了儒学的主流,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统治阶层从当时政治革新的需要出发, 采用宋学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二是当时的留宋僧人既修炼禅法又热心宋学, 他们回来时带了大量的宋学著作, 有利于宋学的传播与研究。三是宋学吸收了禅宗的认识论与修养法, 与禅宗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即所谓“宋儒之学, 其入门皆由于禅”。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都流行着这样的说法, 就是从宋学入手, 然后参禅。由于以上的原因, 宋学的发展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因此, 此前以公家社会为中心的旧儒学, 到了室町时代中期, 被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所替代。儒学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禅僧社会。宋学与当时流行的、以禅宗为主体的新佛教的融合, 推动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结语

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可以说, 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流史。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是从上到下的, 中国文化的普及就这样贯穿了日本的各个阶层。

时至今日, 我们还可以深深感觉到, 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 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小城镇狭窄的街道, 都是那么干净、漂亮。但是身在其中, 总能感觉到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萦绕着这个国家。或许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得太细致了, 无法统观全局, 最后就只能着眼于文化的细节, 包括对命运无常的喟叹和对四季流逝的感悟等等 ;日本把中国文化中“人性”的部分发挥到了极致, 但也因此给自己平添了许多哀愁。

参考文献

[1]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M].中华书局, 2002

[2]张立文, 李甦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东方出版社, 1998

8.论日本对中国菊文化的接受篇八

关键词:中国;菊文化;日本;接受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1-0013-05

中国菊花文化历史悠久。从屈原《离骚》中吟诵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今天饮食文化中的“菊花茶”、“菊花酒”,以及与菊花相关的风俗、人文精神,诉说着菊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中华菊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与中国菊文化迥异的特点, 从而显示出日本文化的心理差异。

1.中国“菊文化丛”

菊花在中国有三千余年的历史,早在2500多年前的《礼记•月令》中,就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的记载,并把菊花当作记录寒霜季节时令的花。菊花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 从菊花的种植、饮食、观赏到菊花的习俗、象征等,形成了中国的菊文化。这里借用“文化丛”这个概念对菊文化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可能对中国菊文化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文化丛”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专门术语,即以一个印地安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其“生活模式”(mode of life)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

研究这个文化集合体,须以一个个“文化特质”作为切入点,而这些文化特质又附带许多事项构成“文化丛”,如野生稻文化丛、玉米文化丛,附带培植、收获、贮藏、烹饪等技术事项以及财产权、法律、宗教禁忌、风俗惯例等行为事项,共同构成集合式的“野生稻文化丛”、“玉米文化丛”。[1](45~49)那么,“菊文化丛”就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与菊花种植、菊花饮食等相关的技术事项;二是与菊花相关的宗教禁忌、风俗惯例等行为事项;三是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延伸而来的人文精神象征。

菊花的种植大约始于东晋时期,在唐宋时兴盛。一般认为,菊花栽培最早始于陶渊明,据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考证,陶渊明种植的菊具有两层花瓣,色白,花心为黄色。宋代刘蒙的《菊谱》是世界上第一部艺菊专著,记有多种菊花色,如黄色、白色、紫色、红色,而且以黄为正色,共有36个品种;范成大的《范村菊谱》中记有胭脂菊以及深红浅紫等多种花色;宋代史铸的《百菊集谱》中对菊花有“绿芙蓉,墨菊其色如墨”的描述,说明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绿菊和墨菊品种,共计有160多个品种;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已记录有500多种菊花,到清代达800余种。菊花种植,最早主要是因为它的饮食价值,其后延伸到审美价值。

菊花的习俗是在其生长时令特点上延伸的,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登高、赏菊、赠菊、佩戴菊花、吃菊花糕、饮菊花酒是重阳节的一大节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是当时最重要的节日,驱灾避邪、健康长久是节日的基本主题。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记有一则传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2](547)西晋周处《风土记》载:“汉俗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临海记》载:“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3](时序部•九月九日)这种登高赏菊、佩戴菊花、吃菊花糕、饮菊花酒的行为事项到清代尚存。

菊花的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催生了它的多元精神蕴涵。菊花成为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和自身人格的象征,菊花的君子人格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在一起。三国时,钟会赞菊花:“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等,君之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清体,神仙食也。”[4](钟会:菊花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潇洒风度和洁身自好的人格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一首《菊》对菊花节操的赞颂:“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天杰。”唐代山水诗人韦应物的《效陶彭泽》:“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入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诗人由菊花感悟到人生的短暂,从而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王安石对菊花“不忍独醒孤尔去,殷勤为折一枝归”(《城东寺菊》),南宋末年的诗画家郑思肖,以画无根墨兰出名,寓意赵宋沦亡,其诗也时时表现出怀念宋室之情。他的《画菊》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味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晚唐李商隐也有一首意甚隐晦的《菊》:“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诗人借菊自喻。唐代韩愈的《晚菊》言:“少年饮酒时,踊跃见菊花。今来不复饮,每见恒咨嗟。伫立摘满手,行行把家归。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但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菊花诗却云:“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不第后赋菊》),成为壮志抒怀的载体。明太祖朱元璋的《菊花》,极有可能是受到黄巢咏菊诗的启发而作:“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以黄色菊花代指军队,此时菊花有了与战争相关的涵义。

菊花的延年益寿、驱邪纳祥、人格高洁等内涵也延伸到艺术领域,成为工艺装饰图案和绘画的题材。如菊花是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碗的装饰纹样,而且元、明、清时期,很多印花碗上都绘有菊花纹,苏州古典园林狮子林中的漏窗上就分别雕刻着“梅、兰、竹、菊”的图案,它象征着四君子,其门板上就刻有瓶插的菊花。文人画家常以“菊花”为题材作画,如明唐寅的《墨菊图》、齐白石的《菊酒延年图》等。菊花还同其他物象一起,通过谐音、象征等方式,表达吉祥寓意。如菊配磐,寓意“庆寿”;菊花配佛手或蝙蝠,寓意“福寿”;菊花配牡丹、莲花,寓意“富贵连寿”等;或者取“菊”与“居”的谐音来表达吉祥寓意。如在年画上画有菊花与九个鹌鹑,因为“鹌”与“安”同音,有“久世居安”的象征意义,即表示家庭和睦、安康生活;年画“寿居耄耋”上画的是寿石、菊花、猫、蝶四物,各取其谐音;还有的将一只蝈蝈绘画在菊花之上,因“蝈”与“官”谐音,即象征“官居一品”的吉庆意义。这些共同构成中国菊花丛的不同层面。

2.日本菊花文化的符号象征

盛唐时期是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的关键时期,它也是中国大唐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关键时期。学界对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的传播方式有不同说法,或认为菊花经朝鲜传入日本;或中国菊花是从唐代开始直接传入日本的,或菊花是随日本接受中国传入的佛教、盆栽等一起加以接受的。实际上,大唐文化传入日本时有多种传媒,可能不限于单一的方式。本文主要探讨日本在其文化视域的影响下接受中国菊文化时的传承和变异情况。

隋唐时期,日本向唐朝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文化。据史书记载,平安朝的嵯峨天皇对于中国的唐风十分崇拜,《凌云集》中记录了他学习中国唐代诗文所作的二十二首诗歌,有诗题为“重阳节神泉苑赐宴群臣”,还有“九月九日焚神泉苑宴群臣”等,大多描述重阳节时君臣共宴、饮菊酒、赏菊花等活动,可见,中国菊文化丛随着唐诗已传入日本,尤其是作为菊花的技术事项的菊花栽培、菊花茶、菊花酒酿造,以及作为行为事项中的菊花的重阳节习俗,都被日本文化所吸收。帝王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往往更能促进文化的传播,在平安朝初年,皇室乃至公卿贵族和文人墨客都大力推崇菊花之美。在日本,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也称菊花节。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3)在此日宴请臣下,并令文人赋诗,赐菊酒,君臣共赏金菊、共饮菊酒。在日本的诗歌集《怀风藻》中,还记录着关于日本奈良时代的诗歌:“菊浦落霞鲜,莫谓沧波隔”,“倾斯浮菊酒,愿慰轩蓬忧”,“沾兰白露未催臭,泛菊丹霞自有芳。”后来,重阳赏菊习俗一直为日本皇室贵族以及士大夫所延续。到了江户时代,菊花在日本民间得到发展,各地出现了菊花会等活动,也是以品评菊花为主要目的。

但是,中国菊文化丛传入日本后,其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延伸的人文精神象征发生了改变。菊花在中国,既可以作为君子人格和延年纳祥的象征,也可以作为抒发情怀的载体,但是“一个象征或一个象征意义,几乎不可能只从精神的单一层面中涌现出来或者不可能只在精神的单一水平上运动;它只可能是过分武断的,并能追寻那种无论是艺术家还是任何个别的观众都无法意识的东西”[5](41)。日本平安时代,有君子美德象征的中国菊花符合受到中国儒家“德治”思想影响的日本天皇的政治要求,传说的菊花具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奇力量,又符合日本天皇所需要的固有的神权信仰。菊花在日本首先得到了天皇贵族的认可,菊花被作为皇室的符号象征。公元910年,菊花作为日本的国花,传统的菊花设计图案成为皇室高贵的象征。因此,菊花在日本象征皇室的高贵与威严。1868年,刻有菊纹的饰章成为皇室的徽章。自此以后,一般的百姓则不可使用刻有菊纹的饰章。现在的天皇使用的是刻有16瓣菊花花瓣的徽章,而皇族使用的是14瓣的。另一方面,菊花在中国的重阳节中有祝福健康长寿的内涵,到日本则变异为“怀念”的内涵。在祭祖拜神时,日本人常用菊花作为花材插成“佛花”的形式,摆放在墓碑或神像前,表达后代对先人的怀念之情。

中国菊文化丛在日本的传承与变异,受制于日本的文化视域。没有人会用不受任何影响的眼光看待世界,人们总是借助一套确定的风俗习惯、各种制度和思维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的。[6](2)日本的文化视域,自然会受到其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文化演进是跳跃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出现了断裂,从而产生矛盾性,[7](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以菊花和刀作为皇族和武士两个阶层的符号象征,也预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因此,日本对中国文化主要是外在物质的层面上的,而对其内在的精神蕴涵却没有同步,从而改变了中国菊文化的精神内涵。一些文化社会学家不无道理地指出,文化既包含显性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后者的形式更类似于建筑师心理的构想,它关注着活动的总体综合效果,构成一种内在的文化主题。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存、生活的人们有不同的精神风习和心理结构或心理逻辑,它们属于隐性文化。因此,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时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主要是因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不是自然演进,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发生了变化,其接受视域明显不同 ,一方面完全接受菊文化的外在技术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理解赋予其新的内涵。

3.中日对菊花文化的心理差异

菊花原产于中国,人们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演变时期,从以菊花来记时令,到发掘菊花的饮食价值等技术事项和相关习俗的行为事项,从而让菊花进入了文人的视野,成为审美对象,而菊花的生长环境、民间习俗的所指也得以延伸,使菊花具有君子人格和长寿吉祥的人文意蕴。这样 ,技术事项、行为事项及其所指形成了中国菊花文化丛。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国的诗词文化或佛教文化等中介来进行的,日本文化相对于隋唐文化是弱势文化,中国菊文化丛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文化视域的影响,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丛主要是能指方面,而对所指进行了“误读”和重新阐释,将中国菊花文化的君子人格和长寿吉祥等所指置换成了日本皇族高贵的身份和国家符号的象征。正如周作人所言:“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8](171)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古代日本人受到风土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深层意识的精神内核。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地理条件优越,使其幸免于大陆文化的直接入侵,催生了日本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并摸索出一条自身文化发展的道路;岛国的自然风景优美,四季变化鲜明,季风影响下的热带和寒带二重性并存,影响了日本人对自然的接受和忍耐的性格;而地震的频繁影响到日本人的“天然的无常观”。正如日本宗教学家山折哲雄指出,“流淌在我们最深层意识里的,乃是从三千米的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的感性和文化。”[9](1)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态度,一方面是接受、吸收,另一方面又改变外来文化的精神内核。所以,日本吸收了中国菊文化丛的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中一些元素,而深层的文化象征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君子人格和长寿吉祥置换成了日本皇室的高贵和尊严的象征,以及怀念先祖的记忆符号。

其次,风土环境影响下的日本人美意识中的“物哀”、“空寂”和“幽玄”。这种“空寂”、“幽玄”是通过春花、秋月、冬梅等自然物象的“景气”含蓄表达出的,“日本人的美意识的基本特征就是简素、淡泊、含蓄、玄虚和不规则”[10](24)。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使他们以自然的态度欣赏、赞叹自然的花、月等,而且日本人重视白色、紫色等色彩。而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受儒、释、道的影响,更注重真、善、美关系的协调,强调伦理的善,“在中国,美、善、真三者关系中,美常常不一定作为善,而善却常常作为美。真在作为意味着是形而上的实体的宇宙的根源的,创造性的生命的概念的时候,在观念中作为伦理的概念的时候,美、真两者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真又常常是必须与善相一致的”[11](309)。所以,中国的菊文化强调的是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和特征相联系的人格伦理和福寿吉祥的象征;日本则把它仅仅作为皇族的至高无上的象征。

再次,中日文化发展过程的差异也是中日菊花文化不同的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古代文化的轴心之一,哲学思想发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老庄的道家、孔孟的儒家、韩非的法家等哲学思想,而且封建农耕文明发展比较充分,在吸收佛教等外来思想时很自信,把佛教与中国的儒、道很好地加以结合。而日本文化则是跨越式的发展,从绳文土著文化到弥生文化,再到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大化革新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一下子将日本从奴隶社会推进到律令国家,儒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思想,但是日本尚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宗教或其他基本成形的意识形态体系,因而“拿不出自己的思想尺度去衡量外来思想的异己度,亦即无法判明外来思想的好与坏,分别什么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排斥,只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7]。然而,“唐风”文化只在上层阶层传播,日本文化在吸收一段时间的外来文化后,必然要求回到日本的固有文化,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也是中国菊文化在日本变异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菊文化的能指和所指构成了文化丛,但其在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文化视域的影响,菊文化的所指在日本发生了变异,这是日本文化心理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M].钱南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张承宗等.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太平御览(卷三二)[M].

[4]艺文类聚(卷八一):药香草部•菊[M].

[5][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M].陈超南,刘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6][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 87.

[7]周振鹤.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

[8]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杨伟.日本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0]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日]笠原仲二.中国人的美意识[M].杨若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9.名古屋与日本文化篇九

提起日本的传统文化，人们总会联想起樱花与武士道，似乎这两样事物，已经定格为东瀛的象征。还记得几年前，好莱坞拍摄过一部名为《最后的武士》的电影，汤姆·克鲁斯在里面扮演一位被武士精神感染的美国军官，那部电影里的唯美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在名古屋，我近距离了解了日本的武士文化。

从战国时代开始，名古屋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武士都是在这里称雄的，他们就是名满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战国时代的日本兵荒马乱、诸侯争雄，武士文化也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成形。在那时，人们对武士精神的判断，还是以个人实力为最根本的准则，武士阶层也习惯于以下克上，反叛领主，他们信仰一种强者哲学。

为了达到对武士的控制，丰臣秀吉首先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跟农民的分离，并使前者成为贵族，逐渐将这个阶层转化为国家的基石。后来，当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武士道的改造。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幕府的利益，德川家为武者制定了不少新的哲学。例如，从日本的神道教中，武士学到了要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禅宗中，他们领悟到了平静、沉着与不畏死亡的哲学；随后，儒家的伦常秩序也被引入到武士气质的内核之中，至此，武士道被改造为一种视死如归的效忠精神。

作为枭雄的崛起之处，名古屋可以被视为武士精神的发源地，而在其城区内，也确实有不少景点与日本的尚武文化有关。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热田神宫，在整个日本的宗教系统中，这里也享有极高的地位。在日本的典故与传说中，天照大神曾经赐给天皇家族三件神器，作为皇权的象征，而这三件神器之一的“草雉剑”，就被供奉于热田神宫之内。根据《日本书纪》记载，这把神剑是从八歧大蛇（传说中的怪物）的体内取出的，它意味着“征服”和“勇气”，但也有人将其理解为“武力”的象征。

如此重要的宝物，普通游客是不能参观的。不过在热田神宫的博物馆里，收藏有很多名刀可供参观，在名古屋市内的德川美术馆中，也供奉着不少日本古代名剑。

每年的10月上旬，名古屋市会举行以“乡土豪杰”为主题的狂欢节。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各种传统的武士道表演。名古屋市周边的伊贺地区，是日本忍者的主要发祥地。每年此时，会有不少忍者爱好者专程来名古屋表演忍术。他们的表演虽以娱乐为主题，但也确实流露出不少杀气。在狂欢节的游行中，最为精彩的环节是对战国时那些著名战役的重现。演员们会通过表演，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称霸过程展现出来，通过半个小时的细致勾画，历史的脉络逐渐在观众眼前展开。

10.浅谈武士道精神与日本企业文化篇十

20120对外汉语王奕

【摘要】武士是日本社会社会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阶层，武士道是日本在吸收了很多中国优秀文化并将其日本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武士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本文从武士道展开，探讨武士道精神对于日本企业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武士武士道企业文化

一．武士道的形成发展

武士作为公元10—19世纪在日本的一个社会阶级，一般指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而武士的精神就被称为“武士道”（Bushido）。武士道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武士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的信念。

公元618年中国唐朝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中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日本645年也出现了模仿中国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后500余年中，日本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大、中、小型封建庄园体制。封建庄园属下的武士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封建制的支柱势力。

1192年镰仓幕府政权建立，从此日本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镰仓幕府成立到德川时代，执权北条泰时制定并颁布《御成败式目》，式目是根据武士的“道”而制定的，与国家律令相对的武士的章法。在武士之间也开始形成以强调对主人的献身、重视一门、一家名誉、知耻为特征的武士道德，这成为日后武士道的起源。后来因专职武士不断增多，社会不堪重负，遂有“兵农一体”政策出台，武士精神开始遍及普通国民。16世纪，日本全国统一，进入17世纪后，知识精英套用朱子（朱熹）理学，确立普遍的武士伦理思想，由原始的契约关系演变成单方面的忠诚于领主的道德关系。

明治维新在武士的领导下取得成功，武士的代表分据政权要津，自下而上推行改革。明治维新后，因武士阶层与军事制度发生矛盾，酿成叛乱，武士阶层被消灭。但至明治天皇中期，主张发扬日本国粹呼声高涨，认为武士道精神乃国民之根本。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教育敕语》，把“武士道”奉为最高道德标准，强令国民敬拜、诵读、牢记《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于广大日本人的灵魂，并渗透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

二．武士道的理论来源

武士道的理论来源十分复杂，包含中国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日本独有的神道教思想。它吸收了三种文化并把它发展为一种日本独有的思想。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佛教——给与武士道以平静的听从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泰然处之，恬静的服从；神道——教导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儒学思想——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源。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佛教对武士道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禅宗。禅宗的生死观迎合了武士不惧怕生死的心理。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说：“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的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服从，面对危机和灾祸像禁欲主义者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境。神道教同时又提供了佛教所未提供的东西，对主君的忠诚。神道教强调敬神和尚武，武士只要尽忠职守死后便可成神。神道同时认为腹部是人之灵魂所在，只有切腹才能像君主表明真心，所以便有了剖腹自杀这种日本武士独有的自杀方式。中国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同样符合武士的要求，从而发展出日本化的儒学。对于儒学，中国更强调的核心是“仁”，而日本却将“忠”作为最高信条。就是这样，日本武士刀融合了佛、儒、神道三种思想，经过百年的发展最终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武士道。知道近代它依然对企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武士道精神对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19世纪中期，明治天皇利用武士推翻幕府，实现亲政之后，并没有强化武士制度，而是顺应历史趋势，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废除了封建武士俸禄制度。这样，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武士阶层走向了衰败。除了一小部分成为军人、警察、官吏和学校老师之外，大多数被推入社会下层，成为手工业者、雇佣工人、佃户，有的武士妻子甚至沦为艺妓。后来明治天皇还下令“削发”、“狩刀”，在日本盘踞了一千多年的武士最终失去了特有的发髻和象征着特权的武士刀，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武士阶层消失了，但是武士道精神却依然存在，并且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1.“忠”的思想——员工忠于企业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炮舰轰开日本的国门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的态度发展资本主义，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即使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也不允许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强烈要求将天皇制继续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国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见，“忠”已深深淀积在日本国民的骨髓之中。

日本企业评价员工的首要标准是对企业忠诚度。个人能力和合作意识并非不重要，但是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低于前者。这同样也是企业对于员工最重视的培养

方面，他们将传统武士道效忠天皇、效忠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具体地转化为了“为企业效忠，员工即为企业的武士”这样的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以此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二者的完美融合。而“忠”的思想，也使日得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能得以实行，同样加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西方企业界的精英们热衷于在个人简历里堆砌不同公司的经历，似乎自己炒掉的老板和公司越多，个人能力就越强。在日本白领看来，这恰是职业生涯大忌。在日本企业，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备受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人们对这种“不忠”之人嘘之以鼻，不愿与其为伍。而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日本企业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这样使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企业对员工的高度负责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成了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虽然终身雇佣制现在名义上已经取消，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从一而终，很多公司还将不主动裁员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如果员工实在太差，就用不加薪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跳槽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太频繁，并且在下一次应聘时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在日本企业家眼中，一个对以前公司弃若敝履的人，绝对不值得信赖。2.“和”的思想——员工团结协作

“和”是日本企业管理范畴中的哲学概念和行动指南。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高效能团队精神的基础。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这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合作，和谐相处，使日本企业减少人际关系的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日本企业高效能团队的精神的主导和联系纽带。

“和”的观念其实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但日本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中国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礼、义”而在日本则强调“和、信、诚”，由此使得日本企业文化中包括着“和、信、诚”的成分，使得人们注重共同活动中与他人合作，并时刻约束自己，所有日本的企业都依循“和”的观念行事。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团体或企业如果失败，多半由于缺乏“和”的精神。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和谐和成功。理想的工作环境，使人的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使得人找到人生的归宿，达到幸福的境界。“和”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引导着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日本企业实行的自主管理和全员管理、集体决策和共同负责、人与人之间的上下沟通，乃至于情同手足，这些都与“和”的观念密不可分。如丰田公司社训第1条是：“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这些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工作

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员工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

四．武士道精神对企业文化的消极影响

“忠”思想下产生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阻碍自由发展。

终身雇佣制虽然使得员工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了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流失，用中国人的话说是“铁饭碗”。但是这种制度使得员工缺乏自由交流和发展的机会。现在也有很多有着扎实专业基础和上进心的年轻人，这个制度就很大程度上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有的员工则在进入企业后，因为终身雇佣制带来的心理上的高度安全感而变得松懈，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碌碌无为，也不会给企业带来太大的利益。而且终身雇佣制的固定性不符合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要求，不利于竞争机制的产生。

11.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篇十一

因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处历史阶段及企业具体情况不同，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一、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到科学定位、扎实推进，真正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企业发展实践是企业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反过来企业文化又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追求。企业文化建设的程度和水平，既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直接相关，又与企业家的素质和职工的整体状况直接相联。而且，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只有内在生长起来的文化，才能适应这个企业的需要，才能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从而真正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可以适当引导，但不可以超越阶段；可以积极创造，但不可以忽视企业职工的整体特点。

二、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推动以人为本原则的全面落实。

三、正确处理实施CI战略与实施CS战略的关系，及时导入CS战略，不断提升和强化中央企业的品牌形象。

中央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多已实施了CI(企业形象塑造的英文缩写)战略，这对提升企业自身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日本企业文化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在推进CI战略的同时，应该及时导入CS战略，使企业的形象塑造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CS是顾客满意(Customer Satisfaction)的英文缩写。1990年，日本丰田公司、日产公司率先导入CS战略，建设顾客导向型的企业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现在CS战略在日本已经广泛普及。如：大金公司在经营理念中提出“洞察下一个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并对此进行详细阐述。所谓“洞察下一个需求”，就是深入到顾客的内心深处，去发现连顾客自己也还没有察觉到的需求和愿望，并将其变为具体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顾客，给顾客以惊喜，继而创造新的需求，就是顾客满意战略的一种体现。松下公司充分利用本公司长期的技术储备和雄厚的设计实力研制出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代表家用电器发展趋势的20年后的家用电子屏幕墙，在东京自己公司的国际展览中心，每天都在向来访者进行描述和展示。

四、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以构建“六种和谐关系”为目标，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五、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特性，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确立经营“文化”的新视角。

六、提高企业全员的文化自觉，尤其是要把提高企业家的文化领导力与提高员工的文化执行力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行为能力。

对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的对比】推荐阅读：

有关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的英语300字作文范文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