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共7篇)
1.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篇一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的发展和未来展望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使用“民生”一词,但民生意义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广义的民生是指人民的生计,包括同民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情,几乎可以延伸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甚至还可以包括历史观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是把民生问题泛化了,容易冲淡人民对于直接、切身、真正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改善,使民生问题难以同改善民生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有效地结合起来,不利于具体民生问题的解决。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准确,也容易把握,容易同具体层面上的民生政策吻合。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重的“四大建设”之一。2005年2月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要求。在十七大报告上,党对社会建设给予高度重视,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局面。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国家财政加大民生投入力度,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大了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从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到支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从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到支持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再到及时保障汶川、玉树地震等抗灾救灾资金需要„„国家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国家更是将一揽子计划的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8年末确定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民生部分接近7000亿元。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03-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支出累计达到2.43万亿元、6294亿元、1.95万亿元和3104亿元,分别比上一个五年增长1.26倍、1.27倍、1.41倍和1.3倍。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到1.6万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其中,重点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同时,还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支出增幅都在20%左右,高的甚至超过30%。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10年全国许多地方,如海南、云南、陕西、山东、新疆等地以及很多市县对民生的投入都超过50%,不少地方还达到70%以上。2006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624亿元,年均增长23.6%;全国财政教育支出从5464亿元增加到12450亿元;医疗卫生支出从1421亿元增加到4745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4394亿元增加到9081亿元;文化体育支出从685亿元增加到1528亿元。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力度,补助资金从2007年的5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11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5603.64亿元,增长29.2%;2009年合计7426.48亿元,增长31.8%;2010年,中央财政民生支出预算安排合计8077.82亿元,增加651.34亿元,增长8.8%。
本文中主要是从狭义上理解民生的,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来讨论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
从收入分配看 和谐社会需要公正的收入分配。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积极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具体的安排,特别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收入过高”,通过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和分配调节力度,达到缓解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治理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党的十八中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强调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主要是围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等五个方面展开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2002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增加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476元增加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7.2%。此外,党和政府采取了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打破垄断经营,实施“三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等等,以缩小收入差距,努力造就“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财富分配格局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2009年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比2005年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2009年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比2005年增长81.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0年我国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快。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3.1个百分点,这是1985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也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第一次超过城镇。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9年的3.33:1缩小为2010年的3.23:1。
从教育方面看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以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党大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学有所教的新目标新要求“现代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 全国教育经费从2002年的5480.03亿元增加到2009年16502.71亿元。2005年,我国开始启动免费义务教育,当年政府免除国家重点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2006年,这一政策推进到西部农村和部分中部农村地区。2007年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全国农村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2008年,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试点的基础上,从当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至此,全国城乡义务教育进入真正的免费时代。同时,将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
从就业方面看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解决了群众的就业问题,也就解决民生的根本问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的位置。2002年,党制定实施了促进积极就业的政策,并连续三年召开全国性会议,部署就业再就业工作。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将就业政策上升到法律位置,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把就业问题提升到“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十八大中更提出了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就业扶持措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日渐完善。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城镇就业增长持续高于全国,其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5年末的36.0%增加到2009年末的39.9%。城镇就业岗位快速增加,新增就业人数持续保持在1100万人以上,越来越多的人喜捧“新饭碗”。大量乡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2010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4223万人。
从社会保障看
党的十六大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21世纪头20年我国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提出:“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十六大以来,我国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基本确立,城乡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医疗保险从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稳步实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医改”迈出坚实步伐。经过几年的试点,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农村开始全面推行,并逐步提高补助标准。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80元提高到120元,参保人数分别达到8.35亿人和1.88亿人。2010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23%左右的县。目前,试点地区年满60岁的老人均已领到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农民在实现“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后,又实现了“养老不犯愁”。
从社会管理看
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社会管理主要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等。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管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治安”为主题,对完善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内涵进行了阐述,为当前和以后社会管理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在调控房价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大力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性购房,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为更多人实现“住有所居”的梦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2009年12月的“国四条”,到2010年1月的“国十一条”、4月的“国十条”,以及9月底多部委联合调控房地产„„短短一年之内,从中央政府到各职能部委、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几乎没有停歇。2011年“国八条”的出台,再次掀起了房地产调控的高潮。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政府着眼于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税费政策,支持廉租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少数民族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切实解决城乡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未来展望
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出台了大量富有成效的重大举措。除上述几方面政策措施外,还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民生保障机制等方面,都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另需强调的是,我们既要看到党和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和困难面前作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的艰难,也要看到这些重大举措取得的可喜成绩,还要看到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保障和改善民生仍任重道远。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极不容易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举措,极不平凡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体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必将激励党和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要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党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的最终目的真正体现到满足人民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在发展和改革中,把民生问题置身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公平程度,促进社会和谐,使全社会呈现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局面。
2.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篇二
1 十六大以来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理论和实践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理论的形成总是以实践为基础, 而理论则是对实践的进一步升华, 在实践过程中, 总是以理论为指导, 也总是会蕴含着深刻的经验和启示。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自十六届三种全会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 我国社会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是纷繁复杂的。以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为主要领导人的集体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过程中, 对党的建设予以了高度重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当时面临的重要课题, 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予以了回应。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社会进步和党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领导集体的重视, 两者共同构成了党的一切工作的重心。中共十六大以来, 从党的建设实践来看, 能够梳理出三条发展路线。
(1) 党建的总体布局从“三大建设”向“五位一体”发展。在传统的党建工作中主要是由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构成的, 自整风运动到现在党的建设工作始终都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发展。新时期的到来使党的建设不断推进, 改革与腐败预防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十六大, 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 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而到了十七大, 对党的建设工作的部署将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提, 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的轨迹。
(2) 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发展党的先进性、创建先进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等活动。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是第三代领导人推动党建的明显特征, 在十六大后, 更是将这一重点落到了实处。2004年, 党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并提出要科学、民主、依法执政。2005年、2010年开展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路, 着眼于以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十六大以来, 党的建设实践最明显的进步就是在整体部署中的重点越发清晰。中共十七大明确了“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 构成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五大建设的主体思路, 这些最终成为党的建设工作不断深入的实践指南。胡锦涛同志做出强调, 必须增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整体合力, 坚持全面规划、整体推进、突出重点和难点, 表现出在深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对党建工作的认识。
2 十六大以来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
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党建科学化思想的理论依据, 从本质上看, 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的产物。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 必须将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 而注重理论创新是思想建设的必要条件。十六大以来, 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实现了一系列理论的重大突破, 其中, 最为突出的两点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 两者共同组成了理论创新, 为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科学发展观。2003年, 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核心,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 并将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 进一步指导着科学发展观的完善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所阐述的问题并不只是社会发展问题, 它对党的建设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当然, 这就需要实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理论创新、经验成果的思想整合, 这对于党的建设工作来说也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和尝试。实际上, 中共理论实践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它们共同阐释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共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予以了明确, 虽然中共十七大并没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定位进行明确, 但是其对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指导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中共十七大主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的科学理论体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阐述, 这是从理论上向科学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执政思维的指导地位, 但在不同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会有所发展,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变, 但是指导思想不能一成不变, 这也正是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跟随时代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的道理所在。总的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定位上的科学化举措,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所有理论成果的整合, 是对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所以它为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建科学化思想将科学精神植入了党的建设中, 从党的建设价值取向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将党的建设科学化与认识和把握规律紧密联系了起来, 从党的建设立足基础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将执政党建设纳入科学范畴, 从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着眼理论、制度、方法等的科学化, 从党的建设路径上丰富了马克思注意党建学说。所以, 十六大以来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使共产党对党的建设的认识实现了一次跨越, 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做出了巨大贡献。
3 结束语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和任务, 自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以创新精神对党的建设做出了改革, 不断深化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在推进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促使党的建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实践、经验、制度成果, 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道路,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贯彻和发扬党中央的科学精神, 在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工作中不断前行。
摘要: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深入和推进, 党建科学化思想逐渐形成并发展, 特别是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而党建科学化思想的形成从党建价值取向、立足根本和发展路径等发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笔者将从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方面进行探讨, 并对党建科学化思想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意义做出简要论述。
关键词:十六大,党建科学化,理论基础,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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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篇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54-02
重视并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我党学习建设的历史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邓小平提出,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总是要学”[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重视和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并提出把我党建设成为与时俱进的学习型政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制度化也就孕育而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延承。
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时代要求
(一)党的十六大以来国际大环境的要求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逐渐进入了成熟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面深入,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中国,以往旧有模式的发展中体现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在这个中国发展改革的转折点上,抓住这次历史机遇,接受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是中央领导人必须要面对的。
(二)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内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但是就经济来讲,“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应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呼声较大。政治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但是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文化方面,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尤其重要。
二、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点。
(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主要内容
2002年至今十年间,在中南海讲课的学者近140多名,中央政治局前后也进行了70多次集体学习,从每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来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1.经济方面
经济问题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从2002年第一次集体学习至今,学习内容涉及经济问题的多达15次之多。例如2003年1月28日第二次集体学习,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2008年2月23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
2.政治方面
政治建设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要任务,其主要包括政党的建设、政府建设,社会发展等。政治学习的内容自然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分量较重了。例如,2003年9月30日的第八次集体学习,主要学习内容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5年2月21日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要学习内容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2月15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主要学习内容是国外区域发展情况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3.文化方面
文化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高层更是对其学习较重视。例如,2003年8月2日第七次集体学习,主要学习内容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2006年8月29日,第三十四次领导集体学习中,主要学习内容是世界教育和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4.法律方面
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开端,而且是因为法律建设事关我国各方面建设发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法律内容也较多。
(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运行方式
1.学习的具体时间地点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每一个月举行一次,地点是中南海。
2.准备工作
第一,讲师选拔。授课名单上的老师都是各领域的泰斗。集体学习是由中央办公厅主办,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选定题目,每次题目确定后,就会挑选较合适的老师人选。曾进中南海讲课的老师表示,“通常约4个月前接获通知,然后开始备课。正式到中南海授课前,基本要经过3轮试讲,课题组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到场听讲。从讲课内容到语言表达,包括语音、语调、语气、语速等都有专人提供指导意见,老师须练习到各方面都满意为止”[2]。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主讲人中80%以上具有海外留学或长时间做访问学者的海外教育背景”[2]。
第二,集体备课。中央领导集体学习中,执笔人和讲解人主持的课题组共同负责课题报告的起草和讲解,课题组集思广益,通过各自之间的竞标,来确定最后的讲稿。初稿完成后,经过课题组的审批,不断地找出问题并反复修改,直到达成共识为止。
第三,组织过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组织过程是三级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中央政策研究室选题,其他相关部委配合完成相关工作。组织成立相关课题组后,上报讲座的讲稿起草人和授课人,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后,最后讲稿提交至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定稿。
3.讲课形式
第一,座谈。讲座举办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所用的“课桌”是同心椭圆形的会议桌。参加学习的人员座位安排是以中央各部委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顺序,按从外向里、由后到前的顺序依次落座,总书记坐在讲课专家的正对面。等所有学习人员陆续进入会议室后,由中央办公厅和当次课题分管部委领导给总书记介绍讲课专家,随着总书记的一声宣布“开始吧”,此次学习正式开始。
第二,具体学习过程。领导集体学习的时间一般在120分钟左右。正常来说,“在两位讲师按照既定计划讲解两个部分的内容(约80钟左右)后,再进行提问和讨论(约30分钟左右),最后总书记进行总结发言并宣布学习结束。”[3]
(三)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主要特点
1.从学习形式来看
第一,集体学习是具有民主性的开放式学习。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并不是单纯的注入式教学或一言堂教学,在授课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要进行积极的思考,不时地提问,并和专家进行讨论,不是简单地听取教授们的讲解。
第二,集体学习是制度化的规范学习形式。每次换届后,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都会进行集体学习,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胡锦涛同志也强调了这种制度的重要性,要求长期执行。领导集体学习制度,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一个重大创新,为我们建党强国提供了新的学习模式。
2.从学习内容来看
第一,是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学习。从集体学习的内容看来,每次学习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第二,是一种关注中长期问题的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并非仅限于国内现存问题,也涉及现存问题可能产生的问题的研讨。第三,是咨询式、研究性学习。领导集体学习后,中央领导集体可以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咨询请教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解决。
三、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现实意义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现实意义可以从对其本身和对全国人民两个方面来能讲。
1.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提高领导自身的执政能力
第一,全面提高了党的战略决策能力。有明确目的性和针对性地进行集体学习,显著地提高了党驾驭全局的本领,对于打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有很好的帮助,同时也提高了党中央领导处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
第二,有效地提高了组织的凝聚力。集体的探讨式学习,为大家提供了聚集在一起沟通学习的机会。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大家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学习,最后达成共识,能够大大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三,加速民主化进程。集体学习制度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为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创造了条件,使治国理政的方式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对我国实现民主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示范作用
第一,对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巨大的辐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建立。在各大新闻媒体的积极报道下,各级地方政府也借鉴了领导集体学习的制度,先后建立了符合当地特色的学习制度。
第二,对民众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的建立,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中央领导对学习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通过良好的引导,社会整体也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启示
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现实意义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首先,加强和完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势在必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虽然已经基本完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其次,还需继续扩大学员范围,让更多的人加入其中。虽然近几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学员范围,已经较为广,但是也是相对。第三,继续加强在党内的学习。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不仅树立了全党新的学习观,而且在加快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中也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贾春锐.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史考察——从“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到“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8).
[2]秦风.谁在给胡锦涛上课[J].兰台内外,2011,(5)
4.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篇四
陇兴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宏观趋势,对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思想体系。
进一步明确民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正确认识、科学界定民族内涵,准确把握民族的本质特征,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民族”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和我国民族的实际,明确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诠释,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如考虑到宗教与民族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对某些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很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宗教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特别提到了“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诠释,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原因,使民族概念既符合民族共同体的一般发展规律,又符合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发展规律;既科学阐述了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内涵,又避免引起新的争议,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主题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我们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消亡时期,而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基本判断,也是我们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采取各种措施“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为各民族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把“两个共同”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回顾民族工作历史,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两个共同”的基本点并坚持付诸实践,但是,把“两个共同”融会贯通起来,有机统一起来,作为民族工作的时代主题,则是第一次。“两个共同”主题的提出,科学总结了我们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时代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民族理论上的重大飞跃。
进一步明确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和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举,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是能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为了把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胡锦涛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用三个“体现”来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用三个“不容”来表明我们党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信心和决心,即“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这些重要论断,集中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高度概括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方向。
进一步明确民族关系是我国一项重大的社会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因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状态。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问题,最终解决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民族关系经受住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种种考验,无论在当今世界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的民族关系都是最好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和谐”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2005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2006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民族关系是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之一,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这些重要论述,第一次把“和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第一次把民族关系表述为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五大关系之一,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民族关系的总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进一步明确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民族团结是我们整个事业发展的根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少数民族从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传统的分布格局被逐步打破,各民族在地域之间的自发流动大幅增强。由于利益关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各民族群众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误会、摩擦和矛盾,给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带来一些影响。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是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保证,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要求把增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着力增强各族群众的“四个认同”,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这些重要指示,是新形势下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武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一步明确发展是解决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由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很不平衡。新中国成立60年多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所占份额逐步提高,初步扭转了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但横向比较,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依然滞后,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根本性改变。十六大以来,面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迫切愿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指出,现阶段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根本途径是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重要指示,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团结统一的主心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领导核心,这是我国60多年来民族工作实践最基本的经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各级党委做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明确提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各级党政组织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明确提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是“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并特别强调“把民族工作作为民族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情况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这些重要论断和要求,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进一步明确要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更加深入,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正确认识文化在民族存在、发展中的作用,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护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保持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各民族文化事业建设,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加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巩固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强调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大繁荣,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性因素
5.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篇五
——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述评之一 □ 新华社记者 汪金福 宋振远 季 明 刘 敏
编者按:
金秋时节,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回首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走过的非凡历程,我们经历了奋斗的艰辛,耕耘的付出,收获的喜悦。
十年风云激荡,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强音雄浑铿锵,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考验发人深省;
十年波澜壮阔,转型与坚守的时代呼唤清晰响亮,民主与民生的时代课题深入人心;
十年探索实践,国情与使命的时代思考更加深刻,旗帜与道路的时代选择坚定不移;
十年搏击奋进,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时代引领蓬勃兴盛,中国进步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
从今天起,新华社陆续推出“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系列述评”,思考历史,感受当下,展望未来,梳理十年奋进凝结的宝贵经验,总结十年拼搏收获的深刻启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扬前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十年发展,中国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成就无愧历史;十年改革,中国在矛盾凸显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寻求新的突破。
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改革。二者有机互动,交汇成新时期最强劲的时代主旋律。
面向未来,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必须坚定目标毫不动摇;开启新的改革征程,需要凝聚力量闯关夺隘。
“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改革为“中国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就在哪里。
金秋时节,55岁的谭业君坐在自家炕头,乐呵呵地翻看着几本略显发黄的账本。
这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种粮大户,从2000年开始记录家庭全部收支情况。12年的记录,见证了一个东北农户的增收路。
“以前是负数,取消农业税后日子就好过了,再也没出现过负数,去年收支相抵节余46158元。”今昔对比,这位老农脸上堆满憨笑,“原来要往外拿钱交‘皇粮国税’,现在国家每年补贴2170元。”
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施行2600多年的农业税赋体制的终结。
铁犁破土,春雨润物。
过去十年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千年之变”,又何止一件?孩子上学免学费,医院看病可报销,养老有了社会保险„„
改革的突破口为什么再次选择农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释:新世纪之初,我国农民负担过重,农村社会冲突加剧,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广大农民怎能缺席?
从“取”到“予”,以农村税费改革为突破口的城乡一体化改革释放出巨大潜力:农民收入步入新中国增长最快的时期,粮食生产打破怪圈实现“九连增”,为中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一轮农村改革,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突出变化——从过去主要体现为自下而上、单项为主的探索性改革,过渡为顶层设计、综合配套的自主性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介绍:从2004年至今,中央连续发出9个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驶入“深水区”的改革航船,一直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危机意识中破浪前行„„
十年经济改革,“科学发展”成为鲜明主线。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面对严峻局面,中国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力促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煤炭大省山西,曾凭借资源优势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在新形势下,“带血的煤”给山西发展亮起“红灯”。重压之下,山西痛下决心,宁愿忍受一段时间的“负增长”,也要摒弃“污染的GDP”。
“无论是历史的教训,还是现实之需,我们都必须改变黑色发展,寻求改革转型,从‘快字当头’转向‘好字优先’。”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
山西阵痛背后,揭示了一个现实逻辑:矛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稳定。
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正是依靠这一良性循环链,中国不断创造奇迹。
十年社会改革,“民生优先”成为最大亮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此后,以改善民生、分享成果为主线的社会改革和建设,迅速成为中国的主体性改革。
编织关乎13亿人的社会保障网,被称为“世界性难题”。随着改革提速和投入增
加,短短几年,我国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从国有企业扩大到各类用人单位,从城镇扩大到农村,从单位扩大到城乡居民。
群众既是改革的参与者,又是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十年来,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全面推进,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十年文化改革,“提升软实力”成为重要目标。
曾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当中国企业不断向世界500强挺进时,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外国人利用源自中国的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可忽略不计„„这样的反差,显然与大国地位不符。
2003年以来,中国提出“文化强国”,并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作出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十一五”期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为5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00%。
文化产业十年跨越式发展,使中国在全球层面上实现了文化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组数据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国家的十年奇迹:GDP年均增长10.7%,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9%的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135美元提高到5432美元,年均增长10.1%,迈进“中等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是什么?胡锦涛总书记作了精辟阐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攻坚克难”背后的思考: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成就和变化举世瞩目,矛盾和困难极具挑战性。
国际金融危机将新生的光伏产业送入严冬,“市场没有了,市长不见了,唯一能见到的是银行催债的。”胡福林感觉这一切变化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作为温州民营企业的标杆性人物,面对突然而至的资金链断裂,被懊恼、自责、无奈折磨了一夜之后,胡福林选择关掉手机、出国。
这一走,网上关于“眼镜大王‘跑路’”的新闻铺天盖地。“其实,当时只是想尽快离开这烦恼之地,顺便到国外筹资。”胡福林说。
几年前,光伏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将其当作支柱产业一哄而上,温州也被批准建立国家级激光与光电产业集群核心园区。
胡福林回忆:“当初,我出去考察投资环境,不少地方市长亲自接待要给我‘零地价’、迁厂补贴等优惠政策,银行也是一拨拨主动上门推贷,头脑一热,就投入6亿元。原本想进入电力行业,没想到我们民营企业还是进不去。”
胡福林的经历折射出现阶段改革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垄断行业门槛过高、政府定位不清、民营企业融资难„„
这些问题,常常被喻为改革“难啃的骨头”,被看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
理性看待难题,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不能逾越发展阶段。
——一些难题的产生,正是因为改革还不到位、不彻底。
天刚破晓,北京儿童医院门前就有人排队等待挂号。不一会儿工夫,弯弯曲曲的队伍排到了300米开外。一旁做早点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一幕差不多天天上演,不少从外地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为求一号,夜里干脆就睡在医院的走廊或地下车库。
“我的孩子不过是小感冒,去了两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都说发烧病例看不了,只能来这里。”北京的陈女士怀抱3岁的女儿无奈地说。
医疗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改变“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社区门可罗雀”的现状。显然,要真正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目标,改革的路还很长。
——一些难题的存在,是因为政府转型尚未完成。
近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不少行政审批项目被减了下来;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任重道远,一些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行政许可法为例,一些部门不叫“审批制”了,改成“核准制”,其实本质没变。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关系不理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势必阻力重重。
——一些难题的出现,是因为发展理念的偏差。
“有些人乐于强化发展而淡化改革,因为发展很风光而改革往往要冒风险;但是,没有改革,哪来发展?”高尚全说,发展经济变成“招商至上”、城市化变成“楼市化”、谋求“土地财政”公然挑战楼市调控政策„„这都是扭曲的发展观。
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常常以多维方式呈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矛盾新问题必然层出不穷,改革任务也就愈加艰巨:
大学生就业仍旧困难,而“用工荒”年复一年地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2011年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国内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但银行业利润普遍增长20%以上;
“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整政策实施两年,某些一线城市仍然屡屡出现新“地王”。
„„
这些看似矛盾的事实,都指向一个命题:科学发展对“中国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
求。
理性面对难题,盲目轻视不可取,消极畏难更不行。
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难题的产生有其客观性、阶段性和必然性。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
“我们创造了多少成就,就要准备承受多少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表示,西方在几百年中,才解决了7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要用几十年化解西方几百年遇到的难题,必然是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交织的过程。
我们必须清楚:在科学发展新阶段,改革难题始终绕不开躲不过,迎难而上是唯一的选择。
昔日辉煌并不代表未来成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目前面临改革与危机赛跑的严峻局面,改革可能有“副产品”,但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改革不只是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我们必须坚信:只要踏踏实实践行科学发展观,难题必将逐一破解。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改革,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题中之意。踏踏实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前提。
对于改革遇到的难题,各方众说纷纭。有争论,甚至也有质疑。“有争议甚至质疑并非坏事,问题一旦被正视并达成共识,就会变成催生变革的强大动力。”高尚全说。
“凝聚共识”背后的期待: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8月的最后一天,胡兵等来一个好消息:国家出台意见,要求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争议多年的异地高考改革即将启动。
10年前,胡兵从安徽来北京经营石材生意,两个孩子也随同来北京上学,转眼即
将参加高考。
虽然北京的改革方案要到年底才出台,但胡兵满怀期待:“在北京打拼10年,年年缴税,孩子应该符合在这里参加高考的条件。”
与胡兵的心情形成对比,不少市民开始担忧:如果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都在北京参加高考,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升学呢?他们同样关注着即将出台的“北京政策”。
归根到底,“深水区”改革是利益博弈。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分析,与改革初期“单兵突进”的普惠式改革相比,现在改革面临的阻力要大得多,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往往触及深层利益调整。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任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第一个前提是取得共识,中国当前的改革尤其如此。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之后,“改革共识”再次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命题,摆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凝聚共识——创新精神不能缺失。
“2013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2014年起,新招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最近广东酝酿的顺德区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北教授认为,顺德的改革思路首先是对领导干部改革创新精神和勇气的挑战和考验。在新一轮改革中,有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在思想上求稳怕乱;有些部门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担心改革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无所作为。
改革疲劳症、麻痹症、畏难情绪不根除,向前推进必然步履蹒跚。
“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是党
中央基于现实的召唤,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回声?纵观古今中外,大国的崛起、强国的衰落,虽然间或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其必然原因正是改革创新精神上的差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0多种在历史上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无一例外:不是他杀,而是自杀。原因很简单:它们失去了改革的勇气和创新的活力,最终被历史淘汰出局。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说:“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国家,怎么会有前途呢?一个不能居安思危的时代,怎么会发展和进步呢?”
凝聚共识——改革动力需要强化。
深化改革,必须调动和整合全社会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这就要求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股改革动力融为一体。
凝聚共识——重点领域亟待突破。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改革攻坚,难在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改革本来是要取消部门不合理利益,结果现在有一些立法,往往是以对口部门来牵头,反而变成了对部门不合理利益的强化与合法化。”
王小广认为,现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只针对“增量改革”对象,而无法触动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回避“存量改革”,不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能不能突破,既考验勇气,也考验智慧。
凝聚共识——中国特色必须鲜明。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十几亿人的现代化,中国改革绝不意味着简单地照搬西方体制。
林毅夫举例说,国际上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大银行体系,但对于发展中国家,90%的生产活动是中小企业和农户经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照搬西方模式进行金融改革,结果80%的生产活动可能得不到金融支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基于中国历史和国情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辛鸣说。
1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瞬间,但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对于一个奋力追赶现代化的国家,弥足珍贵。
6.十六大以来的民生发展 篇六
2011-07-07 15:54:30作者:胡建兰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浏览次数:4 网友评论 0 条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为丰富,极大推动了我国民生改善的步伐,中国人民在经济、教育、医疗、社会关系、个性自由等几乎所有人类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经济、社会、资源及实践中的偏差等多方面的制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与问题。
一、中国民生现状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生问题得到明显改善。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统计,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75年的0.530上升到2008年的0.793,排名从1999年的全球第10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81位,成为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
1.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79—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高6.8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高,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也大幅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年,我国人均GNI只有19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1%;改革开放后,人均GNI水平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277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3%。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9—200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79—200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1%。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贫困标准),城镇家庭为57.5%;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也下降到50%以下,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整体达到小康水平。到2008年,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7.9%,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7%。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改善,食品、服装、住房、教育、健康及其他必需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也极大增加。
2.教育科学文化发展与进步。教育科学文化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活动以及活动能力的发挥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94.2亿元(约为年GDP的2.5%)增长到2007年的12148.1亿元(占中国GDP的3.2%)。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教育方面,全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五年累计2.43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6倍,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用于文化体育事业的支出五年累计3104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3倍,县乡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免费义务教育让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 5200万名中小学生受益,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得到免费教科书,780万名寄宿学生享受了生活费补助。西部地区大约有20万名因贫困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农村家庭承担的学龄儿童教育费用继续降低。2000年以来,中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稳定在99%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88.6%上升到2008年的98.5%,中国中小学教育发展在有些指标上逼近甚至超过了工业化国家。
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健康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73—197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63.6岁,到2007年已经上升到73岁。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数据,世界平均水平为67岁,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1998年以来,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政策的重点是建立和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证个人有能力支付所需要的医疗卫生服务。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五年累计6294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7倍;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五年累计1.95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41倍。
3.人们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等。首先,我国的经济结构实现了由低到高、由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巨大调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向“一主多元”转化,产业结构优化。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8年的11.3%,第二产业由1978年的47.9%上升到2008年的48.6%,第三产业由1978年的23.9%大幅上升至2008年的40.1%。工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商品和服务从严重短缺到丰富充裕,部分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市场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格局。社会流动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并且更加公平、开放与合理,阶级阶层结构也逐步优化。改革开放以来,先赋性的身份分层、政治分层淡化,通过对城乡二元化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单位制度、所有制制度等把各个阶级阶层封闭隔离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人为地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和身份制度,但这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大分化、大改组,现代化阶级阶层结构的雏形和基本要素雏形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其次,政治关系日益民主化。中国人民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稳步进展,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选举质量不断提升,各级政府更加开放,重视民意、民情和民生,政治关系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
4.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促使社会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差别化,也使得人们的个人能力、权利、利益受到尊重和提高。在现代化亦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职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使得社会成员实现个人成功的机会空间空前扩大。建立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把这一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等改革措施,承认人的个性、人格的差异,激励其充分发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了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精神生活的丰富。人们的行为选择、思维模式、情感范式、交往方式逐步发生变化,开始自我设计、自我实现人生之路和认识世界。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政治体制改革、对民主化和观念更新的关注和参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社会评价机制日益多样化,社会包容性增强,个人生活方式多姿多彩,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当前中国民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发展速度在全球屈指可数,但由于受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制度等制约,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社会公平、正义、和谐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都有待推进。
首先,人均GDP低。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7月4日公布的数据,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经济增长水平,但是在更能体现百姓贫富情况的人均GDP方面,2008年中国仅排在世界第104位,与全球前几位比较,差距显著。
其次,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和卫生医疗经费不足。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巴西为2.29%。公共卫生方面,1997—1998年,在低收入国家中公共卫生平均预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26%,而中国的这一比重还不足其一半,仅为0.62%。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对全球191个国家的卫生体系表现进行了评估,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居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为全世界倒数第4位。
再次,资源环境制约。中国过去30年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一方面,耕地、水资源、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贫乏,约束着中国经济和人民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气、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已经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产环境,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为表现的生态环境退化,更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4亩,不足世界水平的40%;支撑经济增长的水资源、石油、铁矿石、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水平的25%、8%、45%、26%。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仍然比较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能源利用率(单位GDP能耗)大,严重制约着中国人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包括经济收入、社会资源等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地区、职业、性别差距。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5153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相距甚远;1978—2009年,东、中、西部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关系从44.9∶34.3∶20.8变为54.3∶19.3∶17.8,按人口加权的人均GDP之比从1.65∶1.01∶1变为2.48∶1.16∶1;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腐败以及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等一些非市场因素导致我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益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女性、农民工、残疾人士在就业和收入等资源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与经济收入差距相对应,在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人的发展差异也很明显。
最后,经济发展不足导致人们就业和价值选择的“物的依赖”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多元主体的出现、经济效益的刺激等,使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转变。生产力的发展和不足,导致价值主体的价值评价既对理想目标和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又为世俗生活和物质利益所左右。近年来对大学生择业倾向的调查显示,政府机关和能源、电信等垄断性行业一直居于前列。关于“选择工作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薪酬待遇、福利保障和职业稳定性。关于“对实现就业影响较大的因素”,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排在前两位。这样的就业图景,折射出一些深层社会问题。在人潮汹涌中很少有人去思考什么样的职业适合自己的兴趣,什么样的工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调查显示,在人们就业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中,“专业对口”和“兴趣爱好”比较靠后。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忽视专长和兴趣的就业,对社会来讲往往是效率较低的。
二、推进我国民生进一步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要求我们赋予人的发展问题以新的时代意蕴和价值定位,以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为民生发展提供现实条件、实现路径和前景目标。
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生产力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是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及其活动能力的体现和发挥,也是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发展的条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福祉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进而使人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前提下实现创造和发展,扩大人们的社会交往,丰富人们的社会关系,推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其次,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依靠教育提升劳动者的素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政府都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且用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制度的约束来引导教育投入的增加。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但十多年来,这一目标仍未实现,这表明加大教育投入势在必行。同时,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和强化经济责任审计也极为重要,教育部要探索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拨款基本标准,并要研究制定设立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方案和审计制度等,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和科学使用。在推进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基础上,政府应该确定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最低标准,保障全国学龄儿童,不论是男童、女童、城镇儿童还是农村儿童,都能享受到符合这个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另外,加强就业前培训、在职职工培训以及对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下岗职工的技能培训等,提高其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
发展卫生事业,提升人们的健康素质。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由社会卫生支出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两项合计,而事实上还有许多社会成员无力支付一些基本医疗服务。因此,应该增加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降低个人承担医疗支出比例。尽管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呈逐年增加趋势,但政府卫生支出占 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中国的卫生预算支出占 GDP的比重仅有0.82%左右,远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个人医疗卫生支出负担仍然过重,分担比例过高,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仍然不堪重负。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强调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从而指明了我国卫生改革的方向。政府应该确定一揽子核心卫生服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等。这些服务内容必须满足最低标准要求,并保证所有中国公民都能够获得。
再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第一,应加快政治民主法制建设,加强普法教育,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理解、运用、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建设和宣传、引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加强道德规范建设。道德规范是人们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规范,大至国家活动,小到家庭生活和朋友相交,在社会的任何角落,道德都可能存在并发生作用。
此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持续保证。第一,树立全局观念,深化生态文明意识。在新的时期,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尊重自然,遵循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规律,承认自然的价值,全社会共同努力,建成生态文明。改变片面以GDP作为衡量和评价地区、部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标准和做法,在结构优化、效益提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第二,发展科技,提高资源环境利用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科技先导型、质量效益型工业道路,把资源科学和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加以重点扶持。围绕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地球环境的可承受能力,制定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中长期战略计划,并定期对具体实施工作目标、任务进行审查和落实。第三,加强管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初建、扩建、改建的工业项目技术起点要高,要求先评价、后建设,严格控制新污染,积极治理老污染,推行清洁生产,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配合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检查以及有效的奖惩制度和措施,褒奖一切在工程建设中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企业和个人,推动资源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进行。
最后,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缩小人的发展差距。生产力的发展是长期的工作,如何在现有生产力状况下保证人的发展的公平公正呢?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分配的均等化,缩小中国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确保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贫困地区的居民都能得到相对公平而有基本保障的发展机会,缓解经济发展差距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第一,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推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优先保障广大农民最亟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比例,提升农业产业和生态旅游业发展水平。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把财政新增资金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卫生事业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第二,发挥东、中、西部比较优势,形成东、中、西部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提高国家对西部地区财政投资比重,实行财政税收政策的倾斜,并制定相应的地区优惠政策,多角度开拓资金筹集渠道,鼓励和刺激民间和东部沿海的资本向西部地区投资,并加强对西部开发资金的监督和管理,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第三,提高弱势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缩小弱势群体与其他群体在发展机会上的差距。加大财政在弱势群体教育、就业、再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增加农民工、妇女以及残疾人的就业培训,为其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提高其就业率和创业率;同时,完善法律保障,畅通法律救济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农民工、妇女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业。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通过二次分配消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
总之,民生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生改善的步伐。当前,我们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发展为核心,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民生事业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关键字:
7.党的十六大以来信访工作成就综述 篇七
新华社记者隋笑飞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信访工作。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拓宽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群众反映的大量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从2005年开始,连续7年保持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重信重访、非正常上访数量下降和信访秩序明显好转的“四下降一好转”总体态势。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大格局基本形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些发展中的矛盾不断出现并大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信访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研究部署信访工作,推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着力构建信访工作大格局。2004年,建立了中央联席会议机制。各地区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形成了统一领导、部门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体制。
十年来,我国形成了一系列与形势任务相适应的信访工作新机制。
——积极探索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大力推广河南、山东等地经验,截至目前,已有29个省(区、市)的213个市(地、州)、1500多个县(市、区)开展试点。
——全力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各级领导干部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实打实解决问题。2011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达337.2万人次。
——全面推广联合接访,进一步强化责任、整合资源、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6个省(区、市)、270个市(地、州)和2300多个县(市、区)建立了“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联合接访机制。
进一步健全法规制度,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央始终把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摆上突出位置,相继制定出台一系列法规和文件,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信访工作法规制度体系。
——2005年1月10日,颁布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并于同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依法按政策处理群众信访诉求提供了基本遵循。各地区、各部门依此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或相关办法。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定位、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
——2008年,颁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
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出台配套规章制度2000多项,建立了覆盖信访工作各环节、全过程、成体系的制度保障。
全力抓好“事要解决”,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十年来,各地各部门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做到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桩桩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各级信访部门普遍公开了信访工作机构地址、通信办法、接待时间;建成全国信访信息系统;设立国家投诉受理中心,分专题受理网上投诉;广泛实行绿色邮政、视频接访、网上信访、专线电话等做法,形成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诉求表达渠道。
——及时就地解决初信初访。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强化首问首办责任制。
——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化解信访积案。紧紧抓住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方面信访突出问题,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成批化解。深入开展重信重访专项治理、信访积案化解攻坚活动。
——妥善解决群体性利益诉求。各级信访部门认真收集、整理、分析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提出落实、完善相关政策的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当好参谋助手。2011年,根据群众信访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中央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政策攻关,研究出台或完善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从政策层面推动了相关信访问题成批解决。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预防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明显增强
各地区、各部门始终坚持工作重心下移,预防关口前移,把优势力量投向基层,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面深入。连续7年部署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防范转移。健全完善“网格化管理”,建立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形成制度。
——县级信访工作日益加强。通过组织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机关干部大下访和部门联合接访等方式,引导各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县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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