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之中美贸易战（7篇）
1.《论持久战》之中美贸易战 篇一
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房地产的影响
【摘 要】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随后还将追加160亿，共计500亿。这是中国改革开发至今四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贸易争端，这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社会带来重大的变革。其中，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对房地产的影响，因为中国房地产长久以来囤积了最大规模的物质财富，可以说牵动了千家万户中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老百姓、政府和众多机构的身家都压在中国楼市中了，如果这座大厦崩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计的。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中国房地产；贸易争端
一、引言
近几个月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都就对方生产的商品加收额外关税，不断增加关税的产品名单以达到对对方的威胁，从而在贸易谈判中增加砝码。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远，不仅仅存在在进出口贸易上，对经济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尤其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房地产和楼市未来的趋势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贸易战的背景
（一）摩擦阶段：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政府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301”调查，就中国涉及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强制美国企业转让高科技技术进行调查。这一举措带有很强的单边保护色彩，使得中美贸易关系紧张，是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
（二）贸易战前夕：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就“301”调查结果，将从中国进口商品进行大规模的增收额外关税，中方发言人表示，：“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害怕打贸易战，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
（三）贸易战开战：4月2日，我国财政部发言：对原产于美国的七类共计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四）贸易战逆转：4月8日，特朗普称：“习近平主席和我们永远是朋友，中美将就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达成一致。”美方对贸易战态度缓和。
（五）贸易战持续升级：6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发表不利于贸易战的言论，决定对中国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不少于25%的关税，涉及的领域多达1300多个类别。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回击，对来自美国的30亿进口商品加收关税，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走向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大战，全球股市纷纷下滑。
（六）贸易战正式打响：7月6日，美国政府对中国开始第一批清单的818个类别，共计340亿元的商品增收额外关税。作为反击，中国在当日对美国的同等规模同等价值的商品加收25%的报复性关税。
三、美日贸易战对中美贸易战的启发
美日贸易摩擦始于1955年，至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上升，1985年约为462亿美元，约为1975年的27倍。美日矛盾不断升级，直至1985年双方协商达成“广场协议”。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美贸易战逐渐结束。日美贸易战虽然不是中美贸易战的重复，但就美日摩擦并进一步升级至最终的后果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短期来看，美国通过单边的贸易保护强制性地限制了贸易逆差，短时间内改善贸易赤字。但根本上促使两国贸易额转变的因素应该是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美日贸易战期间，虽然从表面上看每一阶段的贸易谈判都能转变美日贸易赤字，但从长远来看贸易赤字却是上升的。由于日本本国的高科技技术水平的上升，从而将自身的产业升级，令美日贸易结构在贸易摩擦中不断重塑，贸易差额得以扩大。美国对日本的制裁反而从另一方面促进日本调整产业结构。
从汇率来看，美日贸易战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3至5年，而从经济增速来说，贸易战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仅仅在1986年1年内体现。因此，贸易战导致的日元升值、贸易量下降、对日本的经济造成短期冲击。真正导致日本经济下滑的事实上是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房地产经济在贸易战中积累了大量的泡沫，然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突然收紧导致泡沫破灭，致使经济硬着陆，导致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日本经济都处在一种疲软的状态中。
虽然美日贸易战和中美贸易战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点，但是现在的美国和当年的美国都存在很大的贸易赤字，受着来自国内的很大压力，但是，中日在对美国的政治上还是贸易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根本没有可比性。与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政府坚定地保护民族利益，断不会拿核心利益作为交换。
四、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楼市的影响
贸易战对国民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受阻，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出口外汇额明?@下降，央行外汇汇款变少，于此同时，用以向企业支付等价值人民币的数量减少，以往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房地产。贸易战的背景下，显然这部分资金流入也会相应的减少，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房地产的资金流动性紧缺，加之大型房地产商开发和房地产交易中资金压力，下半年房地产开发速度将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减弱，楼市需求也会适度紧缩。
2016年至今，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针对楼市存在的炒作等行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然而在调控初期很多城市出现了房价不降反涨，很多楼盘疯抢甚至有些大的开放商依仗资金的优势压盘不卖的情况，调控后期房地产热度有所回降。然而中美贸易战不同于调控政策，它试图抽走房地产中的大部分资金，这会让楼市产生不安的情绪，中国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楼市行情波动的情况。然而由于贸易战的影响货币贬值，很有可能会引起新一波的通货膨胀，这样从楼市出逃的资金面临贬值的风险，老百姓面临两难的境地。大部分人不敢轻易的离开楼市，毕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房子的保值功能更加明显。
然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丰富的宏观调控手段，将会出台一系列的针对性调控政策。笔者认为，国家会根据贸易战的发展演变，允许汇率适度下跌，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汇率小幅下跌并不是坏事，人民币走弱、有利于改善出口形势，加大出口力度，对于房地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资金流通不足的压力。与此同时，国家也会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以刺激资金流动率，从而减轻资金对房地产带来的压力。从国家层面来说，房地产若出现大幅下跌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国家并不希望贸易战对楼市产生太大的影响，释放货币流动性是与贸易战带来的可能的风险做对冲。事实上，政府一直不断调控政策从而维持楼市的稳定性，即又不能暴涨，亦不能暴跌。
无论如何，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中国经济，有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一定会更好的运用政策杠杆，避免房地产泡沫，更不能将房地产经济硬着陆。事实上，我国地区经济差异较大，各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面对贸易战的波动也不同，有些城市楼市出现阶段性的恐慌下跌，有些城市特别是二三线城市还出现上涨的趋势，总的来说比较稳定。
贸易战同时给中国一个警醒：必须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变我国原有的经济产业结构，真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只有产业结构改变才能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保证中国经济质的飞跃；只有中国经济稳步较快的发展实现长效机制，才能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抵抗他国各种形式的挑衅，营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从而有效合理的应对任何来自国际的贸易战对房地产和楼市的影响，确保房地产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2.《论持久战》之中美贸易战 篇二
一、中美贸易博弈
中美两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贸易更是备受关注。中美两国建交以来, 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一方面, 中美两国间由于存在巨大的利益互补性, 增加了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由于各国国家利益的不一致, 导致贸易过程中产生摩擦甚至是冲突。近年来, 中美贸易格局基本变现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攀升, 美国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往来频繁, 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小规模贸易摩擦不断, 或将升级为不同程度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反倾销、反补贴等愈演愈烈。
2012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被迫放弃在美国的投资意向和投资行为。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30亿元风电项目也因涉及所谓的安全领域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挠。美国种种贸易保护行为, 让本应双赢的双边贸易渐行渐远。
中方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级阶段, 产品附加值低, 实际贸易过程中分配所得利益很少, 并且所出口产品中包含大量的高能耗产品;美方认为, 中国之所以对美整体贸易中存在巨额顺差, 原因在于中国对美贸易过程中使用不公平的竞争手段, 致使美方在中美贸易中贸易利益严重受损。
中美贸易失衡背后, 有关贸易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愈加复杂与困难。各方关注的焦点依然锁定在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得失, 贸易利益究竟花落谁家?
二、宏观方面
从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美国对中国或多或少的贸易保护主义, 必定会对中美两国贸易投资和生产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美贸易领域的不断扩大, 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展。假设国内产品需求依赖于大量进口, 导致国内价格水平极低, 诱使进口商所在地政府认为出口商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向国内实行大规模倾销, 从而对进口国产业形成威胁。主权政府面对所谓的产业利益受损, 产业发展受到威胁不会袖手旁观不作为的, 有利可图的前提下, 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应运而生, 使国际竞争由此成为一种有保护的竞争。
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 美国对中国出口需求下降, 中国国内产品供给增加, 致使中国国内总体产品价格水平下降;美国放弃中国制造的同时, 必须从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进口产品以满足其国内需求, 并且要付出高于中国制造的价格。此举致使美国国内价格水平较之前有所上涨。从GDP增长率来看, 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会降低中国当期的经济增长率, 但并不是说美国GDP增长率的提升时由于当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有了大幅度增加, 而是美国的贸易转移使得美国需要花费更高的价格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又拉动了美国GDP增长率。可以看出, 中美贸易摩擦将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两国间的贸易摩擦短期内不会削减更不会消失, 甚至不断激化, 涉及经济安全领域。
从征收反倾销税的角度来看, 较高的反倾销税致使商品价格上涨的同时, 市场需求量下降, 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消费者并未受益。另一方面, 进口量的削减, 使得国内同类产品产量增加, 一部分生产者会从中受益。
三、微观方面
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生产者在贸易过程中始终追逐利润, 希望实现利润最大化, 风险最小化。完全竞争市场中, 价格受市场供给和需求影响, 均衡点无法实现盈利。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影响利润最大化的因素众多, 需求弹性导致价格是敏感因素。理性生产者在需求弹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倾向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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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弹性高的市场制定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中美贸易过程中, 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也是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 两国出口企业作为竞争者, 各方所持市场份额的多少是由相对价格水平决定。相对价格水平低, 占据市场份额高, 相对价格水平高, 所持市场份额低, 甚至有可能失去整个市场。中国出口企业在诸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具有相对于美国的比较优势, 从而导致对于美国企业的竞争压力。美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以缓解本国企业压力。
一般性分析中, 假设消费者对于价格是敏感的, 那么, 选择价格水平相对较低的产品可以实现消费者收入水平效用最大化。当两国出现贸易失衡倾向时, 国内厂商和本国政府力图扭转贸易失衡, 以求减少本国进口量, 反倾销税征收以达到进口量锐减的目的。本国价格水平上涨, 消费者利益受损, 只有当国内厂商和本国政府愿意弥补消费者利益损失并且所做弥补并未使国内厂商和政府利益受损时, 反倾销税才被认为是可行的。
四、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及结论
中美贸易总额不断攀升与贸易失衡并存, 分析可知造成中美巨额贸易逆差是多方面的, 如贸易结构、贸易转移、统计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从贸易利益分配角度来看,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美两国分属价值链的不同位置, 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 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致使一种表面现象, 中美贸易利益流向并非和贸易失衡是一致的。因此, 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政策引导, 获取高附加值的对外贸易直接利益。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致力于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高自身研发能力, 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 实现产品比较优势的逆转。从政策角度减少美国对华贸易中直接投资于加工贸易部分。
从中美两国关系来看,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贸易关系发展不断加深, 虽摩擦不断, 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问题成为中美经济关系中最严重的问题。但中美贸易往来使得中美两国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强烈的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缓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 各地区、各国家间经济上“牵一发而动全身”, 贸易层面的对抗只能使双方利益受损, 并不能从实质层面解决问题, 唯有缓解矛盾, 加强合作才能实现经济利益, 达到共赢。
从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状况来看, 贸易附加值比重总体上稳步上升, 应努力致力于获取高附加值的对外贸易直接利益。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不断扩大等因素致使中国贸易顺差成为“众矢之的”, 缓解贸易失衡的基础上调整对外贸易结构,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 提高产品技术水平, 掌握核心技术。对华反倾销案件逐年增多, 中国成为美国反倾销调查最大的涉案国, 应提高对相关案件的应诉能力, 扭转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3.《论持久战》之中美贸易战 篇三
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
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尽管如此，今年7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产业组织劳工联盟”仍然提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使其低估40％，因此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打击中国汇率政策。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79的投票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参见第10页“财经剪贴”)。
美国汇率政策“精神分裂”
中美汇率之争，一直是两国经济政策交锋的重点领域。汇率问题，可能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来看，美元汇率正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贬值，则有可能改善贸易失衡问题，但同时更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地位，导致货币金融上的问题，反之，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升值，则可以强化美元地位，但其贸易失衡问题将更为恶化。
反映在现实当中，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就显得有些“精神分裂”。例如，2009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刚上任时就公开表示，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这也正是历任美国财长的一贯措辞。但与此同时，“美元走软将有利于美国的出口贸易，从而解决就业问题”，这种想法在美国各界人士中也大有市场。而在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美元指数一路走低，到目前已经贬值30％以上。
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与上述背景相关。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美国政府而言，中美双边的汇率之争，既不成为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认为这是一个贸易问题。基于游说等努力，这种观点通过政党政治由美国政府落实成为具体政策，然后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服从、执行，从而把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并最终造成了“屁股指挥脑袋”、全局利益服从局部利益的状况。这种局部的利益诉求，在两国的多维政策交锋当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
对中美，并非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而言，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其一，人民币一美元汇率与美元指数没有直接的联系。影响美元金融地位的汇率，是多边的汇率指数，即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这是一个加权的汇率指数，基于美元对以下货币的汇率计算得到——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由于中美汇率之争聚焦于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因此人民币的变动并不会对美元指数造成直接影响。其二，人民币至今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资产规模及其交易数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不会在金融市场上对美元资产产生显著的替代性冲击。
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货币金融的问题。因此，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过程中，就不存在前述的美元两难问题了，甚至还应该有可能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这也正是一部分人所期望的。
对中国而言，在金融方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外汇储备是否会缩水。这里有一个衡量指标的问题：有的人以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有的人以美元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还有人认为应该以实物来衡量。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最终是要变现成为购买力的，而且和人民币资产不一样，外汇储备不能在国内消费，只能用于国外的商品和劳务支付。因此，除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和铁矿石，否则，用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体规模，无异于刻舟求剑，其结论也将是误导性的。
如果用美元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则外汇储备与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最终其购买力仍无法衡量，因为外储最终要变现为对外的购买支付，所以，用实物标准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和收益是比较合理的。不过。美元资产对实物资产的购买力最终还是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中国外储的购买力威胁将来自美国货币政策的通胀倾向，而与人民币一美元汇率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对中国而言，两国的汇率之争主要的也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原本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
中美汇率之争由来已久，已有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机会。
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到2008年中期一直保持升值趋势。在此期间，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升值17％左右，之后开始处于冻结状态；而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也大幅升值12％，并且升值趋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初。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还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在这几年中都保持了强劲增长。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均比2005年增加了50％左右。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充分条件。
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至今年6月19日人民币汇改重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冻结状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在2009年末比年初贬值了约6.2％。相反地，在这段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冻结，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贬值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却分别录得了12％和16％的负增长。2012年中期以来出口虽然有回升之势，但后市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必要条件。
可见，要解决中美贸易的央衡问题，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在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至2008年中期，正是美国经济处于相对景气的周期，而在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9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居民的存量财富一度缩水13％，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直至后来转为艰难复苏状态。可见，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与国外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意义上，国外收入的1％变化，将引起中国出口2.34％同向变动，而汇率的变动——从而价格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影响相当有限：一般意义上，人民币汇率1％的升值，将引起出口数量0.65％的下降。后面这个数量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从而价格的上升幅度，将超过相
应出口数量的下降，所以，人民币升值的结果，甚至将会导致出口金额的增加!这正是我们在第一个观察期所看到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引起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萎缩，但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从国际收支恒等关系来看，只要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居民继续维持现有的高消费一低储蓄模式，则美国必然需要进口国外的商品来弥补国内总供给的缺口，从而维持贸易赤字的状态。只不过，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因此，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无助于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也多有争论：2010年初，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表示：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调整，实际上不会对美国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美国就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相反，短期的汇率调整甚至可能引发外汇市场的投机性波动。作为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者布兰查德也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国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而压制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对于解决美国1500多万人的失业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弱化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通胀的抑制作用，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国会政治家试图帮助的中产阶级。综上可以发现，中美汇率之争，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但从美国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它原本并不应该是一个贸易范畴的问题。为何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
美国从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本不应该纠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将其视为贸易政策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而且是一直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正是美国方面的局部利益团体通过政党政治发生的作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执行政策指示，但选举过程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选民的倾向最终决定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成败，以及在参众两院中席位的多寡。这样，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力，如工会和某些行业协会，他们作为掌握选举资源的团体，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对作为被选举人的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从而有可能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把一个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中美两国的汇率之争以及伴随的贸易政策之争，正是这种情况。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一涉及年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结成了“公平货币联盟”(FairCurrency Alliance，FCA)，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会从而向政府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局部利益团体的要求未必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甚至也可能对这些局部利益本身造成消极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若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则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局部利益主张损害整体利益的例子。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是局部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非常一致，容易达成统一的行动。而且，像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选票达数千万之多。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利益集团向总统和政府施压，最终通过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措施。这正是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纳入到两国多维政策的博弈框架中，最终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如何应对
对于中美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对美国方面的政策产生机制进行分析之外，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来考虑应对之策。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调整经济结构，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占到全球顺差的26％。高于同期德国、日本占比之和将近两个百分点。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当中，由海外投资获得的资本收益项(Income)占到总顺差的一半左右·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则几乎完全通过商品贸易的顺差获得。德、日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日本还一度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可见中国对外部需求依赖的严重。过犹不及。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则使中国的发展重心不稳，而且同时也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下大决心调整经济结构，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性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增进交流和理解。美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压力，是自下而上地来自于某些利益团体，因此，直接与美国行政机构进行交涉并不能有效化解争端。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更为积极的手段，比如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但是由于利益的确存在冲突，因此尚未对工会和行业协会进行游说，而这些团体恰恰是政策压力的根本来源。对此可以考虑其他途径达成谅解。以海尔公司为例，目前中国企业进入美国选择南卡罗来纳州，其中重要的考虑就是因为该州的工会势力最为薄弱。可见，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弱于同国外工会势力进行交流。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应回避工会势力，而是应学会与当地工会势力融合、共存，并有可能对工会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
4.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是一场持久战 篇四
中美双方知识产权方面分歧的产生由来已久。在过去的历史交锋中, 我们不难看出, 美国常用手段就是采取单边或者双边的贸易制裁措施, 即著名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条款规定。特别是其中的301条款和《1930年关税法》中的337条款。简单来说, 301条款是美国政府针对损害美国贸易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外国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调查、报复和制裁的手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可以采取的制裁措施包括: (1) 中止贸易协定项下的减让, (2) 采取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 (3) 对服务征收费用或采取限制; (4) 与被调查国达成协议, 以消除其违反行为或向美国提供补偿; (5) 限制服务领域的授权。措施期限一般为4年。而337条款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规定, 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 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 简称337调查。换言之, 如果进口产品侵犯了美国有效的知识产权, 该知识产权权利人, 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可以向ITC提起337调查申请, 并要求ITC采取相关救济措施。ITC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十分严厉, 包括 (1) 有限排除令, 即禁止申请书所列名的外国侵权企业的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2) 普遍排除令, 即不分来源地禁止所有同类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3) 停止令, 即要求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行为, 包括停止侵权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库存、宣传、广告等行为。任何违反停止令的企业将会被处以每天10万美元的罚款, 或等同所涉商品当日销售额两倍的罚款, 两者中取高者; (4) 没收令, 如果ITC曾就某一产品发布过排除令, 而有关企业试图再次将其出口到美国市场, 则ITC可以发布没收令, 根据该没收令, 美国海关可以没收所有试图出口到美国的侵权产品。救济措施没有确定的有效期, 除非ITC认为侵权情形已不存在, 否则排除令和停止令可在涉案知识产权有效期内一直有效。可以看出, 这些单边或者双边制裁措施的本质是美国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做法在外贸领域的体现, 是美国政府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 即通过强化美国对外贸易协定的实施, 扩大美国海外市场, 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 以维护美国的利益。早在1988年, 美国刚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就试图对中国适用301条款, 之后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国家”, 在1991年, 又将中国升为“重点国家”, 在此期间的交锋中, 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包括宣布采取反报复措施。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 中国政府也频频做出承诺, 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 化解了可能爆发的贸易战, 取而代之的分别是1993年、1995、1996三份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从2002年以来, 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 案件多集中于知识产权领域。337调查的频繁出现严重阻碍了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 影响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出口产品的国际形象, 成为中国继反倾销、保障措施应对之后最难应对的贸易措施。2004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关于无汞铅锰电池专利侵权调查正式公布最终裁定, 认定原告劲量公司美国专利号5464709号的专利因不具备确定性而无效, 这是中国目前在有关知识产权的贸易纠纷中应对337调查取得的唯一一场全胜的官司。中美两国在有关337调查的较量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2007年这场中美知识产权的诉战, 却极大表明了美国态度的一个转变。美国开始从惯用的单边或双边制裁措施转为依赖世贸组织这种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本身这种转变, 已经说明中国在知识产权斗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次申诉中, 美国认为中国在一些知识产权的执行措施和方式上, 违背了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和《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 并向其设立的专家组列举了三项指控: (1) 中国刑法坚持避风港规定以允许商业规模的假冒商标和盗版, 而对这些行为不施于任何可能的刑事起诉和定罪; (2) 中国没有给予海关官员所需职权以处置假冒和盗版的进口货; (3) 中国拒绝给予某些作品以自动和立即的保护, 包括那些尚未通过中国对内容审查程序的作品。具体内容如下:
1、美国指责中国设定的刑事处分盗版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门槛过高, 从而等同于缺乏有关假冒和盗版行为造成的多大商业规模侵权而纳入刑事程序、以及遭受多重刑罚处罚的规定, 这很明显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 (TRIPS) 第61条的规定。TRIPS协定第61条规定指出, 各成员应规定至少将适用于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假冒商标或盗版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刑法。而实际上, 中国2007年4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将盗版刑责的门槛从2004年司法解释中规定的1000张 (份) 侵权物降为500张 (份) 。而且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 中国对该罪最高可处以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因此, 美国武断的将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盗版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数量规定说成是提供“避风港”的门槛, 一味指责中国违背TRIPS义务, 本身就是没有道理的, 从而没有得到世贸组织专家组的支持。
2、美国提出, 在进出口过程中, 中国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将被中国海关没收, 即使在这些产品去除违法特征后, 也将被没收。侵权产品被海关没收并进入商业流通渠道销售, 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第46条和59条的规定。TRIPS协定第46条规定, 为有效制止侵权, 司法机关有权在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况下, 责令将己被发现侵权的货物清除出商业渠道, 以避免对权利持有人造成任何损害, 或下令将其销毁, 除非此点会违背现有的宪法规定的必要条件。司法机关还有权在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况下, 责令将主要用于制造侵权货物的材料和工具清除出商业渠道, 以便将产生进一步侵权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考虑此类请求时, 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与给予的救济及第三方利益之间的均衡性。对于冒牌货, 排除例外情况, 仅除去非法加贴的商标并不足以允许该货物放行进入商业渠道。以及第59条规定, 在不损害权利持有人可采取的其他诉讼权并在遵守被告寻求司法机关进行审查权利的前提下, 主管机关有权依照第46条所列原则责令销毁或处理侵权货物。对于假冒商标货物, 主管机关不得允许侵权货物在未作改变的状态下再出口或对其适用不同的海关程序, 但例外情况下除外。而根据2004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确实有关于“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无法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且知识产权权利人无收购意愿的, 海关可以在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的规定。因此美国的此项主张得到了专家组的支持, 专家组认为, 中国海关将收缴的盗版货品的假冒商标撕去后, 使其重新进入市场的做法确实存在错误, 违背了世贸组织义务, 因而建议中国改善版权法和海关执法, 以符合世贸组织成员的义务。
3、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著作权法》将“审阅后不得出版”或“正在审阅过程中的作品”不作为保护对象的相关规定, 美国认为这违反了TRIPS以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根据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 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将导致外国作者不能享有的出版和发行权, 中国作者却能享有, 而且所采取的对外国作品事先审查的做法, 事实上造成了对外国人和本国人不同的实践。这违背了《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9.1条的规定, 即各成员应遵守《伯尔尼公约》 (1971) 第1条至第21条及其附录的规定。美国认为, 至少中国要有义务遵守《伯尔尼公约》的第5.1和5.2条的规定, 即就享有本公约保护的作品而论, 作者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本同盟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法律现在给予和今后可能给予其国民的权利, 以及本公约特别授予的权利。以及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 也不论作品起源国是否存在保护。因此, 除本公约条款外, 保护的程度以及为保护作者权利而向其提供的补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给以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而中国解释为, 第4条规定建立在保护公共秩序的基础之上的, 而一国有权基于公共秩序而采取某些措施, 本身也为TRIPS所认可的。并且该法律是对中国人和外国人同等适用。而专家组最终还是裁定, 中国《著作权法》、尤其第4条的第一句, 不符合中国在《伯尔尼公约》 (1971) 下的5 (1) 条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第1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1.1条下应承担的义务, 导致美国在该协议下的利益丧失或遭受损害。并建议中国根据《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9.1条, 使其《著作权法》符合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的义务。
从这场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较量结果来看, 对中国可谓是喜忧参半。喜则是中国顶住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以认真积极的态度与美国周旋到底, 从而取得了诉讼的部分胜利。从开始主张保持良好形式的对话通道, 到磋商阶段成立后, 组成由商务部、国际版权局、海关总署、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五部委联合的谈判小组与美国进行磋商, 对于美国28项指控, 逐一解释, 积极澄清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可能产生的误解, 并最终将这场斗争奉陪到了最后一刻。虽然这场诉讼中国是一比二败下阵来,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美国人已经开始收敛其自己的思维方式, 即推行“非专属管辖”。这场诉讼本身, 已经表明中国为打破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垄断和控制所付出的努力, 以及取得的成绩。而忧则是, 20多年来,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虽然从无到有, 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中国的法律环境还不是尽善尽美的, 特别在执法过程中, 其效果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是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的。但是美国却以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三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都是围绕美国要动用特别301条款对中国展开制裁,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两国不对称的法律水平造成。但是中美这种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进入21世纪以来, 国际产品竞争日趋激烈, 为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先进技术便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工具, 同时由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经贸发展不平衡的存在, 发达国家经常借助这种形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所以,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苛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保护这些技术的先进性和竞争性, 从而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工业有了一定的竞争力, 出口稳步上升, 这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不愿接受的事实。有些美国人就开始认为, 我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对外国技术的采用, 是侵犯知识产权的结果。所以美国必然要求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以维护它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 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从总体上讲, 还只是一个技术进口国, 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必须用大量外汇来实现, 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样两国在知识产权上的
利益是不同的, 对两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显然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同时在贸易方面,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 目前已成为世界贸易出口大国。而知识产权问题, 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它实际与贸易逆差、市场开放、中国入世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从更大的方面来看, 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方面也存在客观差异。其实质是为了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和维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霸权地位达到其经济向全球扩张的目的。了解到背后的原因后, 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就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 中国和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斗争将会一直到延续下去。不同的只是, 美国的策略会发生转变, 从90年代强权的特别301条款, 中国入世以来的337调查, 到最近依赖世贸组织制裁体制, 从本案不难看出, 未来的趋势是美国将联合多国通过多边制裁体制与中国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5.论中美美术教育方式之差异 篇五
一、中美美术教育的人文差异
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世界著名的几所名校如哈佛、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校首先提出了以美术教育为核心的审美教育,美术不再作为一门副科出现在学生的课程中,规定学生需要用1/4的精力运用于美术和人文科学上。1994年,美国推出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美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呈现在了公众面前,大大提高了美术教育的地位。随后,美国提出了“DBAE”全面性、综合性美术教育模式,将美术从美国普通学校教育中的边缘状态提升为与英语、语文同等重要的核心课程。[1]以弗兰兹·齐泽克和一些欧美美术教育者的思想为基础,他们认定美术能够滋养儿童的情感生活,能够提供制作富有创造性的作品的机会。[2]他们更注重的是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认为美术教育包括美学、美术创作、美术史和美术评论。21世纪是个多元共存的时代,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熏陶下,美国开放式美术教育开始涉及各种领域,并把这种多元化美术教育作为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最好方法。[2]美术就应该具有不一样的演绎,不应该是被传统思想编辑整理过的。在学校同意的教学大纲下,美国教师可以在执行教学任务中根据学生个人的情况自主设置教学方法,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注重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发展与开发,促使他们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一次次大奖,以此促进国家综合能力一次次提高。可以看出,美术教育在美国的重要地位,他们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和美术素养的同步提高。
反思一下我们国家,除了美术院校的学生在接受美术教育外,其他专业学生似乎和美术教育一点也不沾边,国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学生也没有想法接受除自己专业外的知识。最重要的是美术类学生在学习美术的过程中,主要以训练技巧、手法为主,没有注重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我国学生在美术领域单纯停留在作品上,精神层面没有得以提高,美术素养停滞不前。
二、中美美术教育的个性差异
近年来,美国多学科美术教育的综合性汇通式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结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育特点,通过多种参与式的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感性的、轻松的创作和游戏中,自由自在地进入美术的空间,不仅去遐想人类从何处来,去探索人到哪里去,而且去追问人类的本质是什么,去讨论人类为什么去保护环境等等。可见,这种教育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本身,已经上升到了哲学高度的思维活动,这是我们需要大大鼓励且学习的。
在美国美术课堂上,不提倡教师单一风格,鼓励学生创造性和表现性地学习。在同一堂课上,教师会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及天赋的不同差别对待,尽量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得以张扬,形成在同一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风格,老师能一眼认出哪一张是谁的画。他们的教室布置的环境文化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点,教室课桌椅的摆放永远都是随心所欲的,可以是菱形、圆形或弧形等,学生可以自由地、轻松地、愉快地用各种习惯的姿势投入学习。授课过程中,允许随意走动,课堂气氛活跃,师生关系融洽。从美国教育对学生个性的张扬及尊重,我们不禁感叹美国是孩子们艺术学习的天堂。他们侧重的是对学生创新能力及思想的培养,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具有独特思想的人才。
而在我国美术课堂上,教室布局永远都是中规中矩,课堂教学方式延续以前的教授式,形成了一个教师讲解、学生接收的固定模式。教师往往以一幅范画为开始,引导学生画出与自己同样的作品,很少顾及学生的内心感受,以自我为中心教授。导致我国的美术作品无创新性可言,学生思维更是得不到启发,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特视角去看待身边的美术作品及生活,致使我国缺乏创新型人才,人文素质难以提高。
我们应该知道,美术是多样化的,美术教育课堂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对于中小学生来说,组织和参与美术课堂的审美活动是开拓思路、增长知识的有效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美术教学的效度有赖于把审美机制与相关方法引入课堂。
三、中美美术教育的理念差异
当代西方美术教学主张自由与创新,而技法位列其次,这一点与我国传统美术教育所追求的“意境”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纵览我国古代美术史,各派名家名作百花齐放,美术见地深刻透彻,而那时的西方美术却是以“模仿”为主,基本侧重于神学宗教故事,虽然与写实主义有所区别,但具象还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时至今日,中西方美术教育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教学方法已有所更改,而美术教育方式的改变与体制和时代背景都有着很大关系。西方的美术教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下创作逐步解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东方优秀的美术精神,在美国这片美术土壤中,孕育出更为系统完善和科学的美术教学方法。
与之相比,中国的美术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外加体制的局限和人才的对外流失,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就美术教育而言依旧延续列宾美术学院的写实主义风格,重视画画技法和形象的塑造,反而淡化了学生的自由创作与色彩感悟,从而使美术教学趋于应试。由于学员众多,画风又极其类同,学生在无意识中已经养成了模仿教师的惯例,这与美国美术教育侧重个性发展、挖掘学生内心隐藏性格差异很大。
美术创作是一个不断创新并探索的过程,如果一味地强调技巧或理论,只会让作品留于表面,无法表达画者的内心情感。换言之,你的画没有独到之处,每个人都可以效仿,你可以表达的别人同样可以,这种没有个人风格的作品是无法打动人心、载入史册的。个人风格又绝非模仿得来,而是靠美术土壤的培育、自由创作的空间和美术家自身的经历与悟性等主观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基于此点,美国美术教育有着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欧美这片艺术土壤上,有着无数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产物,以及当地浓厚强烈的人文氛围,他们一直尊重和保护着人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你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宁静优雅的小镇,处处是美术,处处有故事,此番此景带来情绪触动无疑就是美术家最值得珍惜的灵感之源。
美国美术教育者的工作并不仅仅在课堂内完全呈现,或许他们会在放学的路上约上学生在街角的某个小酒吧小酌闲聊,抑或是几句简单话语道出美术的真谛。而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自由发挥和创作的舞台,也不仅仅是拘泥于素描、色彩、雕塑等等,课后作业更不会限定纸张的大小以及色调的选择,只要学生能想到的表现形式、绘画技法都能在学生的作品中加以运用。[3]达·芬奇说过,画画重要的不是材料的好坏,就算是用泥巴作画也能产出优秀的作品。
中西方的美术教育者对同一件事进行过研究,美术技巧可以教学,但美术感受是没办法教授学生的,需要的是学生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与理解。1+1=2是数学,美术需要1+1=2的技巧,但更需要1+1=无穷的可能性。相对于其他科目的教育,国内的美术教育还停留在理性教学的阶段,近年来才稍有进步与改进,与国外交流探讨的机会逐渐增多,但教学僵化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美术学习是一个感悟及体验的过程,强调的是旅途风景而非终极目标,这一点上落后美国美术教育很多,也有众多美术教育者赴欧美国家进修考察,为的就是开阔视野,饱览世界美术史,并将先进的美术理念带回国内用于教学,激发并引导学生重新审视美术创作。
四、中美美术教育的普及化差异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点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我们随便走进一所美国学校,看一看他们的课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专业院校还是非专业院校,都给学生安排有一定程度的美术学习,而且所有科目在期末的时候都会作为评量学生成绩的标准。从初等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艺术永远都贯穿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的各种机构中不时都会有各种画展及艺术展,公民在不自觉中就接受了艺术教育的熏陶,艺术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特别在学校,校方会刻意营造艺术气氛,为学生提高展现自己艺术天分的平台,定时举办各类活动、画展,开发学生思维。最典型的莫过于哈佛大学从1993年起,每年定期举办4天的艺术节,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组织与策划,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组织形式也是形色各异,如在学校的办公区域、课室楼道都设有画廊,便于各类绘画艺术品的欣赏和学生自己作品的展出。
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的艺术是包围在他们身边的,是受全民重视的,是公民艺术素养的共同体现。在中国,好多偏远地区学生似乎从来没有接受过美术教育,连最基本的教科书都没有,就算在发达城市,学校也只对专业学生提供艺术的舞台。整个校园有的只是面对考试设置的各种题海,我们很少看到学校举办各类艺术活动,如果说要参加艺术比赛,一般都是国家举办的、那种需要过级的活动。学生不是为了快乐在搞艺术,而是为了拿一个好成绩,为了在自己简历上多些筹码。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是国家应该改变的现状。我们如果想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就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把美术教育作为一个必修的课程搬上课表,做到全民普及化。
摘要：美国的美术教育是以主科出现在学生课堂的,美术课堂教育多样化,注重的是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养的提高。美国的开放式美术教育把一些富有创新性的活动、艺术评价和审美学习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进而从提高人文素养的角度,引导青少年更加全面地理解和鉴赏艺术及其文化。中国的传统式美术教育则注重学生手上技法,忽略了学生精神思想的同步提高。美国开放式美术教育与中国传统式美术教育方式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人文差异、个性差异、理念差异和普及化差异。我们应正视我国美术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借鉴改进,做到逐步与世界接轨。
6.中美贸易战羞于大打出手 篇六
■作者:蔡恩泽
中美贸易战“大打出手”的可能性不大, 双方都恪守一个底线——别把中美关系弄僵了。
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35%的关税, 给中国对美轮胎出口带来打击。中国政府随即作出反应, 商务部强硬地对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和汽车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表面上看, 中美剑拔弩张, 一场贸易大战拉开序幕。但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开打”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归根到底, 中美贸易战羞于大打出手, 充其量只是拉锯式的摩擦。
中美经济互为“枕头”, 谁也离不开谁
有枕头才睡得踏实。中美经济时常互递“枕头”, 是互补也好, 互利也罢, 总之, 对方睡得舒坦自己才安稳。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 使中美两国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更加密切,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从2002年到2007年, 中国连续五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额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几乎为零的状态, 发展到2007年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2007年1至10月, 中美贸易额达到2481.9亿美元, 同比增长15.7%。即便是金融危机以来, 中美贸易总额仍然是庞大的数字。
当美国遭受金融危机的煎熬, 中国并没有“幸灾乐祸”, 反而伸出友情之手“拉兄弟一把”。中国持有美国8000亿美元国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美元不断走低的情势下, 中国储存如此巨额的美国国债, 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 这算是递上一个“枕头”吧。
美国也投桃报李, 向中国递“枕头”, 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有一多半在中国落户, 星条旗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开发区的上空飘扬, 中美合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生力军。
中国经济GDP的增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仰仗美国经济的繁荣, 就像垫着一个舒服的枕头一样。美国对中国的进口连年上升,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连年增加, 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同样对美国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出口产品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在华的加工项目, 如果美国遏制中国出口, 等于是在为自己找麻烦。
就拿中国输美轮胎来说, 美方选择通过“特保案”, 最终或将得不偿失。
美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者对“特保案”提出过强烈质疑。一份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指出, 未来两三年内, “特保案”很难对美国轮胎部门的就业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相反, 受中国输美轮胎遭遇“特保”波及, 多家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轮胎经销商及其下游企业的成本将急剧上升, 至少2万名美国工人将陷入失业。
报告还指出, “特保案”对美国国内轮胎行业的过度保护, 将极大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购车成本, 削弱美国政府振兴汽车产业的政策成效。“特保案”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将导致消费者每年多支出至少6亿美元。
而中国对来自美国的部分汽车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 也会波及本国一些企业的经济利益。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这是得不偿失的“制裁”。
因此, 中美经济已经产生互动的感应效应, 一方打喷嚏, 另一方必然会感冒。
中美实力旗鼓相当, 谁也吃不了谁
从经济总量来说, 中国与美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2008年末, 中国的GDP总量大概在43000亿美元, 美国的大概在130000亿美元, 中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中国经济增速稳定, 金融危机之前, 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即便是金融危机爆发期间, 中国经济也在稳步增长, 2009年可望达到8%。
而美国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缓慢, 2009年很可能是负增长, 很有可能下降1%。
到2016年, 美国GDP18.6万亿美元, 中国GDP13.5万亿美元,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将大大缩小。
而在两国经济总量中, 外贸始终占很大比例。无论哪一方, 想独享贸易的大蛋糕, 完全吞并对方, 是不可能的。
到那时, 中美经济实力旗鼓相当, 谁也吃不了谁。
有人担心贸易战会引发战争。这是杞人忧天。
中国有没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否有巨大的国家利益冲突, 二意识形态对抗的剧烈程度, 三是军事、战略力量是否失衡到一方轻易击溃对方。
从目前来看, 这三个因素还没有引发中美战争的时机和条件。尽管最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 把中国和俄罗斯、伊朗、朝鲜一道列为挑战美利益的4个主要国家。
但从中国方面来说, 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利益无根本冲突, 中国十分珍惜眼前的国际空间, 无意与美国为敌。
美国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祸患, 是典型的“地堡思维”, 自以为是, 又万分恐惧。美国人这一做法, 其实只是一种政治攻势, 是一种宣传口号。真正想吃掉中国也不那么容易。
从现状来说, 奥巴马政府不想与中国翻脸。他批准对中国轮胎实行“特保”是迫于国内政治压力, 收买人心。
美国无党派民调组织拉斯穆森报告 (Rasmussen Reports) 发布的滚动民意测试结果显示, 7月24日, 奥巴马的民望一举跌破了50%的关键标准。也就是说, 超过50%的选民开始对奥巴马总统的施政持否定态度。参考同期历史数据, 就连如今饱受诟病的前总统小布什在其执政元年所取得的民望都超过奥巴马。
民望持续下滑的巨大政治压力促使奥巴马选择通过“特保案”来避免“节外生枝”。中国输美轮胎只是“政治牺牲品”, 并无战争“阴影”。
诚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 “奥巴马政府在贸易关系中制造摩擦是为了安抚国内的重要支持者。但它不会跟自己赌气, 触发自己与最大债权人之间的全面贸易大战。”
中美试图确立战略伙伴关系, 谁也甩不掉谁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双方在经贸、安全、公共卫生、能源、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和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拥有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
二战以来, 中美只是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 其余时间都是和谐大于冲突, 如今在台海局势上又能形成默契, 这是两国领导人共同的政治智慧凝晶成的和谐。
而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中美战略利益的一致性。中美经贸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这一关系的发展同两国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科技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中美经贸关系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推进了中美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 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 不仅造福两国人民, 还促进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
从战略利益上说, 中国无意与美国争抢风头, 中国也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中国只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在全球不会称霸, 也不想称霸。
此次金融危机, 美国方面多次赞美中国的经济政策对遏制全球金融危机的贡献, 无论是G8还是G20, 中国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美国人指望中国为其分担危机, 不可能甩掉中国这个发展中最大的国家, 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
中美战略利益和谐大于冲突, 中美两国正试图确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人应当明白, 如果在经济上总是制造摩擦, 与中国过不去, 也是对自己下一个“套”, 得不偿失。
虽然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对中国轮胎“特保”会影响中国近20亿美元的出口和10万人的就业, 但轮胎出口在中国对美出口大背景下并不起眼。摩根士丹利估计, 美国轮胎市场只占据中国每年对美出口总额的0.4%。
未来几个月, 美中两国都有充足的机会继续就这些问题展开谈判, 尤其是本月召开的G20会议, 以及今年11月的奥巴马访华之行。
涉及贸易问题时, 无论存在什么障碍, 对话胜过对抗, 喋喋不休总好过实际交火。
7.《论持久战》之中美贸易战 篇七
自2004年起, 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据2010年12月统计数据, 中美全年累计进出口总值3853.41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3%。其中, 中国对美出口2833.04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18%;自美国进口1020.37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7.32%;对美贸易顺差1812.67亿美元。长期大规模贸易顺差一方面受到美国谴责, 动用种种贸易保护措施抑制中国出口, 另一方面造成我国大规模外资流入, 形成巨额外汇储备。
中国的出口贸易的特色是加工贸易占有相当比重。2009年我国加工贸易累计进出口9093.2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41.2%。其中出口5869.8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48.85%;进口3223.4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进口总值的32.05%。中国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同样是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来源, 2007年我国对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1454.1亿美元, 增长12.9%, 占当年我国对美出口总值的62.5%;进口181.6亿美元, 增长8.1%, 加工贸易项下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272.5亿美元, 相当于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的77.9%。一边是国外企业对加工能力需求大, 一边是不断受到美国等指责和贸易壁垒, 本来利润不高的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处境日益恶化。
2 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与对美贸易顺差分析
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与对美贸易顺差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加工贸易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美间顺差的持续, 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在中国的美国制造业生产扩张。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各国相对要素禀赋决定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趋向于出口相对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 进口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因此, 中美贸易中, 中国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本较低的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美国将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实际上, 中国对美国出口基本符合H-O模型, 但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多不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 贡献最大的竟是植物产品和纸制品。美国大量出口非自身比较优势产品, 而进口大量自身有生产优势产品, 造成贸易逆差巨大, 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形原因何在?
首先,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体系使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包含很多其他国家的产品附加值。加工贸易方式对劳动力有较大需求, 同时需要土地建造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但对自主技术要求很低, 正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详细看美国利用中国加工贸易进行生产的过程:首先从日本、韩国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 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再从东盟、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最后在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 在香港从事面向美国等海外市场的营销服务, 而美国成为产品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价值。境外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陈人可
变了贸易地理流向, 最终产品出口地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 这部分产品造成的对美贸易顺差也随之转移到中国。按现有贸易统计方式, 尽管大多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由日、韩、台的跨国集团生产, 最终产品包含很多国家产品附加值, 但以最终价值计算的出口额通常算在中国头上, 造成对中国贸易顺差统计存在“虚高”。
其次, 加工贸易带来的中美贸易顺差是一个“恶性循环”。美国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中国, 自身保留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 严格限制技术流入中国。国际市场上低端、低附加值产品价格上涨远小于高技术产品, 中国加工贸易产业承接了美国相关产业低附加值生产环节, 使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 而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含量高的最终产品, 使美国向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上升。相对价格下降使美国企业有利可图, 扩大对加工贸易品的进口。同时, 美国对中国高端产品——中国稀缺的、需要进口的产品——的贸易限制导致中国只能向其他国家寻求, 使中国对美国出现持续贸易顺差。
最后, 加工贸易领域规模经济效应也是维系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国内很多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简单地增加劳动力投入就可扩大产出。此外, 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分布相对集中, 易产生外部规模效应, 节约上下游联系成本, 细化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地域上的集中不仅降低了平均成本, 也提高了获取订单的竞争力。规模经济效应使中国加工贸易行业能够维持相对低的生产成本, 即使长期中国劳动力工资上升, 美国企业也很难在生产成本上低于中国, 中国能长期在加工贸易带动下形成对美顺差。
3 中国对美加工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对策
在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下, 中国自身劳动力优势、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部分产品具有标准化生产能力, 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制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长期存在,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会逐渐增加。但这趋势最终还是会减弱。
第一, 中国工资率将上升, 加工贸易上的优势将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取代。中国工资率上升的原因在于干中学效应带来的生产率上升, 及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开始出现稀缺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于是, 加工成本也随之上升。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价格上的优势将逐渐体现。由于劳动力国际流动远小于资本流动, 发达国家会转向新兴国家寻求加工贸易服务。
第二, 中国自身也要谋求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是决策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从政策上对加工贸易企业的扶持将减少。许多加工贸易企业都从事低端产品生产, 让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更符合中国产业结构改良的思路。
第三, 当前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企业发展, 一是人民币升值抬高了产品出口价格, 加工成本升高;二是美国经济危机造成
摘要：中美贸易顺差一直是一个经济热点问题。在这种贸易顺差的背后, 中国庞大的加工贸易体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影响中国选择加工贸易方式的因素入手, 分析加工贸易体系与贸易顺差间的关系, 并对这种关系的长期变化做出预测。
关键词：加工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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