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共8篇）

1.《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篇一

2014年第7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2014年第7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改革宣示，也是新一轮改革深化的鲜明特征。

改革的路径选择，已由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30多年前，全社会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向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固堡垒和高度集中管理的僵化模式发起冲击，推涌起一波波改革开放的新潮。当时的改革流行语，就是“敢闯敢试”，“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提着脑袋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民间还有“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的说法。

如今，改革已进入另一片天地。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中，方向已经明晰，框架已经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表”已经赫然在目：到2020年，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改革需有更加充分完善的合法性依据、更加科学可行的规范性指引和更加有效及时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的难点突破，在调整利益关系，在重塑权力结构。改革由此进入深度博弈阶段。多年遗留、积累的问题大多触及深层矛盾，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束缚依然难于消除。在市场经济扭曲和权力资本勾结中做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自然不会轻易转身，从此金盆洗手。那些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政府权力部门，虽经历反腐败反“四风”的洗礼，在简政放权scsgk.com转换职能的改革中，也并非都能自觉地以历史担当精神自我革命。改革的难点突破需要政治权威，同时还需要法治力量，更有效地凝聚社会共识，摧垮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的深层攻坚，使其风险也骤然加大。“深水区”的改革，更为复杂敏感，既不能敷衍了事割韭菜，也不能颠来倒去翻烧饼，稍有不慎，改革者就可能闯入雷区，一当出现颠覆性失误，很可能覆水难收一泄千里。如何保障改革的运行不被扭曲，改革的红利不被截留，改革的公信力不被损害？特别需要法治的引领和规范。

改革在催动立法，法治也在推进着改革。

法治取向，将改革全面导入新的运行轨道。

我们要在改革中扩展市场自由，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以法治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界限。我们要在改革中发展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以法治促进政治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

我们还要在改革中创新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取向，就是要以法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

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正在推进的信访改革，就是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轨道。当然，要使信访制度改革顺利到位，还须努力拓宽信访渠道，完善信访功能，放低诉讼门槛，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质量，保障司法公正。

法治建设，正加快融入更为深广的改革内涵。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进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涵。改革的进程，也是加快法治建设、强化公民法治教育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就以时下热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例。

不少地方政府急着放活土地经营权强力扩大土地流转量推高家庭农场经营数不惜人为垒大户，不少工商资本揣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的牟利预期，以“下乡投资”为名，联合地方政府强势圈地屯地，也有不少农scsgk.com户盼着允许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和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早日落地。其实，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早有很明确的政策解读：要推进农村土改就要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改革，包括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中相关规定的修改。在这里，法治跟进意味的是改革政策的突破，也是改革实践的纠偏。

法治思维，也在提升着全社会的改革意识。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出发点，按照法治精神求解问题的思维模式。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负面清单”制度，就是以法治思维推进改革的一次实践。它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此形成对“权力清单”的倒逼作用。

国务院雷厉风行，发力推行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法无授权不可为”，锋芒所向，直指权力部门的暗箱操作、寻租腐败和灰色地带。

划定权力边界，晒出权力家底，让公共资源回归公众视野，让权力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当然，权力清单制度要实施到位，还需进一步减权简权，确权制权，杜绝摆设，走过盲区，立法锁定，严格问责。

把改革引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法治也应在改革中提升文明的品质。这就需要始终坚持法治的前提是民主立法，摈弃部门利益法律化和权力扩张法律化，始终坚持法治的核心是保障民权，是捍卫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始终坚持法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信仰，让法治精神流淌进改革的每一条脉络，照亮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法治是推进改革的强大力量。它引领改革的行进，维护改革的秩序，巩固改革的成果，同时也保护着改革者的先行先试，激励着改革者的开拓创新，灌输着改革者的价值能量。

2.《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篇二

社会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时，很多人却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呢”。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中，但不能说就是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一些人把问题推给了转型期，说轻了是走入认识误区，说重了恐怕是逃避责任。由此，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尤为重要。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此后迥异的一些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市场化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且，伴随着经济量的增长，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上好学校、去好医院、住自有的大房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形态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很大。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身外之物”开始越来越关注并要求迫切。

这只是我们在几个方面的简单列举。而且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但这一阶段仍然在持续，这些特点将更加鲜明，也更加深刻。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就社会来说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是发展不是停滞，是好事不是坏事。工业化、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民众消费的升级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富有弹性，文化、思想的繁荣，行为、活动的活跃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黄金发展期”。

那么，为什么“黄金发展期”又会变成了“矛盾凸显期”呢？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凸显、问题多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我们说，在转型期矛盾和问题固然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明确，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应对社会转型方法不当所致。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生病了，病灶却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一些肩负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人一些老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所导致的。先看“老作为”。社会变化了，面临的问题变化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应对问题的方法还是老方法、观念还是老观念，结果行动滞后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矛盾。比如，经济建设已然有了相当规模，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只管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能走平稳，怎么能不摔跟头；又比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简单抽象地要求“讲团结”、“高度一致”很不现实，可我们一些同志还是要求社会是“清一色”，不能尊重民愿、不能倾听民情、不能反映民意。出了问题老想捂盖子，但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盖子怎么能捂得住呢？次看“不作为”。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社会新变化的要求反应迟钝、不敏感，不能及时积极应对，甚至还借口实行市场经济，以让市场去发挥功能为幌子，只当甩手掌柜，该搞教育不去投入，该搞医疗不去建设，该提供就业不去落实，该搞社会保障舍不得掏钱，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乱作为”。社会转型意味着从旧的社会状态转向新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既有的制度规矩不管用了，新的制度规矩又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旧的价值评判不管用了，新的价值评判又没有形成，于是会出现暂时的制度空白期与价值紊乱期。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利用这一空白期，抢黄灯、打擦边球来谋求个体和小圈子的最大利益。老百姓不是要买房子吗，既然需求刚性，我就来“经营城市”，让城市的地价越来越值钱。为了能让土地卖高价，不惜与开发商互相结盟，运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征强拆。这种乱作为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在当前社会问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大趋势上讲，社会转型是走向进步，但也有滑向失控的可能。那么如何才能让社会健康度过转型期呢？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与政府官员责无旁贷。

首先，加强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不能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他，更不能为了有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项目。

3.《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篇三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对中小学代课教师的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云南10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被要求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他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58岁的代课教师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

代课教师身份是沉重的历史符号

读罢新闻，心情格外沉重。作为一名教师，本应该是“生命教育”的践行者，不该在高瀑上一跃，画完人生的句号。这让人情何以堪!然而，面对这样的归宿，我们实在不忍心去作太多的指责。

翻开历史，“代课教师”是个沉重的时代符号。毫无疑问，代课教师为我们的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历史的天空中应该为他们写下庄严的一笔。将近一个世纪来，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公办教师一起挑起了民族的脊梁。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过“辞、退、转”等措施解决了民办教师，宣布已没有了民办教师。然而，由于各地财政吃紧，需求很大，又有一大批“代课教师”被返聘重返讲坛，特别是在那些落后贫困地区，代课教师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一时不可代替。

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代课教师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我们对这些燃烧了自己，奉献了青春的代课教师们应该予以政策性补偿和人性关怀。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应该是这一政策性补偿的体现。按说，相对于这点标准的补偿，根本无法补偿代课教师的付出，但他们的奉献精神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苛求，会乐意接受，只要能够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程兴贵老师的无奈自杀实在不该发生。

要证明程兴贵老师的教龄本不会很难，25年来兢兢业业在教育一线，有村里人，有学生，有同事，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如果细查，甚至根本不用查就能很容易证实他的教龄。难道查明他的教龄身份，要比破获一个大案要案还要难?只能说明教育管理部门的失职和冷漠!程老师自己拿出了自己的教案记录，还有教育主管部门公章和领导的检查签名，却被拒绝。

按说，教育局和本地中心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有代课教师的档案，何须他自证身份?这些只能说要么是当地部门漠视了代课教师的存在，也疏于管理。要么是想有意克扣一笔补偿费用。他死后，居然不用他自己证明了，予以25年的肯定，又该作何解释?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代课教师程兴贵所“缺”的8年教龄，算起经济补偿来或许是一笔大数字，对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是很重要，但与生命比起来又值几何?何须用此绝路来自证清白!可见在他的眼里，名节声誉比生命更重要。说实话，早些年来我们对教育的投入确实很少，对老师特别是代课教师有着太多的亏欠，“再穷不穷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落实。现在国家不断加大了教育投入，在代课教师退出舞台的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戳痛了曾经的教育伤疤。社会应该让这些代课教师光荣地告退，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和尊严。(重庆晨报 徐大发)让代课老师“自证教龄”太悲怆

这是一则没能登上门户网站首页的新闻，虽然其中有自杀、含冤、上访等刺激眼球的新闻元素。用生命“自证教龄”的程兴贵，因为没有“工资条”丢失了8年教龄。他四处奔波，为了寻找证人，花了400元包车，这笔费用相当于他和妻子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他想要拿到的这笔补偿款，也仅仅是每年补助830元，8年的补偿，算下来也只有6640元。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不值一提的数字，却相当于程兴贵家庭3年的收入。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自证教龄”的荒唐之处，在于当地教育部门在聘任、清退代课教师的时候，本来理应有备案，否则代课教师的微薄工资就无法发放。程兴贵用生命“自证教龄”，对有关部门不啻为警示，别再让“自证教龄”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尽到尊重和重视代课教师的责任，事后发放杯水车薪的补偿款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兴贵的遭遇，也是无数代课教师人生的真实写照。勤恳踏实、兢兢业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回报。他第一次登上讲台，是在197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当其他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赚钱时，像程兴贵一样的代课教师，甘守三尺讲台，结果反而因教育返贫。

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像代课教师程兴贵这样，社会亏欠过的人群有很多。代课教师、农民工、老兵„„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没有他们无私付出，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改善，他们却成了被遗忘的人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无人问津。就算是公共舆论，似乎也失去了对焦的耐心。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对于此类题材，不愿跟进，面对厚厚的申诉材料，往往以一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来应付。

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不能简单地做加法，把个别人被无限放大的幸福，与多数人卑微的不幸累加在一起，得出整体幸福的结论。更应该多做除法，看看有多少国民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及格线，又有多少人举步维艰跑不到幸福跟前。

社会的亏欠究竟什么时候还，历史的欠账究竟什么时候还?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前提应该是不要再让被亏欠者活得如此悲怆。(新华每日电讯 刘晶瑶)“艰难的自证”到底有多难

尽管付出与收入严重失衡，但于乡村一隅，代课教师们曾坚守在讲台上，持续点亮着那盏知识之灯，给孩子们带去希望。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恐怕不是国家补偿所能完全体现的。更何况，国家的补偿款并不多。因此，对于代课教师而言，这笔补偿款最大的意义不在经济上，而在于对他们劳动和价值的肯定。

明乎此，也就不难体悟程兴贵老师的话：“国家没忘记我们，还有一点补偿”。那么，就是这么“一点补偿”，为何不能让程老师领得更方便、更有尊严呢?程老师到底陷入了多么艰难的自证中，乃至于被折磨得选择自杀? 由新闻可知，为了自证一段8年的教龄，程老师先找到了“盖了公章的教案”，但工作人员否决了其效力，且称“上面并无什么内容，不过一张废纸。”之后，程老师又找曾共事过的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可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

人带来当面作证。而证人已82岁，因患病而难行。代课教师之死的引线，在此被触发。

盖了公章的教案为何不能作为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将一位教师精心保留下来的教案称为“一张废纸”，无论如何有失尊敬。更何况，程老师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即便按照规定，教案不可作为证据，审核人员也应耐心礼貌些，跟程老师好好地解释沟通呀?相反，审核人员粗糙不敬的工作作风，让程老师“感到屈辱”，深夜难眠。

至于要求证人当面作证，虽是按规定执行，但让人无法理解是的，审核人员为何不提前将此告诉程老师，乃至让其白跑一趟呢?难道，工作人员之前没有开展任何宣传工作，向代课教师们解释哪些证据有用、该怎样证明吗?在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若程老师已告知审核人员，证人因高龄、患病而无法到场证明，那么，只要审核人员亲自走访，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程老师“艰难的自证”有多艰难?我觉得不难。如果工作人员能够多一些事前宣传、多一些耐心解释，多一些尊敬，化被动为主动，程老师的自证之路上不会生出屈辱和荆棘。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代课教师，那一群甘于贫苦，曾为乡村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和青春的人呐!在教龄认证的工作上，他们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公务员们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工作开展得更人性化一点吗? 程老师已走，但别处还有很多代课教师，他们也将面临自证教龄的问题。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如果政府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希望代课教师们领取补偿领

得更顺利，那么，请更周全人性地部署“教龄认证”的相关工作，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尽职尽责地为代课教师服务，为他们的代课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于代课教师，我们欠的已经够多了。这笔欠单上，不能再添上“尊敬”二字。(红网 张隐曜)

新型城镇化不是一窝蜂撤县设市

彭真怀

最近半年多，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山东、河北和广西等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区、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但很多人对全局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我非常担忧的是，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这种情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

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公共资源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现有农民工2.62亿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的大城市搞所谓积分制，看税收贡献等等，本质上是嫌贫爱富。对那些选择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

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年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都不种地谁来养活中国?都不当农民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建议给县城和小城镇30年培育期，让有条件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近市民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反映出执政本领短缺，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惯性思维。今天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如果一拖再拖，搞不好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5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10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2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中央一定要下决心，带头动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

企业创利不及银行该反思什么? 卞广春

《2013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中，银行业大唱独角戏，掩盖了服务业结构性失衡的发展轨迹。银行业占服务业500强的企业数量比重为7.8%，但其创造的利润却占服务业500强利润总量的67.5%。换言之，中国服务业500 强中，银行业用仅有的39家企业，即不足一成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七成利润。“银行业一家独大”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发展，亟须调整!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9月2日《人民日报》)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其实，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所以，我们在声讨银行暴利的时候，要寻找银行暴利的原因及业务范围，也应关注和总结银行暴利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与影响，同时，又要寻找处理和制约银行暴利的途径。

银行暴利的来源，七成是存贷款利差，其次是其他收费项目增加。利差大，对银行是滚滚而来的财源，对中小微企业，则是融资成本增加。银行好比一条虫子，直接吃掉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实体经济，尤其是那些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小微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或者社会融资维持正常运转的。企业利润率低，银行暴利，恰恰反映了存贷利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大，也表明了中小微企业使用银行贷款的成本在财务支出中的比重较大。即使企业不从银行贷款，而通过社

会融资，也是参照银行贷款利率。这是企业连喊吃不消、伤不起的关键因素。

利率市场化以后，获得利率优惠的主动权，从来没有被企业抓在手里，反而成为一些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经营手段。经营业绩和前景好的企业，能够确保不上浮或者上浮少一点;而自有资金不足，产品积压或者生产加工季节性产品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往往以降低贷款风险为由，加大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而进一步扩大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风险。

暴利银行成中小微企业克星，中小微企业睁大眼睛，期待有好政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常态，也不符合政府规划与管理的常情。中小微企业自己加压，改善经营状态，加大自我投入，减少融资成本，改变经营质态，凝聚全员人心，永远是中小微企业克敌制胜的法宝。企业不能改变银行，只能委屈地改变自己。

警惕伤童案频发背后的社会失序

易艳刚

日前，备受关注的山西临汾“8·24”男童被挖眼案有了新进展。警方综合侦查调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6岁受害男童斌斌的伯母张某系该案犯罪嫌疑人，其动机疑为老人赡养问题。斌斌的父母与张某一家共同赡养瘫痪的老父亲，两家曾因赡养问题发生过矛盾。8月30日，张某已在自家院内跳井自杀。

斌斌双眼被挖的新闻刚传出时，很多人还曾以为他是非法器官买卖的受害者，结果这起触目惊心的恶性伤童事件，竟源于家庭纠纷。按照常理，斌斌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是被大人精心呵护的对象，可他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成人恩怨的牺牲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用暴力手段残害儿童的行为都必须被谴责和惩处，因为它已经洞穿正常社会的人伦底线。

然而，只要检索媒体报道就不难发现，类似的暴力伤童案并不鲜见，仅今年就发生过好几起:3月，吉林一男子盗车后将车内婴儿埋入雪中致死;7月，北京一男子与人发生停车纠纷后将对方的女婴摔死;7月，河南一警察酗酒后将路人的婴儿当场摔昏;前不久，黑龙江出生仅56天的女婴被父亲扎了数根钢针„„

所有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悲剧，都能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顿生恻隐之心。每当出现一例暴力伤童事件，很多人都会探究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比如现代人普遍敬畏生命的意识，再比如人们越来越容

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但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其实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

要检验一个社会的机体是否健康，非常核心的一项指标，就是看人们遵循公序良俗的程度。比如，不伤孩子，就是人类文明最起码的一条底线。文明社会的人，会将保护孩子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共识，但在一个社会失序的环境中，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将暴力加诸无辜的孩子。至于他们施暴的原因，往往并非什么深仇大恨，有时仅仅只是因为言语不和，甚至纯粹只为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无辜的孩子频频成为暴力行径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一种预警信号。这种反常现象说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心态和思维习惯，并冲击那些维系社会秩序的文明共识和伦理底线。如果陌生的路人可能在下一秒变为施暴者，如果连朝夕相处的亲人也能因不足挂齿的纠纷而举起屠刀，我们的安全感以及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恐怕将无处安放。

应对暴力伤童案频发的问题，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围墙固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的修复。毕竟，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最后准则和行为底线，而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必然在底线之上。只有让公序良俗成为规制我们言行的尺度，重申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那些郁积在心中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等负面情绪有效得到纾解，最终才能避免它们暴力伤害的方式呈现。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被动“灭火”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生活已悄然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价值冲撞，可谓无处不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力牵引”，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外力牵拉”。

王天德

有调查数据显示，98%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表示基本了解，83%表示喜欢，91%的青年认可古人的道德准绳，对于“是否将‘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54%的青年选择“是”，25%选择“偶尔”，12%选择“一点点”，只有1.9%选择“从不”。这现象，值得思想政治工作者警惕和及时补位引导。

目前，西方文化渗透的态势有增无减。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应抢先一步，主动站位，不能被动的“灭火”，而是要主动地“校正”，把控住当代青年的文化价值观。

当代青年面对高度开放且极其复杂的网络环境，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加强网络技术自主性研究。同时，还要推动建设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使网络主流成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平台。

当前，大众文化传媒的迅速扩张、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信息量剧增，使国人思想更加活跃、视野不断拓展以及认识能力持续提高，人们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性加强，并日益注重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互动与

平等，表达个人意见和个性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文化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增强对自身内在文化特性的感受和认知，引导当代青年既有文化认同又有国家意识，既要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敏感与亲近，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和戒备，又不做情绪过于亢奋而失控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者。

当代青年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与教育者本人的行为举止脱节，那么教育就会与教育效果脱节。因此，应借鉴并建立“借助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模式，通过无声的对比和事实，使当代青年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化成个人的精神特质。

东方文化中有糟粕，西方文化中也有“臭烘烘的牛粪”。要引导当代青年增强自身鉴别力，就要引导当代青年要守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本”，要做到包容而非排外。应以开放、宽容的文化态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

当代青年作为中国青年一代最优秀、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应把眼光放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中，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事业，审视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择班大战”凸显校内资源分配不公

孩子开学了，家长却皱了眉。近日，不少家长反映出门经常被问到孩子被分到“重点班”还是“普通班”。“重点班”的学生家长抬起了头，“普通班”家长则是一声苦笑。尽管教育部连年下发文件，禁止中小学设立“重点班”、“普通班”，但屡禁不止。到底是谁给学生戴上了“重点”“普通”的帽子? 《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规定，禁止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笔者询问多家学校的学生发现，许多中小学以“实验班”、“培优班”等名义变相设立重点班。而且，学校和家长的热情远远要高于学生。每到寒暑假，孩子的日程就被各种特长班、辅导班占满。有学生家长反映，虽然知道孩子累，但学校都是按照学生成绩高低编排“重点班”和“普通班”，只好如此。

显而易见，面对强大的升学压力，“重点班”不仅成了学生挥荆斩棘踏进大学校门的利刃，也成了学校排名评优、赢取升学率的有力武器。把优越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水平集中设置在某几个班，孩子们挤破了头只为争夺有限的名额。这一方式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明显剥夺了“普通班”学生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严重伤害了“普通班”学生及任课教师的自尊心，不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和教师积极性的发挥。对于分入“重点班”的学生来说，也容易产生优越感、自私自利等心理障碍，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择班大战”引发了家长焦虑，提高了全社会的教育成本，拉关系、找门子的现象随处可见。

归根结底，“重点班”屡禁不止，是在升学压力下，由学校和家长需求以及权力寻租共同助推。而当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禁止设立“重点班”的规定，往往强调“严禁”，却没有出台配套的惩罚措施，难以起到监管和约束作用。在执行中，一些热点学校借力行政资源形成“保护伞”，查处难度增大。

4.《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篇四

在基层执法实践中，关于《反法》与《广告法》在虚假宣传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以实际案例就读者容易混淆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商业宣传还是商业广告 新《反法》禁止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仍然包括虚假广告。只不过，构成虚假广告的，适用新《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进行处罚，而不适用新《反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执法实务中一直存在的，《反法》与《广告法》法律竞合问题，从此有了定论。

新《反法》规制的“商业宣传”，也包括商业广告。哪些商业宣传，构成商业广告？本文认为，所有的商业宣传（包括商业广告），都是经营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促销行为或者信息。但是，商业广告应当具备“广而告之”的特征，以相关公众或者人员为其受众。一般情况下，其受众对其“广而告之”的意图会有所感知。但此类感知并不绝对，如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的广告、影视剧植入广告，相关受众就不一定会明显感知其“广而告之”的意图。总之，商业广告的范围广，形式多。不构成商业广告的商业宣传，则主要是明显不具备“广而告之”特征，习惯上一般不作为广告认知、不作为广告规制的商业宣传活动或者信息。如，找“托儿”进行销售诱导，交易现场的演示或者说明，电商通过请人“刷单”而获得交易平台系统给予的高星级评定等。宣传内容虚假、不真实，如何分配证明责任 商业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在民事纠纷处理程序中，是由实施宣传行为的经营者举证“证真”，还是由主张权益受侵害的消费者、其他经营者举证“证伪”？在行政执法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中，是由实施宣传行为的经营者举证“证真”，还是由行政执法机关举证“证伪”？ 新《广告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因此，广告主对其广告内容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真实性的责任。本文认为，经营者采取广告之外的方式实施商业宣传时，对其宣传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也是《反法》的应有之义。

在民事纠纷处理程序中，实施宣传行为的经营者若不能举证、没有充分依据证明其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就应当认定其宣传内容虚假、不真实。在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诉江苏伊例家食品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每天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终8698号二审民事判决认为：伊例家公司、每天公司（在产品外包装上）宣传其产品为“国内首创”，应对此负举证证明。由于伊例家公司、每天公司未对此予以举证证明，故其宣传产品为“国内首创”缺乏事实依据，夸大了其产品的性质，使消费者产生误解，构成虚假宣传。在北京益加益机械技术研究所与北京环球同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1110号二审民事判决认为：益加益研究所多处使用“第一”“最大”“最”等含有最高级的词汇对企业设备、品质、品牌、加工量、产销量和制造基地进行修饰和描述，但是益加益研究所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上述宣传内容均符合客观事实。在益加益研究所的宣传内容属于不符合客观事实或片面截取事实或进行片面对比的情况下，致使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质量、功能等方面产生误解，其上述宣传构成虚假宣传行为。

在行政执法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中，就既要考虑到经营者对其宣传内容真实性的“证真”责任，也要考虑到行政执法机关基于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定义务而应承担的证明经营者涉案宣传内容虚假的“证伪”责任。

工商部门依法责令涉嫌违法经营者限期提供证据证明其宣传内容真实性，而该经营者拒不提供证据履行其“证真”责任的，一般应当认定工商部门已依法履行其“证伪”责任，认定涉案宣传内容不真实或者没有充分依据。使用“最佳”等绝对化用语，一定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吗 商业宣传中使用绝对化用语，并不能当然地认定为构成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宣传，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广告法》用不同的法条，分别禁止并处罚虚假广告和使用绝对化用语的广告，也说明绝对化广告用语与虚假广告是有区别的，不能当然地将使用绝对化用语的宣传认定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也不能仅因为特定情形下不会引人误解而否定相关用语属绝对化用语。

在瓜子二手车直卖网“遥遥领先”不正当竞争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5373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被申请人指出了统计数据的来源依据与相应统计时段的“2017年上半年在中国二手车市场的成交量排名遥遥领先”类具体表述广告语，相关机构已明确否认提供过此类数据支持。鉴于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时空中的绝对静止事实或状态，在行业运营正常的状态下交易量数据也应当是动态变化的，不存在没有一定时空范围的绝对静止的统计数据，在缺乏特定统计时段的特定统计地域或领域的统计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对动态变化的交易量情况笼统地使用“遥遥领先”的静态性绝对性表述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因此，被申请人诉争的广告语，目前尚无充分事实依据，涉嫌构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

5.半月评论：我们都是改革者 篇五

社会再一次燃烧起改革的热情，期待再一次升腾在人们的心底。比期待更迫切、更可贵的是实践，是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改革的参与者、推进者。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响攻坚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被寄予热望。只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如何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在与基层实践和群众诉求的密切联系中汲取改革的力量，在超越部门利益的制约、协调多元群体的纷争中坚守改革的公平?如何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参与、推进改革的进程?

我们见证了底层创造的力量。

安徽小岗18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大包干”，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小企业改制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有闯过户籍藩篱挤进城市大门的自发民工潮……这一幕幕雄壮的景观，构成了中国改革编年史上最光彩的篇章。3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在基层改革实践中所领略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如在城市化潮动中政府让农民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两个置换”，推进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村新社区”，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的“腾笼换鸟”，还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在政府政策鼓励行政强势推动下的资本上山、资本下乡和资本进村……可是，这些创造是否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权益公平?真正的农民自主参与、自主发展的创造在哪里?我们高谈要凝聚改革共识，要促进利益共享，但是，没有表达，何来共识?没有参与，怎保共享?

政府干预市场的边际要清晰，政府主导改革的取向要理性。尊重民众的实践探索，呵护民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和深刻启示，我们应当记取，倍加珍惜。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生气，持续迸发推动改革的激情。

我们也见证着事件倒逼的力量。

想当年，中国改革就是被饥饿逼出来的。在挑战中赢得机遇，在危机中逼进改革，这也是一条颇有成效的改革路径。

个体生命的非正常伤害，召唤起全社会的深切检讨和体制反思。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殴打致死，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已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正式废除。相隔近10年，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强奸上访而被劳教的事件令人痛心，折射了劳教制度的严重缺陷，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呼吁，促使存在近60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在2013年发生重大改革。

利益诉求的非常规冲突，也直接倒逼着深层次矛盾的求解和深水区改革的突破。中国正进入转型时代。这是公民权利意识加快生长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频发的时期。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倒逼土地征用、户籍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我们难以回避倒逼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其中蕴涵的改革的机遇。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个“拐点”“陷阱”需要跨越，有多重“风险…危机”需要转化，有多种“两难”“悖论”需要求解。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从消极被动的压力型维稳转向积极主动的改革型维稳，在社会矛盾的集中释放期因势利导加快深层改革的攻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当为民众更有效率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民众更少震荡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拓展制度性平台，从而让顶层设计和民众实践的紧密互动成为改革坚实的基础，让民众的发展意愿和权益诉求成为改革源源不竭的力量。

6.《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篇六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将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这可谓抓住了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为民，是坚持党的宗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务实，主要是坚持实于富民、实干兴邦，实事求是，讲实话、做实事、重实效；清廉，是反对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显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与此针锋相对，我们必须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作风看似无形，但其实群众时时能感觉到：作风不是物质力量，但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评价党的工作，也通过身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了解党、评价党。可以说，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度。

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一些干部成天忙于文山会海，工作就是开会、发文、传达，大干部传达到小干部，大机关传达到小机关，层层开会、层层发文、层层传达，与人民群众接触很少，对实际情况了解很少，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空转”；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听取群众意见，漠视群众利益，使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发生扭曲、变形、变异，使干群关系对立、紧张，群众怨言迭起，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一些干部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欺上瞒下，引发群众强烈反感。

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的地方，一些干部沉溺于吃喝玩乐，比阔气、比排场、比特权，任意挥霍公款，结果导致“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吃拿卡要和接受会员卡、商业预付卡等问题频出，楼堂馆所滥建屡禁不止，部分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等工作生活待遇严重超标，饱受群众诟病。

“四风”已经成为破坏党群干群关系的严重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阻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集中解决“四风”问题，是对症下药，是对百姓吁求的回应。

对于干部作风问题的危害，老百姓感触最深，同样，对于干部作风的转变，老百姓也感觉敏锐。去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立即在全国兴起一阵新风，短短半年时间，取得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665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的2290人次。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八项规定的出台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对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充满期待。从目前看，这股新风力度依然强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贯彻八项规定为切入点，聚焦到作风建设上，在作风建设中，又集中解决“四风”问题。

整治“四风”，要形成长效机制，必须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走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是在加强思想、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正是贯穿了通过改革逐步铲除滋生“四风”的土壤条件，用制度巩固规范改革成果的精神。强调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比如，教育实践活动强调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挥棒”推动作风转变。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这体现出把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把对“四风”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扫除与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不仅教育实践活动会取得实效，而且在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方面会踏出一条新路。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凸现了顶层设计、高层示范，政治局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别人做到的，政治局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政治局首先不做。政治局带头“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并把政治局进行教育实践活动情况公之于众，推动党务公开，以求得到党内外的监督。

7.半月谈一至九期时事政治复习资料 篇七

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三、3月1日，制造震惊中外的湄公河“10•5”惨案的4名罪犯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在云南昆明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四、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源潮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张德江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李克强当选国务院总。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3月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

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将于今年发射的神舟十号飞船已通过出厂评审，于3月31日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在发射场的各项测试准备工作。

八、3月21日是首个“国际森林日”。

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4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亲切接见了第十一世**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十、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

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4月25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共设十章112条，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第一部法律。

十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和海试项目4月27日通过专家验收，标志着中国已系统掌握大深度载人潜水器设计、建造和试验技。

8.半月谈热点评论 篇八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看一看股市：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看一看钱市：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2012年半月谈第2期半月评论

深化改革：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强调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可以看出，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至关重要。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10%，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始终能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坚持渐次深入的改革，不断释放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年至2001年的调整后迅速回升，新世纪的头10年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当前，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国内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阶段，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就其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简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经济。建设消费型经济，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建设服务型经济，需要在文化、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领域加快改革，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面临的“玻璃墙”“弹簧门”等问题；需要建立更加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需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为中小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

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深化改革；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心，凝聚多方共识，破除各种阻力，建立新的改革推进机制。深化改革，既要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积极探索；既要遵循试点、总结、推广的渐进式改革原则，又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2年半月谈第3期半月评论

留住消费力

展望全球欲振乏力、水波不兴的市场，正有一种力量在聚集，一种消费在涌动，它就是中国人的奢侈品购买热。媒体多有报道：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境外奢侈品消费高达7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世界奢侈品协会又有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不散、产能过剩更见严峻之际，在中国经济增幅明显回落、扩大内需亟待升温之时，中国人向市场传达的信息，无疑，是一个灼人的亮点，是一缕耀眼的希望。

只是，我们如何引导这消费力、留住这消费力呢?

长期以比较优势形成的出口依赖，以政府强势主导的投资驱动，都已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启动新型消费力量，实现以消费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型，这是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再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改革30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等收入群体崭露头角，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另一番情景：一是先富者投资转移，二是奢侈品消费转移。出境采购火热一时，给众多国外商家带来一片惊叹和欢呼，纷纷兴起针对庞大中国游客消费群的特别服务。这两个转移，两头在外，无可厚非，自是全球化背景中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也应清醒思考，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转型和社会融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

如何留住民间消费力，社会已有各种各样的求解：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增开免税商店，减少流通环节，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市场监管，等等。应当有效，但也有限。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市场启蒙已有多年。人员流动，疆界已经突破，出国旅游购物，已是寻常百姓之事;网上交易，也已畅通无阻，城市白领中青睐海外网站购物的“海淘族”已越来越多;文化辐射，更是无远弗届，各种消费时尚、消费新潮，正以令人艳羡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被推销到世界各地。刚刚从温饱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眼界大开，正带着热望放开脚步争相搭上消费时尚的特快列车。

换一种视角，从消费理念、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去寻找吸引回流民间消费力之道，如何?估计有效，但也很慢。放眼世界，韩国人一直保持发扬民族“身土不二”的传统，“韩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身体”。日本的农产品保护堪称严密，大米作为日本“国米”“政治米”的象征，更有政府精心构筑的贸易壁垒，而日本国民高价食用国产大米，也已成为一种消费习惯。就连自诩是“最为开放”的美国人，也未能免俗，对其国内的就业岗位倍加呵护。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新年国情咨文，特别呼吁美国企业应该停止将就业机会转移国外。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近日也纷纷跟进，指责苹果公司“将大量就业机会输出中国”。我们呢?既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中国视角，不可头脑晕眩，先自做起世界公民的美梦。

市场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资本是有旗帜的，经济是有竞争的，国家是有利益的，民生是有指向的。扩大内需，既要提高居民收入，也要开拓市场空间，既要开掘潜在消费力，也要留住现实消费力。在市场规律、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在民生权益、消费自由的保障中，更为现实的应对，更为有力的引领，还是靠中国制造的创新和升级，靠中国企业的转型和进步。

升级消费是其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跃升和现代消费文化的传播，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在转换，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费鸿沟在跨越，农村消费城市化，城市消费现代化，已是大势所趋。麦肯锡所做的中国消费者调研报告中称，2008年到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增长中有一半来自消费升级。这是对中国企业产品创新最有力的倒逼和激励。绿色消费是其二。为什么洋奶粉在中国市场能够横行无忌迅猛扩张、能够连番涨价攫取暴利?为什么一些国际资本大鳄紧紧盯住中国的现代农业不放，争相把食品全产业链作为他们的下一个投资金矿?本土企业的市场伦理建设、社会责任提升，亟应摆上重要议程。文化消费是其三。从实用消费，到品牌消费，价值消费，这是一个趋势。从文化历史中不断探寻品牌价值，并结合精致的做工，是欧美国家奢侈品遵循的创新之道，却也是中国奢侈品牌的软肋所在。苹果前CEO 乔布斯曾将他的经营哲学描述为试图生产出处于“艺术和科技交汇点”的产品。正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把苹果转变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还有长期为世人称道的瑞士钟表业的“工匠精神”。员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对待每一款产品，专注于手表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其中凝聚了设计师与制作者的灵魂和思想。这种“艺术思维”和“工匠精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