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论文)

科学与哲学(论文)（精选8篇）

1.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一

计算与科学哲学

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计算理论的发展使得计算的观念逐渐影响到当前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同时,认知模型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科学哲学家提供了理解理论评价、科学发现等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的新方法,因此,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正被赋予一些新的内容.

作 者：宋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刊 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年，卷(期)：55(4)分类号：N03关键词：计算 科学哲学 科学发现

2.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二

一科学与自然哲学具有共同的起源、目的、本质和研究对象

我们今天的科学是从文艺复兴后诞生的近代科学逐渐发展而来的, 它一开始是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复归形式出现的, 因此现代科学的前身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 或者说, 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诸如原子说、四根说、种子说等关于宇宙构成学说和对时间、空间、运动等概念的早期定义同时出现在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著作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讨论的几乎全都是科学问题, 诸如对质量、力、加速度等概念的定义, 力学三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及其应用, 对潮汐现象的解释等等。这就是说, 直到17世纪末, 西方人仍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自然哲学。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古代人由于经验和知识都非常贫乏, 因而对周围的种种自然现象感到非常惊异和迷惑不解, 为了摆脱这种无知的状态, 人们就凭自己天生的直觉和思辨能力从总体上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 这种对自然现象存在、产生和变化原因的猜测及其总体解释就是早期的自然哲学。比如说, 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 江河湖海、高山峡谷、花草鱼虫、飞禽走兽、日月星辰等等是从何而来的?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吗?自然界是发展变化的吗?自然界是统一的吗?等等。古代许多科学家或哲学家都根据理性猜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我们把这类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解释叫做对自然现象的第一类解释。

但是, 人类求知的本性使它并不满足于对自然现象的总体解释, 而总是力图对自然现象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和各个层次进行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精确的解释, 于是科学的诞生就成为可能。比如说, 木头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 而石头为什么会沉到水底?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方升起至西方落下?气候变化为什么每经过大约365天就会重复一次?为什么石头下落的速度比鸡毛、树叶、灰尘下落的速度快?等等。古代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也都根据理性猜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我们把这类对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精确的解释叫做对自然现象的第二类解释。

不过, 古代人无论对自然现象进行总体的、抽象的解释, 还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 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直观和思辨, 一般情况下都无法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而且, 通常对自然现象的总体的、抽象的解释和对自然现象的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根本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所以, 古代的自然哲学和科学通常也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很难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或者说, 作为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自然知识的科学, 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被包容在作为总体的、抽象的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中的。

不难看出, 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之所以同为一家, 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 即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惊异、好奇和试图揭示自然之谜的强烈欲望;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目的, 即都是为了摆脱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 都是为了认识自然界;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对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如此产生的理性猜测和解释;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自然界。而且, 在古代科学和自然哲学还具有共同的研究方法——直觉、思辨。因此, 在古代科学和自然哲学之所以同为一家, 是由它们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是必然的。

二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的根本原因———实验方法的诞生

尽管在古代社会由于科学和自然哲学具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本质、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研究对象, 因此人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 但科学毕竟是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 所以从本质上讲它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而自然哲学作为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解释, 从本质上讲它压根儿就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因为人类经验作为感性知识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个别的, 不存在总体的、抽象的经验。实际上, 自然哲学主要是关于宇宙的本体学说, 是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 它永远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比如, 我们永远不可能用通过观察或实验而获得的经验对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世界的本原究竟是“数”、“理念”、“逻各斯”还是“道”, 世界究竟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世界究竟是统一的还是多元的等形而上的知识, 作出最终判断。

然而, 就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第二类解释而言, 情况就完全不同。由于这类解释实质上是对自然现象某个方面、某个部分、某个层次、某个类型的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解释, 因而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事实可以通过人类的经验加以严格检验, 因为人类经验都是具体的、个别的, 所以它可以与人们对有关自然现象的解释之间对应起来。比如, 阿基米德猜测, 木头之所以不沉到水底, 是因为水对木头有向上的浮力。既然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都有向上的浮力, 那么其他液体肯定也有这种力。这种浮力的大小究竟如何呢?阿基米德进一步猜测, 浮力的大小应当等于排开液体的重量。这样一来, 就非常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木头会浮在水面, 而石头会沉到水底这类自然现象了。那么, 阿基米德的这种猜测或解释是否成立呢?是否正确呢?很显然, 我们只要做简单的实验, 就可以根据其结果 (人类所获得的经验) 对之进行评判。今天, 我们之所以把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看作是科学, 就是由于它已经千百次地被人类经验所证实。

但人们也许会问, 既然自然哲学作为有关宇宙本体的学说, 作为对自然界总体和抽象的解释, 作为形而上的知识, 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检验;而科学作为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 作为形而下的知识, 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那么这两类解释或知识应当在一开始就可以区分开, 为什么在古代社会它们却无法截然分开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 对科学而言, 人类经验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获得——观察和实验。在古代社会系统的实验方法还未诞生, 人类只能通过观察方法获得经验。而观察是在天然条件下进行的, 用这种方法获得经验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 天然的自然现象是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 其中有些因素是主要的、必然的、本质的, 而有些因素则是次要的、偶然的、非本质的,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 使人们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主要的、必然的、本质的因素, 哪些是次要的、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这样一来, 人们获得的经验很可能是错误的。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石头、砖头等较重的物体在空中下落得快, 而树叶、灰尘、鸡毛等较轻的物体在空中下落得慢,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经验:物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甚至猜测, 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再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要维持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必须施加力, 一旦力撤去, 该物体就会逐渐趋于静止, 因此亚里士多德猜测, 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其次, 天然的自然现象由于受到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 尤其是许多自然现象只有在像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强电磁场等极端情况下才出现, 而这样的极端情况在自然界中是不具备的, 因此, 有许多重要的自然现象在自然界中是极少或根本不会出现的。这样, 人类就永远不可能获得有关经验。比如, 住在赤道附近的人们也许永远不知道水还能变为固态的冰;人们不知道地球在自转, 并绕太阳公转;更不知道导体在极低温时会出现超导现象等等。

再次, 天然的自然现象的出现受到种种偶然因素的影响, 一般都没有系统性和规则性, 因而人们获得的经验也没有系统性。

所以, 在古代社会人们要想仅仅通过观察, 尤其是仅仅通过人的感官而不使用仪器完成的直接观察所获得的经验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第二类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样不可能得到人类经验的严格检验, 那么它与第一类解释在被人们承认或接受方面就没有什么本质差异。这就意味着, 在古代社会, 科学和自然哲学不仅在研究目的、方法、对象、本质特征等方面是相同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体系都难以被人类经验严格检验。因此, 我们实在拿不出一个确定的标准把古代的科学和自然哲学严格区分开。像阿基米德的静力学、托勒密的地心说等也只属于个别现象, 它们远没有成为人类的独立知识体系, 或者说, 它们只能算作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萌芽。

根据以上讨论, 我们已经弄清楚, 只要人类能够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那么就可以把科学与自然哲学区分开。这样一来, 问题就变成, 人类如何才能获得合适的、精确的经验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不言而喻, 运用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这样的经验。

最早认识到实验方法对检验自然知识的重要性的人是哲学家R·培根, 他一生中进行过许多物理学、化学, 尤其是光学实验, 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设想。“他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2]R·培根不愧是实验方法的先驱。

对实验方法的创立, 并把它应用于检验科学知识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无疑是伽利略。伽利略有目的、有意识地创立了系统的实验方法, 并应用它论证了斜面、落体运动的规律, 从而奠定了动力学基础。从此以后, 实验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 (包括数学方法) 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 使科学知识能够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从而最终推动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 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正如伽利略自己所说:“我们可以说, 大门已经向新方法打开, 这种将带来大量奇妙成果的新方法, 在未来的年代里定会博得许多人的重视。”[3]伽利略所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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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伽利略的功绩在于发明创造了系统的实验方法, 那么F·培根的功绩则在于不遗余力地宣传实验方法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而为实验方法的推广和普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指出:“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 乃是由适当的论证和实验得到的, 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 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4]他把人类经验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发生的, 叫偶然事件;另一类是有意去寻找的, 就叫实验。F·培根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了与亚里士多德极力主张的通过“演绎-推理”获得真理的方法《工具论》相区别, 他把自己所极力倡导的通过“实验-归纳”获得真理的方法叫《新工具》。为什么F·培根认为实验方法可以使人们获得合适的、精确的经验, 而且事实上正是由于实验方法的诞生才真正促进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呢?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

实验方法的本质在于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 运用适当的物质手段 (科学仪器和设备) , 人为地控制模拟或创造自然现象, 使之以简单、纯粹、典型、精确、系统、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获取人类经验的方法。由于这样的经验具有典型性、精确性、系统性、定向性, 所以它可以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从而使近代科学成为所谓的“实证科学”, 并完全脱离作为“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的自然哲学体系。具体来看, 实验方法的主要特点或优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实验可以简化和纯化自然现象, 使之以“纯粹的”形式显现出来。天然的自然现象通常是非常复杂的, 各种因素都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样人们就很难分清哪些是偶然的、次要的因素, 哪些是必然的、主要的因素, 所以也很难真正搞清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实验方法可以用人工手段根据研究目的, 突出主要因素、必然因素, 排除次要因素、偶然因素和外界影响的干扰, 使人们需要认识的某种属性或关系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显现出来。例如, 使用抽气机抽去封闭玻璃管中的空气, 从而排除了空气阻力的影响后, 我们会发现羽毛和铁块下落速度一样快,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验证伽利略关于“所有物体下落速度都一样, 与其重量无关”的猜测, 同时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猜测是错误的。

第二, 实验可以强化自然现象, 使之处于极端状态, 从而产生天然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一般说来, 人类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都不会处于极端状态, 因为自然界本身通常不会出现极端状态。但是, 事物的许多性质、许多特征只有在某种极端的状态下才显现出来, 而且这些在极端状态下才显现出来的事物的性质或特征对科学研究 (人类认识自然界) 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实验方法, 人们可以创造出自然界中通常不可能出现的特殊、极端的条件, 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高真空、超强电场和磁场、超纯物质、过饱和气体等等, 以发现事物在这些极端状态下的性质和特征, 从而使人们获得“极端的”经验。例如, 在通常情况下物质只有三种状态:固、液、气态。但在超高温条件下, 物质会处于由离子、电子及未经电离的中性粒子组成的“等离子体”态, 它与气体有非常不同的物理性质。很显然, 如果得不到这些重要的科学事实或经验, 将非常不利于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研究和对有关科学假说的严格检验。

第三, 实验可以延缓、加速或再现自然过程, 从而使人们获得“人造的”经验。自然界中有许多现象对人类的认识而言, 其过程的变化不是太慢, 就是太快, 有些现象甚至出现过一次就再也不会重复, 这样一来, 就给人类研究自然界和检验有关科学假说造成极大困难。要克服这一难题, 人们可以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 在实验室中通过人为的控制方法加速、延缓或再现所要研究的自然过程, 从而获得相关的可靠信息。比如, 人们为了研究地球气象的变化, 可以进行大气环流模拟实验, 它可以将距地面几万米的整个大气层的运动在实验室中模拟出来。大气环流模拟平台, 每半小时左右转一圈就能模拟一天气候的变化, 三个小时可以模拟一年气候的变化。

此外, 实验方法还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 不受时间、空间和其他客观环境因素的限制获得系统的实验数据, 使人们获得系统的经验等等。

所以说, 实验方法不仅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创造出检验第二类解释 (科学假说) 的经验事实, 还可以创造出天然自然界中不出现或极少出现的自然现象供人们进行更广泛的科学研究, 即可以为人们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手感性材料。前者通常叫验证性实验, 后者通常叫探索性实验。这就意味着, 有了验证性和探索性实验, 人类不仅可以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使之成为“实证知识”, 从而把它与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区分开, 而且还可以获得更纯粹、更精确、更系统、更典型、更专业的经验事实供人们更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 从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这样一来, 科学 (实证知识) 终于从自然哲学 (形而上学) 体系中分化出来, 成为人类的独立知识体系或知识领域。

三结论和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终于弄明白, 之所以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是一家, 是因为它们不仅有共同的起源、目的、本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都无法通过观察获得的经验事实对其进行严格检验, 所以人们实在拿不出一个客观有效的标准把它们两者截然区分开;之所以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 与之分道扬镳, 成为人类独立的知识体系, 是因为实验方法诞生后, 人们可以获得纯粹、系统、典型、精确、专业的经验事实, 用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可以对关于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使之成为“实证知识”, 而且还可以为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经验材料。所以说, 实验方法是促进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因素。

据此,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1.科学与自然哲学、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既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具有共同的起源、目的、本质和研究对象, 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实证知识”, 后者属于“形而上学”, 因此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自然哲学的延伸, 看作是能够被人类经验严格检验的自然哲学;而把自然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母体”, 看作是无法得到人类经验严格检验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 “科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划分是很不容易的事。”[5]这就意味着, 科学和自然哲学一样也是多元的, 在不同的自然哲学基质上会诞生出不同的科学形态。而且,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 因此科学同样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文化的烙印, 携带着明显的文化特色。比如, 中西方的自然哲学具有显著差异, 属于不同形态的自然哲学, 所以中西方在科学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中医学与西医学, 中国的天文学说浑天说、宣夜说、盖天说与西方的天文学说地心说、日心说等就明显不同, 它们各自都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非常吻合。

2.科学能够被经验严格检验, 故有对错之分;自然哲学不能被经验严格检验, 故没有对错之分。人类对客观知识的检验只有两种方法: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前者检验客观知识作为解释体系或理论体系, 其内部必须具有逻辑自洽性, 即不能出现悖论, 或者说, 要能够自圆其说;后者检验客观知识作为对客观现象为什么如此出现的解释体系 (不是对客观现象的记录或描述) 是否正确, 即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说法。因此, 科学和自然哲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解释体系, 作为对自然界的看法 (即自然观) , 它们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是, 科学作为理论体系不仅要能够自圆其说, 而且要接受经验的检验, 即科学必然有对与错之分;而自然哲学作为理论体系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行, 由于经验无法对之进行严格检验, 所以它们永远没有对与错之分, 永远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读者如果不信, 请举一两个反例来。笔者发现, 每一个哲学家几乎都有自己的自然哲学理论, 但实在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错误的, 因为没法判别。如果读者诸君有人知道如何判别自然哲学理论的对与错, 请无论如何告诉大家。这样, 大家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正确的”理论上, 而不必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学习“错误的”理论上了。

3.科学创新实质上是思想创新或哲学创新或文化创新。中国的科学创新能力差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科技体制上有缺陷, 有人认为是由于评价标准有问题,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科学工作者学风浮躁,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教育上存在弊端等等。其实, 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 这些“原因”都是结果, 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结果, 是文化的结果, 因为人及其整个社会都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哲学, 因为哲学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等特定思想观念。科学作为自然哲学的延伸, 作为人们认识探索自然界的知识体系, 属于思想观念, 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显现出了它的文化特色。所以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大爆炸宇宙假说、混沌理论等, 都属于哲学思想的创新。因此, 我们要想在 (西方) 科学上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就必须具有与之相协调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因, 而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必须首先彻底解放思想 (而不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 尊重和保护思想自由, 让各种思想都能得到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1.

[2] (英) 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146.

[3]郭奕玲.物理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19-20.

[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55.

3.科学与存在哲学的对话 篇三

关键词：主体此在检验蕴涵隐喻

中图分类号：B0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9—182-02

1、科学与存在哲学调和的理论可能性分析

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随着这些负面影响的扩大，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面对这样的危险境地，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来自西方世界的反科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反科学思潮又集中体现在对技术的反对上。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理性剖析，既不应该一味辩护，对反科学思潮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也不应该盲目迎合，转向对科学的无情批判。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沉思”，去“思”，“一切皆取决于我们对此升起的思索，并且在追思中守护这种升起。”“沉思需要这种鼓励，但不是为了应付偶然的困境或为了粉碎对思的敌意。”通过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辩护与批判指向的都是科学本身，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科学的存在，对科学辩护与批判也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将精力集中于对反科学思潮的反驳，不如借助反科学思潮的对科学的反思，重新面向科学本身，弥补科学自身的不足，进而使得科学更好的存在。

无论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传统下的科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最终指向的还是人类自身，在存在哲学中，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此在”。也就是说无论批判或是辩护，大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如何能够让人类更幸福的生存。据此，本文将从存在哲学的领域对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进行存在哲学的沉思，实现作为科学认知主体的人与存在哲学的“此在”的调和，让科学与存在哲学在人的意义上握手言和。

在沟通具有可能性的前提下，如果单单只是对“科学”这两个字进行的分析，一显得的抽象，二显得过于单薄。无论是科学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还是作为理论成果的科学，都体现着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可以说，科学的具体展开过程与科学成果，就是科学创新与继承的体现与结果。因此，本文将对科学的分析，定位为对科学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分析。

2、从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到检验蕴涵与隐喻的理论过渡

“在我们的语言中，踏上一条由事实本身出发而选择的征途叫作sinnen，即：沉思(sinnen)。沉思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Sinn)。这意味着比单纯意识到某物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有意识，那么我们还没有在沉思。沉思比这更多。它是对可问之物的泰然处之(Gelassenheit)。”海德格尔告诉我们面对科技的负面效应，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沉思，而不是盲目的遵从。

没有作为科学存在状态的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科学对存在的把握就无法展开，也就不可能会从哲学中成型出作为把握存在的一种方式的科学，更不可能形成科学自身的演绎变化。“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论知识只是此在(Dasein)在世(in-der-welt-sein)的一种特殊模式……此在最基本的存在模式在于此在对世界中存在者的牵挂(Besorgen)”当实证性的科学理论成为牵挂的存在状态，也就暗示着科学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特殊模式的诞生，从思辨性的哲学的牵挂的存在状态到实证性的科学理论的牵挂的存在状态这一个过程中，充分显现了作为科学存在状态的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也正是由于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显现，使得科学成为此在在世的一种特殊模式得到显现。

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是在世，而在世的存在状态是烦。此在的存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环节，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结构整体，这个结构整体即是烦。科学理论知识作为此在(Das-ein)在世(in-der-welt-sein)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基本存在结构仍然是在世，这种此在在世的特殊表现形式归属于在世的存在状态烦的整体性结构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或环节，这样作为在世存在状态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或环节的此在，即作为科学理论知识的此在的在世存在状态是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其本质存在状态仍然是烦。而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展开状态是通过科学的实证性，更具体的说是隐喻与检验蕴涵来现身和领悟的，只有揭示了隐喻与检验蕴涵，才能揭示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存在。这时才能使作为科学理论的此在与存在融为一体，在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不断涌现中，实现作为认知行为层面上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显现。创新性与继承性才成为创新性与继承性本身。正是由于隐喻与检验蕴涵，才使得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存在得以被揭示，创新性与继承性对科学而言才成为可能。

在存在哲学领域下，通过对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分析，问题交到了检验蕴涵与隐喻的手里，接下来，本文将基于检验蕴涵与隐喻对传统形而上学与存在哲学进行调和，实现科学与存在哲学握手言和。

3、科学与存在哲学的理论调和

检验蕴涵：“如果H则I，这里I是描述被预期的可观察现象和陈述句。让我们说I是由H推出的或被H所蕴涵的；让我们称I为假说H的检验蕴涵(tesl implication of hypolhesjs)”所谓检验蕴涵，是从一个科学假说中推导出来的可被用来实验检验的可观察现象和陈述句，它是被这个假说所蕴涵的。

隐喻：“英文词“melaphor”(隐喻)首现于16世纪，来自古希腊动词“metapherein”，其最为基本的内涵是表示一种意义的转换或转移。”。“隐喻的本质是根据甲事物来理解和体验乙事物。”在这里，隐喻不再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概念化方式。隐喻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这就把隐喻上升到人类认知高度来认识，并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

“海德格尔明确地说：“只有当此在存在着时，牛顿定理，矛盾原理以及任何其他真理才是真的。在有此在以前没有真理；在不再有此在之后也不会有真理。”“这种把真理看做纯粹以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领会为转移的观点，必然导致真理上的主观主义。”。本文以为不然。这句话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正是在有此在以前没有真理：在不再有此在之后也不会有真理这个意义上，存在哲学弥补了主客二元对立带来的人的认知的局限性，赐予了人对存在无限的认知可能性。对于这个观点，本文认为应该审度的分析，我们应该在真理的主观主义赐予人对存在(真理)认知的无限可能性的基点上，回过头来，以存在为基础，认为存在本身就是真理。这就一方面保证了真理的客观性，同时认可了人对真理认识的无限可能性。

如果我们沿着以主客二元论为学特征的传统形而之路，继续分析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根源，那我们只能追溯到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科学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为科学

的否证性，核心问题则是科学的真理性问题。若进一步追问。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科学为什么会存在局限性?从主客二元论的立场来分析，科学之所以具有局限性，是因为它只是一种人的认知方式方式，即认识的主体是与对象化的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性的人。

这里的主体性的人来源于笛卡尔二元论建立后带来的认识论转向。“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方法论的第一原理，这为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原则奠定了基础”。“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一个自为地现存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物本身成了‘客体’。”P882“然而，由于作为主体的‘我“从存在论上被规定为物’，以之作为出发点的认知方法必然不能揭示，反而会遮蔽存在的意义。”只要认识的主体是与对象化的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性的人，那这种认识方式就一定存在着局限性，因为“我”作为别具一格的主体本身就具有局限性，本文指的这种局限性说的是人的体质方面的局限性，即：仅仅依靠人自身的视神经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看到原子，分子的。如果在这种认知局限性的限制下，人依旧以科学的力量妄图认识一切真理是不可能的。

面对如此只能通过人的进化才能弥补的局限性，“我”又为什么能那么肯定理论实体：分子与原子，甚至电子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因为它们——在数学上——只有通过与最高原理及其‘主体’(我)的因果说明关系才获得它们的物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分子，原子，电子这些超出人眼所能及的微观粒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符合在数学理论上的因果关系的一致性，因此它们是存在的。按照海德格尔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理论上的因果一致性就一定等于“物自体”世界的一致性，再追问便会陷入到“休谟问题”的泥潭里，最后我们只能说，科学本身是一种信仰。这是本文不希望看到的答案。海德格尔在对物性进行定义的时候。忽略了特属于科学假设的检验蕴涵。并不是所有在数学理论上因果一致的物体就一定是存在，它必须具有检验蕴涵才可能存在，这也便是科学假说下的物体最真实的地方。

可是检验蕴涵始终是来源于H的，即科学假说。科学假说中涉及到的新概念，不可能凭空出世，或者断裂般的出现，这本身也不符合检验蕴涵的要求。一个新概念，新假说的诞生，只可能建立在旧概念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旧概念，建立对应规则，实现检验蕴涵。既然新概念的出现不是断裂般出现，而是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概念怎么可能既新也旧呢?科学要想达到这样的可能，就必须借助隐喻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体现了“此在”的无限可能性。

“我们可以用简单扼要的一句话来陈述科学的本质。这句话便是：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里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对现实之物的隐喻，类似的，在存在哲学中，存在本身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存在没有现实的，独特的规律性和本质，不能给它下定义。揭示它的途径也只能是通过对各种对存在的沉思与解释学方法，这在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是对存在的一种隐喻，通过隐喻我们是可以实现理论与现实之物本质上相互接近的，在存在哲学中，隐喻的实现方式是沉思。而隐喻在科学中是能够通过检验蕴涵保障其客观性的。

我们应该破浪于沉思，而不是被沉思所淹没，仅仅沉思，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虚无。我们不仅要学会沉思，更要懂得如何让沉思之光普照进现实，通过不断的沉浮去理解存在。只有在检验蕴涵的保证下，借助隐喻，我们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沉思的力量，进而不断的去揭示存在。

4.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四

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二者的关系构成了人类思想领域的永恒主题.它们之间既有历时态相互作用,又有共时态相互影响,二者的互制、互促、互克、互害、互融所引起的整合、中突、协调,为理解科学提供了线索.科学哲学既需要了解它们的`发生学渊源,又要研究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历史过程与逻辑形态,才能达到对科学的完全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乃是科学哲学题中应有之义.

作 者：古祖雪 周礼文 作者单位：古祖雪(衡阳师范学院,湖南,衡阳,421008)

周礼文(中南大学,文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5.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五

简谈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发生、发展、变化的特殊规律,它所解决的是世界的物质秩序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所解决的是人类的活动的秩序问题.它们互相依存,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是提高民族理论思维素质的重要手段.同时.哲学社会科学还具有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思想启迪、思想统一、思想解放的功能.

作 者：王海传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泰安,271018刊 名：前沿 PKU英文刊名：FORWARD POSITION年，卷(期)：“”(1)分类号：C05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世界观 理论思维素质 思想解放

6.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科学发展观 篇六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

（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

[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7.哲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创新方法 篇七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 管理科学在深化发展的过程中, 越来越面对着哲学的反思, 特别是有关学科方法的总结和反思的问题。本文将首先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特点进行分析, 这一分析将为具体的管理科学学科方法的发展, 特别是为实践创新方法的发展, 提供指引。

1.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论特点

近年来, 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在科学体系发展的历程中重新崛起[3]。相对于自然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特点, 使得两大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很大差异。在观念和方法上, 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长期的对自然科学的简单效仿转向逐步独立。

1.1复杂性思想、方法引入到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区别突出体现在“历史性”、“具体性”和“复杂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使其不能或不宜用基于还原论的证实、证伪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一开始就应是关于复杂性的科学。复杂性研究的引入, 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现, 并开始使学科方法具有自身的学科特点。

1.2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社会系统的发展趋势、进化法则

相比较自然科学回答客观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具体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回到人类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基本问题。因此, 对于人文社会现象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 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和思路, 而应更关注社会系统的发展趋势、进化法则。

1.3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表现为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的迭代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客体统一性, 使研究对象和认识它的主体很难绝对分离, 人的思辨思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交织的过程。钱学森就指出[4],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人文社会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 的研究方法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就其实质而言, 是将专家群体 (各种有关的专家) 、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学, 是半经验半理论的, 表现为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的迭代。

1.4哲学社会科学方法是问题驱动式的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的持续变化, 问题驱动式的方法逐渐成为推进学科发展的主要方法。所谓问题驱动型的, 即首先明确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再从已有的工具或者创造新的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自然科学则由于各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稳定性, 学科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主要是工具驱动的, 即应用某种理论工具去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2.问题驱动式的TRIZ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 方法引入管理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总体特点的分析有利于各哲学社会学科方法的发展。而在一些工程技术发明领域,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驱动式的发明创新理论方法, 有关工程科学专家有意无意地将产品设计系统理解为一种涉及人的复杂系统。TRIZ理论是一个典型代表, 一些管理学者将其引入管理领域的尝试, 为管理科学方法和学科体系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机遇。

2.1 TRIZ简介

TRIZ是发明问题的解决理论, 其研究始于1946年, 原苏联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所组成的数百人的研究组织分析研究了世界近250万件发明专利, 形成了TRIZ理论体系。其主要目的通过分析人类已有技术创新成果——高水平发明专利, 总结出技术系统发展进化的客观规律, 并形成指导人们进行发明创新的系统化的方法学体系。

现代TRIZ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技术系统核心技术的发展都是遵循着客观的规律发展演变的, 即具有客观的进化规律和模式。其次, 各种技术难题、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解决是推动这种进化过程的动力。再就是技术系统发展的理想状态是用尽量少的资源实现尽量多的功能。

TRIZ方法的实质是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学, 并不针对用户的每一个具体问题。TRIZ方法开始于问题的深入分析和高度的抽象概括, 通过标准模式来将具体问题概括为一般性的问题并提供通用解。然后将通用解与具体问题相对照, 转化为具体问题的解, 并在实际设计中加以实现, 最终获得具体问题的实际解。TRIZ所提供的一系列不含技术专业术语的标准分析模式, 如工程参数、矛盾矩阵、物-场分析、76个标准解、ARIZ等, 其实质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知识库, 也是针对一般性问题的知识搜索机制, 基础是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概括。

2.2 TRIZ的特点:强有力的问题求解方法

TRIZ方法的特点是契合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特征的, 积极地引入有利于新的学科方法的形成。

2.2.1 TRIZ强调技术进化模式

自然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定律作为最普遍适用的定律, 却过于宏观, 不易操作。TRIZ中的技术进化模式或定律及技术进化路线正是这些客观规律的一种总结, 并在TRIZ体系中其他的工具中得到体现。这样, TRIZ既体现了一般的技术哲学, 又成为实用的设计、发明工具。其总结的一般进化法则是其体系的基础。当然, TRIZ引入哲学社会科学应注意人文社会系统进化法则的总结。

2.2.2 TRIZ是面向人的解决创新问题的方法

TRIZ的过程是一个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的迭代过程。问题领域的选取主要是非理性思维为主;问题的深入分析, 包括功能分析、确定理想解、可用资源、确定冲突区域, 即将具体问题程式化、标准化, 则主要是利用有关工具的理性思维过程;而在选定若干个发明原理后, 原理解的选择以及原理解转化为具体问题的解, 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

TRIZ是基于隐性、经验知识的, 所以是基于人的, TRIZ的应用情况与设计人员的经验和成熟过程联系在一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利用TRIZ解决管理问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各级管理人员的经验。

2.2.3 TRIZ是基于知识的、问题驱动型的创新方法

TRIZ认为, 有关创新的原理、知识是被反复使用的。TRIZ提供了一系列标准化的分析模式, 将状况模糊的原始发明问题转化为简单的问题模型, 并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这可以有效控制设计人员的惯性思维因素, 更广泛地使用公司外、行业外、学科外的知识解决发明问题。TRIZ还认为, 创新问题解的方向并不是盲目的, TRIZ既是一个创新发明知识库, 还是一个对知识的“目标一方法”逆向搜索机制。

2.3 TRIZ适于作为解决面向管理问题的实践创新方法平台

TRIZ方法的实践性有利于克服传统管理创新实践中所面临的“管理理论丛林”的窘境, 突破依赖于还原论的工具驱动的创新方法模式。

“管理理论丛林”是基于管理理论体系的还原论假设, 通过证实、证伪的方法, 试图探索有关管理问题的一般性的定律。在创新实践方法上, 以工具驱动为主, 试图以若干种管理工具解决所有或多数管理问题, 或者引入其他学科的流行工具解决面临的管理问题。

而管理系统、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社会系统, 新的问题随着时空间的变化不断涌现, 并呈现为复杂性的特点, 管理理论的概括抽象必然是针对具体对象、结合特定环境的抽象, 理论的普适性是有限的。所以, 基于还原分析的深入理论研究, 必然使得“管理理论丛林”呈现出越来越“繁衍、茂盛”的趋势, 以适应这一持续的涌现。这样, 工具驱动的创新方法必然会为问题驱动的方法所取代, 为组织管理和管理实践者提供一条在这不断“繁茂”的“管理理论丛林”探寻捷径的方法, 而TRIZ的引入为这一方法提供了工具平台。

3.结语:管理科学结构的发展展望

基于复杂性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 并不仅仅是对传统还原分析方法的批判, 更是对其的超越和包容, 表现为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科学研究与科学行动相结合、知识积累与问题求解相结合。这样, 在管理科学领域, TRIZ方法体系与传统管理理论相结合是一个可能的、理想的路径, 并将改变管理科学的结构。可能的方向是, 对管理实践的分析总结和理论抽象仍然是必须的, 并成为必须的理论知识积累;另一方面, 以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为基础, 建立以TRIZ为基础的管理创新工具体系, 使之成为有关管理创新规律的知识库, 并成为针对具体创新实践的知识搜索机制。

参考文献

[1]林曦.科学哲学视角下的管理理论丛林成因探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2) :8-12.

[2]周伟.管理理论丛林发展研究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 2008, (1) :212-218.

[3]冯石岗.人类文明发展机制引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4]钱学森.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城市发展研究, 2005, (12) 5:1-8.

8.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八

怎样促进数学、目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我以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相互学习，一是相互协作。

怎样相互学习？首先是看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科学之间的长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没有值得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的长处？我以为还是有很重要的长处值得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科学工作的“价值”观念上——这经常反映在如何挑选所研究的科学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是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而自然科学却往往着眼于“技巧”。某项科学工作的“价值”常常不取决于它在实际上或理论上的意义，而是取决于在技巧上的难度或深度。发明或发现了新的技巧当然有助于解决新的问题。但所解决的新的问题不一定是理论上或实际上的重要问题。但是，科学价值的最终表现总是由它的社会价值所决定的，而自然科学家却往往欠缺这种社会的历史的眼界。

至于自然科学就有更多的长处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从研究方法来说，我以为自然科学和数学在方法上比起社会科学和哲学要更为精密一些，也较为巧妙一些。这不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使用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确令人有不精确不严密之感。一些研究者往往着眼于某种论点上的“独特”、“新奇”，但是充足的论证却比较缺乏，而且常常不顾起码的逻辑。说历史是千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这样打扮，也可以那样打扮，有这样的观点的人并不是个别的。但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里，某个理论、观点、假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实验的或数学上的证明，就不成其为科学。社会科学如何现代化？下一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培养？我感到一个重要环节是多学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学习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数学分析的方法。怎样把这些方法引用到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值得特别探讨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发展不同领域的协作。

怎样发展相互协作？可能下列一些领域是较为重要的。一是将现代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即发展数量经济学的问题。这一点在西方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些发展。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却发展得比较薄弱。但是经济的研究需要定量地预见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定量地给出各种经济政策的界限，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这是一个十分有前景的领域，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展其合作的一个领域。还有一个是广泛应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年代和分析成分的方法于考古学的研究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待发掘待研究的古物特多。这不论在年代的测定还是成分的分析上都有大量工作可做。近来，复旦大学的同志们就应用这种方法测定了越王勾践的宝剑和秦始皇的箭镞。结果发现宝剑上有稀有元素，并在箭镞发现了铬化工艺，而西方却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这种先进的工艺！这一结果引起了世界上的轰动。特别是近年来新发展出一种用加速器加速碳负离子来测定碳十四的绝对含量的新方法，这将极大地提高以往用碳十四定年代的精确程度，并且能相当大地扩展所测定年代的范围。并且这一方法还能推广到别的同位素，从而可能影响到其它可能的领域。把这些新发展的方法建立起来并和我国的考古以及测定地质年代等工作相结合，也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