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遵义会议(10篇)
1.再论遵义会议 篇一
从大野耐一第一次提出消除浪费到精益(Lean)这个术语的出现,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精益生产方式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数不清的论文和著作围绕着“精益”这两个字,然而,权威著作却寥寥无几。“但是把所有方法紧密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方面,则大多辞不达意。”幸运的是,那些想了解精益生产方式、想学习和运用精益思想的人,拥有了《改变世界的机器》和《精益思想》。在后者首次出版之后的7年,两位作者詹姆斯・沃麦克(James P. Womack)和丹尼尔・琼斯(Daniel T. Jones)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将精益思想的发展和新认识、新应用一一与读者分享。
人们常常会将精益和JIT、看板等混为一谈,其实,精益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思想也一直在发展之中,因为精益始终和浪费(Muda)针锋相对,而浪费的形式和内容在不断地增加和变化。除了大野耐一曾经提出的七种浪费之外,沃麦克和琼斯又补充了一种浪费,即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客户要求。
对付浪费的锐利武器,就是精益思想。两位作者以这种思想,为管理者提供一种类似北极星那样的可靠行动指南。而且,沃麦克和琼斯将大野耐一针对日本企业的生产方式,扩展到了欧美国家;不仅如此,他们也不满足于精益思想给汽车行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将它扩展到了制造业以外的很多其他行业,包括服务业。
对不同行业大量企业的研究和钻探,沃麦克和琼斯归纳出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五大核心:价值、价值流、流动、拉动、尽善尽美。从这五大核心,发散出了将大批量生产转变成精益生产的五个步骤:根据用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按照价值流重新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价值流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拉动价值流;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当前面四个步骤和其他几个形成良性循环的时候,这个系统能够达到几近尽善尽美的状态,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FNGP集团与世界上最大的密封和填料制造商一起引进了精益思想。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六次改善活动,使生产率提高了991%,所需场地减少了48%。
这几个数据可以让人们了解5个精益原则的卓有成效,乃至能起死回生的效力。但是,最终的数据只能让人们认识到其重要性,假如没有一个实践了这些原则的成功真实范例来比照,没有一个样板用以模仿,人们也很难想象能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中运用这些原则。
这种范例,作者指出,“就其细节来讲,应该足以体现这些原则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就其范围来讲,应该足以形成一个整体概念,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与人们的实际情形应该具有足够多的共性”。本书的第二部分,就从这个角度,提供了多个范例,从简单的小型的企业逐步过渡到大型的复杂的集团,将精益思想的覆盖范围,从原先集中于汽车等制造行业,大范围地辐射到了其他五花八门的行业。
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一个数学公理,寥寥一两句话,却能应用于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初学者假如没有几个范例加以说明的话,就可能始终限于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境况之中。而两位作者明智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用大量的篇幅将这5个精益原则辅以实际案例的说明,大大提高了读者对其的了解和应用。
而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沃麦克和琼斯对精益思想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你的企业实现了精益化生产之后,是否整个价值流也已经是精益化了呢?价值流是一个整体的渠道,只有当这个渠道中不存在停滞现象之后,它才是精益化的。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专用词来说明这一点:精益企业。这个企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企业,而是包括了整个价值流中所有相关的企业,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联合体,像链条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是本书作为权威精益思想著作的一大特点―并非简单地阐述,而是将问题不断推进、不断演化、不断解决,预想未来,制定尽善尽美的蓝图。而这张蓝图,正是每个企业都需要的。如果想摆脱苦苦支撑的现状,避免被无情的淘汰,其实,“您的任务很简单,只是去照着干”!
2.再论孔子与《春秋》 篇二
陈强韦先生:
您好!收到来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谆谆相责,知道都是为了我好,高情深谢。我在印大的论文可不敢写得那么自由,否则恐怕连文凭都拿不到---美国研究所从来都是一板一眼。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永远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恐怕什么型号也合不上。在此地念书没有奖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有时不能不顾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读过先生《儒家与现代中国》中的自述,深受感动。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
“孔子与《春秋》”是一篇经学习作严格意义上的经学有类西洋学术传统中的神学,不应带有历史意味。经学的孔子乃一历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并不必然等同于历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万世立法”一说(一如神学的耶稣不同于《伟大的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预言家)。彼时即此时,此地亦即彼地;时空在人而言,而历史文化精神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春秋》经世,真正的谜局不在经内而在经外--只要人性的弱点存在,何时而非春秋之际?经内的谜局只是经外谜局的影身而已。我们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若能解开现实世界的困境,经内的谜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与《春秋》”正是借着中国历史的“空套”探讨当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
近几百年西洋文明扩张的结果已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而这段连续的历史发展是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其起点-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腊罗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较一下基督教系统和儒家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旧约》的.说书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稣总以“神子”自居〕,而《诗》、《书》则从“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过宗教神秘经验领悟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位则是从政治、历史的经历总结的经验的“上帝”(类似客观必然性)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早在安瑟尔谟以“本体论证法”调和信仰与理性之时,近代西洋文化困境的症结即已萌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需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经典交流。基督教文化系统内部的这一矛盾随着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而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正是这一文化病症的表现。
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发达的技术没有萌生现代科学。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仅中国文化,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都没有萌生现代科学。真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唯独基督教文化系统发展出现代科学。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系统的宗教性相要求进入《圣经》情境之人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觉全知全能。如果“理性”意识其能力有限(此乃事实),这一系统必然发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过“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才能满足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开始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工具理性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中国人讲“利用厚生”,技术仅为满足实际需要而存在,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统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统的“理性”在这种病态文化心理的驱使下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达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无法象中国文化系统的“理性”一样顺利地发生自我意识,从而生升华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发达的“理性”帮助之下从自然界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动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释
3.再论岩溶塌陷的形成机制 篇三
再论岩溶塌陷的形成机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岩溶塌陷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努力探索,一些单位开展了大量野外和室内实验,获得了宝贵数据,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目前比较公认的“潜蚀论”和“真空吸蚀论”.作者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特别是对支撑“潜蚀论”和“真空吸蚀论”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数据的.分析,结合在贵州六盘水地区岩溶塌陷的长期调查成果,认为研究岩溶塌陷,不能离开覆盖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土层物理力学性质不一,变形破坏方式也不一样.岩溶塌陷的形成发生,往往是多种作用的共同结果,同时提出了“溯源潜蚀”和“土体流变”的观点.
作 者:作者单位:刊 名: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英文刊名:THE CHINESE JOURNAL OF GEOLOGICAL HAZARD AND CONTROL年,卷(期):20(3)分类号:P642.2关键词:岩溶塌陷 形成机制 溯源潜蚀 流变 潜蚀论 真空吸蚀论 Kast collapse formation mechanism headwerd suffosion erosion rheology suffosion erosion theory vacuum suction erosion theory
4.再论:我国领导人的选举方式 篇四
前言:本人曾多次在网上撰文论述,我国领导人的选举方式。不少网友们对话题
颇感兴趣。为此,今天博主再次提笔论述本话题,以供网友们在新春(年)来临之际一读。
一、我国当前有一部完整的选举法规:
我国有选举法,始于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选举法,后在50年中前后曾有六次的修改,才达到当前的三平等的选举原则,三平等是指人人平等、地区平等与民族平等。
二、当前我国是怎样进行领导人选举的?
1、我国家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已在各层次中开展,民主自由的选举,但还未实行像台湾那样的直选方式,以我本人看来,台湾的直选方法,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暇可击的,它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更深层次地还会得罪不少人,加上污蔑、奥步、沫黑、贿选等都会随选举的深入相继而生。
2、当前我们在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已在各个层次中开展民主自由的选举,如:乡级、县级、市级都在推行民众推选。结果反映良好。在我国历史上像选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上海市市长朱鎔基都不是上级指派的,而是通过民主协商与选举候选人的发表竞选讲话的通过方可上任就职的,至于中央高层的领导,每五年亦应由全国人大代表进行投票选出,以我看来,这样的选举方式,仍可使平民百姓接受,唯独不够的就是候选人还应增加竞选讲话,也可适当增加一些差额选举候选人在电视屏上的施政亮相与演说。此举可平息一些老百姓总认为人大代表就是橡皮图章作用之误说。今年我国约在10月份就要进行国家领导人换届的大选,当拭目以待。
结束语:毛泽东在世执政时,对领导人干部的任职制,亦作了多次的论述先是他
在1957年时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此举受到当时民盟中央常委~陈铭枢先生的好评,说此事是天下之至公,大勇大仁所为也,陈铭枢先生还引举了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总统与之相比。但令人婉惜的是毛泽东在晚中期却表现不佳,他自己不想当国家主席,倒过来也不想让别人当国家主席,此举有悖法理,更不乎合民主的意愿,好在今天我国有一部完整的选举法,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人们一定会在今后的选举中,贯彻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选举,让人们拭目以待。
周国俊写于2012年春节前夕
1月18日于紫薇园家中
5.再论政治课时政结合问题重点 篇五
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中学政治教育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教育教学方法由片面追求的理论知识掌握转变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课教学中如何注重素质教育,笔者在政治课上尝试开设时政演讲,溶时政教学于政治课堂之中,收到良好效果。时政小演讲,即在课堂上让学生用5分钟时间,以演讲的方式向全班同学发布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时事事件,或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要求简单扼要交待事件的背景情节,以及给我们什么启示,或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并运用所学知识适当加以评述。
在课堂上实行时政演讲可以一举多得。
一、时政演讲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在中学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思想政治课教育、时事政策教育、以及日常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这三方面是对学生进行主旋律教育,培养“四有”新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政治课上用时政演讲把时事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也改革了课堂结构,活跃了课堂气氛,是课堂结构创新的一个尝试。
二、时政演讲可以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协作精神。在思想政治课上开设时政演讲,未增加课时,溶时政教育于政治课教学之中,既充实了课堂又活跃了气氛,提高了课堂效率,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一改传统政治课课上一本书,教师“满堂灌”讲的口干舌燥,学生被动听,记的疲惫不堪。在政治课前用5分钟的时政演讲,形式新颖,课前明确一人主讲,并准备查找资料,全班同学都来帮助提供信息和资料整理,这样一人演讲多人相助,全班受益、资源共享,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之风,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课堂实效。
三、时政演讲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习的主动性。时政小演讲,一开始就以它特有的灵活性、时效性被学生接受,它短小精悍,信息量大,形式开放活泼,易满
足当代中学生的求知欲、表现欲、表演欲。过去课过于脱离学生实际,调动不了学生的兴趣,影响了课堂效率,实施小演讲,可以促使学生关心我们周围的事,关心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并激发其运用所学知识对这些问题或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成积极主动地探求未知。
四、演讲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代中学生是新世纪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生活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他们知识面宽,兴趣爱好广泛,对新事物、新知识、新社会现象充满好奇心,有强烈的求知欲,并渴望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的见解,在感到困惑时,希望能在老师的点拨下获得理性的认识和提高。时政演讲就是一个小舞台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视角去探知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并展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日积月累可以更加激发其学习书本知识的热情,同时也体现了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教学原则。
五、时政小演讲既培养了学生关心时政的习惯,又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过去不少学生认为读报看新闻是成年人的事,天下大事与我何干?自己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即使中、高考考时政,也是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一背而已,实施小演讲后,学生改变
这一认识,看新闻成为看电视节目的首选,不少学生还养成了读报听广播的习惯为了解更多的信息,不少同学自己订阅了《时事》、《环球时报》等刊物,价廉物美的《中学生时事政治报》更是人手一份,不少同学还养成了剪报、贴报、集报的习惯。在时政小演讲中还有意外的收获,不少性格内向的同学,过去课堂发言有胆怯心理或声音很小,或羞于讲话,或言不达意,参加演讲锻炼后,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普通话水平都有明显提高,答题也明显有条理多了,回顾实施小演讲以来学生大致经过四个阶段“怕演讲──想演讲──争演讲──比演讲”现在实施时政小演讲已是我校政治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再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论文 篇六
从宏观去看中国历史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前一共只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政 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第二次就是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 这两次改革最后都失败了。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反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缺乏自我转化的能力。戊戌维新失败不但再度证明传统体制缺乏这种能力而且也把中国带入 一个空前的政治与文化危机。今天我们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必须以这双重危 机为视野去下手分析。
大约说来戊戌维新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绪皇帝以一连串 的敕令推动大幅度的政治改革这就是所谓的百日维新;广义是指1895-1898年 间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始於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改革而以戊戌年百日维新后发生的宫廷政变结束。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讨论的是广义的戊戌维新。
这个广义的戊戌维新不是单纯的政治改革运动因为康梁集团从开始就计划循 两种途径进行改革运动。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途径也就是说希望透过向朝 廷上书建言改变清廷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然后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来实行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下而上的途径也就是说企图针对社会菁英份子DD士绅阶层 从事游说鼓动来争取改革的支持。由於这双管齐下维新运动得以凝聚《马关条约》 后中国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愤慨与求变心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波澜在社会上激起广泛的反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去探讨其历史意义∶一从政治史去看 它代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从而引进了一个中国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机;二 从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启了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期。
一 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国政治秩序危机的序幕
在说明为何戊戌维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演变中有这样的历史意义之前必须先 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定义稍作交代。这个政治秩序是在北宋开始出现而定型於明清两 代它的核心是由传统政治制度的两个基本结构所组成。一个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秦汉初期的普世王权( universal kingship );另一个是晚周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 官僚体制。但是要认识传统政治秩序我们不能只看政治制度因为这政治制度是受著两种来自制度以外的力量支撑。一方面它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主干DD士 绅阶层的支撑;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DD正统儒家思想的支撑。 后者以纲常名教的观念为主轴对现存的朝代政权不一定无条件地接受但是对於政权后面的皇权制度则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统儒家的政治社会价值自唐宋 以来已经逐渐渗透入佛教与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会价值上已 经儒家化或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因此儒家的纲常名教观念可以代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正统价值。总而言之在明清两代传统政治秩序是皇权制 度与传统社会结构的主干以及传统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组合。
这三元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重要的是∶大致说来在 1895年以前这冲击并未撼动政治秩序三元组合结构只是导致官僚体系溃堕。这 一观念上的分别对我们了解近代政治变迁极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应付外强侵略与内部**而作的制度改变与调节是限於行政管理层面并未触及基本政 治体制。不错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有督抚分权的现象出现但所谓的督抚分权 只是清廷为了应付内乱后的变局的权宜之举。在基本权力上这些久任的督抚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不能与清廷分庭抗礼。关於这一点刘广京先生已有极肯要的 说明。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中央失控与地方分权的趋势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 国变成大一统的帝国以后每一主要时期都曾出现过的现象。秦汉帝国晚期的州牧坐大与隋唐帝国晚期的藩镇跋扈都是极明显的例子而晚清这种趋势的严重性是远不 能与前二者相比的。那时督抚分权只代表行政结构松弛而前二者则已威胁到当时 的中央皇权统治。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清朝中央政府与士绅阶层之间的关?在太平天国所开启的 内部**时并未受到影响。最有力的证据是当农民运动在咸同年间威胁到清朝皇权 统治的时候当时的士绅阶层在地方上响应曾国藩保卫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号召招募团练支持清朝中央政府而清政府最后之能扭转危局镇压农民运动士绅 阶层的有力支持是一个决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尽管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已有半世纪以上正统儒家思想仍然 能够维持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当时所谓的西学的影响大致局限於沿海 的几个大商埠对於大多数的官吏士绅并无甚么影响。1895年以前中国的重要书 院几乎都没有西学的踪迹可为明证。同时考试制度仍然维持它在中国社会与教 育上的垄断地位使得当时大多的士绅菁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书的思想笼罩之下。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皇权制度不但仍然与社会主干保持互相 依存的关?而且也依旧受到文化传统的主导思想的维护。也就是说传统政治秩 序的三元组合在1895年以前并未有解纽现象。
这种情况在1895年以后有著显著的变化。首先三元组合的传统秩序逐渐解纽 普世王权随之瓦解 接著新的共和政体频频流产 中国终於陷入彻底的政治解体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这一绵延30年的政治危机的起始点就是甲午以后所发生 的维新运动。
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维新而论它代表改革运动已进入清廷权力结构的核心。 光绪皇帝在三个多月中所发动的大规模制度改革是以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 与〈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为蓝图而以富强所代表的现代化为目标。表面上这些改革仍然维持君主制度。但观乎康有为自1895年以来对光绪皇帝所作的一连串建 言颁布宪法建立议会实现当时所谓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蓝图之中。 易言之百日维新是隐然朝向君主立宪政体推动而君主立宪所代表的君主制度之有异於传统的普世王权是很显然的。因此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它显示传统的皇 权体制已在清廷权力结构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时代不但中央皇权受到改革运动的震撼皇权体制的社会与文化支柱也 因改革运动的影响而受到侵蚀。如所周知晚清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并未有基本的变 化士绅阶层在社会上的主干地位也并未动摇。发生变化的是士绅阶层与皇权体制之间的结合。上面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清政府与地方士绅的合作而遭到扑灭。 此后地方绅权曾有著显著的扩张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面如团练、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工程乃至少数新兴工商企业均由地方士绅接管而同时他们与中央皇权大体上仍然维持协调和谐的关?。但是1895年以后这个协调和谐关?已逐渐不能维持。 主要原因是士绅阶层特别是上层士绅之间出现了分裂。在戊戌时代一小部分士 绅开始质疑皇权体制并公开向其挑战引起了士绅之间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也间接动摇了中央皇权在地方的社会基础。
这种情形在戊戌时代的湖南最为表面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吴大媸任巡抚以 来即进行自强运动式的改革1895年陈宝箴接任巡抚加快这种局部缓进式改革 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与士绅协调合作之下进行的。1897年康梁的改革思想运动进入湖南梁启超携同一些康门弟子去长沙主持新成立的时务学堂 不但公开鼓吹西方的民权学说而且时有排满的种族主义言论对中国的君统以及 清室的中央皇权作正面的攻击。他们甚至效法明治维新以前的藩镇倒幕运动大胆主张湖南自立摆脱清室中央的控制。从地方基层彻底推行改革新政以为未来 改造中国的基石。
同时梁又与湖南士绅谭嗣同、唐才常、皮鹿门等人创立南学会从思想上进行 动员士绅阶层计划发展绅权以为兴民权的阶梯。他们动员地方士绅的努力很有成 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长沙以及一些其他的州县前后成立的学会有十三个之多。而南学会在鼎盛时期拥有了超过 1,200 名会员。因此 在1897与1898年之 交湖南的改革运动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绅之间也有扩散开展的趋势。这是一个极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湖南官绅在十九世纪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都是 以保守的立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时湖南官绅以维护名教的立场率 先组织起来变成镇压这个运动的主力。其后在1860年以后的30年间他们也变成抵抗传教士深入内地散播基督教思想的中坚如今在戊戌时代激化的改革运动居 然能在湖南士绅间引起相当的回响可见当时思想变化之剧。但这回响也很快遭受 到思想守旧与缓进的士绅的反击形成空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这些反对改革激化的士绅一如他们前此反对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传教士是站在捍卫传统政 治社会秩序的立场不但号召湖南绅民起来抗拒思想上的异端邪说而且呼吁中央 与地方政府予以镇压。在他们强大的压力之下改革运动很快地收场。
湖南改革运动的激化虽然为时很短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首先它代表传统 皇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开始出现严重裂痕。这社会裂痕在戊戌时代虽然范围不广但 却是一个重要的启端在转型时代逐渐扩大终於演成传统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后全面解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因。
再者湖南改革运动也代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的开始。由於当 时反对康梁思想的士绅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其他地区广泛地呼吁与游说 官绅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时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些官绅在思想上组织起来对康梁的改革运动进行思想围断。1898年春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提出 中体西用之说。表面上他是为自强运动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总结与辩护而 实际上他是认为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已因康梁的改革运动而受到威胁他必须出来重新肯定这义理基础。因此张之洞在当时的立场与十九世纪中叶曾国藩的 立场颇有相似之处。曾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廷存在之时出面呼吁全国士绅为捍 卫纲常名教而战;同样地张之洞之印行《劝学篇》也是为捍卫纲常名教而战。所不同的是1895年以后的思想与政治环境已非40年前曾国藩所面对的。曾当年所面 对的士绅阶层的内部并未存有严重裂痕因此士绅阶层可以很快地响应曾国藩的呼 吁而与政府通力合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张所面临的则是一个已经开始分裂的官绅菁英阶层。因此《劝学篇》出版以后一方面固然受到许多官绅的支持但另 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维新运动的人士出面反击例如何启、胡礼恒就曾在香港著文 驳斥张氏的《劝学篇》。可以说一个环绕康梁菁英集团与以张之洞为首的官绅集团以湖南维新为导火线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这个对峙与1895年以前因 自强运动而展开的思想论战不同后者主要是清政府内部有关洋务政策的辩论而 前者则是攸关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序幕。
戊戌时代官绅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的意识形态之争不仅导致传统皇权体制的社 会基础动摇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础也受到严重的侵蚀。一方面是西学在1895年以 后大量的输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学与诸子学的复苏;另一方面儒家内部的学说之争特别是康有为的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已把儒家义理的基本性格与政治取 向弄得暧昧不明、启人疑窦。儒家正统思想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 以前那样予皇权体制以有力的支持。这些发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因为它们是甲午以后所发生的思想文化钜变的一部分。因此在认识传统政治秩序解纽的同时 我们必须对甲午以后改革运动如何开启思想文化的新时代DD转型时代作一简要的 鸟瞰。
二 戊戌维新运动与思想转型时代的序幕
所谓转型的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 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 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钜变。就这些思想钜变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转型时代的起始点。
首先就新的传播媒介而言维新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划时代的里程碑。在甲午年 以前中国已有近代报刊出现但数量极少。据统计1895年以前全国报刊只有15 家而大多都是外籍传教士或商人买办的。但戊戌时代三年之间据初步统计数量跃至64家。同时这些报刊的编者多半出身士绅背景形成一种新的菁英报刊 影响也较前激增。
转型时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制度媒介DD新式学校的最初出现也是由於维新 运动的刺激。在此以前书院制度虽在晚清有复苏的趋势但是学习课程仍以传统 科目为主西学几乎完全不见踪影。维新运动期间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废科举立学校为纲领的教育改革而且直接间接地推动新式学堂的建立开1900 年以后新式学校大规模设立的先河。
同时对现代新思想传布极有贡献的学会的出现也是以戊戌维新为分水岭。在 此以前这种知识性与政治性的自由结社至少在有清一代几乎是绝迹但维新运动 期间据大约的统计学会的出现就有76个之多是为转型时代自由结社大量涌现的开端。
转型时代的思想钜变不仅有赖於报刊、学校、学会等制度性的传播媒介同 时也与新社阁媒介DD现代知识份子有很深的关?。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大部分是从 士绅阶级分化出来而这分化是始於维新时代。康梁以及他们的同路人虽然大多数出身科举但他们的社会角色与影响已经不是依附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而是 凭藉上述的制度媒介。再者他们多已离开自己的乡土社会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 大都カ。同时他们与现存政治秩序之间的关?是相互?触大於相互依存。此外他们在思想上与心理上已因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压力而开始徘徊挣扎於两种文化 之间。因此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性、游移性与矛盾性。这些特征 都是使他们不同於士绅阶层而接近现代知识份子的地方。
由於这些社阁媒体与制度媒介的涌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有著空前的扩散 在其直接与间接影响之下那时代的思想内容也有著深钜的变化。这变化大约有两 方面∶一方面中国文化出现了自中古佛教传入以后所未有的取向危机;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思想论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 )也在此时期内逐渐浮现。而这两方面的变 化都是始於甲午以后所展开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与文化取向危机的启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中叶进入中国以 来就不断地给中国文化传统带来震荡与侵蚀。不过在1895年以前这震荡与侵蚀 大约限於传统文化的边缘用晚清盛行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层次。但是1895年以后主要由於维新运动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荡与侵蚀逐渐深入 到体的层次也即进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
这种取向危机首先是指道德价值取向的动摇。大约而言传统儒家的道德价值 可分两面∶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与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由甲午至戊戌虽然 德性伦理尚未受到直接的冲击规范伦理则已遭受到正面的挑战。规范伦理是以三纲之说为核心。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都对这 三纲说特别是对其君统部分作直接或间接批判。前面提到这些批判以湖南改 革运动的激化为导火线演成中国现代基本意识型态的论争的开始。这场论争绵延到五四爆发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的规范伦理由动摇而全面思想破 产。
戊戌时代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在中国教育阶层间变成一个普遍的困扰。在此以 前由於西方文化的冲击大体上限於传统文化的边缘文化的核心思想并未受到严 重的震撼知识阶层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个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与认同。但1895年以后如上所指一些传统的基本价值规范已开始动摇而就在同时中国进入一 个以西方政治与文化霸权为主的世界中国人厕身其间文化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 受损伤。中国人应该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个认知与情绪双方面的需要。文化认同问题因此变得较前尖锐而敏感。当时康门第子梁启超与徐勤以及谭嗣 同重估传统夷夏之辨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方面他们坦白承认在这场辨认中 中国是否能够在文化上免於夷狄的地位已很成问题。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与侵略他们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国与保种之外他们也 要强调保教的需要bq。重估夷夏之辨与保教运动同时进行充分显示那时代的知识 份子在徘徊挣扎於两个文化之间所感到的困境。
转型时代不但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受到挑战同时它的宇宙观也受到严重的 侵蚀。这宇宙观的骨干DD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由一些基本建构范畴构成如天 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理气等。转型时代随著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自然主义的流入与散布这些范畴逐渐受到侵蚀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绅宋育仁已经看到 这侵蚀所造成的文化危机。他在《?风录》中曾经指出西学与西教如何对於传统的 建构范畴发生破坏作用而这破坏也势必动摇儒家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宋氏所指出的这种影响一旦发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义架构也势必随之动摇因 为这架构是由传统的宇宙观与价值观绾合而成。随著这一发展中国人开始面临一 些前此很难产生的生命与宇宙的基本意义问题。由之而形成的困惑与焦虑就是我所谓的精神取向危机。
因此精神取向危机也是戊戌时代开始的。当时知识份子思盛行研究大乘佛学 便是一个很好例证。这一发展反映儒家思想在当时已不能完全满足一些知识份子安 身立命的需要。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诗文都透露他们在追求佛学时所作的精神挣扎。
就戊戌时代或者整个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而言他们在精神取向方面所作的挣 扎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认同取向方面所展现的焦虑与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 只有把这三方作综合的分析才能看到当时文化取向危机的全貌。
(二)戊戌维新与新的思想论域∶根据上面的分析转型时代中国进入空前 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面对这双重危机当时知识阶层的思想回应自然 是极为纷繁。在这些纷繁的思想演变中逐渐浮现一个共同的论域( discourse )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时代已经隐约可见。
首先是一种受传统与西学两方面影响的世界观。就传统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是 来自儒家的经世思想不但展现高度的积极入世精神而且有一强烈的政治倾向。 就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来自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纪以来所含有的极端的人本意识( 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与历史演进观念。这中西两种影响化合为一种 世界观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这份世界观在当时常常凝聚为一个有著三段结构的时代感∶一方面是对现状有著强烈不满的疏离感;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著非 常乐观的前瞻意识。而连接二者的是对由现状通向未来的途径的强烈关怀。这种 时代感在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的思想里与几份主要报刊里已清晰地展露。
随著这份历史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而来的几个观念对转型时代也有重要的影响。 其中最显著的是阁体意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为在戊戌时代提出的一个观念∶ 治天下以阁为体以变为用。从那个时代开始相对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这个观念的内容可以有不同。阁可以指国家或民族或种族或阶级或理 想的大同社会;变可以指历史演进观也可以代表传统儒家视宇宙为一生生不 已的过程。但这整个观念所表现的一种思想模式与关怀则是贯串整个转型时代乃至整个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线索。
其次是新的个人自觉观念后者是从传统儒家思想承袭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人 极意识而抛弃了传统人极意识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观念同时它也吸收了西方近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所谓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近代文明所展现的戡世精神认为人已取代神为宇宙万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无限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宇宙。总之这种浮普精神很容 易与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凑泊化为现代思想中的人极意识。而它的最初出现就是 在戊戌时代。当时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与戡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这份现代的人极意识而形成个人自觉的核心思想。
除了阁体意识与个人自觉意识之外尚有一个也是随著历史的理想主义世界观 而出现的思想趋势∶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时代感。后者一方面投射强烈的前瞻意 识;另一方面反映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使得这份时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现实走向未来这个途径问题上。转型时代发生的改革与革命论争就是以这途径问题 为出发点。随著革命的声浪日高与革命的观念逐渐深化与扩大一种激化的现象於 焉出现。
这激化的趋势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时代。上文曾论及湖南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激化 现象根据当时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报导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子弟如叶觉迈、欧?甲、韩文举等在赴湖南参加改革新政前曾协议准备走激进路线甚至考虑探取革命立场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 谭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运动以前所写成的 《仁学》不但有排满反清的主张而且是以冲决网罗这个观念为基调。这基调极 富感性涵意而此涵意与日后激化趋势中的革命观念极为合拍。因此我们可以说谭的思想中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也不为过。无怪乎转型时代革命派的一些激进份子 如邹容、陈天华、吴樾乃至五四时代的李大钊都奉谭嗣同为典范人格。这些都显示∶ 戊戌时代的改革运动已隐含一些激化的趋势。
上面我大约地说明了戊戌时代开始出现的历史理想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阁体意 识、个人自觉与激化趋势。以这些观念思想趋势为基础在当时展开了一个新的思 想论域。这当然不是那时代唯一的思想论域但却是当时影响日增而且对后来二十世纪思潮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论域。
总之不论就这新的思想论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机或者思想的制度媒介与社 阁媒介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同 时如第一节所分析它也是近现代政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它所开启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仍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从 这个角度去看百年前维新运动距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但却又不是那样遥远。就现 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困境而言中国仍未完全脱离戊戌维新所引进的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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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再论论文 篇七
[摘要]我国高校现在看起来很重视发展定位,但在现实中,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不同类型大学要实现有效定位,把定位落到实处,实现健康发展,就必须在坚持独立性、务实性、发展性和特色性原则的基础上,探索体现高校差异性发展的有效定位之路。
[关键词]大学;不同类型大学;差异性发展;定位
Abstract: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seem to take count of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t present. But in reality,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orientation and to develop healthly , universities should explore the way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by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pragmatism, expansibility and characteristic .
Key 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differen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お
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直接关系着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规格的制定,是一所高校制定发展战略、实行有效管理、实现自身特色的基础和先导,是高校全体成员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更是高校不断前进和努力的方向。相反,如果高校忽视发展定位,或者只做定位而忽视定位的落实,在办学过程中盲目追求那些不适合自身特点的目标,或过分强调客观条件,完全拘泥于现实,那么它将会在高校激烈的竞争中多走弯路,错失发展的良机,影响发展的速度,最终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近些年来,我国高校纷纷顺应潮流提出自身的定位,但实质上大多没有实现定位应有的价值,是无效定位。主要表现在: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学模式趋同,不能很好地体现自身特色;培养的人才类型单一,不适应社会多样性的需要等。认真分析当前我国不同类型高校发展定位落实中的问题,思索如何实现差异性发展的定位措施是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
一、我国高校发展定位的问题
从现在我国各高校的发展定位表述来看,在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上有办学类型之分、办学层次之别、办学特色之异、价值取向之差、功能之区等,高校的发展定位似乎都很到位了,但在表述的背后所体现的实质上,我国不同类型高校发展定位的问题却是非常雷同。这具体表现在:
1痹谂嘌目标方面,不同类型的高校趋同
一般来说研究型大学是以培养精英人才为中心目标,而应用型大学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中心目标。但在近几年高等学校扩招、加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环境下,一方面,一些作为国家重点投入和政策倾斜的研究型大学没有明确地实践培养精英的目标定位,反而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学校类似,也进行大规模扩招,且招收各种层次的学生,有的仍以本科教育为重心,甚至紧紧攥着大专、专升本教育以及成教、自考不放,这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又挤占了应用型大学的办学资源,降低了办学效益[1];另一方面,应用型大学又与研究型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专业设置重复、生师比偏高、重复投资,试图把应用型大学办成压缩型、低质量的“研究型大学”。
2痹谘术研究方面,不同类型的高校相似
研究型大学没有认清研究型大学真正的“研究性”,存在短期功利取向,在科学研究方面,仅仅强调研究课题、经费和成果等方面的数量增长,这种数量化下的功利取向造就的研究型大学,常常是只具备了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外在特征,而没有实现研究型大学被赋予的特有的精神内涵。从应用型大学来看,虽然在学生入学与选拔上采取非学术标准,在课程设置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模块化课程,但是应用型大学教师的职称评价体系却完全采用的是研究院里“研究员”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以论文的数量辅之以所发刊物的等级为标准,而完全与应用型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这一社会职能没有任何关系[2]。
3痹诎煅特色方面,不同类型的高校无异
经过近些年扩招和合并,我国研究型大学大多在向巨型化发展,办学方向趋向单一化,几乎包揽一切。而同时,绝大部分应用型大学也在努力“升格”、“合并”,追求高层次、综合化,希望无所不能。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高校间差别不大,特色不明显,个性不鲜明,“千校一面”的现象。而且,还有些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把特色等同于特长,把办学规模与办学特色联系起来,认为规模小就不好,“大规模、综合性”就有特色。
这种状况下只能是培养出同一种类型的人才,因此势必与社会的多层次发展和多样性需求相悖,从而使高校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既影响高校自己的健康发展,又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功能的充分实现。就拿现在频见媒体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过大的`问题来说,真正的就业压力有多大呢?或者其中的压力源究竟是什么呢?除去学生对区域选择本身的偏差导致局部地区的就业压力异常外,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岗位对人才需要的多层次、多类型与高校单一类型的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单一的人才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才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错位,不能很好地协调,造成大量的岗位招不到合适的人才的同时,大量毕业生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此,思索如何实现不同类型的高校差异性发展的定位措施是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
二、体现高校差异性发展的定位原则
面对目前我国高校发展定位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定位中应切实遵循独立性、务实性、发展性和特色性原则,这样才有助于实现定位的作用,促进不同类型高校的健康发展。
1倍懒⑿栽则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新时期不同类型大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政府通过引导,甚至通过立法努力为大学发展提供科学、公平和发展的环境。但是政府的立法和引导仅仅是宏观的指导,不同类型大学具体的定位和目标的制定都应是各大学从自身条件出发,独立思考的结果。无论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大学,只有实现这种定位和目标,才能体现大学的独立性,而不是政府的意志。不同类型的大学也只有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独立思考,才能保证国家宏观政策能科学地被认知,保证大学发展定位和长期规划的稳定性和科学性,为大学健康、持续的发展提供可能。这是实现不同类型的高校差异性发展定位的前提。
2蔽袷敌栽则
务实性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高校的定位,首先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社会经济发展是多层次的,对人才的要求是多层次的,因而学校也一定是多层次的。每一所高校一定要根据社会要求、自身发展的状况,把自己放在更广大的系统中理性地思考和比较,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同时也要看到不足和差距,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无论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大学,既不能好高骛远地选择不可实现的高定位,也不能低估自身的实力,不切实际地选择低目标。
3狈⒄剐栽则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大学定位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大学定位一定要符合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符合教育的国际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态势。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要进行有效的定位,就要回顾各自过去发展的历程,总结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要把握现在发展的机遇,发挥自己的优势,注意扬长避短;同时也要展望未来,从学校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科学、可行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并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不断予以发展和完善。
4碧厣性原则
在大学发展中,大学特色是大学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特色的有与无,直接决定着大学的兴衰。大学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在竞争中立足。目标有特色可产生导向力,专业有特色可产生发展力,环境有特色可产生吸引力,校长有特色可产生感召力,教师有特色可产生影响力,学生有特色可产生竞争力[3]。世界一流大学均有其享誉全球的办学特色。没有特色的大学,“千校一面”的大学,很难称之为高质量的大学。大学特色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渐的过程,并非大学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办学特色,首先要有鲜明的个性,其次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办学特色是在大学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要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要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要根据自身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不断挖掘、发展和突出自身的特色。
三、体现高校差异性发展的定位措施
从我国高校发展定位的现实看,体现高校差异性发展的定位原则,促进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性发展,在定位措施上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方面,应为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提供有效的宏观指导。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大学的战略定位和规划需求,对今后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目标、大学分类和建设层次、大学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大学评价标准和体系等关键问题做出更为科学系统的判断,提出大学长期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南,为不同类型大学的定位与战略规划提供有效的帮助。同时,政府又要注意给不同类型的高校以充分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发展的空间。
其次,要改革现有的大学评价标准和体系。现在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各类评估基本上还是一个标准、一个尺度,统一划线。为实现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性发展定位,应按大学类型进行评估,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有不同的质量标准,要形成同类大学竞争、不同类型大学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格局,使每一类型、每一层次都有一流学校,从而创造出大学科学定位的外部环境;可以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分别评估,按评估的等级向大学下拨经费,为不同类型的大学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重视按学科评估排名的方法,鼓励不同类型大学突出和重视自身优势学科的培育和发展,以增强它们学科定位和战略规划的差异性[4]。
第三,从大学自身而言,不同类型的高校要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发展的状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高校既要努力找准自身优势和特色,也要看到不足和差距,更多地从提高竞争力、挖掘发展潜力、寻找学科交叉等方面来思考大学定位落实中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研究型大学定位从自身因素出发,既要重视物质建设,更要注重大学内涵的培养,否则即使能在短时间内把研究型大学搞得轰轰烈烈,但在长期发展中它也会表现出潜力不足,后劲不够的弱点;而应用型大学在学术氛围、学科水平、专业门类、教师资源、科研成果、学术声誉、科研经费、办学设施等方面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存在差距,不过,有的学科专业虽然在世界或全国范围内并非是某所应用型大学的优势,但在一定的区域内则可能体现其优势,这种优势的取得对应用型大学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不同类型的高校在落实其定位过程中要把握不同的参照标准,把自己放在更广大的系统中思考和比较,在各个维度上应有不同的定位参照标准。如在办学理念、学术标准、入学与选拔、教学形式和师生关系,以及学校规模等方面,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应有明显的差别。
第五,不同类型的高校要重视实践性,把自身的定位提升和转化为大学全体人员的行为规范。不同类型大学定位的落实实质上是一个传承和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全校上下对学校发展的历史、基础、方向、目标的广泛讨论、认可、统一、升华的过程,是一个全校上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努力奋斗的过程。同时,不同类型高校定位与发展目标的本质要求,应在大学的重要决策中得到明确体现,尤其是在人力资源、财政资源和行政管理资源的配置中得到有效体现,从而发挥出大学定位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4]。苤,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不能忽视各方面因素给高等学校带来的深刻变化。各个高校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就应该不同,培养的人才和提供的服务也要有差别。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在已做出自身合理定位的基础上,一定要在实质上,真正落实和体现大学定位的价值。历史为每一所大学所提供的机遇都是相同的,只有那些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及时调整并能从实质上真正落实发展定位的大学,才可能与时俱进,成功地实现大学的发展,从而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5]。
[参考文献]
[1]沈红. 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的三个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3):44-45.
[2]吴文新. 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DB/OL]. www.xinwen.wh.sdu.edu.cn/2005/news.aspid=051230080923702389, 2005-12-29.
[3]程天权. 关于特色立校的思考[DB/OL]. news.ruc.edu.cn/040107/article/05-05/13588.htm,-11-11.
[4]龙超云,曲福田. 英国大学的战略地位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7(1):105-109.
8.再论遵义会议 篇八
一、为什么要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我们所说的劳动价值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的系统学说。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代表人物――配第、斯密和李加图先后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科学成份的优秀成果。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完整体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习和讨论,形成了一套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基本认识。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原来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能否适应新时代新情况的问题,面临着对现实经济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适应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认识的挑战,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挑战。关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和展开的。
(一)现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在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并围绕着物质产品生产过程而展开的,与物质产品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服务业部门基本上被排除在价值创造的考察范围之外。比如,将货运与客运区分开来,把前者列入价值创造的链条,而把后者列为不创造价值的部门,就是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服务业的生产和就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全世界的平均数超过了60%,一些高收入国家超过了70%;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也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水平。相应地,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从全世界范围看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而将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排除在外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经济现实的挑战,深化对服务劳动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成为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科技革命引起的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所依据的生产方式是工业机器大生产,活劳动在运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生产资料则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价值转移,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流程很清晰。但是,现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出现了无人车间以至无人工厂,活劳动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物质财富及其体现的价值量却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长,其中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趋势,如何解释价值量高速增长的来源?如何认识科技、知识与新价值创造的关系?能否继续坚持和怎样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一元价值论?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和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现代金融和信用制度为中心的经济流程的日益复杂化,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与马克思所处的传统工业社会相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如教育行业的劳动)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认识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知识型劳动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特点,也是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新内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分配模式的形成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除了外商投资经济之外,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日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收入来源的
9.再论遵义会议 篇九
合争防御,把对手变盟友。既可以避免在特定市场上进行过早或不必要的竞争,尤其是避免在积聚有效实力之前与对手拼消耗地恶战;又可以获取与自己的资源互为补充的资源,共同防御第三者的侵入;还可以以盟友为镜子,迅速学习对方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经营管理经验;其效益是多方面的。
五、收缩防御
任何防御,都不是必须保卫所有的领域。资源总是有限的,防线太长,兵力太分散,将什么也防守不了。这时候,有计划地从某些薄弱环节撤退,收缩防线与地盘,倒是个更好的选择。上海文新报业集团提出:要眼睛盯着市场,抓紧时间夯实内部管理,用2~3年的时间,剥离不良资产,堵住各个“出血点”。成立集团两年中,它们陆续停刊了《文汇生活导报》、《文汇电影时报》(并入《文汇报》影视版)和《漫画世界》(并入《新民晚报》漫画版)。或撤掉产品,或压缩规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收缩防御的要点在于,放弃较弱的领域把力量重新分配到较强的领域,根本原则还是集中兵力。中国入世之后,所谓“强”与“弱”,要按照新的形势,新的竞争对手来衡量。在那些没有优势的领域――文新报业集团所谓的“出血点”;或目前的优势势必不能保持的领域;投资防御都不合适。目前还有优势,那就尽可能创造现金――快快收割;当优势不再时毅然放弃――赚了钱就跑!媒体应当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其防御投资。
以上逐一论述了五种积极防御。需要强调的是,防御是要投资的,而防御带来的好处常常是难以衡量的,因为成功的防御意味着不测风云根本没有发生!目前,妨碍中国媒体投资防御的最大陷阱,就是迷信“入世缓冲期”。它本指各行各业承诺开放时间之前的保护期,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的原则,对特定行业开放与否和开放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入世缓冲期”不是静止和永恒的。207月,美日欧10大旅行社开始在上海开办合资、独资旅行社,与中国入世时对旅游业的承诺相比,这一步骤提前了3年!换句话说,中国旅游业的“入世缓冲期”提前3年结束!回到传媒业,境外传媒既在按我国承诺的时间表进入――如进口20部外国电影;又在以个别谈判的方式提前进入――如“星空卫视”在广州、肇庆开播。迟钝了可不行……当威胁迫在眉睫时才开始行动,可能已经为时太晚!
资料来源:
李靖:《引入资本运作创建报刊连锁经营网络 做大党报品牌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天津日报网,/3/19
蔡贤盛:《论电视进入品牌时代》,《南方电视学刊》2002(2)
张辉锋:《当前中国报业发展的若干热点问题――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总经理顾行伟访谈录》,《新闻记者》,2002(7)
《上海东方体育日报面世》,东方网,2002/5/18
张春平:《王长田:成功,与野心为伴》,载成思行、燕华主编:《与传媒界名流谈心》,268~27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2
《广东电视如何与狼共舞?――听听纸媒体的声音》,《南方电视学刊》2002(2)
冯令沂、肖枞:《广东卫视2002改版的操作和思考》,《南方电视学刊》2002(4)
《颁奖 交流 应战 畅想――全国省市电视台优秀专栏节目颁奖》,《南方电视学刊》2002(2)
《媒体专刊・广电版》,第26期,新华传媒工场出品,2002/7/16
《中国中央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组建合资公司》,ChinaByte综合消息,/10/30
赵化勇:《全球化背景下央视的改革与发展》,《电视研究》2002(5)
霍中彦、高改芳:《提前3年 中国旅游破壳迎战》,《成都商报》2002/7/17
10.再论司法语言的精确与模糊 篇十
提要:司法语言的客观与准确是司法中立的基本保证,但学术界大多是从它的精确性方面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反向思维的方法,从司法语言的模糊性方向对司法语言进行探讨,重点分析了司法语言模糊性在具体应用中的不同体现。
关键词:司法,语言,模糊性,精确性
司法是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依据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公正的执行与监督,司法语言自然被视为公平、公正的代表,因此,对司法语言的要求历来是非常严格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字风格朴素”、“语言表达准确”、“力求简洁又不失原意”、“语言通俗又不失庄重”,即所谓准确而得体。这既体现了司法语言的精确性,即单一解释性,同时也包含了司法语言的模糊性。然而多年来,法律界更多地注重了他精确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对司法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如果一味的强化精确描述而忽略了模糊概括,将有悖于语言的运用规律。
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官审判的中立性。整个审判活动都应当体现这一现代理念,司法语言更是首当其冲。然而,客观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化对树立中立审判意识构成了极大妨碍,并且往往有大量因素影响法官的中立审判,这些因素最终必然反映到司法语言上。
一、模糊是精确的另一种形式
(一)模糊性非含混也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人与人的交际活动中,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司法语言也不例外。在日常的社会交际中,语言需要准确,而不需要含混。因为含混影响语言信息的传达,而模糊性则是某种交际语境的需要。模糊是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相对于精确而言的。比如,解释“大雨”,专业的天气预报书籍可能解释为“二十四小时内雨量累计(在雨量收集器内)达40至79.9毫米(mm)雨”,这是十分精确的。普通人表述大雨,完全可以说“比较大的雨”,然而“大”到多大程度却不曾深究过,这是交际语境使然。司法语言同样需要模糊,比如:起诉状中对起诉理由的陈述,常常要用到诸如“某某的行为给原告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之类的语言,“严重”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然,这种词语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假如在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法律责任明确无误时也是如此轻描淡写地分析其责任干系,那就是含混而非模糊的了。从另一方面看,适合一定语境的模糊又是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词义的明确性与模糊性是相对的
司法语言所特有的语言程序,大多数有助于产生两种效果,即中立化效果和普适化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司法语言的客观与准确。但准确与模糊又往往是相对统一的。正如前文所言,适合一定语境的模糊是语言的必需。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把任何事情都陈述的精确细致,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我们使用模糊语言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等说法,这都是在仔细斟酌后选择的语辞,唯其如此,才能准确表达语义。
二、司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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