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共10篇）

1.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一

一、消极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卢梭认为, 儿童天生向善, 在人的天性中并不存在什么过失, 人类的种种错误和罪恶是后天错误教育和不良影响的结果。所以, 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消极教育”的思想。

“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 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 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

(一) 教学原则——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卢梭提出教育应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在万物的秩序中, 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 童年也有它的地位;应把成人看作成人, 把孩子看作孩子。如果教育不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 就会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在儿童 (0~12岁) 的教育中, 应顺应自然地发展, 锻炼儿童的身体, 发展他们的感觉, 而不是强迫他们学习他们听不懂的、不感兴趣的各种知识和道德规范。

(二) 教学进程——重“实行”轻“口训”

“消极教育”强调用生活和实践教育, 就是要让儿童通过自己的感觉去认识外部事物, 而不是通过成人口头上的说教。卢梭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不对学生进行任何种类的口头教训, 而是使他们从经验中去取得教训的教育。因为孩子们对他们自己说的和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是很容易忘记的, 但是对他们所做的和别人替他们做的事情, 就不那么容易忘记了。

(三) 教学方法——重视自然惩罚

在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中, 实施惩戒的方法是“自然后果法”。卢梭认为教育上最好的方法是让儿童在同自然的接触中, 体会到自己所犯错误的自然后果。假如一个孩子撒谎, 教师不要去斥责他们, 而是使他们明白, 谎言的种种不良后果就都要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消极教育”并不像它字面上的意思, 要求成人消极应对, 一事不干;它实际上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耐心和责任心, 花费更多的心思。教师不仅要保持纯朴, 谨言慎行, 而且要尽可能地使他获得各种各样有用于他青年时期的教育和他一生的行为知识, 培养他的各种能力, 尤其是判断力。

二、“消极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的意义

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提出了两个多世纪, 但在中国, 他所批判的那些教育现象仍然存在, 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说, 消极教育思想对于我国现在的教育仍存在着积极的意义。

(一) 克服我国教育过分积极主动的倾向

中国人自古就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尤其在建国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他们的口号。超前教育、特长教育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这些教育措施不仅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特点, 而且还会压抑孩子的天性, 让他们原本天真愉悦的童年充满了不愉快。如果这时家长愿意借鉴和运用卢梭“消极教育”的思想, 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 遵循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 就会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 让孩子真正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 克服我国教育过于注重书本的倾向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 “教材中心”的做法在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不可估量, 教师不仅要读, 要讲教材, 他们还要求学生去背, 甚至是去抄教材, 许多中小学生不堪此重负。虽然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应该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但绝对不能把孩子培养成“书呆子”。如果可以加入一定的与课堂知识相关的实践课程, 这样既可以极大地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 又可以巩固学习效果。

(三) 克服我国教育过于注重口训的倾向

随着时代的进步, 体罚渐渐退了历史的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讲道理的教育方式, 也就是口头教育。这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子女不愿接受老师和家长讲的道理, 也随之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这个时候, 有的家长和教师习惯运用大人的权威来强迫孩子接受。但这样做只能使孩子表面服从, 他们的内心却萌发了反抗和不满的种子, 日后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想法办事, 有时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和损失。如果这时家长换一个态度, 给孩子一些时间和自由, 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道理, 让他们体会到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 这样家长不仅可以少费口舌, 还可以赢得孩子的尊重与喜爱。

摘要：卢梭指出, 儿童在十二岁之前应当进行消极教育。教育的任务在于防止学生的心灵受到罪恶的沾染, 而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 因为儿童的天性是好的。在教育上, 教师不仅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而且要注重“实训”和“自然后果法”。这对我国现在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过分积极主动、过于注重书本、过于注重口训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消极教育,尊重,自然惩罚

参考文献

[1]卢梭 (著) , 李平沤 (译) .爱弥儿——论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89.

[2]吴式颖.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1999.

[3]但柳松.卢梭消极教育思想的积极意义[J].教育探究, 2009, 12.

2.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二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上，儒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思想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儒家历来反对滥用资源。孔子明确提出“节用而愛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相应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爱物的思想，他说：“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把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与生态环境运行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我们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可以借鉴儒家所倡导的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

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主张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当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要和当代社会相适应，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阅读指津】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西方世界有数百年、在中国则大概只有数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以预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蔡方鹿的《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

该文的重要关键词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现实意义”。筛选并整合文本的主要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待自然资源等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反对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倡导取用有节，物尽其用，反对滥用资源，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

作者站在历史和世界的角度指出“今天，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技术层面探索更多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理念，反对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反对为所欲为地征服和掠夺自然。”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惨痛教训：“大跃进”中有太多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围湖造田”、“毁林（草）造地”、“斗天战地”等强调人的意志而违背自然规律的事。

结合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我们可知作者所写的学习和借鉴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将发展经济、科技、生产力与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将人类生活之需与尊重环境规律结合起来，提高开发、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有助于我们继承并发展儒家所强调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等生态伦理思想，使之成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从而弘扬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有助于矫正、抛弃西方所强调的以人类为中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错误观念，从而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

原文几处引文及其作用的解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意思是，仁爱的人拿天地万物等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了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这论证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意思是节约财用，爱惜百姓，按照时令、规律等来役使百姓，这论证了儒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的意思是砍伐一棵树，宰杀一头禽兽，如果不是在该做的时候做，那就是不孝（不尊重自然），这论证了儒家友善地对待天地万物的态度。“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意思是亲爱亲人从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从而爱惜万物（草木禽兽），这论证了儒家爱护天地万物的思想。

文章结尾，作者非常客观指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包含着诸多超越时空限制的合理内涵，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不会随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过时；同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有一些糟粕。所以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还需与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环保理念结合起来。我们要根据当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这里作者既辩证分析问题，指出其利与弊，同时又能联系实际，指出方向。文章既体现了社科类文章的严谨，又让学生在阅读中积累历史知识和写作的一些方法。

在儒家的宇宙哲学中，人与天地的关系应是融洽无间的，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为仆人，相反，他应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相通的精神。总之，儒家是从整个生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其精神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中的人们提供深厚的价值支持资源。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先秦儒者对自然长期感性实践、认真观察和理性思维的智慧结晶，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鉴。

如上所述，本文在理解重要词语的含义、理解重要句子的含意、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和想象上，都是很好的切入点和命题角度。

3.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三

关键词：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现实意义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 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 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国家统一问题的伟大先驱, 同时也是祖国统一思想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者和实践者。他的祖国统一思想,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华民族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尤其在海峡两岸人民仍处于人为分裂的状态下, 研究孙中山的这一思想,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理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的内涵

1. 高举民主统一大旗, 反对分裂和压迫。

孙中山明确强调中国的统一是要实现民主统一、共和统一和全国统一。统一的具体内容为民族、领土、内政, 军政、财政五大统一, 民族、领土统一是祖国统一思想的最主要内容。

2. 重视人民的力量, 依靠人民群众实现祖国统一。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更是国家的主人。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屡次失败与他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军阀、策士身上, 及以无原则的妥协求和平统一不无关系。屡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从革命的切身实践中日益深切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占有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放眼全球, 用宽阔、长远的战略性眼光看待祖国统一与世界关系。

他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把中国的统一问题和世界人民厌恶战争、反对分裂, 爱好和平的总趋势联系起来。孙中山始终把中国的独立、统一放在世界范围背景之下, 密切联系“世界潮流”的大趋势。

4. 从实际出发, 灵活运用统一的方式和手段。

和平安康是中国人民一向提倡和追求的目标。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 孙中山先生先后曾提出了武力统一、和平统一、法律统一等主张, 并为此进行了种种尝试, 以求促进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面临被战争折磨多年而疲惫不堪的中国的劳苦大众, 为了使人民少受战争的危害, 孙中山主张和平统一。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于1912年和1924年两次应邀北上, 进行和平统一中国的会谈, 这是他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的两次意义重大的实践。

孙中山主张和平统一, 但并不是刻板地死守和平统一方式而顽固不变, 而是主张灵活运用统一方式和手段。如果和平统一的道路行不通, 他不排斥在特定条件下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在孙中山看来, 统一应该是有原则的, 这就是要服从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如果违背了这一最高利益, 即使动用武力也在所不辞。应力争和平统一但不可为假和平、假统一而放弃原则, 妥协退让或停止斗争。争取祖国统一的途径或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武力的, 决非仅限于和平一种方式而自缚手脚。至于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手段争取统一, 要灵活运用, 视具体情况而定, 不可刻板、老套一概而论。

二、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的当代意义

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 是其数十年如一日毕其一生奋不顾身投身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晶, 更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志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其祖国统一思想博大精深, 意义深远, 既符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统一的历史主流和爱国主义传统, 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既符合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衷于团结、统一的思想, 也符合当时、现代和今后的国际潮流, 同时更是合乎人类发展规律和人心所向。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虽然是他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无论其可贵的反对分裂、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及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丰富、完善祖国统一的思想并指导自己行动的做法, 还是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灵活运用统一祖国手段的思想, 为我们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提供了鲜活典范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312页) 说的孙中山“在政治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国共合作时的1926年, 就继承孙先生的这一遗愿, 与国民党人一起举行了打倒列强与军阀、进而统一全中国的北伐战争。随后, 中共几代人又“为结束祖国大陆同台湾分离的局面,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了孙中山热爱台湾、关注台胞命运与努力谋求实现祖国统一的爱国革命精神。他们始终认定“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正是基于此, 中共倡导的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后, 于1945年10月25日使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幸的是随后国民党重新挑起了内战, 又人为地使台湾与大陆的新中国分离开。面对这种情况, 几代中共领导人都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信台湾回归祖国与完成统一大业一定会实现。毛泽东曾严正声明:“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 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外人无权过问, 联合国也无权过问。”周恩来多次郑重宣布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 不论采取什么方式, 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 决不容外国干涉!这也是中共几代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一贯严正立场, 他们多次表示:“祖国统一的问题, 应当由两岸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同时也希望世界各地的中华同胞帮助推动”。继毛泽东、周恩来的祖国统一方针之后,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90年代以后, 江泽民再次明确指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澳门两地先后顺利回归祖国的实践, 已完全证明, 这一科学构想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 对加强中国各民族团结起到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起的作用更是无法估量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根本大计, 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 也是切实可行的。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他们在谋求祖国统一的奋斗中, 对于孙中山统一祖国的思想实践, 既有历史发展上的承传与弘扬, 又更有在新形势条件下的发展和超越。

在新的形势下, 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祖国怀抱, 中国神圣领土台湾仍在徘徊、观望、犹豫不决, 海峡两岸仍处在人为分割的情况下, 认真回顾并研究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 不仅对孙中山的思想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而且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和平团结精神、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作用。正是在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的指导下, 国共两党已经实现了两次伟大合作,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海峡两岸人民在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祖国统一思想的指导下, 更有理由和信心实现再次合作,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N].人民日报, 1997-09-22.

[2]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N].南方日报, 2001-10-10.

[3]陈旭麓, 等.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4]孙中山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4.《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四

关键词：老子 教育思想 现实意义

一.对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发展的启迪

青年教师通过研习《老子》，掌握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萃整理好、宣传好，使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便没有发展前途。

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礎之上“辅其自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实现“大顺自然”的理想境界。教师可以根据这种思想，在教育上实现对学生的顺其自然，或者是其他的教育创新。有助于个人修养。落实到教育者身上，其实老子是倡导一种少说多做的教育方法，这其实是与儒家的言传身教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重要的补充，老子的思想也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给我们以许多积极的启示。

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学习并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少说多做，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一味的通过一次次测试分数、评比等指标压着学生学，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目的和效果。

返璞归真、淡泊名利。人法自然从个人学习的角度来讲便是返璞归真、淡泊名利，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作为万物的灵长，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要以“无为”促使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老子的教育之道，在于不泯灭每个人的本性，在于顺应天理。法自然，宗无为，这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包括人生价值观念的引导。

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道法自然，在兼容并包的今天，借鉴老子自然思想的教育价值，儒道结合，充分发挥教育的最大价值，使国民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己本性而成长。

二.素质教育好形式

传统文化经典何以在当代大学校园引起共鸣呢？华中科大熊良山教授说：1990年，我留校担任学生辅导员，在工作中了解了同学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接触了许多有“问题”的同学。我很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幸找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并聆听先生讲授《道德经》3月余，解开了心中的许多疑惑，并因此对《道德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6年，为适应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的需要，我在有关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开设了一门“道德经解读”选修课（面向全校本科生，2001年改名为“老子道德经”），以课堂教学方式帮助大学生学习《道德经》，理解其深刻含义，并以这门课的课堂教学为依托，进行了为期9年的“用《道德经》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

深入采访之后，记者了解到：“老子道德经”课是为适应华中科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而设立的一门人文类任选课，教学目的是通过对《道德经》的详细讲解，结合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例子，使学生对《道德经》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我国古代先哲老子提出的以提高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道德水平和为人处世能力，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学生获得美好、幸福的人生，取得事业的成功，同时也为学生今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打下一定的基础。

谈起《道德经》进课堂的事，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院士说：“我校涂又光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涂先生一再讲，我们中国人都要念两本书：《老子》与《论语》。我赞成涂又光先生的精辟见解。要振奋民族精神，就要‘背靠五千年’！”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冯友梅教授也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经》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学生在了解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热爱，在热爱的基础上产生效仿的动力，最后成为他们自觉的行为。”正是因为《道德经》这门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使它获得了2001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文科类）。在《湖北省教学成果奖推荐书》上，校评委会的意见是：“经过5年的探索和实践，开辟了一条利用文化经典《道德经》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将素质教育进一步落到实处，取得了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为人处世能力的实际效果，在武汉地区高校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在全国高校推广的价值。”

三.狠抓德育的根本——人格培养。

“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德育的中心不能多，多中心等于没中心。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德育教育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先做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如孝敬父母、关心兄弟姐妹。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要尊重和敬爱;在对兄弟友爱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同学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由易到难，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灌输”的生硬感觉。

“勤而行之”。老子认为，要想把“道”学好，必须认真实行，及时预防。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说，要想克服困难，应当在它还容易的时候着手：要想实现远大的目的，应当从细微处作起;因为天下的难事一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一定从小事开始。因此，办理任何事情，必须及早抓紧有利时机，作好准备，而且要认真对待，不可麻痹大意。对于教育活动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作为德育原理，是很有用的。培养学生的道德习惯，教师必须注意从学生日常行为表现上细心考察，慎重对待、及时引导。

学习他人长处。老子主张，“为道”必须向一切人学习。不仅向好人学习，而且还要向不好的人学习。向不好的人学习，当然不是要学坏，而是吸取教训，把坏人作为一面镜子，不使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孔子也讲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今日的我们尊重赞赏才华，然而“德才兼备”永远是教育应追求的完整目标。为什么没有“以才服人”却有“以德服人”一说？常和学生们相聚谈论老师，得到的结论往往惊人相似：能力强却无师德的老师在学生眼中陌生且分量无几;负责任、爱学生的老师即便教学能力不足却依然能得到肯定，他们的道德对学生的人生产生了深刻而正面的影响。与一些昙花一现或浮于表面的才华不同，道德如春雨，润物无声而实实在在，所以能令人真正信服。老师既是如此，那么什么样的教育符合老子的思想呢？乍看起来，世界上许多教育现象与老子的道德思想是相悖的，这也正是需要重新反思道德教育的原因。老子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眼下青年辩论会在世界各地进行得如火如荼;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如今许多人但凡听到“博士”二字便盲目崇拜;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事实上，老子的道德教育可以解决竞争等机制带来的现实问题。“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一己之利不足为道，这“不争”的倡导背后有着一个难以为“竞争者”理解的、高明的洞见：给予的越多，收获也就越大。道德的良性循环是实实在在的：大家的行為都能符合道德良心，以有余来补不足，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定能缩小。所以要推动公益、推动人类共同的福祉，道德教育必不可少。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伟大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最珍贵、最高尚的道德宝藏。这宝藏是“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如今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教育家将目光转向中国教育先哲的思想，道德教育亦是一个联结各界的共识。跨越古今，老子怀中的宝藏终有契机“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5.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五

显然，故事中的庄子的志向不在那些如腐鼠般的官职上，他只是路过去看望自己的好朋友，却无端的遭受别人的猜忌，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当你执著地追求一种感觉或者境界时，总会有人会指指点点的认为你有所图，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让人们对人的行为失去了最原始的最本质的信任。

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据说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淮南子·齐俗训》）

其实在生活中，庄子和惠子本是很好的朋友，惠子先于庄子而逝，在《庄子·徐无鬼》中表现了庄子对墓中的惠子的怀念。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郢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我有些奇怪，庄子和惠子是这样的好朋友，知己，惠子怎会因为一个宰相的位置就要搜捕杀害庄子？况且惠子以为庄子来夺他的相位只是猜疑，并无依据。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并用故事表明了自己不屑与惠子争梁国相位，是因为梁国相位太小了么？面对送上门来的更大的相位，庄子又是怎样对待的呢？庄子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个故事。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捧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庄子有着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所以，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己意，揭示人性的弱点。

看惠子相梁，惠子为什么要杀庄子？很简单——因为利益。

庄子很穷，很有思想，视名利如粪土，是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比较另类。惠子呢，比较世俗，把名利看得较重。因为庄子威胁到了惠子的宰相地位，尽管庄子无意取得这个位置，但他的学问和能力毕竟使他有这个实力。看来，在现实中人人所有的危机感随时会变成斗争，都有可能为了取得或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面对利益，有的人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原则，驾驭利益的欲望，不为五斗米折腰，做利益的主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碰撞利益，有的人被利益所俘虏，成为利益的奴隶，就像一群丧失理智的动物，变成利益驱动的魔鬼。在利益的诱惑下，本性容易迷失，所以有“利欲熏心”之说。

思考利益价值，可以检验人性善恶；玩味利益传奇，可以尽现人性光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纯真的人性在虚伪的霓虹灯的射影下扑朔迷离，很多人为了金钱，为了权力，为了个人利益，背叛亲情，友情，爱情。人心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变得冷漠，人情在利益和名誉面前降到了冰点。这个时候，庄子的《惠子相梁》无疑给我们上了一堂最好的人性之课。

6.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六

关键词：群众路线,毛泽东,社会转型期

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并阐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与杰出代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总结了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做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1031的论断。群众路线是我党实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保证,是党的生命线。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人民,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一直是他审视社会现实和领导革命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概括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极其丰富。其核心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3]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私利。党要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体现。党应该经常教育全体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做“人民公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作贡献,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

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4]我们在人民面前,对一切都不应该采取轻率的态度,而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要考察共产党人是否真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能只看到他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实际行动和客观效果。因此,我们不但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而且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使我们的工作结果,完全有益于人民。

(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人民群众创造了人类历史,他们有无限的智慧和才能,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真正伟大的英雄。毛泽东认为,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而,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依靠和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激发群众的觉悟。只有这样,才能带领人民群众最终完成解放事业,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

(四)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因为群众的知识和经验是最丰富的、最实际的,所以,要做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做群众的学生。不注意向群众学习,不在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势必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因此,党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认真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吸收、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觉悟、指导群众的行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自我党确立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以来,它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在中国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重要转型期,我们重温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元化价值取向,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是深化改革成果的重要基本原则。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力量的组合发生着深层次的变化,出现了阶层间的不信任,“仇富”、“轻贫”的阶层心理隔阂因素增加。部分弱势群体,农民工、失业工人以及普通的工薪阶层面临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巨大的经济压力,引发了他们心里的不满意度,甚至出现了群体事件。而他们恰恰是我们党传统的执政基础。他们身份的转变、心理的落差,构成了我们党执政基础的流失,对党是否在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经济建设中,相对与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开始暗自侵蚀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个人主义思想开始泛化,传统文化的引导规范作用逐渐退化,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减弱,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害关系中,多元化价值取向很容易导致社会成员忽略国家和集体利益而突出个人利益。这种集体意向性松懈的客观存在,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和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提出了严峻挑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既不能到马恩经典著作中去找现成答案,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每迈出一步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各阶层间的摩擦,才有可能把失误减小到最低限度,避免少走弯路。改革的任务要靠群众去完成,经验要靠群众去积累,新事物要靠群众去创造。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加,改革难以深入下去。这就要求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要符合人民的利益,要从人民群众中找到制定一切政策的基点。否则,党的政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法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我们要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每项改革方案的制订应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执行过程中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成果,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因此,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继续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正确估计党风现状,正视腐败问题严重存在的事实,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拓宽党和群众的联系渠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是加强党风建设的迫切需要。

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党风问题、腐败问题就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在某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着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不符的问题,如有的干部宗旨意识不强,理论与实际脱节,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政绩观不正确,个人主义严重,法律观念淡薄等。更有甚者,腐败在和改革赛跑,利益驱动下的腐败有着加速发展的趋势。据中纪委监察部发布的统计数字,2011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 345 814 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960 461 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55 008 件,立案137 859件,结案136 679 件,处分142 893 人,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 843 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 人。这反映了我国党和政府在查处腐败案件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转型过程中腐败现象仍处於高发阶段,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制约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损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加强党风建设,务必坚持党的群众观和群众路线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应该自觉树立一切为了群众、向人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学会同群众商量办事,心里必须时刻装着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务必认真学习党的革命光荣传统和总结党的革命经验。居安思危,防止产生官僚主义家长制腐败思想,端正思想,从内心由衷地敬重人民群众,真诚地把人民群众当成国家和社会主人。积极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注重联系群众方式的多样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主动、更丰富。[”6] 899领导干部要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去蹲点,召开不同形势的座谈会,鼓励群众反映真实情况,制定和完善一些联系群众和鼓励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具体措施。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持与时俱进,赋予“群众路线”新内涵。

7.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七

一、赫尔巴特的德育思想

1、教育目的与德育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者应为儿童的未来着想。因此, 学生将来作为成年人本身所要确立的目的, 是教育者当前必须关心的, 他必须为使孩子顺利地达到这些目的而事先作好心理准备——总而言之, 教育目的可以区分未来成人的——既非教育者, 又非儿童的——意向目的和道德目的。”从中可看出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可能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 所谓“可能的目的”是指与学生将来选择的职业有关的目的, 是他们在将来某些时候按照他们的心向或多或少地会遇到的目的;所谓“必要的目的”是指儿童将来不管从事任何活动, 都必须具备的完善的道德品格。而且他还认为教师在这两种教育目的中, 最应该关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2、德育的目标:五种道德观念的养成

从上述教育目的出发, 赫氏便理所当然地赋予德育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说:“教育的唯一的工作于全部的工作可以归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 因此, 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他把道德培养主要集中在“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等五种道德观念方面。在五观念中, 前两种是调节个人道德行为的, 后三者是调节社会道德行为的。他还指出, 此五种观念是一个不可偏废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显然, 他是主张维护当时的封建社会秩序的, 这符合了容克阶级的利益。但同时也表现出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下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主张平等、自由、公平、仁爱等, 这些口号是与封建势力相对立的, 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

3、德育的过程:儿童的管理、教育性教学、训育

赫氏认为儿童身上有一种烈性:“这种烈性就是不守秩序的根源, 它扰乱成人的安排, 并把儿童未来的人格本身也置于种种危险之中。这种烈性是必须克服的, 不然, 儿童不守秩序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儿童监护人的过失了。”那么如何克服这些烈性呢?他认为应该采取一些对儿童进行管理的措施。关于管理的措施, 他一方面主张威胁、监督、命令、禁止和惩罚, 另一方面强调权威和爱。教育性教学是赫氏教育学体系的核心。他也是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性教学”这一概念的教育家。他认为:“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 正如反过来, 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 “教育性教学”是指:没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 也没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 教学时实施教育的基本手段。训育是教育的主要成分, 目的是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他认为, 训育可以成为严厉的管理与气氛紧张的教学之间的过渡, 可以同管理与教学结合起来进行。训育对道德性格的培养具有维持、决定、调节三重作用。

4、德育的环境: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私人教育

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的优势在于其学校的性质:“教学计划为他们指出了教学的范围、所采取的学科之比例、每种内容的不同分段。”这是因为它有着内容的计划性、秩序的可控性、气氛的严格性以及德行培养的系统性。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是公立学校教师也是不可能对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得很深, 同时他们关心得更多的是由其传播的知识数量, 而不是每个学生的知识细节与如何在内心加工其知识的方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不足可以有家庭教育来弥补, “家庭教育可以看到并常常可以感觉到成员的内心, 以致单纯了解外部表现是不能使其满足的, 因此, 很清楚, 教育实质上是家庭的一项任务, 而且只有从家庭出发才能利用国家举办的教育。”但家庭教育也有弊端。家庭生活往往比较宽松、随意而不够严格, 比较嘈杂而缺乏秩序, 就道德所要求的十分严格的气氛来说是种欠缺。私人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对于精力充沛的儿童来说, 私人教育机构的教学在进度上可以比学校快, 更适合于个性。就训育看, 私人教育机构比在某些家庭中更能避免源于社会的种种恶习。”因而能更有效地进行训育。但是, 私人教育机构只对部分精力相对充沛的儿童适用。对于德行的培养, 应主要地依赖于公立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使二者形成互补之势。

二、赫尔巴特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赫尔巴特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 有进步的一面, 也有落后的一面,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我们无法超越, 倘若抛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的话, 我们仍能从其德育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这对我们当下的德育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德育之本性——人格的健全与超越

道德,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 它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把握。道德所反应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 它不是人们现行行为的写照, 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 用应是、理性的标准来对它作出善或恶的评价, 并以此来引导人的行为。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 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 不断推动人类向至善方向前进, 也使每个个体不断自我完善, 自我升华。赫尔巴特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 主张未来的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要具备完善的道德品格, 这反应了德育的本性, 即人格的健全。这就要求人类在人格健全的基础上再完成超越的本性。

2、当代德育中的人学主题——关系中的人

赫氏认为, 德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五种道德观念的人, 五种道德观念可使学生获得道德判断力, 产生驾驭意志的决心, 处理好各种意志间的关系, 进而产生道德行为。在这个过程中, 道德性格得以形成。他断言, 五种道德观念是巩固世界秩序的永恒真理, 是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的道德标准。那么, 道德行为的主题——人, 就是在这五观念中, 用理性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 产生意识与行动。人是处在各种关系中的人, 德育从根本目的来说是成人的教育, 就其具体的目标来说是成就德行的教育;德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又是在人与各种关系中进行的, 是一种人对人的、人对社会的、人对自然的行动。因此人是德育的主体和主题。当下的德育应对此多进行理念与实践的探讨。以此来实现教育上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3、注重心灵陶冶、尊重学生个性与多方面兴趣相结合

从赫氏德育的过程来看, 需要儿童的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陶冶心灵是培育道德性格的必由之径。今日之德育效果不佳, 固然原因很多, 但不可否认, 把德育简单化为道德规范的单向的硬性灌输, 轻视或完全忽略对象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子。早在两个世纪前, 赫氏已非常明确地提出进行德育要多关注学生的心灵与精神世界, 而不是简单地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赫氏不仅提出了要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 还提出教学在从多方面培养人的同时, 不要对学生起分散的影响作用, 也就是要力求多方面形成合力。在我国现行的学校道德教育体系中, 所有课程都有育人职责, 但在实际运行中, 把育人职责局限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有之, 完全推给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有之, 以赫氏思想视角观之, 各类课程应合力育人, 不仅不能够因为课程特点不同等原因或借口削弱或放弃育人职责, 还应充分利用各课程特点发挥育人作用而避免起分散作用。

4、融德育于课程教学之中、课程学习与学生德行培养的统一

赫尔巴特所说的多种课程包括人文知识课程和自然知识课程。在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中就是要注意发挥各门课程知识所具有的道德理性教育功能和陶冶功能, 使知识成为真正每个人的“个人财富”。当下的课改中, 德育课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所作出的改革, 最主要的变现就在:回归生活。新课程所倡导的是:回归生活的品德发展、社会性发展的教育;反对的是:脱离、背离生活的道德规范教育、社会知识等教育。德育课程的性质是学习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因此, 课程标准和相应的教材强调的都是儿童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 努力促使他们在自身的经验和体验中学习。例如:“现代德育课程将隐性课程纳入德育课程, 进行系统开发, 就使得存在于课程、教材、学生活动、整个校园共同体中潜在的教育因素, 转变为具有教育性的课程因素。”

综上所述, 赫尔巴特的德育思想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当然, 其教育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研究赫尔巴特的德育思想要具体分析, 进行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所借鉴。

摘要：德育思想是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德育的目标是五种道德观念的养成;德育的过程是儿童的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德育的环境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私人教育。这些丰富的德育思想对当下的道德教育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赫尔巴特,道德,德育

参考文献

[1][德]赫尔巴特, 著.普通教育学·教育学教授纲要[M].李其龙, 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2]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340.

[3]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4:249-250.

[4]吴式颖, 主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七卷) [M].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263-264.

[5]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人民出版社, 2005:35-36.

[6]朱小蔓, 周晓静.赫尔巴特道德教育思想之启示[J].课程·教材·教法, 2008, (2) .

8.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八

关键词：黄道周；义；利

黄道周先生，字幼平，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是明末大儒，和“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并称“二周”。黄道周一生著作宏富，学者称石斋先生，陈来先生以为：“东林之后，明末大儒公推刘宗周与黄道周。明末公论的所谓大儒，受东林余风的影响，也是兼涵忠义与学术两种意义而言。”[1]而黄道周先生尤重仁义，堪为世鉴。

一、传统的义利思想源流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也是历来各家争论的核心。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关于义利的争论主要有三：一是重义轻利论；二是功利论；三是超义利论。重义轻利论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是义利思想的主流。重义轻利论的义利思想主要包涵两个方面内容：义以为先、见利思义。

1.义以为先，先义后利。针对义利关系，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把义摆在第一位，小人把利摆在第一位。孟子讲“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粱惠王上》）孟子以为，如果先利而后义，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就会导致臣弑君，子弑父，人与人相互争夺，国与国相互攻伐，导致国灭君亡；如果先义而后利，则人与人关系和谐，君臣和睦，天下太平。

2.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孔子在主张：“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 述而》），的同时，还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看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只有符合道义，才能取之无妨，否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孟的义利思想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对义的推崇和对利的贬斥都发展到了极致，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义与利如水火不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讲：“义者，天理之所宜也；利者，人情之所欲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存天理，灭人欲的结果是使许多读书人临事无见识，做事无对策，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伪君子。

二、黄道周先生的义利思想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兴盛，可腐朽专制的帝国制度，严重束缚了其发展，明天启年间，阉党肆虐，财政匮乏，在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为救亡图存，一批清醒的士人掀起了革新的热潮，以东林党人为首，从反思王学之弊开始，推崇以理学为宗的经世之学，重在践行救世。黄道周受当时闽南地域文化的影响，积极借鉴西学和实学，主张以六经为本，会通理学和心学，行王道施仁政，救世振兴。黄道周认为，秉承先秦孔孟仁义之说，德义是利之大本 ，只有以义为重，顺乎天意，合乎民意，达致天下归顺，方可谓利。黄道周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谈仁义而为一己私利 ，正是晚明世风日下原因之所在。

（一）仁义者，天地之权衡 ，万物之纲纪

“臣观仁义者，天地之权衡，万物之纲纪也。孔孟衰而仁义之谈绝。”[2]黄道周先生认为在先秦孔盂那里，仁义是天道的本质体现，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准则。如何行仁义？黄道周指出行仁义就要忠孝合一，事君如事父，他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圣人之制礼也，因严教敬，因孝教忠，君父相等，仁义之极也……然则要君何义也？谓托君服以要利禄者也。托君服以要利禄，故君过益彰而亲谊益灭。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意，则利禄也。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3]黄道周多次上疏崇祯帝修礼乐、行仁义之教，先敬人爱人，而后再考虑自己，如此社稷将政通人和。黄道周说：“先礼乐而后刑威，先仁义而后功利，先爱人而后期爱于人，先敬人而后期敬于人。”“其大指以为行仁义者，即不谈功利，可以收功利之实；谈功利者，即不丑仁义，亦已灭仁义之教。”[2]

（二）义者，同人之所共利也

黄道周辩证地理解义与利的关系，“义者，同人之所共利也”[4]。“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5]黄道周先生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以义为利，义是最大的利。为义就是为他人谋利，则天下至顺，“因地之利，利莫大于河海。以义为利，利莫大于就下…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利者，天下之至顺也”。[3]所以判别人才的“邪正是非”就看他是为己还是为人、为利还是为义。“为利而言之，则谓之伪言；为义而言之，则谓之正言；为利而行之，则谓之伪行；为义而行之则谓之正行。杀身而利于人谓之仁，杀人而利于身谓之不仁；害已而利于人谓之义，害人而利于已谓之不义”。[2]黄道周明确提出要重仁义轻富贵，选择义或利将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重仁义而轻富贵，则忧敬之心殷；重富贵而轻仁义，则弑逆之祸着矣”。[3]意即选择义或利将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三）利义者，致治之大端也

黄道周认为谈仁义辨义利，是实行政治治理的重要方面。黄道周说：“仁义之教衰，则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则圣贤之言无以命的于天下。古之君子本仁于身修义以及人，然后布为文辞……今之君子，为利以考文，为文以饰行，苟取习俗，以诬圣贤，以愚黔首，以诳天子，其稍有意义者，选妙微隽自命而已。”[2]他认为晚明世风不敢言礼义、不修仁德，原因正在于太重视一己之私利。唯利是图者以利破义，混淆是非、颠倒邪正。他说：“故其好恶清而是非定，性情平而道义立也。人之性情不平、学术不正，又非其素所训讨者，骤见势利，则颠倒薰心而好恶混淆、是非紊乱了不自觉……作好作恶，以利破义，以术破道，遂至是非淆乱、颠倒邪正而不自知。”[6]黄道周痛斥官吏不顾国家安危、见利忘义的卑劣行径，认为这就是致乱的根源。

三、黄道周先生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

黄道周作为明末大儒，其义利思想不仅是个人修养的道德法则，更重要的是他要正人心，救乱世、行王道，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的突出、更加复杂，因此黄道周先生的义利思想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义”就是伦理规范、道德原则，“利”一般指的是物质利益，义利关系涉及的是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何者具有价值优先性的问题。发展经济，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在一段时期一定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将其绝对化，只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不用道义的原则加以指导和规约，就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如社会生活“一切向钱看”，必然会带来贪污腐败，权钱、权色、钱色交易，导致社会出现诸多弊病，造成许多的人生悲剧。

其次，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中人人秉持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义利观，人人为了一点金钱利益就不惜杀人越货、贩毒贩人，那么社会也将陷入混乱，变得不可治理。晚明社会风气不正、人人不修仁德而贪一己私利，导致晚明最终衰亡。历史的教训，当代人理应警醒。

再次，恰当地处理义利关系，做到义利统一，需要改变过去义利两极对立的观念。在强调社会公义的同时，应肯定个人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要注重社会公义公平。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与个人的幸福。

最后，恪守“义以为先”的价值原则有益于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生而逐利，欲富欲贵，趋乐避苦，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不学而能，不必强调，然而要求人主动放弃利，遵循道义，则需要有一定的个人修养和社会条件。没有社会教化，仁义不行，人人单凭本性逐利，义利关系颠倒，社会道德必然滑坡。只有以义以为先、以义制利，才能见利思义，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M] // 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黄道周.黄漳浦集[M].福州陈寿祺刻本，清道光十年（1830）.

[3] 黄道周.孝经集传[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孝经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 黄道周.易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黄道周.博物典汇[M].敦古斋刻本，明崇祯八年（1635）.

9.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九

一、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中, 最主要的便是健忘。当阿Q被人侮辱和遇到种种伤害时, 不过片刻, 便将它忘却了, 既而若无其事, 接下来便飘飘然的兴奋起来, 这实在是个“高妙”的办法。如在第三章中被假洋鬼子用所谓的哭丧棒打了之后:

“拍!拍!拍!”在阿Q的记忆上, 这大约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 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 反而觉得轻松些, 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 他慢慢地走, 将到酒店的门口, 早已有些高兴了。

精神胜利法的第二个特征:便是自欺欺人式的妄想。阿Q在做错事或受人欺负, 总要找出些理由来自我安慰, 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样, 也就释然了。如第二章中, 阿Q被闲人揪住黄辫子, 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

“阿Q站了一刻, 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得胜似的走了。”

再次, 便是自轻自贱了, 也是在闲人打了他之后, 试看:

“打虫豸, 好不好?我是虫豸, 还不放么?……”

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 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 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也不是有“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还有, 便是思维已麻木, 分不清是非曲直。

当他碰到小尼姑之后: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 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思维模糊, 已辨不得基本的是非曲直了。

二、卑怯的奴性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的, 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 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 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时, 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 对于抵抗力稍微薄弱的小D, 则揎拳摇臂地摆出挑战的态度, 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 大肆轻薄, 都是他卑怯天性的体现。而最能体现其卑怯的奴性还是受审时的跪: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阿Q似乎都懂得, 但总觉得站不住, 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 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了。”

为什么要跪?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何况堂上坐着禽兽呢?这就是他标准的欺弱凌强的, 兔子一样卑怯的、奴性的使然。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 赵太爷父子盘起辫子赞成革命, 阿Q看得眼热, 也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对于革命意义, 实在没有丝毫了解。所以, 一为假洋鬼子所排斥, 就想到衙门告他谋反的罪名, 好让他满门抄斩。于是鲁迅说:“中国人都是伶俐人, 也都明白中国虽完, 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这流人永远是胜利的, 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 而他们生存的时候, 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不唯明清如此, 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投机的家伙像一根藤, 一日瞄准了一颗大树, 瞧中机会, 附之攀援而上, 待到有朝一日, 此树被大风拔地而起, 自己也跟着重重摔在地上。接着, 歇口气, 又瞅准另一棵大树, 又开始同样的动作。此精神实在令人叹服, 真可谓“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啊!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 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的眼里, 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学, 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崇拜, 认为“我”的儿子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 但为了“城里的油煎大鱼头”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 他又瞧不起城里人来了。夸大狂往往是过度地高估了自己, 自尊癖往往不能使自己低头承认自己的不足, 久而久之, 只有一种方向, 那就是迅速地落后于他人, 这时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彻底的灰心。

除以上四点之外, 还有像“色情狂”“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喜欢凑热闹”“糊涂昏聩”“无赖”“迂腐”等, 都切中中国国民的病根, 作者以嬉笑之笔出之, 其沉痛逾于怒骂。

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揭露, 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以如何样的方式, 才能消除或减少这种劣根性?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怎样才能唤醒民众?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到底何在呢?依我之见, 归根结底是国民的“穷” (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 经济地位低, 即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决定的。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着当时的经济基础, 从而定格了此历史段的上层建筑———贫穷的农民被压迫和社会地位低下。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人食不裹腹, 衣不蔽体和无处安身时 (如阿Q) , 是谈不上有什么尊严的, 尊严都是给“阔人们”的。

怎样才能消除和减少这种劣根性呢?对症下药, 这就是使国民自身富裕起来———有自己的经济地位 (阿Q做绸缎衣服的生意时, 未庄人不是都肃然起敬么) , 有了尊严, 国民的劣根性就可以大大减少了, 因为最起码没有生活逼迫他们这样做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唤醒民众, 那么, 为什么没有唤醒民众呢?那就是辛亥革命没有真正使国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国民的经济状况和地位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因此, 这场欲富国强民的革命在一开始就失败了 (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革命则是反例) 。

实践证明, 不管用任何一种革命形式, 只要能使国民自身富裕起来, 他们就有最起码的尊严了。这样, 被生计逼迫出的劣根性自然就少了。倘若吃不饱肚皮, 任何高贵的道德及说教都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果说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济革命的话, 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至少, 外国人的花园旁就不会有“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了。庆幸的是, 我们的民族终于觉醒了, 并正在努力为之奋斗着!

(通渭县李家店祁家嘴学校)

摘要：《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 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 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 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10.毛主席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十

关键词：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

一、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内涵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感性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在批判以往哲学家的“抽象的个人”或精神性的个人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说“现实的个人”是感性的个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现实的个人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存在物。第二，“现实的个人”从事各种感性活动，并把外界各种感性存在物作为其自身活动的对象。其次，“现实的个人”是整体意义上的个人。这是与马克思早期把“个人”理解为二元论的个人概念相对立而言的。早期，马克思通过个体性和社会性相分离和对应的角度来理解市民和公民相统一的个人概念，不仅如此他运用这一独特角度来描述其想的实现了“人类解放”的个人。而这一角度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二元论色彩，这就使得其设想的“个人”概念也带有很强的二元论色彩。在18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虽然修正了这一做法，但在论及人的“类本质”的时候，却依然从个人的特性出发，用社会性（类本质）来规定“个人”并以此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颠覆以往自己的思考方式，把现实的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呈现出来。以现实的个人及其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促使马克思从二元论的个人概念转向整体意义上的个人概念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从感性的角度来看待个人，并把“现实的个人”理解为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把个人理解为纯粹孤立的个体。“现实的个人”具有个人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相统一的属性。最后，“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是感性活动的具体主体。由此，“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个体存在者。而对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一般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道：“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与此相反，马克思却从物质生产地角度观察个人，这种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一定方式进行生产”的个人。

二、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困境

为了适应本国发展的要求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国打开了国门，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也促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当西方人陷入现代化带来的危害的恐惧之中而不能摆脱之时，中国人正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丰富的物质生活，并憧憬着他们美好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凸显了个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能力意识，人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平等的环境下发展自我，社会活力得到空前增强。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其自身发展的代价，造成了当前中国人一些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一）理想信念的缺失。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分配的调整，刺激着人们原有的理想信念。人们原有的信仰观念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以致原有的信仰价值体系的解体，而现时的社会一时不能提供新的信念和信仰体系，甚至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影响也导致人们的迷茫，这种情况下，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真空”。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刺激着人们对物质经济的追逐，而淡化了对精神生活追求。这种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淡化对人精神方面的追求，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和信仰的片面化、功利化。

中国人既不要自己的传统，也不要西方传统的自身批判，而只是坚持走着实用主义的路线，成功学是当代中国真正的显学。而这种实用主义最终导致的是人精神追求的“空场”，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化。而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就是要克服这一切问题，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里的“全面”绝不能有个人信念和价值观的缺失，绝不是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的“实用主义”的人。

（二）人的“物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以往的计划经济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利益和财富的获得不再认为是邪恶的和丑陋的，人们通过合理合法的劳动获取财富和收入是被国家和社会所认可和鼓励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写入宪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并使之最大化是尊重人性需求的一种行为，对这种行为的肯定成为激发个人潜能，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同时，也促使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现象的出现。

人的“物化”主要指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商品、资本和货币等物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为人的需要的物化、人的劳动的物化、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等。

三、“现实的个人”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

首先，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境遇。马克思认为，我们谈论的人是一定历史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我们探讨人的问题，就要立足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问题。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且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给个人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遇和条件，使得个人的主体地位得到突出和彰显。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中个人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过多的看重和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了人其他方面的发展，导致人发展的片面化和物化。而且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出现诸多问题，矛盾突出。面对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过时了的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发展。这也要求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从实践出发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以“现实的个人”思想统领我们发展的思路。其次，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为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效途径。要处理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白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尽管社会发展的最理想形态是共产主义，但这种共产主义是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完成了的个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所指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在其实际意义指“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样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实现每一个具体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一个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促进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成为我们处理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落脚点。所以，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中个人发展的问题，就是要以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为指导，根据具体的历史的原则，实现正真的协调发展。

面对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也无法逃避，只有以更加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出现的问题，以更加科学的方法和思路去解决和协调矛盾。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以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为指导，把现实的个人作为解决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起点和旨归。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2、3、4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