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因素（精选9篇）
1.社会因素 篇一
论影响社会印象的心理因素
论影响社会印象的心理因素
摘要：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刻面临着如何快速准确的形成给他人的印象以及如何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本文就此问题介绍了什么是社会印象及其特点，分析有哪些影响因素，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刻板印象、光环效应等，并对每个因素做出诠释。
关键词：影响 社会印象 心理因素社会印象的概念及其特点
所谓社会印象 是留在记忆中的认知客体的形象，简言之就是头脑中的认知客体的像。认知客体在头脑中的像，可以是一草一木，也可以是人和人群、社会，还可以是由人和物及其各种关系构成的社会事件。社会印象一般地是对人、对由人构成的群体和社会的印象，对群体和对社会的印象也是对人的印象。但在实际生活中，对物的印象也常常成为社会印象，这种物像转化为社会印象，是因为其中渗透或体现了人的东西，是物化了的人像。
社会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它是一个个体的特征在另外一个或几个个体眼中或心目中的形象的复制。而在其中，常常有一个基本的情感取向，即总体感觉是好还是坏，也就是说是喜欢还是憎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基本的情感取向就给判断定下了基调，而作为一种主观的形象复制，它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自己情感取向的影响。常言说的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就是这个道理。社会印象具有三个基本特点：（1）间接性。社会印象以社会认知为基础．对社会认知的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推断、概括和运用经验所进行的补充。另外，印象一般是认知客体不在眼前的情况下，在头脑中出现的主观形象。（2）综合性。社会印象是在综合各种社会知觉的基础上产生的整体形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再是单个知觉印象的简单相加。（3）固执性。社会印象一旦形成，就不易发生改变，不容易被理性所说服。社会刻板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印象。影响社会印象的心理因素
那么，容易受到情感取向左右的社会印象取决于哪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呢？主要在于以下四个因素：
2.1 首因效应的影响
首因效应指的是人们在对他人总体印象的形成过程中，最初获得的信息比后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的现象。这在企业管理中主要体现在第一印象的影响。第一印象是指通过对某人第一次见面留下的最初印象，主要是通过观察对方的外表、穿着、举止、谈吐等。心理学研究发现，与一个人初次会面，四十五秒钟内就能产生第一印象。这一最先的印象对他人的社会知觉产生较强的影响，并且在对方的头脑中产生并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
之为“30秒文化”的世界中，电视、网络高度发达使我们一个个都成了形象分析专家，不论我们自己愿意与否，别人都会对我们的长相、衣着、说话方式、处世态度进行评判，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首因效应。
例如：一个新闻系的毕业生正急于寻找工作。一天，他到某报社对总编说：“你们需要一个编辑吗？”“不需要！”“那么记者呢？”“不需要！”“那么排字工人、校对呢？”“不，我们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了。”“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东西。”说着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块精致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佣”。总编看了看牌子，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到我们广告部工作。”这个大学生通过自己制作的牌子表达了自己的机智和乐观，给总编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引起其极大的兴趣，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就是“第一印象”的微妙作用。
上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若第一印象形成了肯定的心理定势，会使人在后续了解中多偏向发掘对方具有美好意义的品质；相反，若第一印象形成的是否定的心理定势，则会使人在后续了解中多偏向于揭露对象令人厌恶的品质。
2.2近因效应的影响
近因效应是指在多种刺激同时出现的时候，印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后来出现的刺激，即交往过程中，我们对他人最近、最新的认识占了大部分，掩盖了以往形成的对他人的评价。多年不见的朋友，在自己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临别时的情景；一个朋友总是让你生气，可是谈起生气的原因，大概只能说上两、三条，这也是一种近因效应的表现。
现实生活中，近因效应的现象很普遍。张林与李萌是小学的同学，从那时起，两个人就是好朋友，对方非常了解，可是近一段李萌因家中闹矛盾，心情十分不快，有时张林与他说话，动不动就发火，而且一个偶然的因素的影响，李萌卷入了一宗盗窃案。张林认为李萌过去一直在欺骗自己，于是与他断绝了友谊。其实这就是近因效应在起负作用。
近因效应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偏见，它对人际关系，特别是友谊关系，产生的影响微妙，轻者闹别扭，彼此不愉快，重者还能酿成悲剧，断送友谊。
2.3 社会刻板印象作用的影响
对各类人持有的一套固定的看法，并以此作为判断评价其人格的依据，称为社会刻板印象。在认知他人、形成有关他人印象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环境因素，很容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认知偏差。如果这种偏差发生在对一类人或一群人的认知中，就会产生社会刻板印象。比如说到商人，就和“唯利是图”联系起来，说到军人，就认为威武、刚强、守纪律，这是在职业上的刻板印象；认为青年人单纯幼稚、容易冲动，老年人经验丰富、保守、稳重，这是在年龄上的刻板印象；了解刻板印象，可以有助于我们与人相处时“以偏概全”，增强识别意识，不为刻板印象所左右，从而修正自己的判断。
刻板印象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考虑到刻板印象的影响，例如，市场调查公司在招聘入户调查的访员时，一般都应该选择女性，而不应该选择男性，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女性一般来说比较善良、较少攻击性、力量也比较小，因而入户访问对主人的威胁较小；而男性，尤其是身强力壮的男性，如果要求登门访问，很容易被拒绝，因为他们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系列与暴力有关的事物，使人们增强防卫心理。
2.4光环效应的影响
这种强烈知觉的品质或特点，就象月亮形式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从而掩盖了其它品质或特点所以就形象地称之为光环效应。又称“晕轮效应”、“成见效应”、“光圈效应”、“日晕效应”、“以点概面效应”，它是一种影响人际知觉的因素。指在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一个人的某种品质，或一个物品的某种特性给人以非常好的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们对这个人的其他品质，或这个物品的其他特性也会给予较好的评价。
名人效应是一种典型的光环效应。不难发现，拍广告片的多数是那些有名的歌星、影星，而很少见到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明星推出的商品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一个作家一旦出名，以前压在箱子底的稿件全然不愁发表，所有著作都不愁销售，这都是光环效应的作用。结论
当然，影响社会印象的心理因素不止这些，本文主要探讨了影响社会印象的主要心理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如何确定给别人的印象和被别人确定印象，怎样才能做到两头兼顾，我们要结合社会印象的几个特点，以及了解影响社会印象的心理因素，才能准备得判断别人，以及给别人留最好的社会印象。
参考文献：
[1]詹启生,俞智慧.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在不同情境下作用的比较[J].健康心理学杂志，[2]侯玉波.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心理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3]史蒂文·达克, 姜学清.日常关系的社会心理学.上海三联书店，[4]崔丽娟,才源源.解读社会 诠释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社会因素 篇二
1 感知觉系统
社会因素作用的门户。
2 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系统
社会因素的中介。
3 中枢神经系统
社会因素作用的控制器。
以上环节持续反复刺激, 最终引致躯体功能产生改变。可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血管收缩、引起垂体-肾上腺功能变化, 免疫系统功能产生重大变化, 引起胸腺退化、影响T细胞的生长成熟功能, 增加传染病的易感性, 促癌作用。
虽然社会因素与健康的因果联系不如生物学直接, 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有它的广泛性、持久性、累积性及交作用。所以我们不容忽视, 社会因系对群体健康影响是间接的也是深远的。
4 经济发展促进健康水平提高
据一项研究记录了几十个发展中国家自1964年至1994年的人均收入增长, 并按照1965年的婴儿病死率分组分析, 结果清楚地表明, 在同一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 人均收入增长快慢与1965年婴儿病死率高低相关。300多年前经济学家配第认为:政府增加预防疾病的经费, 国家可减少近9/10的健康经济损失;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者弗兰克说:居民悲惨的生活是疾病的温床;社会医学的先驱盖林把贫苦与疾病相联系;诺尔曼说:医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维尔啸说:政治从广义上讲就是医学, 提出了健康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近150年社会医学思想在欧美先后普及。1977年WHO总干事马勒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把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提到全球高度。
5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也存在相互作用
“因贫致病”, “因病致贫”的例子相信大家见到听到都甚多。由于经济原因, 患者不去就诊, 由于贫困获取生活基本要素受到限制, 人们被推向社会生活的边缘。包括了失业, 低收入, 住房受限、受教育程度和机会、健康、歧视、公民权及社会整合等。
5.1 有数据显示, 在来自中国9个省的微观面板数据基础上, 检验了居民自评健康与家庭人均收入和社区内收入不均之间的关系, 并在其中着重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 我们选取居住地点 (农村或城镇) 和职业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关于健康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研究表明, 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存在引人注目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和城镇内部还存在一定的职业差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总体上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但随着收入的提高, 农民和无职业者报告“健康极佳”的概率提高, 而其他农村居民报告“健康极佳”的概率降低;社区内收入不均对全体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非线性负影响。与此相对照, 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社区内收入不均对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非线性正影响, 这种正影响在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区别, 对于生活在城镇的农民的作用弱于对其他职业群体的作用。此外, 包括收入和收入不均在内的各种因素与健康的相关关系还随着健康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总之, 在收入不均与健康的关系中,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十分重要,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更容易受到收入不均对健康的冲击。
5.2 另据美国的研究员对8555名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年人进行长期的随访, 他们之中白种人有6800人, 黑种人有1344人, 在参加实验之前都没有高血压病史。研究结果显示, 低学历、居住在贫民区、收低下, 且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白种人患高血压的概率是高学历、居住在富人区、收入丰厚、从事白领工作的白种人的2倍。对于黑种人, 若他们的职业、学历、居住环境和收入其中三项处于最低水平的话, 他们得高血压的机率会比其他黑种人高1.4倍。而且, 这部分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更容易出现脉压升高。研究员认为, 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影响一个人的血压, 而居住环境可以从体格、体质量等方面影响一个人的健康。举例说, 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多从事体力劳动生活, 这一事实也必然导致他们促进和维持自己体格的方式不同, 因为个人的经济来源和居住环境与他们进行体育锻炼的方式息息相关。另外, 饮食也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扭转这一令人关注的问题, 研究员建议增加公众休闲娱乐场所, 改善贫民区的安全情况, 修建更多的人行道, 通过这些措施对全社会各阶层人作干预, 达到改善人民健康的目的[1]。
6 文化与健康相互影响
文化与健康息息相关, 人类社会通过生存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过程, 积淀在个人和人群的所有意识、感觉、观念、心态、思想、语言、行为中的, 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习惯方式及其物化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通过文化层面, 长期而有效地作用于人的心念和行为方式, 而人的心念和行为方式则有效作用于人的身心状态。文化的高低直接影响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促进健康, 反之, 不良的生活方式对健康产生极大危害。因此, 若想获得群体性健康, 我们还得抓教育, 教育就从娃娃做起, 我国由现在此也实行了义务教育, 这是也一种惠及全社会健康的举措。
7 社会关系与健康[2]
人是生活在由一定社会关系结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之中, 包括家庭、邻里、朋友、工作团体等。在社会关系中, 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 对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健康都有巨大影响, 而夫妻关系处于家庭所有关系中的第一位。任何一个家庭, 夫妻关系和睦, 就能使双方心情愉快、心理平衡、情绪稳定、身体健康, 同时也会使全家人心情舒畅, 关系亲密、团结友爱、身心健康;如果夫妻之间感情不和, 不仅使夫妻双方经常处于不满、抑郁、焦虑、愤怒状态, 时间短暂容易引发心理失衡, 导致神经衰弱、头痛、失眠、心慌、胸闷、食欲不振、腹痛、恶心、腹泻等不适病症, 时间长久可能发生多种疾病如抑郁症、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消化性溃疡、精神病等。同时也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身心健康, 尤其会给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现代研究证明, 家庭不和所带来的紧张状态, 是引起孩子情绪不稳定、心灵失衡的主要原因。吵闹、打斗的父母让孩子恐惧, 也失去了孩子的尊重和信任。家庭不和, 成员之间缺乏关爱, 尤其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不一致的时候, 孩子感觉到家庭成员离心离德的痛苦, 会产生厌倦、冷漠、郁闷、愤怒、悲凉、缺乏安全感, 对家庭有敌意。有的则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 形成神经质的病态人格。有的则感到自卑, 破罐子破摔, 自甘堕落。将对家庭的敌意指向社会, 形成反社会人格。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以及正常的学习、生活。夫妻不和严重时甚至会使整个家庭四分五裂。可以说家庭的许多危机是由夫妻关系失调而引起的。所以我们应当非常重视夫妻关系并把它处理好, 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温馨和美的家庭环境, 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团结和谐的家庭环境。因为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所以要建设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要处理好夫妻关系。
8 心理因素与健康
根据对医学心理学研究发现, 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康复有很大的关系。
8.1 消极因素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
在我国战国时期, 已有人指出, “七情” (喜、怒、忧、思、悲、恐、惊) 可以致病, 并且对疾病的转归亦有影响。大量的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证明, 消极的心理因素如焦虑、悲伤、苦闷、颓丧、惊慌、紧张、愤怒等可以引起神经系统功能失调, 导致失眠、消化不良、消瘦、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等,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由于心理紧张而致的多种疾病, 如高血压、神经官能症、心动过速等, 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8.2 积极的心理状态是维护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
心理状态是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作用于机体所作出的综合反映, 一个心胸宽阔、乐于助人、经常处于积极、向上、乐观、坚强的心理状态的人, 就能够经得起胜利与失败的考验, 保持胜不骄、败不妥, 百折不挠, 拚搏进取的精神状态, 因而能够经常保持心地坦然。反之, 如果经常处于消极怠慢、悲观失望、烦躁不安等不良精神状态, 疾病就会乘虚而入, 而影响身心健康。因此, 要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建立远大的理想和勤奋进取的精神, 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8.3 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是危害综合健康的主要因素, 与健康的损害程度呈剂量-效应关系;社会支持利用是健康的维护因素[3]。患者的心理状态对疾病的转归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疾病是由于心理障碍所引起的, 只要很好地进行心理疏导疗法, 去除心理障碍, 就能很快康复;有些患者虽然病得很重, 由于自己能够沉着应付, 积极配合医护治疗, 也能很快痊愈;反之, 有些患者, 一知半解、摸到一个皮下结节就以为是癌症转移, 自认为已近晚期, 于是成天哭闹无常, 不吃不睡, 反使病情逐步加重。由此可见, 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 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多因多果的。从社会经济主导着医疗保障模式[4], 社会地位、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阐述了社会因素对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我们看到似乎是间接的、潜在的, 但通过资料仔细观察, 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地位, 可以看出它们的共性: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是根本因素。
参考文献
[1]张拓红.社会医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2.
[2]李鲁.社会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3]李佳圆, 栾荣生.心理社会应激与综合健康效应的多组病例对照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 23 (1) :36-39.
3.建构宗族的社会因素探析 篇三
关键词：宗族建构；世系；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130-03
一、漳浦蓝姓畲族的世系建构
漳浦蓝姓畲族是我国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明崇祯元年，游学于广东海丰的蓝紫陶进士及第，成为漳浦蓝姓畲族第一个入仕者，开启了漳浦蓝姓迅速发展的旅程。明嘉靖二年，“种玉堂”在现今的赤岭石椅村建立。宗祠作为宗族的外在象征，体现着一个宗族的存在。从世系的角度而言，在建构宗族的过程当中，追溯和记载自下而上的世系源流，是宗族建构的关键，延续宗族的世系是宗族存在的重要条件。
“宗族建构的实际，就是人们根据自身，由下而上地对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追溯源自某一共同祖先的直系旁系的结果。”[1]追溯先祖的世系源流是漳浦蓝姓畲族建构宗族的关键。本文主要以明清时期的蓝氏族谱以及相关的史料为依据，从世系的角度来探讨影响蓝姓宗族建构的社会因素，从世系建构的特点来剖析影响宗族建构的社会因素。
（一）始祖庆福的世系源流
漳浦蓝姓源远流长“数百年来，瓜瓞滋蕃，亿千万计，光祖而耀宗者，代不乏人”[2]。据其族谱记载，蓝姓畲族的始迁祖为蓝庆福。蓝庆福的世系源流记载如下。
1.蓝庆福祖到蓝明德的世系建构
据《蓝氏族谱.福建.漳州》（佚名，清宣统稿本）记载：蓝氏原籍河南省光州府固始县，开基始祖蓝明德公，则天武后专政时，“公为扬州节度使”，晚年“与妻陈氏祈祷于嵩岳山神，是夜遂有娠生采和公等”[3]；二世祖采和公，为唐玄宗开元癸丑年进士，后隐居于终南山；三世祖仁公，脱俗不凡守父遗训，潜身于终南山，救济饥民，“善治国安民之策”[4]；四世祖元隆公；五世祖棣公，唐中宗时，“公为医方胜于华佗习尖帝神传治百病如燎毛，并普及万民”[5]，担任过丞相一职；六世祖成公，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居江南教地方人种棉作絮”[6]，以致当地居民“隣时无冻馁”；七世祖安公，唐僖宗乾符三年，黄巢作乱，安公设策防御，一境安然不遭兵祸；八世祖宗训公，时逢朱温造乱，“即掺家携眷迁往濠州定县山洞居住”[7]；九世祖照公，晋高宗天福元年，“民遭涂炭”，“公仍往东山洞中耕锄乐页”[8]；十世祖一俊公，“祖守田园之乐，隐居不仕”[9]；十一世祖备公，善于读书作诗；十二世祖时用公，“公读祖父遗书，行仁义之事”[10]；十三世祖章公，“隐居乐业”；十四世祖万福公，南方开基之始祖；十五世祖吉甫公，妻林氏，生三子，长子常新；十六世祖常新公，福清县人，生五子；十七世祖万二郎公，“生于宋理宗淳五年”，“终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1]，妻赖氏，生三子。以上是十八世之前的世系源流，相关的事迹记载比较简单模糊。
根据《漳浦石椅“种玉堂”蓝氏族谱》记载，十八世之后的世系主要如下：十八世蓝熙一；十九世和二郎；二十世大一郎；二十一世蓝炯，号七郎公，元末提举江西学政；二十二世蓝琛，江西临川知县；二十三世为其长子元晦，仕江西南安大陆知事，因江西扰乱入闽；二十四世为元晦长子庆福，为漳浦蓝姓开基祖。但《蓝氏族谱.福建.漳州》（佚名，清宣统稿本）记载，元晦是其第二十世祖，庆福为元晦长子，排在二十一世。
2.蓝庆福到蓝明德的世系建构特点
以上的世系追述，从蓝庆福到蓝明德的世系建构跨越了二十几代，600多年的时间。从世系记录的特点来看，蓝姓在十四世祖万福公之前几乎都是单系传承，没有其他支系的任何记载，不合常理；直到十五世祖，谱系中开始出现多个子嗣的记录，世系脉络慢慢地清晰。
世系中建构的先祖形象和身份非常有意思，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种类型：据官入仕者占近四分之一，如开基祖蓝明德、五世祖棣公等；其次是心地善良，德高望重者，如五世祖棣公，六世祖成公，十二世祖时用公等；再者是充满智慧，战乱中能保家者，如七世祖安公、九世祖照公等；还有就是善于读书文章者，如十八世祖熙三郎公等；最后是安居乐业者，主要是一些无官职的先祖。对于始祖蓝采和的身份建构，强调先他的诞生源于向山神的祈祷，言下之意，蓝姓畲族为神仙的后裔。
在这部分世系记载中，蓝姓畲族被蒙上了一层荣耀的光环和神秘的色彩。蓝姓先祖的出生年代，担任的官职以及所处的朝代等等，存在不少模糊记忆或者记忆冲突，建构性色彩很浓。
（二）自炎、黄帝下至蓝明德的世系源流及特点
据漳浦蓝氏族源记载，“蓝姓始祖为炎帝，传至第十世榆罔，封子昌奇于汝南，并赐给一只绣蓝，因以蓝为姓。”[13]尧舜时期，昌奇的十八世孙蓝善曾协助大禹治水；二十二世孙蓝彥云父子协助少康国，被封为邢候；三十四世孙蓝梁任司农官，蓝梁的儿子有在夏桀朝中做官；四十三世孙蓝肇祥迁往河南南阳；五十五世孙蓝良佐任蔡国大夫；六十七世孙蓝彬的孙子在楚国任大夫；第九十一世孙蓝之顺，三国时期为许昌太守；昌奇的第一百零四世孙蓝增华，与魏晋时期任阳厦宰相；昌奇的一百零八世孙蓝明德于唐天授元年任扬州节度使。所以按着族谱记载，蓝明德是炎帝后裔。而根据福鼎的蓝姓畲族《历代迁居始末记》（又名《本堂历代史》）一文记载：“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生玄器，添帝喾高辛氏。帝喾传十一世榆罔公，迁空桑涿鹿（北京顺天府），封子昌奇为蓝夷，即一世祖汝南郡火旺公”[12]，蓝明德是其第108世孙，任扬州刺史。尽管两者出入较大，建构性色彩很明显，不过在证明蓝姓同为炎黄子孙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相比庆福到蓝明德的世系而言，蓝明德至炎黄帝的世系越往上记载越模糊，建构性色彩更浓。记载中的先辈们要么封侯，要么任士大夫，甚至还参与了大禹治水，充满了神话色彩；在这部分世系的追溯中，蓝姓畲族摆脱了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了炎黄帝的后嗣。
至此从庆福始祖追溯到蓝明德，在从蓝明德追溯至到炎黄子孙，这个延续不间断的世系追溯，尽管建构的色彩很浓，却为蓝姓宗族的来源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二、建构背后的社会因素
“如果一个宗族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宗族，并且这个‘宗族是有来历的，它就必须认真地‘建构合乎规范地展现自己的‘世系。”[14]从上面的世系追溯中发现，漳浦蓝姓畲族对始祖的世系建构主要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先祖世系源远流长，跟中华文明的起源一致；其次先祖多为达官显贵，名门望族；再者，蓝氏先祖是炎黄帝子孙。这个建构的世系，虚构性色彩很浓，充满了神化色彩，又模糊不清。
蓝姓畲族之所以在追溯先祖世系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炎黄子孙的意识和建构高贵的身份是由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所决定的。
（一）漳浦蓝姓畲族的崛起
《丧服经传》记载：“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15]这里反映了一个按身份级别进行祖先追述的等级原则，身份越尊贵，对祖先世系的追述就越远，就越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家族入仕者的增多，官位的显赫，使漳浦蓝姓畲族认识到重建家族声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蓝姓畲族作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宋元以来蓝姓畲族一直居住在山林中，很少与外界联系，所以因此在文化历史传统上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差异。直到明朝永乐三年，“蓝通中举人，岁贡应天中式教谕”，随后“崇祯元年，十二世林铭球（蓝紫陶）高中进士，历任江西道御史”[16]，漳浦蓝氏宗族开始发展。据《漳州蓝氏“种玉堂”源与流》记载，自蓝紫陶之后，蓝氏文官频出：“清乾隆十七年，蓝彩林登进士，乾隆二十五年，种玉堂15世祖蓝应元中进士，先后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这段时间蓝姓种玉堂的子孙考中举人者，还有蓝通、蓝兆魁、蓝铭玺、蓝楚白、蓝陈略、蓝中佑、蓝三祝、蓝宗辉、蓝沂珠等九人，而拔贡出身更有27人之多。”[17]此外著名的“八闽才子”蓝鼎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蓝应元、康熙年间的平乱名将蓝理、清初经略台湾的功臣蓝廷珍、清朝将领蓝元枚等等都是出自漳浦蓝氏家族。
所以对于日益显赫的蓝姓畲族来说，建构一个合宜的世系，塑造先祖的辉煌历史，以证明本族的显赫身份，就显得更加迫切。尤其是在当时的福建社会，“现实社会的宗族地位和个人地位与各自祖先出自名门望族的标榜有着很重要的联系。”[18]换而言之，先祖的世系源流承担了一个象征社会地位和标榜尊贵身份的重任。
所以在其先祖的世系建构中，我们看到了从庆福始祖追述到炎黄帝的悠久世系，不乏达官显贵和名门望族。如此精心建构的世系成了蓝姓畲族炫耀身份的名片，与崛起中的蓝姓族人相得益彰。
（二）少数民族的压力
蓝姓畲族作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尽管在清初一度成为闽南地区的强宗大族。但作为所谓的“蛮僚”之一，蓝姓畲族始终摆脱不了这种身份带来的歧视。所以在宗族建构过程中，“中原”和“华夏”就成了他们的主流意识。标榜他们的始祖来自北方汉族中心地区或者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把自己与“华”界的正统性连接起来，这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所具有的必然选择。
就地缘宗族关系而言，漳浦蓝姓畲族一直被周遭的陈姓、黄姓等一些汉族欺负。前亭黄姓自我标榜是南宋侍臣黄材的后裔，和南宋皇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漳浦后洞的陈姓自称为陈元光部属的后裔或者唐代神龙初年进士陈邕的后裔。所以在蓝紫陶入仕前，其始祖蓝庆福的坟墓经常被陈、黄两家破坏。据《蓝氏族谱.福建.漳州》（佚名，清宣统稿本））记载：“迨至大明崇祯戊辰科，三方蕃公派下玄孙，讳铭球，号子陶公者登第，竖旗与始祖坟前，与黄姓致讼争坟……无奈四房前呈连名具控陈黄两家。本县主表公蕃断讨官音祭献赔礼同堂，结归蓝家掌官在案”[19]。这一局面直到后代不断有蓝姓畲族人进入仕途，才慢慢改变。
历史上，曾出现“少数汉族以畲民是‘犬的后代为据，侮辱和阻止畲民考取科举”[20]。崇祯元年蓝紫陶，为了能顺利入仕改名为林铭球，终得中进士第；而蓝鼎元的祖父，蓝继善虽博览群书，胸怀大志却因此而“童年应试，屡不得志于有司。”
总之在一个以文化差异作为民族区别的时代，蓝姓畲族总是处于不利的局面。在面临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社会背景中，为了避祸和生存，很多畲民甚至不敢对外承认自己是“山客”，极力掩盖自己是“盘瓠”后裔的身份。正如《漳浦种玉堂源与流》记载：“‘与人不和或‘被人排挤似乎属于畲族人专利，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畲族人因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家族文化而被当地汉人瞧不起。”[21]
面对强大的中原文化和汉族势力，畲族蓝姓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标榜自己作为华夏子孙的身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社会压力与文化侵蚀的双层作用下，蓝姓畲族汇入到汉族文化中去，摇身变成了源远流长的世家大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夏子孙。无论是称家族堂号为“种玉堂”，还是编撰先祖从黄帝或者炎帝而来的世系，或者以唐代节度使蓝明德及八仙之一蓝采和为直系祖先等，都是为建构一个世泽流长的汉族世家，以掩盖其先祖源自畲族的事实，摆脱少数民族带来的身份歧视。
（三）归宗意识的永恒需要
寻根意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这个关于人类本体意义的问题恐怕是每个人都迫切想知道的。历史上人们对自身本体意义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外乎两大类，即从宗教的角度或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后者正是中国宗法文化的逻辑起点。”[22]从本质上来讲，以血缘为依据的宗法意识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的本体确认的需要，也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灵魂归宿。
漳浦蓝姓畲族建构的先祖世系，从庆福祖追溯到蓝明德，再从蓝明德追溯到昌奇祖，最后追溯到炎黄帝。如此源远流长，跨越几千年的世系建构，不仅是为标榜华夏子孙的身份，建构家族的优越性和自豪感，也是一个寻“根”的过程。通过建构炎黄帝的先祖世系，蓝姓畲族使自己及其族群的存在，认同从神化时代就开始起步的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重要的是，当蓝姓族人在沿着这个世系网络，追溯自己的祖宗时，在网络的尽头依稀看到祖宗神圣的身影并知道自己与此有着本根关联时，就不由地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存在感，这种历史感正是蓝姓畲族人形成，提高自尊心和荣誉感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其产生责任感的精神源泉之一。追溯悠久的先祖世系，不但回答了漳浦蓝姓畲族从哪里来的永恒问题，而且让他们通过“延续香火”的形式，到了一种永恒存在的方式。
三、小结
漳浦蓝姓畲族的崛起，少数民族的身份以及寻根的永恒需要，决定了蓝姓畲族在宗族建构的过程中，对先祖世系的追溯充满了“华夏”意识和虚构色彩。在古代，“宗”的涵义是与祖宗祭祀紧密相关的，只有祖先的血亲才能进入宗庙祭祀。所以“宗”不仅肯定了祖先的神性，也强调了血统的正宗和高贵。这导致了后代人在追溯先祖世系的过程中，力求攀附先朝的权贵和名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建构充满“华夏”意识的世系源流是必然的选择，而寻根意识作为人类的永恒需要，却是中国宗法文化的逻辑起点，推动着宗族对世系建构的青睐。
蓝姓畲族的宗族建构代表了一种特殊性，但先祖世系作为宗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主观认定的过程，揭示了宗族建构的基本动机和原因：荣耀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寻找自身存在源头的本体需要。这个需要的最终满足会促使宗族的进一步发展，宗族凝聚力的进一步提高，从而带给族人更多的生存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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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4.秘书角色意识不强的社会因素 篇四
一些秘书人员在同普通人员的交往中，打着领导的招牌，自吹自擂，摆出一副能办大事的面孔，居高临下，故弄玄虚，得意忘形，以此博取对方的崇拜，满足个人的虚荣心。
一些秘书人员在同掌权的领导干部交往中，未来个人利益表现得过于亲昵，利用工作之便，以关心为由将私心包藏其中。这些秘书人员善于察言观色，精于心理分析，惯于逢场作戏，往往超越现实中的自我本色。
一些秘书人员利用秘书部门的窗口桥梁作用，以博取交往对象的重视。他们往往以能在工作中接触到内部情况和核心机密作为资本或筹码，迎合下级单位领导干部的某种心理，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违反保密纪律。
秘书人员作为领导的服务人员，其角色必须控制在社会组织为他规定的范围之内。秘书人员要实现自我，就必须将自我意识融入角色意识之中，在角色中体现自我。应当把追求跨越跟高阶段的自我意识不断调整转移到塑造完美的秘书形象上来。秘书人员不论能力多强、智商多高，都应把强烈的自我实现的动机完全融合在角色意识之中，在规范的角色位置上塑造出鲜明的角色形象，在角色形象中展现独特的自我，这样的自我实现也就达到了新的境界。
秘书人员只有强化角色意识，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自己的职业身份，认准自己的角色地位，在自身角色的规范下开展工作，更好地位领导服务。
秘书人员的认同意识，是基本的工作意识，是每个秘书工作者所必备的。认同意识的培养好人运用，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并且是具有创造性的。秘书人员必须积极主动地增强自己的认同意识，创造性地工作，更好地位领导服务。
5.社会因素 篇五
一、社会制度与健康
社会制度对人群健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我国目前主要健康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了经济发达国家水平。
二、经济因素与健康
经济是满足社会人群基本需要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卫生工作，卫生工作也同样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者具有双向互动作用。
三、文化因素与健康
文化因素包括教育、科学、艺术、道德、信仰、法律、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群生理和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
四、人口与健康
人口的增长应与社会经济增长相协调。人口增长过快，生产积累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健康水平降低。还会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加重环境污染，对健康造成威胁。
五、卫生保健服务与健康
卫生保健服务是指卫生部门向社区居民提供适宜的医疗、预防、康复和健康促进等服务。在卫生保健服务中医疗质量、服务态度、医德和医疗作风等，对人群健康可产生重要影响。
六、家庭因素与健康
6.社会因素 篇六
一、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 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四、欧洲一体化的应对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五、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有限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7.社会因素剖宫产护理对策 篇七
关键词：剖宫,护理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7年1至2008年12月, 本院分娩总数1445例, 其中剖宫产821例 (剖宫产率达56.8%) , 属于社会因素剖宫产369例 (占44.9 %) , 其中初产妇326例, 经产妇43例, 年龄21～43岁。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 依据剖宫产指征标准[1], 并根据术前讨论时记录的孕妇及家属要求剖宫产原因作为社会因素剖宫产的依据, 并进行统计分析。
1.2 剖宫产原因分析
社会因素剖宫产的原因有以下7类:①认为剖宫产安全、方便、无痛苦96例, 占26.0%;②对自然分娩感到恐惧79例, 占21.4%;③不能忍受疼痛63例, 占17.1 %;④认为剖宫产对小孩有利54例, 占14.6 %;⑤认为自然分娩后致盆底肌肉松弛, 害怕影响以后性生活质量29例, 占7.9%;⑥有迷信思想要求择时生产26例, 占7.0%;⑦医务人员因素22例, 占6.0%。
2护理对策
剖宫产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难产和某些高危妊娠, 挽救围生儿和孕产妇的生命。多数文献资料显示, 剖宫产率控制在20%～25%, 高危围生儿病死率、新生儿窒息率能降低到相对的最低水平;剖宫产率如再升高, 高危围生儿病死率和新生儿窒息率无明显下降趋势, 徒增产妇的手术近、远期风险[2]。因此, 如何降低社会因素剖宫产率, 已成为当前关注的问题。
随着剖宫产手术方法的改进、麻醉技术的进步、抗生素的发展, 以及术后镇痛技术的应用, 剖宫产手术的安全性大有提高, 产妇术后痛苦减少。与此同时, 由于大多数初产妇对分娩知识的缺乏, 对自然分娩感到恐惧, 担心胎儿的安全、担心试产失败, 惧怕产痛, 担心阴道分娩后阴道松弛影响性生活质量, 导致对阴道分娩缺乏信心, 故选择“方便安全”的剖宫产术终止妊娠者也越来越多。另外, 错误地认为剖宫产是安全、完美的分娩方式, 剖宫产儿聪明、产妇痛苦少且能保持体形, 甚至因封建迷信思想而提出择“吉日吉时”分娩的要求;不良的医疗环境和紧张的医患关系, 也使产科医生不愿承担风险而有选择剖宫产的心理趋向。以上因素导致社会因素剖宫产成为剖宫产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针对不同社会因素剖宫产原因, 需要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现就护理方面总体上提出如下几点。第一, 加强产前宣教。举办孕妇学校, 讲解分娩有关知识, 包括自然分娩的过程、分娩时如何减轻产痛、如何配合, 大力宣传自然分娩的好处。解说剖宫产的利弊, 剖宫产是解决难产的方式, 毕竟是一种手术, 对母体是一种侵入性创伤, 对胎儿来说, 由于缺少了产道的挤压, 新生儿患呼吸窘迫、湿肺、感觉统合失调均较阴道产儿多。并让家属共同参与, 让其充分认识到分娩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 努力创造阴道分娩的和谐环境。另外, 产前让孕妇熟悉分娩环境, 熟悉医务人员, 尽量减少由此引起的恐惧感。 第二, 开展特需服务, 加强产时护理。开展导乐分娩, 实行一对一服务。产房护理人员要注意态度温和, 言语规范, 多予宽慰性、鼓励性语言, 要有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给予产妇尽可能多的心理支持, 以减轻或消除其焦虑恐惧心理。并要注意及时与家属沟通, 取得家属的理解和配合。积极开展无痛分娩, 减少因无法忍受产痛导致的剖宫产。加强产时监护, 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纠正, 保障母婴安全。第三, 加强医务人员自身素质提高。加强工作责任心和业务学习, 正确掌握剖宫产指征, 努力提高处理难产的水平, 加强对剖宫产近期和远期并发症的认识, 对无剖宫产指征的, 多从孕产妇角度出发, 做好耐心的解释和沟通工作, 给予充分的试产。有报道, 无指征的剖宫产中有1/3可以自然分娩, 如果经产科医生及孕妇共同努力使之自然分娩, 剖宫产率可大为降低[3]。 第四, 正确的舆论引导。为医务人员创造安全的医疗环境, 完善医疗纠纷处理制度, 改善医患关系, 给予医务人员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减轻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 有助于医务人员以科学态度来选择分娩方式, 而不是怕负责任而任意选择剖宫产。反对迷信思想, 进行科学知识宣传, 消除少数人的不正确观念。降低剖宫产率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 同时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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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分析 篇八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1-0050-02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现代社会，企业不仅需要遵守法律、创造利润，还应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污染环境、偷税漏税、食品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近年来，随着类似事件在媒体上曝光率的增加，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也一次次的受到社会的拷问。到底什么影响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因素：
一、一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其行为必然是适应一定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必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制度的变动而变动。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时，其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意识相对较弱，产品质量、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就会有所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会增强。此外，社会责任也受一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的影响，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在美国，民主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宪法对个人自由、各种人身权利的保证下，美国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多边制衡机制。当企业引发的社会问题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就会受到公众的挑战。在这种文化制度下，为了获得长期利益，明智的企业领导人自然会更多的承担起社会责任。而在日本，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多源于自身道德的约束，来自外部利益集团的压力则相对较小，虽然这种情况随着欧美价值观的渗透在慢慢改变，但传统历史文化制度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上的印记仍相当明显。
二、外部制度建设
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法律越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就越强。在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比较分散且不甚明确，使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缺乏系统的依据。再加上监管力度不够，导致一些企业大肆逃避社会责任。另外，公益资金监管制度也是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制度之一，监管制度越健全，公益资金使用效率越高，就越能吸引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反之，则会对企业承担责任造成消极影响，很多企业不愿捐款就是因为不确信资金能否真正用到公益事业上去。
三、企业规模大小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耗费同样成本的社会责任，企业规模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企业不同的态度。企业规模越大，一般就意味着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条件承担社会责任，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也就越强，而小企业，由于受到规模等条件限制，赢利能力一般较差，自身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自然无从谈起，他们往往追求短期利益，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甚至损人利己为代价来完成早期的资本积累。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主要的因素。
四、企业所有制性质
企业按所有制性质可以粗略的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对待社会责任的的态度是不同的。2005年一份关于上海企业诚信与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在援助弱势群体，向灾区捐款捐物，防治污染等方面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由国家出资兴建的，其与纳税人、政府关系密切，所以会更加主动、积极的承担社会责任。而与之相比，民营企业产权相对清晰，利益主体也相对明确且数量较少，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其主要目的，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则显得相对消极。
五、企业成立时间长短
企业在创业初期，由于生存压力，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淡薄，随着时间推移，企业由于具备了一定实力并且意识到企业的发展只有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长远收益，因此会更加注意企业形象，更加积极的去承担社会责任。一般说来，企业成立的时间越长，社会责任意识就越强。
当然，除了上述因素，企业类型、企业股权结构（针对上市公司）也影响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般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股权越集中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相对更强，而劳动密集性或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就稍差一些。这一点已经有学者进行过实证研究，笔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有多种，对政府部门来说，若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则主要应从企业外部因素下手，对此，笔者有以下建议：
1.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和优秀企业的宣传，树立模范典型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体系，吸引更多的民众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
2.健全法律体系，明确企业社会责任边界，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应差别对待。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对产生较大负外部性、违反法律的企业行为应加以制止或依法制裁，对履行社会责任较好的企业可以给予适当政策优惠。
3.加大对公益组织和公益资金的监督，使公益资金能够真正的应用到公益事业中去并得到高效的使用，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一个可信的慈善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双龙.试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J].经济体制改革,2005（4）.
[2]史敏超.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J].北方经济,2010（5）.
[3]唐志,李文川.浙江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3）.
[4]刘镇伟.课题组企业道德实力探析—上海企业诚信与社会责任调研[J].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6）:32—41.
9.社会因素 篇九
摘要：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为出发点，对影响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7)02创新版－0045―03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在“二十字”方针中，生产发展是基础，生活宽裕是目标，乡风文明是内涵，村容整洁是表现，管理民主是标准。“二十字”方针的提出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新机遇。但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因素依然很多，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更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一、“生产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根本上讲，“生产发展”解决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保障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贫困地区，影响“生产发展”的具体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资金投入不足。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先城后农”的发展模式，造成农村经济总量长期在低位运行，工业经济体系不发达，城镇化建设相对滞后。发达国家实践表明，人均GDP达800美元至1000美元，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虽然就全国经济总量来说，我们已具备一定的“反哺”能力，但在贫困地区，人均GDP远低于800美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能力非常脆弱。同时，由于国家在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长期不足，农村基础设施相当落后，不但无法依靠外部促其发展，其“内生性”发展能力也相当弱。
(二)自然资源贫乏。由于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内陆边远山区或戈壁荒漠地段，自然资源相当匮乏。在边远山区，山陡地少，加上近些年来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土地更成为稀缺资源。在戈壁地段，水资源匮乏，加上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受气候制约严重。
(三)技术水平落后。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没有技术的进步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由于历史传习下来的自然经济模式还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对技术的要求低，不但与国外水平相差甚远，即使是与我国技术总体水平相比也相当原始。技术水平落后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产品附加值低、产量低，生产成本在产值中所占比例过大，农民增收空间受限，农村经济乏力。
(四)人员素质急待提高。劳动者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力。而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教育投入重城市轻农村，目前还尚有1．8亿文盲。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文盲或半文盲劳动者比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6．5年，只有小学水平。而这些数据在西部等贫困地区更令人寒心。由于这些贫困地区农民素质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阻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农民驾驭市场的能力，从而影响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五)市场发育不健全。在贫困地区，长期的交通闭塞、信息闭塞，强化了农村经济的“自然”特色。再加上农民素质较低，对市场的了解、把握能力非常有限，从而形成市场发育不健全的现状。农民无法了解到市场有用信息(或者了解的非常有限)，也就无法根据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更无法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而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
(六)产品难以形成规模。就传统种植业来说，由于贫困地区大多处于高山、丘陵地段，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严重受限，农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使用的生产工具简单，以人、畜力为动力，靠单纯的经验组织生产，生产自给和半自给比重比较大，传统的农产品商品率比较低。就传统养殖业讲，由于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瓶颈制约问题严重，与外界沟通联系受限，养殖业需要的饲料输入与成品输出都存在很大问题，要使其形成规模，更是难上加难。如果要发展特色产业，一方面需要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市场的开发，而这些条件在广大贫困地区现时都还不具备。
(七)产业结构不合理。在贫困地区，目前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种养业仍然占据农村经济的主导地位，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由于目前农村资金困难、产业化经营水平低等原因，很多都还停留在构想阶段。目前有些地区虽然已发展了一些龙头企业，但规模小、带动力弱。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刚刚起步，根本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二、“生活富裕”的影响因素
“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当前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因素有如下几方面：
(一)缺少稳定的收人来源。一是传统的种养殖业增收空间有限。在贫困农村地区，传统的种养殖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产品附加值低，增收稳定性差。二是产业化发展受到制约。在贫困地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缓慢，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没有给农民增收带来实惠。三是劳务输出的增收效益下降。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比例逐年增加，但由于这些劳动力综合素质低，大多数人仍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导致其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困难。虽然国家自2005年起取消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由于粮价低，生产资料价格高，生产成本上升，依靠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在广大贫困地区，其本身就是地少人多或土地贫瘠，更压缩了其增收空间。
(二)固定支出过大。在贫困地区，由于农民收入来源有限，收入水平低，虽然日常生活开支比例较低，国家还在贫困地区率先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随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高中以上教育层次当期或预期费用的攀升等因素影响，农民每年用于固定支出呈上升趋势，没有更多收入用于消费。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据统计，到2002年，按享受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计算，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仅及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的1／22。无疑，由此引发的农民就业难、就医难、养老难等问题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瓶颈。
三、“乡风文明”的影响因素
在贫困地区，它受如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制约。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
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
(二)“乡风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落后。长期以来，由于对乡风文明工作的忽视，相关工作相当薄弱，不但缺少“文明工作者”，还缺少“文明渠道”。农民业余生活单调，娱乐性的活动主要是看电视为主，看电视主要也是选择一些娱乐性为主的节目，对新知识并不感兴趣。由于缺乏政府的相关引导，农村“乡风文明”目前还处于无序状态。
(三)缺少“乡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娱乐活动不仅需要业余时间，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在贫困地区，农民生活还处于贫困线上，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开展更多的文化活动。
四、“村容整洁”的影响因素
“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它的实现仍然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一)生活方式落后。一是传统农居布局散乱，环境脏差。在我国广大农村，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农民的居所大多与土地耕种相结合，从而形成目前的散居格局。特别是在山区，这种特点更为明显。即使是聚居形式，也由于缺少规划、环保意识，整个村落的布局、环境呈散、乱、脏等特点。二是生活方式落后。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每一户的生活区与生产区(主要是养殖区)连为一体，人、畜、厕所等所有生活、生产区域都集中在仅有的两百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其脏乱差的环境不言而喻。
(二)缺少改造资金。农村的散乱布局使新农村“村容整洁”改造成本大。对仍然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来说，无疑是一项长期工程。
(三)受土地政策的制约。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还有土地调整问题。由于当前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农村建设用地会直接涉及到耕地问题，农村建设用地空间极小。如何合理规划以及国家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是以后农村“村容整洁”工程的又一重要课题。
五、“管理民主”的影响因素
尽管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工作已历时二十多年时间，但它与人们的期望值仍然差距很远。在贫困地区，农村的民主自治工作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一)宗族观念影响。贫困地区的封闭性较强，宗法势力很强。村落里的每个姓氏都有辈份最大、年龄最老的人作为最高权威，而且等级非常严格。一个村民可以不听村干部的，但不能不听这些老年人的，否则就有被歧视的危险。而且这种封建性的宗族力量还会利用宗族势力来影响村民选举。导致那些人数相对较少的村民参与意识淡薄，从而削弱农村基层民主。
(二)不能正确运用民主权利。由于农村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对“民主政治”不可能真正的理解，更谈不上正确运用和发挥其民主权利。
(三)基层民主建设缓慢。虽然在国家的倡导下，农村基层民主意识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缓慢。主要表现在：村民委员会没有独立性，只是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在村委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上，村民没有或者不能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虽然这些地区也存在村民选举，但由于选举受上一级政府影响较大，农民的不胜任感强，群众基础较差，民主程度无法提升。
总之，在贫困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不但需要地方政府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还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持，特别是资金方面的支持。总的说：需要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有步骤、有重点的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需要中央政府在资金、公共政策等方面做好东中西部、城乡等多环节的统筹工作；需要正确考评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效果；需要督促落实好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