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精选7篇）

1.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篇一

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对中国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提高了信息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金融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更强，但同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加大，而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一直在举步不前，从而使得互联网金融成为风险积聚的行业。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探讨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改革的最佳选择，从而为监管者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对策。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回顾

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国外学者关注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如Michel（2002）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投资者提供了机会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大量的风险，从而容易陷入一些骗局，而这些骗局是不容易监测到的。James和 Paul 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激活和提高了经济活力，并认为互联网金融是24小时服务，提供了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提供不了的持续性服务，但互联网金融安全性是其主要问题，所以他们认为金融监管应该保证其安全性。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在肯定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好处之上，更多的关注是其安全性问题，在这点上，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对其进行监管。

国内学者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关注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陈林（2013）指出，互联网金融加速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使得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实施起来增加了难度，同时他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他建议尽快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于宏凯（2013）也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张晓朴（2014）认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需要适度，因为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有别于其他金融创新的供给性金融创新，并认为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系统风险有双重影响，在某些方面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但也有可能通过某些途径如特许权价值或者网络安全等渠道放大风险。曹东（2014）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不断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但其同时产生大量的金融风险，只有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达到博弈均衡时，金融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同时国内也存在着倾向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而放松监管的观点。毛玲玲（2014）基于对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难题的分析，从法律监管的角度提出，完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的数据监测与分析，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并通过建立对应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并加快互联网金融技术标准制定来更好的控制风险，达到完善监管的目的。同时，她还提出应建立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基点的互联网金融民事责任体系，并从反欺诈的角度防范和惩治互联网金融犯罪。谢平和邹传伟（2012）指出互联网金融模式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是现有银行体系的补充，虽然存在着一定风险，但不能因噎废食，要对其发展抱有信心。

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看法既有支持也有反对，不一而足。所以本文认为应该梳理清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模式之间的关系，从保证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角度对监管模式进行改革，以期提出有效的建议和对策，从而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识别

1.与商业银行相类似的传统风险。中国虽然未将互联网金融机构列入金融机构范围，但是其业务类型本质是金融，发生经营活动时，要面临着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系统中最突出和最直接的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信用风险是其贷款活动中最明显的风险，贷款是银行的主营业务，借款人违约造成银行坏账，这就构成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信用风险总是无法消除的。同时借款人的信用情况也可能随着其经济能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无法履约，从而产生信用风险。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来说，同样的存在信用风险。融资者的个人信用情况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定位上不属于金融机构，尚不能与央行的征信系统对接，无法获得正规渠道的信用信息，因而跟商业银行相比较来说，互联网金融机构所承担的信用风险要相对大一些。

（2）市场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市场风险主要指的是由于市场价格波动而给商业银行带来损失，汇率变动便是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体现。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市场风险的存在是一样的。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与商业银行一样，都是资金的流入流出，所承担的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一致的。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资金来满足市场的流动性需求，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有资金需求时，银行不能及时的出售资产或者融资而得到充足的资金，从而出现损失。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业务中，流动性风险普遍存在着。如长期贷款过多，如果出现存款人在某一时间集中提款，则会造成该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出现损失，甚至有可能使该银行出现倒闭。互联网金融同样存在着流动性风险，对于P2P网贷平台来说，长标过多的话就极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而对于余额宝类的互联网基金来说，由于其为吸引投资者将资金存入余额宝而允诺投资者可以随时将投入的资金提现，但余额宝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货币基金市场，如果后续流入资金无法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则会致使投资者无法及时提现，余额宝此时会出现流动性危机。

2.与传统商业银行不同的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归类上尚不属于金融机构，同时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因而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风险，即互联网金融行业独有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网络安全风险、道德风险、操作风险、运营风险等。

（1）网络安全风险。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问题是所有涉及到金融时必须要认真考虑和防范的问题。网络是互联网金融的载体，如果忽视网络安全问题，投资者就有遭受损失的风险。网络安全问题根据载体主要分为两类：网站安全问题、软件安全问题。对于网站来说，尤其是P2P网站，经常会遭受hacker攻击。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数据显示，在2015年2月23日到3月1日这一周内，中国境内感染网络病毒的主机数量高达61.6万台。中国境内被篡改网站总数为3 355个，境内被植入后门网站总数为961个。

（2）道德风险。互联网金融行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对于平台本身来说，缺乏一定监管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仍存在着大量的道德风险。这种现象在P2P网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尤为明显。

P2P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累积了大量的风险，据网贷天眼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2月底，P2P平台全国共有2 568家，其中倒闭478家，剩余了2 090家，倒闭的P2P平台占全国的18.61%。这个数据在面临经济下行的状态下还会进一步扩大。不断累积的风险使得P2P网贷平台出现失联或者无力承担违约成本而关闭，致使大量投资者出现损失，无法收回本金。而总结P2P网贷平台倒闭的原因时会发现，道德风险是其倒闭的主要因素。

（3）操作风险。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操作风险更多是针对客户层面的。互联网属于新兴技术，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互联网技术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但互联网金融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原因除了网络安全问题外，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学习操作的成本。客户在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时，经常会输错账号或者收款人信息等，这无疑增加了客户的使用成本。同时，由于存在着木马钓鱼链接，如果使用者不能很好的甄别，在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P2P网贷平台时，很容易错将木马链接当成真的平台而进行资金的转入转出行为，从而遭受损失。所以，操作风险也是互联网金融在发展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4）运营风险。P2P网贷模式在中国处在行业初步发展阶段，有很多地方都处在摸索阶段，从而出现了一些诸如从业人员专业技能不够、平台收费不合理、平台赤字运营等现象，这些问题不断积累扩大，使得一些网贷平台出现经营不善的问题，被迫倒闭。

四、中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改革建议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赖于其自身的信息低成本优势，通过资金聚集来克服供需双方在信息、风险和规模上的不匹配，进而通过拓展客户范围来增强其规模优势。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或方向，就是利用互联网金融的成本优势和包容性优势，其服务对象势必转向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客户群体，并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对中国农村和中小企业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性。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短期内，监管当局可以做的有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进行动态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让监管者、投资者、其他市场主体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运营情况都能及时、准确的了解，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体系运营的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避免欺诈、庞氏骗局等行为的发生，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发展。同时可以提高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整体的认可度，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声誉，为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样可以帮助监管当局有效制定监管措施，保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活力。信息披露制度需要互联网金融企业公开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这一点需要监管当局从法律法规上进行规定，保持其强制性；同时需要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信息甄别机制，定期评估互联网金融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建立惩罚机制，对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披露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经营暂停、曝光信息等惩罚，确保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进行动态持续监管。动态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相关运营指标进行持续不断的监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方支付和规模较大的P2P网贷平台尤其需要进行动态监管，从而确保其不发生大规模的违约风险。动态监管强调的是灵活性和持续性，因而定期评估互联网金融发展状态，定位其影响和风险水平是动态监管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风险大的和影响力比较高的领头羊企业进行比较具有针对性的动态监管，其他相对风险较小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则采取信息披露、行业自律等方式进行监管。动态监管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全面监管将大大加大监管当局的监管成本，也会抑制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活力。动态监管不仅要求针对互联网金融环境的变化做出监管程度大小的变化，监管方式、监管内容也应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变化而及时做出适应性的变化。

3.健全法律体系。从美德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来看，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是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而通过法律对互联网金融性质界定，明确互联网金融发展方向，确定在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杜绝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无序竞争等现象。互联网金融引领的金融创新已经冲击到了传统的金融机构，促使其进行结构转型，因而后者也涉及到了互联网金融的领域。根据统一监管的原则，对这些涉及到互联网金融的传统金融机构，无论其在线上还是线下进行经营活动，都应该坚持一致的监管标准，因而修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就有了现实的必要性。互联网金融发展到今天，尚未有自己行业的发展标准，因而互联网金融发展多少有些混乱。加快制定行业标准，并赋予其一定强制力，从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创新与发展，要从市场需求出发，把握时代脉搏，把立足点和归宿点放在方便快捷资金供需双方进行交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上来，从而切实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宜对其实行过于严格的监管，以免抑制其发展，扼制了金融创新。因而，在金融监管保证其稳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引导、鼓励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以市场为导向要求监管部门准确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方向，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奠定基调。定期评估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动态，对处在萌芽或起步阶段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要放松监管，允许这些企业的试错行为，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不断创新，保持金融发展活力。建立相关行业协会，如建立互联网金融协会是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互联网金融协会可以部分替代监管的任务，可以进行行业自律，可以把握行业动态，从而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有效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

2.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篇二

一、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体制与存在问题

1.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1993年底, 国务院出台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 1995年又陆续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 确定了分业经营体制。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 分业监管的体制步伐加快。1998年保监会成立, 同时证券机构监管业务由央行划转到证监会, 2003年银监会成立, 承接了央行对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职能。至此, 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格局形成。2003年9月18日,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召开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 通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 (以下简称《备忘录》) 。

2.中国监管法律体制的弊端。以机构划分的多头分业监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竞争和监管真空, 有明显的不足: (1) 部门与地方行政干预严重。中国属于中央集权国家, 为单级监管模式, 银监会与央行实行大区行相比, 其派出机构的设立仍然按行政区域划分, 并且在省级派出机构行政级别上与央行大区行相同, 久而久之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因此, 在GDP政绩时代, 部门或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 自主经营的现象广泛存在, 面对大量不良贷款, 金融监管机构或怕“结仇”或怕“露丑”, 在庞大的“人情网”和“关系网”束缚下, 往往采取“捂盖子”的方式。 (2) 功能性监管缺失。中国金融监管虽严格按监管对象性质或监管市场进行划分, 但并没有树立功能性监管的理念, 监管机构内部设置上亦同。以银监会为例, 下设银行监管一、二、三部、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 分别负责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产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农村和城市存款类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 (3) 联席会议制度不合理。三足鼎立的监管模式, 从参加主体看, “三会”均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 各自独立, 即使建立了三方联席监管会议制度同样存在很大的缺陷。“三会”是平级部门, 一旦监管理念出现差异, 就陷入“谁也不听谁”的僵局, 会议不具备决策职能, 也无法使各方统一意见, 往往各自以部门利益为导向, 使协作监管落空。

二、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改变的现实需求

1.分业界限早被逾越。虽然中国法律对于金融业分业经营做了明确规定, 但从实务层面看, 分业经营的界限已被悄然逾越。主要表现在:其一, 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均可进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通过参与资金拆入与拆出, 调节短期资金余缺; (1) 其二, 银行与券商之间的合作不断展开。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各金融资产治理公司从事债转股等业务, 银证在证券资金法人结算、银行转账、资金拆借、债券业务、资产抵押贷款、资产治理、基金托管等方面全面合作;其三, 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资金可以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证券市场, 近年来进入证券市场的保险资金不断扩大, 投资对象也不断放宽, 可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 并且通过保险QDII进军国外证券市场;其四, 银保合作, 银行代理人寿保险业务, 保险公司通过银行的窗口推广保险合约。

2.大量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随着金融创新, 各种新型金融产品不断出现, 如基金公司推出的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推出的投资理财计划都极大地冲击着分业经营体制。此外, 股指期货的推出更是对分业经营的一次巨大的冲击。

3.金融集团纷纷建立。加入WTO时承诺, 2006年起中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多为金融控股公司, 实行混业经营, 典型如荷兰国际集团 (ING) 。中国本土的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也早已成为横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金融帝国。2009年后大型商业银行全面进军证券保险。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北京银行成为首批试点的4家银行, 并且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对口的资产管理公司取得相应的券商牌照。其时, 中国分业经营已名存实亡。

三、金融监管法律体制改革路径

金融危机时, 强化监管, 主张集权的声音充斥, 成立金融大部的呼声此起彼伏。2008年“两会”期间, 国务院机构改革成为热点之一。然而从大部制最后的方案来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机构数仅从28个变为27个, 且能源大部改革缓行, 可看出在利益集团影响下, 政府机构改革举步维艰。金融领域有“一行三会”四个正部级机构, 且四大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人员编制数目巨大, 组建金融大部比能源大部任务更为艰巨。即使金融大部成为日后金融监管主流的趋势, 但此时, 在中国谈组建金融大部是不切实际的,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只能寄望于现有的“一行三会”和三方联席体制的调整完善, 再伺机过渡到金融大部。

(一) 法规先行

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是以《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 而《备忘录》并非法律法规, 不具备约束能力。中国金融监管领域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难题, 对于毫无法律效力的《备忘录》, 其同样有可能受到选择性执行甚至虚置。因此, 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备忘录》进行确认是必要的。

(二) 完善制度

1. 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协调机构。

在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上, 《备忘录》规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 归属相应监管机构, 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监管, 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但这样划分并不合理, 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可能仅对集团子公司进行行政管理, 并不经营具体业务;且主次经营业务划分按何标准, 又是哪个机构对主次业务进行划分, 主次业务一旦发生变化又如何处理等都是问题。一直以来, 央行仅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席会议, 既无提案权, 也无表决权和否决权。“维持金融稳定”的央行却被排除在联席会议之外, 这无异于割裂了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联系, 没有央行实际介入, 联席会议必定无法起到有效作用。联席会议应设立常设机构, 其意义最重要在于赋予常设机构所在的监管机构“主协调人”的身份, 明晰“主协调人”有利于联席会议的举行和相关共识的落实, 不仅如此, 设立常设机构有利于信息平台的建立, 统一信息收集标准, 防止信息多重收集, 畅通“三会”之间的信息交流, 而且《备忘录》规定“联席会议纪要需报国务院审批后执行”、“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他部委参加”, (1) 设立常设机构更有利于完成上述工作。

2. 确立功能性监管总协调人。

功能性监管需要总协调人, 最适宜担此重任为中国人民银行。主要理由如下:从历史看,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是中国唯一金融监管机构, “三会”的监管权力均由此剥离, 央行对于金融监管全局把握更具优势;从对比看, “三会”在金融监管中, 难免受部门利益影响, 不具央行超然的地位;从效率看, 央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良好运行离不开金融相关信息收集的完整、及时, 对于信息收集最有激励效果的是央行。在现实中, 央行采取大区行制, 但其分支机构仍然遍布全国, 比起“三会”覆盖面更广。因此, 有央行负责信息平台工作最适宜;从法的层面看, 维持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的法定职责。在2008年国务院对于央行职责的规定中, 央行“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 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功能监管理念。因此, 应当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常设机构设于央行, 由央行选定所需人员并负责技术保障。 (2)

3. 明确并坚决履行常设机构的主要职能。

应包括:一是负责召开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筹备, 并对共识进行落实;二是负责金融集团登记备案, 并负责对集团母公司的监管, 对于集团公司不仅应审核其独立财务报表, 也应执行并表监管;三是对创新金融产品进行建档;四是经授权可执行“一行三会”的部分执法权;五是信息平台的建立和维护, 信息收集、整理、归纳。

联席会议制度, 参加主体应扩为“一行三会”负责人, 联席会议首先, 应当由负责金融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牵头, 方能保证决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其次, 三方联席会议的权力应当法定, 并且赋予联席会议决议的强制执行力;再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是, 为及时处理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的紧急事件, 应当赋予三方联席会议可授权常设机构集中行使“一行三会”执行金融监管的权力。最后, 建立问责机制, 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违规行为进行问责。

在这后危机时代, 随着金融创新大潮日渐汹涌及金融业日新月异, 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之际, 目前, 修葺、完善既有的联席会议制度, 是当务之急, 而后才能涉及其余。面对着金融危机前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变化, 我们不仅应学习其先进的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更应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树立务实的改革理念以利切实有效推动金融监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龙.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法根源——以审慎规制和监管为中心[J].法商研究, 2009, (2) .

3.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篇三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改革；风险

中图分类号：D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90-02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经济学领域还是法学领域，提及和研究最多的莫过于“金融监管”这个词语，当然这也是有其独特背景的。从正面来讲，《“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小企业发展和壮大中对资金的需求等等；从反面来讲，一系列与融资有关的案件的爆发，中小企业担保链断裂等等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金融监管问题提上研究的日程，这已经是实务界和理论界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欲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现状及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和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措施，提出一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中国金融监管现状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还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的诞生是金融市场分业经营制度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等给金融分业监管发起的巨大挑战。

（一）金融监管缺少协调机制

2003年，我国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这是在当前分业监管下，三会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渠道。虽然，这种协调方法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下对于监管信息交流，重大监管事项磋商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工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即使人民银行具备一定的统一监管职能，但是，人民银行是不履行具体的行业监管职责的，因此，它也不能掌握全部的金融监管信息。

（二）金融监管内容不全面，监管形式单一

但是，我国目前的监管状态是注重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经营上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经营中可能会出现的经营风险的监管不规范。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财务盈亏状况以及日常的业务运营缺乏相对应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监管更是缺乏。而且，我国采用行政手段较多，这种方式能够迅速平息风险，从而保持市场暂时稳定，但这很难触及根本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险。

（三）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内控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为直接的保障，也是金融机构和行业稳健运行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建立了一套金融机构基本的内控制度，行业自律是行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它是一种自我管理方式，配合政府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实际的操作中，这套制度因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至于风险防范更是形同虚设。当前，我国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金融监管领域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美国监管制度的改革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这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取得的最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一）加大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金融监管立法领域，保护消费者是最为基本的价值原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相对弱势的主体地位，消费者仅仅依靠金融机构披露的金融产品信息，是无法做出精确判断的，这就要求在投资者保护上，除了基本的制度构建之外，还应当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美国金融改革在这点上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二是设立投资者顾问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办公室以及巡视官；三是设立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办公室；四是加强对企业高管薪酬的监督。

（二）整合监管体系，强化监管职能

新的监管体系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被整合为四家，即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其撤销了美国储蓄机构监理署，并将其合并到货币监理署，部分职能转移到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各部门具体职能划分为：美联储负责监管五千多家银行控股公司和约八百五十家州注册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对在各州注册的非联储成员银行进行监管；货币监理署负责对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及储蓄存款机构进行监管；国家信用社管理局负责监管所有参加联邦保险的信用社[1]。新法案同时也提出了在财政部内部建立一家新的联邦保险办公室，对保险行业进行专门监管。这意味着原来主要由各州进行监管的美国保险公司，将来需接受联邦监管机构的统一监管[2]。

（三）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提出，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主要职责就是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各种系统性风险。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因其规模大、市场关联度高等因素，本身经营状况的恶化直接冲击了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波及实体经济。因此，改革法案针对性地强调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性，将该监管权力赋予美联储。美联储通过维持较高资本充足率、限制高风险投资等防控性措施来控制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金融机构，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监管范围扩大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这标志着美联储在金融稳定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和权威得到加强[3]。

（四）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衍生品一直呈上升趋势，促使“储蓄”向“投资”转化，这在提高市场资本运转效率的同时，也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美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危机之前对金融衍生品一直是放松的态度，这也使金融衍生品规模迅速扩大，并伴随着风险的日益凸显。因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一是限制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二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三是对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影子银行加强监管。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之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保护投资者权益

没有投资者的金融市场是死的，如果不把保护投资者作为金融市场的价值基础，那么，金融最终是要走向毁灭的。目前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针对金融产品的特殊性设置特殊的法律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也无法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和金融产品复杂程度的加深，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措施，设置专门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或者部门，完善金融产品销售与购买以及售后环节的金融监管，促进金融机构的自律和约束，切实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4]。

（二）探索统一监管体制的可行性

美国并不属于采用统一监管模式的国家，虽然其在改革过程中曾尝试整合监管机构，成立单一的机构监管银行，但最终只撤销了联邦储蓄管理局，同时加强美联储的监管权，而因为复杂的监管机构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监管体制上，我们可以借鉴英、德两国的经验，建立专门的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实行统一监管。而这样做目的在于，全面掌控金融监管信息，全面掌握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制定、实行统一的监管规则，从而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发挥金融为整体经济发展服务作用，同时，达到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效果。

（三）重视对系统风险的防范

系统风险对于金融市场是极大的威胁。美国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赋予其对系统风险的监管权，这就使宏观的系统性风险有了统一监管的机构，并明确系统性风险评估和管理方式，从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奠定基础。因此，我国应意识到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它存在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各个角落，一旦某一环节出问题，其会迅速蔓延，甚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所以，将来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应该体现现代金融市场中高度关联的系统性风险要求，高度认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将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

（四）扩大金融监管范围

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金融衍生品信息披露制度；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衍生品授信风险管理构架，加强对交易方的资信调查，促使商业银行构建合理的衍生品定价机制；我们应制定统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基本性制度，统一衍生品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并针对性质不同的衍生品制定个性化的管理制度和方案；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环境下，我国应加强监管的国际间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相关功能，防范系统性风险，并为“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4]。

（五）加强征信行业的培育和完善

征信行业的良好运行可以提高监管效能，从而促进金融行业稳健发展。但是，我国《征信管理条例》还未正式出台，这给我国的征信行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对于征信行业的制度规制和市场模式构架：一要尽快出台有关征信方面的制度规定；二要重视对信用评级市场培育，提升征信行业水平；三要推动独立评级机构发展完善等。

参考文献：

[1]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消费者至上”加强协调监管[N].中国经济时报，2010-07-22.

[2]范文波，李黎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11，（2）.

[3]何德旭，饶云清，饶波.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及启示[J].上海金融，2011，（1）.

4.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篇四

农药作为重要而又极其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农药市场监管力度，整顿农药市场秩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我仅对我国农药市场监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总结，并提出应对措施与建议。

一、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现状

1、经营单位规模小、摊点多、分布散，农药经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我国的农药经营单位分布到各市、县、乡（镇）村，有一部分经营单位的经营人员缺乏起码的农药基本常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卖药不懂药”、“违法不知法”的情况常有发生，给农药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无证经营农药现象时有发生。未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和农药经营执照的多为个体经营业户，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对农药执法认识不足、经营规模小、走街串巷、营业时间不确定是造成农药市场混乱、坑农害农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

3、农药标签问题。这是目前农药市场管理工作中问题最普遍、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农业部的《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对农药标签的规范已作了明确规定，但目前市场上的农药标签仍有5个方面的问题表现突出：一是擅自扩大使用作物或防治对象；二是无中文通用名或使用未经核准一个产品擅自使用多个商标；三是使用说明不标注意事项；四是只标注代理商名称、地址，而不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多属于严重的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的行为）；五是随意标低用药量或用量不明确等。

4、农药质量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目前市场上仍有20%—30%左右的农药不合格，其中劣质农药又占8%左右；二是销售过期、失效农药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仍有少部分无农药登记证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以肥代药等。

5、国家禁用、限用农药问题。经粗略统计，在我国销售的农药杀虫剂约占农药销售总量的60%，在杀虫剂中有机磷类农药约占40%，在有机磷类农药中高毒、中等毒农药又约占40%。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高毒、中等毒甚至一些剧毒农药仍以一定的数量充斥市场。特别是国家禁止在蔬菜、果树上使用的高毒农药屡禁不止，给我国发展“无公害”生产带来了消极影响。

6、科学使用农药问题。目前有一部分农民对农作物的病、虫、草害发生规律不清楚，不知如何安全、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一些经销商为谋取暴利，花钱委托当地植保部门出病虫情报，不使用农药的通用名称，从而导致在病、虫、草害暴发时，大剂量、重复用药，不仅费工、费药和造成农田环境污染，而且增强了有害生物的抗药性，从而也使病虫害危害一年比一年加重。

二、我国农药市场管理存在6大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药市场管理存在6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执法或植保部门人员收受好处后施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与经营单位没施行政企分开,出些虚假的病虫情报以及严重的执法腐败现象！

如许多地方的农药经销商与当地的农业执法人员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不规范的产品，只要有利润，凭他们与当地执法人员的关系，只要交了好处费或保护费，再花钱委托当地植保部门不使用农药的通用名称，出个假病虫情报，特别推荐说某厂的某个产品有特效，也可以在市场上照常销售的火爆，以获得暴利！而受到他们指使，即使是规范的农药产品，没交保护费，谁敢卖执法部门也会经常去抽查；据我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对某县农药市场进行调研时发现，该县农药市场的农药产品不符合农业部《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及国家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的应在40%以上！这个数据也许惊人，但就是这些产品在当地一些执法败类的庇护下长期的坑农害农，因为他们交了“保护费”，又能陪他们吃喝玩乐。而许多企业的合格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却遭屡次抽检，虽没查出什么问题，但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给自己找麻烦就不愿再销售这些规范的农药产品。

现在农药市场存在一个潜规则：就是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厂家要想在当地推广开，必须要借助于当地的经销商，交些保护费，否则，就难以销售！

三、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的对策

针对地方执法人员收受好处后施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与经营单位没施行政企分开、严重的执法腐败现象！我们认为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农药执法人员的监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和人员素质，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

在查处农药违法案件过程中，坚持亮证检查，准确立案，做到严把事实关，认定事实要准确，处罚要公正，严格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行使处罚权，真正做到公正廉洁执法，努力实现农药监督制度化，树立农业部门行政执法的良好形象。

1、进一步加强农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法律意识。在以后的执法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农药管理条理》、《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宣传。广泛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等舆论媒体多方面进行报道和专题讲解，此外还应采取走村串户、乡村集市印发、张贴、悬挂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向农药生产经营者、广大农民群众贯彻农药法律法规和有关农药知识，宣传到千家万户，有效地提高全民法制意识。

2、搞好对农药经营主体的业务培训，规范生产经营行。一是每年定期为农药生产、经营人员举办培训班，邀请正规的生产厂家，通过学习农药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使农药经营者合法经营，守法经营；二是要求各级农资经营主体要高度重视农药经营活动，将经营理念统一到中央的文件精神上来，统一到农药诚信经营服务上来，牢固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思想；三是自觉做到购进农药时从正规厂家及合法农药经营单位进货，并注意农药包装的规范、标签的齐全与正确，若发现登记内容（主要是农药证号、登记作物和防治对象等）可疑的产品应及时到区农业执法部门或登陆《中国农药信息网》查询。同时销售农药时不要只为经营农药而经营，要相应提供农药使用范围、防治对象、防治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配套服务，提高服务意识和质量；四是实行源头管理，明确责任义务。要求区农资部门在加强农药连锁经营的同时，建立农药销售台账、安全防范措施等各项制度。全面配合区农业、工商等执法部门，推进清理整顿工作。

3、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行为。为了加大执法力度，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监管职能，形成以农委为主体，组织公安、工商、农委、纪检、供销及技术监督相配合的正规企业参与的监管体系，不定期开展农资市场执法交叉专业大检查，取缔无证无照农药经营单位，收缴非法经营的剧高毒农药，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违规农药经营单位，通报屡教不改的农药经营单位，使农业执法的影响面和威慑力得到增强，逐步建立农药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真正规范农药经营市场秩序，对问题严重的区域要对负责该区域的农业执法人员进行严厉的查处。

4、联合农技、植保部门，引导农民科学用药。大力推广高效低毒的新农药与生物农药，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用药量和施药次数，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而进一步减少农药违法经营行为的发生。

（二）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1、提高农药经营准入条件，对农药经营者实行执业资格制度。农药属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对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药经营者多且自身素质不高，造成市场品种太多，价格高而乱。建议提高农药经营准入条件。而另一方面，农药使用者广大农民的素质普遍较低，信息闭塞，对品种知之甚少，农民购买农药主要靠零售商的推荐介绍，如果农药零售商没有文化、不懂专业知识，那么零售商向农民推荐品种就好比瞎子牵瞎子走路。因此，建议对农药经营人员作一定资格规定，或具有一定文化和专业知识，或经农业部门考试合格后凭其资格证及厂家的产品经营授权证书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2、对农药价格进行干预限制。为了降低农药价格，减轻广大农民的购买农药负担，政府应出台对农药价格的干预措施，将农药价格限定在某个额度内，违者将给予严历惩罚。

3、加强农药质量检测能力。政府应增加投入，加大对农药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健全县级农药质量检测体系，加强区域性农药质量检测中心建设，使之能适应农村农药市场的需要，能检测出假、劣、失效农药。

4、加大农药市场的管理力度。农药执法部门应严格依法办事，对经营假劣、高毒高留、过期失效、夸大宣传等应重点打击。建立农药企业诚信经营评价体系，依据农药质量抽检结果、市场主体资格、群众投诉、公众评价等相关信息，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并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评选一批诚信经营企业、诚信经营店铺，定期不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布。对违法企业实行定期通报并列入“黑名单”，对黑名单企业实行重点监控。

5、建立服务平台，为民排优解难。专门为农民搭建一个服务平台，公开服务电话和服务时间，专人负责，内容包括优良品种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政策及法律咨询、农药质量投诉等。

6、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强化技术指导。建议配备村级专职农技员，村民小组配备兼职农技员,以便随时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5.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篇五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

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

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

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

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

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

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

（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七）对有关体制设计可行性的简单分析。对于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可能的担心来自筹资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这一担心没有根据。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的卫生防疫和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在筹资能力上不应当有问题。

6.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论文 篇六

要想论证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我想首先得承认金融监管对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否则何谈其合理性。时势造英雄，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并得到了罗斯福新政的首次试验并被各国政府采纳，古典学派的风采比凯恩斯学派略逊一筹。同样面对2007年金融危机，一方面是以米什金为代表呼吁加强金融监管，另一方面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应该完全不干预经济，所有的危机都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干预更受各国政府的推崇。中国经济开放和发展的起步较晚，为了避免少走弯路和实现快速复兴，“黑猫白猫”理论和30年的改革之路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配套的监管体制确实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种体制的内在合理性又是什么？

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处于分业监管的发展和完善阶段，即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代表的单线多头体制架构。它的合理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防范金融风险，遵循了“安全优先，兼顾效率”原则

我国面向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的历程较短，加上决策层一直对金融改革持比较谨慎态度，金融监控资源积累明显不足：首先，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不高，风险监控的内部机制不健全和决策水平较低、风险转移和对冲手段残缺不全，造成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监控资源积累严重不足；其次，外部监管的手段落后、经验和能力不足、专业化人员和高质量信息的缺乏，也造成外部监控资源积累不足。而分业经营利于应对这一先天不足，使得保险、证券、银行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界线分明，防止各部分资产被重复计算，重复利用，隔离了各部分之间的风险传递。同时分业经营由于业务的单一性，使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流向便于可监控，使风险透明化。只有有效地防范风险，才能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才能为持续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奠定良好的基础。

（2）符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式，降低监管成本

中国入市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承诺在WTO协定生效之日起的5年内逐步实现高水平的自由化，虽然资本的进入并未对本土的金融业造成过大冲击相反出现共同繁荣的景象，但是证券市场效率低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极不合理，银行不良贷款率畸高不下，保险公司仍是极高寡占、竞争不足的格局，这些都要求更有针对性地高效的监管，通过对口的导向指导各金融机构，比起混业式经营即降低了监管成本，也利于配合各机构的发展需要。

（3）避免监管垄断，有利于不同监管机构的服务升级

中国企业发展的特色是机构控股，且绝大部分为国有控股，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和竞争本来就缺乏活力。若不采用分业监管，而是一家独大，则极有可能出现监管机构和政府被大型利益集团俘获的情况，造成市场竞争不足，资源配置低效。而采用多头式的监管机制，能够有效避免此类状况。因为不同的专业监管机构有不一样的监管对象，而且不同的监管机制之间会存在竞争机制，这样不但能够避免垄断，也有利于加强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力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行世界金融业又出现了再度混业经营与统一监管的广泛发展态势。德国的全能银行模式，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持股公司制，以及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尤其是WTO过度期结束和次贷危机的影响都催生了中国混业经营的势头，如平安集团，光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都纷纷涉足混业经营。面对混业经营的潮流方向和自身发展的诸多不足，主流意见都是反对突变式的转型，而是支持通过缓和的渐进式变革来完善混业经营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本次两会中，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就提出了混业经营的新监管机构，可见混业经营是监管体制“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笔者个人认为，中国目前应不忙于过渡转轨，理由是：纵观改革三十年中国一直忙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自己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监管体制，然而技术创新、产权保护、社保体系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横观整个金融市场，中小企业融资难，证券市场萎靡不振，金融创新不足，居民资产在通胀情况下难以实现保值增值，这一切都说明在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下，中国的经济并未发展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因此，中国当前还是应以改革和完善现有金融体制为重。

（1）完善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提高“一行三会”的专业性和相互沟通

保持三大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对于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的效率、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与作用。而目前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还与高效、灵活、权威的监管机构独立性要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由于各机构隶属国务院并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因而难以灵活地面对突发性的金融风险事件，并且在发生一些权属不清的案件时容易出现各机构相互推诿的情形，这就需要各机构之间既要保持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又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明确权责，从而防范因监管漏洞演变成的系统性风险。

（2）分离国有产权监管问题

由于国有产权监管定位的模糊，我国在国有资产的管理方面有许多问题。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制度和公司制度下，在不太健全的法律法规下，政府部门不仅管人、管事，还管资产，使得股东们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对外派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因而有必要将国有产权的监管职能从管理部门分离出来，建立统一的国有产权监管框架，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全面监管国有金融资产，从业务风险管控、股东和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等各个方面予以监督和管理，这样不但有利于整体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实现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而且还能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稳健，维护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

（3）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型

所谓功能监管就是金融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够发挥的基本功能，而不再是金融机构本身。功能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监管机构最熟知的经济功能来分配法律权限，如证券监管更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银行监管更注重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同时以功能为导向的监管可大大降低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并有利于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4）建立严格的金融三业系统内外的动态监控体系

在外部环境中可以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体系，改变包括人民银行、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监管在内的多元监管体系，组织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体系使风险管理走向职能化和专门化。同时，在内部环境中可以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和评估系统：主要围绕金融业的各项业务风险进行定期的业务分析和评审，测算业务的风险承担程度以及根据.并根据合作对象的经营成功能力制定出准确和可行的有效益的合作策略。以此同时，可以建立动态监控体系，从而达到防范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的目的。

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完善监管体制，如设立消费者保护局，颁布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可见在全球对金融监管提出新要求的浪潮中，中国也积极调整自己的经济战略角色。虽然混业经营势不可挡，但是更能看出高层监管部门稳中求进，对目前的监管体制不断求完善和创新，这更符合经济的发展的规律和客观要求。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7.我国金融监管现状及存在问题 篇七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和管理，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健康、高效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依法经营、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是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运行安全，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模式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在分业监管的实施中，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也使金融监管不能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在实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分别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在前几年对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纠正金融业的“三乱”，防范金融风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其一，降低了监管效率，提高了监管成本。我国的存款类机构(银行、信用社)、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在资金融通、清算上都由人民银行管理，其外汇业务也由外汇管理局监管，在业务上有一定交叉，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和信息交流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往往造成有的金融业务得不到有效监管，出现监管“真空”。或有的金融创新得不到监管当局的认可，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其二，限制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空间。全球金融正呈一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分业经营使我国银行不能开展综合业务，今后很难与国外银行平等竞争，制约了国内银行的发展步伐；其三，不符合国际金融业发展和监管趋势。目前，许多国家为适应金融一体化趋势，纷纷对过去的多元化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单一的监管机构，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事实表明，这种做法提高了监管效率，降低了监管成本。在我国，已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拆借、债券回购，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回购交易，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可以预见，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合，分业经营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分业监管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成为制约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障碍。

2、金融监管内容重点不突出，监管内容不全面。金融监管内容和范围狭窄，监管乎段落后。

一是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忽视风险性监管。二是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内

容过窄，仍局限于存贷款、结算、信用卡等业务，已不能涵盖全部金融业务；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滞后，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三是金融监管范围缩小，一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未纳入监管范围，如将彩票市场、社会集资等监管业务逐步移交给其他部门监管；社会保障体系中涉及的准金融业，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分散于不同的部门经营和管理，未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范畴。在部门和地方利益驱使下，这些业务开展的状况十分混乱，有的地方出现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金的现象。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隐藏较大的金融风险。

3、金融监管方式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监管手段陈旧。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不健全。

首先，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日常业务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虽然近两年开始试行非现场监管，但其方式还不完善，监管的有效性很低。其次，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与被监管机构未实现电脑联网，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使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效率低，成本高。第三，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监管经验不足，尤其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处理缺乏成熟经验，许多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第四，利用社会力量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尚未起步，对外部审计师的利用几乎是空白，对如何利用外部中介机构实行金融监管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规。第五，金融监管的成本较高，导致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下降。

4、金融监管人力资源严重稀缺，金融监管能力偏低。监管人员素质不全面，高素质人才缺乏。

尤其是基层人行，队伍结构上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即中低学历者多，高学历者少；了解传统金融业务的人多，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的人少；从事具体业务操作的人多，从事金融监管研究的人少；具有某项知识和技能的人多，全面掌握金融、法律、外语、计算机知识的人少。

基层央行的金融监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金融监管是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和县支行的主要职责，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秩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基层央行的金融监管水平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提高，但还存在如下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缺陷：

1、金融监管理念尚有一定的缺失性。当前，人民银行在实现由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转变上成效明显，风险监管已成为工作重点。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①监管目标理念

较为单一。②市场约束理念不足。经济金融市场化、一体化日渐深入的情况下，市场约束有助于加强资本管制的效果，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为此，新的巴塞尔协议框架把市场纪律和约束力确立为资本监管的第三大支柱。而在实际工作中，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对市场约束理念的引入尚付阙如，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参与对商业银行的审计、检查也乏善可陈，从而使得监管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③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有待加强。

2、金融监管责任制的制度安排留有缺陷，需要改进。基层人民银行普遍推行了金融监管责任制，有利于规范监管行为，提高金融监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但从实践来看，监管责任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与设计预期具有一定的反差，其缺陷主要表现为：①监管责任制有些规定不明确具体，实际操作有一定困难。②监管责任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不相兼容。③监管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滞后，影响其可操作性。

3、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与监管需求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当前，人民银行县支行内设机构改革后，大部分县支行的原合作金融管理股、金管股、调统股已合并为金融机构监管股，由于中心支行原对应的科室仍各司其职，故县支行原各部门人员继续履行原有职能，使得某些支行员工产生了错误认识，致使县支行金融监管合力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另外，基层人民银行其他部门的人力、物力基本占用了支行总体力量的大部分，而履行基层央行主要职能的金融监管部门仅占支行总体的少部分，与内设机构合并后监管任务加重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

4、金融监管的信息沟通体系和电子化建设滞后，制约监管效率的提高。依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一系统都不是独立和封闭的，其内部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影响的，且与其他相对独立的系统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建立区域性金融安全区，决定于区域内的各项因素，也与邻近区域的经济金融运行质量、风险程度等相关。故而，建立起基层央行与各商业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间、基层央行分支机构间、基层央行与证监会和保监会分支机构间的信息沟通体系，实现信息共享、联手监管，有利于构建牢固的金融风险“防火墙”。

5、金融监管人员资格管理和人员素质有待改进和提高。当前，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能力要求很大程度上限于领导的评价和看法，监管人员的选配、调动主要取决于各级领导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准确地考察选配人员的业务监管能力，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管人员资格管理办法来实现监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的冲击和震荡将是全面的、深刻的、久远的。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直面挑战，勇于开拓，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迅速提高

央行金融监管水平。

1、加强对国际金融知识、国外金融法律、国际金融监管原则、国际金融组织规定等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要改变目前对国际金融发展和监管动态的研究集中在人民银行总行的现状，人行各大区分行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增加对国际金融形势的了解；各基层人行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学习研究国际上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有关规定，特别是要根据我国金融工作的实际需要，学习、研究、借鉴国际清算银行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有关规定；对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国际通用的监管准则，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监管细则，指导我国的银行监管工作。

2、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框架。现行《商业银行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对银行业监管的需要。要根据金融市场开放的现状、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设立和经营情况、国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进一步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框架。

3、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加强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协调工作，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同时，在保持分业的基础上加强各监管机关的沟通，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针对金融业必将实行混业经营的趋势，未雨绸缪，为金融监管实现混业监管做好法律上、制度上、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4、合理确定监管内容，改进监管方式，鼓励金融创新。首先，要转变监管理念，将谨慎的风险监管确定为央行监管目标，对金融机构法人以风险监管为主，实行并表监管，对其分支机构以合规监管为主。其次，要实现监管方式由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转变，一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非现场监管网络，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风险监管，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减少金融管制，正确区分金融创新和金融违规，保持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第三，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央行对全社会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防范金融创新和准金融业务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第四，要尽快实现金融监管手段的现代化，加强金融监管的电子化建设，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第五，要充分发挥外部审计师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程序，促进非现场监管、现场监管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

5、加强中央银行监管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监管水平。

6、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外资银行的监管方面，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国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的联系，严格审查外资银行的经营水平，经营业绩和风险状况；

严格审查其拟任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在我国的扩散。同时要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及时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监管准则、方式和手段，在人才培训、信息沟通、工作交流等方面提供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大力提高监管水平。

同样根据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对策思路以供探讨：

（一）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树立和增强监管中的“效益、市场、系统、持续”意识。正确的监管理念是指导金融监管的有力指南，亦须顺应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而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由此，我们认为，在坚持原有合理的监管理念基础上，应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适当引入和增强新的监管理念内涵。①适当引入监管中的“效益”理念。对一些经济金融运行质量较差、金融风险积累突出的地方，人民银行应强化金融监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稳定金融秩序，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一些化解显性金融风险已有明显成绩、经济金融运行较为平稳的地方，人民银行在履行好风险性监管职责的同时，监管重点宜有所倾斜，适度突出对金融机构经营效益的指引，带动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创新，较好地实现金融监管宏观刚性和银行微观经营灵活度的协调统一。②树立“市场约束”的监管理念。有效的市场约束，是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经营的驱动力，也促使商业银行保持雄厚的资本基础以抵御风险，故可以作为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因而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日益关注和重视。市场约束要求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我国银行业而言，宜采取渐进式的逐步推进方式。同时，人民银行实施金融监管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制约作用，引入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检查、监督、资信评级等，以提升金融监管的效能。③增强“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人民银行在监管时应统筹规划，注意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非现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机制和现场监管的查误纠错机制的作用，减少监管工作的随意性、突击性；深入研究银行业务的周期性规律，把握好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特征，尽可能减少或杜绝无效监管，在持续监管中逐渐提高监管工作的质量。

（二）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的制度安排。①完善监管责任制体系，增强责任制的可操作性。从实际工作中看，实现“授权定责、权责平衡”是确保监管责任制落实到位的关键因素。按照监管权限来划定责任，谁失误由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划分责任应明确、细致、具体，各级、各类监管责任人对哪些金融风险承担责任及责任的种类，应具体细化，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②改进责任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监管人员的积极性。实行监管责任制后，监管者责任重大，从事监管工作具有风险性，应当建立绩效挂钩式的激励机制。同时，可施行监管过错责任追究制、消极作为追究制等，实现激励与约束的有机兼容，使金融监管活力不断激发出来。③加快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及早制定统一、规范、具体的监管岗位操作规程，以明确分解和定位岗位责任；建立以内审、监察部门为主实行的监督制衡机制，以预防、纠正和处罚执法失当等行为。为减少年终考评的主观随意性，可采取以科学设定的指标考核为主、结合抽查核实、个人述职的方式，区别各级不同责任人而分类考核，并辅之以平时累积的监管过程情况材料、表格等进行综合性的监管考评。

（三）优化监管机构内部的人员配置，增强金融监管力量。目前，多数县支行的金融监管仍采取分组的方法，这不利于金融监管整体力量的有效发挥，可以将监管业务划分为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和日常监管三个部分，以此来配备监管人员，发挥监管合力。与此同时，在人力资源上向监管部门倾斜，增加监管人员所占的比例，以强化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

（四）加快金融监管信息沟通体系和电子化建设的步伐，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应当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信息沟通体系和渠道，及时就区域内的金融动态、风险状况、违法违规行为等互通有无、数据共享，密切监视毗邻地区的金融风险对本区域的可能影响，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人行分支机构应在现有的分业监管格局下加强与证监会、保监会分支机构的联系、磋商，逐步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实行信息共享、资源互通，以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结合辖区和监管自身实际，尽早开发实用、有效的监管业务软件，提高工作效率，为辖内金融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科技支持；尽快实现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计算机联网，强化实时信息联系与数据集成，适时建立起商业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形成较为完整的监控网络，促进监管效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