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8篇）

1.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篇一

《木兰诗》中，除了一处写到备战（”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一处写到征战（”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处吟唱者的赞词外，其余的文字都围绕“木兰是女郎”展开，着意渲染了木兰的女性气息。

一、征前焦虑

诗歌一开始，读者的情绪就被主人公浓重的叹息所吸引：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关于“唧唧”这个拟声词，历来说法不一，但不管是哪种理解，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木兰的焦虑。这个先声夺人的开头，使我们产生了阅读的期待，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柔弱、细腻，毫无掩饰的女子形象。

木兰为什么叹息呢？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有人为木兰假想出三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举家逃避，二是老父应征，三是代父从军。前两种选择置国家利益、父亲安危于不顾，于法不容，于理不通，于情不忍。可是代父从军的办法又岂能是即刻想得出，代父从军的决心又岂能是即刻下得了的？既忠于国家，又孝敬父母，还担忧自己，木兰彷徨在这三个端点之间。这是情感和勇气的较量，这是人性和理性的挣扎。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在经历了一番反复权衡、精心考虑和充分谋划后，木兰终于战胜自我，走出了焦虑的阴影，作出了勇敢的抉择。其实人生处处都在选择，越是在紧要关头的抉择，越能显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一边是父母，一边是国家，只有自己挺身而出，忠孝才能两全。

写代父从军，却以“叹息”为起点，把人生选择放在一个动态发展的挣扎轨迹中展开，使木兰这个英雄一出场，就有了浓郁的与众不同的平民气息。

二、征途思亲

踏上征途的木兰，心理有什么变化呢？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相同的句式，相似的内容，民歌惯用这种反复铺排的手法渲染某种气氛或情绪。两句的前两个分句运用的仍是五言，简明整齐，铿锵有力，让我们想到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木兰马不停蹄，日行夜宿。后两个分句突然由五言变成七言，由七言变成九言，句式变长，节奏变缓，让我们想到初次离家，露宿在空寂旷野中的木兰，耳边没有父母唤女的温馨，内心涌起了对家人强烈的思念。此时的木兰，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奔赴战场，渴望杀敌，另一方面孤独寂寞，思念亲人；既有柔弱的一面，又有刚健的一面：既有思乡的一面，又有报国的一面。所以朗读这两句，可以用语速来表现木兰的心理：用急促的语速表现军情的紧急，用缓慢的语速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慢得又要有分寸，并不是那种“一步三回头”“走一步退两步”的依依难舍、生离死别。

读到这儿，有人要问：这样的创作和解读，岂不是贬低了我们的女英雄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亲人的眷恋和思念，是人之常情，是人类纯洁美好的情感，正因为木兰对家乡如此依恋，所以才会为保卫祖国奋不顾身。再说，人的勇敢不是说有就有，它是柔弱在困苦中磨砺出来的。这样的木兰才是一个真实感人的木兰，一个有血有肉的木兰。

三、辞官还乡

战争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和平，国家终于铸剑为犁。木兰功劳显赫，当然受赏繁多：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木兰是留下做官，还是回家纺织，这使她再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关键的抉择。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这个“愿”字是第二次出现在木兰的选择中。希望干什么，不愿意要什么，木兰心里一清二楚。这次的选择，绝不是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也没有焦虑叹息，犹豫遗憾，而是坚定果断、真诚急切地给出了答案。

我们可以对木兰这次抉择的原因作点猜想：

迫于难言之隐？这绝不是她离去的主要原因，因为选择在和平时期做官，继续隐瞒身份，对于一个已经成功隐瞒多年的聪明女子而言，实在算不了什么。

难抑思乡之情？有可能。“送儿还故乡”，“乡”与“家”不同，它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人对故乡的思念，既包括对家人，也包括对山水、土地，对风物、人情，乃至对一草一木的眷恋。木兰的这种情结，果然在亲人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呼应：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这种洋溢着喜气的天伦之乐，是创作者对木兰辞官还乡之举最好的肯定和褒奖。

守住心灵之约？有可能。对木兰来说，纺织劳动才是自己的本色，故乡才是自己精神栖息的港湾。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开”“坐”“脱”“著”“理”“帖”，六个动词一气呵成，充满了青春的动感和活力。如果说木兰战前的第一次抉择是为家为国牺牲了做女性的权利，那么这和平中的第二次抉择就为自己找回了继续做女性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远比物质的享受更有价值。虽功成名就，却还心如止水，本色依旧。在木兰身上，寄托了创作者美好的愿望。

这还是一个爱美的木兰，因而更是一个真实的木兰。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木兰也不例外。

征前焦虑、征途思亲，又能屡建奇功、辞官还乡，木兰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而又淳朴的巾国英雄。在创作者看来，木兰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思亲想家、并非天生顽强的女人，然后才是英雄。明代谭元春评价道：“尤妙在浯带香奁，无男子征戍气。”“香奁”，即梳妆用的镜盒。“无男子征戍气”，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兰自呜得意的，竟然不是自己立下的功劳和应该接受的赏赐，却是对自己女性性别长期成功的掩盖。”（孙绍振《文本细读》）活泼，俏皮，纯真，令人忍俊不禁。

也许木兰不是所有人心目中完美的英雄，但她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英雄，既儿女情长，又英勇大气，是一位有血有肉、真实可爱的英雄！这正是千百年来人们喜欢木兰的根本原因。一个“女”字，是木兰此英雄而非彼英雄的特质，是《木兰诗》此文本而非彼文本的特质。如果我们的解读不能围绕一个‘女”字展开，很难说是成功的教学。

文学作品中这样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让我们心动不已：《芦花荡》中“过于自信和自尊”的老头子，《水浒传》中粗中有细的鲁智深，《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倔强憨厚的陈二雷„„真正触动我们心灵的，是人性，不是神性；是人的有血有肉，不是神的无所不能。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

2.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篇二

关键词：女权主义,视角,简·爱

《简 · 爱》这部作品主要便是描述了主人公简 · 爱的人生经历,虽然饱经痛苦和折磨,但是自由和尊严是永远的信条,其不断追求自我,即使身陷爱情之中,也不会忘记自我的存在,终于找到了一位理解简 · 爱的人生伴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简 · 爱可以得到幸福生活,充分证明了女性独立的重要性,对于女权主义而言,更是例证。所谓女权主义, 便是结束性别歧视,认为女子不是男人的附属品,更应该在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样可以担当起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女权主义的视角来阅读《简 · 爱》这部小说,希望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一、简·爱幼时孤苦伶仃,饱经磨难

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夏洛蒂 · 勃朗特并未设置一个完美的外在生长环境,幼时的简 · 爱生活在一个较为贫穷的家庭,随着父母双亲的去世,简 · 爱变成了一个无法生活的孩童,只能寄宿与舅父家中。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简 · 爱在舅父家中保守舅妈的欺辱和表姐的嘲弄,这种现象持续了10年,在简 · 爱刚刚到舅父家不长时间后,舅父便病死了, 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简 · 爱所受的苦难但是十年的苦难生活并未压倒简 · 爱的内心,反而这段宝贵的经历磨练了简 · 爱的意志,更使得简 · 爱萌生了自尊自立的念头,简 · 爱在这个时期充分认识到了自由和尊严的宝贵,只不过这种性格的建立使得她在舅母身边越发的不好过,最后舅母将她送进了孤儿院。孤儿院的生活同样清苦,但是简 · 爱认识了很多同样的女孩子,只不过孤儿院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很快便展现出来其性格之中的弱点,而且较为刻薄,孤儿院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简 · 爱认识了自己的好朋友海伦,一次课堂之中,海伦收到老师的侮辱,简 · 爱对她说:如果换做我, 我会奋起反抗,把她手里的皮鞭抢过来,当着她的面折断。 这个时期的简 · 爱已经萌生了自强尊严的概念,并且充分认识到了其宝贵之处,因为她可贵的精神,孤儿院的同学们都很尊重简 · 爱,这些便是简 · 爱通过对于自强尊严的追求从而换来的后果。在海伦因为斑疹伤寒中去世。这次斑疹伤寒也使孤儿院有了大的改善。简 · 爱在这次改善活动中接受到了教育,并且认识到了谭波儿小姐,对简 · 爱百般照顾,帮助简 · 爱进行知识传授,不过其很快地离开了孤儿院,简 · 爱因为她的离开,开始厌倦了孤儿院的生活,进而离开了孤儿院。

二、感受到爱情,但是仍不忘记自己的自尊

在简 · 爱离开孤儿院后,想要寻找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 这时候桑菲尔德的女管家雇佣了她为庄园的家庭教师,庄园的男主人罗切斯特经常外出旅行,简 · 爱需要教导的学生是阿黛拉 · 瓦朗。简 · 爱在这里过上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 一次外出散步的时候,简 · 爱邂逅了庄园男主人罗切斯特, 萌生了爱情的念头。简 · 爱虽然很爱罗切斯特,但是简 · 爱觉得婚姻和爱情的建立一定要在平等基础上,这些念头使得罗切斯特十分欣赏。罗切斯特常年出外旅行,其更欣赏能够自尊自立的女性,这种女性在当时时代而言可谓凤毛麟角, 所以针对这一情况,罗切斯特和简 · 爱情愫暗生。只不过爱情对于两个人而言有可能是双方都有感觉,但是这层窗户纸未曾捅破,却迟迟不见动静,这个时候罗切斯特的年龄也较大,但是庄园之中没有女主人,便开始为男主人寻觅女主人而努力,旁人又哪里知道罗切斯特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呢。简 · 爱这种追求自由的女性,当确定了自己是喜欢上了庄园的男主人,变对罗切斯特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虽然地位悬殊,虽然经济实力等多方面因素都不对等,可是这些问题对于简 · 爱而言都不是终极问题所在,简 · 爱更需要的是灵魂的共鸣,她认为外在因素都不是影响两个人相爱的主要因素,真正能对两个人的爱情产生影响的只有两个人自身,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和地位、财富、外貌无关。当简 · 爱误以为罗切斯特要娶英格拉姆小姐时,一方面是羞愤,一方面是对于自由的追求,向罗切斯特喊道: “你以为我会无足轻重的留在这里吗?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吗?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缈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 一样充实的心。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许多钱,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以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准则和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同你的心灵讲话。”这句话充分的证明了简 · 爱的认知,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在于社会地位,不在于可以支配的经济多少,不在于相貌美丑,每个人更应该尊重上天给予自己的一切,对自己尊重,对他人充分尊重,充分享受自己的生命。只有精神上的崇高才是真正的崇高,一切外在的东西如同沙砾一样,虽然看似金光闪闪,但是终究经不起时间的大风吹拂。当一切都成空白,留下的只有本质,这些精神本质的魅力才是女性精神世界之中最为吸引人的。

简 · 爱为了爱情可以拒绝表哥的求婚,也在得知罗切斯特有着合法妻子时不能接受从而离开,在罗切斯特受难后回到他的身边,和他组成幸福的家庭。这些举动无不代表了简 · 爱的人生价值观,“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便是自己的依靠。”女人绝对不应该像附属品一样依附男人,更应该遵从自己的价值观念。无独有偶,一首诗中曾经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这也是当代女性的价值观,金子从来不依靠别人来进行自我展示,因为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如果男人如树,那么女人便应该是树旁的木棉,这才是爱情的伟大,这才是女性的价值。

三、自强和尊严

前文提到了简 · 爱追求自身的自强和尊严,但是这部小说创作的时代大背景下,女性在观念之中仍然是男子的附属品,不能独立,家庭妇女较多,这种大背景下,夏洛蒂 · 勃朗特完成了《简 · 爱》这一著作,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诗意的刻画,很大程度上,作者看着简 · 爱仿佛看到了自己,这部作品是一部小说,但是更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和自我认知。随着女权主义的觉醒,现代女性开始认识到了平等的重要意义,虽然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浪潮,各种思想碰撞较为厉害,但是归根结底,便是实现男人和女人的平等地位,无论是在传统的社会认知中,还是家庭生活之中,女性往往作为第二性,这种观念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权主义逐渐觉醒。《简 · 爱》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时代的指向,帮助了当时的女性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维护者进行了指导,文中塑造的简 · 爱这一形象经久不衰,文中的经典对白更是让很多读者耳熟能详,对于自强和尊严的追求,更是当代女性的指路明灯。当代女性更应该明确《简 · 爱》的意义,并且对于精神进行学习,学习独立自主,学习对于自强和尊严的追求。

总结:

3.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篇三

关键词：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熊彼特 创新 资本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着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创新的理性化，过分现性化都是它必然毁灭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仅仅从创新这个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因为创新对于今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社会，每一个部门，甚至每一个人都需要创新，创新是进步发展的原因与保证。

一、创新能力的减弱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

这里的“创新”指的是企业家创新，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对企业家是这样说的：“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他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显然企业家是最富有创新能力的人，但创新是从何而来的呢？静止着的东西不会发展，只有敢于去摸索、敢去冒险的人才能出现创新的灵感。但是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人类的经济欲望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得到充分满足，以致推动生活继续前进的动力将所剩无多……生活方法已经达到了无可改进的完善状态。”企业家再也无需去冒险，一切都达到饱和状态以至于一切事物都近乎于静止了。于是企业家就如同处于和平时期的将军们的处境一样，已经无事可做了，即使是属于企业家职能创新，也是由于旧产品与新产品的交接，周而复始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经济职能，由于人们在做“熟悉的例行事务以外的事情，在现在比过去容易得多了----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于是，熊彼特无不可惜地指出：“早期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在急剧地磨灭”。因而创新似乎已不再是创新，而只是同义重复了。

除了企业家的冒险意识磨灭外，还有一些非人为的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长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周围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最好的例子是，新的消费者货物和生产者货物滚滚而来--它不但不抵抗这种经济变化，而且还把它看作当然之事；在这种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必然不那么重要了。于是经济的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企业家作为一个职能已失去了原先的战争期间将军的角色，失去了其固有的社会地位，至于资产阶级是否会吸收他们进入自己的角色已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熊彼特在另一本书中也指出：“只有企业家在实现新组合时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企业，开始经营他的企业时，他已不再是企业家。”究竟变成了什么角色，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讨论。在结束这一问题之前，我有必要对创新的内容做一介绍，熊彼特说，“发展即是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情况：（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五种情况的一些情况，如生活方法的充足完善状态，对市场环境的很快适应性以及新组合等。都已经决定了所谓创新已经无法再在经济事务中实行的，加上创新的主体地位丧失，已经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在进步的静止中日趋灭亡。

二、“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实质

资本主义最终是要灭亡的，但由谁来继承它如此庞大的经济文化的社会。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继承者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熊彼特头脑中又是如何绘制社会主义这副蓝图的呢？他真的甘心情愿把资本主义社会拱手让给社会主义社会吗？其“社会主义”的实质又是如何？

（一）从主体看实质

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趋势均一无所知，但是却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显然主要是合作的关系，任何相反的理论多半只能拉扯一些病态的事例来作为证明”。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既然主要是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下，无论是谁作为经济主体便都无所谓了。而在另一本书中，熊彼特又谈到当代社会是需用信用制度的，又因为企业家在经营这一企业的时候已不能称为企业家，而信用的主体又只能是资本家，所以，我们不难猜测上面的问题所遗留的疑点，即企业家在新组合后摇身变为了资本家，成为了企业的主体。而信用在任何社会的任何一项活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信用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我国企业中信用的主体也是资本家，那么社会主义性质不就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熊彼特进而分析说，“问题（指官僚主义的管理问题）的成功，首先，要允许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做事，按照他的才能和传统有资格作事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要实行民主政治，而“官僚主义不是民主政治的障碍，而是它的不可避免的补充部分”，而“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头脑中多数是和这个官僚机构或民事机构相联结在一起”，所以，让资本家当管理者这个角色是无可厚非的。熊彼特不认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让资本家从事于社会主义这项职业，只要把习惯改改就可以了，可见熊彼特对社会主义性质有何等的不了解。

（二）从过渡看实质

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我们希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肉体而不是灵魂，因为灵魂是最本质的东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熊彼特说：“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事物和灵魂”“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可以指望的事情。”由于熊彼特根本不清楚将来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在书中不停的夸耀资本主义灵魂--文化。他说“不仅现代机械化的厂和由此倾吐出来了大量产品，不仅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组织，而且现代文化的一切特色和成就，也直接或间接地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事物。”既然一切都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事物，那么过渡与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仍旧是资本主义文化从头至尾发挥着作用。熊彼特当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总在为自己作辩护，甚至他否定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赞成只是为保持资本主义文化，他说，“事实上，我现在准备作截然相反的结论。”但他又是如何做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我们知道俄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次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按道理来讲，他应是拍手称赞的，但他却斩钉截铁地说，“资本主义政体在在俄国是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的，更不必说社会主义政体了。” 不能实行资产阶级政体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政体，那么俄国光环是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但在另一面，熊彼特却对美国大力赞扬，他说，“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内，才无须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背后，潜伏着经济进步和群众实际收入的立即增加之间根本性的矛盾，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会使负责人的意志瘫痪下来的。”美国是实行资本主义的，运行的这么好，是不能抹杀资本主义作用的，熊彼特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没有一个模型，叫人怎么不怀疑其社会主义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

话已至此了，不管是从社会主义的主体上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上来看，熊彼特蓝图中的社会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之所以让其毁灭过渡到社会主义，无非同时在宣传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与经济成果，仍旧在为资产阶级在说明，说明了他的资产阶级的本质。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 何畏等译. 《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出版社.1991.

[2]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 商务印书馆. 1979.

[3]约瑟夫·熊彼特.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5

4.从马克思主义看钓鱼岛问题 篇四

【内容摘要】：说到时政热点，毫无疑问，这段时间讨论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钓鱼岛事件了，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抵制日货闹得沸沸扬扬。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此事件端正自己的态度，摆正自己的立场，因此，就钓鱼岛事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方向，我有了以下的观点。

【关键词】：钓鱼岛利益马克思理论

一、钓鱼岛问题之现状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强烈要求收回钓鱼岛的，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钓鱼岛但却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这是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我认为钓鱼岛的问题跟日俄的北方四岛问题和日韩的竹岛(或称之为独岛)问题很相象，这些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主要来自于历史原因，军事原因，政治原因，民族间的情绪。但是钓鱼岛的的争执的核心是主权问题，日本妄想强行行使日本国内法，使非法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卑劣行径变成既成事实。

二、日本的闹剧

钓鱼岛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其实际占领的前提下，更是加速了对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25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针对日本的种种不法行径，中国大陆及台湾对钓鱼台列岛声张主权，自1970年代开始，华人组织的民间团体曾多次登岛或试图登岛，以具体行动宣示主权，称为“保钓运动”。而此次发生的让中国人民气愤的钓鱼岛事件，更是使得中日外交战因此事而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事实上，钓鱼岛问题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并且可能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过去几十年来，中日关系一边发展，一边不断集中爆发矛盾和冲突。每次两国关系恶化，日本或者是挑事者，或者是放纵偶发事件升级的一方。无论历史、贸易还是海洋权益，只要日本不率先发难，不火上浇油，中日关系就相安无事。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历史证明，面对日本这样的邻居，光讲友好显然是不够的。过分强调中日关系重要，会使日本误判中国对国家利益的排序，误判中国社会对日本挑衅的容忍度。中日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利益体，两国过去发生过战争，今天在战略上互相防范。两国的友好只能以互利和相互尊重为前提，日本的自我纵容应明确不被允许。虽然中国不想与日本主动摩擦，但过去几十年，特别小泉执政以来，中国的善意没有被日本准确理解，中国只有同时加强与日本斗争的另一面，才能促使日本全面看清并尊重中国。

三、中国的态度

中国在此次钓鱼岛事件中一定要强硬一些，决不能让日本得寸进尺，积小胜

为大胜，从量变转化到质变，一步步将钓鱼岛蚕食到手。对于钓鱼岛未来前景的展望，我认为在我国将来国力强盛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平等协商，以合作的态度解决钓鱼岛问题，但很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仍尚需时日。

四、我的观点

(一)从唯物论看钓鱼岛问题

作为一名理科生，对于钓鱼岛事件没有特别专业的认识，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要明确的事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日之间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协商解决。通过课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我认为在钓鱼岛事件上我们必须明确，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而实践则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要坚持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钓鱼岛事件的根本还是中日两国关于领土归属的问题，而我们知道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都告诉我们，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看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也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不久后，在成都、重庆、贵州、西安等地均发生的学生大规模反日游行活动，从主观出发，我们学生非常爱国，应该支持国家争夺钓鱼岛的行动，显然，这一点我们是做得很好的；从客观出发，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爱国，这样才能正面地给国家以帮助。游行是一种表达我们反对日本侵犯我国钓鱼岛主权意愿的方法，但在游行中却出现了许多不恰当行为，如果仅仅是文明的游行活动倒没什么，但就我所知的成都游行事件是有些失去理性的，比如在成都春熙路出现的一些打砸日本商场伊藤洋华堂的恶劣行径。诚然我们可以抵制日货，但决不能以这种非法手段，对本国日货进行打砸，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做法。

（二）从认识论看钓鱼岛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告诉我们，虽然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感性认识还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所以我们要学会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也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次中日钓鱼岛事件，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单存关于渔民去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合法性问题，但其实这只是次要矛盾，而这一事件的真实本质，也就是主要矛盾还是中日双方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夺，即是对钓鱼岛周边海域丰富资源的争夺。就此事件的本质即主要矛盾来看，中国决不能答应日方提出的“只要船长认罪，就可放人”的条件。如果中方船长认罪且“被释放”就等于说明日本的执法船是在本国境内执行公务，也就等于承认钓鱼岛是属于日本；而不认罪则坚持了日本此次行为是非法的。自始至终，船长詹其雄都坚称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而对于次要矛盾，可以通过较为平和的方式解决。对此，民众应该支持政府，绝不能简单以认罪为条件来救人，而应该通过合法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敏感事件。

（三）从辩证法看钓鱼岛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和其它事物处在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

性的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分析钓鱼岛事件，我们不仅看到它涉及到中日双方的利益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它还与其它多种势力存在复杂联系，充分认识到其在钓鱼岛事件上的利益攸关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事物的联系和发展都采取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和形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同时质变也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进行飞跃，达到质变。所以我们要学会防微杜渐。日本此次在钓鱼岛事件中的行为，无疑就是又一次量变的过程，他们企图以种种量变为手段，达到最终夺取钓鱼岛这一质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样还告诉我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应该要掌握适度原则。诚然，我们大学生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比如文明的游行等，来表达我们的合理主张和爱国意愿，但前提是我们应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不应过分宣扬这种反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行为。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应该感情用事，要拿出我们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来看待这件事情，要学会理性爱国，尊重党和政府针对这一事件所作出决定，以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问题。

总的说来，对待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去思考，用批判的眼光去看问题，对事情的一个侧面进行质疑，从而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就可以更全面更客观更准确的看待整个事情。所以通过以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关知识，结合历史和现实，对这钓鱼岛这一事件进行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来认识这一敏感事件，也更懂得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要学会理性爱国。

日本对于钓鱼岛的狼子之心尽人皆知，而中国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经被打破。以前，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毫无疑问，因为钓鱼岛问题而最终爆发中日冲突的话，双方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如果一味的采取让步的话，可能援助和主权我们两样都最终拿不到。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个国内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问题，而主权却首先是一个必须处理的国际关系问题。没有了日本的贷款，我们仍然可能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断让步失去了钓鱼岛的主权或者其他边疆主权，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做好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并不是要寻求同日本的冲突，但在关系主权的问题上不能单方面让步。这还要求我们的外交能够把握好微妙的斗争艺术。在采取坚定的外交政策和爆发冲突的极限中还有很大的余地。如果一味退让，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有可能导致总体冲突；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宣示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同时保持相应的灵活性，做好分化击破的工作，可能更为有利。中国政府必须对中日钓鱼岛冲突的不可控发展做好准备，包括必要的军事准备。钓鱼岛危机已经在日本右翼的带头冲击下上升为中日当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日政府之前不扩大冲突的默契已经瓦解。两国政府至少在目前情况下都没有退路，两国社会彼此的高度对立和敌视在推着局势往前走。

就今日钓鱼岛问题的严重性来看，“中国政府单方面采取控制措施已无可能，这将意味着中国内部团结的巨大损失，对政府的威信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政府大概只能顺应民意，与日方逐渐展开控制钓鱼岛的真实争夺。这对中国意味着一定的战略风险，但这个风险是政府在民主化不断深入时必须面对并驾驭的，如果钓鱼岛是中国崛起的一道坎，我们也必须去迈过它。

5.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篇五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最大可能地凝聚共识，需要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

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是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看的，有些则属于公民道德层面。可以说，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而公民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则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伦理规范，是用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二者既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着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前者是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人民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

尽管在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观”的概念，但并不是没有价值观。实际上，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价值观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在古代中国，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设想，后来出现了阶级差别，私有利益就成为人的行为的驱动力。在奴隶制条件下，统治阶级以遵从“天命”自居，奴隶则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甚至对他们拥有生杀之权。在那时，人和人不仅不同，有些人甚至不被当作人，这就是奴隶制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在奴隶主和自由人民之间也有道德价值观来调节他们的利益和行为，如中国的“忠”“勇”“节”“孝”，古希腊城邦的“勇敢”“理智”和“适度”等。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不仅有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五常），还有反映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规范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显然，历史地反映封建主义社会等级制的价值观是“三纲”，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而反映人民生活道德的是“五常”，即道德生活的规范性要求，以达到“怀仁义以相接”。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者也宣扬君权神授，认为人是分等级的，贵族是上帝的选民，地位天然高于平民。针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价值观，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价值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

在资本主义革命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希望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价值承诺，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贵贱价值观进行批判，由此顺理成章地举起动员各个阶层人民的旗帜，并在欧洲范围内逐渐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夺得了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获得确立，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也逐渐把其核心价值观调整为“民主、自由、人权”，从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制高点。

“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自由、人权”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力量相对较弱情况下提出的，要求统治者给自己以自由，要求获得平等相待的权利；后者则提出于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制度需要，即不仅要有资本的自由，还要有资本发展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为扩大权利而斗争的现实。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就提出了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但众所周知，当时的美国不仅还存在着蓄奴制，妇女也是此后很晚才获得了投票权。

社会主义价值观：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价值观的变迁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基础的。在奴隶制背景下，必定出现不把奴隶当作人而是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的价值观；在封建制背景下，社会的阶级构成必定以贵贱差别的等级区分的价值观为主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资本和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必定倡导抽象的民主、自由和权利的价值观。只有历史地看，我们才能理解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性，即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核心价值观的反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就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必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十分必要。

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往往与社会制度联系更加直接、更加紧密。譬如，在新中国，“三纲”显然不合时宜了，但“五常”却可以在加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后仍然有效。譬如，我们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仍然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同样，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新教伦理，如勤劳、节俭、自立、诚实，如果合理地理解，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有效。道德价值观在形式上似乎变化不大，但是概念的相同并不等于内涵的相同。例如，“礼”在封建社会是按照等级制来要求人的行为，而在当代中国则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和谐友善原则来设定的。又如，新教伦理的节俭、勤劳是对劳动者的道德要求，希望他们完全服从于资本的需要，这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大差异。

社会主义价值观试图也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崭新的价值理想而产生的，即建立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不抽象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价值观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不抽象地谈“人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而是实现让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方面当家做主，让窄化了的、仅有周期性投票权的民主变成具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反对自由价值观，而是让自由建立在社会公平的框架里，因为离开社会公正的自由，只能是强者压迫弱者的自由，即资本压榨劳动的自由；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人权，而且还让人民的权利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倡导人人尊重彼此权利的和谐价值观，这种和谐价值观包含人权价值观，且超越人权价值观。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了国家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后者是对善恶或好坏的看法。作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精髓的核心价值观，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诺或表达。譬如，像“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作为道德要求的价值观则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譬如，在古代中国有“仁义礼智信”，古希腊有“勇敢”“理智”和“适度”，欧洲中世纪有“虔诚”“谦卑”“服从”，近代资产阶级有所谓“勤俭”“劳作”“自律”等。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往往决定着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质和内涵，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须有自己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新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新的社会制度。反映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变了，道德价值观的内涵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也曾经基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而进行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尽管也取得了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成果，但都未能获得最终的和实质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观，激发了全世界人民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一时间，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曾经担心社会主义革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既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某些价值观蜕化为单纯口号，将“爱国”“忠诚”“守法”之类的道德生活价值观当成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从而遮蔽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质的价值取向，导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渐渐减弱。譬如，在柏林墙两边，东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过西柏林，东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墙来阻挡人民往另外一边跑。价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涣散了，内在认同出现了危机，问题终将暴露出来。价值认同出现问题了，靠外在的墙来阻挡往往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东剧变也是核心价值观失落的结果。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分清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与人民及公民价值观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价值观来替代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譬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所谓“礼义廉耻”的生活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以图整合中国社会，但显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压迫的公正社会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和公正的社会为价值取向，这是有社会变革方向感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廉耻”只是调节人们生活的道德价值观，没有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为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

6.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篇六

张中锋(济南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 250002)

摘要: 《父与子》所蕴涵的是一场文化冲突,在冲突中无论是贵族文化还是平民文化,都暴露

出了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作家在对文化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关键词:屠格涅夫《;父与子》;贵族文化;平民文化;人文理性;科学理性;文化理想主义

对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评价,历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人们往往从政治功利目的出发,来臧否这部作品。尤其是建国后我国评论界对《父与子》的评价,大多套用列宁有关19 世纪俄国革命发展三阶段的理论。由这个理论可以得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不过是贵族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必然阶段,而这种“过渡性”便自然决定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的双重性,即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革命的双重性反映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身上,就是其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巴扎罗夫坚持自己的平民立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贵族兄弟,显示了平民阶级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巴扎罗夫世界观的局限性(信奉机械唯物主义,而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因而在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巴扎罗夫常被冠之以“新人”、“革命民主主义者”或“民主主义战士”等政治称谓。巴扎罗夫的死则象征了平民知识分子最终也难以承担革命重任,俄国的革命则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至于作者所塑造的基尔沙诺夫形象,他们只不过是作为贵族阶级必然为平民阶级所淘汰的历史“见证材料”而出现的。而青年贵族阿尔卡狄也不过是先受平民思想影响,后稍遇情感“挫折”终又退回到贵族立场上去的年轻“父辈”而已。以上这种评价人物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和概念化。尽管我国对于屠格涅夫的研究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由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至今对屠格涅夫最有争议的作品———《父与子》的研究,难以有新的突破。上述对人物及其作品的评论观点,在我国评论界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散见于各高校所用的外国文学教材之中,几近成为定论。因此,我们只有打破这一政治思维模式,才可能使《父与子》的研究得以深入。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出发,把《父与子》中的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冲突,看做是一种文化冲突,这样不但揭示出各自文化的局限性,而且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理想主义,从而使人物及其作品获得一种新的文化阐释。

屠格涅夫在政治上主张俄国必须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是“渐进”式的。在屠格涅夫看来,俄国不能再走专制主义道路,否则就会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在俄国施行资本主义共和制则时机尚不成熟。从当时俄国的实际状况来看,屠格涅夫的政治主张有一定合理性。由于俄国工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阶层,当然也就不可能像法国那样形成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马克思曾慨叹德国吃够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实际上俄国也是如此。工业发展缓慢,阶级分化不充分,因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党派,其政治思维都极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不是平民知识分子而是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平民知识分子却去代表落后的宗法制农民(人民)的意识形态,难怪平民知识分子会陷入被整个社会所抛弃的境地。因此,屠格涅夫主张俄国要进行“渐进”式的政治改良,是比较符合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的。当然这种“渐进”意味着巨大的文化启蒙,即只有提高全俄国人的文化素质,一切政治改良的进行才是可能的。在屠格涅夫看来,这种文化启蒙光依靠贵族阶级不行。贵族阶级所代表的贵族文化曾在传统社会,为整个社会提供着精神资源,而在新的形势下,贵族文化却常常陷入一种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因此新形势需要一种新文化来启蒙,以济贵族文化之困。这当然需要作者去发现。到了19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随着俄

国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化,敏锐的屠格涅夫发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正在俄国涌现,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阶级。他们意志坚强、勤奋务实、富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反抗专制、反 1

抗权威、崇尚自然科学,因此,这是一种新文化,一种完全不同于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平民文化。屠格涅夫一旦发现了这种文化,便迅速地捕捉进自己创作的《父与子》中,并通过主人公巴扎罗夫体现出来。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巴扎罗夫,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接受了西方文明,即他崇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和实证性使他对于一切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怀疑,因而他对贵族特权、专制政体以及教会制度等这些难以证实的“东西”采取否定态度,从而否定了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整个上层建筑,即贵族特权所依赖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包括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基础,显示了平民阶级批判的彻底性。巴扎罗夫除了崇尚科学之外,还崇尚自然,这是巴扎罗夫对付贵族特权的另一重要武器。对自然的崇尚使巴扎罗夫认识到人和自然是相同的,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因此人与人之间,乃至与万物之间,都是一种平等关系,根本不存在等级特权问题。并且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否定了人异于动物所具有的情感性———首要是宗法情感———专制者统治人民的特殊手段。对此,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 ]因此巴扎罗夫对宗法情感的否定,再一次显示出其对贵族特权进行否定的彻底性。当然,科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而自然是一种研究对象,因而崇尚科学和崇尚自然应该是统一的。虽然“自然”和“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但在巴扎罗夫身上却具有了社会科学意义,构成了巴扎罗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科学的理性。这种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平民文化,也就自然具有了反对封建专制、追求平等的部分资产阶级性质,从而使平民文化适应了时代发展对文化所提出的要求,故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平民文化不但和贵族文化相对立,而且也和农民的宗法文化相抵牾。因此,巴扎罗夫对农民的轻蔑并非其缺点,他对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愚昧的批判和对各种美化农民的“民粹”论调的讥讽,正说明了平民文化的独立性。由此看来,平民阶级既承担着改造贵族阶级的任务,也承担教育和启蒙农民阶级的任务。

以科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平民文化,始终也没有提出完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平民文化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从严格意义上说,俄国的平民文化只是一种准资产阶级文化。平民文化对上层建筑的否定,固然体现其对贵族阶级否定的彻底性一面,但对于上层建筑的否定必然带来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否定,从而也必然否定了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科学理性不能代替人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等价值理性,因此,尽管巴扎罗夫意志坚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兄弟,但他仍然时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无聊感,有时甚至非常消沉和悲观。因此,为了弥补自己的精神空虚,巴扎罗夫只好拼命地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但没有人文价值指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很容易把科学本身当成目的,而人很容易沦为研究本身的工具,甚至是科学技术的奴隶,因而巴扎罗夫在反封建专制的同时,会发展成为科学专制;在反对贵族特权之时,又把平民知识分子当成特权,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2 ]因而巴扎罗夫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否定,不但否定了人生意义,而且也使其在追求平等和民主的同时,潜在地存在着反平等反民主的倾向。同时,巴扎罗夫崇尚自然,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进而否定人的情感,这固然有对宗法伦理情感的消极性进行否定的一面,但由此而否定人类的一切情感则走向了极端。因而巴扎罗夫所崇尚的自然,不是卢梭所认为的人的自然情感,而是自然本身,正如巴扎罗夫自己所说的“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人就是这工厂里的工人”[3 ]。

巴扎罗夫在对人的情感否定中,首先否定了人的伦理情感(因为动物是没有伦理情感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对其父母的过分冷淡上。在这里,巴扎罗夫把对宗法情感等级特权的否定,与一般的伦理情感混在一起,从而带来了对伦理道德的否定。其次,在对待人的感情上,巴扎罗夫也不承认人具有爱情这一特别的情感现象。在巴扎罗夫看来,男女之间所谓爱情只不过是雌雄生物交配前的吸引罢了。“所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中间的神秘关系究竟是什么? 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东西”[4 ]。因此,在他眼中尼古拉的情妇、农奴出身的费涅奇卡,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生物罢了,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事实上巴扎罗夫也并没有动什么感情。但是后来巴扎罗夫遇到了贵族夫人奥津左娃,却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再也保持不住生物式的冷静。“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马上沸腾;固然他不难使他的血静下来,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盘踞在他心上,这东西是他一向不让来的,这东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骄傲所坚强地反抗的”[5 ]。这就是爱情。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巴扎罗夫对奥津左娃产生爱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个曾经有过“平民”经历的贵夫人身上,已具备了某些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一见钟情是必然的。但巴扎罗夫又不能主动追求她,因为那样他将面临着一贯否定贵族和否定情感的双重理论的破产,他将陷入更大的痛苦。“ ⋯⋯奥津左娃在巴扎罗夫的心中唤起的感情,这感情使他痛苦,还使他愤怒,可是倘使有人对他隐约地提到在他心中也许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会马上带着轻蔑的笑声和讥讽的辱骂来否认他有这种感情。巴扎罗夫很喜欢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种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他认为是荒唐,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他把骑士的感情看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很奇怪托更堡同那一切恋爱诗人和浪漫诗人为什么不给送进疯人院去。⋯⋯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跑到树林里去,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弄断那些拦路的树枝,又低声咒骂她同他自己⋯⋯”[6 ]更为糟糕的是,持有这种世界观和爱情观的巴扎罗夫,便把人与人之间看得没什么本质区别,就如同树木之于森林,如果有区别也是病人和健康人的区别。[7 ]这种形而上学观念使他和奥津左娃在言谈中难以形成沟通,最终导致爱情的失败。同时,既然人是没有情感的动物,那么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动物式的竞争、适者生存的关系,那么在巴扎罗夫身上表现出反抗贵族特权的革命性一面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对人类残酷性的一面。巴扎罗夫只崇尚“力量”,而“力量”本身的非道德性使他最终失去了朋友和亲人,成了孤家寡人。总之,巴扎罗夫对“科学”和“自然”的崇尚使他只肯定了人的科学理性,而否定了人不同于动物所特有的人文理性和伦理情感,从而也就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因而巴扎罗夫所信奉的“理论”是柄双刃剑,他在否定封建专制、贵族特权,张扬科学理性、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却潜在地存在着否定人的主体性的反启蒙、反文化乃至反人性的一面。因而巴扎罗夫会从反沙皇专制主义走向自然专制主义,会从反贵族特权走向平民知识分子特权。

当然,巴扎罗夫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俄国缺乏西欧式的文化启蒙和人文启蒙的思想运动。俄国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其内核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更多地类似于基督教的怜悯和同情,难怪别尔嘉耶夫说:“在俄国没有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俄国人经常把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混为一谈⋯⋯”“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向反人道主义的转变”[8 ]。因而俄国的文化启蒙在巴扎罗夫身上只发展了科学主义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缺乏对个性自由的深度理解(把“自由”简单地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因此,当巴扎罗夫标榜自己为“巨人”时,只能说他是患有思想残疾的“巨人”,这种“思想残疾”导

致了巴扎罗夫不会走得太远,因而巴扎罗夫与其说是被病菌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其所信奉的“理论”杀死的。因此,巴扎罗夫的悲剧是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平民文化的局限性造成的。正是由于平民文化这一局限性,才致使相当多的平民知识分子在70 年代偏离了他们所应有的政治追求,参加了民粹主义运动。虽然运动的失败使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反

省、检视自己的行为,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缺陷,这种反思并没有也不可能深入下去,他们将还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面目重复他们的错误。因此,巴扎罗夫这个形象所具有的优缺点,并不像我们平时所认为的把平民知识分子革命,仅作为由贵族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双重性那么简单。

基尔沙诺夫兄弟是贵族阶级的代表,是《父与子》中的“父辈”。他们坚决地站在贵族立场上,维护贵族特权。他们也提倡“自由”和“改良”,但实际上不过是让贵族和平民应该各尽各的“义务”。基尔沙诺夫兄弟除了维护贵族的尊严和特权之外,与巴扎罗夫否定文化否定情感相反,他们特别崇尚社会科学和人伦情感。巴威尔时常大谈哲学、逻辑和艺术;而尼古拉则更加喜爱文学,特别是普希金的诗歌。同时,他们兄弟二人还特别重情感,尤其是重爱情,并各自有一段传奇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巴威尔一生都在为爱情活着,尽管他现在已步入老年,但他仍然为理想中的情人而独身;而尼古拉则在妻子死后,把一个漂亮的女奴费涅奇卡收为自己的情妇。基尔沙诺夫兄弟便终日沉溺在自己的贵族文化里,从骨子里鄙视巴扎罗夫所崇尚的“科学”和“自然”,因为这些科学理性所显示出来的“平等”观念,是和他们的贵族文化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于农事改革表现得无能为力。他们不知道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知道动用科学技术改进农具和科学种田,他们所做的只是面对日益凋敝的农庄空发慨叹。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平民时代,贵族阶级走向衰落是注定的。但也应看到,基尔沙诺夫兄弟并不是令人可憎的地主老爷,而是有其温和善良的一面。他们面对形势的逼迫,也试着做了一些“改革”,虽最终归于失败,但他们主观上还是努力的,正如尼古拉所抱怨的:“我安顿了农民,设立了一个农庄,因此全省的人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读书,研究,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9 ]他们的悲剧源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贵族文化。昔日贵族创业时期所形成的贵族文化充满着生机和朝气。冒险、尚勇、自由、荣誉和高贵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构成了贵族文化的内核,并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曾创造出较为繁荣的贵族经济。但历经几个世纪之后,贵族文化在逐渐地丧失其积极内容:冒险和尚勇变成了赌博、赛马和决斗,自由变成了花天酒地、纵情声色,而荣誉则变成了虚荣心,高贵也仅仅是外在的身份和地位。特别是贵族们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拼命地压榨和剥削农奴,从而使人性中逐渐丧失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变得冷酷、麻木和自私。因此,贵族文化持续到十九世纪,已丧失了其生命力,所以当一种新兴的平民文化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便表现得懦弱无力,一筹莫展。如果说巴威尔还孤芳自赏地维护贵族的尊严,那么尼古拉则彻底堕落了。他已变得没有尊严、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连是非也没有。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的冲突中他竟然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在尼古拉看来,享乐是第一位的,贵族原则远不如一个漂亮的女奴实惠。因此,当平民知识分子闯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虽与之几番较量,但终于败下阵来。最终巴威尔只好移居国外去打发残年去了;而尼古拉也把经营庄园的权力交给了儿子阿尔卡狄,两位“父辈”以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父与子》中的“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冲突,即平民阶级战胜了贵族阶级,而是展示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各自有其优点和不足,“两败俱伤”的结局似乎最能说明这一点。贵族文化重人文理性,即如个人价值、尊重、自由等观念, 正如巴威尔所强调的:“ ⋯⋯个性———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像岩石一样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10 ]虽然这些价值观念具有贵族阶级性质,但这似乎正是平民阶级所缺乏的。别尔嘉耶夫说:人民大众很少关注和体认自由。自由是精神贵族主义的特征。[11 ]但贵族文化却轻视甚至排斥科学理性;而平民文化重科学理性,却轻视人文理性,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重要的是二加二等于四,其余的都无关紧要。”[12 ]因此,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既有排斥性,也有互补性。如果贵族和平民各以自己的文化为本位而拒斥对方,则都会陷入一种文化悲剧。如果彼此吸收对方的优点,则会形成融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自由与平等的充满新活力的健康文化。尤其是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的改造、继承和发展问题,更显得特别突出。当然从作品上看,作者已为这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为贵族和平民在彼此的冲突中,开始认识到对方的价值。高傲的巴威尔在“决斗”失败后对弟弟说:“我渐渐觉得巴扎罗夫骂我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了。不,亲爱的弟弟,我们不要再顾什么面子,也不要再去管人们怎么讲法:我们如今老了,心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让我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尽我们的责任吧;瞧着吧,我们这样还可以换来幸福。”[13]“老实说,社会的地位在19 世纪还有什么意义呢”?[14 ]而尼古拉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第二次冲突后,也认识到:“ ⋯⋯而且撇开一切自尊心不谈,我自己也认为他们离开真理比我们更远,可是同时我又觉得他们另有一些东西却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就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比我们强⋯⋯”[15 ]而巴扎罗夫呢? 虽然他在爱情上失败了,但他在与奥津左娃的接触中感到生活还有另外一些内容,于是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些变化。“然而过了几天巴扎罗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的热狂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了,他开始去找人谈话⋯⋯”[16 ]所有这些表现,都为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并且还不仅于此,作者这种两种文化融合的理想,已在他设置的阿尔卡狄这个贵族青年身上,得以部分地实现了。

阿尔卡狄一形象并不像我们从前所认为的先是受平民思想影响,后来稍遇情感“挫折”便又退回到“父辈”里去那么简单。既然“父辈”们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又过早去世,那么谁来承担未来呢? 那只有阿尔卡狄。阿尔卡狄虽出身贵族,但他早期却通过他的“导师”巴扎罗夫接受了平民文化,具有一定的平民思想。这表现在阿尔卡狄不但协助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来反对父辈的特权思想,而且还反对父亲只和费涅奇卡同居而不结婚的歧视性做法。另外他在解决自己的婚事上也是以情感为基础,重视情感交流而鄙视出身、财产和地位,这种态度使他获得了奥津左娃的妹妹卡契雅的爱情,尽管卡契雅并没有什么财产。这反映了阿尔卡狄较先进的恋爱观。爱情的成功不但使阿尔卡狄获得了美满婚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阿尔卡狄重新看待人文理性、伦理情感等自己的贵族文化传统,也同时重新检视平民文化的不足乃至缺陷,摆脱了对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并且爱情的成功与否也成为两个好朋友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分道扬镳的契机,这一契机是相当重要的,之所以重要不仅决定了两个人的不同命运不同结局,而且也表现出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融合在平民知识分子身上要比贵族知识分子更加艰难。而对于贵族,特别是“子辈”贵族,在屠格涅夫看来,文化融合要容易些。这样,阿尔卡狄身上既有重社会科学和人伦情感的一面,也有重科学理性的一面,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物。并且从事实上看,阿尔卡狄不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的喜庆婚宴与巴扎罗夫坟头上的寥落荒芜形成对比),而且还大胆地从事农业改革“, 阿尔卡狄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庄’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17 ]。于是这个既有教养又讲科学的阿尔卡狄不但在经济上成为俄国未来的企业家或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在俄国贯彻“渐进式”改革的理想人物(从历史实践上看,俄国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推进俄国的民主进程上,直到“二月革命”仍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阿尔卡狄身上,体现着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

7.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篇七

一、女权主义思潮的发展

早在古希腊时期,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男女平等主张的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 或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女性男性有同样的才能。女性作为社会成员, 也享有权利并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然而, 在当时背景下, 他的主张并未引起重视, 女性的地位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受到歧视和压迫。直到17 世纪, 法国启蒙运动兴起, “天赋人权学说”开始被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倡。19 世纪马克思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男女平等思想再次受到重视, 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看到了曙光。法国大革命时期, 女性在国民会议上提出男女平权, 拉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第一次女权运动矛头直指将妇女排斥在外的政治法律, 1919年美国明确了妇女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初, 社会弊端不断出现, 对教育、文化诸多领域进行严厉抨击, 女权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并由此形成女权主义, 开始渐渐活跃在西方政治思潮中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女权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1.自由女权主义基本观点

1972 年, 英国妇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所著的《女权辩护》一书中强调了女人具有同男子一样的理性能力。同样作为理性个体的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法律政治权利。在自由女权主义者看来, 她们崇尚个人自由、独立和理性, 认为传统女性的定位需要被痛斥, 女性不该被框定在家庭领域, 应该冲破束缚并在社会中发挥自我价值。而社会市场要给予公正的对待。

2.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本质归纳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即劳动。这里的人不但包括了男性同时也包含女性。女性要发挥自我价值就需要进行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 女性在生产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追根溯源,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父权制的结合成为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要改变被剥削状态需要从制度本身考虑, 让女性获得经济独立。

3.激进女权主义基本观点

在激进女权者看来, 整个社会压迫的基础实际上来源于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由于男女的生理特征不同, 根据两性分工, 往往是女人肩负传宗接代的责任, 或者在“固定的女性市场”中进行劳动, 女性的工作岗位因此被限定。在《性政治》一书中, 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对于母性的过度赞扬, 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男性用家庭来束缚住女性的一种行为, 而“不结婚生子的女性就是不完整的”这一论调的提出, 把个人的选择拉到公众视野中, 以此来干涉他人的生活。要打破这种状况, 就需要取消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

4.生态女权主义基本观点

生态女权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女权主义观点, 在20 世纪90 年代再次被重视起来。这种观点主要将女性受到压迫同自然的某种退化联系起来。她们从二元论及统治逻辑着手, 认为女性更接近于自然, 并将女性与自然他者性归为一类, 而将男性与文化生产和自我性归为一类;而这种人类统治自然、男人统治女人的现象就致使生态和女人之间联系紧密起来。于是, 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

三、当前女性现状浅析

尽管随着女权思想的不断传入, 我国民主与法制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中国也开始在教育、政治、就业上赋予女性权利, 但在现实生活里, 男女性别之间在社会政治生活、就业、家庭领域和整体社会观念诸多方面仍然体现出不平等。

1.政治生活参与领域存在差异

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大肆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性连获得知识的机会都没有, 更谈不上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甚至就连古代法律中也没有给予女性参政议政的地位, 这体现出了男女的极度不平等。自女权思想在中国兴起后, 女性的政治地位得到不断提高, 参加政治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大, 女性地位得到了尊重。2015年3月份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尽管数据显示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所占据的比重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然而通过对比仍不难发现, 在高层的位置上男性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女性则被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生活的辅助, 大多处在底层位置。这种参政结构不合理现象, 从一定侧面体现了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 这与男性霸权在政治领域统治的守旧思想是分不开的。

2.社会就业领域处于劣势

目前, 我国女性就业率总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在现实生活中, 性别歧视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用人单位以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作为理由, 从而使女性进入职场造成阻碍也正是这种男女生理和心理差异性上的偏见, 决定了女性在就业时比男性获得的机会更少, 报酬更低和风险更大, 女性在劳动市场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 女性在职场中往往面临升迁上的歧视。与政治领域相同, 女性在职业生涯里往往处于职业结构较为低级的层次, 工作辅助性强, 而操作性则较低, 报酬自然也就不及男性多。近些年来, 还出现女大学毕业生为了就业进行整容手术。这也体现出了一些单位忽视女性的工作能力, 只注重女性外表, 这些歧视均导致女性在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 女权主义提倡的是通过获得经济上的平等, 摆脱对男性依赖的主张, 在中国似乎也变得艰难。

3.陈旧的家庭观念仍然存在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婚姻这样描述道:“婚姻相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 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男女两性确实是彼此必须的, 然而必须却从来没能使之产生平等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 女人从未成为一个等级, 从而无法与男人的等级在交换、订立契约等方面平起平坐。”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男女之间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国, 受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荼毒, 女性在婚姻中毫无权利可言。尽管如今女性在社会中地位有所提高, 但当面对家庭和事业时, 人们都普遍认为女性该把家庭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诚然这与女性的母性有密切关系, 然而“女主内, 男主外”的思想还是在束缚着女性。

4.腐朽社会观念未被彻底破除

如今, 我们在媒体上仍能看到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 人们并未将性别意识真正纳入到心中, 女性受教育的幅度小, 程度低, 买卖妇女的毒瘤还继续存在。而重男轻女思想间接导致了当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对我国人口压力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受封建思想侵蚀, 同时也与国家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宣传力度不强有关, 对于女权思想这一舶来品, 全社会认知度还不高。

四、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

每一个社会思潮的产生兴起, 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同样也有其存在的意义。我党在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的背景下, 总结以往经验教训, 在十六大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完整定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定有序依赖于整个社会中两性的和谐发展, 而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中至关重要的条件, 根本上也要在社会中形成男女平等的氛围。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到的, 历史时代的发展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密不可分的。

1.性别平等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整体环境下, 两性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关系渗透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 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何处理好两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应首要考虑的问题。性别的歧视制约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步伐, 不利于其他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并且也对城乡地区的协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不公正的待遇极易造成两性之间的分离, 使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有序遭到破坏。因此对于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和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需要加以重视。女性在对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中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体现两性平等的重要性。

2.性别平等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指导作用

女性的自我解放涵盖了经济政治及思想上的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首先要获取经济上的独立, 而就业是其中关键所在。尽管目前大部分的女性已踏入社会, 成为职场女性, 然而一些以保护女性为出发点的法律却对女性造成了困扰。例如, 我国劳动法中规定女性休产假等条文虽然为女性提供了保障, 但部分企业往往在法律上做文章, 将招工限定在已婚女性群体上, 这种隐性的歧视政策虽然可以给企业带来利益最大化, 然而对于女性生理上的劣势的歧视, 也容易对女性成功入职产生阻碍。这类问题如何协调法律和女性生理差异的现实问题都就值得深思。其次, 要想实现女性的全面解放, 教育上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要加强对女性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充分发挥女性独有的优势, 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国家还应重用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对自身主体性非常肯定的女性, 在经济社会中遴选出优秀女性人才, 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适度调整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的地位问题, 并提高女性在各领域的话语权。

人类世界由男女两性组成, 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心理上是互为替补、相互依存的。应以和谐的视角, 平等地看待处理两性关系问题, 才能有利于促进男女两性发展更加自由全面。只有以人为本, 促进性别平等并达到和谐, 才能让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陶铁柱, 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2]万丽.从女权社会主义看和谐社会的构建[J].科学发展观, 2009 (02) .

[3]秦美珠, 高雅珍.女权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困境与出路[J].山西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3 (03) .

[4]杨兰.中国当代女性生存问题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 2012.

8.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茉莉花开》 篇八

[关键词]《茉莉花开》女性主义女性意识

一、引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作为男性的奴隶、附属品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强。从18世纪女性就开始了谋求自身独立解放和争取男女平等的抗争之路，女性主义由此起步。《茉莉花开》这部影片表现了中国20世纪女性的爱情和人生，很好的诠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形成及成熟过程，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

二、女性主义概念

女性主义(femlnism)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因其对于女性地位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一直备受关注。它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最终目标是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feminism”一词大约是在1910年进入英语词汇的，含义是妇女角色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早期的“feminism”主要是指一种政治运动的范畴，故译作“女权主义”更为贴切。而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feminism主要形成于20世纪中期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女性主义的第二波达到高潮，女性虽然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新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到70年代后期，西方保守主义回潮，左翼激进势力衰退，feminism作为一种激进运动随之进入退潮和反思时期。开始转向比较冷静中肯的理论建构，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学术流派。Feminism实现了从政治运动到文化思潮的转向，因而译为“女性主义”能够更多地体现文化和学术性质。

女性主义电影创作抛开“由男人写成的、也是为了男人的”的模式，它以女性的目光来引导影像，以对女性的关怀来书写文本。

三、对《茉莉花开》的女性主义解读

《茉莉花开》是一部典型的女性题材的影片，它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影片通过讲述一家三代女性的人生。展现了分属于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女性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并且揭示出中国二十世纪女性在女性意识上的逐渐成熟和褪变。

(一)茉：尚无女性的自我意识

影片一开始就把镜头打到故事发生的地点——汇隆照相馆，这个纪录茉、莉和花三代女性的地方。紧接着特写了年轻美丽的茉，她酷爱电影甚至一个人跑去电影院看电影。象几乎所有的少女一样她也想成为一位受人瞩目的大明星，然而她并不认为成名要靠自己去打拼去努力，在她的意识里只有依靠一个男人，自己才能成名，才能幸福。所以在孟老板跨进照相馆的那一瞬间，她便预感到那就是能给他幸福使她成名的那个人。这一瞬间也注定了茉的一生始终都将无法摆脱女人依附男人的宿命。然而这梦幻般的爱情和浮华却有如昙花一谢，在那曲没有唱完的“好一朵茉莉花”声中停顿。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戛然而止。当被抛弃的茉挺着怀有身孕的肚子走出饭店，回头仰望她曾住过的那个房间时，依稀有一个“我”正与她挥手作别。

回到母亲家中。仍然不能忘却那个欺骗她的男人，还不断的写信到香港，结果自然是信件被如数退回。每天站在二楼的窗口边，茉也许还在等待那个欺骗过她的男人，又或许是想吸引别的男人的目光。依赖男人的女性虚荣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明知道那个娘舅也是个欺骗女人的坏男人，但她并未抗拒娘舅对她的侵犯，一方面说明她怨恨男人，另一方面她还是无法拒绝对男人的依赖。

茉将一本载有她当年照片的杂志保存了几十年，每每有客人来，她总是要无限眷恋地说起自己的当年。她把自己永远的禁锢在了那个无限风光，无限美好的时代。只有在那里才有她的辉煌和风光，才有她的爱情和偶像，才有她所熟悉的一切。她管每一个男人叫高占非，即使是到了中年老年亦是如此。那个上世纪四十年代红遍上海的英俊小生是她永远的偶像。

总的来说，茉的一生都是在对男人的依附中度过，从委身于男人到被男人抛弃，甚至到最后孤身一人，都逃不开男人的左右。茉的悲剧都是源于她的思想和观念——女人必须要依靠男人，否则就一无是处。在她这一代的女性基本没有自我意识，活着完全是依附男人并且为了男人。

(二)莉：畸形的心理导致女性意识被扼杀

十八年后，莉长大了，不同于她母亲的思想“只有依附一个男人才能成名，才能幸福”，她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把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看到她穿着大红的嫁衣，观众会觉得莉一定会幸福的，因为她所追求的对象邹杰不仅出生于工人家庭，而且为人很好，对莉疼爱有加。莉勇敢而坚决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且毅然走出小资产阶级家庭，说明她已经萌生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不再完全听任于男性。然而莉的人生并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莉不能生育，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讽刺，要知道茉和花是在母亲与外婆极力阻止下、在不应该生的时候生了孩子，而相反莉是多么的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却偏偏没有。尽管她走出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束缚，却仍然逃不脱传统世俗给予的重压。没有孩子家庭就没了重心，这个家庭会随时破裂。

莉开始变得疑心重重，怀疑自己的母亲偷窥她们。不许母亲和邹杰接触，这完全是源于童年时母亲和娘舅偷情的阴影。更可怕的是她怀疑丈夫玷污了他们的养女。她歇斯底里的举着一块雪白的床单怒斥丈夫，还说要告他，因为她幻觉地看到了床单上殷红的鲜血。影片到这里其实已经宣告了莉的美好爱情和婚姻即将结束。再好的人也无法忍受她这么神经质的无理取闹了。果然，邹杰选择了卧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以逃避对莉的无可奈何。同时也就意味着莉其实是重蹈她母亲的路——被男人抛弃。

与茉相比，莉显然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她不像母亲那样依附于男人，而是主动追求幸福生活，说明她的女性意识已经崛起。然而童年的心结、生理的问题以及她自身心理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她的心理畸形，最终将她的女性意识完全扼杀了。她终究无法冲破传统封建思想和男权统治社会的束缚，她的努力只是微风拂过树枝，根本无法撼动整棵挺拔的大树。

(三)花：女性意识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

花的童年其实也是不幸的，很小就承受丧父失母之痛，只能跟外婆相依为命，但是她并未象她母亲那样，而是非常乐观非常开朗，这是她坚强自立的一面，为后面被抛弃却独自承担生子之痛并且一个人抚养孩子做了铺垫。

象所有陷入爱情中的人一样，花对小杜的爱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认真和执著。送走小杜之后，她努力的工作。她一心为她们的将来考虑，没日没夜的织毛衣赚钱，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因为她的心是甜的，因为她有期待。当外婆给她介绍对象时，她直接下楼把那人说走了甚至那人都没有在镜头中出现，可见花是痴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花，一个善良痴情的传统女性。

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小杜终是抛弃了她。一开始她想报复小杜，煤气都已经搬出来了，但她终究没有打开。是母性的力量战胜了报复心，后来她也说“没有孩子就说不定了。”虽然命运依旧抛弃了她，但花却并没有抛弃自己——从此阳光的生活，善待自己就是善待两个生命。为未出生的孩子准备衣服、做锻炼，提前去妇产医院计算时间，特别是在“雨中分娩”那场戏可以说是绝笔，很有震撼力。瓢泼大雨中花是那么的孤立无援，可是她却又是非常坚强的。没有向命运屈服，孩子终于在她筋疲力尽之后降生了。

花独自抚养女儿并且搬离了老宅，她们同样阳光的生活着。没有男人不依靠男人，女人同样可以幸福。这就是女性主义的生动写照，女人可以独立生活，并且可以和男人一样担负起抚养子女的重任，一样可以做的很好。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