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邓小平》有感

观《邓小平》有感（精选11篇）

1.观《邓小平》有感 篇一

电影《邓小平》观后感

周五晚上在毛概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观看了电影《邓小平》。影片中真实展现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划分特区、香港回归、南巡讲话等与小平同志紧密联系的事件，以及他带领人民励精图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从百废待兴的局面到奇迹般的辉煌建设，体现他卓越历史功勋和不朽伟绩的光辉形象。

接触邓小平，我往往只从课本触摸到他的伟大历史功绩，观看影片后，我深刻体会到，其实小平同志作出一步成功的决策——在我们现代的人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政策，在当时那个中国“红色革命”时代是多么的艰辛和困难重重。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结束，小平同志恢复党内工作，面对神州大地百废待兴的局面，他首先做的工作即是为知识分子平反，画面中“文革”被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一消息，我从他们表情上看不到有多么兴奋，可是我却看到他们的内心留着热泪。

当《人民日报》社论员发表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全国各地议论纷纷，认为这是违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和胡耀邦针对党内外人士和群众对文章的犹豫和徘徊的时候，发表意见“高个子顶不住，矮个子来顶”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坚定了人民群众的信心，随即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极大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的思想，这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富裕的时代。影片中小平同志在党内不少同志对于“分田到户”的行为表示反对和顾虑之时，率先提出支持的呼声，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使我国的农业在那些年中有了飞速的发展，小平同志随即一步步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从城市经营体制的改革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一步一步地使神州大地走上辉煌建设的时代。

在香港回归问题的事件中，小平同志与英国首相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强硬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尤其让我记忆深刻，小平同志的开场谈话总忘不了他的烟，据说后来戒烟是听了撒切尔夫人的忠告，“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仍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他那种“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光辉形象真的让我深深地感到敬佩，“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土地和人民。”邓小平这内心深处的心声在此刻完全表达出来，自己的命运始终紧紧相连着祖国的改变，此后对香港的政策逐步演变为“一国两制” 的创造性的构想，让人遗憾的是小平同志没能到香港的土地上走走，去看看他收回来的土地……

影片中许许多多的镜头是完全将真实的事情照搬到影幕上的，然而短短的一部影片无法将小平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全部的展现出来。邓小平先生的一切作为，无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考虑，他无愧于百姓对他的爱戴，无愧于自己“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定义，更无愧于“小平您好”这四个包含中国一代人对他无边尊敬的字。

2.观《邓小平》有感 篇二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的内容,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

1. 社会主义本质论。

1992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 首先, 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社会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首先的、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能否尽快发展生产力, 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其次, 社会主义本质论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1]他还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最后, 在动态中描述社会主义本质。过去, 我们讲社会主义往往是从静态中, 用僵硬的定义, 概括出一个僵硬的社会主义概念或固定观念。这类做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要求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 而是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 在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统一过程中, 来阐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逐步实现。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正确认识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这便很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党的十三大前夕,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规划。”[1]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客观依据、基本特征、性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历史地位, 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为建设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方面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政治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共产党领导;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 邓小平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把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重新分类, 一类属于基本制度、基本原则, 另一类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使用的经济手段。其中, 对计划经济的重新认识, 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过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曾提出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商品经济,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前, 一直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邓小平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出发,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中, 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中国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功, 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他们对整个未来社会的论述只是原则性的设想, 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论述更是不够完整、清晰。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马上做些什么, 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

邓小平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用新的思想、观点,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 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5年10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代表时说:“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邓小平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只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实现了共同富裕, 体现出了优越性, 社会主义才能“站住脚”, 才能得以巩固。

2. 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现在真正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有效地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为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的讲话中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 不改革不行, 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 就是改革开放。”[1]对于改革开放, 邓小平又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

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邓小平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 认为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他认为,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 从而, 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否则,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表现不出来。

3. 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则决定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看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还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 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出现一手硬, 一手软的情况。邓小平多次批评了这种现象, 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 走弯路。”[1]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做到:第一,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型专政的统一体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邓小平认为, 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2]。第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 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议行合一的原则, 同时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这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2]必须确保“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2]。这些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另外, 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向只有是从人治走向法治, 走依法治国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9-37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8-372.

3.略谈邓小平的纪律观 篇三

关键词：纪律观 纪律 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对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多次作了充分的论述，形成了体现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纪律观。

一.纪律是教育人民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能否长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我们的人民是否遵守纪律，接受党的领导。他指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完成建设中国待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一刻也不能忽视和放松对人民的纪律教育和纪律要求，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物质和精神辩证统一的关系， 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纪律是团结统一的保证的重要思想。

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有碍于纪律建设的不利因素， 这更迫切要求必须把纪律作为教育人民的最重要的内容明确提出来。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封建思想、小农意识较重，要把小农思想较重的农民变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用纪律克服其自由散漫；如果放松了纪律，中国就会象一盘散沙。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相当清醒的。他说：“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象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难免会有些人茫然失措， 有些人投机钻营， 出现一些混乱，这更要求加强纪律教育，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最大的纪律。这不仅是对全党的要求，也是对全国人民的要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二.没有纪律就没有党的执政地位，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没有党的领导， 就没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指出：“自从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设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因此，“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但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是有条件的，高度的纪律性就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纪律松驰，必然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社会主义事业。

三.纪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 （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这就明确了纪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纪律属于思想道德建设的范畴，纪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其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只是二者调整的范围大小不同，强制性不同，处分手段不同而已。列宁指出“纪律应该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的纪律，是对人非常尊重的纪律。”这里对人的“信任”和“尊重”、“同志”式的关系， 既是社会主义纪律，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充分体现了二者的统一性。纪律和道德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邓小平特别强调纪律在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纪律建设的失败，必然导致党凤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腐败横流、道德堕落，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败，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因此，纪律建设是直接关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狠抓、常抓、抓好。

深入挖掘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纪律观，有助于今后我们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4.观《邓小平》电影有感 篇四

《思政概论》课上，老师给我们看了邓小平电影的纪录片。使得我们对邓爷爷了解的更深了，使得这个小个子爷爷在我的心目中越发高大。“三起三落”很明了地概括了邓爷爷的一生。他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奇迹般地站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显的高大，最后他指引着中国前进。

影片中许许多多的镜头都将真实的事情照搬到影幕上的，然而短短的一部影片无法将小平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全部的展现出来。邓小平先生的一切作为，无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考虑，他无愧于百姓对他的爱戴，无愧于自己“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定义，更无愧于“小平您好”这四个包含中国一代人对他无边尊敬的字。

邓小平先生对中国是有巨大贡献的，可以与他相媲美的，只有曾经的毛主席、周总理。且不论他的“三落三起”，展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能；且不论他的激流勇退，将建设交给敢于改革的年轻领导人；单单论及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感情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都不得不为邓小平先生深深地鞠上一躬。“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本是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的内容，令我在此感动之余，更是思考着小平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诸多贡献。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一生并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或是著作，这很能体现他淡于名利，不重视青史留名的作风。但是他之所以爽快的接受了别国出版商出书的要求，无外乎是考虑到将自己的言论作为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使外国人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在此，我对邓小平先生深深的爱国情怀有了更深的尊敬。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先生是无愧于人民“小平您好”这一满含敬意的称呼的。

在视察经济时，听到这位老人念叨最多话的是：经济发展要在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不能失去„„风烛残年的老人把自己的生命和改革开放合为一体。他总是不断的催促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勇敢发展，不要再被一些本本主义所束缚。我经常在纪录片中注视伟人邓小平的眼睛，那清澈的瞳孔，深邃的双眸蕴含着多少坚定的信念、令人赞叹的远见？他面对着资本主义这个大帽子，面对着曾经令他三上三下的毛泽东同志，他仍然以一片赤子之心操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突破瓶颈，开拓创新。用他的智慧，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这样一位老人，用他的改革创业的计划，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他南巡视察，就是考察各地有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将发展进行到底。他深知，中国再也不能失去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重大机遇，中国再也承担不起囿于任何原因所造成的发展脚步停滞不前。他在有生之年，特别是短短的暮年时段，期盼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真正有所起色，期盼着改革开放的效果能真正实现经济飞跃。邓小平

同志的一句老话，现在相信无论是谁都说得十分上口：“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简单的一句话，却彻底反映了一位老人朴实无华的精神。他追求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富裕，是她改革开放以及整个规划蓝图的最终目标。有资料显示，邓小平每天的散步从１８次下降到１２次，岁月不饶人，他将自己的所有心思花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他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机遇观，他一再地强调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停。是的，这位历经坎坷老人也会害怕，他怕中国再因为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或者是什么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停止经济发展，在他的脑海里，一切清除得很：中国在不能失去这次机遇，没有任何领导人再担负得起这项的巨大损失。可能是生命的乐章催促着他的离别，他仰看着自己的中华蓝图即将奏效，他多么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多少能见一下成效。他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只为一睹中国未来经济建设的广阔前景。他是踏着准点过日子的老人，他是和顶着时间作计划的智者。邓小平曾说：“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顶住了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以其年迈的身躯一顶中华经济之崛起。他知道时间的流逝对于这个硕大但却空虚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机遇仅此一次，没有时间也没有商讨的余地，中国必须前进，哪怕只有他一个人的力量。顶着社会的舆论，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允许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许错误，但他相信，只要目标正确，任何细枝末节都不能挡住这个睡醒的雄狮迈开宏伟的大步伐

5.“观邓小平有感”“为人民服务” 篇五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在延安追悼张思德同志时的讲演，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字，但是在文章中那种朴实而又富有哲理的论调让我记忆深刻，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成为了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为我们当代大学生探寻人生道路的途中指引了方向。

毛主席在讲演中用极为亲切的口吻，朴素平实的语言道出了对当时、对现在、也对将来都具有深远意义的道理，道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世界观和奋斗目标，更道出了一个政党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军民鱼水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检验衡量自己工作的标准，是党的力量源泉。他曾经说过：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主席还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胜利之本，是为革命和建设提供强大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党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植根于人民之中，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毛主席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获得了成功，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赖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因而得到了民心，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因而打败了国民党取得胜利。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有部分官员贪污行贿，把人民推至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他们已经忘却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因而重新宣传起这种崇高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重新的去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讲演中说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段话更是表达出了我们应正确的树立人生价值观，人生在世，我们应该更多的做一些对我们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而不是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去，我们应该做一些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事，争取从真正意义上去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我们并不能做到伟人那样一切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肩负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地去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努力地为这个社会作出一份小小的贡献，真切的去体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观《邓小平》有感

在本次的马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课堂上，老师组织我们观看了《邓小平》这部电影。纵使以前曾千千万万遍的听过了邓小平这个名字，小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他为中国、为中国人民奉献过什么，只记得，当年他的那一场葬礼有多隆重，只记得，电视画面里，有多少人因为他的逝世而哭泣，但是在观看过电影后，在我心中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的形象却清晰且高大起来，久久不能散去。

电影的开始是国产“红旗”轿车的缓缓驶入的画面，仿佛就把我们真正地带入到七、八十年代地红色生活中去，影片以访谈和追寻历史遗迹的方式，向我们再现了邓小平爷爷不同寻常的一生。纵观小平同志的一生，也是纵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成就伟大事业的历史历程。

年幼的邓小平离开家乡，在留法学习期间做过工人。回到祖国后，他在危机重重的大上海做地下党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很多优秀的青年志士牺牲在特务的手中。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是多么的困难。在基础薄弱、压迫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们团结一致、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打不跨的。影片中具体地说到了邓小平“三进三出”的经历，他坎坷的政治生涯可谓跌宕起伏，却能奇迹般地一次次复出。一个人有才不是一件稀罕事，稀罕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平同志的才不仅显示在他作为开国元勋、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这个方面上，其实，也体现在他为人做事和人生态度上。影片中真实展现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划分特区、香港回归、南巡讲话等与小平同志紧密联系的事件，以及他带领人民励精图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使神州大地从百废待兴的局面到奇迹般的辉煌建设，体现他卓越历史功勋和不朽伟绩的光辉形象。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亦不会忘记，是邓小平同志，替中国迈出了开拓思想的第一步。是这位年龄高达88岁的老人，巡视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划时代的诗篇。也永远不会忘记小平爷爷在面对香港问题的谈判上的态度的坚决，他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我仍记忆犹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仍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土地和人民。”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也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在观看影片之后，我才真正的认识到邓小平爷爷，这位世纪伟人，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不平凡一生的缩影。他用他的行动和思想铸就了一段辉煌的中国发展史。不管是困难时期的沉着冷静，深思熟虑，还是走访欧美各国时的沉稳干练，智压群雄，还是面对记者媒体时的睿智谨慎，顾全大局，还是面对苏联解体及由此而来的各方的怀疑责难，在中国改何去何从问题上的有力回击和回答，都展现了一位政治家，一位伟人的风采。他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树立了一面鲜明旗帜，他用毕生的心血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

6.观《邓小平》有感 篇六

这个十一长假我那也没去，待在单位“与小平同志同在”，观看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一方面对国家改革开放初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对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影片真实的再现了当时一件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恢复高考，知青返城，老干部平反，中美建交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等。如果说邓小平是这些事件的总设计师，那谁是践行者呢？

影片的答案是田源、夏建国、刘金锁、夏建红等这批杜撰的年轻人。影片将历史的原型集中在这几个人的身上。我是一名九零后，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但我是那段历史的受益者。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他们那代年轻人为什么会取得成功，现在的我们与他们有什么差距？

一、坚定了信念

他们那批年轻人出生在解放初期，享受到了和平。经历了文革被下乡当知青，历经了磨难，跌跌撞撞、起起伏伏。不管政策好与坏、环境恶劣与否、别人怎么说，他们虽然有些牢骚，但他们的信念从来没有变过，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国家，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他们坚信着自己的信仰，从未质疑过，用认真、务实、脚踏实地践行着。而现在的年轻人，与他们相比，少了一份认真，少了一份执着，少了一股激情，少了一股干劲，少了一份纯真；多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不安，多了几分忧郁，多了几分狡诈，多了几分滥情。归结起来说是

缺乏信仰，我们可以安静的思考下，我的信仰是什么？我坚持了吗？

二、把握了机遇

邓小平“设计”了很多“作品”，他们很会“欣赏”。没有让机会从眼前流失，恢复高考，夏建国抓住机遇考上北大；改革开放、知青返乡，田源顺应潮流自己经商；农村改革，刘金锁响应号召走在联产包干的前面。与其说是国家给了他们政策，还不如说是他们抓住了机遇。有句话说得好：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他们珍惜着一次次机会，牢牢地把它握在手中。现在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现在的改革更多了，机遇也更多了，但我们时常会听到各种抱怨说自己机会太少，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下，面对机遇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三、选择了方向

夏建国、田源、刘金锁有同样的信仰，面对同样的机遇，为什么夏建国会考上北大、田源会选择经商、刘金锁愿意扎根农村？他们的选择没有好坏之分、贵贱之别，他们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夏建国为人谦和、稳重选择了当老师，田源性格开朗、向往自由、善于沟通、领导力强选择了经商，刘金锁立志于帮村民摆脱贫困选择了农村。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并为之努力，最后他们都成功了。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他们开放了自己的内心。现在的我们或许还在迷茫，在这信息如牛毛的是时代，反而更加犹豫了。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会什么？我能干什么？我该干什么？

7.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观 篇七

他较少直接论述专业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和党领导的媒体工作有过许多指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而,他的新闻观的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一切需要从头开始。邓小平以政治家眼光,务实地要求所有的媒体转变工作重心,从“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一、新时期传媒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促进社会的 安定团结

1979年,邓小平考察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9月17日该报发表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文章的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本是中央的精神,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10月22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1]

在做了这番考察基础上,邓小平两月后(1980年1月) 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2]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新闻观的核心,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 或为这个观点服务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从70年代末复出, 一直讲到90年代初他退出领导岗位,成为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点。

二、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基于“文革”中党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教训,他倡导制定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叙述党内生活基本准则时他说:“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3]这是组织原则,但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强调要有一定的程序,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有大局意识。他主张“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不允许“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4]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视察新华社

三、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同样基于“文革”中广大群众被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思想被禁锢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5]这些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做了阐发,基本思想即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多次讲过,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已经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6]

邓小平要求总结历史的经验,他在谈到十三大的时候说:“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 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7]从制度上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就为党领导的媒体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四、确定主要防止“左”,同时警惕右的反倾向方针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主张要同时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错误倾向。早在1981年批评《苦恋》时,他就《解放军报》的经验讲道:“《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他谈到的来自“左”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事例时说:“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8]

邓小平看《体育报》

除了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这一很实在的要求外,邓小平还根据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要求大家更多地注意防止“左”的思想。就在他论述批评右的倾向的《苦恋》时,他说:“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9]关于这个反倾向的基本估计,邓小平也是从他复出,一直谈到他退出领导岗位,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基本观念。1987年他指出:“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10]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所谈的“左”右倾向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党领导的媒体的宣传。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这是邓小平整体上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基本估计,对于党领导的媒体负责人来说,这种宏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五、关注传媒对政策宣传的把握

鉴于党报和党领导的其他媒体所具有的指导工作的职能,邓小平十分关注媒体对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现因为媒体报道的差误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1985年他看到媒体上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他鼓励捐钱修路,但是要求不要过多宣传这类事例,他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12]显然,如果大肆宣传这类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来,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导向。这与1950年邓小平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邓小平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3]一个“允许看”,一个“不争论”,这样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摘要：邓小平的新闻观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他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在党报工作的宏观把握方面,他多次谈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关键词：邓小平,党报,政策宣传,民主权利

注释

1[1][2][3][5][8][9]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8、229,255,272,144-145、144,380、166,

2[4]邓小平文选[M].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4.

8.观《邓小平》有感 篇八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刘建武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等重大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

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历史经验、苏联模式衰败和世界社会主义多样化演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走自己的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弄清本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楚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的相对和平，给每个国家和民族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寻求发展，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后来人们把他们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商品、货币和无市场。“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以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结合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就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遵循什么样的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力争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这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中国特殊的两制关系，不仅仅指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更多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新的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三、收获和启发

过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一条适合中国独有国情而与众不同，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又“特”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题，只是从教科书上的知识有模糊的了解。通过对《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一书的阅读，重新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深入了解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这一理论。未来是无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通讯作者：

9.观《邓小平》有感 篇九

摘要：警惕精神懈怠危害，解除精神懈怠危险，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从未忽视的问题，在改革开放这一独辟蹊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探究邓小平的警惕精神懈怠观对于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精神懈怠；思想僵化

所谓的精神懈怠是一种不思进取不负责任不愿作为贪图安逸的低迷涣散僵化的精神状态，反映出的是对思考的厌倦，理想的淡漠，进取心的退化等深层次的思想蜕变。苏共的悲剧证明，共产党长期执政时间越长，精神懈怠的危险越大。要有效防止精神懈怠，不仅要立足当代，警钟长鸣，还需不断回顾历史，包括学习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此问题的深刻阐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服务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为目的，对警惕精神懈怠问题有很好地阐释。但学界并未曾深入探讨。本人不揣冒昧，特以此请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强调警惕精神懈怠的原因

警惕精神懈怠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条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提出这一问题。如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1439)深入考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防止党员干部的精神懈怠是一重要原因。毛泽东的警惕精神懈怠的思想和实践为邓小平提出相关思想提供了丰富营养。在推进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改革开放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邓小平深刻阐释了警惕精神懈怠的极端重要性。

（一）警惕精神懈怠是正确坚持和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搞改革；才能够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但当时，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集中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两个凡是”思想，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全民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

上述两种错误犯了机械主义惰性病，只看到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毛 1

泽东思想，这都是不动脑经，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表现，是没有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评价毛泽东思想表现。只能僵化的停留在毛泽东思想的只言片语上，没有开动脑筋探究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精髓的结果。

邓小平说，不能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2]（P366）毛泽东同志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胜利，对于毛泽东万年的错误，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只有这样具体历史的分析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正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二）警惕精神懈怠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改革开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未进行过的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直接找不到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改革前夕，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一部分人还不能多及时解放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又一次结合，有人认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尤其对于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市场经济，而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的手段。”[3](P373)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思想的束缚。

改革开放初期，党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存在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又一次与现实结合的困境，在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同样存在不能因国情世情的变化而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此，邓小平强调，不能让马克思这一停留在几十年后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要重善于重新学习，勤于思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进行。

所以，不能做思想懒汉，固守着本本和以往的经验不放，要打破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的状体，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需要。

（三）警惕精神懈怠是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改革开放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了挑战，挑战之一就是能否在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囿于改革开放政策之便，在经济合作，互通贸易等手段的掩盖下向我国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而此时，党和国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忽视了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危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学生闹事和“六·四事件”就是党和国家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不力和领导不力结果。

基于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邓小平说，如果顶不住自由化的这股逆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国，以后再想发展也不容易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20世纪80年代要讲，到本世纪末甚至是到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仍然要讲，在这一点上，我们头脑要清醒，精神不能松懈，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二、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的表现

（一）警惕由于精神懈怠导致思想僵化的危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4]（P260）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怎么样做，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的，不能固守着原来的框框，“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5](P191)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样。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新时期要求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需要“勇于探索、勇创新的闯将。”[6](P143）绝对不能固守着马克思的教条不放，躺在马克思的本本上“睡大觉。”“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7]（P143）邓小平说过，“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他说，“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用于思考、用于探索、用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8]（P144）才可以真正做到人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除思想僵化的危险。

（二）警惕由于精神懈怠导致理想信念动摇的危险

坚定理想信念是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国家永恒的课题。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所以，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非常强调理想信念问题，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尤其是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更应该警惕理想信念滑坡的危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党和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更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谨防政治理想信念的衰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

懂得这一点。”[9]（P116）

愈是要深化改革，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0](P367）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理想信念出现了滑坡，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精神支柱，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掉以轻心、放松警惕，要时刻坚共产主义定理想信念。

（三）警惕由于精神懈怠导致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危险

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就是思想战线的不同质和不统一，部分人总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党对于思想战线中存在的问题总是软弱无力，“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意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邓小平说到，“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无力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的很。”[11]（P195）总之，从中央到地方都没能够注意到思想战线中存在的不同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思想战线中的问题层出不穷，例如精神污染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些问题“在人民中混淆了是非界限，造成了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了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12]（P44）

对此，邓小平同志强调“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地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了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3]（P45）因此，“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的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4]（P47）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消除一切忽视思想战线工作的倾向。

三、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观的意义

首先，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进入了起步阶段，邓小平就说中国要发展就要改革开放，同时改革也是会有风险的，资本主义的坏东西也会进来的，对此要头脑清醒。此时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各项事业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矛盾。改革开放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只能在更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中解决，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危险的有关内容为如何在更深刻的改革与开放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和平演变下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提供了保障。

其次，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是加强党的先进性的保证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面对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面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肩负着新的历史责任，面临着新的重大考验。执政时间越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国内外环境变化越深刻，越要调高警惕，高度重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越要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切实推进。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时刻警醒着党，告诫党，精神懈怠了，暮气沉沉、惰性十足，党的生机活力就会被销蚀，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就作不出反应，就无法继续引领国家、民族和社会，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不再具有先进性。

最后，警惕精神懈怠危险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对此，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要求，如何在长期执政中不断提高领导和执政能力，邓小平警惕精神懈怠危险就成为了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关于警惕精神懈怠危险问题使全党能够认识到在非竞争政党体制下长期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也容易使党产生执政惰性，变得僵化，老化，使得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停止不前。党必须解除精神懈怠的危险，克服由于懈怠而引发的思想僵化、理论停止、道德滑坡、意识形态坍塌、奋斗精神泯灭的危险，这是党提到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 [8][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读《邓小平时代》有感 篇十

陈礼节20121011237

由于阅读时间的短暂，我未能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篇通读，只能选择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这本书。在将费正清等美国历史学家的这部呕心沥血的巨著管中窥豹一番后，我不得不对这些外国人治史的精神感到钦佩，赞扬他们这种不分国界的高尚的学术精神。《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这本书事无巨细，把1966年以后的共和国史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各方面向读者做了十分深入而全面的描绘，可谓是20世纪的“清明上河图”。这本书从毛泽东思想在60-70年代的发展谈起，全面的分析其影响，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原因和经过也做了详尽的记述，而且花了大篇幅来写文化大革命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也用另外的篇章来写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学、城市和农村生活等的变迁，在最后一章里也写到了独处一隅的台湾20世纪50到80年代里在经济外交上的发展，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十分宏伟的历史巨制，是一部了解中国现代史的必读书籍，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历史却不是中国人自己写出来的，我感到十分汗颜。或许因为现实的各种原因，在中国研究当代史总是困难重重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历史，这是别人永远无法剥夺的宝贵财富。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们系统反思过的历史，会是我们民族前进的灯塔，它会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避免在同一块石头面前跌倒两次。我们的当代历史更是我们所要重点关注的，这一段与我们当下联系紧密的历史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让我们鼓起勇气，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直面中国的无数挑战。反思历史，正视历史，我们才能在未来少走弯路，在共和国史上我们已经走了太多的回头路。我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有关近代史、共和国史的中国人自己的学术研究，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绕不开的历史深度剖析，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国必将更加自由、民主、繁荣和富强。我们很期待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在共和国史上，我们必须谈到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主席了。毛泽东历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带领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41年的时间，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27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里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按照我们现在的官方说法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或许其他人对于这个评价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对此仍然比较认可。因为在我看来，毛泽东一生的最大成就在于用武力真正完成了中国的基本统一。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袁世凯、吴佩孚、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没能做到的事，就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值得我们的敬佩。但是，他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都是无法抹去的历史真相。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仅要看到他的光鲜一面，他的阴暗、不为人知的一面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样被还原后的人才是真实的，我们想要看见的伟人不是永远被包装后的那样“神化”的人。历史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可能被蒙蔽一世。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我倾向于徐中约教授的“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以上是我读完本书后对毛主席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我想写到的本书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在剑桥史里，我个人认为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根源落脚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权力斗争上，是片面的、有缺陷的，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还有许多历史上、国际上的因素影响，文革的发动并不能简单归罪于毛泽东一人。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我们奉行的就是那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共和国的确建立起来，但许多与此相关的社会属性却远未达到共和的要求。而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其实质上就是西化。我们在1840年开始，就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上一步步向西方学习，这些变革都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要求，而是外力因

素作用下我们的应变举措，是被动的，这比我们对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变革要难得多。所以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我们传统政治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回光返照，是有其历史文化根源所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标志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寿终正寝。文革，是我们绕不开的一堵墙，在归罪于领导人的个人错误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红卫兵”们在揪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时，难道都仅仅受到了领导人一个人的影响，这些“红卫兵”们自己难道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当一个恶行的绳索足够漫长时，身处这个恶行链条上的个体也就只能看到绳头的错误，而忽视掉自我的批判。文革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我们需要公民的人性觉醒，要能从自己的社会角色里跳跃出来，拥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人格，要能越过社会表象真正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我们对于文革的反思还远远不够，与其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不如打开天窗将其完整晾晒出来，让那些文革的亲身参与者们更多的从自我角度来反思、总结，留给后人更多的警示，让文化大革命不要重演！

11.观《邓小平》有感 篇十一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 “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2) 当前, 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这与繁荣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体育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的体育观, 他的体育观有着鲜明的特点和时代性,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 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位和大众娱乐健康方式, 体育产业正在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而蓬勃发展, 研究我党领导核心的体育观, 阐明与第一代领导核心体育观之间的关系,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有利于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 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体育理念和体育法规体系。

邓小平的体育思想既体现在他的实践活动中, 又体现在他就体育工作发表的谈话、题词以及党和政府的有关体育工作的文件中。

关于体育的价值观

现代体育理论认为:体育既有个体价值, 又有社会价值。邓小平也正是从体育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来认识体育的, 从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体育价值观。

在体育的个体价值上, 邓小平认为体育活动具有调节大脑、消除疲劳、焕发精神的功能, 充分反映了动中有静、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他不仅自觉积极地利用各种健身方法终身坚持体育锻炼, 而且特别注意劳逸结合, 以此来锻炼身体, 敏锐思维。打桥牌是他休息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说:“唯独打桥牌时, 我才什么都不想, 专注在牌上, 头脑能充分休息。”他不仅把体育视为改善体质、延续生命的手段, 而且视为一种健康的生活, 完善人生必不可少的过程, 视为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础。

在体育的社会价值上, 邓小平把体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的论断。 (3) 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新时期体育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第23届奥运会期间, 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看来,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 影响太大了, 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鼓舞了这么多人, 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 要把体育搞起来。” (4) 邓小平还多次号召各行各业学习中国女排和乒乓球队精神, 说“这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贡献。” (5) 总之, 体育对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对激发亿万人民的智慧和热情,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体育的群众观

在体育的群众观上,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 表明了他体育观的人民性;此外, 他还强调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 重视素质教育。

邓小平十分重视体育的人民性, 重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要求体育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52年, 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的群众中去。” (6) 国家体委的群众体育司, 就是由他建议而设立的。1974年8月, 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体育代表队时说:“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 就叫‘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就是广泛的群众性问题, 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 体委就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 当然也要有国家的水平问题, 要搞好各个项目的运动水平, 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阐明的, 在普及基础上提高, 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体育也是这个问题嘛!” (7) 没有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 就没有雄厚的基础, 好的选手就选不出来, 当然整个国家水平要提高, 要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这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对立统一的。邓小平阐述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 要两手抓, 但重点是群众体育, 这就为“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邓小平体育思想人民性的指导下,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和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都明确提出:国家发展体育事业, 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 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这都表明, 在邓小平体育思想的指导下, 党和政府非常关注体育事业的人民性, 体育事业承担着提高全体国民身体素质的时代重任。

体育是造就全面发展“四有”新人的重要手段, 体育不仅育体, 而且促进德、智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8) 邓小平在强调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 还强调要加强和搞好学校体育工作这个基础,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他认为:优秀运动队只万把人, 业余体校只千来所太少了, 列举了围棋、足球等项目都要从小抓起, 特别强调“中国足球要搞上去, 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9) 1978年4月22日,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 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0) “今后, 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 择优录取, 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 择优录用。” (11) 邓小平的讲话为新时期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他非常重视体育在造就全面发展新人中的重要作用, 关心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他曾多次告诫国家体委负责同志, “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体育工作搞好。要发展少年儿童业余训练。”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小朋友, 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 立志为人民作贡献, 为人类作贡献。”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作贡献的基础。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 经国务院批准, 1990年3月12日起实施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可以说, 正是邓小平这一体育思想的实践, 为学校体育工作得到广泛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 我国体育事业以更加迅猛的步伐向前发展, 在增强全民族的体质,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就,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所有这些无不得益于我们对邓小平体育思想的贯彻与执行。

关于体育的实践观

邓小平体育思想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他作决策时, 总是坚持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相结合。他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 没那么回事, 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12) 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要坚持大胆尝试, 及时总结,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指导我国体育工作时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90年7月, 他在听取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汇报北京亚运会筹备情况时询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好的体育设施, 如果不办奥运会, 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13) 在他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促成了我国申办奥运会的决策。当他得知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后又指出:“申办不成, 没有关系, 总结经验。” (14) 这种经验为我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

邓小平的这种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的决策思想, 也为新时期体育领域的各项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 开辟了前进道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对同年11月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起了“换脑筋”的作用。通过这次会议, 体育战线解放了思想, 统一了认识, 明确了体育改革的模式。从此, 大胆尝试的精神成为体育改革总的精神。以足球为突破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及体育改革目标———“六化六转变”的确立, 都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策略思想。

关于体育的政治功能观

邓小平也很重视体育的政治功能, 他既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的论断, 又阐明了关于体育工作中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他曾指出:“你们有政治任务, 不要只看到那么一个小球。一方面是打球, 这个打球中体现了很大的政治任务。”“输球就是把整个国家都输了。”1990年7月, 邓小平在视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说:“我这次来是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 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比外国的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 对他们要进行教育。”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 我国体育战线加强了对运动员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遵纪守法教育, 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指出:“体育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繁荣, 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发展国际交往与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加强国防力量, 都有重大作用。” (15)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的政治战略构想, 体育界曾成功运用它解决了我国奥运会会籍问题。中国体育要走向世界, 就得解决好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系, 当时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内的中国席位还被台湾占据着, 因此, 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就要找到一个既坚持原则又从实际出发, 又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式。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公开表述“一国两制”构想之后, 当时的国家体委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 解放思想, 大胆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设想, “即在斗争中改变策略, 过去的主张是把台湾从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 能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 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 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于这个新设想,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在这关键时刻, 邓小平亲自拍板, 力排众议, 才一锤定音。” (16) 同年10月,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的名古屋召开会议, 研究并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这个方案, 当时被称为“名古屋决议”, 现在简称“奥运模式”, 使新中国正式回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奥运模式”的成功也是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指导下解决的第一个历史难题, 从此中国体育得以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走向世界, 这就是政治的作用、政策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 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形成自己的体育观, 这种体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的体育观更多地表现为把毛泽东的体育观具体化为体育政策和法规。换言之, 毛泽东的体育观强于理论性, 具有开拓性;邓小平的体育观强于政策性, 具有实践性。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 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 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3][7]《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摇中国体坛四十春》,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年版。

[4][9][15]张彩珍:《论体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年版。

[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 《中国体育报》, 1984年11月10日, 第1版。

[6]尹丽萍:《小平同志体育指示录》, 《中国体育报》, 1997年3月3日, 第1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第530页。

[10][11]《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03页, 第106页。

[1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72页。

[13][14]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 《体育文史》, 199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