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精选12篇）

1.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篇一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在改革开放走到第40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态度、力度来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课题。

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但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邓小平同志最早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说到“革命”，我们并不陌生。曾经一个时期，“革命”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话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运动。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革命是国家内部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性的变迁。相对来讲，改革是国家领导层主动推动的、通常是渐进式的社会政治革新。

但应当看到，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看，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广义上看，革命泛指某种事物发生的根本变革，从量变产生质变，进而引起质的飞跃，如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

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与之相连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亦即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制度上的革命

有观点认为，第一次革命属于制度选择，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则属于政策选择。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诚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完全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进、变革和巩固。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但是，改革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革命性变化。例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事实上，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命题后，我们党往往会把一些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称为“革命”。党的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 “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有机联系、层层递进的。其根本目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质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体现的是量变，“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则意味着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是当代中国已经面临并将继续进行的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它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制度上的一场革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啃下硬骨头 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如所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必须把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以此来推动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牺牲，对象不是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而是执政党和执政者自身。一些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在压力上，认为执政者不会自我革命，只能以压促变。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主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抉择。面向新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体现了不变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关键在于执政者要有自我革命和自我牺牲的勇气。这当然很不容易，但舍此就没有出路。必须正视的是，改革开放40年了，全面深化改革也近5年了，如果在一些关键领域依然不能取得突破、不能啃下硬骨头，就会动摇民众对改革的信心。信心一旦动摇，各种混乱思想、错误认识、模糊观点就会大行其道、扰乱视听。

有些人之所以对改革开放不满，其中固然有利益失衡的因素，甚至不乏别有用心者，但有一些也是因为问题和弊端没有通过改革加以有效解决，甚至有些积弊还愈演愈烈、利益固化不断加剧。简言之，就是改革还不够全面、深化。因此，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必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就是要进行刀刃向内的革命。正像所指出的，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总之，我们不能仅仅作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站在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高度上，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要敢于拿自己开刀、勇于割自己的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2.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篇二

一、门的释义

1.语义学释义。《说文解字》中有关于门的解释, 其意思是指:古人认为门就是闻的意思, 是由两扇门组成[1]31。通过考查汉字库以及古代的象形字可以得知, 汉字中有很多字都有门字旁, 绝大多数有门意思的字词都会使用门字偏旁。此外, 《辞海》将门解释为建筑的出入口, 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功能。其实, 在语义学范畴中, 门是一个象形文字, 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门”字复原商代大门就是有力的见证[1]32。

2.建筑学释义。从建筑学含义上, 门指的是连接建筑物内外出入口的基本构建, 在出入口处安置有门扇者称之为门。由此可知, 门能够连接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 具有关闭又开启的功能。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 门具有更多的分割空间的功能, 并且还兼具交通、通风和采光的功能[1]33。门通常对建筑的外形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 因而被视为建筑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着一定的实用功能。

3.广义之门。从广义上来讲, 门被赋予了更多引申意思。犹如历史上的“待诏金马门”“、程门立雪”“、玄武门事变”等, 这些词语通常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1]34。另外还有很多门所指为历史性时间发生的场所, 如“午门斩首”, 午门不仅仅指的是具有权威性质的皇家建筑, 还象征着肃穆庄严的执法行法场所, 具有一定的阴森气息。门通常被当作是空间信息的传递者, 利用实体建筑物的空间区域布局, 能够给人一种高大、威严之感。在中国古代, 门通常指的是一个家庭的整体风气, 代表的是一个家族的资历和名望, 尤其是在处理儿女婚姻大事的时候, 追求的是门当户对。而古代的一些死刑刑罚会附带株连之罪, 就是所说的门诛。因而, 门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质与功能, 不仅具有很强的社会特性, 并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化物质性, 同时自身还带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总之, 门能够融入更多的社会文化精神与历史文化核心理念。

4.门的双重架构。门的双重架构包括实体存在的门和象征精神界域的门, 其中实体存在的门主要包括:城门, 在我国的北宋时期, 用来设立在围墙之中的城门就有几十座;门楼, 在古代中国通常象征着一片区域的实际地界, 门楼前面通常拥有一大片空地, 并且将这片空地广场作为活动场所。门楼在现实中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仅能够作为游览参观的对象, 并且还能够发挥一定的实际功能。例如四川南充市阆中古城的中天楼, 具备观景、休憩、交通的实质作用, 不仅供人通过, 更是古城的一个形象性建筑;寺庙门, 通常带有较厚的宗教文化气息, 蕴藏着肃穆之感;室门, 在建筑内部能够起到重要的分割作用, 并且还能分担一定的建筑重量, 使建筑内部变得更加灵活[2]203。以上几种类型的门共同构成了我国门文化的物质结构体系。

二“、门前”探析:建筑文化精神的传承

1.政治权力约束等级。通过观察各个朝代的礼制文化, 就能发现门代表着政治权力的约束等级大小。在先秦时期, 政治权力机构就对属下的各个诸侯以及卿大夫的城墙高度进行了等级式的规定, 不同级别的城门代表着不同级别的诸侯官员大小。其中据相关记载资料而言, 只准许开一个门洞的是县城城门, 能够开两个门洞的是州城城门, 而只有都城的城门才可以开三个门洞。由此可以得知, 各个阶层的门与当时朝代的政治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除此之外, 对于门的颜色、尺寸、门楼的屋顶等级、层数多少、装饰繁简等, 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在制度上也有着严格的束缚, 地方和都城的建筑门的样式以及门的具体功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都城的门通常修筑得比较辉煌气派而威严庄重, 以此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或其他阶层的专属权力地位[2]204。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京故宫, 其中轴线上的端门、午门和神武门有着不同的装饰物, 充分体现了尊贵的皇权专制思想。在古代封建社会, 门的等级和尺度以及颜色对政治权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经济权力决定规模。在商贾宅第中, 门能够体现出经济权力和家族经济背景。在我国古代, 经济权力的本质就是能够在某块土地上立足并有所投放, 而古代的富豪乡绅拥有更多的土地经济权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奴隶主的奴隶庄园, 诸如先秦时期的平原君, 家中就拥有千名宾客和数栋高楼[2]205。根据古文中记载的宅第情况进行推断可以得知, 当时的豪门宅第很多都拥有千百间门户高大的房屋。到了明朝, 徽商的地位逐渐攀升, 从其修筑的大门就能够体现出真正的经济实力和权力的大小。经济实力越强的商人所修筑的大门就愈加显得精致、辉煌, 而他们修筑门所使用的砖雕和石雕也必定非常的讲究。清代的晋商在经济影响力以及建筑文化感染力方面拥有同样的共性, 很多晋商宅第如今已成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 如山西的乔家大院以及常家大院。通过建筑的房屋间数、院落几进、门的开间及高度等区分着主人的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同, 通过庄园门、院门、屋门的形式及尺度等象征着主人的经济权力大小。在清代, 虽然政治阶层严格规定了各种建筑的屋顶形制、大门的色彩和开间等, 但由于这些商贾拥有十分雄厚的资产额度以及强盛的经济实力, 他们的住宅空间在规模上很多已经超越了皇家建筑, 充分映射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3.身份权力制约形制。在中国古代能够对门文化起到制约和影响作用的群体除了皇室政治权力和富可敌国的商贾以外, 还有如下人群:退居民间的高官;皇室贵族群体;社会名流和名人名仕。这些人群的宅第大都彰显着本身的经济权力和经济特性, 而宅第大门的大小和建筑特色亦能表现其经济实力和权力地位[2]206。例如清代的四合院, 通过观察主人的建筑框架和功能组成与分布就能看到主人的经济实力与身份。四合院的大门可分为王府大门、金柱大门和蛮子门、随墙式门等不同等级, 每一种门代表不同的等级关系, 并且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尺度、色彩和装饰。不仅通过门区分着有无社会身份, 就连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之间的宅第大门也依《大清会典》规定而体现和区分着身份权力的不同。不同的身份在四合院中就拥有不同的等级, 通过大门的高低大小以及所使用建筑材料的好坏就能够看出宅院主人的身份与地位。由此可见, 门不仅仅指的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建筑物, 它拥有更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门能够体现出主人的政治经济权力, 还能够反映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

三“、门中”整合:门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价值演变

1.传递空间领域感, 以别内外。门在我国古代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被称为“门脸”。门的基本功能除了能够方便人们的出入以外, 还能起到划分环境空间的功能, 从而使主人的领域更有归属感, 通过门的使用和修筑能够对主人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提高主人居住环境的安全性[3]72。人们首先充分发挥了门的物质功能, 可以利用门来划分城市空间, 使院落具备更多的社会功能。无论是辉煌的宫殿以及景色怡人的古典园林, 或者是象征意义较强的住宅门第和宗教建筑大门都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通过门将空间隔开, 从而使人们的心理空间发生转换。因而, 门在不同含义与范围内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大到边塞的“国门”, 小到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空间。各种各样的门能够给人们的空间领域带来一定的归属感。由此而知, 门作为一种安全防卫的工具, 能够对人们的生存环境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3]73。

2.地位、精神的隐喻和象征。古代人所称的门户、门阀和门第, 指的就是对名门望族的称呼。门第中的“第”指的就是将大门开向大路的特权, 而门阀中的“阀”指的就是阀阅, 家族将建功立业的资质和事迹刻写在大门外的柱子上, 被称为阀阅, 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宅院人的经济权力和特殊地位[3]74。门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元素, 能够对基本形式进行充分的展示, 此外还需要某种艺术表现手法来体现人们的精神需求。诸如, 宫殿的大门能够表现皇家的权势, 而宗教的大门能够表现教派的精神世界, 私家园林表现的是设计人的私密空间。不同的门在其功能属性上和等级划分上有着不同的社会象征意义。

3.礼制伦理的暗示和维护。礼制文化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文化分支, 是国家、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秩序的维护者。建筑的形制和等级与礼制密切相关, 作为建筑空间的标志点, 门自然担负着对于行为伦理的界定与维护作用[3]75。诸如北京故宫的修建, 从宫殿的地理布局到城墙的高度以及各个宫殿的地位配列顺序都有着严格意义上的规定, 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礼教制度和等级思想。而民居中的代表四合院, 在建筑柱子以及大门的设计上都充分体现了一定的艺术特色, 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含义, 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等级制度。

参考文献

[1]孙俊桥, 张培颖.技术进步与建筑流派演进[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7 (4) .

[2]杨昌鸣.门里乾坤──门的文化、心理含义解析[J].天津大学学报, 2004 (3) .

3.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篇三

拙稿试图探讨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传统，从孔子的狂狷思想讲起，一直讲到晚清、五四以至现代，几乎是关于“狂”的思想小史了。也许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的缘故，《读书》发表后反应热烈，认同鼓励的声音不少，也有朋友帮助纠正数处笔误。于是2010年9月，我索性放开手脚，又重新作了一次更为系统的梳理和增补，结果篇幅扩到五万字。2011年2月，辛卯春节期间，最后修改定稿此文。《读书》刊载时，奈于刊物的体例，采用的是随文注释的方法，现一律改为篇末注。原注较简，现凡有引证，均一一注明出处。引用书则视手头所有，不过于讲究版本的善与非善。惟《论语》使用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世说新语》用的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杜甫用的是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或取其详博，或为个人所好。

而且分出了章节，引言之外，共得十二章，即第一、孔子狂狷思想的革新意义；第二、秦汉时期的狂直和佯狂；第三、魏晋士人的诞狂和“理傲”；第四、从“竹林”到“田园”到“禅林”；第五，李白和唐代的诗狂；第六、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第七、李卓吾“豪杰必在于狂狷”说；第八、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和“圣狂”；第九、袁宏道论“狂”为“龙德”；第十、狂者精神在清代的匿迹和销声；第十一、清末民初到五四的顿狂与敛退；第十二、狂之两忌：“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这样一来，似乎真的像一本专书了。

我研究此一问题的学术收获有几方面。

一是肯定孔子的狂狷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这两个专门语词，就发源于此。本文使用的“狂者”的概念，就是以孔子的原创发明为依据。“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只不过一个表现为积极进取，一个表现为洁身自好和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都有“恒一”的品性。求之“六经”，“狂”之一词无例外都作为负面义涵来使用，惟孔子给予正面解读，这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上，显然有重大的观念革新的意义。孔子论狂狷，是和中行、乡愿并提而连类的，因此我称之为孔子释人之性向的“四品取向”，即人的品相可约略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种。至于“四品”的排序究竟如何，看孔子的口气，“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自然中行居四品之首。乡愿为孔子所痛恨，斥之为“德之贼”，必处尾端。可实际上，最近乡愿者，却是中行，和乡愿最捍格不入的是狂狷，而非中行。

收获之二，我意外地发现，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质性》，原来是一篇专论狂狷的绝大文字。这在清中叶，堪称难以想象的思想惊雷。因为清代在经过四十年的武力征伐，百年的文字狱之后，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不复存在，狂者精神事实上已匿迹销声。章的文章无异于为我的论点补充了历史场域的证据。他明白揭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既无狷又无狂，有的是弥漫于社会的“伪狂”和“伪狷”，而且还有“伪中行”。章学诚愤而言之曰：

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

章氏的意思，孔子论狂，本来给出的是中行、狂、狷，由于有“乡愿”之说，遂“乱三为四”。现在又有“伪狂”、“伪狷”和“伪中行”，便“乱四而为六”了。于是，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一变而为中行、狂狷、乡愿、伪狂、伪狷、伪中行的“六品取向”。《文史通义》“质性”对“三伪”的批评严厉得可谓无以复加。

那么“中行”何以有“伪”？缘于“乡愿”的特点是“貌似中行而讥狂狷”。“乡愿”既然“貌似中行”，那么反过来可否认为，“中行”也确有和“乡愿”通款输诚的余地？换言之，“中行”的品相，现实生活中是否是一极不稳定的“存在”？至少孔子凄凄惶惶地周游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得中行而与”。

第三，我沒有想到，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在历史上流变的过程，竟是如此清晰。秦汉是大一统的帝国，统制秩序严密，士人的思想受到诸多限制，狂狷思想的表达多以佯狂和狂直的方式出现。魏晋是狂狷思想大发抒的时代，任达和诞狂为其表征，同时也是理傲的形上高峰。如果说狂直是儒家思想导致的士人之缘于家国情怀的一种性向，诞狂和理傲则是老庄道家思想结出的果实。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热炽，使士人完成了由“竹林”到“田园”，再到“禅林”和“道场”的精神栖息场景的转换。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的诗狂，是魏晋南北朝思潮的继续与升华。宋代理学家的学问精神，与狂者精神道不相契。因此除了苏轼的诗酒之狂和个别艺术家崇尚自然奇构的狂顚，狂狷并没有成为宋代的思想潮流。明代走到了狂者精神的最高端。王阳明、李卓吾、袁宏道几位大思想家，对孔子狂狷思想作了重新阐释，第一次把狂和闻道、和龙德、和入圣联系起来，心学领袖王阳明成为圣狂的代表。

但明之狂和魏晋之狂一样，既为人所颂扬，也为人所诟病。晋亡亡于玄谈，明亡亡于空谈的说法，史学家虽未必认可，流言家却言之凿凿，自认信而有征。不过狂如不加检束，也会变成一柄双刃剑。无狂则人格不能独立，易堕入与现状同流合污的乡愿，士失其精彩；溺于狂者，难免流于肆。所以当狂狷之士风张扬之时，也不无悔狂的案例。章学诚盛赞庄周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进取之狂”，和屈原的“不屑于不洁之狷”，盖由于两者都是狂之正者。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必然是以具备天地之正气为条件的。大隐隐于朝市，正狂心系家国而神接天地。

第四，现代社会背景下，由于科学技术居学科的压倒优势，也由于清代以来权力阶层忌狂讳狂相沿成习，人文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已彻底敛迹。清末民初到五四兴起的那股狂飙，实际上是为时甚暂的顿狂。“良知的傲慢”仅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譬如熊十力身上有所呈现，后来便难以为继。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

第五，现代社会“士”虽然无狂，我们却看到了“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因此本书最后一章写“狂之两忌”。

[拙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该书的后记]

4.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篇四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读后感

原创： 米儿2018

2018年11月间，认真研读楼宇烈先生《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研读过程中，屡屡出现开悟的感触，心中的一些结，一个个被打开，很是畅快，过程及感悟一记，聊作纪念。

因为工作的缘故，最近几年越来越多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读了不少书，也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研究体会出一些东西，但总是感觉抓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我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游龙，始终在我上空盘旋，但却被云遮住一般，我伸手去碰触，只是偶尔会摸到龙须，根本看不见这条龙的真面目。挺着急，但突破无术。

偶然间，在《人民教育》读到一篇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的文章，讲述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文章写得深入浅出，读来颇为过瘾，仿佛一阵风，几乎要吹跑盖住龙的浮云。反复读了几遍，每每都能琢磨出新滋味来，但总觉得还不够过瘾。我心里着急，总想快点看清真龙的样子，于是，上网查阅并购入楼宇烈教授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希望它们成为铁扇公主手中的蒲扇，快速驱逐云朵，让我见到真龙的形态，让我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本书的作用真的有这么大吗？真的！绝无虚言。想透彻理解中国文化，这本《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读上三遍，定会让你豁然开朗。

关于“人文”

“人文”一词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就建立在珍重自然的基础之上，自然，即事物的本然状态。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来。比如，西方是神道的宗教，以神为根本，中国是人道的宗教，以人为根本。中国文化中没有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比如，在西方的生命观里，人是独立的个体，上帝创造了人，人与人之间只有外在的、没有内在的关系；而在中国的生命观里，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有血脉的联系，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中国的生命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再比如，西方哲学关注的对象是物质，中国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事。物道科学以物为根本，人道科学以人为根本，等等。

看看，中国文化的“人文”情怀在次，很多世间俗事就很好理解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做到了吗？每个人的微信里，是不是都有类似“欢乐大家庭”,“某家大院”,“合家欢”等名称的家庭群？拜年、过节串门走亲戚，这些礼俗，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色彩的体现。

关于“以人为本”

书里说，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在我以往的认知中，人本主义是心理学的一种学说，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以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及之后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言论自由的时代背景，为人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区别于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另外一种行为主义理论，强调人性中一些重要方面，例如“自由意志”和“人的价值”等。

我困惑了，西方传来的人本主义理论，难道源头在中国？

读这本书后，解惑。

书中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者造物主，中国人的家庭、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继续深入，中国人“以史为鉴”、“以天为则”,周王朝就已经认识到“天命靡常”,《尚书》中记录了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认识到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修身，《大学》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修身是核心，因此才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主张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引诱和腐蚀。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看看，现在流行的自我控制说，自律说，老早就出现了。跟双十一的购物狂剁手一党们说说，“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就成了君子了，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不应该被物管住。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学智慧的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学知识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创造性体现在实践中，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日新月异。

关于“读书做人”

在书中，楼教授花很大篇幅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关于读书的目的，作者认为有三：一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二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三是拓展知识，学习技能。关于读书的次第，推举《中庸》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步骤，朱熹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方法。

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集于一身的，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做人。作者以禅宗的智慧为例阐述做人的道理，提出要“做本份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行慈悲愿、启般若慧、证菩提道。”直指修行的真谛是平静地对待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做好自己的本份。又以中医为例阐述心态的重要，指出中医讲究的中正平和是和中国文化的生命观相一致的，国医用“中”的概念来调整人体各种的不平衡、不中正、不平和。例举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告诫儿子的“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和《黄帝内经》中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作者还特别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忧患意识，引用《大学》观点，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人生“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其中心环节是修身，最高理想是至善。

好吧，看懂这本书，不单明确了读书的目的，连养生的智慧都学会了。“驭欲、养情、明理”,控制好七情六欲，掌握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懂得生命的意义，就是最好的养生。“病从口入，病由心生”,不过如此。

“自爱爱人被人爱，自知知人被人知”,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造社会，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天下情怀。通过跟着楼宇烈先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做人道理的经典论述，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文化化人”的力量，感受到中华“行天下之大道”的正能量。

书中还有很多玄妙之处，需多读几遍，细细品味，还需于生命实践中，感悟理解。

5.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模版] 篇五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人的价值观的审视，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等。挖掘中国古代文学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和精神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丰富、众体兼备，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形态。综观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体现在古代文学中，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从屈原、孔子，到曹雪芹，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关于道德和人格的传统。他们大多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已经明确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人生之中，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社会理想和个体人格才能实现与完成，人的心灵才能获得满足和安慰。这种精神使人们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塑造，不是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无限和快乐，而是让现实(社会和自然)与人得到有机统一，从而形成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合而为一的思想内核与精神理念。因此，强调个体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这种精神与西方文化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到彼岸世界去寻找无限快乐的“来世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特点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建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自先秦以来的古代文学创作。曾子就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墨子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可见，对于要以“兴天下之利”为追求的仁人而言，他们不屈从于包括皇权在内的任何外在的权威秩序，只服从于崇高的道德追求及担负的历史使命。

既然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建功立业自然就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曹植一生追求的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陈子昂中进士后，上书议政，图谋大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废书畅怀古，负剑许良图”(《答韩使同在边》)[2]。屈原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讴歌理想，《离骚》中的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构成了缤纷、深沉的情感想象世界，但是其立足点仍然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黑暗。《离骚》把毫无羁绊和极富多义性的浪漫想象与最为深沉炽热的个体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追求，最完满地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虽然隐晦之至，但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他对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哀伤与慨叹。陶渊明对“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绘，绝不是安享超然世外的天堂仙境，而是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表达他内心对上层社会政治斗争的残酷和虚伪的鄙视。

除了强调以道自任之外，中国文化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人们追求内在人格的圆满，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生理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在困难挫折面前不屈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威逼利诱面前，能够舍生取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2]，道义高于生命，精神的超越高于物质的实体。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使中华文明历经外忧内患却始终保持旺盛发展。

西方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分子死了”。所谓的“死了”，我想并非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灭亡，而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物质社会中精神沦丧和道德失范的状况。的确，知识分子面临着在以世俗化、功利化为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重大课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彷徨，都会迷惘，自我失落、自我选择、归宿的困惑、人格的分裂都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苦苦寻求却没有答案。此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加剧了对人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滑坡、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面前的解构，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个精神家园，为人的信仰确立一个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人生的理性精神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在于“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①这条以孔孟思想为核心和基础的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特别是成为古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并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他们饱经沧桑，满怀悲忧感愤的情怀，因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不朽之作[3]。忧患意识是他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他们的著作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的是忧患意识应该成为人生存所必须的重要的思想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登临览景，尽收眼底，毕呈笔端，景之喜景之悲各极其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并非在于其写景之妙，而是因为所写之悲景喜景，目的是为了铺垫出更高的精神境界，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身处北宋积贫积弱的景况之下，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唱出了广大士大夫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一经道出，便感动激励了无数后人。陆游的《书愤》，悲愤激昂，表达了他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解放沦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儒家文化培养和滋润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蕴涵其中的是一脉相承的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扩展为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即使是早期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由这样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出发，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封建皇权的抗争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明清的小说多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敢对佛祖揶揄嘲弄，即使失败后仍保持傲骨，这样的故事内容体现着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和主体精神。

三、深沉悠远的人生之思

由于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因此古代文学体现出了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无论是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进取精神，还是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之思，强调的是现世之谋略而非幽玄之沉思。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学不从本体意义上去思考人生和宇宙，从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这种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潮。内在人格的觉醒，使对人作本体建构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色[4]。

魏晋那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这种悠远深沉的人生之思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展现，开一代先声的《古诗十九首》在对日常时世、人事、享乐等的咏叹中，突出的是一种关于人生的思考，这种人生之思构成了其主要声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被钟嵘赞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2]的这些“古诗”，其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②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陆机有“天道新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是同样的哀伤、思绪和音调，共同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是与其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核心仍是对人生的执著。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后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是有这种积极的内容蕴涵其中，才使所谓的人生之思没有流于颓废消沉；也正是这种人生之思的存在，执著的追求才具备了美学深度。而这种人生之思正是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认识到伦理道德、谶纬宿命等规范、标准、交织的虚假，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才能对人的存在、价值、意义做本体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貌似玄远的人生思考与上述的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深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唐宋时期，缕缕不绝的人生之思仍然是古代诗人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苏轼的《前赤壁赋》，虽然开篇把秋夜的美景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作者立意不在景之美，而在于通过主客的问答，表达对历史、社会、宇宙、人生的思考。客方通过乐声、言辞抒发了历史的虚无、功业的幻灭、人生的短促等感受。主方通过对答，表达了一种达观的宇宙观和得失观。作者在备受打击之后，面对斯景，体会到宇宙的本真、人生的真谛，因此才能如此旷达。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只注意到作者对景对情对人物活动及其对环境的表达，而把作者从中透露出来的精神境界放在次要位置，那么我们对这一古代精品的认识是有一定缺陷的。

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洲台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些诗篇中，有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有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有繁华如烟的无可奈何„„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宇宙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它们为笃实尚用的中国文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虽然其基调不免是沉重而哀伤的，但是毕竟表露了人对自身存在的思索，展现的是高蹈旷达的人生之姿。

四、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

中国古代关于人民、国家、统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明确的见诸文字的解说，孟子就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便是告诫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地位，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之心处理伦理关系，因此就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而且孟子还将这种仁爱精神从人际道德关系推衍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爱物”观念。《易传》把孟子“爱物”的思想概括成“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推广到大自然中，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宋儒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广泛地反映在自诗、骚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夜雨的狼狈处境，但他推己及人，且有人无己，唱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爱民之心何等高尚，何等深刻!这是杜甫思想道德境界的体现，是孔子仁爱思想的艺术化。诗人陆游有七律《露望》，写他夜间散步河边，见到商人为争早市、农民为车水灌田而彻夜不眠的景象，于是发出“齐民一饱勤如许，望食官仓每惕然”的感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要求在现实中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但个体融入社会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封妻荫子，扬名立万，而是出于对国家、人民强烈的热爱之情：“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岑参《送人赴安西》)，“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杜荀鹤《秋宿山馆》)。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宝贵的文化精神之一。

这种仁爱精神同样体现在伦理关系中。所谓的“伦理”，即指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既包括家庭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儒家所谓的“五伦”即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如果说西方文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叙事性特征，那么先秦时期的《诗经》就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包括爱情、友情、亲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人类情感成为古代文学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5]。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李商隐《无题》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从“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从“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陶潜《和郭主簿》)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慈母吟》)，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情感之路，它展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感性世界，透露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情怀，无疑成为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6.文化自信挺起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篇六

来源：和讯网

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珍视中国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是总书记的一贯坚持，他认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因而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称为“四个自信”，由此构成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新的重要内容。

那么，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总书记为何要将文化自信提到如此高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部分中国人拥有文化自卑心理。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否定和背叛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卑者否认和背叛中国文化，就等于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从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文化必然性——合法性。这是“文化自卑”可能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

后果的严重性迫使我们必须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精神条件。而要克服文化自卑心理，首先要分析其成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事实上，除了前述的外部的、客观的原因外（经济全球化及其伴生的文化全球化），文化自卑者本人也有其内部的、主观的原因——缺乏文化自觉。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文化自觉，也即要对中国文化拥有基本的认知和认同。没有这种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就容易成为外国文化的俘虏，就容易成为文化意义上的“香蕉人”（外面黄里面白）。因此，克服文化自卑心理的第一步是通过诚实的学习。在思想深处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建构一个内在的文化免疫体系。

如果说文化自觉是克服文化自卑的前提条件，那么文化自强便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强，就要在文艺创作中，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熔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手段、形式、内容、思想等各个方面坚持创新，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此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和发展的文化需要，培养出精神雄健的国民，以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吸引人、感化人，为广大人民提供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底气。

7.书法与中国文化精神 篇七

关键词：书法,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是指中国文化从整体上显示出来的内涵、取向、特征。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里, 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造型空间艺术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书法有了文化赋予的属性, 才让我们有了共同欣赏书法的基础。

一、书法创作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精神为主, 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文化混合体, 其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兼容佛道, 互为补充。儒道两家为本土文化, 佛教是舶来品, 但就中国文化而言, 儒家因有久远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 又不断吸取、同化各家学说而丰富发展, 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基干。儒家主张以道德礼仪来规范约束达到维持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内心平和, 这是一种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道家主张脱离社会, 脱离文明约束而获得高度的个人精神自由, 回到清静无知无欲无争的原始混沌状态, 这是一种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思想。儒家认为, “以礼制欲, 文质彬彬, 温良恭俭让”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人格。道家认为, 恢复自然本态, 清静无为是美的最高体现。反映在艺术观上, 儒家的献身经世精神以“充实之谓美” (《孟子》) , 要求文艺表现“充实而有光辉”“至大至刚”“养浩然正气”博大雄壮的阳刚之美和崇高之美。而道家则追求朴素、恬淡、虚静的阴柔之美和空灵之美。反映在书法艺术作品上, 就形成了雄浑博大、秀丽典雅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由于儒道两家的立足点——社会与自然是客观世界中相互冲突但又互相依倚的两极, “至大至刚”与“至性至情”又本是人性需要的两个方面, 一个调节社会, 一个和谐个体自我精神, 表面看来, 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 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是实际上从思想结构说他们又是互补的, 从哲学观上分析, 两者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 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 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理念。所以儒道两家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很快合流,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核心思想和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主体。政治上得意时, 儒家精神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而怀才不遇或遭罹挫折时, 老庄思想就成为他们“保身全生”的人性主张。

儒家主张人生要积极入世, 要有所作为, 在审美上合乎“礼”为“尽美”, 要求“充实而有光辉”, 表现在书法风格倾向性上, 就是崇尚整齐、浑厚、宽博、不露不怯的风格特征;在笔墨技巧上, 最明显的在于推崇“笔笔中锋”“无往不复, 无垂不缩”这样一些笔法原则, 使笔墨文字芒角、文字形象温厚敦实, 透射出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雄浑美和儒者修身养性的内在精神美, 使书法艺术创作实践实现他的本质目的——通过完善的自我人格的艺术再现而达到感染人、影响人的目的。

而道家主张天真烂漫、崇尚自然, 在审美意趣上追求一种清逸、淡雅、质朴天真的美学标准, 所谓“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李白) , 反对一切人工雕琢, 具体反映在书法艺术的创作技巧与风格上, 即崇尚真情与率意, 用笔恣肆, 如入笔横画竖切, 竖画横切, 没有过多回环缭绕, 藏头护尾的动作, 率性而自然, 线条简古疏淡而意味醇厚, 结构上依倚欹侧, 自然生姿, 不假人力, 不露人工斧凿痕迹, 信笔所由, 任意而行, 来无迹而去无踪, 飘然而笔墨销溶, 表现出一种超逸世俗、宁静、朦胧而又幽远苍茫的历史感与生命沉思, 这就是道家所要追求的返朴归真的艺术境界。

二、书法美学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书法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他在《吾国与吾民》中, 对中国的书法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吾们还可以说它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 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 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 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在书法上, 也许只有在书法上, 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黑格尔也说中国是特别的东方, 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可以看出,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它对美的展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 历史赋予它更多的是它的文化属性。它也责无旁贷的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责任。

成功的书法艺术能够给我们一种美感, 这大概是所有能欣赏书法的人都会承认的。欣赏一幅幅的具有成功典范的书法作品时我们都能感觉到:书法艺术是以“中和”“和谐”为审美准则的。这样的审美原则, 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审美标准, 呈现的是传统的古典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和”的精神贯穿整个中国文化之中。这是中国文化特点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些法则在书法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用笔上是就是书法要写出一种“平和”的精神来。从字的笔画来看, 就需要一种中和的态度, 既不左偏也不右斜, 以端其正;从字的笔势来看, 就需要一种平闲的态度, 既不前冲也不后避, 以致其稳;从字的笔境来看, 就需要一种安逸的态度, 既不上昂也不下伏, 以定其静。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达到一种总体平衡, 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体现在结构上是在平衡对称中求变化, 各个部分对比又互相照应, 以求一个多样统一的和谐之美。如王羲之《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 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可见, 一点一画, 互相牵制;一字一行, 小大参错, 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 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三、书法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宗白华先生讲, 书法就是中国向海外展示的中国形象。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书法深层次的境界实际上就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它是文化的自然凝聚, 深刻地体现着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 王羲之, 颜真卿书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 对书法的欣赏也深深的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我们欣赏书法, 第一是感官上感叹书墨, 线条, 造型的变化。第二精神上的, 由原来的“浏览”转变为“品味”, 品味书法内容的优雅或忧郁, 品味创作者的诗词修养, 审美追求, 品味书法传递着怎样的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书法作品内容更多的是一

试析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人文精神

李思源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包涵着独特审美准则和精神特质, 具有超凡脱俗、朦胧含蓄、平和恬淡、渔隐樵逸、宁静高远等人文精神。

关键词:文人音乐;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 通过音乐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内在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和人文品格, 并把这种表达与社会思潮、时代特色和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文人音乐。文人音乐主要包括古琴音乐和词调音乐。由于古代文人社会地位较特殊、文化修养较丰富、生活环境较优裕、闲暇时间较充足, 又长期受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所以文人音乐成为了具有独特审美准则和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的艺术。今天, 游弋在这些古朴典雅的文人音乐之中, 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其中一直闪烁着超凡脱俗、朦胧含蓄、平和恬淡、渔隐樵逸、清静高远等人文精神的异彩。

一、超凡脱俗——但得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

古琴音乐是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璟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认为“琴, 器也, 具天地之元音, 养中和之德性, 道之精微寓焉, 故鼓琴者, 心超物外, 则音合自然, 而微妙有难言者, 此际正别有会心耳”。琴学名家崔遵度认为“颐天地之和, 莫穷于乐, 穷乐之趣, 莫近于琴。”因此中国古代有“士必操琴, 琴必依士”的讲究, 有“士无故不彻琴瑟”的规矩。

究其原因, 古琴的形状、大小、长短、粗细等给人以传神、移情、潜心静虑的抽象作用, 古琴的音量、音色、音域、节奏等具有超越尘世、超凡脱俗的听觉效果。古代文人通过静逸、玄阔、悠远的琴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琴乐中能够从形体的外在及肉体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超脱自我, 进入到超凡脱俗的精神领域, 达到身心俱忘的意境。古代文人认为, 音乐可以使精神超越纯粹, 可以使生命产生沉醉, 可以将人引入到乐而忘返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孔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受;就是陶渊明“但得琴中趣, 何劳弦

些诗词, 雅文, 警局。这不是偶然的, 是中国文化赋予书法的具有精神激励功能的精神内涵。有这样一个故事:于右任是近代著名书法家, 有一次几个小男孩在他大门口撒尿, 太阳一晒气味颇为不雅。见此, 于右任回到书房, 大笔一挥, 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 贴到门口。有一个人很喜欢于右任书法, 路过一看浆糊没干, 赶紧揭下来, 挂在自己堂屋请朋友欣赏。大家一看, 屋里挂这等内容太掉价, 有一个文人看着实在不雅, 就把字剪开改变顺序重新装裱为:“小处不可随便”。前后都是一样的于右任字, 为什么前者不能挂后者能挂呢?因为不仅仅是写字, 不仅仅是一个“形式”, 书法的一头连着古人创始的文字, 一头连着民族的精神。

书法作品能传达时代的精神气质。苏轼书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背后的人文情景, 或是文人精神逍遥的追求, 或是忠义之士的儒家人格, 他的字虽不求工整, 文化韵味却满纸激荡。十年前有位书法同道说了一件至今还让我不解的事:一位法国艺术家 (不懂中文) 看了弘一法师的绝笔“悲欣交集”, 突然放声大上声”的感受;就是常建《江上琴兴》“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 始知梧桐枝, 可以徽黄金”的感受。说到底, 这些恰恰与中国文人超越精神的代表——庄子学说相吻合, 与庄子倡扬的“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自由意志一致。

二、朦胧含蓄——宛转成韵, 曲得其情

音乐艺术的强大魅力, 在于她比其他艺术门类更能创构意境、营造氛围, 而古代文人音乐于此更为明显。无论是词调音乐还是古琴音乐, 均有编织意境、营造氛围的优势。拿古琴音乐来说, 古琴的音色既不明亮, 也不圆润, 听起来很慵懒松散, 具有一种消解人间万古忧愁、逃避烦扰遁入虚空的感觉。同时, 古琴因为其“岳山”不直接压在面板上, 而是通过胎体振动在琴腔内产生共振, 所以其声音量小而音色含蓄, 给听者以朦胧感。无论是青城道士“滚、拂、绰、注”给《流水》带来的水流湍急, 还是嵇康临刑东市让《广陵散》溢满的悲愤杀伐之气, 这种朦胧感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古琴音乐中, 成为古琴的一大特色。这种淡化、曲折的表达方式, 如同有一支无形的画笔在听者的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描绘一幅朦胧的图画, 这张画图虽然不能响亮地为世人“悦耳取媚”, 但却能婉言地为君子“怡情养性”。再看词调音乐, 宋代著名文学家、音乐家姜夔 (号白石道人) 是附有曲谱的词集流传至今的唯一一人, 他倡导“语贵含蓄”, 不仅在他诗词中极力提倡, 而且在他的音乐表达中更是充分体现。今存《白石道人歌曲》收录词曲17首, 其中自度曲14首, 包括《淡黄柳》《扬州慢》等, 几乎每一首都是含蓄美的体现。

三、平和恬淡——入耳淡无味, 惬心潜有情

儒家主张“礼乐中和”的音乐思想, 处处彰显“淡、和”的审美特色;道家主张“大希之声”的音乐观, 追求的是一种无为、宁静、不争、问心的高尚态度与道之精神。长期受儒、道思想的制约, 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一定的要求, 不能过激、过狂、过显, 讲究收敛、平和、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体现着处事不惊、悠然自得、崇尚闲

哭, 问其何故, 曰感动至极。究其原因, 我想这正是王岳川教授所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指纹”。书法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书法在时光的隧道里穿梭, 正是因为它以中国文化为内涵, 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 正是因为它传承着中国文化精神, 因而绵延几千年而经久不衰。在书法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 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熊秉明, 书法和中国文化, 《书法导报》, 2003年3月12日第十版。

[2].刘守安, 重视对书法的“文化研究”, 《人民日报》2006年5月1日第四版

[3].王岳川, 《书法文化精神》.

[4].秦梦娜, 《中国书法文化》.

8.中国军队饮食精神文化的历史变迁 篇八

军队饮食精神文化作为某一时期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等关于军队饮食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各时期军队饮食保障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军队饮食精神文化来源于实践，随着社会饮食文化、军事实践的发展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而变迁。

（一）古代中国军队饮食精神文化。古代是中国军队饮食精神文化的形成与成熟时期。从军事后勤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在所有勤务保障中，以饮食保障为核心的给养勤务是最古老的后方勤务工作。后勤是近代才出现的专用词语。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粮草”是后勤的代名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的“粮草”就是指后勤。后来出现的“军需”、“军实”等概念则包括了被装、财务等工作。精神文化是社会物质、制度文化的反映，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队饮食精神文化，并成为军队后勤文化、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军队饮食保障理念开始产生并在军事斗争中加以运用，折射出军队饮食保障在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上的文化光芒。西周姜子牙的重粮思想在军事上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提出以粮食为核心的攻防策略：一是深入敌境，必保粮道；二是绝敌粮道，致敌困败；三是兵少粮食，亟撤设伏；四是集中兵力，打击乏食奔袭之敌。春秋末期的孙子更是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著名论断，强调后勤保障特别是饮食保障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因粮于敌”可以适时补充自己的给养并损耗敌人的供给，达到我长敌消的军事目的。这一军事思想一直为后人所运用。而孙膑“减灶”诱敌破庞涓的战例既反映了古代军队行军打仗埋锅造饭的历史，更是军队饮食保障手段在军事计谋运用上的经典范例。三国时期，诸葛亮提出“粮谷军中之要最”的思想，指出军队要以以粮食为中心来筹划军事行动，如：对粮少器劣而又疲惫之敌，即可攻之；对粮盈兵利者，则应避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军事斗争方针。他在长期的征战中，提出“用兵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胜多少败”的保障思想，对明代固内守边的军事行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一是采取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引“汉武屯田定西戎，魏武务农足军食”的经典，大兴屯田；三是广设粮仓，积粮备战，保证军队征战时有充裕的粮草。清代康熙帝提出了“大兵未起，粮草先行”的思想，对粮饷的及时供应非常重视，因粮饷缺乏导致误军机的官员决不轻饶。

（二）近现代中国军队饮食精神文化。近现代是中国军队饮食精神文化的转型和创新发展时期。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东西方的烹饪方法不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这种相互交流和影响，也促进了军队饮食精神文化的发展。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自助餐的饮食方式逐渐传入，出现中西合璧的宴席和自助餐方式的宴会。在西方饮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用现代科学观点认识中国传统的饮食养生理论，丰富了中国军队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也引起了中国近现代饮食生活的较大变化，如啤酒、蛋糕及各类西式快餐，渐渐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同时也加快了国人的生活节奏。另外，西菜中做，中菜西做，中西合璧也为人们所接受，使中国军队饮食生活中出现了创新。

人民解放军的饮食精神文化随着给养建设的进步不断发展，是历代给养工作者不懈奋斗、薪火相传的智慧结晶。不同时期人民解放军饮食保障的特点不同，军营饮食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与“主题词”各放异彩。如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形势下物质生活极度贫乏。

9.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精神内涵的思考 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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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茶文化内涵的思考

[摘 要] 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部分和重要文化遗产。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吸收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华，对国人性格和处世心态的养成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社会文化需求内部结构的四个层次，对茶文化可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而本文重点从心态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关键词] 茶文化；精神内涵；发展历程；现实意义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神农尝百草发现茶以来，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人民在茶树的栽培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饮茶的方法、茶具的生产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单一绿茶到多种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从饮茶的物质层面到品茶的精神层面等，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并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文化。随着茶叶的外销，这种文化也传播至海外，并且派生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文化。在日本，茶不仅被视为是“万病之药”，是“原子时代的饮料”，而且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使饮茶脱离了日常物质生活需求的范围，发展升华成为一种优雅的文化艺能——茶道。

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体现在“理、敬、清、融”的中国茶德上，讲究中和之美，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历史悠久、形式完美、内涵厚重的中国茶文化，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物态到精神的结合体系，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特殊创造和中华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

对中国传统茶文化内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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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

二、中国茶文化的内部结构

1.中国茶文化需求的内部结构

中国茶文化的结构有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对其进行考察显然也具备物态、制度、行为以及心态文化4 个方面的内容。茶文化的物质文化，即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不仅包括茶叶的育种、栽培、加工、包装、运输以及保鲜等创造性劳动与研究，也包括人们品茶、饮茶过程中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主观存在的物品和建筑物。茶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诸如贡茶制度、茶叶专卖制、茶马贸易等。茶文化的行为文化，即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部分是历史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长期对生活意义的认识。中国茶文化的心态文化，通常以茶俗、茶礼、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其内化于人的心理，长久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形成民族独特的心理结构，最难发生变化。

2.中国茶文化的心态文化

对中国传统茶文化内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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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而品味茶文化，可以使人的精神和身心放松，以应付人生的挑战。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茶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与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超越的精神相契合；茶道的“和、静、清、俭”精神，恰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弘扬茶道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通过饮茶、研习茶道、学习茶文化，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茶道所蕴涵的超越、和谐、俭省等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

茶的俭淡、精清、恬静、冲和的特质，与现代人的心理需要正相契合，故“茶道”内容应反映现实社会处境下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的精神境界，使品茶生活成为人生旅途和心灵的“安定所”。茶香飘处，收敛奢欲，洗心涤烦，振作向上，人伦和谐，其乐融融。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饮茶。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早在唐朝以前，国人就已在世界上首先将饮茶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

对中国传统茶文化内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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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就应该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这其中就包括茶文化。茶文化带来的和谐理念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将在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人文环境、生成文明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认可。

【参考文献】

10.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篇十

实用主义是第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最充分地体现了美国人求实、行动、重视效果、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同样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本文从论述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渊源出发,阐明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并进而探讨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

作 者：王利红 宋浩 WANG Li-hong SONG Hao  作者单位：王利红,WANG Li-hong(安徽医科大学,社科部,安徽,合肥,230032)

宋浩,SONG Hao(武警合肥指挥学校,安徽,合肥,230031)

刊 名：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2 11(2) 分类号：B712 关键词：实用主义   行动   美国精神   实用理性  

★ 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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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篇十一

西周时期确立的“明德慎罚”思想，是德治理论在司法中的集中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司法官员应当谨慎地审判案件和适用刑罚，而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道德教化。春秋时期，政局与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内容也得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儒家阐发的“仁政”思想为立法和司法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司法原则与制度：司法深受伦理道德约束，体现了中华法系法、理（伦理）、情（国情、社情、人情）结合的特点，伦理道德尤其是家族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古代法律重点保障的对象；在总结大量司法实践经验与研究犯罪者心理变化的基础上，形成“五听”的审判方法，表明司法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观擅断，是中国古代司法人文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根据矜恤老幼妇残的司法原则，对儿童、老人等犯罪行为人，可减免其刑事责任，这种根据法律主体的行为能力来确定其法律责任的做法具有科学的一面；而隋唐法律创立的死刑复奏制度反映了统治者爱惜民命、谨慎对待死刑的司法观念，为后世律法所沿袭。司法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内容日益丰富。

自汉代以来，人本主义的法律文化日趋成熟，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改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出现盛世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君主专制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压制与侵害，加之影响中国古代司法至为深远的儒家理论对专制王权的辩护、对团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宣扬，使得以人为本原则与制度在司法中难以真正与持久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新探讨与审视中国古代司法中的人文精神，可以让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得以继承与发扬。

12.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篇十二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一种成熟的、富有生机的文化传统,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已经形成。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 它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动力接连不断、哲学慧根日益萌发的精神源泉。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 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它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中涉及许多基本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和改革的成功, 都必须首先以其民族精神来支撑。民族精神本是一种宏观的民族文化, 文化心态在时代背景下的任何波动, 都必然导致时代精神的律动。

传统文化的外延显然要比儒家文化宽泛得多,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价值取向的总体表征, 而儒家文化则仅仅是民族思想文化形态中的一种而已。传统文化除儒家文化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 如道家文化, 法家文化, 墨家文化, 名家文化, 佛教文化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

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由民族传统文化凝结成的。尽管传统文化有多方面的结构、层面, 但都是由它的精神本性决定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 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是这五千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集中表现, 也是文化遗产中的无价之宝。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我国, 应该说从殷商奴隶制国家政权建立后, 爱国主义思想就逐渐形成,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 逐步完善起来。应该指出,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是打上时代烙印和阶级烙印的。陕西是红色文化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不仅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 而且数量多, 分布广, 影响大。

陕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陕西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出发, 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 极具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先进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三、遗存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陕西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西安、延安重点项目开发已成规模。近10年来, 陕西围绕革命旧址、纪念馆、民族圣地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等优势资源, 加大旅游产业开发, 形成了以延安革命旧址、西安事变旧址等为代表的红色旅游品牌形象, 特别是2004年国家正式启动红色旅游后, 以红色旅游为主体的旅游业逐步得到了长足发展。2005年陕西省红色旅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接待人数达1520万人次, 收入62亿元, 同比增长20.6%和24%, 高于全省旅游业增长速度。比如西安, 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从3000多年前的西周算起, 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特别是周、秦、汉、唐, 都是统一的大国, 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陕北则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 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陕南文化是一种由移民构成的文化。再比如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生活战斗过13年, 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延安精神。延安在中国革命史和全国革命纪念地中的特殊地位, 积淀了发展红色旅游的优质旅游资源基础。

四、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文化是一个整体, 它是有规则的, 因而能绵延不断, 代代相传, 但文化又是充满差异, 不断变异的, 因而又是千姿百态, 代代有变的。世界上有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中国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我国历史文物之众, 文化典籍之多, 优秀传统之厚, 和其他文明古国比较起来, 是首屈一指的。其他文明古国, 由于种种原因, 文化传统曾遭到中断的厄运, 唯独我国古老的文明不仅没有因民族征战而覆灭, 反而因与异族文化的互相融合得到发展更新。因此, 我国的传统文化, 是名符其实的“代代相传”, 形成文化积淀, 它有强大的惰性, 左右着传统文化的定势发展。又由于异族文化的互相融合, 易于接收外来文化, 促成了文化的更新, 使传统文化“代代有变”, 不至于趋于僵化。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是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 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抛弃我们的根。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中国传统文化所凝聚成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激励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 对一个民族来说, 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首推民族精神。它可以激发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 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 饱尝艰辛而不屈, 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 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 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刻, 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

但是,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经常地发生着变化, 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上仍然有不同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是发展了, 但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其中之一对传统的放弃和否定。一些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漠不关心, 有关知识极为贫乏。应该说,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文化的问题, 或者是学术争论问题。事实上它是对待民族, 对待社会主义、对待改革开放的大问题。否定传统、放弃传统, 就意味着否认我们的民族, 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改革开放。

结束语:

陕西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 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红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 它和陕西辉煌的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和一定实力的现代文化一起构成了今天的陕西文化。陕西红色文化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推动陕西经济发展的黄要资源。陕西现在是红色文化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不仅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 而且数量多, 分布广, 影响大。继承革命传统, 发扬延安精神, 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建设文化强国,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摘要：任何民族的进步, 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维系。任何时代的发展, 必须以民族精神为支撑。本文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涵义入手, 运用马列主义对传统文化应批判继承的观点, 以陕西典型的红色文化为例分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道家和法家为构架, 尤其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的复和体。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民族精神博大丰富的民族。这主要体现在求实, 崇尚气节、富于革命传统, 自强不息、刻苦耐劳, 宽容、和平, 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上。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红色文化

参考文献

[1]《工人日报》2001年2月26日

[2]国家教委社科司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403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755~756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668

[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陕西历史简明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6]万生更, 陕西红色文化软实力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0.

[7]万生更, 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探析[J].西安:理论导刊,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