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渊源历史

常州渊源历史（精选8篇）

1.常州渊源历史 篇一

茯茶的历史渊源

据考，自汉朝张骞出塞打通丝绸之路开始，泾阳就成为川茶、湖茶销向西北及海外地区的茶叶集散地和中转站。在北宋神宗熙宁年，一泾阳籍茶商运茶途中不慎将大包茶叶掉入河中，数月后，起运打包检查，发现叶片出现许多星状黄色斑点，以为“霉变”，但并无霉味，煮制后发现茶汤橙黄，汤味醇厚平顺，喝后舌根有点甜，气味夹杂着一种茯苓草药香。但此茶品尚未普及众人，不敢往下断言，于是按霉变茶贱卖到兰州。第二年，泾阳茶商运茶至兰州，牧民感叹“此茶味美，甚是极品”，至此便有“边民不怕霉”的说法。而后，泾阳茶商拟以茶叶发变的过程，摸索制作，形成泾阳独有的茶品，也因其独特的口感而深得西北人民喜爱。

随着茶叶需求量增加，茶商们为了增加茶运量，设法将散茶压缩，在泾阳开始筑制砖茶，因三伏天制作，故称为“伏茶”，以口感及药效似土茯苓的特性而又称为“茯茶”。茶中的“霉状物”被茶商们称为“金花”。在筑制过程中，茶商们发现砖茶体内“发花”效果比散伏茶好，品质和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消食去腻的功效也更为突显，经丝绸之路的传送而享誉海外，东方人称之为“神秘之茶”，西方人称之为“健康之液”。

唐代以后，茶叶由官方统制，贮存一地边地府库，交换马匹，此为“官茶”。以后用谐音“茯”代替“附”，便出现了“茯茶”。

明洪武元年（1368），设茶马司于陕，将茶汇于泾阳，制砖发酵，运往西北，茶马交易。明清时期六百余年，陕地先后生产的“马合盛”、“天泰全”、“泰合诚”、“人民”茯砖茶深受西部地区广大消费者青睐。

建国后由于集中公私合营生产规模扩大，最后集中于咸阳，使咸阳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加工地。一直到1958年，缘于“在陕西加工茯砖茶，存在原料二次运输，不符合多快好省原则”，中央政府下令将公私合营后组建的大型茶叶加工企业—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关闭。

2008年，陕西供销社、茶业协会在咸阳建成高标准茯砖茶生产体系，对传统技术进行抢救性研发，并获得成功。2011年，陕西茯茶在上海茶叶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得到了各级政府、茶学界的赞誉。近年，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拨专款拯救这一历史瑰宝，让沉寂多年的茯茶重回市场，为陕西茶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2.常州渊源历史 篇二

关键词：潮州木雕,历史渊源,地域文化

享誉海内外的潮州木雕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朵绚烂多姿的奇葩,潮州木雕的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发展历史相当久远,历经一千多年经久不衰。潮州木雕工艺美术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成为与中国四大木雕工艺之一,进而与东阳木雕并成为中国木雕的两大体系。潮州的木雕工艺以极为精致的雕刻和精湛的工艺美术著称,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层层的镂空技艺和镶嵌在外的金漆工艺。独特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造就了潮州木雕独具一格、精美绝伦的雕刻技艺。为了继承并弘扬潮州历史文化特色,将潮州优美的工艺美术推广出去,有必要在理论上对潮州木雕工艺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和探析潮州木雕工艺兴衰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揭开潮州木雕历经千年长盛不衰的神秘面纱。

一、潮州木雕工艺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众多工艺美术中,最能代表工艺特色且规格最高的当属潮州木雕。潮州木雕中的“潮州”一词应当是指古代潮州地区,那时候的地域范围包括现今的潮州、揭阳及汕头三座城市。作为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的潮州木雕以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澄海等县最为发达,雕刻的内容主要有人物、花鸟以及山水等,应用于古建筑和古家具的装饰,雕刻手法通常有浮雕、沉雕、通雕和圆雕等几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通雕手法里面的一种,也就是融合各种雕法技艺在一个平面上,进而冲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表现出复杂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最后在其上面进行过漆和贴金,显现出金碧辉煌、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这种技法称之为“金漆木雕”[1]990。

潮州木雕历史发展相当悠久,发源于唐宋时期,盛行于明清,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建造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潮州开元寺里面便保存着唐代“木鱼”雕刻和宋代政和四年(1114)悬钟上面雕刻着 “木龙”,便是潮州木雕工艺历史悠久的完美见证。可惜的是潮州开元寺的大部分建筑构建和里面所保存的文物在“文革”时期被毁灭殆尽,因此,所谓唐代的“木鱼”和宋代的“木龙”今日是无缘再见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依据的是,从开元寺建造规模包括当时里面栏柱上的雕刻饰物和文雕器物必定是出自当时潮州木雕工匠之手,所以唐代时期应当是潮州木雕工艺的萌芽期。

潮州的木雕工艺大部分是应用在各种古代建筑物和古代家具的装饰上,包括建筑的雕梁画栋和日常生活用品的纹饰,例如信插、围屏、香炉罩和神龛等器物。明清时期的潮州地区商业经济较前代更为发达,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相应的人们的文化水准和生活水平也随着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反映在建筑上面便是装饰上的更为富丽堂皇和精巧细致,建筑物的装饰更为注重艺术性的体现。明代是潮州木雕工艺手法趋于完美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布局上端庄大方,刀法简单含蓄,纹饰上又以“齐龙”“、草尾”的形式居多,装饰意味很强。据史书记载,明代洪武二年 (1369)潮州府衙镇海楼外面栏柱上雕刻着一百零八只木雕猴子,现存仅三只,生动的造型和简练的雕刻线条便充分见证了当时雕刻艺术的高超[2]30。

到了清代便是潮州木雕的全盛时期,在康乾盛世更是达到了巅峰,此时潮州木雕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原来的粗犷豪放转变为精小细致,由原来的简单质朴开始向繁缛奢华进行过渡,并且此时潮州府各地的木雕工艺更是争相斗艺、互为媲美。清朝的潮州府当时的府衙和很多同氏宗族宗祠,当时的许多城乡宗族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宗族祠堂,当时的潮州府城之内的宗族祠堂就达几百处之多。潮州府城里面许多敬神拜祖的寺庙也纷纷应用上潮州木雕,为了满足屋主人的审美需求,当时潮州的木雕工匠在技艺上推陈出新,不断需求新的突破,因此使得清代潮州木雕工艺在题材上面更为丰富,图案更为变化多样,装饰手法更为新颖靓丽,达到了一种更高的艺术水准。

在潮州木雕的雕刻技艺方面,清代的木雕技术显然要比明代更为成熟进步。明初的潮州工艺木雕多为平面雕刻,到了明后期便逐渐发展为单层次的镂空。明代万历年间保存下来的佛殿龛桌便出现了这种单层次镂空的技术手法,这也便形成潮州独特的木雕多层次镂空艺术技艺———通雕的开端。清代潮州的木雕工艺是最为鼎盛时期,这时候潮州的木雕工艺绘画样式既有人物故事也有花鸟鱼虫图案样式,雕刻上既有玲珑剔透的通雕也有平正严谨的锯通,而其他圆雕、浮雕、沉雕等方式的应用则视器物的样式和功能而定。器物的种类、样式和功能不同,所采取的雕刻方式也是大不相同,例如亭台楼阁的雕梁画栋一般都是采用圆雕的雕刻形式,而桌椅的案头和床榻等部分则是采用浮雕和沉雕的技艺,桌椅的桌边则是采用锯通雕,屏风、神龛等器物则是以通雕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清代潮州木雕技艺无论在样式上还是在艺术手法的处理上都颇具匠心,这既能满足不同欣赏者不同的审美需求,而且也是对艺术工艺形象的完美塑造,同时也是美观与使用的完美结合。在这些木雕技艺表现形式中,潮州的木雕工艺中的通雕最为卓越的,以其多层次的镂空技艺和疏密匀称的雕刻技巧使得潮州木雕在中国民间美术雕刻工艺中大放异彩而得以经久不衰。

清代木雕工艺所雕刻的题材是丰富多样,其内容多取自潮州当地的戏曲故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来自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还有一小部分是珍禽异兽和花卉鸟虫等图案。潮州的木雕工匠经常将戏曲、绘画和雕刻等众多工艺元素融合在一起,并且能够容天地于方寸之间,不仅能将众多的人物故事安排在一块平凡的木料上面,而且采取简单易懂的表现手法来进行表达,例如表现野外荒野则采用一座石头或者山丘来表达,表现天空则是雕刻上一朵云,表现小河的则是刻画几条波浪纹。潮州木雕的能够巧妙地运用空白地方来展现强烈的空间感,起到衬托和促使构图完整的作用,这一技艺取自于中国水墨画的绘画手法,留给观众以丰富的想象余地,这也便是清代潮州木雕工艺的独特之处[3]84。

二、潮汕人的信仰与祭祀——潮州木雕兴衰演变的重要因素

说起潮州木雕美术工艺的历史渊源,就不得不提到古代潮汕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源起于古代潮汕地区的潮州木雕工艺长期浸染着潮汕地区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期间潮汕地区的独特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文化都对潮州木雕工艺的产生、形成乃至发展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潮州木雕工艺作品都在潮州的开元寺发现的,这也表明了潮州的木雕工艺与潮汕人宗教信仰以及崇拜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受东南亚佛教传播的影响,潮汕人民将大量的木雕雕刻技术运用在佛教建筑和佛龛上面,甚至为一些佛教活动和佛教器物运用上了操作难度系数较大的通雕技艺,足够体现出潮汕人民对于佛教信仰的重视程度。

唐宋时期以韩愈、周敦颐、朱熹等文人先哲被贬至潮汕地区, 促进了中原儒家文化向潮汕地区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晚期的韩愈来到潮州之后,大力推崇中原儒家文化,广建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潮州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儒家学说重新成为国家统治的主导思想,孔孟之道也在潮汕地区落地生根,开始繁衍开来。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潮州学宫(现为潮州市博物馆) 保留着大量的明代建筑时期的潮州传统木雕工艺。当时的潮州学宫是为了纪念孔子门下的四大弟子———孟轲、 曾参、颜回、子思而建立的,这一建筑充分说明了潮汕人民对于儒家学说及孔孟之道的尊崇。

明清时期的潮州木雕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潮州木雕作为古建筑的必备装饰而深受重视,工艺日渐高超,其艺术风格也蔚然大成。 相传明代潮州府衙——镇海楼的正门外面的栏柱上便雕刻着一百零八只猴子的形象,而这些猴子的形象是与民间的敬神辟邪的信仰有关,与崇尚鬼神、消灾辟邪的迷信心理相联系,这是当时潮汕民间十分普遍的民俗文化现象。

古代潮汕地区人口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是朝廷为官被贬至此, 有的是从事戍卒征夫,有的则是经商南下漂泊至此。古时候的潮汕居民在与环境和社会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形成认祖归宗的同姓同宗的认同心理,为了维护宗族的集体利益,古时的潮汕居民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视加强宗族内部之间的联系与团结。而古时潮汕居民加强宗族内部联系与团结的最基本形式便是进行共同的祭祖活动,要进行大型的祭祖活动就应该建造一些大型的宗祠。为了展现宗祠的重要性,在建筑装饰上面势必就会运用到大量的潮州传统的木雕工艺进行修饰,于是乎,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装饰效果使得氏族宗祠更显气派。这便使潮州木雕工艺在潮汕地域文化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潮州的木雕工艺萌芽于唐代,形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到清代康乾时期达到了巅峰。纵观潮州木雕的历史发展渊源,潮汕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潮汕人们的信仰与祭祀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潮州木雕工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潮州木雕工艺这一独特的工艺传统的传承中不断创新,并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中国木雕两大工艺体系之一, 历经千年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辞海编撰委员会.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2]曾楚楠、佃锐东.潮州胜概·工艺篇[M].花城出版社.2009.

3.东阳木雕的文化历史渊源 篇三

东阳地处浙中丘陵，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百姓时为衣食所苦。独特的地理资源环境，形成了东阳男人读书做手艺(不能读书就学手艺)两条路的成才现，手艺是东阳男人的吃饭本钱。《东阳市志》载：“南宋以降，北方氏族大量迁入，‘百工之乡逐渐形成，民俗随之日趋丰富和揉杂。显著者为由‘不想去其乡，‘不事文饰，‘不习工商到外向开拓，涉洋出海，兴学重教，负笈从师和百工竞技的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变”。早期东阳人外出打工，以替人造房子为丰，造房子以泥水，木匠等大手艺为主，随着分工的细化，木匠又分大木(造房子)、细木(做家具)和雕花匠。早在南宋时期，以木匠、泥水匠和雕花匠为主体的“东阳班”就与“宁渡帮”、“苏南班”并称江南建筑三大“班”。这正是东阳“三乡”(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

明清两代，“东阳班”创造了有“东方住宅明珠”之称的东阳古民居建筑文化。东阳木雕是从建筑雕饰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用材、雕技、题材和表面处理工艺乃至审美情趣都与东阳古民居的建筑文化蕴涵交融，互为因果。东阳古民居建筑文化成就了以平面浮雕和“白木雕”为主要特征的东阳木雕地域特色。

1、平面浮雕是东阳古民居建筑文化的产物

东阳术雕以平面浮雕为基本雕刻技法，是一种装饰性浮雕。

唐宋时期，东阳木雕主要应用于以圆雕为主要技法的佛像等宗教用品。宋代，雕刻开始应用到刻书雕版，至南宋进入全盛，为世人所重。雕版刻书，已经属于平面雕刻。明代，东阳木雕全面应用于建筑雕饰，古民居的建筑雕饰成为东阳木雕的主要载体。建筑是艺术和技术的结晶，是艺术和生活的空间载体。国家文物局专家杜仙洲先生诗赞东阳古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墙，石库台门四合房，碧纱隔扇船篷顶，镂空牛腿浮雕廊”。足见东阳木雕在东阳古民居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筑雕饰不仅品类繁多，更要求其把实用性、坚固性放在首位，加上建筑雕饰视角上的单向性，平面浮雕无疑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不同部位的雕饰又对雕刻深度有不同的要求，促使艺人们将平面浮雕细化为薄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透空雕、阴雕、圆木浮雕等多种技法。如容易触摸损坏的门窗锁腰板雕刻以薄浮雕、浅浮雕技法为首选，视角高远的屋架撑拱则以深浮雕、镂空雕技法更合适，而具有采光通风要求的格扇窗心自然非透空雕技法莫属。

正是由于建筑雕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促进和发展了东阳木雕雕刻技法在平面浮雕基础上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使得东阳木雕表现手法十分丰富，市场适应能力特别强。平面浮雕雕饰部位多寡简繁可以任意增减取舍，作品的形状大小可以任意拼接组合，凡能人诗人画的题材均可雕刻，大到宫殿庙宇小至案头摆件几乎无所不能，巨大的市场空间，是东阳木雕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是其成为当今国内产业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木雕流派的内在条件和艺术天赋。

2、“白木雕”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布衣文化”

与潮州金漆木雕和宁波朱金木雕的金碧辉煌不同，东阳木雕追求一种清淡素雅的格调。东阳木雕选用樟木、椴木等色泽清淡、纹理精美的木料为雕材，并采用“清水活”(“清水活”，油漆匠术语，相对于“混水活”，指不上色或上浅色以保留原木本色的油漆工艺)表面处理手法，保留了雕材本身纹理色泽的自然美，故又称“白木雕”或“清水白木雕”

东阳木雕“白木雕”手法的形成，源于东阳的古民居建筑。农家民居不可能像宫殿祠庙一样装潢得金碧辉煌，东阳民风简朴，古民居雕饰大都不作表面处理，是真正的本色木雕，是一种简约朴素低成本的美。从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说东阳木雕是一种本土的“布衣文化”。东阳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这种素雅的“布衣文化”恰与江浙文人雅士清高隐逸的审美情趣相契合，得其肯定和极力推崇，形成了有利于这种“白木雕”手法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当代的“白木雕”已经成为一种艺术风格，工艺层面上也从建筑雕饰的本色木雕，发展到现代的“清水白木雕”，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巧妙的上色处理来达到本色木雕的效果，将崇尚素淡清雅的“布衣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3、东阳木雕以地域特色为内因条件的艺术风格，在继承与创新中独树一帜

东阳木雕以构图饱满大气、层次丰富细腻、图像写实传神、做工精雕细刻、清秀典雅耐看、欣赏与实用完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木雕界独树一帜。这种艺术风格是建立在以平面浮雕和“白木雕”基础之上的，同时，又随着时代发展和风尚变化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

东阳木雕的艺术风格成型于明代的建筑雕饰，造型稚拙粗犷，构图简洁明快，风格粗放大气，层次较少。明代后期始，东阳木雕由简到繁，由粗到细，逐步向精雕细刻方向发展。在构图方式上，由早期的板块式的简单图案组合到逐渐讲究层次，注重疏密对比，讲究神形皆备，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雕花体”，也即“古老体”。清代《芥子园画谱》的问世，逐步影响改变着东阳木雕的发展走向，直到清末民初出现的所谓“画工体”。“画工体”以画谱为范本，将精雕细刻推向极致，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画工体”过分模仿画谱，精细有余，大气不足，苛求完美，反显繁芜，最终迷失方向。以“现代东阳木雕之父”杜云松为代表的老一代名艺人破巢而出，汲取了“画工体”的长处，走向了与蒋兆和、徐悲鸿等大师开启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人物画同步发展的现代艺术之路，形成了以构图饱满(散点透视，适当保留平面，大块留“地”较少)，层次丰富(以层次和高远的手法来处理透视关系，讲究疏密对比穿插呼应，层次丰富又必须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图像写实(传统“雕花体”图像抽象夸张，如人物大多头大腿短、典肚凹胸)，做工精细和“白木雕”为主要艺术风格特征的现代东阳木雕。当今活跃在创作舞台上的艺人们，文化素养明显高于其前辈，视野宽广，更多地汲取的中西绘画和雕塑等兄弟工艺美术的艺术精华，使得当代的东阳木雕构图更加大气饱满，图像造型更加准确生动传神，谋篇布局更多地采用国画“留白”方式，并适当应用了焦点透视方式来处理远景图像，使得画面更显高远清旷。近10年来，东阳木雕掀起以一个以精雕细刻和艺术创新为特色的发展高潮，把东阳木雕的艺术水平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在各地工艺美术作品大展大赛中摘金夺银、独领风骚，其鸿篇巨制进入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杭州雷锋塔、无锡灵山梵宫等地标性建筑内装潢陈设的高端场所，引领中国木雕潮流，极大地提升了东阳木雕的知名度和享誉度。

4.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渊源 篇四

黑龙江历史悠久，自清末建政以来，无论是在力劈榛莽的开发初期，还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还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黑龙江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锻造出了宝贵精神财富，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兴安岭精神”、“闯关东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这些精神概括起来可统称为黑龙江优秀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黑龙江人民强大的精神支柱。而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渊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源于黑龙江特定的历史环境

从历史来看，近代，黑龙江地区一直是祖国的边疆，气候寒冷，远离经济文化中心，清代以及清末民初，中原地区的移民开始北上，在边陲冻土上开拓出一片生机，铸造了惊天动地的“闯关东精神”。九一八事变后，在长达十四年的幽暗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新中国成立前后，十余万转业官兵和数十万支边青年、城市青年用青春乃至生命，创造了闪烁光芒的“北大荒精神”。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王进喜为首的大庆人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干劲，铸就了奋发图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还有大兴安岭人在“高寒禁区”谱写的宝贵的“大兴安岭精神”。2．源于黑龙江优秀的传统文化

黑龙江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远古的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就出现了我们的先民。他们打渔狩猎，辛勤耕作，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肃慎、挹娄、勿吉、夫余、濊貊、鲜卑、靺鞨、契丹、女真、满、汉„„几十个民族兄弟活动于斯、繁衍于斯、创造于斯，孕育了独具特色的“鲜卑文化”、“渤海文化”、“金源文化”、“满族文化”等。因此说，黑龙江优秀传统文化是黑龙江优秀精神之来源。3．源于黑龙江的革命和建设

20世纪初至今，反帝、反军阀斗争迅速在黑龙江大地掀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黑龙江实现了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飞跃。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同时，通过“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发建设，改变了黑龙江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物质生活极大改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因此，黑龙江优秀精神是在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优秀的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时代品质的民族精神的精华。4．源于黑龙江儿女的优秀品质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黑龙江各族人民形成了自己伟大的、独特的精神财富。远的不说，就从民主革命时期说起吧，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中国有组织的抗战第一枪；杨靖宇气吞山河，威震八方；赵尚志转战北满，令贼寇抱头鼠窜；赵一曼大义凛然，使顽敌失措惊慌；八女投江，巾帼英雄耀千古；十二烈士山，英名闪烁万古芳；金剑啸以笔为枪，枪枪射向日伪；杨子荣深入虎穴，深山密林灭顽匪。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王铁人为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英年早逝；马恒昌任劳任怨，是工业战线一面旗帜；马永顺林区开发建设，奉献一生；苏广铭发明创造，成为新中国技术发明的标兵；刘英俊为保护儿童勇拦惊马而献身；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与洪水搏斗而牺牲。在改革开放时期，苏宁面对炸弹，毫无畏惧，勇救战友；顾双彦全心全意为人民，公正办案，铁面无私；李庆长为解百姓之忧，不辞劳苦，足遍百家；战胜军呕心沥血，救死扶伤；马祖光毕生科研，为民族争光；付华廷艰苦创业，成为新农村领路人；康金环二十九载照顾精神病人，写就人间大爱；翟志刚、刘伯鸣遨游太空，造就一代航天英雄。是他们打造了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他们让黑龙江的今天充满活力、繁荣兴盛。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本质蕴涵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黑龙江各族人民在革命、开发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几代黑龙江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用艰苦的探索、顽强的斗争、辛勤的劳动、无私的奉献锻造出来的，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兴安岭精神”、“闯关东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综合结晶。简要说就是爱国奋斗、艰苦创业，求真务实、开拓进取，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1．忠贞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奋斗精神

为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黑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勇赴国难，组成东北抗日武装，投身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保卫家园。在和平建设时期，黑龙江人民在亘古荒原上建设机械化农场群，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为祖国争光，创造了世界大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大兴安岭人突破“高寒禁区”，在北疆莽原写下辉煌篇章。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当年，一批批百姓从关内闯到黑龙江这块黑土地时几乎是一无所有，但他们凭着勤劳、勇敢、智慧和韧性，在莽莽原野、冰天雪地间，从事农垦、采矿、放排、挖参、伐木、经商，历尽艰辛，吃尽万苦，百折不挠，艰苦创业，不仅逐渐在东北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更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初期，条件极其艰苦，住的是马架子、地窨子，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没有现成的农业机械，他们就人拉犁杖，在原始林区创造奇迹。这一切都表现了龙江人气壮山河、藐视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及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创业精神。

3．尊重科学、讲究实效的求真务实精神

北大荒开发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粮豆总产突破200亿斤大关。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赖于广大科技人员尊重科学，求真务实，主要体现在良种培育、机械化耕作、喷灌、飞机洒药、粮食烘干设备的普及以及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和设计、耕作制度的革新和水利工程等等。大庆油田的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大庆油田职工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开展科技攻关，推动了油田的勘探。大兴安岭林业工人实现了现代化手段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4．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

黑龙江开发初期，远在关内的山东、河北等省的人民，为了求生存、图发展，不远千里，携妻挈子，历尽千辛万苦，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闯到东三省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种地垦荒，修建工矿铁路，经营轻工业和商业，在关东大地上获得生存和发展。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英勇的黑龙江人，愤然而起，义无反顾，英勇杀敌，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奉献给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永垂青史的光辉业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黑龙江人民在黑龙江省的开发建设中更是表现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优秀品质。5．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黑龙江人都能始终以大局为重，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精诚团结，荣辱与共，直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在开垦北大荒的战斗历程中，多少无名英雄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这块黑土地上。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创造了世界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大兴安岭人开发建设初期，始终牢记“三个至上”：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6．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蕴涵的奉献精神在黑龙江人民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在抗战时期，以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不畏牺牲，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经济建设时期，一批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己的汗水乃至生命，用行动兑现责任与使命。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重要特征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群体和特定的事业中所形成的具有黑龙江特色的精神硕果。它诞生、发展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光大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因而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1．先进性

黑龙江人民在革命、开发和建设中，依靠对民族精神的锻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形成了具有永恒魅力的黑龙江优秀精神。黑龙江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闯关东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兴安岭精神”。这些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风、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这些精神也是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浩然的革命正气的体现。2．地域性

黑龙江地区是中国北方多民族先民生息繁衍的摇篮，在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璀璨的流域文明。在近现代史上，雅克萨之战的胜利、马占山江桥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战、苏联红军解放东北、黑龙江剿匪斗争、农村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为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人民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黑龙江充分发挥石油、粮食、煤炭、森林、重工业基地的作用，为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黑龙江优秀精神是几代共同创造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精神财富。指引着当代黑龙江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为黑龙江的繁荣与发展而努力奋斗。3．包容性

黑龙江人由于受这块土地上特有的社会发展、人口迁移、流动、交往、融合，形成了宽厚大度、豁达通融、兼收并蓄、不排外的包容精神。使黑龙江的文化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的特点和特色。无论是闯关东文化还是沦陷后黑龙江人民的爱国进步文化、抗日文化等都在黑龙江地域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转业军人、科技人员、学生、职工群众纷纷奔向黑龙江。百万复转官兵、知识青年、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毕业生奔赴黑龙江。正是黑龙江人的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才把千千万万开发者和创业者融为一体，才有了今日不断蓬勃发展，不断繁荣昌盛的黑龙江。4．开拓性

历史上黑龙江流域的先民们披荆斩棘，纵横驰骋。东北解放后，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挥汗如雨开垦出万顷沃野。大庆石油会战职工为了结束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日子，使大庆这块自古“草昧未开”的禁封之地变了模样，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大小兴安岭人几度春秋，几多严寒，艰苦创业，闯出了一条条奔向未来美好生活的光辉大道。5．无私性

黑龙江人民十四年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早日获得全国的解放，他们把大批优秀儿女送上前线。五十年代后，黑龙江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升华，这就是黑龙江人在为新生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而艰苦创业、奋力拼搏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无私奉献精神，我们的先辈们才创造了黑龙江今日的辉煌。那么，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去开创黑龙江美好的明天。6．继承性

黑龙江人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创造出令人自豪的、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内容中随处可见民族优良传统对它的影响。在“闯关东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大兴安岭精神”之间，既具有精神内涵的共性或内在统一性，又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具体体现。我们不难看出，黑龙江优秀精神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历史继承性。我们还要继续丰富和发展黑龙江优秀精神，让黑龙江优秀精神成为振兴黑龙江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庆精神

大庆精神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石油会战的特殊历史时期，是大庆石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时代产物，并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丰富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成熟和深化。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工人阶级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大庆石油工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高度概括，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的传承和升华，是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大庆精神的主要内涵：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大庆精神是以“铁人”王进喜等英雄人物为代表的大庆人的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的集中体现。她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和坚强质朴的品格，是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群体智慧的结晶，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那么，大庆精神有哪些主要内涵呢？ 1．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外国专家到中国考察石油并武断地宣称“中国没有石油，中国的石油资源匮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在石油部党组的领导下，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一路路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集中到了北方荒原。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们，事事以国家利益为重，集中体现了大庆石油职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高度主人翁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几十年来，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扎根于大庆油田，截至2007年，我国的原油产量达到1。9亿吨，成为世界第五大产油国。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在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居第24位，在世界最大50家石油公司综合排名中居第7位。我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壮大了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声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大庆油田的勘探与开发，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大庆精神的形成、发展，离不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1959年9月，以松基3井喷油为标志，宣告了大庆油田的诞生。1960年3月开始了中国石油史上开天辟地的石油大会战。

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当时王进喜得知运输设备的火车到站的时候，他马上率领17名钻井队员来到车站，把60多吨重的钻机卸成几大件，用滚木加撬杠，拉的拉、抬的抬、扛的扛，硬是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设备移到施工现场。在安装钻机的时候，他们从早干到晚，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全部安装完毕。而同样钻机，过去安装最快也得24天。到油井开钻将要达到油层时，王进喜日夜不离井场，亲自指挥、亲自操作，困极了就盖着老羊皮袄，枕着钻杆打个盹。在全队辛勤努力下，用5天零4小时就胜利地钻完了1020米的设计任务，在松嫩地区创造了快速完钻的最高纪录。在开发油田初期，一次，在开赴新探区时，从火车上卸下来的设备离井场有200多公里，不巧正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雪灾，风雪交加，一片茫茫雪海，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上百台车和设备困在雪海中，进退不得，但广大石油工人用推土机抢搬设备。饿了啃几口冻馒头，渴了吃把雪，连续奋战3个昼夜，终于把设备运到井场，安装就位。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庆人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知难而进，勤俭节约，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3．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大庆油田会战时期，勤劳智慧的石油工人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每打一口井，都要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一个也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错。为了及时掌握油层变化规律，技术人员每天要从2万多口井中提取10万多个数据资料，每年进行2次大检查，以便提供科学依据。

1963年6月14日凌晨，在值夜班的射孔中队技术员金世英，收到大队转来的一份射孔测井图。在审查图纸的时候，他发现图纸标的井口四通高度为43公分，比惯常高度少了1公分。出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他决定一定要搞清楚，决不让工作出现一丝误差。他立即来到大队调度室，得知这口井当天就要射孔，心里异常着急，一路小跑来到地质室，叫醒了正在酣睡的地质员，翻出射孔设计书和汇报记录本，查出是测井七队负责这口井的测量工作。他又跑到测井七队，但全队的人都到井场去了。跑了一早晨，一天一夜没合眼的金世英极为疲劳，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但他顾不得吃饭，带上图纸和卷尺，徒步赶到很远的井场，决心不让差错从自己手里放过。他走了好久来到井场，对在场的同志说明了情况，随即对井口四通进行实地测量，实测结果正是44公分。就这样，金世英凭着对工作科学认真、求实严谨的态度，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先后跑了6个单位，询问了9个人，往返奔波了40多公里，终于消灭了这1公分射孔深度的差错。

正是有了在对待祖国的石油事业、对工作鲜明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大庆油田职工才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工作；才能经得起无数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才能在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继续前进，取得辉煌的成就。4．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大庆油田开发初期，几万会战职工抱着为国争光、替国分忧的坚定理想信念，奋战在松辽大地。他们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讲报酬，为了出油，他们都可以舍弃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党和国家、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大庆石油人始终以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使原油年产量跃上了五千万吨台阶。改革开放后，大庆石油人继续坚持和发扬奉献精神，寻找接替资源，保持稳产高产5000万吨以上，就是因为有一支甘愿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职工队伍。可以说，铁人王进喜和“第二代铁人”王启民就是大庆石油人无私奉献的典范。

历史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大庆石油人在继往开来的征程中，始终保持着无私奉献精神，把对油田满腔的爱奉献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精神作为一种持久的精神，已深深地印刻在大庆石油人的思想和行动上。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对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崇高思想、优良品德、模范作风的高度概括，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重要结晶。铁人精神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在国外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国内经济困难、国家迫切需要石油的严峻形势下，在大庆石油会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体现了以铁人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真诚的科学信仰、鲜明的民族品格、端庄的人生态度、崇高的价值追求。铁人精神是我们在新的千年继往开来、锐意进取、再创伟业的宝贵精神财富。铁人精神的主要内涵： “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 “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

铁人精神内涵深刻，博大精深，是一个非常丰富巨大的精神宝库。自强、自律、负重、拼搏的铁人精神蕴含着伟大的人格力量，包含着深刻而积极的人生思考，留给我们的是人生智慧。它作为大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力量，是人们心中永远不朽的丰碑。

1．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王进喜作为一名石油战线老钻井工、钻井队长，和许许多多的石油工人一样，在旧社会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新中国成立后，他深知旧中国“贫油落后”的苦楚，当松辽盆地传来发现大油田的消息，他欣喜若狂，向领导再三请缨出征，挺进东北。他常说：“没有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分担这个压力”。在庆打头几口井时，王进喜一天到晚守在井场上，有时连续十几天没回队里吃一口热乎饭，饿了就啃凉干粮，困了就裹着老羊皮袄睡在钻杆上。他忘我的吃苦精神和拼命精神深深的感动了当地的老乡，被老乡亲切地称为“铁人”。从此，王进喜就有了“铁人”称号，“铁人”称号是与爱国主义紧密连在一起的。

铁人精神体现了铁人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是铁人精神最鲜明民族品格，是鼓舞斗志、激励进取、振奋精神、激发士气、凝聚人心、促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江泽民视察大庆时所说：“有了这种精神，任何人想压垮我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2．“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

王进喜处处身体力行，危险在前，苦干在前。他受伤不离井场，拄着拐杖在井场坚持工作，上级领导知道后命令他才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心里总是惦记着井场，趁护士不注意拄着拐杖又偷着跑回来。在他的鼓舞和激励下，钻井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只要他的井打到哪里，新的纪录就跟到哪里。他带领过的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双双突破年进尺10万米大关，超过了苏联“功勋”钻井队和美国“王牌”钻井队。

长期艰苦的工作和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病痛长期折磨着他，但他从不把病痛放在心上，总忍着病痛坚持工作。领导每次要他住院治疗，他总是推脱，后经过治疗，总不见好转，领导于是决定派医生护送他去北京的301医院治疗，经301医院的检查确诊是胃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在住院期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念念不忘工作。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终年47岁。他的战友们沉痛的说：“铁人真正是为油田少活20年啊！” 3．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开发初期，井架立起后，输水管线还没有安装好，无法开钻，他们就冒着寒冷用洗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地从几里地外的泡子里破冰端水，总共端回几十吨水，打出了第一口井。由于天气寒冷，到油田的职工又多，居住条件十分困难。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动手，大盖“干打垒”住房，缓解了职工居住困难，保证了石油大会战的进行。随着职工的家属一批一批地来到油田，吃粮吃菜更加困难。王进喜在一次给青年们做报告时说：“要说大会战苦不苦，我说苦，吃不饱肚子还要干大活、重活，怎么不苦？不过，目前的苦，是暂时的，再苦再累也感到是一种幸福„„”铁人不仅在工作和生活中时时艰苦奋斗，而且还处处勤俭节约，大庆油田第一个废旧材料回收队——钻探指挥部“铁人回收队”，就是在铁人王进喜提议下成立的。他经常带领回收队职工，到各个施工场地回收废旧器材，连一颗螺丝钉、一块废钢铁都不放过，足迹遍布油田各个角落。对此，回收队有的工人就很不理解，认为“搞回收没出息，不光彩”。王进喜就经常教育他们说：“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把散失的材料拣回来，重新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意义大得很！”在铁人的带领下，“铁人回收队”回收了大量废旧钢材，在10年的时间里就为国家回收上缴钢铁1。73万吨，管材19万多米。

在半个世纪的开发建设中，大庆的广大职工群众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创业精神，建立了完整的石油石化工业体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 1960年3月25日，王进喜从玉门到大庆一下火车，第一句话问的是：“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地层压力是多少？”在钻机还没有到达的时间里，他每天天不亮，顾不上吃饭，就离开驻地，到周边的钻井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兄弟单位的钻井情况。地层软硬情况、油层深度情况、泥浆比重、班进尺、日进尺等情况，都了解个一清二楚。学习他们的钻井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为创造当时5天零4小时打完一口井的最高纪录打下了基础。当年7月1日，他被破格晋升为钻井工程师。1961年，在广大油田职工热火朝天的进行石油大会战期间，一些井队为了追求钻井速度，忽略了质量，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连铁人带的1205队这样的标杆队钻的一口井也打斜了，受到当时的会战总指挥康世恩的批评。第二天，铁人到指挥部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请求把1205队打的那口不合格井填掉，钻井党委支持他的意见。井队的工人含着泪水，迈着沉重的步子，跟着他背水泥。有个同志难过地说：“填了这口井，就给咱们标杆队的队史写下了耻辱的一页。”而铁人却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但要记录在队史上，还要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要让后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单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从此，铁人对安全、质量问题抓得更加严格，经常到井场、车间巡视，一旦发现，立刻解决。当了大队长以后，铁人更是加倍努力学文化。他拜机关干部为师，边学认字边学毛泽东选集，边学钻井知识和技术。在刻苦学习和实践中，铁人掌握了一身绝技，他能在似睡非睡中听出井下钻头磨损到什么程度，能从扶刹把的手感中判断出井下钻头运转的状况，铁人老战友都说他有股“神劲儿”。有一次，他在钻台上侧着耳朵听井下的情况，觉得声音不对头，判断是钻头的牙轮要掉了，急忙叫司钻停钻，钻头起了上来，牙轮真的就要掉了，大家啧啧称赞：“王队长真神了!” 当时油田的设备和技术条件是比较落后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进喜不拘泥于常规，求新思变，在钻头的革新、钻机移动等方面搞出许多新的名堂，站在了当时世界钻井技术的前列。他还提出了机器上过硬、操作上过硬、质量上过硬、复杂情况面前过硬的“四过硬”标准，“不上十万非好汉、不夺冠军心不甘”的精神，创造了15小时38分钟打成一口小“三一井”，22小时钻一口1221米中深井，班进尺721。64米的新纪录。5．“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 王进喜从小放牛就从牛身上学到了出力最大、享受最少的奉献精神，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他总是克服一切困难去做，能用出一百分力气，就不用九十九分。

在石油大会战年代，他多次请缨，不分昼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随便吃几口玉米饼；困了倒在简陋的工棚里，盖件破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下大雨了，头顶雨衣也不离开井场半步。他以无私奉献为荣，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由于在野外长期劳累工作，使铁人患上了多种疾病，组织上强迫他住院治疗，但他没几天就返回工作岗位。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大庆油田。

铁人的家庭生活相当困难，但他从未领过组织给的经济补助。1205队有个队员叫张启刚，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不幸牺牲，铁人得知立即来到队上，组织大家捐钱、捐粮票寄给张启刚的父母。多年来铁人一直坚持为这位工友的母亲寄钱，逢年过节更不落空。每逢祭日，带领全队为张启刚扫墓，并把这天定位1205队的安全教育日。铁人生病期间，组织坚持给他发补助，但他临终前却把补助金一分不少交给了组织。

为了中国的石油事业，铁人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的石油事业，实现了他所说的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的豪迈誓言。北大荒精神

北大荒精神，是黑龙江垦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六十多年的开发建设中，用青春与汗水、鲜血和生命，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育和锤炼出来的，是英雄的北大荒人的政治觉悟、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意志品格、行为规范和工作作风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已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不仅建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国有农场群，实现了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垦殖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中华民族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我们不会忘记，六十多年来，由百万名转业复员官兵、大专院校毕业生、内地支边青年、城市知识青年等组成的垦荒大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北大荒的拓荒事业。我们不会忘记，六十多年来，英雄的北大荒人在拓荒创业的征程上，洒下了汗水，贡献了青春，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

北大荒精神的内涵：

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艰苦奋斗精神； 解放思想、敢闯新路的勇于开拓精神； 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不计得失、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

1、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艰苦奋斗精神

北大荒的艰苦奋斗精神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环境的艰苦。史书上记载：北大荒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之地。这里荆莽丛生，沼泽遍布，风雪肆虐，野兽成群，人烟罕至，寒冷、偏僻、荒蛮、凶险以至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等等。北大荒是冰雪的故乡，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冬季漫长而寒冷干燥，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8．6度，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为冰霜期，冻土层最厚达2。5米，滴水成冰、鹅毛大雪都是对这里形象的比喻。

夏季的北大荒，野兽成群，沼泽密布，蚊虻成阵，因草水多多，蚊子就多。晚上睡觉，蚂蚁和蛇常会爬进被窝里。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边爬？四脚蛇，蛤士蟆，肉蚂蟥。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酣睡似榻前，须见一日之短长。大烟儿泡，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酣战玉龙披甲苦，图南鹏鸟振翼忙。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

二是工作的艰苦。北大荒初期的工作，就是开垦荒地。建场的时候，进点建场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把泥水溅起老高，人都变成了泥猴。没有伙房，露天打灶；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水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有时工作的地方处处是水，中午吃饭无蹲坐之地，只好边走边吃。出征归来，脸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得胖出一圈。

三是生活的艰苦。他们长年吃的是清一色的高粱米、窝窝头、盐水煮黄豆，白菜粉条汤。一日三餐除了大白菜，偶尔有点土豆之外，几乎一年也吃不到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大米饭或者饺子，饺子也多半是喝片汤。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虽然号称黄金般的“北大仓"，也经历了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受过的、可怕的饥饿。没有了粮食，只有吃牲口的饲料——糠皮、青稞大麦、黑豆，以至树皮、草根、瓜蔓、辣椒秧、野菜„„因饥饿而亡的人也不计其数。有带家属的，还有带孩子的。当时，夫妻一对一双地安排在一个通铺上睡。天很冷，但是得挂蚊帐，一个蚊帐里睡一对。江滨农场当年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草房，却同时住过四对新婚夫妇。还有很多农场坐落在深山老林中，不通电、不通邮、不通车。要想和上级联系，只靠一台发报机。战士们想寄一封家书，只能到几十里外的镇里去寄。

2、解放思想、敢闯新路的勇于开拓精神

一是向荒原进军。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批又一批以复转军人为主体的垦荒大军，从战场走向荒原，有1956年王震将军率领的铁道兵七个师和1958年从各军种兵种转业来的十万官兵；有1959年来自齐鲁大地的六万支边青年，有1966年来自沈阳军区的万名复转官兵；有1968年组建兵团的三千现役军人和从全国各地来北大荒的50万城市知青；还有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各地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改革开放后来到北大荒的建设者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共开垦出3600多万亩良田，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有农场群，将5万多平方公里的漠漠大荒建成了名闻遐迩、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农业的黑龙江垦区。

二是科技的创新。从1948年夏始，通北机械化农场就设立了试验室。1949年，“查育一号”经小区直播实验，创造亩产467公斤的高产纪录。1950年经反复试验，用机械化收获水稻获得成功。1955年，友谊农场组建了农业科研试验站。1956年，铁道兵农垦局成立试验站。1957年，虎林县湖北示范农场移交给八五O农场，改为试验场。1962年友谊农场建立农机科研室。1964年制成国内第一台盘式精点玉米机。1965年粮食烘干设备、冻土开沟犁、悬挂式培土机等5项科研任务的研制和开发获得成功。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成立，下设育种、耕作栽培、农业机械、畜牧兽医4个研究室。1965年又成立了农业经济研究室。同年，黑龙江省农垦科学研究所成立。这一时期，从局到场、从场到队均组建了科研组织机构。1967至1977年，兵团中期恢复了科研机构，省农场管理局和7个地区农场分局，也先后恢复和建立地区农垦科研所和农场试验站。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垦区的“北玉5号”玉米早熟单交种、LD-70冻土机、LKD-100单圆盘旋转开沟机、悬挂式播种施厩肥机、侧牵引清淤机、4W-2型立卧辊玉米收获机、4YL-2型立辊玉米收获机、东北毛肉兼用细毛羊的培育(协作)、哈尔滨白猪的培育(协作)等lO项成果获国家部级成果奖。省国营农场总局科学大会首次授予奖励的农垦优秀科技成果奖92项。进入21世纪以来，垦区农业生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粮食单产稳定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提升，粮食总量、商品率不断创历史新高。

三是体制的创新。1979年，国家对黑龙江垦区实行财务包干，30年“铁饭碗”的历史宣告结束。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优点。1983年，国营农场生产责任制继续朝着承包到组、到户、到劳的方向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从此，家庭农场在黑龙江垦区全面兴起。从1984年到1996年，垦区先后兴办20多万个家庭农场，实现了农业改革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98年，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作为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企业正式组建。2000年，农垦总局制定了《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规划纲要》，积极探索垦区内部政企分开的实现形式，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集团母子公司管理体制。2002年，104个农牧场和4家厂矿企业内部政企分开改革全部到位。从2004年开始，垦区启动现代农机装备工程。由于原有的组织模式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于是北大荒开始了撤队建区的改革，把原来的2241个生产队全部撤销，集中设立661个管理区，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制度的创新洞开了世界的窗口，将北大荒人引向了国际舞台。目前，垦区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主要农畜产品出口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

3、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北大荒人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在怎样的困难面前，他们都能咬紧牙关，服从大局，千方百计完成上缴国家粮食的任务。有些年代，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导致垦区粮食大量减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国家交给的上缴粮食的任务，就变得十分艰巨。为了顾全国家这个大局，替国家分忧解难，北大荒人不顾个人得失，勇敢地站了出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垦区上上下下积极行动，献计献策，为完成上缴国家粮食任务而努力。他们勒紧腰带，精打细算，将霉变的小麦当做口粮，把好的粮食和全部余粮都上交给了国家，按时完成国家交给的粮食购销任务。顾全大局是北大荒人的一贯信念，他们“急国之急、想国之想”，不讲条件不讲代价，用自己的生命和汗水证实了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他们为民族大业，为抢险救灾，为完成国家任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主要表现为：旱涝灾害频繁、江河泛滥、水土流失、风蚀沙化，耕地肥力下降，多种珍稀水禽和鸟类被迫迁徙他乡，曾肥的流油的黑土地日益变得贫瘠。为此，黑龙江垦区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农业的新思路：禁止一切湿地、草原垦殖和毁林开荒活动，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耕还草，退耕还湿。同时，加大造林的力度，多处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地、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点、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使北大荒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实行“场县共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与垦区互利共赢。

2009年上半年，垦区完成代耕作业面积740万亩，共建农机合作社39个，向地方推广五大作物高产栽培模式976万亩，推广良种面积2237万亩，开展种植业保险2100万亩，有160万户农民进入场县共建产业化体系，其中北安分局与黑河市共建生态农业观光园区等8个农业合作项目、绥化分局与哈市松北区共建万头奶牛养殖场等3个畜牧合作项目、北安分局赵光农场与赵光镇等5个毗邻场镇（乡）的社会事业共建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垦区在全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4、不计得失、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

北大荒的无私奉献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业的奉献。北大荒人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伴随着共和国艰难前进的脚步，历经三代北大荒人的薪火传承、拓荒风雨，终将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今天的北大仓。

在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上，有数不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北大荒的垦荒事业中。他们之中有老红军战士余永清、黄振荣、张文忠；有身残志坚的残疾荣誉军人迟子强、郝光浓、侯祥宽、汪立国、韩应魁；有战斗英雄李国富、王树功、张一千、曹学法；有支边青年模范人物杨华、范素兰、纪长英、梅树生；有城市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徐淑芳、邵玉琨、曲雅娟、高崇辉；有献身科技事业的专家张元培、桂体仁、梁甲农、徐一戎和冯紫琅夫妇等。他们燃簧火，战严寒，驱野兽，开荒原，在这漠漠大荒上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农场，终于将5万多平方公里的漠漠大荒建成了名闻遐迩、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农业的黑龙江垦区。二是青春的奉献。十四万复转官兵都很年轻，年龄普遍在二三十岁，他们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炮火硝烟中英勇杀敌，建功立业，而当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毫无怨言，意志坚定，来到茫茫荒原，投入到北大荒的伟大事业中。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哈尔滨等城市的几十万的学生和知识青年，刚来到北大荒的时候，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20左右岁，他们才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来到了遥远的祖国边陲，为垦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财富献给了北大荒。

三是生命的奉献。有多少北大荒的建设者们因长期的劳累身患重病死在了北大荒；有的在开垦荒原的过程中，被茫茫无际的沼泽地所吞噬；有的在洪水中为了抢救国家的财产献出了生命；有的在茫茫火海中化为灰尘而永生；有的因在军事演习中，遇突发事故为保护战友而永不醒；有的因为在爆破之中，为排除哑炮而牺牲；有的为抢救落水的学生，毅然跳入水中而献身；有的因抢救家属妇女，被黑瞎子的大掌拍碎脑壳，他们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血肉之躯为北大荒谱写了一曲曲英勇牺牲、无私奉献的英雄赞歌。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北大荒的开垦中，有12000多人长眠于辽阔而富饶的北大荒，将生命永远奉献给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而这仅仅是整个黑龙江垦区故去者的一部分。在长达六十多年艰苦创业的岁月里，有五万多转业官兵、支边青年、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永远长眠在北大荒。大兴安岭精神

大兴安岭精神是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以来，大兴安岭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气候极其寒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大兴安岭人意志品质、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是无数开发者、建设者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时代精神丰碑。在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中，勤劳勇敢的大兴安岭人面对“滴水成冰，吐痰成钉”的冰雪严寒，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经历了“三上两下站住脚”、“苦战严寒破禁区”、“三支队伍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为了开发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他们爬冰卧雪，穿越森林，开山劈岭，筑路架桥，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战天斗地，不计得失，在“高寒禁区”站住了脚，安下了家，无怨无悔地把满腔热血倾注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伟大事业上，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光耀千秋的英雄篇章。大兴安岭精神的主要内涵：

战严寒，破禁区，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树雄心，立壮志，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顾大局，爱集体，立足本职的务实精神； 同甘共，共命运，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

大兴安岭精神是大兴安岭地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经过几代大兴安岭人的艰苦努力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锤炼和培育出来的，是大兴安岭人全部优良传统、模范作风、意志品格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大兴安岭精神必将更加焕发出勃勃的生命力，成为黑龙江人民加快经济发展、振兴龙江的强大力量源泉。

1．战严寒，破禁区，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大兴安岭地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全年无霜期只有90天，气象记载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52﹒3度，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3﹒5度。“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五黄六月吃干菜”便是当时冬季严寒及夏季无蔬菜可吃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面对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如何保证冬季施工是铁道兵部队面临的严肃课题。战士们不知砸断了多少根钢钎，磨烂了多少副手套。为抢工期，官兵们开动脑筋，创造出了热浆搅拌“分层施工法”先后在56条冰河上架起了一座座大桥，保证了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开发者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兴安岭林区，奔赴各开发点时沿途除了浩瀚无边的林海只有鄂伦春人打猎的足迹。从黑龙江边的三合站到伊勒呼里山的塔源，全程240公里，一没有道路，二没有交通工具，三没有桥梁，四没有吃饭住宿的场所，只有靠两条腿走路。吃喝铺盖、住的帐篷和使用的斧、锯、锹、镐等简陋的工具，都得靠人背肩扛。走在寒风刺骨的山林中，开发者们却都汗流浃背，深一脚，浅一脚，直插林区腹地的各施工点。使沉默了多年的密林深处，响起了斧声、锯声、喊山声，大兴安岭出现了勃勃生机。2．树雄心，立壮志，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1964年，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军铁道兵三、六、九师八万官兵进军会战大兴安岭。铁道兵某部27团的几个先遣连队，跨冰河，过塔头地，扒雪开路，用斧头、镰刀在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砍出一条路，经过近一个月的顽强突击，来到了被当地的鄂伦春人称无法生存的死地岭北西里尼安营扎寨。部队驻扎下来之后，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修路大会战。某部八连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团队，在开发大兴安岭的战斗中，他们冲锋在前，战斗不止。当时，上级交给八连一项劈山填河的艰巨任务，要求他们把一座150多米高的山劈开，将32000多方岩石填入冰河，筑起一条傍山沿河的路基。经过8个月的苦战，在悬岩上凿出了13个20米深的爆破竖井，炸开了半拉山，将40多米宽的冰河填上了一半，筑起了一条钢铁路基。截止到1974年底，共修建铁路847。26公里、桥6552米、隧道10575米、涵渠13529米、房屋305745米，为开发林区，建设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铁道兵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有300多名官兵长眠于此。叶剑英元帅在给铁道兵的题词里写道：“逢山开路，遇河架桥，铁道兵面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风栉雨，铁道兵面前无困难”，给予了铁道兵指战员高度的赞誉。大兴安岭人民的艰苦创业精神还体现在老潮河林场的“五小”精神。什么是“五小”精神？即“小爬犁、小手斧、小砖窑、小扁担、小土篮”的精神。70年代初，在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过程中，图强林业局老潮河林场（现育英林场）的干部职工，发扬无私无畏、艰苦拼搏、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面对繁重的建场任务和生产工具奇缺的难题，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没有运输车辆，他们就自制“小爬犁”运沙石，搞基建；没有锯木用的采伐工具，他们就用“小手斧”砍树做枕木，建设铁路专用线；没有修路机械，他们就用“小扁担”、“小土篮”挑土运石；没有盖房子需要的红砖，他们就土法上马建“小砖窑”，保证了施工需要，得到了省、地领导的充分肯定，使老潮河林场跨入了省级先进单位的行列，为大兴安岭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3．顾大局，爱集体，立足本职的务实精神

在天灾人祸面前，大兴安岭人更是表现出高度的大局意识和顽强的拚搏精神。1987年5月6日，漠河县西林吉、阿木尔和塔河林业局共发生五起山火，当地政府和企业组织扑救，山火得到控制。但5月7日傍晚，漠河天气突变，引起八级大风，西林吉林业局的河湾、古莲两个火场，残火复燃，遂酿成震惊世界的特大森林火灾，大火迅速漫及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的9个林场4个贮木场，被夷为平地。烧毁林地86。6万公顷，烧死林木蓄积3900多万立方米，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5万群众无家可归，直接损失5。2亿元。这场森林大火来势猛，火点多，范围广，火场总面积114万公顷万（包括境外部分）。大兴安岭人民群众与广大解放军官兵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发扬党和人民军队吃苦耐劳、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好传统、好作风，同甘苦，共患难，英勇顽强，连续奋战28天，彻底扑灭了大火，以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期军民团结、勇敢战斗的壮丽凯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大兴安岭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以大局为重，“吃三睡五干十六”（吃三顿饭、睡五个小时、工作十六个小时），全身心地投入到恢复家园的工作中。他们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经受了严寒、饥饿、疲劳的严峻考验，两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三年完成抢采抢运火烧木1270万立方米，十年完成了森林更新，火烧迹地重新披上了绿装。1991年6月24日至30日，大兴安岭南部大部分地区大面积连降暴雨，雨量120—160毫米，造成特大洪水的爆发，共有2县、4区（林业局）、38个乡镇林场、15万余人同时受灾，塔河县城水深平均达3米。大兴安岭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自身生命安危，勇敢地站在了抗洪救灾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发扬中国共产党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荣传统，“舍小家、为大家、保全局”，一手抓抗洪抢险，保证群众及时撤离，未死一人。一手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大灾面前不低头，泰山压顶不弯腰”，自力更生、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共渡难关，仅用短短四个月时间，就使广大灾民进入新居，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4．同甘苦，共命运，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 在工作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广大领导干部身先示范，以身作则，与群众同吃在一起、同住在一起、同干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商量事情在一起。一起支帐篷，一起打草帘，一起排队买饭，一起开荒原，一起大搞经济建设。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山党员在前头，吃饭党员在后头，睡觉党员在两头（挡风挨冻）。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急需用人之际，先后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城市的5．4万知识青年，带着远大理想，带着满腔热情，投身于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会战大军的行列中。他们在大兴安岭的原始密林深处，顶风雪，战严寒，洒热血，流热汗，用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祖国的绿色宝库——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们置身于广大开发者之中，从群众身上汲取营养和智慧，把聪明才智与人民群众的力量融为一体，任劳任怨，坚忍不拔，辛勤采伐，征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把汗水、智慧融进了林区开发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被周总理誉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的世界上第一支女子架桥队和名扬海内外的女子采伐队，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虽然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返归故乡，但他们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永载林业开发史史册。

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建设是极端艰苦的，但是林业开发者们的高昂的斗志、豪迈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关心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中国人，为他们骄傲和自豪。其中，有一首顺口溜就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林业工人饱满的精神状态：“兴安岭，真奇怪，冬奇冷，夏暴晒。蚊蠓小咬三班倒，餐餐高梁脱水菜，吃得特别饱，饿得倒也快。开发舍妻儿，四季常在外，办公没桌椅，纸笔随身带，坐的木头墩，写字垫膝盖。工人领导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喜外。别看条件苦，精神很愉快”。

在大兴安岭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中，广大林业开发者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尽管历尽艰辛和坎坷，但是他们至今仍然执著地、无怨无悔地生活在这片林海之中，扎根在大兴安岭林区，真是“绿了青山白了头，林海深处埋忠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同甘苦、共命运，扎根边疆的无私奉献精神。闯关东精神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是指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近300年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初，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为了谋生而去东北地区的移民历史。这段历史其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世所罕见，被誉为人类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移民壮举。“闯关东精神”则是这段人类史上中国最大的移民开发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悲壮的、感天动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在漫长的岁月中，早已深深沉淀于东北流域的文明之中，凝聚于黑龙江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中，成为黑龙江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闯关东精神的内涵：

敢为人先、勇于抗争的精神； 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 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 团结友爱、共渡难关的精神； 豁达包容、重义守信的精神； 忠贞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悲壮豪迈、又充满血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断与各种矛盾抗争的几千年奋进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求生存、图发展的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历经磨难的“闯关东”人不仅将他们辛勤的汗水留在了黑水白山，将他们永不言败、坚强的性格刻在了东北大地上，而且还锻造了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闯关东”精神。1．敢为人先、勇于抗争的精神

清朝末年，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地区的贫苦百姓，在天灾人祸的生存逼迫下，大批破产或失去土地，无法生活下去。为了求取生存，获得发展，谋求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成千上万的关内贫苦百姓，或三五成群，或扶老携幼，或只身离家，挑着担子，推着小车，朝着梦中的黑土地艰难地前行，多少人怀揣着梦想倒了下去。也丝毫没有动摇关内百姓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充分显示了“闯关东”人倔强和坚定的性格以及敢为天下先的魄力。2．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

早期闯关东的人，为了躲开清政府的盘查，他们转道荒山野岭，“肩负行李，手持木棒，用以过岭作杖，且资捍卫”，“凡转徙山林者，随处因树为屋，夜或野处热火自卫，往往膏虎狼之吻，坠严谷丧生”（李延芝主编：《黑龙江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70页）。他们携妻带女、扶老携幼，挑着扁担，衣衫褴褛，或头顶炎炎烈日，或顶风冒雪，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荒野之中，无数人怀揣着梦想倒在了通往东北的沿途，留下堆堆白骨，为中华民族民族的苦难史写下了最沉重的注脚。但是无论生存环境如何险恶，都无法阻挡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求生、求存的本能使他们义无反顾、执着无畏地扑进这片神秘而陌生的黑土地，正如一首赋中所言：“„„五湖四海是汇，万水千山是聚，纷纷然闯关东飞蛾扑火之前赴，汹汹然投北荒饿蚁抢滩之后继„„”“闯关东”的人们将他们人生命运的赌注押进关东大地这片天涯洪荒。吃尽苦头不掉泪，撞到南墙不回头。脚到之处，就是安家之地。人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正是有了这种百折不回、一往无前、不达目誓不罢休的精神，“闯关东”人们才能在苦难与险境面前没有退缩，也没有绝望，而是执着顽强地去拼搏奋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的巨大困难，不断地开创生存与发展新局面，不断地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

3．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

即在闯关东的历史过程中，闯关东人在各种千难万险中所迸发出来的自强不息、不畏艰险、挑战自然、勇于开拓的艰苦创业精神。来自关内各省“闯关东”的穷苦百姓，除极少数外，大都是一无所有、赤贫如洗，但他们来到东北这块土地后，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苦干实干，辛勤劳作，克勤克俭，集腋成裘，从事农垦、采矿、放排、挖参、伐木等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立了足、生了根。在土地开发方面，他们起五更、睡半夜，披星戴月地劳动，栉风沐雨，冒着炎炎烈日，汗流浃背地耕耘在荒野中，开垦出大批耕地。黑龙江地区自咸丰十年（1860年）开禁起，至同治七年（1868年）的8年间，共放出毛荒20余万垧。据有关资料记载，黑龙江地区1915年土地耕作面积是3912330垧，到1930年土地耕作面积达到7314636垧，土地面积增加了近400万垧。（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70余年的时间里，闯关东移民历尽千辛万苦，变榛莽为良田，初步形成了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中游、牡丹江流域等农作物产区，为后来黑龙江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闯关东”的移民开发中，除了较为原始的土地开发外，还勃生出一种更为旺盛的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由于东北地处边陲，开发较晚，儒家“重义轻利”传统观念和中原相比较为淡化，从而为形成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提供了客观条件。据《东北近代史》资料显示，1912年至1919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北的矿业、面粉、制油、纺织及其他部门的民族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就有4家面粉厂。哈尔滨的榨油工业，1912年时只有2家，至1921年时已达40家以上。1904年以前，黑龙江工厂只有49家，至1912年，已增加到142家，增长两倍以上。这种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使东北地区的铁路、工厂、商店、银行、火车、轮船、电讯、邮政等都有了较大发展，推进了东北地区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使东北大地焕发出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4．团结友爱、共度难关的精神 即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面前，“闯关东”人同心同德，团结合作，相濡以沫，共渡难关，用辛勤的汗水创建了美好的家园。“闯关东”是以2000万山东人为主体的中国移民的奋斗史、拼搏史，它是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同命运抗争的缩影，是贫苦的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坚忍不拔的追求。在闯关东的历史过程中，严峻、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生存意识和坚强的意志，也培养了他们团结友爱、荣辱与共的优秀品质。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闯关东移民潮中，一波一波的关内穷苦百姓不断地涌向东北。但是，他们很少只身闯关东，也很少去完全陌生的地方，有80%以上的人是投靠先期已在某地落脚的亲友，往往以家庭或亲友为单位集体行动，因而自然就带有一种亲情。由于他们对老乡的观念特别强，无论是在闯关东的漫长的路途中的相互搀扶、相互帮助，还是在关东大地的齐心协力、共同创业，都体现了他们一种浓浓的乡情。再加上他们实在、耿直、善于交际的性格，又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直至今日仍是乡亲与朋友相会时的口头禅。正因为有了这种亲情、乡情和友情所产生的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才使无数名“闯关东”人，高度地凝聚在一起，抱成团儿，相互融合，相互帮扶。如在当时的东北各地都有类似同乡会的“锅伙”组织，是闯关东的老乡合伙做饭的地方，有家乡人来了，“锅伙”总仗义地安排他们吃个饭，还想尽办法帮着找工作。若有人发迹了，也不忘给“锅伙”凑点儿份子。要在荒凉、落后、严寒的北大荒站住脚、扎下根，谈何容易，其中的风雨飘摇、酸甜苦辣，是今人所体会不到的。可他们紧密团结，精诚合作，用血汗战天斗地，用真诚化解排斥，用智慧创造未来„„同治五年（1866年），在桦甸县夹皮沟有一个叫韩宪宗的大户，原是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韩家庄人，随父逃难到东北，几经迁移来到此地，经多年打拼，成为当地首富。他招民垦荒，给予种种优惠。他在沿江两岸挂出“与民同居”的牌子，对于来到这里的人，不论是关里人还是关外人，不论是单身还是携家带眷，一律收容。没有吃的，借给粮食；没有牲口，借给耕牛；没有住屋，帮助盖房；开荒三年不纳租，三年以后如有实际困难还可以减免或拖欠。山地每垧租八斗，平地一石。会手艺的木匠、铁匠、石匠，都可以到韩家作坊干活糊口。过路或不想久住的，都可以到韩家吃住，来去自由。年老体弱、疾病残疾无人供养者，韩家设有“麻子房”予以收容。十九世纪末，哈尔滨的太古街两侧住的多是山东人，为了加强同乡情谊、互济互助，山东同乡们还建立了山东会馆。闯关东人的团结友爱、共渡难关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与当地人之间的以和为贵、携手共进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们的“礼仪之邦”、“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思想观念上。他们同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相待，共渡难关，勇赴国难，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友爱团结、共同进取的壮丽凯歌。

5．豁达包容、重义守信的精神

即闯关东人在开发创业的过程中，把积淀了几千年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带到东北。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的性格，做事胸襟开阔，豁达大度，恪守诚信，重感情、讲义气，敢为知己者死，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积极倡行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从不做坑害百姓，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一家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历尽艰辛来到了陌生的黑土地，凭着他的勤劳、勇敢、智慧和韧性，进山淘金、吃尽了苦头。面对外地金工们的误解，对他的百般刁难、排挤、孤立，他一忍再忍，用真诚和义气感动了大家。在哈尔滨开设饭店期间，他和潘老板进行了一场斗志斗勇的较量，最后潘老板机关算尽，儿子丧命，自己气得病倒在床上，可是朱开山深明大义，不记前嫌，撕毁了合约，并让潘老板认自己的两个儿子为义子，潘老板终于被朱开山的精神所感动，从此两家和睦相处。此虽是影视作品，所展现的情节却是当年闯关东人豁达包容、重义守信的真实写照。著名教育家张天麟曾经说过，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的处事原则体现了中国平民百姓崇尚的“义”当先、“情”为重，在逆境下绝不向恶势力低头和隐忍顽强的精神品德。他们以博大的胸怀、真情与道义、智慧和胆识，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与尊重。6．忠贞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

即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闯关东人能够挺身而起，勇赴国难，无畏于任何阻力，不屈不挠地与外国侵略者英勇斗争；无畏于牺牲生命，为维护国家和领土的完整而舍身报国所体现出来的献身精神。自清末以来，东北三省逐渐成为日俄帝国主义角逐之地，沙俄势力不断扩张，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略。但是，由于闯入关东的华夏儿女，扎根在祖国东北大地，充实了东北三省的力量，并且不断反抗殖民者的侵占和掠夺，有力地遏止了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东北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关内移民面对国破家亡奋起反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东北人民抗日的重要力量。据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1932年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在“闯关东”人民英勇抗击日寇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抗日英雄。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山东沂南县人，22岁时逃荒到东北，从一个只身逃荒来东北闯荡的莽撞小伙儿，成长为一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山东省胶县人。5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到吉林省和龙县。九一八事变后，他怀揣着质朴的爱国热情，拉起抗日队伍，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山东曹县人，随父闯关东到吉林桦川县金矿做工，为抗击日军武装侵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指挥员。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无数名闯关东人面对国破家亡，在祖国和人们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奋起抗击，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以血肉之躯报效祖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东北抗联精神

二十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中国人民英勇不屈，顽强抗争，不畏牺牲，与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持久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东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的斗争，直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创造出永恒不朽的光辉业绩，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英雄篇章，铸就了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主要内涵：

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 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 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 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1．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

即在国家、民族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反抗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民众组成东北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投身抗日斗争，同仇敌忾，义无返顾，奋起抗战，勇赴国难，誓死保卫家园的精神。东北抗联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拯救中华民族愤然而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度自觉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这就使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极大的自觉性，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东北人民则更是责无旁贷，直接投入到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支持下，东北的爱国官兵，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众自觉地行动起来，群起抗日，自发地组织起人数达30余万的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日武装，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给日本侵略者以当头痛击。义勇军斗争失败后，不甘屈服的东北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主动站到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不论是军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不论是青壮年、老人、少年儿童，无不以各种方式，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二是众志成城、一致抗敌的空前广泛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历次反侵略战争大都是局部的，或者局限于部分地域的部分中国军队的行动，或者是部分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只有抗日战争，全中华民族实行了总动员，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达到了空前的广泛程度，“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就是对这种广泛性的生动概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抗日的爱国主义浪潮。在爱国主义的光辉旗帜下，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不分民族宗教、不分海内海外、不分男女老幼，都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抗日洪流，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全民族抗战的活剧。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广大人民群众就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北平、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发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武装抗日。在东北，各阶层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奔向抗日疆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不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放弃劫掠生涯的绿林好汉和东北军爱国官兵，更有一些毁家纾难的有产者和弃官不做的上层社会人士。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经济地位迥异，但是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人民的解放，毅然携手奔赴战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三是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屡遭劫难的民族，可谓内灾频频，外祸不断。尤其在抗日战争前的旧中国，更是处在封建统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数仁人志士，徒有一腔热血，没有也不可能组织成强大的反抗力量。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同了。面对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下，爱国热情不仅空前的爆发出来，而且被前所未有的组织起来。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成为东北人民的领导核心。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东北各阶层人民、各种抗日武装统一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党组织和它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从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出发，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党的抗日救国旗帜下，汇集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共同向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的武装斗争。2．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 即面对凶残的敌人和恶劣的条件，东北抗日联军不畏强暴，勇猛杀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心和必胜信念。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之根本，力量之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所创辉煌业绩的集中体现，是东北抗联精神的坚强基石。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坚持斗争到最后，直至获得民族的解放，靠的就是这种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只要具备这种精神，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和困难。因此说这一精神是东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东北抗联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而遭受的耻辱，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完全胜利。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实现民族革命的坚定性。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有数不清的各自为战的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他们的队伍少则十几人，多达数千人，但其队伍的成分极其复杂。从政治上看，这些队伍都有爱国意识，但他们本身很难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加之内部的复杂原因，在最后绝大多数都遭到失败。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明确政治纲领、坚定意志的东北抗日联军，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英勇抗击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并坚持14年之久，一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这充分体现出东北抗日联军，在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决心和信念。

日本法西斯在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残酷殖民统治，在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不断遭受日伪的疯狂“讨伐”，经常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尤其在1938年以后，孤悬敌后的抗日联军，在几十倍于己的强大敌人面前，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甚至难于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的情况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所有这些都没有使他们被吓倒和屈服。他们抱着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坚持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抗日联军正是凭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战斗到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迎来了世界和平的曙光。

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斗争经历的曲折性。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长期的斗争中，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经历了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复杂过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党的组织领导薄弱。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的“北方会议”上，不顾东北已经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要求东北党组织在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还要建立红军、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致使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走了一段弯路。1933年1月26日，当中央发出新的指示后，东北党组织放弃了土地革命的任务，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集中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使反日斗争走向正轨。1935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后，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转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代表团在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中曾取得一定成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共代表团撤消了中共满洲省委，使东北各地失去了统一领导，而代表团又驻在莫斯科，远离东北，鞭长莫及，对东北的领导忽断忽续，后来断而不续。其对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的指示中，也存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成分，甚至存有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如“抗日反满不并提”，对日伪“集团部落”政策不公开反对，怀疑满洲省委有奸细等，导致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中出现了混乱。二是党内错误斗争，削弱了自身的实力。从1937年1月开始，围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及补充指示信中提出的斗争方针、政策、策略，吉东、北满（临时）省委和北满党组织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分歧，互相指责对方为“左”倾、“右”倾，在反“讨伐”斗争最为紧张的时刻也没有停止。这一争论一直延至1939年，并且演变为党内斗争。有的被指责为反党、反中央，有的被怀疑为奸细，一些人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职。争论的结果，使党内的团结遭到破坏。加之各部队间缺乏统一指挥机关的领导协调，相互间不能很好地配合，协同作战，以至各自为政，最终导致战斗力严重下降。三是敌人力量强大，统治严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为了扑灭东北熊熊的抗日烽火，向东北增派大批兵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关东军急骤增加，最多时70万（号称百万）。除此以外还有大批伪军、伪警察。敌人不断强化日伪统治机关，加强对抗日部队的镇压。为了消灭东北抗日联军，敌人采取剿抚并举，治标、治本相结合的策略，采取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大力建立“集团部落”，将群众与抗联强制分离，使抗联得不到群众的支援，成为无源之水。四是队伍成分复杂。东北抗日联军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成的武装部队，部队成分较为复杂，其中在参加抗日联军前为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占较大比重。由于党内干部严重缺乏，不能派出更多干部到这些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同时，在政治工作中也因缺乏工作经验，存在忽左忽右的问题。因而，在这些部队中政治力量薄弱，一些人员特别是领导者的旧思想、旧习惯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在紧要关头，最先容易动摇，以至叛变投敌，使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

总之，东北抗日联军遭受曲折的原因除以上几个主要方面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战略战术上运用的失误，部队党组织工作不够健全，自然条件的恶劣等等。东北党组织和党的其他各地组织一样，在艰难曲折的长期斗争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他们遭受多大挫折，都始终没有放弃斗争，始终坚持与敌人战斗，直到迎来中华民族的解放。三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斗争的长期性。东北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到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长达14年，是全国乃至世界开辟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因而东北抗日联军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反法西斯部队中，抗敌最早、时间最长、坚持最久的一支英雄队伍。它比西班牙反对德、意法西斯战争早5年，比波兰反对德国法西斯早8年，比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早10年。

东北地区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其战略意图是把它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生命线”和基地，进而占领全中国，向北进攻苏联，向南实现独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野心。东北抗战的长期性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战前，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发展迅速，军队有超强的战斗力，在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我国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加剧了国家的分裂和经济的崩溃，国土沦丧，民生凋敝。再加上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和不抵抗主义，导致日本侵略者很顺利地占领东北。且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弱小时期，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共产党员还不足2000人。14年抗战过程中，东北抗日联军最多也不过3万多兵力，敌强我弱，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与敌人战斗，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要取得胜利，必须积累力量，争取有利国内国际环境的支持。因此，以如此微薄和悬殊的力量与日寇战斗，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

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而英勇斗争，广大抗联将士面对死亡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体现了把忠于祖国、捍卫主权重于个人生命、为国捐躯而在所不惜的高尚品格。东北抗联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为了国家主权、民族解放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理想信念。东北抗联精神就是东北抗日联军为了拯救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对取得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抗联指战员树立起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取得民族解放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正是凭着这种理想信念，东北抗联指战员才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不畏牺牲，出生入死，前仆后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说过：“党是革命者的生命、灵魂，是革命成功的保证”，“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民族革命的战士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能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正是有了这样坚定的理想信念，才使得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勇赴国难，百折不挠，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赵尚志一生曾三次身陷囹圄，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面对组织的误解他毫不气馁，在屡次遭受挫折、打击、身处逆境时从不灰心，对党的事业仍忠贞不渝，对民族解放的前途充满必胜信心，对为中国革命胜利奋斗到底的决心丝毫不减。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高贵品质。在创建党的抗日武装中他功勋卓著，面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他顽强战斗，面对各种磨难他毫不动摇，坚持率领部队打击日寇，直到血洒疆场。从赵尚志革命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漫长的岁月中，他心中始终有一种永不熄灭的火焰，那就是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实现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的坚定理想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正是凭着这种理想信念，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决战，抛头颅、洒热血，克服重重困难，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为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二是为祖国解放、领土完整而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世界抗战史上罕见的战争，那么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就是一首充满着豪迈气概的英雄壮歌，是一卷记载着无数英烈动人事迹的英雄史诗。它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不畏强暴，奋勇杀敌，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为民族解放与独立而勇敢斗争的强大精神。正是这种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勇气和斗志，狠狠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猖狂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美梦。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为粉碎敌人的“讨伐”，率队分兵几路截击敌人。他亲率150余人在饶河县活动时，与日伪军三、四百人遭遇。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陈荣久奋不顾身，指挥部队英勇战斗，身负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在掩护部队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高禹民，率三支队尖兵班10余人途经阿荣旗，与数十倍于我之敌遭遇，高禹民率领战士们奋起迎击，同敌人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六军西征部队第四支队长雷炎，是一个勇猛果断、沉着冷静、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打起仗来枪法出众，是名扬全军的双枪手。1939年2月17日晚，雷炎率领70多名骑兵路经海伦县与望奎县交界附近的李老卓屯宿营，由于汉奸告密，遭到近千名日伪军重重包围。雷炎率领战士们英勇抗击，与敌激战一日，毙敌100余人，在突围中不幸负了重伤，终因流血过多，以身殉国。在一次反“讨伐”斗争中，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直属独立旅被敌人包围，旅长于万利多次指挥部队突围均未成功，战友们大都战死，鲜血染红雪地。于万利手端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直到子弹打光。这时他已身负重伤，但宁死不降，为使机枪不落入敌手，他把机枪零件拆卸下来，扔到雪地中，最后自刎牺牲。“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在东北抗战期间，有上千名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英勇牺牲，有难以计数的抗联战士血洒疆场，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但他们的光辉业绩永存。三是为了民族尊严而决不苟且偷生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格特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外来敌人面前，就表现出了为民族尊严而决不忍受屈辱、决不苟且偷生的崇高气节。在东北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恶气焰，中华民族的高贵气节闪烁出夺目的光彩。

抗联第五军留守处主任、中共吉东省委委员张中华带领留守部队在桦皮沟一带活动时，被大批日伪军包围，他们坚如磐石，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恶战。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昏倒在阵地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已落入虎口。日军幻想从他口中获得抗联的情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劝降，均未得逞，于是露出狰狞面目，对张中华施以酷刑。敌人先后用上大挂、坐老虎凳、灌凉水、过电、铁钩子烙等刑罚，妄图迫使他屈服，但坚贞的张中华面对死亡，宁死不屈。敌人气急败坏，终将他杀害于狱中。抗联名将周保中的警卫副官卓文义，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周保中和战友们安全转移，战至最后，直到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被敌人俘虏，被押送到饶河县城。敌人为了得到周保中和部队的活动情况，用尽酷刑想使他开口。但卓文义大义凛然，顽强不屈，一个字也没有吐露。在他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时候还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战必胜”！后被敌人投入冰窟窿里，英勇就义。

东北抗联第六军副官黄有，本是汤原县远近闻名的富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不惜毁家纾难，将全部财产献给了游击队，烧掉自家的房屋，参加抗联部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在深冬的一天夜里，他带领战士们筹集粮食来到永祥村，被汉奸发现告了密。为掩护战友突围，黄有受伤被俘。敌人逼迫他带路寻找游击队密营，英勇不屈的黄有决定将日寇带进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冻死、饿死他们。他带着大批日伪军行走在风雪弥漫的小兴安岭山林中，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岭又一岭，将敌人带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在一个狂风怒吼、寒气逼人的深夜，黄有趁敌不备之际逃了出来，将敌人丢在小兴安岭深处。敌人没有了向导，在原始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左走右行，经过几天时间，始终没走出来，最后因粮食吃光，700余名日伪军大部冻死、饿死，只有几十人活着出来。黄有被战友救回密营，双手双脚都冻坏了，由于冻伤严重，无药可治，于第二年春光荣牺牲。

为了美好的信仰，东北抗联广大指战员不惜舍弃小家；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不向凶恶残暴的敌人低头；为了坚守正义，他们蔑视敌人，笑对死亡。这种坚贞的英雄气概、崇高的革命品格、令人敬仰的民族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4．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即在极端艰难困苦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以当代人类难以生存的条件，进行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反侵略战争。他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与敌人苦斗周旋，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了抗联将士们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奋斗精神。东北抗联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主要体现以下三方面：

一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极端艰苦性。东北抗日斗争是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最为艰苦的篇章。东北抗联经历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日伪当局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抗力量，消灭人民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每年都要集中大批的兵力和大量的物力财力连续进行“全满扫荡”和“区域讨伐”。同时，日伪统治者为断绝抗日联军与群众的关系，疯狂推行“三光”政策，在东北各地建“集团部落”，导致抗联将士经常陷于极为险恶的境地。东北的自然环境恶劣，冬季时间长，风雪严寒，抗联将士们经常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生存和战斗，被冻得断指裂肤，“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是当时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敌人的封锁，严禁粮食、服装、火柴、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流入游击区，部队缺粮断水是经常的，无衣无食，只得以吃草根、嚼树皮、喝雪水、啃马皮裹腹。有时所需粮食和棉衣，也得用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去获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北抗日武装是以当代人类难以生存的条件，进行着历史上罕见的残酷战争。

二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极端残酷性。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对东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极端残暴的屠杀，致使东北的抗日战争异常残酷。日本侵略当局为巩固殖民统治，以达其战争目的，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多次大“讨伐”。“讨伐”中采取定期、定点、定线分兵包围和篦梳山林、铁壁合围、陆空配合等战法，穷追不舍，致使东北抗日武装遭受严重挫折。日军在军事“讨伐”的同时，还在政治上进行诱降，推行“宣抚”政策，派汉奸、特务对意志薄弱者进行收买，对支援抗联的群众即以“通匪”论处，大肆屠杀，一次就屠杀二、三百人乃至七、八百人的大惨案举不胜数。日伪统治者为破坏中共党组织和反日群众组织，多次组织“大检举”。从1934年至1942年在东北就进行了6次“大检举”，小规模的“检举”不计其数，导致大批中共党员、抗日救国会员、地方工作人员被捕被杀，无数抗日群众断送生命。敌人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举世罕见，可见日本法西斯统治手段之残暴、毒辣。

三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极端复杂性。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因而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复杂的局面，东北的抗日斗争也就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点。一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期间正是中国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却进行疯狂的连续不断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而且还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在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方面都有不同。而且，当时党内正在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东北抗日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导致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复杂。二是在东北战场上有多支抗日部队，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又有大大小小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党和抗联部队如何对待这些部队，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有个实践、探索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当这些抗日武装能够紧密团结，共同作战的时候，东北抗日斗争就会出现好的形势。反之，就会出现不利和复杂局面。三是东北党组织曾由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层领导。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代表团撤消后，成立南满、吉东和北满三个省委。在东北缺乏党的统一领导，也未建立起统一军事指挥机关，这必然使东北各地区、各部队之间，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同而出现分歧和复杂局面。正如1941年5月14日东北抗联训练处临时党委员会的意见书中提到的那样：“东北的敌人是统一的，敌人以统一的军事、政治的进攻来进攻我们，我们则不能够以统一的计划来反击敌人。1938年整个联军及全东北地方党组织之受到严重损折，谁也不能否认党和军队的不统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5．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

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旗帜下，中、朝、苏人民面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团结，并肩作战，生死相依，抒写了一篇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团结御侮的英雄篇章。东北抗联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二方面：

一是斗争目标的一致性。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大批朝鲜民众不甘忍受日本法西斯的压迫与奴役，流亡到东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伪满洲国建立，东北便成为第二个朝鲜，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都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这样，东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就由阶级矛盾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本侵略者成为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便成为中、朝人民共同的斗争目标。在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中、苏两国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重要同盟国家。在中、朝人民与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的同时，苏联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给予了有力回击。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本制造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汗事件”后，苏联与东北抗日联军更有了一致目的。东北抗联领导人于1939年末、1940年末召开的两次伯力会议都有苏方代表参加，帮助抗联确定斗争策略，体现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致性。尤其在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的战斗中，中、朝反法西斯战士与苏军一道，英勇战斗，消灭了大批的日伪军，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是紧密团结的合作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朝、苏人民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密切配合，共同战斗，休戚与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丰功伟业。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14年的艰苦斗争中，一直与东北人民并肩战斗。他们勇猛顽强，不畏艰险，功勋卓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用鲜血凝成了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对日本进攻苏联计划产生严重影响了，打乱了它的战略布局，牵制了日军的北上，使日军对苏战略体系，始终不得进展。对此，苏联顾问承认：“在东北，日军被迫留住大量关东军”（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47页）。共产国际也曾指出：“满洲的游击战起了重大作用，致使日本法西斯军阀至今不敢发动反苏的反革命战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资料》第2辑，第193页）。同时，在东北抗联斗争进入极端艰苦时期，苏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在指导东北抗日斗争、培养抗联干部、提供军事物资等方面也给予了较大支持和帮助。尤其在1940年后，东北抗联与苏军正式建立了互相合作关系后，双方联系更加密切。东北抗联教导旅进入苏境野营休整，得到苏军的支持和援助，进行了严格的、正规的军事整训，并经常派出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提供有重大军事价值的情报，为反攻东北做了必要的准备。最后，东北抗联将士与苏军一道反攻东北，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东北获得解放。哈尔滨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和精神理念，是城市的灵魂，是凝聚和团结全体人民实现城市奋斗目标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哈尔滨城市精神是指哈尔滨这座城市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谋求可持续发展，在长期的文化创造过程中积淀、整合、提炼出来的，反映城市共同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文化底蕴、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意识。它是构建城市先进文化的核心，是哈尔滨的城市之“魂”和动力之“源”。学习和弘扬哈尔滨城市精神，对加快实现哈尔滨的现代化建设和持续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哈尔滨城市精神的内涵： 开放包容； 时尚活力； 诚信敬业； 和谐奋进。1．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是“哈尔滨城市精神”的主要内容。哈尔滨铁路横贯欧亚，四通八达，物流、人流、信息流汇聚流转。松花江穿城而过，哈尔滨又是滨水城市，水气灵秀的象征。水意味着流动与交流、开放、文化与文明。“开放”就是主动地吐故纳新，主要是指哈尔滨地域上的不闭塞、哈尔滨人思想上的不封闭，以及勇于迎接时代挑战的胆识与勇气。“包容”即豁达通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象征哈尔滨的文化自信与气魄、哈尔滨人的宽广胸怀与豪迈。开放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包容是哈尔滨市城市发展的内涵和条件，开放和包容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开放吸纳包容，包容促进开放。

哈尔滨是一座开放的城市，这座城市不仅荟萃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包容情怀。自中东铁路建设以来，这里就成了许多外国移民集聚地，他们带来了各自国家的文明精华。在20世纪初，哈尔滨就己成为国际性商埠，并构成了以欧陆风情为主的城市风格。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的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等国合作，使哈尔滨成为中国北部的区域经贸中心城市，为哈尔滨的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哈尔滨又是一个大气的城市，20世纪初又容纳了为躲避沙俄暴政而逃亡来哈的俄国侨民和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来哈的犹太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创造了哈尔滨的繁荣，各民族各地域的人都融汇于此，使哈尔滨具有多民族、多地域、多国度的色彩，使中西、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以移民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哈尔滨城市文化，并造就其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城市风格，也培养了哈尔滨人接纳、包容的开放心态以及直爽仗义、心怀宽广的豁达性格。哈尔滨人不排外，对外来人热情、大方，这种思维开放、胸怀大度、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襟和气度，使哈尔滨历来不封闭保守，悦纳四面来客，汇聚八方资本，吸引各类人才，宽容多元文化，在“开放包容”中求得共赢共荣。

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襟怀，在“南联北开”、沿边开放中大步走向世界。宾朋云集的哈洽会，美轮美奂的冰雪节，中外闻名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国际性盛会，奠定了哈尔滨成为东北亚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近年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全面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哈尔滨不仅加大了与省内地区和城市的合作，也扩大了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的交流，现已与世界17个国家的21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五大洲的友好城市网络。目前。哈尔滨正按照省委提出的“加快发展、更好更快”的指示精神，以宽广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整合资源，集聚能量，拓展领域，朝着未来的目标奋勇前进。2．时尚活力

“时尚活力”是哈尔滨城市典型的性格特征。“时尚”即时代之风尚，指流行在哈尔滨城市中的某种思想和行为习惯，体现的是一种求新、创新的气度；“活力”即指旺盛的生命力，体现了哈尔滨城市充满着大气、洋气、灵气和勃勃生机。“时尚活力”装点了哈尔滨的形象，诠释了哈尔滨的时代内涵，并赋予其以国际大都市的非凡魅力和浪漫气息。

从城市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哈尔滨这座城市在每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都表现出一定的时尚和活力。哈尔滨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美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己经形成了国际商埠和时尚中心，欧洲的流行服装、欧洲式的建筑样式以及电影、戏剧、音乐也很快传入哈尔滨，在中央大街先后有百余家西餐厅。在哈尔滨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啤酒厂、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音乐学院等等，无一不展示着时尚的魅力，散发着时尚的气息，这一切都为这座城市的时尚活力的形成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而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东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诞生，标志着哈尔滨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无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优秀儿女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哈尔滨的解放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不仅从物力、人力上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哈尔滨是一座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特大城市，作为中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城市，创造了“三大动力”等国家级名牌企业与产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人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目前，恰逢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哈尔滨正奋发图强、蓄势待发，相信不久的将来，哈尔滨这座年轻而又美丽的城市，一定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3．诚信敬业

“诚信敬业”是哈尔滨城市精神品格和良好形象最突出的体现。“诚信”就是忠诚老实，信守诺言，象征哈尔滨人高尚情操和坦诚胸怀。“敬业”就是专心致力与学业或工作，体现了哈尔滨人对工作和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崇高使命感。“诚信”与“敬业”是职业道德范畴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敬业是职业道德的基本精神，诚信是职业道德的根本，二者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准则，敬业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支撑。

“诚信敬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哈尔滨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和品格特征。哈尔滨城市的发展轨迹来看，哈尔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哈尔滨人诚信敬业的真实写照。哈尔滨人历来信奉“童叟无欺”、“以诚待人”等诚信理念。在近代黑龙江的开发建设中，哈尔滨工商业的急剧发展和民族资本的不断壮大，充分说明了哈尔滨人的“诚信敬业”。哈尔滨的老字号都有诚信传统。著名民族企业家武百祥创办的“同记商场”、民族企业家张廷阁创办著名的“双合盛制粉厂”都以诚信著称。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等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讲究诚信、爱岗敬业的产业工人，他们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不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民的心里浮躁和素质的普遍相对低下导致信用体系建设相对匮乏，信用迷失现象严重。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也使一些人的敬业态度产生偏移，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敬业已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哈尔滨作为地域偏远、气候寒冷、投资成本较高的城市，要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则更加需要弘扬“诚信敬业”精神。因为“诚信敬业”精神不仅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它在提高哈尔滨人自身道德素质、增强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弘扬“诚信敬业”的哈尔滨精神，才能营造一个以信行事、爱岗敬业的社会环境，才能使哈尔滨的城市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巨大成就。4．和谐奋进

“和谐奋进”展示了哈尔滨的发展理念和时代追求。“和谐”含有融洽，和睦、协调之意，是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人们所追的美好事物和处事的价值观、方法论。“奋进”就是奋勇前进，指处在改革与发展中的哈尔滨奋勇争先、不甘人后的精神与气魄。历史上哈尔滨人就有一股南下开拓、锐意进取的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仍发扬奋进精神，成为全国“最佳创意城市”。“和谐奋进”的城市精神既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的时代主旋律，又涵盖了团结友善、和睦相处、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等哈尔滨人的性格特质，还集中反映出哈尔滨这座城市价值理念和城市品格。

“和谐奋进”之所以成为哈尔滨城市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就在于它既是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和统一，又是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要求的积极回应与体现，也是哈尔滨的发展愿景和不懈追求。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如社会分配、社会保障、市民就业、社会稳定等方已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制约城市发展，成为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处在改革与发展中的哈尔滨，要大力倡导和谐理念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引导人们珍视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形成和谐互动的人际关系。加快经济发展，激发创造活力，在和谐的氛围中共同奋进，在奋进的过程中建立和谐，为哈尔滨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奋斗。

东北小延安精神

在松花江、黑龙江、鸟苏里江汇合处，有一块冲积平原，人们称为“三江平原”。在“三江平原”的腹地，有一座我国最东北部的中心城市——佳木斯。长期以来，佳木斯人民在这块丰腆秀美的上地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书写出可歌可泣的优美华章。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有8个军在这里活动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革命大后方，被誉为“东北小延安”。东北小延安精神的内涵：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自力更生、勇于奋斗的创业精神； 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1．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东北解放后的剿匪运动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主义精神是东北小延安精神的首要特征。东北沦陷期间，佳木斯的匪患就异常猖獗，东北解放后，更是形成了庞大的土匪势力。据统计，当时合江省境内共有数十股，共二万余人，超出我军人数十余倍，主要盘踞在勃利、林口等10余县，完全处于敌强我弱态势。这些土匪穷凶极恶、为非作歹、破坏交通、攻城掠地，如郭清典匪部在密山一次就杀害群众200多人，他们疯狂地屠杀百姓，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为执行毛泽东关于“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合江军区全线出击剿匪。东北的冬天是异常的寒冷，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战死的、冻死的、冻伤的不计其数。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人民解放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与土匪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他们穿森林、爬雪山，在冰天雪地到处追击土匪，经过两年零四个月，共击毙、俘虏土匪近两万余人，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扫清了障碍。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东北小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1948年3月，中共合江省政府发布《生产动员令》，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紧急行动起来，全力进行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埋头苦干，奋力拼搏，取得了较大收获。为防止水患，保护农田，确保粮食增产增收，政府动员群众利用农闲兴建水利工程，组织42万人修筑了120道防水堤坝，挖顺水沟90条，全部工程近千里，使9万垧土地受益。为改变农村技术缺乏、生产落后的状况，全省各地还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推广优良品种、增施粪肥、精耕细作、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和劳动效率。此外，还组织动员城市移民下乡，截止到1948年初，佳木斯市就有1913户共7363人移民到各县，支援农业大生产运动，仅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就高达80万吨。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更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3．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1946年5月，为了解决农民的粮食和吃饭问题，按照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合江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土地改革的地区之一。在平分土地的工作中，各地群众不断创造出分地新方法。桦川县二区贫雇农创造的“个人要，大家评”的分地方法，被大多数村屯采用，合江省委将此方法推广到全省。针对出现侵害中农利益的现象，张闻天在深入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小地主，重点打击大地主和恶霸”的方针。全省平分土地50余万垧，广大农民获得彻底翻身解放。在土改期间，张闻天亲手撰写了《分地办法要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农民》、《对土地问题的意见》等文章，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重大理论、政策问题，为全国土地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党的理论宝库。

合江省委十分重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改革创新。例如，在公营企业中鼓励职工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整顿内部，进行民主管理改革，在私营企业中推行劳资合作分红制，对商业进行民主改革。这些大胆的创新举措不仅对促进佳木斯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还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4．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佳木斯人民爱国情操和崇高风范的具体体现。解放战争时期，合江人民积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前线以有力支援。在兵员方面，1946年4至9月，合江军区输送兵力6500余人。1947年7月上半月，就有7000余名青年入伍。1948年，合江军区组建了4个独立团，共有11420人补充长春前线。从1946年9月到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合江省先后有62000余名青年参军，充实主力部队。在战勤支前方面，家家户户齐出动，踊跃地参加战勤支前活动。他们出动担架队、大车队奔赴前线，抬担架、救护伤病员，运送军火物质，筑工事、修道路，创造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据统计，从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合江人民共出动大车734辆、马2286匹、民工9638人。在征购军粮方面，合江省广泛发动群众，合理征收公粮。仅1947年的半年时间里，全省就完成支前公粮14万吨。在辽沈战役决战期间，合江人民节衣缩食，厉行节约，全省每人就献出半斤干菜，16个县市共献出55万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合江省妇女做军鞋70万双、军衣35万件，出动8万民工参加战勤，涌现出许多拥军爱民、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马恒昌小组精神

在共和国铸就的辉煌群体中，有一个与共和国同龄并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乐章一起走过半个多世纪历程的英雄集体，这个英雄集体就是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以马恒昌名字命名的车工班组——马恒昌小组。在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中，马恒昌小组面对各种艰苦条件，勇于攻关，不断进取，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激励和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历史使命而奋斗的一面旗帜。五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马恒昌小组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成为时代的领跑者，中国工人阶级的这面旗帜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恒昌同志和马恒昌小组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已被载入中国工人运动的史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为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断奋勇向前。马恒昌小组精神的内涵： 胸怀全局、难苦奋斗的精神； 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建国初期马恒昌小组老组员合影 1．胸怀全局、艰苦奋斗

胸怀全局、艰苦奋斗是马恒昌小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1949年初，当东北已经解放，正值解放战争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迅速恢复生产，确保社会形势稳定，有力支援前线，在沈阳第五机械厂当车工的马恒昌，胸怀国家这个大局，带领小组工人，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投入到了恢复生产工作中。他带领工人们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就连国民党的飞机炮弹在车间旁爆炸，把车间的玻璃都震得粉碎的情况下，他都不离岗位，坚持生产。为了尽快修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高炮，在没有图纸、工艺文件的情况下，他带病和工人们动脑筋、想办法，按照废旧部件的模样画图测量尺寸，组织生产，连续奋战，终于完成修复任务，为保卫沈阳和胜利成果立下了大功。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的工人兄弟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18000多个班组300多万职工的热烈响应，掀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这次运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文革期间，马恒昌小组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有许多工厂车间停工停产，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小组忍辱负重，奋力拼搏，还平均每年完成15个月的工作量，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了99。2%以上。年年季季优质高产，不断刷新生产纪录，成为“十年**”时期，擎起共和国经济命脉的众多脊梁之一。马恒昌担任领导后。谦虚谨慎，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不断充实完善自己。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事业，为中国工人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如他说的那样“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企业处于困难时期，马恒昌小组提出：少一分牢骚、多几分理解；少一分消极、多几分努力；少一分失望、多几分信心。小组成员积极转变观念，主动寻找活源，自觉坚守岗位，努力坚持生产，以实际行动，为企业的稳定带了好头，发挥了先进班组的典型示范作用。2．奋发进取、开拓创新

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是马恒昌小组最显著的特征。在争创新纪录运动中，马恒昌小组艰苦探索，改革创新，仅用六个月时间就改造了18种工卡具和5种加工方法，工效提高了1—3倍，创造了10项新纪录，成绩居齐齐哈尔市之首，誉满东北，名扬全国，成为全国工业战线一面红旗。马恒昌小组先进经验在东北得到推广，先后涌现出6553个马恒昌式的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许多成员都具有革新精神。小组成员之一张进亭，就非常热爱技术革新，为此曾拆坏了自己的马蹄表和心爱的手表，他先后革新成功了磨槽机等多项生产把关设备，被工人们称为“能工巧匠”。由于他突出的设计能力和创新才华，后来被调入工厂设计部门，成为一名工人工程师。被誉为“工人革新家”的关景福，在工作中勤于思考，刻苦专研。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大胆实践，利用高速切削方法加工梯形螺纹，提高工效三到四倍。在1956年，他又创造了“一刀成”的加工方法，提高工效二到三倍。他还成功地对挑丝杠专用车床进行了革新，解决了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为此曾三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小组工会组长黄杰，是一个非常善于动脑筋的女同志，她总结出一套用金刚石修理砂轮的先进经验，创造了“长丝杠两端轴颈磨削法”、“快速装卡磨削法”，省略了烦琐程序，延长了砂轮使用寿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每年都能提前三个月完成生产任务。1957年，黄杰光荣出席了全国青年工作会议，并三次出席省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大家眷为“新时代的花木兰”。马恒昌小组不仅在技术革新方面成果显著，而且在班组管理上也有许多创新。小组试行了班组民主分工，在小组内建立了生产、技术、安全、质量、文教、生活“六大干事”岗位，根据每个人的愿望和特长进行分工，形成了“小组的事大家管，小组的活大家干”的民主管理之风，开创了我国职工民主管理的先例。1959年初，小组进一步细化了工人岗位责任制，总结出日常生产“三个八件事”，进一步实现了班组工作标准化，再一次充分展现了马恒昌小组自觉管理的主人翁精神，开创了我国企业班组制度建设的先河。1992年2月，马恒昌小组联合全国九个著名先进班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班组和职工发出了“献绝招，学技艺，练本领，争当岗位状元”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企业班组和职工的热烈响应，掀起了全国职工学练技艺的高潮。

“文革”期间马恒昌小组坚持生产

马恒昌小组是在我国第一个实行班组民主管理、第一个倡议开展全国性劳动竞赛、第一个倡导技术革新、第一个建立岗位责任制、第一个建立健全班组管理制度的小组，被誉为“我国班组建设的摇篮”。在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中，马恒昌小组以自身的行动，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因而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3．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体现了马恒昌小组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甘愿奉献的崇高情怀。当时，刚刚解放的东北百废待兴，工厂工具奇缺，已经成为制约生产的关键因素之一。面对如此状况，马恒昌心急如焚，他把自己家珍藏的一把百分尺主动捐献出来供大家使用，解决了小组没有精密量具、生产无法进行的难题。当时，一把百分尺可以换来全家一年的口粮。在家里最艰难的时刻，马恒昌也没有卖掉这把尺换粮充机，马恒昌带头捐献贵重的百分尺，在小组、车间和全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纷纷献“宝”。祝普庆献出一把卡钳，徐景荣献出一把卡尺，董振远献出一把扳子„„进而，引发了全厂、全市职工轰轰烈烈的捐献器材运动。这对当时恢复生产、支援前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0年1O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央指示，一些工厂向北迁移，这对于久居沈阳古城，已经习惯这里生活工人来说，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尤其听说去寒冷、荒凉的北大荒。但马恒昌小组的每个人都知道，只要是党需要，国家需要，无论多么艰苦，多么困难，也要无条件的服从。马恒昌小组为此第一个报了名，成为第一批北迁到齐齐哈尔的成员。为了支援抗美援朝，马恒昌小组制订了捐献超额奖金50%和每月每人献工一天以及主动降低工时定额等长期捐献计划，捐献活动一直持续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据估算约为国家捐献相当于近1千吨粮食的财富。在我国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期，马恒昌小组曾累计十次主动降低工时定额，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仅1953年，小组就主动降低工时定额平均幅度达40%，这一举动体现了马恒昌小组一心为公精神的无私奉献精神。在马恒昌小组精神带动下，企业很多干部工人起早贪黑，不计报酬，有的工人有病吃药片顶着继续工作，有的在会战中连节假日也不休息，无怨无悔为企业奉献。

创业时期工厂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在困难面前小组成员表现出互尊互爱、互帮互助、团结合作的高尚精神。经常组织家属为单身组员缝补、洗涮衣被，清理集体宿舍卫生，帮助做病号饭，甚至主动让房子或住“并户”，帮助组员解决后顾之忧。在工作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有文化的带没文化的，文化程度高的带文化程度低的，技术水平高的带技术水平低的。遇到难点问题，大家一起动脑筋、想办法，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千方百计提高工效。小组还总结出“一人提出，全组研究，一人试验，全组帮助，一人成功，全组推广”的技术革新的基本经验。马恒昌小组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马恒昌小组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断创新。在企业脱困期间，马恒昌小组开展了“五项竞赛”活动，组长在5年内带头献工2000小时，带动了全组成员多做贡献。班组倡导优质、高效、革新、管理活动，5年内又完成11年的工作量，产品合格率达99。86%，创革新成果87项，创效益416万元。马恒昌小组良好的学习风气

马恒昌小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是伟大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学习和弘扬马恒昌精神，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如今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马恒昌小组精神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主要概括为：“同心共赢、勇为人先、敢于超越、兴企报国”。1．同心共赢。是指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的前途、命运与职工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企业经营的好与坏，与职工的利益息息相关。企业要“一切从员工利益出发”，职工要以企业为己任。企衰我耻、我清贫，企兴我荣、我富有。职工只有同心同德，与企业荣辱与共，才能做到“同心共赢”。

2．勇为人先。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排头，一马当先创造最佳业绩，是小组几十年来一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也是马恒昌小组精神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正是靠着勇为人先的精神，齐二集团才得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数控立铣、第一台重型落地铣镗床、第一台重型数控落地铣镗加工中心和第一条重型数控多连杆压力机生产线等国家急需的重大型设备。3．敢于超越。这是马恒昌小组永不自满、不断创新的强大动力。马恒昌小组正是在不断挑战自己中敢于超越自我，能够超越自我，才能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2008年，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是1999年的49倍，实现销售收入是1999年的51。9倍，上交税金是1999年的12倍，员工收入较1999年翻了十几倍。

4．兴企报国。是小组立足岗位、胸怀全局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小组主人翁责任意识和工人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是新时期职工的共同愿景。只有在新的实践中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促进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才能尽到兴企之责、实现报国之志。马永顺精神

马永顺是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楷模和杰出代表，全国林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林业生涯中，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化作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不论是在岗还是退休，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把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林业建设事业。马永顺精神的内涵：

以国家需要和民族大业为已任的祖国至上精神； 生命不息、植树不止、世代相传的新愚公精神； 不计报酬、不为名利、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

全心全意、尽忠竭智、投身祖国林区建设的爱岗敬业精神。

马永顺是我国林业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是全国各行各业职工学习的榜样。几十年来，他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始终是激励广大林业战线职工战胜困难、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马永顺精神必将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命力，成为我们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1．以国家需要和民族大业为已任的祖国至上精神

以国家需要和民族大业为已任的祖国至上精神是马永顺精神的核心内容，它贯彻着马永顺一生的始终。马永顺生在旧中国，从小吃苦挨饿，受尽日本侵略者和封建把头欺凌压迫。解放后，贫苦百姓翻身做主，成为新中国的主人，马永顺炽热的爱国之情从内心迸发出来，他满怀对党的感激，立志投身于社会主义新林区的开发建设中。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为了国家的建设，马永顺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林区树木采伐设备和技术落后的条件下，顶风雪，战严寒，不畏寒风酷暑，不怕艰难险阻。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虚心求学，刻苦钻研，大胆开拓，改革创新，不仅改造了伐木工具，而且总结出一套“五好六不放”的伐木方法，创造了全国手工伐木的最高纪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国家建设奉献了大量木材。当木材资源限于枯竭，党和政府号召绿化祖国的时候，他居危思变，身体力行，年年坚持义务植树，即使退休后也依然坚持不断。马永顺自觉自愿的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为国分忧，为民分忧的高尚情怀。

2．生命不息、植树不止、世代相传的新愚公精神

生命不息、植树不止、世代相传的新愚公精神是马永顺精神的重要特征。马永顺一生热爱林业事业，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大森林之中，融入社会主义新林区的开发建设之中。他意志坚定，矢志不渝，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义务造林，只是为了再造祖国秀美山川。他常说：“只要自己不停止呼吸，就要年年上山造林，为实现青山常在贡献余热”。一次，他扛着一捆树苗去鹿鸣林场种树，不小心掉进小河里，被水冲出10多米远，但树苗却没撒手。上岸后，他拧干衣服，坚持上山栽完树苗。当他植树数量已经超过了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采伐的数量后，又把全家祖孙三代十八人动员起来上山植树，要求子孙把造林绿化事业继承发扬下去。此后，每到植树季节，铁力林区的山坡上总会有这一家人的身影。马永顺说：“我小马几十年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他不仅自己带着家人上山造林，别的林场造林，只要他知道了也都赶去参加。这些年，仅他亲手在马永顺林场造的林子就有300多亩。他坚持年年不停地植树，带着一代代不停地造林，一片片荒山在他们辛勤的汗水中变绿。让人感动的是，老英雄马水顺在从媒体和荣誉光环中淡出的时候，并没有停下造林的脚步，在远离任何名利、缺乏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义务植树，实践着和森林的约定。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

3．不计报酬、不为名利、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

不计报酬、不为名利、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展现了马永顺的优秀思想和崇高品质。马永顺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实践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图名、不图利，为国家义务植树几十年，没有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向国家索取过任何报酬。在荣誉面前，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从未以荣誉去为个人谋取利益，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经常有人劝他说，你是全国著名的劳模，为国家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如果有什么难事，向各级领导提出，一定能帮助你解决。马永顺总是这样说：“哪家没有难事儿，个人的困难事小，企业的困难、国家的困难事大，咱得分得清这个理儿，我这辈子活到今天，不愁吃穿就知足了，不能给企业添麻烦”。1983年，局里为老干部盖起一幢现代化的住宅楼。楼里设施齐全，装饰得非常好。局领导考虑马永顺为林业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年岁大了，应该有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决定给他分了三室一厅。可是，马永顺连看也没去看，就拒绝了局领导的好意，建议分给了更需要的人。1998年，朱镕基总理接见马永顺时，拉着他的手问他身体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有？马永顺向总理汇报了造林的事和企业的情况，就是没有提自己的事。马永顺有6个孩子4个下了岗，如今有的自谋出路干起了个体户，有的则仍在待业。但他从未因为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而向领导提出过多的要求。马永顺是如此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就像一棵青松，不畏风雪严寒，不顾艰难险阻，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战斗在自己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4．全心全意、尽忠竭智、投身祖国林区建设的爱岗敬业精神

5.常州渊源历史 篇五

作者：红安县检察院 夏俊杰

任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都需要一定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价值资源，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政法系统的集中体现，以中国法律思想史解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深化理解其精神实质，培育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是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与灵魂，从法史学渊源来认识，可以追溯至秦朝。秦代作为中国监察制度的发源地，最早设有专职的监察机构，以御史监察各郡，弹劾纠举百官违失，与当代检察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秦代官箴《为吏之道》也通篇论述了为官应遵守的道德及警戒之语。提出“吏有五善”：忠信敬上，清廉勿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吏有五失”：奢侈超过限度，妄自尊大，擅自决断，犯上弗知害，轻士人而重钱财。凡官吏能做到五善，则给予奖赏；反之，有五失者则受到处罚，直至“身及于死”。秦以后御史制度累有变化，唐承隋制，设御史台督察行政与司法两大系统之违失，在考课官吏品德和才能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品德方面的四项标准：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简单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二十七最”是根据各官署执掌之不同在才能方面提出的具体标准。其中提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这些都与现代法治思想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忠诚”是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忠诚是前提，是保证。“忠”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创造新世纪、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一笔精糟混杂、瑕瑜互见的历史遗产，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和超越时空界限的稳定性。“忠”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存在。在历史变革的漫长岁月中，“忠”文化走过了一段充满荆棘的发展之路，它在逐步衍化为原则性规范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观点，例如：汉代的“爱民为忠”思想、宋代的“忠君报国”思想。“忠”作为当时社会的最高准则，直接关系着社稷安危、天下兴亡，虽有维护“君统”之嫌，但基本精神是恤民安国。因此，传统“忠”文化的现代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公正无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由此可见，忠乃做人之根本，从职之前提。古人谓：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尽忠者，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因为公生明，偏则暗。因此，只要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于天地之间、国土之上，须臾都不能离开忠诚二字。

“为民”是政法干警的宗旨理念。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为民是主题、是目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蕴涵着一条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离娄上》中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者，天下人心向背，爱憎臧否也。这便是跨越了远古的“天本”、殷商的“神本”，生成于春秋，成熟于两周，衍化于秦汉的“民本”思想的原始表述，更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从周初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到春秋的“民为神主”、“君为民设”，再到战国（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不断的飞跃、发展，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瑰宝之作。但究其本质而言，古代民本思想仍是统治阶级的治人之术和牧民之道。相较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执政为民”思想不仅继承了民本，更超越了民本，还衍生了“执法为民”等具有职业特性的先进思想。“公正”是政法干警的神圣职责。在整个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中，公正是灵魂、是核心。公正的观念最早产生于上古时期，《史记〃正义》中说：“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这里的“平”、“正”，即公平、公正。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因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士”官，以正直著称，故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相传远古，中国有一种瑞兽，称之獬豸，又称“法兽”，为皋陶所饲，状如麒麟，独角高额，具极高智慧，能辨忠奸断曲直，视为法律与公正的象征。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以后，“公正”之司法文明逐步迈向成熟，表现在刑罚方面则为“慎刑”的思想，慎刑是指用刑慎重不滥，量刑时要有悯恤之情，执法公允，使刑罚轻重适中。荀子隆礼，又重法，他认为公平是司法审判的标准，宽严适当是司法审判的原则：而偏听偏信、赏罚失当是司法审判的大敌。这些理念虽已展露出现代法治文明的曙光，但在当时仍只是作为道德观念在提倡，并未作为评价制度、规则的价值内涵。直到1840年之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公正”的评价才开始涉及制度层面。其认识渊源和制度萌芽，在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给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6.常州渊源历史 篇六

一、约80%的财富被约为20%的富人所掌握。

二、贫穷的百姓由于贫穷而没有改变贫穷现状的机会。此时，面对贫富极度不均的社会现实，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个研究生，研究出了这样一 种从事商品营销的职业：

一、能够让穷人改变命运。

二、让富人消费商品。

三、让从业者的财富成倍数增长。这种渗透着解决社会贫富问题的理想的职业营销模式，这就是直销模式。这种销售模式被推向社会后，很快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市场效应：

一、使许多企业滞销的产品找到了销路。

二、使萧条的美国市场渐渐焕发了勃勃生机。

三、同时，使许多失业者找到了职业。

四、使许多穷人因从事直销而跨入了富人行列。于是，这种新的营销方式很快流传并盛行起来。很快，就成了风靡美国市场的一大新 鲜的具有活力的营销模式。历史上的直销就是传销 1945年纽崔莱纽公司的创始人李.麦亭杰和威廉.卡森伯瑞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 直销销售计划，就是当今传销制度的基本模式。它的操作方式是：

一、直销员向他们两位进货可以得到35%的折扣。

二、如果直销员能够吸收25人加盟，而且，加盟者每个人都能购买一个月的供应量，那么直销员就可以成为保荐人。此时，他自己的客户和他手下的经销商都可以直接向他订 货。直销员可以从卖给客户的销售额中提取35%的利润。

三、下线直销商的销售额最高可以抽取25%。

四、当上线和他的下线经销商累积150个顾客时，他就变成了“金字塔”顶端的“代 理商”。

五、如果下线的经销商也变成了代理商的话，此时，上线就可以由他们的销售总额抽 取20%。直销企业 安利的创始人温安格和狄维士原来是纽崔莱公司的直销员。1959年他们离开了纽崔莱 公司成立了安利公司，在纽崔莱原有的传销模式上加以改造，然后销售自制的清洁剂，并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0年，安利在第一个财政年中销售额超过50万美元。1961年,安利首次举办直销员大会，当年拥有直销员200名。1963年，安利在加拿大设立了第一家国外分公司，这是安利成为跨国企业的标志。1964年，安利设立7个主管部门。1965年，安利组建了由8架飞机组成的专业机队，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处理世界各地 商务提供方便。当年，安利召集第一次海外直销研讨会。有14位优秀的直销员参会。1969年，安利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十几年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但，6个月后，一座设备更完备，气势更宏伟的工厂又诞生在安利总部。1970年，安利公司的收入突破1亿美元。1971年，安利已经在全球设立了50多家分公司，业务范围辐射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安利非法设定价格，夸大收入，并怀疑安利公司以 金字塔方式运作，开始对安利进行全面调查。197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宣布安利从事的直销属于合法事业，安 利的运营方式成为判定合法直销与非法金字塔诈骗的界尺。1980年，安利的销售额突破10亿元大关。1981年，安利拥有525项专利，另有319项尚在申请中。1990年，安利总收入达到20亿美元。2002年，安利全球营业额达到45亿美元。安利的直销模式与利益分配制度，已经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运行了40多年。全世界发行量 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曾经四度报道、介绍安利公司及其制度。台湾省发行量最大的《财讯》杂志，曾经以《迷人的安利事业，无懈可击的安利制度 》为题报道安利在台湾的发展实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王慈官先生的《安利事业》，该书从安利的“营销理念 ”、“企业文化”、“产品特质”、“营销模式”、“工资制度”等方面介绍了安利在中 国的情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则以《直销大趋势》为题，重点介绍了安利等九大直销公司的基 本情况。《知识经济》杂志社则以《安利为什么赢》为题出版直销与创富丛书，全面介绍安利 公司的企业文化。

中国直销商的春天 直销，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曾经因良莠不齐而繁芜一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后期，由于“老鼠会”等非法金字塔式传销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干扰和破坏，引起了广大消 费者的深恶痛绝。1998年，国务院下令停止一切在中国境内的传销活动。一大批正当的跨 国传销企业如雅芳、安利、玫凯琳等也因“老鼠会”等非法传销分子的加盟和非法传销模 式的运用，而身受其害。从此，整个中国直销市场陷入危机之中。2001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合法成员，从而，大大缩短了 中国与世界各贸易成员国之间的距离。2001年12月14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法规司司长张德霖、贸易司司长黄海，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中国承诺在加入WTO的3年中，在充分考虑WTO成员意见的基础上，就直销问题 立法。并表示，国家已经授权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抓紧起草该法律。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主任张志刚也表示：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情况，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在有计划地 加紧有关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直销业务的规定》已经开始从事 立法调研。2004年2月9日上午，中国国家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在“中美经贸座谈会”上透露说，中国有望于2004年年内制定并出台直销业的相关法律。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安利全球公共事务副总裁侯力威先生，对此评价说：“自2002年中 国加入世贸以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直销立法问题公开表态，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在清 理法律法规、履行入世承诺方面的公开与透明。” 2004年9月10日在厦门召开的“直销研讨会”上，国家商务部有关领导表示，《直销法》 在2005年11月颁布，并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参加“直销研讨会”的企业有22家，其中有安利、雅芳、玫凯琳、如新、仙妮雷德等16家外资企业。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在座 谈会上谈到“内外一致，公平竞争，共同发展”12字方针，给内资企业吃了定心丸。讨论稿在“直销业的经营范围”一条中明确规定，直销产品只能是“保健品”、“化妆品 ”、和“日用生活品”三大类。目前，在中国的直销模式基本是雅芳的“店铺单层直销”和安利的“店铺+推销员的多层 直销”模式。直销法规的颁布，将使众多的从事直销业的企业有法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这标志 着中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直销业的春天到来了。今后，无论是境外的企业还是国内的近千家保健品生产厂家以及众多的化妆品和日用生活品生产厂家，都将投入全力开拓中国 的直销市场。一个千帆竞发，逐鹿中原的市场大直销的新局面必将伴随着直销法规的颁布 而迅速展开。中国直销业春天的到来，将使大批的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力获得大量的就业机会，将重新打破或者调整目前已经形成的就业格局，也将使许多有理想、有心智、有能力，但 缺乏创业资金的人有了叩开财富大门的机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直销在世界上的成功 直销，并非是一种时尚，更非是“老鼠会”的非法的“金字塔推销法”或者“连锁信 件计划”，而是一种对于任何行业，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致富机会和自我发展机遇的大生意。

据统计，现在： 美国有超过50万人的百万富翁，其中有20%的人是在过去的6年中靠直销发达致富的。据世界直销协会2002年的最新统计显示： 全美有1220万人在参与直销业； 而全球有超过4368万的人员参与直销行业。台湾直销行业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全球参与直销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亚洲，韩国有305万人从事直销行业； 在日本，参加直销业的人数是200万； 在台湾，参加直销业的人数是290万； 在泰国，是320万„„ 多层次的直销，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奠定了它在销售市场的地位。哈佛商 业学院为此设有直销专业，《史丹福研究》与《华尔街日报》两种媒体都曾分析过直销的 商业趋势。他们认为： 到20世纪90年代，50%——65%的货物与服务将会通过多层次直销网络买出。据统计，在美国过去10年中多层次直销所制造出来的百万富翁，比任何行业都多。有些人宣称，多层次直销，是普通百姓走向成功的途径——使美国人梦想成真。直销业在世界的大趋势 放眼全球市场经济的大趋势，营销机构层次的大精简，营销渠道的“扁平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在飞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着我们 的旧有的经营观念。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分销模式，正向市场经济的第二次革命“网络分销制”迈进。产品分销将从单纯的代理、零售向产品分销服务加速转化——即生产者通过自己拥有 的或者掌控的分销渠道，把所生产的产品连同服务，亲自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一切行为和 过程。它包括：代理、批发、仓储、运输、零售、直销、广告、培训以及售后服务等等各个 方面，它是一种全新的商品流通方式。因此，直销，将成为21世纪产品分销的流行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趋势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地分析：过去的市场竞争，最突出的是往往表现在资本、技术、规模、品牌、分销渠道、零售终端等等环节方面。就是说，谁占有如上一方面的优势，谁 就可以在商品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或者取得优势。谁占有的因素越多，那么他取得优 胜的权利就越大。但是，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高速发展，即将到来的社会竞争已经呈现出如下趋势，即： 市场竞争，不再是资本领先，不再是技术领先，不再是规模领先，不再是品牌领先，不再是分销渠道领先，不再是零售终端领先„„ 而领先的，应该是销售中心的问题。虽然资本、技术、规模、品牌、分销渠道、零售终端等因素的竞争仍会很激烈，但是，最根本的竞争，也就是销售中心，已经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明确地说，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谁占有更多的消费者，谁就夺取了竞争的优胜权！那么，靠什么去占有消费者呢？ 是靠技术？靠信誉？靠品牌？靠质量？靠电子商务？靠分销通道？靠零售终端？靠售 后服务吗？„„ 这些传统的市场竞争因素当然很重要，而且不能放弃。但是，这些因素必然已经成为 竞争的表象。准确地说，如上因素已经无法永久地占有消费者。唯一的办法就是： 企业把消费者仅仅是“百分之十几的利益受惠者”转变成为企业“永远的利益分配者 ”。明确地说，就是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有效地把产品消费者“转化”成产品经营者。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转化”呢？ 那就是：

1、通过直销员和消费者面对面的交流，心对心的沟通，展示商品的高科技；

2、通过亲情服务，将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人性化的销售方式，最终将利益的优惠送到消费者手中。如此以来，通过层层直销，层层传销，就能不断地扩大消费群体，不断地将消费者变 为经营者，就能形成了一种层层优惠消费，层层主动消费，层层推荐消费，层层经营产品，层层精神愉快，层层公平获利的“消费网络”和“销售网络”。直销业在中国的大趋势 20世纪的结束，宣告了世界经济已经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中国加入WTO 后，传统的营销壁垒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被逐渐打破，中国过去相对独立的营销 市场完全置于了一个国际化的大环境之中。人们进入了一个“与狼共舞”的激烈竞争时代。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什么企业，只有对产品开发、营销渠道、市场模式做深度的整合，对狭隘的传统思路做适合于对外开放的战略性的调整，才能开辟出一条更加科学有效的生 财之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产品的分销理念及其模式也在急剧的变革，销售渠道由“ 重叠化”向“扁平化”转化的趋势已经势在必行。因而，作为西方世界流行的“直销”这 种营销模式，便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独立的“国家型”市 场，将要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开放型的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市场游戏规则，必然和以西方发 达国家为主的世界性的游戏规则接轨。中国众多企业和行业，必然要受到前所未有的世界 性商业潮流的冲击。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如澎湃的大潮，汹涌地向中国市场推进，不适应世 界性市场经济贸易规则的堤坝将要被无情地冲跨，设备和技术落后的企业将要纷纷落马。产品和产业结构要大幅度的重新调整，破产和失业，将成为我国加入WTO后的一种重要的 社会现象。众多的失业人员需要重新就业，众多的积压产品需要迅速地推向市场。然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再就业首先需要的是创业资金和高科技的管理技术和技能，这对于 广大的平民失业者来说是个可望不可及的很高的门槛，他们只好“望职兴叹”！而众多的 积压产品因为销售渠道的不畅，无法迅速和需求的消费者沟通，因此，作为平民创业最佳 模式的直销业，将是绝大多数平民就业者的最佳选择。因为直销业对直销员的选择是：

一、不需要太多的资金。

二、不需要厂房、仓库、设备。

三、不需要从业者具备多高的管理技能和科学技术。

四、不受工作时间约束，可自由支配工作时间。

五、可专职，也可兼职。

六、直销者可享受完整的自我人格——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打工。

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劳多得。

八、可在直销实践中，培养自己从低到高的管理水平和领导人的聪明、才智、能力。直销业在现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进入21世纪后，传统的商店柜台式的销售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暴露出 越来越多的缺点：

一、店铺柜台守株待兔的销售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商家对销售终端有效前伸，争取利益 最大化的需要。

二、店铺开门等客的销售方式，给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消费者增加了上门购物的麻烦，因此，降低了消费产品的积极性。

三、店铺销售很难满足消费者为节约时间而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上门服务的心理需求。

四、商店商品因中间环节多而造成的成本难降、价格的居高不下，使消费者对商店的 兴趣越来越淡薄。因此，以优质的产品质量为基础，主动送货上门、服务上门的直销形式，就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另一刺激直销业兴起的三个原因是：

一、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高浓缩的工作岗位，将使农业、工业、商业、银信业等众多的传统从业人员下岗，而重新选择新的职业。

二、未来择业越来越困难——中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一个高新产业工作岗 位或者一个高级的管理岗位，需要具有最高最新科学知识、技能和管理才能的人才去服务。

三、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和高层次的科技管理才能。即使投建一个小型企业，哪怕是筹 建一个小店铺也需要不少的投资。才能和资金，这两项创业的重要条件，将成为平民百姓和下岗职工重新择业的很高的 门槛。然而，当一个直销业的推销员却不需要为自己不具备高深的科技知识、高超的管理才 能和较高数额的资金而犯愁，他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有勤奋做事的愿望，再经过学习和实 践就能从事。当然，要想做一个推销大师，那就另当别论了。

直销业将有效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据国家劳动保障部预计：“十五”期间，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 2300万人左右。年度安排就业人数约为800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是1500万人。也就是说，我国年度岗位需求与等待就业者的差额是1500万人。目前，我国农村还有富余劳力1.5亿人需要转移。同时，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已经达到1150万人。而再就业率却逐年走低。我国1998年的就业率是50%。2001年的就业率降至30%。2002年的上半年的就业率只有9.1%！世界银行2002年初在北京发表的《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声称： 据保守估计，10年内，中国需要9000——1亿个就业机会，以吸纳将要从农业转移出 来的4000万到5000万劳动力，以及来自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民生之本。” 然而，如何迅速有效地解决如此众多的就业岗位问题，任谁也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答 案。2002年8月，北京有家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看中国的直销》的文章，其中的观点 很能启迪人的思路。文章认为： 直销，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创业的机会。直销教育也是在于唤起人们的进取 心，引导人们自食其力、自立自强、自主创业。所以直销既符合中国的传统民情，又适应 现实的中国国情。只要管理完善，对于促进社会安定、促进人民安居乐业是大有裨益的。直销业切忌盲目 其实，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譬如，打渔的人要知渔情、懂潮汐，否则，走遍江河湖海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再如，打猎的人要懂兽性，知晓野生动物的习性和活动规律，还要看时令，懂地理，这样，才不至于入宝山空手而归。直销业在中国的挫折 直销，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中国，曾经是一个敏感的概念。因为直销曾经被臭名昭著的“老鼠会”(国外“金字塔销售计划”的俗称)非法的“金 字塔多层传销”的销售模式所株连。改革开放后，由于境外的“老鼠会”和境内的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 规范的缺点，运用法西斯“集中营”式的管理手段，采用坑蒙诱骗的方式逼迫加盟者交纳 高额“权利金”并认购相当数量的货品而且不准退货和逃税漏税的手段和行径，使合理合 法的直销模式蜕变为金字塔式的“经济邪教式”的层层传销活动，从而，极大地干扰了我 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秩序，败坏了直销的社会声誉。为了整顿市场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998年，国务院下达了10号文件— —《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将非法传销打入“冷宫”。身受非法传销之 害的中国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是，矫枉过正。由于“老鼠会”在中国的恶劣影响，加之非法传销人员加盟雅芳、安利等大型跨国直销企业后继续以非法传销的手段坑害消费者，从而使许多拥有合法的优 秀的传销模式的企业受到株连。雅芳、安利等企业只好迅速改变自己多少年来在世界上形 成的销售模式，并严厉整顿直销员队伍，来适应中国的国情。2004年12月，我国在历经了多少年的市场经济试验后，终于兑现了入关时的承诺，颁 布有关直销法规，使保健品、化妆品和日用生活品三大类产品，取得了法律允许的直销通 行证。直销业在中国的魅力 直销业所以在中国魅力四射，是由于它具有如下优势：

1、直销业的从业人员不受年龄限制，无论青年、壮年或者老年，退休、离休人员都 可以从事。

2、直销业不受性别限制。许多行业的用工条件往往有性别的限制，但是，作为直销 业的直销员绝对不受性别限制。

3、直销业是无店铺销售业务，不需要自己筹措钱财准备店铺。

4、直销业不受资金制约。一般从事一种企业，都要首先具备一定的资金进行运作，哪怕开一间小卖部，也需要相当可观的资金，可是，直销员不用。

5、直销业不受学历与技术、才干限制。今后的职业岗位，大部分需要高学历，需要 具有高新技术或者管理才能的人来从事。因此，广大的下岗工人和农村富余劳力将被关在 就业的大门之外。如果从事直销业，则不会受这种学历、技术和管理才能的高门槛的限制。

6、从事直销，可以不受时间的约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景，制定工作时间。

7、可以专业从事，也可以兼职工作。

8、直销业是一种真正的工资与业绩直接挂钩的职业，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劳多 得，按劳分配。

9、从事规范的直销业，可以避免遭受黑心老板拖欠和克扣工资的侵害。

10、直销业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事业。丈夫或者妻子从事直销，其配偶和子女完 全可以帮助推销。

11、直销业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一个人的潜能，培养一个人积极进取的心态。

12、直销业可以最大限度地锻炼一个人的才能。

做一个直销员可以锻炼成四个“家”： 一是演说家。因为直销员所从事的面对面地沟通，心对心的交流的事业，是推销商品、演示使用方法与功效、提供服务的职业，需要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所以，演讲才能会与日俱增，最终达到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演 讲自如的境界。二是心理学家。直销员整天面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素质、不同价值取向的人，要想把自己的商品推销给这些不同的人，就需要在不同中寻 求相同点，这就需要分析每个人的特殊心理，判断他是否有购买欲望，自己需要怎样调动 他的购买欲望。时间长了，直销员就成了心理学家。三是企业家。从事直销，实际上就是从事网络营销。随着手下直销人员的增加，直销员就必须学会培养、训练、管理、激励自己的销售队 伍。要想赚取更大的效益，就必须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想管好自己的队伍，自己就必须当个合格的管理者； 要想做个合格的管理者，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才能。所以，形势逼人，水涨船高，时间一长，直销员就必然是个企业家了。四是社会活动家。直销工作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工作，哪里有人，就可以把直销工作开 展到哪里。如果自己的直销业绩范围扩大到五洲四海，业务牵涉到各民族各阶层，那么，你的社交和管理工作就要开展到五洲四海，你的交往就要达到那些民族和阶层。这就要求 你不断地提高分析能力，观察能力和社交能力。久而久之，你就是当之无愧的社会活动家。直销员未来的社会地位近年来，全球参加直销的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呈年轻化、高知化趋势，也就是说有越 来越多的高学历的年轻人和妇女加盟直销业，并成为了直销队伍中的主力军。据有关资料披露： 全世界至少有1亿多人在从事直销业。大约每50人中就有1人参加直销。如果抛去未成年人，那么全世界大约每30个人中就会有1人从事直销。据世界社会经济学家分析：直销员在今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社会 地位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用满分10分来进行综合衡量的话，那么，他的综合指数如下： 地位：7.5分。收入：8.5分。发展系数：8分。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直销员今后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将会非常受人尊重，经济收入更 是比较可观，并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Dell直销模式 戴尔公司直销模式的精华在于“按需定制”，在明确客户需求后迅速做出回应，并向客户 直接发货。由于消除中间商环节，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时间，使得戴尔公司能够腾出更多 的精力来理解客户需要。戴尔公司的直销模式能以富有竞争力的价位，为每一位消费者定 制并提供具有丰富配置的强大系统。通过平均四天一次的库存更新，戴尔公司及时把最新 相关技术带给消费者，并通过网络的快速传播性和电子商务的便利，为用户搭起沟通桥梁。在国内，直销方式也越来越受欢迎，戴尔公司为用户提供电话定购一对一咨询服务，帮助 用户明确用途，选者最适合机型，并为用户设立详细档案，价格完全公开化，用户购买可 通过网站或免费电话下单，产品直接出厂，质量能够得到完全保证。戴尔公司的“客户中 心”拥有精通多种语言的技术支持工程师，通过电话解决客户技术问题成功率达75％以上，为直销的快捷与便利提供了有力保障。戴尔一向以直接面对客户为经营模式。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企业客户需要系统集成商提供 某些增值服务或应用软件，我们将就这些特定项目与集成商就进行合作，从而确保客户的 需求得到最有效的满足。同时，戴尔长期保持与客户的直接联系，包括直接为他们提供服 务。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些创新的商业模式(如直接经营模式)需要一定时间的市场 培育和认知。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直接向戴尔定购产品，这表明客户正在体会到直接 经营的价值并接受这一模式。戴尔向来鼓励所有客户直接向我们购买产品，确保得到最大 的价值，可靠的零部件以及最佳的体验。

直销模式的双赢格局的形成根本在于：

（一）收益的两重性。不论哪一类成员都可以从直销模式中获益，作为顾客获得产品的使 用价值，作为经销商获得经营上的好处。产品的使用价值是第一位的，经销商的利益依托 于产品使用价值带来的利益，没有消费者的满足就没有商家的发展。如果颠倒过来，片面 追求经销获利，忽略消费者获益，必然会走向传销的陷阱。

（二）直销是一种渠道创新。直销渠道模式把直销企业与其他渠道成员，包括经销商兼顾 客、顾客有效的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荣辱与共，实现了利益的分享。这是直销渠道为其他渠道模式所无法比拟的，即它在销售特定产品方面具有较为明显地 优势。传销活动显然不具备上述直销模式的两个关键要素，即一不具备双重利益，二不是流通渠 道，所以无法实现与网络成员的双赢。传销活动中产品消费利益的缺失，使处于网络终端 的成员走进死胡同，即无法专家高额成本，也无法获取高额回报；滞留在手中的产品要么 对自己没有实际的消费价值，要么无法转售他人，更不可能由上线收回。产品消费利益的 缺失，同时使传销在本质上不可能作为一种渠道模式，上下线之间的利益根本无法协调，导致下线永远处于单边的不利地位，而解决这种不利地位的唯一出路是不断地创造下线，转嫁巨额成本，危害他人。传销不可能建立直销企业与网络成员、网络成员之间的利益共 同体，更谈不上实现买卖之间的双赢。

三、直销认知的回归 《直销管理条例》的出台，为我们判断直销模式的本质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同时也为直销 模式的潜在参与者提供了认识直销、辨别传销提供了基础。使人们长期以来对直销模式的 误解得以澄清，片面地看法得到回归：直销就是直销，传销就是传销，直销不同于传销； 二者不仅在法律上有明确的界定，更有着理论与机会意义上的不同。从商业模型的本质特 征来看，判断直销与传销的关键在于：一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产品在流通，这种产品对消费 者必须具有确切的消费意义；二是要看一看是否具备渠道的基本功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 中必须服务于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移；三是要看一看产品价格的合理性，它应该恰 当的反映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流通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水平。《直销管理条例》的出台，为我国直销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使直销模式步入 了规范的行业环境。作为直销业主体的直销企业应该自觉遵守《直销管理条例》的各项规 则，切实木里维护《直销管理条例》为直销业创造的这一得来不易的经营环境。只有直销 企业整体的自觉自律行为，才是我国直销业和每一个直销企业都能够健康发展的内在保障。在对直销模式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即似乎只要加入直销就可以在转瞬间轻而易举 地获得高额的收益。其实，不论哪一种商业模式都需要参与者付出艰辛的劳动，获得相应 的报酬。直销业的潜在经销商群体应该认识到，通过自己的劳动以及相关要素的投入获得 相应的报酬时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根本体现，切忌一夜暴富的幻想和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

7.武侠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存在 篇七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里,从来不乏侠的身影和足迹。侠,既是一个群体,又是一个个人;既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文化。或许,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对侠的称呼和认同程度不同,但是,侠这样一个群体在我们中国历史里有着自己的位置和分量。侠者,必以武相伴。武侠,没有武,就没有侠。侠客行侠仗义所凭借的工具就是武术,就是功夫,没有了这些,侠身上所具有的光环便会消失殆尽。侠是游离于中国正统历史之外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们不仅可以凭借历史史料来了解和研究侠的内涵,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娱乐方式来再现侠的风采和历史。武侠与电影的结合是中国电影人对武侠精神诠释的一种方式,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解读。

2 武侠释义

武侠既是历史存在,又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界定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因为两者都存在。武侠文化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骑士文化,又不是日本的武士文化;它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系统,但却以自己独特的支流文化形态而存在,并影响着中国显性的主流文化系统。[1]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和阶层所看到的只是漫漫黑夜,没有尽头;他们向往光明的生活,于是陶渊明的桃花源给了他们精神寄托的理想空间,于是能够在苦难之中施之以援手的“侠”便成了他们心目中企盼已久的英雄。这是中国武侠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历史依据和社会根源。

3 武侠的文化渊源

中国武侠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学界应当没有异议。只是,对于武侠的文化源流是归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儒家、墨家还是道家,亦或是与这些传统文化都有关系,学界长期以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者对武侠的归属做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但是观点各异,有的主张侠出于儒,有的认为侠出于墨,也有的以为是出于儒墨两家的,各执其辞,莫衷一是。主张侠出于墨者以冯友兰为代表,主张侠出于儒者以章太炎为代表,钱穆则主张侠与儒墨皆有联系。[2]我们认为,不管武侠是否应当归属于这些文化系统,但武侠文化当中直接或者间接的存在着他们的文化基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其实,在讨论侠与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没有必要把侠限定在某一个学派或者职业。对于侠来讲,他们是奉行侠义原则、实施侠义行为的一群人,通过他们的原则和行为,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的学派、地域和职业人群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侠与中国的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结合的产物,并不单独属于哪一家哪一派。我们对于侠的认识也必须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综合地进行考察和分析。[3]

3.1儒家与中国武侠文化

儒家对中国侠文化的观念体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4]儒家是一种倡导积极入世的文化,为了济世救民,不计成败得失,不问荣辱安危,坚毅果断,不折不挠。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5]“知其不可为而为之”,[6]以至“杀身以成任”[7]表现的正是入世为民的执着和决心。儒家把“道”置于政治权威“势”之上,不愿“枉道以从势”。[8]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9]儒家的这种人格感召力量正是中国古代侠者风气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论述勇气的话,与侠的气质很是相似:“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此段文字里面的北宫黝的勇气,一是不怕痛,不怕死。肌肤被刺而毫不为之所动,双目被刺而目不转睛。第二则是有强烈的自尊,哪怕只是一件小事,他也认为是奇耻大辱。第三是独立性,小民匹夫和万乘之君都同样不能拉拢收买他。其四则是大无畏的精神,刺杀国君就如同杀死一个普通人一样。第五是强烈的报复心,无论对方是贵是贱,是尊是卑,只要有仇,睚眦必报。这种人格特性,在后世都几乎是侠的必备品质。[10]

儒家对侠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古代武侠赤胆忠心、尊师敬长、光明正大、仁义并举、入世为民等伦理道德。

3.2 墨家与中国武侠文化

墨家对侠的人格理想和行为方式也有巨大的影响。韩非子多次将孔、墨与儒、侠并称,这说明在当时的人眼里,墨、侠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至于常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两者是不相同的:墨家是一种学派,侠则是一种行为;墨家经常是团体行为,而侠则是单枪匹马;墨家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要求,侠则松散放达。不过,墨家有许多地方和侠是相似的,这表现在他们的文化形式和行为方式上。

墨家与侠存在着行为方式上的联系:都是以武立世。[11]墨家之所以能够为义“赴火蹈刃,死不旋踵”,[12]并能够拯救弱国与危难之中,他们所凭借的正是本身高超的武艺和防御策略。侠能够济危扶困、行侠仗义所凭借的也正是自身出色的本领。墨家以武士团体为基本的组成成员;侠士当中,有朱家那样的独立之侠,有郭解那样的豪强之侠,有水浒梁山那样的团体之侠;侠的形式中这些山寨、帮派等团体之侠与墨家的团体组织非常相似。

墨与侠在思想上的联系同样也十分紧密。首先,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墨子特别尚“力”尚“强”,他的思想里包含着以自身力量去改造社会的内容,而这正是侠以武士面目立身社会的基本立场。其次,墨家“兼爱”思想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成分。墨子所崇尚的是无差等之爱,推崇“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13]因而当身处乱世时,墨家弟子能够为实现无差等的大同社会理想前赴后继。对照侠的匡扶正义、力求公正、同情弱小、渴望平等的道义理想,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内在的联系。[14]

3.3 道家与中国武侠文化

在先秦道家典籍当中,只有《庄子·说剑》等有关于剑士的记载,但没有明确叙述道家与侠士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先秦时期的侠与道家并没有多大的联系。只是到了西汉时期有了许多黄老之学与任侠之风结合的记载。在《史记》中,《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居下邳,为任侠”,从韩国被秦所灭到西汉初年,他至少有20年的任侠经历;但是他得到黄石公的指教,黄石公又是道教中著名的神仙。这是当时道家之侠的例子。[15]

到了魏晋时期,在墨学衰微之后,出现了墨侠与道教方士合流形成的墨侠道三位一体的现象。在道教中关于墨子的神仙化以及墨子具有神通广大的道术的传说也有很多,葛洪《神仙传》谓:“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神仙传》中说:墨子八十二岁时入周狱山精思道法,遇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墨子被神化成了道教的神仙,这是魏晋时期把墨子列入神仙的最早记载,而且说墨子的道术来自神仙。[16]

道家与侠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一是道家思想与游侠原则的某些暗合。[17]道家追求个性和顺其自然的原则与游侠蔑视礼法、任性而为的性情相通;道家非体制、非法律的观念,与游侠对朝廷权威的挑战以及自由潇洒浪迹江湖的行为相合。

二是道家武功与侠文化中“武”的构成有密切关系。[18]在传统武术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少林为外家正宗,武当为内家正宗,峨眉为女家正宗。三派之中,武当是纯粹的道家,而峨眉的祖师先入道家,后入佛门,算是半个道家。在中国普遍流行的武侠小说当中,以武当派为代表的道家武功,已经成为整个武林江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道家的哲学思想有很多深层次地融进了武侠的“武学”之中。

三是道家高度幻想和远离现实的间离特征,以相对抽象的宗教形态,为侠文化的文艺形态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19]著名的唐代传奇《聂隐娘》被称为中国第一篇真正的武侠小说,这篇小说就塑造了基于宗教幻想的剑侠形象。唐代贞元年间,神尼看中了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聂隐娘,带她到深山石穴中练武。四年后,聂隐娘学成归来。元和年间,她受魏帅之请前往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而刘则有知人之明,聂隐娘为其所感而投其麾下,先后挫败了前来刺杀刘的两批魏博刺客。刘入京,聂不愿跟随,“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不知所踪。在这部传奇里,聂隐娘之师,虽然号称“神尼”,却隐迹山林,教人武功,训练杀手,早已经不是“我佛慈悲”,更多的表现出“侠道”之“刺客死士”的作派。另外,聂隐娘的功夫出神入化,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神仙幻术的想象想呼应。此外,聂隐娘的最后归隐山林的结局与道家的侠隐结局如出一辙。从这里可以看到道家对侠的影响。

4 武侠的历史存在

明白了侠的文化来源,我们现在来追溯侠的历史源头。

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没有异议的。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纷争不断,这正是出现侠这一历史现象的历史依据。游侠至少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但由于“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闾巷布衣之侠,虽修行砥名,结果仍是湮没无闻,不被世人所知。也有可能儒墨两家另有文献记载游侠事迹,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在汉初已经亡佚了。不过,正史没有记载并不等于历史上的不存在,在其他很多先秦典籍和历朝野史当中就有不少记载侠的活动的内容,得以让后人了解先辈特立独行的人格和超凡的作为。

《左传》中有很多关于游侠的记载。比如《左传·庄公十九年》所载的鬻拳就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侠义之士。当时巴人兴兵伐楚,楚文王领兵抵抗失败。当文王率残兵回城时,为楚鬻拳所拒,文王没有办法只得率军转伐黄,败其师。回军途中,染疾而死。文王不幸身死,使鬻拳感到自己“惧君以兵,罪莫大焉”,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所以一旦料理完文王的丧事,即自杀以谢罪。鬻拳拒不纳文王,是因为其怯敌辱国,而当君死,便毫不犹豫地以死相报,可谓侠节凛然。[20]

像鬻拳这样的人,在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趁乱世的风云际会,活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这些人虽然没有侠之名,但他们慷慨幕义之举,舍生忘死之志,其言必信行必果,受恩必定图报的作派,与后世所谓游侠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可以称之为侠的前身。

汉初,强秦灭亡,社会变动剧烈,这种状况导致游侠纷起。刘邦在位时的齐贵族田横的门客五百人闻听主人在赴京途中自杀身亡,遂集体自杀,此种行为可真算是侠义一族了。西汉的游侠身份复杂,有灌夫、宁成这样的豪强之侠,也有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闾巷布衣之侠,更有如栾布、袁盎这样亦官亦侠的卿相之侠。至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偃武修文崇尚儒学的政策,加上国家对游侠活动的打击,此时的游侠活跃程度远不及汉初。

东汉末期,政权腐败,社会动荡,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和豪强地主逐渐羽翼丰满,他们以所拥有的地盘和武装为资本,开始不受中央政府的约束。[21]如袁术就曾对袁绍说:“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惟强者兼之耳。”[22]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游侠的影子,他们是所谓公族豪侠的来源。

两晋时期社会矛盾突出,流民问题十分严重。在饥寒交迫无助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起来,酿成轰轰烈烈的流民暴动高潮。在暴动的流民中,我们可以看到游侠活动的踪迹。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二月,东莱人王弥率流民起兵造反,据史籍记载,王弥本人就是游侠,为人有才干,博涉群书,经常在京师一带行侠。

以后历朝历代,从史料上的记载来看,从来不乏侠的身影。他们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信念和行动方式,如:助人为乐、忠于知己、诚实守信、言出必行、允诺必践、爱惜名誉、慷慨轻财、伸张正义等等。

希望中国的侠文化能够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里果敢前行,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增添光彩和力量!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方法,在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武侠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侠这一群体的历史存在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文章指出,中国武侠文化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之中;中国侠群体的存在是武侠文化的外在历史表现,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8.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篇八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1835—1901）倡导穷兵黩武。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