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研究

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研究（共8篇）

1.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研究 篇一

读后感

大学生，天之骄子，人人称赞，而农民工，社会最底层，人人都不愿意当，反差如此强烈的两种社会地位，如今却被同一个人背负，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已经自然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大学生农民工”。看到这个名字，我先是好奇，变为惊讶，最后只剩为他们

惋惜和担忧。

大学生农民工，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拥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有的有英语六级证书，有的可以用日语读写、对话，有的擅长计算机或网络应用，然而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想一展宏图时，迎接他们的却是残酷的社会，他们找不到对口合适的岗位，最终为了生存他们大多沦落为保安员、保洁工、快递员、卖串串香的小贩、建筑工地绿化员、街头兜售手机的游商、做凉皮和刨冰的店员、汽车贴膜小工、洗车工、胡辣汤小摊摊主......曾经的他们是全家人的希望，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看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激动、喜悦的心情，他们带着厚实的梦想离开农村进入大学，毕业后，他们怀着一腔热忱走出了校门却被挡在了城市的大门之外，多么让人寒心和无奈。

这些有着大学文凭的年轻人奔波城乡之间，大多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水平目前平均只有一千多元，甚至不如有一点技能的农民工，他们做着最低级的工作，领着最微薄的薪水，房租、饮食支出占个人支出比重很大，城市住房远无着落，饮食水平一般，类似于农民工的“漂移”生存状态，生活非常困难，举步维艰。他们由于出生在八十年代后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并且在城市中上了几年大学，所以决定了他们和父辈的明显不同。他们虽然收入不高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是他们的个人消费支出却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据广东省统计局某次抽样调查显示，大学生民工平均每月挣钱1000元左右，大概存钱200元———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因为生活花掉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交房租和文化娱乐上。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这正是新生代大学生农民工的显著特点。

相比于生活上的压力，我觉得巨大的心理落差才是大学生农民工最难解决的问题。走出校园后，从“天之骄子”和社会精英一下子就变为了普通劳动者，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调整。他们倾向于能展示知识价值的，或体力劳动量小的行业，但是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有限，提供给适合他们工作的岗位偏少，难以满足庞大的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工人受到欢迎，为了缓解招工难，各个企业纷纷提高工人工资及福利待遇，农民工的工资达到甚至超过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这与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学生觉得自己知识明显高于农民工，不想做普通工人，而是想把知识运用到高科技的工作中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普通岗位要求非常大的劳动量和较长的工作时间，一般的大学生身体根本吃不消，所以对其望而却步。但是经过一次次的失败，为了生存，大学生们只能选择了他们曾经根本不会考虑的普通工作，这是何等的无奈。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国家、社会、企事业单位都应该采取一系列的解决措施来帮助大学生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新生代农民工渐变新生代市民，用制度建设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进城。

具体来说，这些措施可以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首先要解决他们对教育培训的需求。

第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需要区域联动、部门协作，解决好他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

第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可尝试为这一群体“量身打造”住房政策，缓解安居难

题。

总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农民工也可以成为城市的主人，真正享受当代大学毕业生的权利，为城市的建设和国家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的毕业取向：在大学刚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想要考研，现在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考研的方向是英语翻译，学校打算考华东师范大学。我知道在考验的路上还有很艰难的事情考验我，但我并不害怕，既然决心去做，就要把它做好！

2.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研究 篇二

以下从几个方面来梳理当前学术界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情况。

1 返乡农民工的结构分析

1.1 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张斐利用2009年对十个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 (包括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 问卷调查结果得出, 返乡农民工中以男性居多, 绝大多数年龄组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互协调, 差别不大。具体如下:除20岁以下年龄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之外, 其余年龄组的男性数量均多于女性, 尤其是在20-24岁、25-29岁以及35-39岁这三个年龄组, 返乡农民工中的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 这表明男性农民工成为了返乡的主体。白南生、宋洪远通过调研发现, 目前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7岁, 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6岁, 比从未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年轻11.2岁。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7.5岁, 比仍在外出农民工高出近10岁, 与从未外出农民工相差不大。可见, 年龄也是制约农民工决定是否返乡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外出的农民工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

白南生、宋洪远通过调研得出, 目前我国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4年, 仍在外出的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9年, 已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9年。可以看出, 返乡的农民工比仍在外就业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1.15年, 但仍比全部农村受教育年限高了0.15年。

1.2 农民工返乡后的从业特征

白南生、何宇鹏根据农业部对安徽、四川两省的调查访谈资料的统计, 这两省的返乡农民工在回流地所从事的职业中, 在本地务工的为11.2%, 规模化养殖和水产养殖1.6%, 从事非农业经营性职业的有2.7%, 其中包括:经营开店的1.4%, 经营饭馆、舞厅、歌厅等服务业的0.6%, 办企业、开公司的0.3%, 运输0.3%。黄振华基于全国六省十村的实证研究, 从2009年2月底调查的留乡人员实际就业情况看, 在181名留乡人员中, 正在务农的合计23人, 占留乡人员总数的12.7%, 顺利实现本地非农就业的有36人, 占到总数的19.9%。陈浩、刘锡安等基于湖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现状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留乡民工就业选择出现明显分化。大部分在本地从事农业, 但有相当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家务农的意愿明显不足, 且有部分民工在家待业。这部分民工的主要就业流向可能有三个, 即:在家乡寻求非农工作, 如有可能, 考虑创业或待形势完全好转仍到外地务工。

2 农民工返乡的原因研究

2.1 国外相关研究

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和康纳德等人的“推—拉”理论模型等主要用于解释劳动力外流现象的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这是因为对于回流者来说, 他们同样必须考虑流动的成本和收益, 只有当他们认为回到农村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现在在城市所获得的收益时, 他们才会做出回流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后, 国外关于农民工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分析, 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农民工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 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 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和美国移民之间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 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高。

2.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白南生、何宇鹏 (2002) 的研究表明, 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回流时的考虑往往不是单因素的, 而是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因此, 张斐 (2011) 认为, 农民工外出流动或返回家乡都是农村推力和拉力、城市推力和拉力这四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 (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 >0, 农村人口就会从农村流向城市;反过来, 如果 (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 <0, 与外出相反的返乡回流现象就会发生。高强, 贾海明指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回流正是对“推—拉”理论一个很好的例证。

归纳起来,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 因失业而返乡, 这一原因占第一位 (陈锡文, 2009;马建堂, 2009) ;第二, 因家庭和个人原因而返乡, 包括照顾老人、婚育、生育、健康状况、年龄等 (白南生等, 2002;张术环, 张文萃, 2009) ;第三, “推拉”效应、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歧视制度、国家实施惠农政策原因 (张朝华, 2009;贺永泽, 黄晶, 2010) ;第四, 因创业而返乡 (杨云善, 黄琨, 2006;黄慧, 2007) 。

3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

3.1 国外相关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群体, 国外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政策的专门研究很少, 主要是在研究农民创业时有所涉猎。例如Lundstrorm and Stevenson 提出了创业政策的内涵, 认为创业政策应该包含四个方面:①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目的是刺激创业;②它的目标应该着眼于创业前开始、创业启动和创业后开办等创业全过程;③围绕创业动机、技能和机会三个要素来设计和提供相关政策;④首要目的是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去创业。Degadt认为, 支持创业就是意味着挑战传统, 就是要促进创造和创新;创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和扩大就业,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3.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在国内, 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颇多。但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问题, 只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研究的理论则为数不多。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理论的研究。

李晓亮等 (2005)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本包括金融和人力两种资本, 在人力资源方面呈现出优势。黄建新 (2008) 用结构化理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 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进行了解释, 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李含琳 (2008) 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确立返乡经济战略的新建议。李文辉、徐邓耀 (2009) 从统计学的角度和数学模型对四川南充市打工者返乡创业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 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多方面提供扶持。陈波 (2009) 建立了一个针对我国外出农民工的理论分析模型, 来解释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约束因素和比例关系。

(2)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义的研究。

朱耀 (2003) 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观点。凌斌等 (2006) 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王天权 (2006) 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的观点。万宝瑞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要重视这支生力军的作用, 并给予引导。王秀忠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实现了创业者自主就业, 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富裕劳动力就业。曹明贵 (2008) 认为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 也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过渡性群体, 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辟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途径。

(3)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周建春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一种新的贷款难问题日渐出现。这就要改善地方金融服务, 支持农民工创业。玉华 (2008) 认为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规模小、劳动强度不大、技术含量不高, 但普遍面临融资难、人才缺、土地紧张等问题, 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给予扶持。张纹 (2008)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阳立高、廖进中等 (2008) 认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优势不明显, 取得了一定成绩, 也面临着一定困难。陈文华、刘毅 (2008) 认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缺乏鼓励政策等问题;同时提出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杨波、张卫国 (2008年) 利用swoT分析模型,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做了分析, 找出了农民工创业存在的困境, 并从政府和农民工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费杰 (2008) 从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指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障碍因素, 并提出了促进创业的对策与建议。

4 农民工返乡的未来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的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其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加强, 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今后应加强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1) 农民工返乡后的权利保障问题。返乡农民工与农民工返乡将长期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现象, 关注返乡农民工的权利保障问题也就成为必然。 (2) 农民工返乡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关系的研究。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相随的一场社会变迁活动,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如果长期存在农民工返乡的环境和机制, 就会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自然谈不上城市化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目前学术界在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二者的关系, 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求得社会和谐这一研究上关注并不多, 有待学者们得进一步探讨。 (3) 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农民工回乡创业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和具体。如, 发展城乡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与银行的金融支持及促进土地顺利流转政策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学术界给予关注。

摘要：2008年末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这将掩盖在中国经济建设下部分“农民工返乡”现象凸显出来, 主要表现在农民工不断向大城市涌入的同时又有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 其流向呈现一个倒“V”字形。主要从农民工返乡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多个方面来探讨农民工返乡现象, 并指出农民工返乡具有长期性及阶段性特征, 学界应长期、客观公正地看待我国的农民工返乡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1]白南生, 宋洪远.回乡, 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9) .

[2]蔡昉, 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 .

3.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综述 篇三

【关键词】农民工 问题 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科学需要积累，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前人的劳动基础上进行。笔者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行一次文献梳理，力求从中吸取营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现象的出现。现将近年来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样，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迁，一共可以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之初到1988年。这10年间，农民工流动经历了从发轫到广泛发生的变化，尤其是1984年后发展较快，但学者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上，而对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研究很少顾及，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几个较年轻的研究者率先对10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进行了调查，写出《资源、包袱、财富》的研究报告。第二阶段，1988-1992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总体上说，这一段多为应急的、对农民该不该流动的评价式的研究，缺乏规范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滞后于实践。第三阶段，1993-200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由三个大调查开始，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农业银行调查系统对26省1.4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所做的10省75村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在15省28县、28镇、28村所做的调查研究。随后，较为突出的是，原劳动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和大学、民间调查机构，组织8个课题组，汇集多学科力量，从多角度研究，相互交流，还有国际上的交流以及大量其他部门和地方的调查研究。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举改观，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点是研究与政府决策、制度创新更紧密地结合。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向，及城乡统筹、公平对待的原则，调整有关农民流动的政策，对研究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研究工作放在城乡统筹、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大背景下展开。这一阶段最具历史意义的是：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以及2006年3月31日国务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和学术界一样，社会其他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上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很多人把农民工视为“盲流”，不许进城，到处驱赶、阻截、强制遣返，同时对外出就业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广泛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事实的有力说服，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思想才逐渐趋向统一，人们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冷静客观地看待此现象并开展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什么“盲流”，是一种客观必然现象。2003年“非典”暴露了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管理问题尤为突出。在“非典”的发展扩散过程中，大批农民工在“非典”高发期从高发区不顾风险地回流是“非典”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直接原因，而农民工的大批回流，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直接相关。“非典”之后，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较为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开始注重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

2、一些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从各学科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些论著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和一些具体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马侠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1989）和李梦白等人所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1991），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研究农民工的专著，但这两项研究都主要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其他的主要著作有：莫荣的《“民工潮”的背后：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1993）、卫兴华的《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1993）、龚益鸣的《“民工潮”的起落》（1994）、袁亚愚主编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1994）、余大兴等的《脚下的长路——中国民工现象透析》（1998）、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1998）、白南生等的《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2002）、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2003）、崔传义的《中国农民流动观察》（2004）、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2004）、刘怀廉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汉生的《“浙江村”：中国农民入城市的一种特殊方式》、田凯的《关于农民工的基本现状和城市适应性》、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孙立平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池子华的《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团中央权益部的《当前“民工潮”现象的特点和分析》、赵树凯的《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周大鸣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李强的《中国流动城市农民工问题》等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刘应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刘小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工的行为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廖龙辉的硕士论文《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的社会学分析》、吕柯的硕士论文《“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和途径》、王红艳的硕士论文《作为群体研究的农民工地位问题》等。

这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一是1994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8个单位进行农民流动的研究，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麦斯文先生（Dr.Steve McGurk）精心设计和实施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富有远见的组合式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1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等；二是1994-1995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北京零点公司、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等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三是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的调查研究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陆子修、史贤华、李玉江、程道平、唐晓腾等）对安徽、山东、湖南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工流动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外出方式、农民工特征、从事的行业与工种分布以及回流后对家乡、家庭及其个人的影响等方面作了研究；二是从流入地的角度对农民工就业方式、行业与职业、收入、工作与生活环境、权利保护、管理、社会交往对象与方式等方面作了研究；三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农民进城的意义、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总体来说不多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学者很难获得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现象，研究得较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较早对包括迁移问题在内的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较为全面介绍与研究的著作，是1992年美国殷实出版社（Plenum Press）出版的《当代中国人口》，该书由鲍斯顿（Dudley L.Poston，Jr.）和约基（David Yaukey）主编，不少作者是中国学者。不过，在该书中哥德斯太因教授（Sidney Goldstein）对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他所用的资料是1982年人口普查材料，所以，现在看来很多观点未免觉得有些肤浅甚至过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我国人口迁移现象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者越来越多。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国外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有我国学者的文章，如：1994年我国人口学者马侠与林肯（Lincoln H.Day）合编了《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M.E.harpe 出版）；在《迁移、人口结构与再分布政策》（Migration，Poulation Structrue，&Redistrbution Policies，ed.Cavin Goldscheider，Westview Press，1992）一书中，关于中国问题用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与吉平写的两篇文章（马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的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吉平：《民族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同化：中国的新疆自治区》）。

2、国外经济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研究，而且影响较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认为，刘易斯模型没有考虑到农业本身对工业的贡献，因此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M.P.Todaro）也注意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迁移带来城市就业状况恶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达罗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过程以及迁移原因，从而建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T.Schultz）则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强调的是迁移对迁移者本人的好处，特别是经济上的收益，而且舒尔茨分析的还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上几位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的着眼点仍然是城市，他们从城市就业的角度来考察分析这一现象，对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很少研究。尽管托达罗的分析也涉及到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仍是城市，而且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很少涉及迁移人口对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3、国外社会学、人口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随着发展经济学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思考，国外人口学、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问题。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国其他组织以及一些大的基金会（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人口迁移的地区分布以及迁移人口在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nts）的整合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开始对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试图寻找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建立进行恰当解释的理论模式。美国布朗大学的哥德斯太因（Sidney Goldstein）教授与哥茨柴箔（Calvin GoNscheider）教授以及英国的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教授，都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近二十年来，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以前研究中的片面性，特别是忽视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正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评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不足。

国内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之对这一问题初期的研究而言已走向深入。从成绩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研究的学科看，已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注重从各自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农民工现象，形成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解释。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政策；这些更加丰富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方法看，较为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也运用了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这样使获得的资料更加具体、丰满，有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现象。

第四，从研究的价值看，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多视角的探究以及研究内容的广泛，研究的结论，无论是描述还是解释，都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仅使农民工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开始走向操作性，具有一些参考价值；而且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学科性和科学性，充分显示社会科学在认识这一现象中的意义。

显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者的调查对象看，大都从某一城镇或地区、某几个城镇或地区选取，不注重比较调查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者调查中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缺乏可比性，其可信度、准确性便大打折扣，更难以解释对同一问题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

其次，从研究的学科看，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研究、综合研究，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免全面性不够。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果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而不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的偏执。而且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理论，但至今很少有学者把农民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和范畴。

再次，从研究的内容看，目前多数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第一，理论界、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建立对农民工统计的统一的指标和体系，所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统计不确切，必将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困难。第二，学者们更多地关心农民工外出原因的宏观分析，而对微观原因比较欠缺；更多地研究农民工给流入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而对农民工对流出地、对政治、文化、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不多；更多地注重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就业歧视、权益缺失、自身素质、子女教育等方面情况的研究，而对农民工的流动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生活、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和关注显得不足；更多地描述、解释农民工目前状况，而对其发展趋势前瞻性、规律性的研究缺乏；更多地提出抽象的对策建议，而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相对有限。

最后，从研究的方法看，一是已有的研究现象描述多，规律把握、理论剖析不足，如现有许多著作大都是农民工弱势生存发展状态的描述，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挖掘不够。二是许多研究思维方式比较僵化，“一刀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不够，如讲起城市和市民就是文明、开放、先进、富有，说到农村和农民工则是愚昧、保守、落后、贫穷，然后再以此来区分、讨论市民和农民工；论及农民工素质，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比城里人低，虽有个别学者也将农民工与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做了比较，但不很深入。三是较少系统深入地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情况，缺少研究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共性和个性。

在国外，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对制度的设计、政策趋向还是从微观上对技术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都没有涉及中国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问题缺乏解释力。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工问题的有关理论研究前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失去意义。比如，对于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西方学者更未涉及。因此，西方有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利用其有关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相应的修正，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

综上所述，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基本评价是：已经起步，正趋繁荣；但还不成熟，任重道远。而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角度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虽然会有不少困难，但在这方面进行理论探索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参考文献】

4.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篇四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上出现了农民工这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能否真正融入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很多的问题。笔者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关键词：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问题已被提上了日程，我国的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是指农民中进城务工的那部分人。“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人”，其“农民”已不表示职业，而是从政策或制度意义上代表一种身份，“工人”才是现实的职业。所以“农民工”更确切地说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1]刘向红.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4）.农民工向城市的融入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之一。“十一五”时期，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速度缓慢，成为城市“边缘人”。使农民工更好的融入现代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农民工在城市里辛勤劳动，不畏惧劳动环境的脏、乱、差，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如果能采取有力措施，将极大地激发农民工创造活力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地区的协调发展。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业产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民工融入城市将为农民的非农转移创造就业机会，能够很好的带动农村的发展，城市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地向农村扩散和渗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统筹了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关系和谐，而区域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会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能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认识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的重要性，必须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内需严重不足，国内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需带动。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导致出口下降，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因此，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供需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中高收入人群消费弹性较小，启动消费、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应是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1.耿雁冰.扩内需突破口：1.4亿农民工城市化[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7-8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促进了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共同发展，从而增加了城乡人民的收入，扩大了消费储备能量，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消费心理和行相应的会刺激城乡消费，必然拉动经济增长。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由分散的农村逐渐向城市集中，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渗透和扩散的过程。刘家强.中国人口城市化———道路、模式与战略选择

[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随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这一经济战略的实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的动力。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从现在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于荣春 孙玉国(山东德州学院经管教研室，山东德州253015)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现状看，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大批的农民走出农村，走向城市，从而形成对第三产业的规模需求，同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从另一个方面看农村人口的转移，促进城乡经济的良性发展，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最终会完成市民化，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受到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城乡关系的显著特征。户籍管理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把整个社会一分为二:农村人和城市人分别具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且不能随意转换。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40，33，156.因而城市和农村陷入了相对孤立的状态，造成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巨大差别，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农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他们仍然是农村户口，以城市户口为基础的城市劳动就业把他们排斥在外，至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就更是天方夜谭。这种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与城镇市民平等的权利，例如就业机会、居住权利，受教育权利、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的权利。笔者认为，农民工的身份不合法化，他们的权益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于荣春 孙玉国(山东德州学院经管教研室，山东德州253015)2010年第16期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遭受歧视和偏见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近30年，他们虽然为城市的发展建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但依旧改变不了他们在城里生存的卑微的身份，和受到歧视的社会现实。偏见是一种基于某种信念上的认识态度，歧视则是一种基于偏见上的外显的行为，不能说有偏见的人必定有歧视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两者相连。这种思想意识的存在，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个别农民工的不良行为，会使城里居民以偏概全，从心理上把农民工孤立起来，从而，使农民工成为整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生活状况实在是令人担忧，却又不断地受到来自城市的各种歧视。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06.虽然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他（她）是一个农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视。“我国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管志慧，彭兆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2004.2无论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城市的管理者都存在对农民工的偏见，他们认为农民工的融入，加重了交通堵塞，房屋紧缺，教育资源缺少，卫生状况每况愈下以及社会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都与农民工有关。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在心理上是农民工饱受自卑感，因而从心理上形成了无形的屏障，使农民工和城市之间形成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无法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由于农民工不能改变他们农业户口的现实，所以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同等的权益。农民工收人低下。据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大多在300~500元之间，在400元以下的占45.7%。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相比，工资待遇相差悬殊，城市工人的工资收人相当于农民工的1~3倍。马广海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田.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农民工的收入普遍较低，而且工作环境都比较恶略，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工人应得的福利待遇，甚至存在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近些年，农民工年末得不到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劳动法》规定，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很多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使用都超过规定，有些单位无限制延长工时，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多在10小时左右，有的达13—14小时，且每周工作多为6~7天。青平.农民工的苦楚川乡镇论坛，1997，(8).可见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有多长，劳动强度有多大，有几人能设身处地的为农民工兄弟想想，只见他们坚实的臂膀，却不见他们背后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责任，超人体负荷的劳动压力，是他们身心疲惫。至于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和福利待遇更是没有相应的政策加以保障。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一方面农民工的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低。曾经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人口的工资差别有60%可以用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特征来解释，其余的40%可以认为是歧视造成的，即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纪韶，《我国西部农民工流动就业现状的实证研究——对2004年12月—2005年7月我国西部地区调研数据的分析》，2006年第二届国际社会政策论坛会议论文。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物，至今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有调查显示，75%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只有10%左右。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张乐2007年5月19日。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好坏、收入的高低，都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农民工的专业技能也影响着他们的就业，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愈发的显示出适者生存的理念，所以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技能使他们很艰难的融入城市生活，同时影响着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另一方面农民工心理障碍和社会关系匮乏。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亚生态环境，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适应与认同程度，也降低了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农民这一角色在农民工的心里根深蒂固，且他们的状态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这使得他们对城市缺少安全感和认知度，他们一心想着进城务工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等挣够了钱再回到农村种地生活，他们无形中成了城市的匆匆过客。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43，411.大多数农民工都利用过社会上的亲戚朋友关系来帮助就业，由于农民工几乎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很有限，多集中于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社会资源关系质量较低、异质性较差，很难以为农民工提供较好的工作机会。

三、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基本对策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整治背景下，促进地区和谐，统筹城乡发展势必不可少的，这就要要创造适于农民工生活生存的环境，使农民工成为为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而不是破坏的力量。从而要是农民工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平稳的完成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障碍。

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扫清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制度性阻挡，彻底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身份障碍；贯彻落实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户籍制度把我国农民在城镇落户条件限制在拥有自有住房的范围内，规定农民工只有在城镇购买住房，拥有住房的产权才能在城镇落户。农民工城市化的意义和路径选择罗正月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州350108）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现在多数城市要在买房首付超过15万元的情况下，才可以办理落户，这一落户政策把大部分的农民拒之门外，可见门槛过高阻碍了他们的迁移，是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此我国是时推行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这样我国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需要我国权力部门应下大力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因附在户口上的不同的权益，从而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服务和权益，与此同时应注意制度改革的循序渐渐，防止“蜂窝效应”。所谓“蜂窝效应”，就是一旦政策缺口打开而没有限制的话，大批农民工及其子女势必蜂拥到城市中来使户口仅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以此降低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还要疏通公共信息渠道，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就业服务.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于荣春孙玉国(山东德州学院经管教研室，山东德州253015)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82-02。使农民逐步脱离户口的限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二）消除清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改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外部环境

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氛围，能够使农民工更容易接近他们所在的城市，会很容易从心理上接受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使他们有归属感，能更好地为城市工作。所以城市的管理部门应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职业工种限制，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解决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要和城市居民同等对待，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建立劳动者权利平等的就业机制。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民工可组织成立合法的农民工组织，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户政

管理部门应统筹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企业的用人自主权真正还给企业，禁止以任何形式歧视农民工。刘尔择改革我国户籍制度，实现城乡统一劳动市场［j］+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2。（2）。6城市居民要在心理上认同、接纳农民工，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包容，真正的实现城乡合家欢的局面。

（三）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I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城市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只有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工建设城市经济的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民工平稳融入城市。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1）加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宣传力度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通过各类传媒及舆论工具，开展对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尊重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和所作的贡献，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2）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法律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好武器。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法治手段必不可少，只有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相关部门应尽快修改《工会法》，允许农民工建立自治性的合法工会组织，切实保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有关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制度也应尽快的建立起来，这样农民工可以踏踏实实的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加强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使农民工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有法可依。

（3）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权益

各级政府和关部门要把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放在一定的高度上加以重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并采取具体的措施付诸行动。强化执法和司法的工作人员始终要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记在心间，严惩那些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人或企业，真正做到立法为公，执政为民。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I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使农民工平等享有参与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以此来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4）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劳动用工制度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根据不同的城市确定不同的工资最低标准，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调整的时候，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指导，是制定的制度符合实际。其次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要坚决杜绝发生，城市劳动保障部门要时时监督和检查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工资支付情况，严惩那些拖欠甚至不给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最后要为每位农民工享有完整的保险制度保护，其中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疾病医疗保险制度，孩子教育保险制度，有了这些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农民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中都可以安安心心，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增加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

（四）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以更好的融入城市

农民工大多文化程度较低，而且缺少劳动技能，这使得农民工在求职和工作的工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创新培训途径，建立农民工学校或增加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多渠道的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与此同时虑到农民有限教育支出，相关部门应重新定位，从学历教育转向培训服务，为农民工的再教育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建立终身的培训制度和特殊人才的培训制度，是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强就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向红.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4）.[2]刘家强.中国人口城市化——道路、模式与战略选择[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3]于荣春,孙玉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2).[4]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5]耿雁冰.扩内需突破口：1.4亿农民工城市化[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7).[6]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40，33，156.[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6).[8]管志慧，彭兆祺“我国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J].科技与管理, 2004,(2).[9]马广海.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田.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10]青平.农民工的苦楚川乡镇论坛，1997，(8).[11]纪韶，《我国西部农民工流动就业现状的实证研究—对2004年12月—2005年7月我国西部地区调研

数据的分析》，2006年第二届国际社会政策论坛会议论文.[12]张乐.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M]2007(5).[13]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1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43，411.[15]罗正月农民工城市化的意义和路径选择.商业时代[J].2009（6）.[17]刘尔择.改革我国户籍制度 实现城乡统一劳动市场.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J].2002.（2）

5.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篇五

2.45%。由此可见，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一、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现状分析

1、“低收入”“高学费”困扰就读

受户籍的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上学要额外支付高额的“借读费”和“赞助费”，而他们本身的经济收入并不高。所以不少家长选择退学或者上“便宜”点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2、就学过程不公平

公办学校不太愿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一视同仁”的义务教育，甚至一些素质不高的老师歧视农民工子女。由于他们没有学籍，也享受不到一些优惠政策。此外，由于他们在农村长大，与城市子女存在差别，使得他们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样存在隐患。

3、教育经费不足

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经费不足，且不少学校以盈利为目的，教学资源匮乏，比如设备短缺、师资力量匮乏、管理不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二、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1、农民工自身经济状况较差，收入较低

在我国农民工主要从事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运输业以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行业，他们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理应得到公平、公正待遇，但农民工却经常遭遇工资偏低或拖欠的不公正待遇，收入普遍微薄。而城市学校昂贵的费用和高额的赞助费和借读费，使他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农民工自身观念落后，文化素质低

虽说“望子成龙”，但相信上学没有什么用的大有人在，不少农民工觉得城里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工人纷纷下岗，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一定找到好工作，与其这样浪费钱财，还不如早点让孩子出来做买卖或打工赚钱，也就此阻碍了子女的上学路。

3、农民工子女巨大的心理压力

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农民工子女感到强烈不公平，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产生厌学、排外的不良情绪。

（二）客观原因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农民工子女就地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

2、义务教育体制的弊端

长期形成和执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致使地方政府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办学经费不落实。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在流入地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那些外来的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就更难以解决。

3、教育资源浪费严重

教育资源的地区性差异十分明显，有的城市的学校已经饱和，入学机会很小；而有的学校却因为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不多而招生不足，产生浪费现象。

三、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途径

1、改革户籍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户籍制度，逐步削弱户籍制的身份定位功能，解除教育体制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传统模式，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城乡公平。

2、义务教育制度创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应由政府财政负责，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子女，都应得到免费教育，同时取消高额的“赞助费”“借读费”。

3、加大公办学校的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招收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降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门槛；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经济发达城市增设学校，采取“公办为主、私办为辅、私校公助”的办学策略，4、政府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对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问责。

5、合理配置国有公共教育资源，完善社会捐赠机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如：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基金”“希望工程助学计划”等。

6、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

7、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公平公正的对待农民工，不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8、正确引导舆论，消除市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误解和歧视，促进农民工子女身心健康成长。

6.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篇六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 教育 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1]。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以往的农民工,具有更加明显的特点,如更加注重个人享受,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的认同,更加向往城市生活。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该群体的逐渐壮大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生活,希望能在城市里扎根落地,被城市所容纳,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首先选择在城市就业,如何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值得全社会思考。

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1.1面临社会排斥

首先,物质条件的匮乏使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居住在偏远的厂房或者廉价的出租房内,从而在住所上和当地的正式居民隔离,无法参加正式的社交活动,这种地理隔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心理和现实的双重影响,加剧了其心理上作为“外来人”的感觉,现实中则限制其获得当地知识和联系的机会,阻碍其在当地扎根并获得认同;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愿望参与当地的 政治 活动,却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往往对此持漠视态度,甚至有的政策还在加深这种差距。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平等社会待遇,虽然有些城市正在改革地方户籍制度,允许更多的农民工落户城市,但是往往落户门槛太高,一般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凭借自身力量逾越[2]。

1.2生活无保障,福利差

大部分人认为农民工对当地 经济 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却是不对称的,由于受到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当地土地股份或社会身份的农民工进入当地社会参与利益分配格局障碍重重,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不能保证。调查显示,有3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18%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出租屋里,15%居住在工作地点,10%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15%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回农家居住,只有11%居住在厨卫齐全的房屋里。在生活无保障或者福利状况较差的情况下,农民工容易积累恶性的不满,甚至通过极端的方法发泄,以致于有时会给当地带来犯罪等社会问题,从而使当地居民对其产生心理上的排斥,致使这种矛盾长期恶性循环。

1.3就业途径受局限,缺乏专业职介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途径的选择中,熟人介绍、老乡介绍、亲属介绍3种途径所占比例较高,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就业方式,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帮助的基础上,私人关系占据主流地位。学校推荐也是最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优势是就业层次相对较高,跟新生代农民工所学技能有较高的关联性。但是,目前政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专门设置的职业介绍体系相对缺乏,缺少关注与引导,信息 网络 不健全,用工信息发布不及时,缺乏调控。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公办劳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而民办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则又收费过高,信息不可靠。

1.4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安全缺失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劳动超时现象十分普遍,加班加点问题普遍存在,周末双休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也难以实现。例如,在苏州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都较长,每天工作9~10 h的占38.0%,11~12 h的占54.0%。收入低是导致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3]。调查发现,月均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占21.0%,月均收入在1 000~2 000元之间的占62.0%。其次,在当前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其劳动价值得不到公平体现,许多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从事和正式工同样的工作,付出相同的劳动量,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拖欠”问题更是没能得到根本解决。此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最基本的劳动安全保护,有些 企业 只顾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给其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也不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导致其职业发病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

1.5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就业

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城市就业,不愿意回到家乡从事耕种活动。但在一些地区当 农村 经济发展条件和水平得到改善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回到家乡,从事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以后可以获得相对较高收入的农业劳动,如反季节养殖[4],因其需要掌握一定的 科学 技术,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因此吸引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开始从事运输、餐饮等行业,进行小规模的个体户创业,或者有的利用外出期间所学习掌握的技能和经验募集资金进行创业,还有些则回到家乡的乡镇企业再就业。

2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探索

2.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制约 中国 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首要因素,因此,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必须进行户籍改革。其改革关键在于消除户口管理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地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然而,在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大量由城乡身份决定的经济租金是制度改革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 历史 问题。目前,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取消把公民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这就要求各地方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用地域代替职位作为划分居民性质的主要标准,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享受应有的权利,被城市所接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在全省推介的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不以户口为标准,从而将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口脱钩,是引导进城农民工“软着陆”的科学机制,值得各地方政府学习。

2.2有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这些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期望较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绝大多数人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5]。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是很多地方政府正在探索实施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家庭的团聚,有利于维持家庭的稳定,并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及其子女教育等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有利于其融入城市。2009年11月23日,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改〈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决定(草案)》提出,今后退回宅基地到城镇居住并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在居住地申请廉租住房或者购买经济适用房。

7.农民工投资培训决策问题研究 篇七

近年来,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均十分重视与支持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开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庞大的农民工数量决定了完全依靠政府解决其培训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调动个人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按照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个人来说,它能改变年龄-收入曲线的形状,使其变得倾斜和更凹,即通过减少投资期间的收入并增加以后的收入而获得投资收益。因此,个人具有投资培训的动力。那么,对于农民工这一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特殊社会群体来说,是否具有投资培训的动力?其如何做出培训投资决策?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将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利用实际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培训投资决策予以分析,进而得出一些有益的研究结论。

一、培训投资决策的一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要不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及投资量的多少是由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决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有多种,培训是其中之一。

一项投资活动的成本和收益会分布于一系列时期,其货币成本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支出,如学费、书费、材料费等;第二类是机会成本,它涉及较低的生产率和收入。其经济报酬表现为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如果决策者在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时间差异之后,得出收益超过成本的结论,则通常会增加培训。这种投资属于增量性质。假定非货币成本和收益是不显著的,这样个人进行投资的条件是:

式(1)中,W(0)是培训期间每个时期的工资;W(M)是没有培训的工资水平;W(T)是培训后的工资水平;K是个人承担的每个时期的直接成本;i是贴现率;t是预期出现既定成本或收益的特点时点。培训时期是τ1-τ0,发生收益的时期是τ2-τ1。不等式1所说明的情况是,为了使个人进行投资,未来收益流的贴现值(图1中得到适当贴现的gcef)必须大于成本流的类似贴现值(图1中得到适当贴现的abcd,abcd所表示的是个人放弃的收入与教育的直接支出之和)。也就是说,这种投资的净现值必须大于零。如果在贴现率为i时,该不等式变为等式,则该决策的接受者对于这种投资不感兴趣。

另一种方法是计算收益率r,它要保证:

然后将r与利率i进行比较。利率i所表示的是,如果个人将同样数量的资源投入其他可以选择的最佳用途所获得的收益率。如果r>i,则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如果r

图2可以反映出培训投资与工资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质。时期0表示强制教育的结束时间,水平线W0表示在这个时期,没有对培训的进一步投资情况下的预期收入流。在这个时点,个人可能认为abb′a′规模的投资比任何其他选择更为有利。这种投资使现实收入降低到Y0,但是从时期1开始,使未来收入提高到W1。但是,由cdd′c′表示的第二次投资使时期1的可测收入由W1降到Y1,同时又把从时期2开始的潜在收入提高到W2的水平。曲线abcd……表示的是现实收入流。

由上述说明可知,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收入流反映的是和培训投资的联合效应。在任何时点,观测到的收入水平都因过去的投资所提高,但是又为当前的投资活动规模所降低。一般说来,大多数投资活动发生在个人职业生涯的早期,并在此后的年份中获得收益[2]。

二、农民工的培训投资决策:理论模型

农民工在ξ1阶段进行技能培训,此时的技能水平为t1,工资水平为W(t1);在ξ2阶段结束培训,此时技能水平为t2,工资水平为W(t2)。k1是个人承担的直接培训成本,主要指培训费。k2是培训后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而花费的职业技能鉴定费。这里假设农民工在工作后的闲暇时间参加培训,所以可以不考虑机会成本;在ξ3阶段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样,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条件是:

式中R是培训投资的收益,C是培训投资成本。这里唯一的变量就是技能提升后的工资水平W(t2),也就是说培训投资后的收益情况取决于W(t2)。要想获得W(t2),首先必须能够获得培训机会,然后在此前提下能够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并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回报。

设A为事件“能够获得培训机会”,B为事件“参加过培训后,能够通过技能鉴定”,C为事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后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回报”。A、B、C均服从(0,1)分布,P(A)、P(B)、P(C)分别是其概率,则培训投资的期望收益为:

劳动力是否能够获得培训机会取决于是否有闲暇时间参加培训,是否可以获得培训资源,以及是否能够支付得起培训费用和技能鉴定费用。假设D为事件“有闲暇时间参加培训”,E为事件“可以获得培训资源”,F为事件“能够支付得起培训费用和技能鉴定费用”,D、E、F为相互独立事件且均服从(0,1)分布,P(D)、P(E)、P(F)分别为其概率,则:

把式(6)代入式(5),可得:

“有闲暇时间参加培训”的概率P(D)要受到其每天工作小时数T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设f1(T)一阶可导。对于个人来说,每天可支配的时间是固定的,最长为24小时。那么,劳动力的工作时间越长,则有闲暇时间参加培训的概率越小。因此,f1(T)是的减函数,即:∂f1/∂T<0。

劳动力是否可以获得培训资源的概率P(E)取决于掌握培训信息N的多少,可以表示为:

设f2(N)一阶可导。一般来说,只有掌握了相关的培训信息,才能知道到哪里参加培训,如何参加培训。因此,f2(N)是N的增函数,即∂f2/∂N>0。

当劳动力获得培训资源后,面临的首先问题为是否存在资金约束,只有能够付得起培训费和技能鉴定费,才能够真正参加培训。因此,“能够支付得起培训费用和技能鉴定费用”的概率P(F)是农村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Y的函数,表示为:

设f3(Y)一阶可导。可支配收入越多,则支付得起培训费用和技能鉴定费用的可能性越大。因此,f3(Y)是Y的增函数,即∂f3/∂Y>0。

劳动力参加培训后通过技能鉴定的可能性P(B)主要取决于培训者的文化程度及技能操作水平,这里统一用学历S来代表,表示为:

设f4(S)一阶可导。国家实施职业技能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职业知识、操作技能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职业技能鉴定分为知识要求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知识要求考试一般采用笔试,技能要求考核一般采用现场操作加工典型工件、生产作业项目、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因此,学历水平越高,通过考试的可能性越大。因此,f4(S)是S的增函数,即∂f4/∂S>0。

劳动力在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后,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回报的可能性P(C)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状况M,表示为:

设f5(M)一阶可导。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越旺,则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f5(M)是M的增函数,即∂f5/∂M>0。

把式(8)-(12)代入式(7),则:

也就是说技能培训的期望收益要受到闲暇时间、培训信息、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进一步地,分别对T、N、Y、S、M求偏导,得:

由于∂f1/∂T<0,∂f2/∂N>0,∂f3/∂Y>0,∂f4/∂S>0,∂f5/∂M>0。因此,∂ER/∂T<0,∂ER/∂N>0,∂ER/∂Y>0,∂ER/∂S>0,∂ER/∂M>0。即农村劳动力的闲暇时间越充足、掌握的培训信息资源越充分、可支配收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越旺盛时,培训投资的期望收益越高。

三、农民工的培训投资决策: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07年1-2月,笔者利用农民工春节回家之际,在家乡河南省商丘市选择了两个村子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的个人基本情况、就业情况、培训情况及今后的培训需求及其他相关信息,调查方法为访谈式问卷调查法,最后获得有效样本114个。

河南是人口第一大省,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之一。2004年,河南省有30.0%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占全国外出劳动力的13.2%,位居第一位[3]。因此,选择河南作为调查地点,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

(二)样本特征描述

1. 年龄:

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2.1岁,标准差4.918,样本分布区间为17-43岁,其中介于17-30岁之间的为93.9%。

2. 教育程度:

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标准差2.148,样本分布区间为4-14年。

3. 外出务工年数:

样本的平均外出务工年数为4.4年,标准差2.598,样本分布区间为1-10年,基本上全年都在外务工,不再从事农业劳动。

4. 就业地点及行业情况:

样本的就业地点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上海、河南等五个省市,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采掘业等六个行业,其中以制造业为最多。

5. 就业企业数及企业性质:

样本共在59家企业务工,其中12家为外资企业,47家为民营企业。

6. 培训情况:

外出务工经历已让很多农民工认识到技能的重要性,普遍反映如果掌握一技之长,不但十分容易找工作,而且工资较高。样本中有32人通过个人出资培训的方式获得目前的就业技能。

(三)实证分析

从实际调查结果来看,被访的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意愿不高,只有36.8%的被访者表示会参加,其余63.2%的被访者中,有12.3%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会参加,另50.9%的被访者持一种不确定的态度。进一步分析导致被访者参与培训意愿不高的影响因素。从闲暇时间来看,被访者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是11.05小时,其中最长者可达到13小时,超长的工作时间大大压缩了可利用的闲暇时间。因此,73.2%的被访者把没有时间去学作为制约参加技能培训的因素;从被访者掌握的培训信息资源来看,培训信息是缺乏的,38.7%的被访者不知道到哪里去学,47.4%的被访者不知道职业资格证书制度,33.3%的被访者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内容;从被访者的收入水平来看,月平均工资为1 192.8元。对于绝大多数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东部沿海城市就业的被访者来说,这一收入水平是偏低的。被访者有限的收入除了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外,还承担着家庭的各种开支,所以10.1%的被访者因受资金约束而无法参加技能培训。

农民工参加培训后能否通过职业技能鉴定主要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被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最低的教育程度仅为4年。因此,有部分被访者把学不会作为影响其技能培训需求的因素。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的需求状况决定着培训后的回报。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于技术性劳动力需求旺盛,从2009年度全国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的状况来看,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说明各技术等级均处于需求人数大于求职人数的状况。所以,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需求的状况能够保证培训后的回报能够予以实现。

四、结论性评述

1.农民工是否投资于培训取决于培训后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收益要受到闲暇时间、培训信息、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2.在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且供给短缺的背景下,农民工投资培训的动力仍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超长的工作时间、匮乏的培训信息以及偏低的收入抑制了农民工的培训投资需求。

3.由于制约农民工投资培训的因素中有诸多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介入,运用公共资源,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公共服务等举措提高农民工投资培训的能力,以实现社会公平。

摘要：利用实际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培训投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投资于培训取决于培训后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收益要受到闲暇时间、培训信息、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且供给短缺的背景下,农民工投资培训的动力仍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超长的工作时间、匮乏的培训信息以及偏低的收入抑制了农民工的培训投资需求。由于制约农民工投资培训的因素中有诸多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介入,运用公共资源,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公共服务等举措提高农民工投资培训的能力,以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农民工,培训,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2]德里克·博斯沃思,彼得·道金斯,索尔斯坦·斯特龙巴克.劳动市场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280-282.

8.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 篇八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

一、相关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有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市民是指生活在城市当中，从事非农业工作，并取得了城市户口获得市民身份和权利的群體。

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则有两层涵义:

第一，狭义的涵义是指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如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相关的市民权利。

第二，广义的还包含涉及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市民化过程，如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社会参与等相关权利。

完整的农民工市民化应是广义上的概念。

二、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一）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青壮年为主

现在的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趋向年轻化。他们向往城市，渴望融入城市生活，适应城市建设的工作类型，但是文化程度较低、技能缺乏，多数从事简单的工作环境差的体力劳动。

（二）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性外出的

目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是靠亲戚朋友介绍的渠道外出务工的。这种依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就业渠道就业成本比较低且成功率高，这与农村的传统的交往关系网有关，也与我国的职业介绍服务发展滞后有关。

（三）就业的行业比较集中，以建筑业、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

农民工从事的主要是一些脏、累、环境差、待遇低的工作。

（四）以到大中城市就业为主

东部沿海的大中城市更是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要地区。他们成为城市建设重要参与者，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活力。

（五）多数农民工奔波于城乡之间

农民工身份还是农民，只是暂时居住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业生产，很多农民工在农村还留有土地，以农业生产季节为周期，利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成为奔波于城乡之间的一个群体。

三、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放开农民流动的限制，很多农民有了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但农民工的流动区域仍受到严格限制。这一阶段称之为农民工职业市民化阶段。

第二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相关政策逐步放松，农民可以流动到城市。但是，这个时候，农民工的身份仍然是以农民。只是工作地点离开了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以户籍制度基本没有松动。这一阶段称之为农民工社区市民化阶段。

第三阶段：即21世纪初。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开始触动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各种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进行改革。这一阶段称之为农民身份市民化阶段。

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面临着重重困境，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障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具体如下：

（一）就业困境

不少城市出台了限制性政策，限制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农民工从事的多是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的工作。同时，由于受到职业歧视，农民工的就业不稳定，工作期限不长。

（二）生存困境

大多数农民工工资水平低，生活水平与质量处在城市社会的底层。

（三）维权困境

进城农民工的权益经常受到严重损害，不但工资水平低，还经常遭到拖欠工资的情况，缺乏社会保障和安全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维权成本比较高而有一部分农民工不懂法或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四）心理困境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技能素质、社会交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劣势，容易产生失落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不能被城市所容纳，因而产生不平衡感等都导致了农民工的心理困境。

（五）自身素质困境

由于农民工的素质技能的不足，从而造成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由于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大都从事累、脏、险的职业；由于不懂法，一些农民工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于文化知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异，不容易被城市真正容纳。

五、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一）统筹城乡发展,树立一种农民工应该获得市民待遇的社会共识

农民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应该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他们也是城市设施的服务对象,理应享受到市民的权利。

（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在我国户籍制度却把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严格区分开来，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而且，户籍制度却伴随着很多的附加制度，如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合理的户籍制度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人才的合理流动。

（三）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个人素质和职业能力

农民工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掌握职业技能,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政府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培训体系，做好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尽快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

（四）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为农民工进入城镇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农民工市民化的风险,尽量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王兴周,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