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

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精选10篇）

1.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 篇一

在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在大众传媒领域，受众的心理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根源所在。受众，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他们能够决定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是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可以说离开了受众，传播活动不仅会失去方向和目的，而且不能别称为传播活动。

就如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又称为“第四媒体”，它是相对传统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是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或需要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信息，成为新闻的传播者。网络媒体的出现，给受众赋予了新的内涵，更以他大容量、高速度、综合性的优势，将其触角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越来越多的实实在在的个体受众召唤到自己的麾下，并极大的改变了传统受众的索取新闻信息时的习性。而这一切也导致网络受众的心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面对海量信息的焦虑心理，平等参与的平衡心理，获取信息的随意心理。在网络信息超载的现在，既使受众亢奋、激动、产生竞争力，同时也使受众心情压抑、无所适从、困惑不安、产生焦虑心理。而同时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也使受众不可能对网上的的每一条信息都从头到尾逐字阅读，很多都是先看看新闻的标题，有兴趣了在往下看，没有兴趣就直接跳过。针对网络时代受众特殊的心理特征，网络传播者也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突出中新闻，强调新闻深度，在传播的过程中，网络新闻媒体也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加强了报道的深度和新闻背景的说明，满足受众的求知欲，扩大媒体的影响力。同时建立与受众交流的平台，实现传受两方的有效互动。强化了标题意识，增强标题的吸引力。以此来迎合网络受众的心理

电影因为其艺术与商业双重身份的本质属性，必然延伸出艺术探索和轻松娱乐两种相对典型性的受众心理特点。而大学生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青年群体，也是现代电影的最理想的新受众群，那么，中国电影对于大学生究竟有着怎样的位置？大学生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学生瞩目的国产电影集中于《没事偷着乐》等后现代主义式调侃戏谑、轻松娱乐的影片，以及艺术探索浓烈、风格独特的《霸王别姬》、《小城之春》等影片，这倒是基本上吻合了大学生青春激情、学术品味、文化意识的整体特点。而《大决战》、《开国大典》，作为国产电影的主旋律，在大学生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些主旋律电影本身恢弘气势、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健康向上的主体思想，激情洋溢的表演风格等的独有的特点有关。而因为大学生特殊的文化素养和独立的判断意识，当然他们与主旋律电影之间的关系就不会仅仅是单项的，一维的，而是全面的、辩证的、客观的。他们在真诚的关注中对主旋律电影提出很多的意见，批评态度多于肯定态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对大学生对于中国电影在国际化浪潮的推挤下如何生存的看法，挖掘大学生与中国电影之间关系的深一层空间，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命运问题。

接下来说说社交工具的发展，移动社交工具是一种附身于手机之上，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交工具，如微信陌陌、米聊，尤其是微信的出现，对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产生了巨大冲击。它构建的人际关系和沟通方式打通了传统电信和移动互联网的界线，一经推出便收到了手机用户的欢迎，尤其是青年受众。它与传统社交工具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移动性与及时性，可以随时随地即时的发送消息，避免了传统网站社交工具的弊端。二，自媒体化与整合性，个人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向他人传播信息。三，隐私化与个性化，微信在其设置上尊重了用户选择，提供专门的隐私设置，并且在朋友圈中的使用中，信息仅为朋友间开放，大大保护了隐私。四，服务性与到达率，微信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由于其有拉黑与隐私保护功能不仅避免了骚扰并且凸显了其服务性，如语音服务，邮件提醒、离线提醒等，在传播上，保证了信息传播的到达率，是一种一对一的传播。然而微信也并不是全能没有缺点的，一是比起电脑，手机没有强大的CPU，处理信息并无优势。二十微信虽能传递语音，但却无法取代电话的即时性。

青年受众是大众传媒受众群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大众传媒最为重视的受众群体之一。对于青年受众来说，大众传媒可谓是他们的“师与友”。广大青年受众将大众传媒视为获取知识的途径，青年受众对信息与知识的需求最为迫切，尤其对新科技、新理论等新知识更为敏感，求知欲望强烈。由于青年受众在消费领域往往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更由于其身心发展的特殊需求所致，青年受众对新事物的好球心强。敏感性高，对新知识的接受速度快、求知欲强，对信息选择性强，对潮流的趋同性强。对传播媒介来说，拥有青年受众的多寡就和青年受众方面均表现出高度重视的态度，并也为之付出巨大努力。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那么大众传煤怎么更好的是服务于青年受众呢？我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做些努力：一，适应青年特点，搞准媒体定位。二，提高传媒素质，满足青年需求。

三、真心传媒声誉，重塑传媒新形象。四，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网络媒体需要逐渐建立一套规则与自律机制。

总之，传媒要想迎得青年受众，一定要在了解青年受众接受传媒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调整传播方式，制作一切切合青年受众需求的，能牵动青年受众感觉的和符合青年受众直接兴趣的高品位节目，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启发他们，服务于他们，真正做到满足青年受众的娱乐与求职需求。

2.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 篇二

关键词：大众传媒,女性,构建

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 在大众传播中构建女性和谐发展的主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要克服大众传播中的不利因素, 使其更利于促进中国当代女性的发展与进步显得尤为重要。而要实现女性在大众传媒中和谐发展, 个人总结后认为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从国家层面建构先进的性别文化

先进性别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男女都一样”, 因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暗示着以男性为预设中心、女性要完全以男性价值要求自己, 强化男性价值标准会抹煞女性本身的存在价值, 其本质仍是一种变相的男权中心性别价值。先进的性别文化的核心思想应是“以人为本”, 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能够赋予包括非主流性别群体在内的每一个体以平等的发展机会、权力、责任及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 使个体能够在公平、和谐的性别环境中根据个人特点而非性别框架自由、充分地发展各自潜能, 并接受多元化的价值观念, 公正、平等地尊重、对待他人, 引导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协作、全面、健康地发展, 形成和谐、平等的性别环境。

建构先进的性别文化, 需要引导培养双性化人格 (androgyny) 。双性化人格是指个体跨越性别限制而自由地选择发展个人综合性人格特征。这是一种超越传统的以生理性征规范两性群体的集体特质的, 健康、和谐、完美的人格范型, 能够使个体冲破传统性别特质的限制, 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发展各种优秀的人格特质。双性化人格解放社会成员的性别束缚、培养个人智力、个性、特长的全面发展及保持身心健康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引导双性化人格的发展, 不仅使社会成员在保留自己特性的基础上与异性取长补短, 进而更充分、和谐地自我发展, 并可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二、从社会层面建构有利于女性发展的配套体系

“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运行的, 媒介活动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开展的。人类传播历史表明, 社会制度决定传播制度。因此, 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构成要素对媒介传播的性质、作用、功能和内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并起着制约和制衡的作用。”任何一个事件的背后, 都有引发、影响、制约它的因素, 作为传播上层意识形态的大众传播更是如此。

1、拓展女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在全世界范围内, 妇女参与政治程度不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在我国对于政治领域女性的稀缺可见一斑。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只有一个, 妇女并没有充分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政治参与是女性真正进入社会主流的具体体现和重要表现, 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增强女性的民主参政意识, 让她们认识到女性参与政治生活是社会必需的行为, 并不断培养女性的从政能力, 让她们能够真正依靠自己的能力为人民服务,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参与者和享有者。只有这样, 人们才会更加注意到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才能, 才会逐渐让人们意识到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提高女性在经济领域的作用

近年来, 广大女性在就业、升职、工作培训等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 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仍然不容忽视。比如, 在下岗浪潮中, 被辞退的大多是中年女性职工;而当大学生面临毕业择业的时候, 男生自然而然地成了用人单位争抢的香悖悖。即便是同一个公司中的男女同事, 男性获得升职的几率往往大过女性。因此, 我们更应该保护妇女的经济权利, 对待她们要与对待男性一样一视同仁, 争取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 加强女性的职业技能, 发挥女性在经济领域的聪明才智, 从而丰富她们的物质财富。女性只有在经济领域里真正屹立不倒, 才会逐渐从家庭的小圈子里走出来, 才有可能在媒介传播中更多地展示出她们干练、果敢、自信的一面。

三、从大众传媒视角重塑女性主义的健康形象

1、加强社会性别意识

由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人们更习惯从男性中心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形象。对于男女不平等的报道, 人们已司空见惯。因此, 在审视大众媒介时, 需要用社会性别的批评眼光, 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反省。媒介批评不是要抹煞性别差异, 而是要在社会性别分析的基础上, 解构性别等级制。根本目的是减少大众媒介对传统性别成见的建构与影响, 提高公众的性别敏感, 以促进社会的性别平等。即使是反映妇女问题的报道, 也应该提高到使公众举一反三, 对个案延伸到社会问题去进行反思的层面上进行。

2、加强新闻专业精神培养

新闻从业人员是社会大众的一员, 媒体是在强烈的商业竞争当中的一员, 前者受社会主流父权意识形态影响, 后者则必须获取商业利益倾向广告商。当新闻完全像车间般流程化操作并赚取费用的时候, 它就彻底成为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 成了一个“饭碗”。但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见和形象毕竟影响社会大众, 如果单纯为了追求获利更缺乏专业精神缺乏媒体自我意识, 那么媒体就不再有新闻客观性和社会责任感。

美国学者Stephen Schwartz提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是什么?它意味着自我尊重。这意味着传播者和受众拒绝新闻传播中的谎言、宣传说教、煽情和暴力和接受贿赂。它还意味着理解专业的风险, 当遇到战争区域或者面临暴乱、犯罪、炮火、天灾的时候无所畏惧。它意味着不怕批评。而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 它往往意味着努力达到精确和透明, 防止过多的个人偏见。”

从这个概念来看, 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在实现媒介功能时, 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中立性和客观性。

事实上, 如果不重视加强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 即使是女性记者采访女性政治家人物的稿件, 依然甚至更加聚焦于采访对象的相貌外表家庭婚姻等私人领域, 而非对方的社会角色。一些难以察觉的新闻运作机制, 如男性决策者与部门领导的指示“这样的内容更好看”, 也会使女性记者本身绝不会对此提出疑义, 更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媒体运作惯例并同样秉持“这样的内容更好看”新闻价值观。

因此, 从性别政治视角来看, 加强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 意味着要新闻从业人员报道时应该注意客观公正, 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抛弃个人的任何偏见、情感和观点, 注意男女社会角色与权力关系的平衡。

综上所述, 目前官方政策与法律上大都明确规定男女平等, 公开歧视、压制、排斥女性发展的政治文化已成为历史。但隐性的性别制度仍通过一套系统的机制潜在地发生作用, “玻璃天花板”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生活的各个领域, 内化在人们的意识深处, 阻碍着女性的发展。性别制度更多的是通过隐性的、不容察觉的, 甚至是科学的、友好的形式表现出来, 更难以识别。如果说, 女性已完成了向公开的父权制抗争的任务, 那么当代女性却要向阻碍女性发展的深层结构挑战, 任务更为艰巨。

参考文献

[1]严利华, 石义彬.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大众传媒批判[J].当代传播, 2009, (03) .[1]严利华, 石义彬.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大众传媒批判[J].当代传播, 2009, (03) .

[2]朱晶.女性受众对传媒的接受与影响[J].编辑之友, 2010, (03) .[2]朱晶.女性受众对传媒的接受与影响[J].编辑之友, 2010, (03) .

3.媒介大众化与传媒能力 篇三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编译：陆 阳(Aglaia Lu Yang)

在新的传媒时代，新的传媒方式正以其在信息交流方面的资源优势，而成为我们进行全球性联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传媒内容需要引起重视。我们对传媒的传统看法正面临着挑战。

规范不仅只是政府及传媒企业所关注的事情，也是一种专业化、商业化及产业化的方针实践。传媒尽管存在着不完善，但还是应当建立负责任的传媒，而一种负责任的传媒文化的建立完全基于对新传媒方式精通而又有批判精神的大众群体。

各种规范理论很少解释为什么要规范。我们从公共利益、竞争机制、知识产权等方面营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是一个从谨慎负责的管理中受益的世界。而最佳的规范进程是基于对实证理论有了解并且接受的那些人而言的，他们是推动存在的受益者。传媒提供文化空间，媒体力量的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具有地理环境及社会意义。文化环境的规范如同我们规范自然环境一样，均出自我们的自身利益，还有很多未被涉及的棘手问题影响传媒的发展和规范。但可以肯定地说，传媒作为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必然的。

一、 传媒大众化

但今天这种大众是哪些人呢？他们被各类新老传媒的影响状况如何呢？我们的传媒通过哪些渠道使我们建立起联系？传媒通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缩短了邻里与国家、自然与商业及文化环境的距离，而成为全球大众、参与者和行动者呢？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体非常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能力。他强烈主张媒体是我们自身延伸的说法。传媒创建并坚持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共享文化。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通联的速度和范围日趋多样化。传媒把世界展现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使传媒更加大众化、产业化。

传媒尽管看起来千篇一律，但仍然非常重要，它有一种令人难以完全拒绝的力量，因为，我们总相信会有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随着图像、声音、叙述和消息传播的日常化，页面上或屏幕上的表现与个人的看法一致与否、认同与否，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中去，人们对此的控制能力迅速减弱了。于是最初的原动力是对内容作规范尝试，但这种焦虑和规范的尝试却使传媒更为强大。

然而就在努力去控制引导说明规范的特定内容时，孩子们的父母却为私人文化及家庭道德空间而奋斗，宣传者、广告商、电视节目制作商都非常明白这是一场传媒控制权的斗争。同时，家长们也明白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他们也在为他们的孩子上网的时间而争执，这是广泛的斗争，跨越了年龄与性别、政治与家庭。

因此，竞争政策是一种与个人安全和家庭道德利益攸关的需要深思熟虑的私人问题。

随后，传媒规范就从个人变成了公共事务。争夺这些环境下的表述权对于解释可知与未知、有价与无价、正确与谬误非常必要，在这些规范过程中，其本质就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

二、 传媒责任

作为大众，我们要负起责任，在我们同他人交往中负起责任。

但这种愿望已经被一个世纪以来引领我们个人化的电子媒介所侵蚀。20世纪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是：缺少关爱、缺少联络。已经显示出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明显疏远，在发达富有、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更是如此。

这些社会毋庸置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通联全球化即帝国时代后再次激活了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高度依存的格局，一个巨大而又不平衡的物理环境，一个政治空间不再为人所关注，社会文化的空间缩小到电话听筒上来。

在这种条件下，规范成了行政问题，在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上，秩序和责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外政策的趋同有赖于一种积极参与实践的大众理念。然而有些人远离了这种进程，这样的规范实际上容易产生决定上的偏差。不熟悉情况使我们要么在陌生面前得出观点，要么陷入其中无法辨别，我们要对距离我们很远的事物产生认知，这类问题比以前更为突出。

三、恰当距离

新传媒的时空性质，在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方面经常存在模糊之处。

我认为距离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地理的，更是一个社会范畴，一种相互联系的道德范畴。距离的克服不仅需要技术来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距离。这是一种批判的观念，包括了对其他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负责和关心，以及使对方了解。是一种近而不近，远而不远的的状态。

传媒一直履行着创造恰当距离的职责，它们至少有能力做到这点。在世界大事报道中，新闻的制作，对过去的描述，公共数字下隐私的疑问，对日常生活的探查，林林总总，都是解决熟悉与陌生的必要方式，传媒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仍有可取之处。

一方面，同别人一样置身媒体之中，你会看上去苍白，并且远离同情与关怀，无能为力。这就是技术制造的距离的习惯，行政机构围绕这些技术建立起来，增强了这种分离和疏远的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距离上的非道德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充满了冲突，但从未离我们远去。

既是相互熟悉但仍会有隔阂发生，我们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完全迥异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互共享、共知。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呈现在纪录片和广告中的印象，这种文化上的新帝国主义表现了距离的非道德的一面，即拒绝接受不同，不承认另外的价值观，这就是自身的非道德现象。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共性和个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丧失了掌握人类共享的可能。距离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如果创建了不适当的距离，我们就可以用适当距离为目标去进行规范，以修补我们与其他文化交流上的不足。

用适当距离的观念对待争执，近来互联网被看作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个错误带来的接触上的封闭，最终导致相互责任上出现混淆。

随着公共与私人、个人与社会的趋同，尝试参与适应距离，作为一个分界点，会有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大众需要一种道德进程来适应规范后的世界。

四、结 论

媒体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其所关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是周而复始、旧话新说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看一本书意味着对文字诠释的能力：即能阅读、能理解、能欣赏，它要求掌握并能运用一定的复杂技巧，在广播时代，这种理解认知能力则相对简单些，而电视的简单闲逸则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诱惑，这种大众媒介的强有力的优势并不在于它们的普及程度，而在于它们回避了复杂认知技巧的使用，这并不是认知技巧也没有必要存在。然而事实上，大众媒介确实在破坏和淡化这种认知能力。当然，我们可以说因特网的使用有它自身的技巧和能力的要求，但是这些已经是变异后的认知能力。因特网的使用，事实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要求，而不是认识能力的体现。

无论是在新旧媒体时代，对于媒体认知能力的关注都非常的少，人们很少认为这种认知能力是一个很关键的、大众性的行为，人们很少批判，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公众对于媒体规则的轻率行为，人们很少关注建立一个道德准则的可行性。

我建议用适当距离来应对这种不足。适应距离是一种道德感，是介于相邻和距离之间被理解、关心和注重的措施。我们知道只有互相经常性的参与批判表达，我们才能相互了解。

这种参与对保持我们与邻里、亲属、陌生人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

迄今为止，媒体可以让我们保持警觉。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承认由媒体所引发的思索的力量。尽管我们自身可以交流，但是如果传媒不表达什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媒体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逐渐并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思考。

再现事物的道德准绳应从再现新老传媒影像和故事效果中，从讨论中得出令人瞩目的客观概念。

4.浅议大众传媒与犯罪控制 篇四

法政学院08级刑法学专业

旺娜

2008110038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信息化功能的进一步扩大，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在社会各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大众传媒是把双刃剑，其对犯罪既有预防作用，也有诱发作用，尤其是不良传媒与犯罪的关系更是引起学者的诸多关注。针对不良传媒影响犯罪的因素和不良传媒诱发犯罪的表现，结合理论与实践，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规范大众传媒，以达到预防和遏制犯罪的目的。

关键词：大众传媒

不良传媒

犯罪

预防

控制

东方网2002年9月6日消息：近日，哈尔滨市年仅16岁的犯罪嫌疑人李军盲目模仿电影《古惑仔》的片段，拿着木棒大刀，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其同学的母亲、奶奶杀死，杀完两条人命并且抢得6000元钱后，面不改色，竟大摇大摆地走了。当警方逮捕他时，他才慌了神。这是一起典型的不良传媒导致犯罪的案件。近年来，不良传媒导致犯罪，尤其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是社会的热门话题。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大众传媒到底对犯罪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良传媒对犯罪的影响是必然的吗？应怎样规范大众传媒以减少犯罪呢？本文便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大众传媒的基本涵义、种类

（一）大众传媒的基本涵义

大众传媒是指通过专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大众传播媒介包括用来进行沟通信息的各种通讯和交往手段。广播、报纸、电视、书刊是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新的传媒时代的到来，它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信息覆盖的区域和所能普及的程度，1998年5月，联合国对其正式提出“第四媒体”的概念；而从手机短信、新闻到手机小说，再到手机电视，手机被称为新兴的“第五媒体”，其信息传播业务也逐渐被日益扩展的传媒业务所囊括。这些媒体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将信息传播给大众，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对国家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感情和认知。

大众传媒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意思。狭义的大众传媒是强调传媒作为“物”的意义，强调传媒体在作为工具和手段方面的作用，如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广义的大众传媒是强调传媒对于“人”和“社会”的意义，强调的是传媒在“文化”层面的意义，主要是那些大众的、通俗的、大规模传播的、甚至粗制滥造的媒介形式及作品种类，是相对精英的、少数的特权者、优异者等群组相关的高雅文化和以此为标准的文化经典的传播形式。狭义大众传媒重形式，广义大众传媒重内容。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广义的大众传媒时代。

（二）大众传媒的种类

1．根据受众①参与的主观能动性的不同，大众传媒可以分为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传统传媒传播信息需要受众的被动接受，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而大众可以依照主观能动性自己参与的传媒则是现代传媒，如计算机、互联网等。区分传统传媒与现代传媒的意义在于：现代传媒不仅具有传播速度快、资料信息全、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其改变了传统传媒的传受关系，用户既是受众也是传播者，因此，对其规制也将有别于传统传媒，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2．根据所传播信息内容性质的不同，大众传媒可以分为良性传媒和恶性传媒。传播正面积极的信息，使人们获得健康有益的东西的大众传媒称为良性传媒；恶性传媒则指传播暴力、色情、腐化堕落的以及其他误导大众的不良信息的传媒。从刑事司法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讲，区分良性传媒与恶性传媒的意义重大，其原因在于良性传媒与恶性传媒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一方面，良性传媒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首先，通过其强大的信息普及功能宣传法律知识，介绍犯罪的特点和预防被害的措施，可以培育社会正义感，提高社会成员对犯罪的理性认识，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及守法意识，从而为健全犯罪预防体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通过实际案例和对犯罪人处罚的生动报道，可以从警示层面上起到预防犯罪的威慑作用，对被害人来说是一种安抚，对普通大众而言有利于树立起大众信任感和公共信心，有利于营造出一个更和谐安全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制止犯罪行为的发生。① 所谓受众，就是接收信息的人，既包括大规模信息传播中的群体即报刊的读者、电视的听众、广播的听众，也包括小范围信息交流中的个体。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受众中又加入了一个新的成员——“网众”。其次，通过传媒及时的信息传递，可以建立起社会良好的沟通和咨询整合体系，在涉及有关犯罪预防控制时，能够及时发布消息，使大众了解发生的情况，受众也可以通过传媒反映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信息，突出受众的主动性地位，通过传媒和受众的互动加强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再次，通过传媒报道和评论形成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将国家司法活动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形成民主与法治的和谐环境，从而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消除犯罪的诱因。

另一方面，恶性传媒——即不良传媒则会产生诱发犯罪的作用。实际上，媒体只是一种承载工具，本是中性的，只是由于其传播内容、传播方式才被打上了良好与不良的评判。生活中的大众传媒更多的承担着舆论宣传、教育服务、文化消费的正面功能，只有其中的不良消极因素才可能导致犯罪的发生。如突出的视觉媒介为人们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联合力，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绪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在犯罪学视野中，学者也总是更重视大众传媒中的不良因素诱发犯罪的负面影响。

二、不良传媒诱发犯罪的原因、表现、特点

由于预防犯罪的需要、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媒体运作缺乏有效的规范制约和制度保障等原因，大众传媒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易导致犯罪的信息，犯罪主要就是由这些恶性传媒或称不良传媒引起的。

（一）不良传媒诱发犯罪的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讲，传媒中的不良因素与犯罪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在学术界尚存争议。肯定说认为传媒中的不良因素会导致犯罪的产生，而否定说认为包含暴力色情等内容的传媒与犯罪之间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内容不仅不会导致犯罪，反而还会起到犯罪预防的作用。比如，感情净化说认为，阅读观看大众传媒中的暴力色情内容可以减轻受众主观感觉上的紧张，疏导他们内心的侵犯性和冲突性，通过宣泄紧张情绪减少压力，降低攻击行为；抑制说认为，传媒中的暴力内容会使受众心理上产生种种顾虑，既害怕自己被攻击又害怕自己攻击他人会产生负疚感，从而抑制其攻击性情绪和敌对意识。

那么，那一种学说更有科学性呢？其实，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两种结论都有它的科 学性，这主要取决于不良传媒的密度、频次和受众对不良传媒的态度三个因素。

1．不良传媒的密度，是指某一具体或某类传媒中，暴力色情等内容的疏密程度。大众传播说认为，传媒密度越大对受众的影响效果越大，由此可知，不良传媒的密度越大，受众接受不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犯罪的可能性也就会随之增加。

2．不良传媒的频次，指受众在特定的时间内接受暴力色情等不良传媒的次数。与传媒密度一样，传媒频次越高对受众的影响效果就越大。具体到不良传媒，就是说受众在特定的时间内接受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传媒次数越多，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3．受众具有独立的主观意识，在接受大众传媒信息时，他们不会完全被动接受，而是能够主动地对其进行选择和评价。不同的受众对不良传媒的接收是不同的。对于有的受众而言，不良传媒只是一种消遣娱乐方式，他们对媒体中的暴力色情等内容并不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只是整体的故事情节。而对于另外一些受众而言，他们可能不具有以符合社会规范的标准评价不良媒体的能力，对媒体的不良信息照单收下，这些人以是非标准混乱、尚未独立的青少年为主，而且年龄越小受不良媒体影响的可能性越大。

总之，不良传媒对犯罪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这种影响是以不良传媒的密度、频次和受众对象的不同而变化的。那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目前，一些以恶搞、暴力、情色、偷拍等为主要内容的视频大量充斥在网络上，甚至被醒目地挂在了各大视频网站的首页上，尽管其数量可能只会占到网络视频总量的10%左右，但它们带来的点击率要普遍大于一般的视频，因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其数量的影响面。据一些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反映，少年犯中有70%以上受到过不良文化的影响；暴力型和奸淫型少年犯中，90%以上看过凶杀、暴力、淫秽录像和黄色书刊。可以看出，我国高密度、高频次的不良传媒所带来的不良文化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因，更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元凶。

（二）不良传媒诱发犯罪的表现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提出的模仿定律①，大众传媒对犯罪的诱发作用一般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不良的传媒内容对受众产生不良的社会暗示；其后，受众对消极有害信息进行选择；然后，受众对有害信息进行犯罪观念、情感和行为的模仿，最终 ① 塔尔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犯罪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是受范例影响下才做出来的；犯罪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这种犯罪学习的具体形式和机制就是模仿，也即犯罪是模仿的产物。学习犯罪的过程可能是对已有的犯罪行为方式的有意识的模仿，也可能是已有的犯罪形式对人们产生无意识暗示的结果。对于这一点，美国犯罪学家艾伯特·班都拉和丹尼尔·格拉泽都有相关论述。详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410页；《比较犯罪学》编写组：《比较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实施犯罪行为。具体来看，不良传媒对犯罪的诱发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不良传媒影响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冲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导致部分人的价值取向严重偏离正确方向，造成身心伤害。如暴力活动充斥传媒信息，一方面使得人们认为身处其中的社会缺乏安全感，加重受众的心理负担，使受众滋生不安和恐慌倾向，并增加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激发对犯罪人的仇视情绪，力主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会使有些人在与人交往时做出错误性的判断，在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时尤其是紧急情况下会误以为对方会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进行犯罪侵害，从而先下手为强以恶制恶。

2．不良传媒所传播的消极信息可以改变人们对犯罪行为的遏制，甚至能“培养”人的犯罪感情，刺激犯罪欲望。从心理学上讲，人性中潜存着许多不合乎社会规范的欲望，这些欲望经过教育陶冶可以成为生活的动力，但如果负面信息大量传播，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控制本能需要的理性就会逐渐减弱，不合理的需求便会乘机而起，就可能煽动起一种与社会良好秩序不和谐的情绪，诱发犯罪动机。比如，成龙、李连杰、施瓦辛格是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因为屏幕中的他们树立了一个个充满男子汉气概的英雄形象。他们所表现的只需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和矫健的手法便可以惩恶扬善打抱不平的银幕形象会使有些人尤其是青少年认为这些暴力行为是合法正确的，从而可能放弃由家庭和学校树立的不能通过暴力处理问题的观念，认可并实施暴力行为。大众传媒中还有许多时尚的消费信息，催化了人们超前消费欲望的产生，有些人在自身经济条件不能满足时尚需求的情况下，便可能铤而走险干出违法犯罪的事情。类似的情形还可能发生在表现主人公聪明过人、过着优越舒适的诈骗生活的影视剧目中。

3．不良媒体对犯罪行为过多的报道和描述，还可能使人们对犯罪行为失去敏感性而变得习以为常，逐渐使人们麻木地接受它们，削弱了对其快捷强烈的反应能力，同样降低了对被侵害对象的同情。学者维克多·伯·克莱尼等人把80名5—12岁的男孩分成两组进行实验，一组是在实验前两年中每星期观看约4小时电影的孩子，另一组是在这两年中每星期42小时。实验发现，在那些看电视多的孩子身上确实存在着对暴力行为习惯成自然和麻木迟钝的发展趋向。

4．传媒所传播的消极有害信息直接传受了犯罪方式，为犯罪人实施某种犯罪提供了方法、技巧上的指导以及其他便利条件。犯罪手段的传播具有极强的示范性，会诱使耳闻目睹者以身试法。在有些节目中，频频出现犯罪人实施犯罪的详细手法，包括购买、制造犯罪工具、踩点、联络、销赃等具体环节。这对于潜在的犯罪人而言，无异于绝妙的行动指南。事实上，很多犯罪人就是从媒体获得了犯罪手段，如文章开头的李军案。2000年11月13日发生在河北赤城县万泉寺乡信用分社的抢劫案①也存在这样的情形。

从另一方面讲，大众传媒对案件侦破过程过于详细的报道，对侦查与反侦查反复较量的叙述，客观上对于反侦查、反情报活动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高了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反追捕能力。小说、影视剧中对线人、耳目的过分详细报道，使犯罪集团反打入、反跟踪的意识也普遍增强。缉毒宣传纪录片《中华之剑》在取得巨大的社会宣传效益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缉毒人员、缉毒措施和手段的暴露。之后不久，湖南地区的贩毒团伙就根据片中字幕雇佣杀害了一名他们多年寻找未果的缉毒警察。

5．传媒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最为突出，在少年儿童身心不健康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尤以暴力和色情内容的影响直接而深刻。据我国有关部门调查显示，65%以上的工读学生、50%以上的青少年犯，其违法犯罪行为均受到过各种不良媒体的影响，主要媒介是录像、书刊、电影、电视、音带、广告、游戏机和多媒体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与家庭、学校、社会不无关系，也与青少年的身心成长规律有关。许多传媒信息中的内容，远远超出少年儿童的生活经验。他们不加选择地吸收那些并不符合社会现实或自身实际情况的资料，难免形成错觉或先入为主的成见。电视的多元信息带来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混淆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正在失去道德感羞耻感。荆楚网2009年4月5日报道：黑龙江依安县47岁的智障人陈建镇被三名未成年人（一名16岁两名14岁）无故殴打致死，据目击者称，他们对陈进行侮辱殴打长至一个多小时。在受审时他们表现出的法律意识淡薄更令人震惊，他们说“并不知道这样已经构成犯罪，相反很刺激”。不难看出，这与不良传媒中暴力信息的大肆宣扬有很大关系。

（三）不良传媒诱发犯罪的新特点

目前，在不良传媒对犯罪的影响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1.电子游戏、卡通漫画、广告、音乐成为传播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的新宠。近几年来，随着传媒形式的变化以及对大众传媒与犯罪的关系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电子游戏、卡通漫画、广告、音乐都可能传播暴力色情内容。电子游戏是随着计算机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娱乐方式，激烈的追车、枪杀、打斗等暴力内容是电子游戏中的热门话 ① 2000年8月19日，刘海华与姜桂彬等人密谋商定抢劫家乡的信用社，并着手准备作案工具。11月6日，盛雪建、刘海华等人在北京市延庆县盗窃了一辆松花江面包车。11月10日，刘海华、盛雪建、姜桂军、姜桂彬、白献忠等5人一起乘被盗的面包车回到赤城县并伺机作案。13日晚19时许，5人蒙面携带2把砍刀、1把斧头、2支仿真手枪，翻墙进入赤城县万泉寺乡信用分社，用铁丝将信用社主任刘海兵双手捆住，刘海华用凶器威逼刘海兵的妻子穆淑萍及其孩子，姜桂军等到厅内，抢走1万元现金和1000余克黄金、10000余克白银制品，并残忍地将刘海兵杀害，用刀将刘的妻子及孩子砍伤。随后5人驾车逃离，并在北京市延庆县将车辆和头套等作案工具焚毁后潜入北京城。题，对它的热衷无疑促进人的攻击行为；现代社会中许多的卡通漫画商就像漫画中贪婪的魔鬼，为追逐经济利益在其中增加了许多暴力色情的内容，影响甚坏；美妙的音乐也与色情和暴力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今社会年轻人最为推崇的R&B、Rap等流行音乐的常见主题就是暴力、犯罪和色情。美国心理协会在其出版的《人格与社会心理杂志》上就曾刊文指出，宣布他们发现了玩暴力电子游戏与攻击性心理之间的关联，《毁灭战士》与《雷神之锤》这两款游戏就曾被指责为暴力、教唆犯罪；另外，歌曲中的暴力歌词会增加与攻击相关的念头和情绪，并可能间接导致更具敌意的社会环境。1999年4月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克隆姆比中学的枪杀案中，凶手之一以前就非常喜欢当时金属乐队的一首歌《斩尽杀绝》，在其家中还搜出了许多带有暴力内容的音乐制品。

2.频繁的女英雄形象可能对女性暴力产生影响。电子游戏版和与之同名的电影《古墓丽影》，在影视界曾刮起了不同于以往男性一统天下的女性英雄旋风，媒体所塑造的劳拉形象决不逊于男人的超凡身手和胆识勇气。同样的女性形象还有《霹雳天使》等卖座影视。同以表现男性英雄主义的暴力传媒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影响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劳拉也吸引了许多未成年女性效仿她的英雄行为。社会中出现的女性暴力行为，尤其是一些犯罪团伙的行为模式与媒体中的许多镜头如出一辙。

此外，传媒职业自身的违法行为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有：记者在新闻采访报道和履行舆论监督过程中侵犯肖像权、隐私权、荣誉权等侵权行为；出版者未经作者同意擅自改动作品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有传媒人利用媒介权利收取贿赂谋取经济利益等等。溯因而论，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职业素质、法律意识、责任感、社会环境和行业体制等都是促使传媒职业违法行为发生的潜在因素。这严重影响了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作用，削弱了媒体在公众中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规范大众传媒，控制与预防犯罪

开创了传媒效果研究的美国传播学学者扎拉斯菲尔德曾告诫我们：“大众传媒是一种即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应充分认识大众传媒的这一特性，对大众传媒加强规范管理，引导其为善服务，为预防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安定服务，而不能坐视其充当犯罪传播的工具，使之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一）形成一种有序、健康和能够为大众所认同的价值引导机制 同西方国家的所谓“新闻完全自由”不同，在我国，媒体肩负着塑造人的真善美灵魂的重任。媒体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道德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控制与调节其认识与行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不仅需要所有媒体的共同努力、综合作用，还要求我们能够有一种比较健全的价值评价意识，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以便同时对大众传媒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完善对媒体的审查和监督制度，确保规范宣传

要层层把关、严格审查，严密控制可能诱发犯罪的信息。对于淫秽作品、渲染色情和暴力的作品要坚决取缔。对涉及犯罪与侦察的作品，要统一尺度。媒体应该把侧重点放在提醒大众警惕犯罪以及传授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技巧上，在主题上突出被害人的悲惨遭遇，强调犯罪的严重后果，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威慑、警戒那些可能模仿犯罪的不安定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不能对犯罪方法进行无所顾忌的宣传，也不能对犯罪过程的报道过于细致，对于侦察重点和警方的破案技术应尽量减少描述，对涉案题材影视剧目限制播放时间。对互联网中的信息要做好清查工作，建立网上的监察机制。还可以成立一个有公众人士参加的监察传媒委员会或者建立公众对不良报道的公开投诉制度，积极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来监督传媒，阻止犯罪的传播。

（三）适应市场经济调整政策法规，建立媒体的现代管理体系

在传统的政策法规的调整下，媒体运行机制落后，资金不足，加之缺乏先进的管理制度，在利益的驱动下，媒体出现了散、滥现象，使犯罪的传播有可乘之机。因此，要堵塞犯罪通过媒介传播，就必须调整传媒的产业政策，让传媒作为独立的主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拓展经营，获取利润。与此相适应，要建立健全法制体系，保证立法、执法、普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建立完善的市场调控体系，通过市场扩大融资渠道，配置节目资源，调控人力资源；规范优化产业竞争体系，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为媒体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在媒体的内部管理方面，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媒体在市场中有组织有规范地运行。

（四）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意识

要求传媒做到自我规范、行业自律是传媒谋求自身政治空间、争取社会广泛认同的必要措施，也是传媒自身独立品性的保证。媒体需要从职业标准出发约束自己的行为，应当本着对公众负责、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源头上予以把关。一些媒介及其从业人员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不择手段，专门进行凶杀、色情等轰动性、刺激性报道，导致了犯罪的传播。为杜绝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遏制犯罪的传播，应强化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观念，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与自我约束意识。媒体在为受众提供优质、健康、便捷的消息服务的同时，应更好地发挥信息传播“守门人”和信息迷雾中“导盲犬”的作用，必须注意正确的宣传方法，避免对大众产生误导，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媒体宣传和报道要注意真实性，要保持客观性，要做到及时性，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传媒不能进行报道，并且出于正确引导青少年考虑，应当尽量较少有关暴力、色情之类题材的宣传。对违反职业道德准则不顾社会责任进行不良报道的单位和个人，要公开揭露批评；情节严重的，要取消其从业资格。

（五）提高个人素质，促进传媒文明

2001年5月，在信息产业部的指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国互联网协会”。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了《中国互联网自律公约》等数部自律性规范，还针对青少年颁布了《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2006年4月19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又发布了《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号召网民人人自律、文明上网。这些条例和公约，为广大网民文明上网提供了行为准则，也为报纸、书籍、广播等其他媒体的受众提供了行为指导。我们应提高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强化法律意识，严守伦理道德，增强个人素质，自觉争当传媒社会的守法公民，促进传媒产业健康文明发展。

（六）加大司法制度对传媒的监督制约力度

十六大报告指出：加强用法律手段管理媒体，文化领域要依法运营。大众媒体的管制问题涉及到法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于宪法、商法、行政法、社会道德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加入WTO以后，传媒领域利益多元化趋势，使得政府对大众媒体的管制手段正在从过去的行政手段向法治手段过渡，健全传媒法制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借鉴国外有益的媒体管制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管制模式，积极推动我国媒体立法的进程。

虽然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体系中有许多和大众传媒相关的法规、条例，但由于立法层次较低，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台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有许多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我们应建立健全以宪法为基础，各传媒产业法、传媒市场法为特别法的立法模式。根据 《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我国将要建立以《新闻法》《出版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统。笔者相信，在充分认识到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力的前提下，这些法律的出台，必将引导大众传媒向规范化、法治化发展，对保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起到积极的作用。

5.浅析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期末作业 篇五

摘要：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所体现出的公共性特征使它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把大众传媒建构成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是充分发挥我国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径。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In modern society, public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features of mass media itself makes it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his associ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e media factors can influence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ctivities.The mass media construct the social field “public space”,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China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事务管理 作用

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现象，是两者发生内在联系的关节点，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在政治方面，在当代西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媒体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极端形态正在形成——政治媒体化现象。[1]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媒体脱离了经济上对政府的依附，其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通过参与报道政治事件，主导其发生、发展和结局，并通过媒体议程设置引导政府关注等等。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以及它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在联系，不仅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也决定和影响着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作用的发挥。

预警作用

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言，大众传媒的预警作用通常体现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特别是对涉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突发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和及时报道，以引起公众的警惕或帮助人们了解突发事件和真实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是任何负有社会责任的大众传媒所应该葆有的信仰与原则，及时、真实和公开地报道新闻，可以成为社会抵御突发性社会恐慌的预前反应，并且，从效率的角度看，这样的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关涉公众利益，特别是公众的切身利益的负面真实情况被隐瞒住，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天灾人祸，但是却有可能依靠媒体迅捷的信息传播所产生的预警作用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

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共同的社会责任。为此，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传播的透明度，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预警作用，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及早采取预前措施，尽量把突发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议程设置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新闻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新闻传媒选择或突出报道的某些内容会受到受众特别的关注。这一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可以“重构环境”的机构，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某些潜在问题突然显性化，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并进而直逼决策层；相反，另一些问题却始终寂寞无声，最后不了了之。甚至“部分媒体对官方采取的各种政策基本上是无保留的全盘接受”（2）对比两种迥然相异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公众舆论和广告领域的著名人士利奥·博加特说，一向是作为开展争鸣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论坛的大众传播媒介，现在“已经在竞争中逐渐丧失了锐气，并且全面地退到了安全的中间地带，执意走向娱乐领域，而不是启蒙，避免正视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紧迫的、也许是压倒一切的问题”（3）。这句话给了今天美国媒体发展趋向一个具体而又准确的概括。麦克切斯尼认为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力量”，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4）对此，我们却要提起精神警惕这样的事情发生。大众传媒不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报道，而且会加以评论，以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程度，引发公众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不断提高公众对政策问题的认知度，这就使媒介议程转化成了公众议程。而公众议程大多是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因而会呈现社会舆论的“焦点效应”。而“焦点效应”又往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就会促使政府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进而对公共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正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作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大众传媒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的各种事件的讯息。比如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消息。保障了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促进了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不仅如此，大众传媒的传播和报道使政治行为公开化，透明化，有利于建设政治文明。

每年两会期间王小丫主持的《小丫跑两会》从农村税费改革，到社保体系建设，从解决看病贵、上学难到改善生态环境，从保护农民工权益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城市空巢老人，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代表委员们一份份提案议案，党和政府的一份份利国、利民政策的出台。以大众传媒的力量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大众传媒是组织社会大众强有力的工具。在我们国家，作为各级党的组织直接管理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是党的舆论工具，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各级党委、政府平时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这些媒介，传达上级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心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各项建设中去，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有句话叫“舆论先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媒介的宣传达到团结、稳定、鼓劲的作用，达到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力量的作用，达到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媒介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作用，主要是大众传媒在形成信息环境，形成舆论氛围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舆论监督作用

我国党报有自己的舆论监督传统，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众的参与意识普遍增强，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我国新闻传媒开始就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照，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同时，受众对社会领域中不良现象的批评也常常见诸媒介。由于媒介对社会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国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备的社会公信力，受众意见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类似舆论的影响力。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成本，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和传播格局，促进信息更快、更广、更全面地传播。虽然它自身的发展和它与传统媒介的整合仍处在发展变化中，但传统媒介已由开始的如临大敌到目前的和平共处、相互渗透。网络使新闻传播更具活力和张力，也使新闻传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众拥有了发言权和参与感，双向互动促进了广开言路，益于政府决策和对舆情的掌握，及时通过灵活的政策与技巧调控舆论。它推动我国新闻政策走向宽松，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表达思想与意见的渠道。

近年来，网络传播大大促进了媒介间的协作，媒介之间的融合、交叉拥有正在成为中国新闻业新一轮改革的亮点，政策性的扶持已经有所表现。因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党和政府以及传统媒介都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尽管有时网络受众的意见会千差万别，但正是这种意见市场的存在，一些观点在相互碰撞中进行着“自我修正”，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有效沟通作用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已经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需要大众传媒发挥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功能，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达，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传媒功能曾经较为单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府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而大众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具体地说，由于我们单纯强调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导致了传媒的泛政治化，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抽除。正如约翰·基恩所说：“在大规模的社会中，不能忽视沟通领域的代表制。因为有些人肯定要代表另一些人进行沟通，即使只有一次。”（5）我们知道，沟通本应是一种真诚的对话，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信息的互换，它需要双方彼此平等、相互宽容，这样才能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媒体沟通的目的应该是赋予大多数公民权力，让他们既不受制于非民主国家，也不受制于非民主国家的市场力量。媒体应该为所有公民享用，而不是为政治统治者或商人谋取个人所得或利润。”（6）而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层面上可改变过去那种状况，对各方意见都给予相应的关注，并使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活动。让公众的意见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不仅能够使政府及时、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且能够使各种潜在的社会摩擦与冲突的能量在“微调”的状态中得到释放和缓解，避免长期压抑和积累而引起爆发式的冲突和震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群众集体上访冲击政府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没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表达意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则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公开表达，此外也可为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提供相应的服务。

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决策过程离不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将一改“拍脑袋决策”为注重通过听政、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民众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供决策者抉择，以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质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公正的讨论，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资讯和参考，推动政府形成新的决策。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可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在这里，个人、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政府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交换意见，并提出各自的政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大众传媒通过展开讨论，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启发和促使决策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使决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众传媒还可对决策产生的过程予以监督。三是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决策的解读，深化公众的理解，提高其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公众群体的反映使错误的决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决策得以完善。总之，大众传媒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

结语

作为公众的“无冕之王”，老百姓眼中的“第四种权力”。大众传媒工作者要积极承担使命，积极影响社会舆论导向。新闻传播者要用社会责任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律，遵守职业道德，确保新闻传播工作对社会承担责任的落实，只有这样，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传播才能获得社会的信任，人民的欢迎和观众的喜爱，也可以说出老百姓的疾苦，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继而推动我们的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任一国家、任一时代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的枢纽和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以及它作为社会公器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和公共品格，决定了传媒因素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应懂得善用传媒的力量，充分发挥它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将更完整地发挥其协调、整合社会的功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推进国家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1] 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第17页。

[2] 明安香：《美国传媒与政府关系的角色转变》，载《国际新闻界》，2005第4期，第17页。

[3]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77页。

[4]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5] 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邰继红、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6.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 篇六

时间：2011-04-22 11:45:40范文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大众传媒一般可分为两大体系。可以扩大人们对竞技体育的了解和认识。而竞技体育产业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

关键词：大众传媒，竞技体育，竞技体育产业，促进发展序言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通过有组织的技术传播，有效的，快速的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手段，大众传媒一般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印刷媒体，如报刊、杂志、书籍等。二是电子传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等。在当今社会，人民的生活富裕了，闲暇时间多了，看看报刊、杂志或者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都是很平常的事，可以说上至老人，下到小孩，每天都要接触传媒，它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体育产业和大众传媒合作，可以扩大人们对竞技体育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大众传媒还具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向公众提供娱乐服务。

体育产业是指进入市场实行商业化经营的体育活动范畴，它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体育活动自身的经营，如竞赛表演，健康消费，有偿训练，比赛门票，广告赞助等收入（主体产业）；第二类是与体育紧密相关的产业，如运动服装、运动器材等体育用品的生产与销（关联产业）；第三类是体育系统中各部门和各单位所开办的各种企业或商业经营活动等（体办产业）。而竞技体育产业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它是指以竞技运动为商品，向人们提供休闲观赏和娱乐享受的服务行业。竞技体育产业作为娱乐业的一部分，历来就与各种大众传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当今社会竞技体育产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来看，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大众媒体与竞技体育的相互影响

大众传媒和竞技体育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扩大观众和读者市场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因此，双方合作以培育共同的目标市场是传播媒介和竞技运动的利益所在。

2．1媒体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任何一种传媒对体育运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电视对竞技体育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大众传媒利用自身在信息传递上的优势，使竞技体育的影响扩大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免费论文参考网。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和提高了竞技体育的吸引力。通过电视等媒介的宣传、报道，使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并逐渐热爱竞技体育。由于越来越多的电视，广播电子媒体观（听）众对体育比赛的热爱，使购买比赛转播权的费用也越来越高，为此增加了竞技体育发展所需的经济来源。

为适应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传播的特殊需要，竞技体育比赛也对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尽量使比赛更加激烈和精彩，增加比赛的刺激性和观赏性，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为使电视在转播体育比赛中能有更多的时间播广告，增加广告费用，许多竞技体育项目对竞赛规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例如：篮球比赛从过去的上下半场改为分4节进行；排球比赛改为用彩色球以及每球得分制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今媒体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之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某些项目的生存与发展。

大众传媒使当代竞技体育的含义得到了新的解释，特别是以电子传播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利用其高科技的传播手段，如多镜头多角度拍摄，瞬间慢动作回放，电子图形分析等，专业化、人格化的现场解说，比赛精彩场面和人物特写，赛前录制的球星生平等的结合，使体育比赛转播的可欣赏程度大大提高，从而使得竞技体育比赛这一传统的主要以球迷为观众的场所逐渐成为面向全社会的现代大众娱乐活动的大市场。

2．2竞技体育对传媒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以及体育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是媒介的社会功能和其本身的利益所决定的。然而，在媒体对体育运动的发展产生作用的同时，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运动）也影响和促进着各媒体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大众传媒的内容更加丰富，节目更加精彩，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更深。首先，由于众多读者与观众对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和执著的热情，使各传媒纷纷扩大了自己有关体育报道的版面和增加了体育节目内容的传播时间。大量的专业性的体育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频道在近年的不断涌现更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体育的社会化、大众化以及竞技体育市场的快速发展，为新闻媒体在体育报道，电视台转播事业方面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发展和想象空间；其次，由于体育比赛转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竞技体育不仅推动着转播技术的更新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在转播时间、手段方法甚至理念上影响着大众传媒。各大电视台网在平常与周末体育节目播出时间越来越多，黄金时段被体育比赛转播所占用的事情也经常发生，专门为体育比赛进行全天候转播的频道在近几年大量的出现。这一切既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对观看、欣赏竞技体育表演和比赛的需求，同时又大大提高了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电视的普及率；第三，由于竞技体育比赛拥有巨大的观众与读者市场，特别是人们对重大国际比赛和高水平精彩赛事的关注程度极高，使各媒体通过转播、报道竞技体育比赛而大大地提高了收视率和发行量。而这种高收视率和大发行量又成为了媒体给企业商家作广告时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凡在大型的比赛中作广告都费用不菲，使媒介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免费论文参考网。竞技体育的发展以及对竞技体育报道和转播的扩展，使大众传媒的广告收入大大增加。据统计，美国各大电视公司通过转播体育比赛播广告所得的收入，每年都超过25亿美元。因此，竞技体育为媒体所带来的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和市场潜力是其它行业无法相比的。

总之，竞技体育与大众传媒存在着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一方面，竞技体育组织依靠媒介而获得经费来源并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媒体也深知重大体育赛事能吸引大量的观众，而观众数量则是吸引广告的最好诱饵，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3．正确处理竞技体育产业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由于大众传媒与竞技体育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媒体在竞技体育产业中起到的作用，故处理两者的关系非常重要。就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实际情况而言，各联盟协会、俱乐部、赛区等应有专门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同媒体进行沟通、联络和协调工作，接待各媒体的工作人员提供有关信息和必要的设备条件等，以方便媒体的转播和报道。为处理好同大众传媒的关系，竞技体育产业经营管理方就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3．1提供有关信息

向媒体提供球队、俱乐部、协会及比赛的各种信息，包括比赛的时间、地点、参赛队的基本情况：训练和比赛前后的各种可供报道的统计材料以及图片和录象片等；赛季之前向媒体提供有关球队和运动员以及比赛情况的媒体指南；球员的年龄、号码、特点、场上位置和出场时间、出场顺序等；安排相关的采访，充分利用记者采访这一有效的营销手段，让新闻界了解更多的信息。向媒体提供相关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让报道的内容更加丰富、真实和客观。

3．2树立公众形象

由于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涉及到俱乐部、协会联盟或运动员的形象，所以一般协会和俱乐部对教练员和运动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都有明确的规定，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俱乐部、联盟协会和每个成员的公众形象。因此，协会和俱乐部一方面应指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负责就有关事项与媒体联络，向公众发布信息；另一方面要聘请专业人员训练自己的成员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如何表现，为自己和集体创造一个能被公众所接受的正面形象。

3．3组织新闻发布会

当协会、赛区、俱乐部有重要决定或重大事件如改变比赛地点和日程，俱乐部更换教练员、总经理、董事会成员，球队调整运动员转会等事宜需要宣布时，由媒体联络官负责组织，召开有相关媒体机构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会前俱乐部要设法通知到有关媒体准时出席，并就谁来主持、宣布、发言内容等作出决定。新闻发布会上要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记者提问，回答有关问题应是积极的、正面的，避免发生矛盾与冲突和不愉快的场面。在有必要时还可安排单独采访。

3．4组织与媒体的联谊

协会、俱乐部应该经常举行同各新闻媒体之间的多种联谊活动，以增进和融洽与媒体的关系，这也是竞技体育产业经营管理方营销及公关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得到了媒介的理解与支持，便可在公众面前树立正面形象，从而得到广大观众的支持，而公共形象的确立又与厂商企业的投入有着直接的联系。免费论文参考网。因此，通过组织与大众媒介的联谊活动，争取在协调关系方面取得主动。

综上所述，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许多国家的体育部门已把销售电视转播权等作为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各俱乐部或职业运动队取得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因而如何处理好并充分利用体育产业经营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产业发展中必须注重的问题。总之，体育需要媒体的宣传，媒体也要利用体育，二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课题组，我国体育社会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34

2)韩丹.论斯泡茨（SPORTS）与体育（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9，（2）

3)宇土正彦.（J）体育经营学研究，1999，（10）：1~6

7.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 篇七

关键词 民主 民主制度 大众传媒 媒体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1 美国民主制度的内涵

在美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信条中，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条基本原则能够解释民主制度。一个是个人自由，另一个就是社会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尊重传统的习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变革和延续至今的保证。

美国人对个人自由的信奉与追求是与他们受传统专制的迫害程度分不开的，因为由于深受宗教的迫害原因，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他们把大陆看作是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在整个的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维护自由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诉诸暴力来实施的，在那段血与火斗争的年月中，个人自由深入人心最终转化为美国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且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美国个人自由的社会原则实际上阐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必须是自由的。

美国的社会自治是从个人自由中引申出来的另一项权利，它说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治理原则。这项原则被美国公民视为对抗一切专制政府的保留权利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公民把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看作是民主国家统治的前提。美国人民坚信，凡是依赖于他人的人必然缺乏自我意志，从而没有能力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理查德·普莱斯指出：“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即自我管理或自我导向的思想，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自然不应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美国社会自治这个原则后来在州与联邦的宪法中都以“自由结社”的权利得以体现。

2 美国媒体的功能

美国的大众传媒形成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选举过程中媒体的功能，另一个是民主的意义上批评媒体，试图说明媒体如何使民主衰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媒体作为政治角色其结构性地位及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功能。美国媒体的结构性地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媒体的组织属性，二是媒体在美国宪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美国媒体的社会独立性是彰显其民主功能的前提条件，媒体从其组织属性上讲，它首先是社会组织，然后才具有政治组织的特点。宪政基础上的新闻自由是媒体民主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这正是美国民主逻辑的起点。美国媒体的民主功能除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宪法作为基础外，公共舆论救市民主媒体的社会条件。一般而言美国媒体影响政治都是通过公共舆论进行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媒体影响力，其实是公共舆论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政治说服是美国媒体的另一个功能。在美国，政治说服的主体通常是政治家和大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并且相互有很深的影响。如今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政治说服主体已经逐渐向大众传媒转移，媒体既是政治说服的中介，同时它本身也履行着政治说服的功能。美国的媒体就像是政治说服的“代理人”一样，利用自己无处不在的社会渗透力和独特的传播效果，将政治家的说服目的与公众的说服目的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3 美国的大众传媒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影响政治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政治影响公众通过媒体进行，而公众影响政治也通常借助媒体实现。在美国，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以赢利为主的利益集团，它同时还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公共机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实际上起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与政治的共存是通过大众传媒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高科技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两种社会组织的特性，它是一个置身于政治与社会的“两栖”组织，当传媒被某些政治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所控制时，它的先天功能必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这正是美国社会不愿意看到但是却无法避免的事实。

美国的民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运作离不开巨大社会力量的支持，政治合法性是以世俗化的法治权威为基础的。这种权威建立在大众认同的基础之上。怎样维持公众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了当下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美国，大众民主学习的过程一般不是由政治机构主导的，它通常由家庭、学校、教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承担的，将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和影响力。它将分散的社会信息整合为一体，从而使政治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媒体超强的渗透性和独特的传播效果为民主社会大众的政治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如果以媒介的方式传播，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建立起牢固的民主信仰，民主秩序也会因此而建立。在美国，民主价值的延续，政治秩序的维系，大众传媒的作用功不可没。

4 结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美国，媒体对民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民主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媒体各方面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一旦媒体沦落为权利和金钱的“俘虏”时，它就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大众传媒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说明它并没有逃脱这样不堪的命运。尽管媒体宣称所谓的在经济上独立于政治，但是，在媒体与政治两者之间，天平似乎始终向政治倾斜，政治的依附性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1]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

[3]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3.

[4] 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

8.大众传媒 篇八

摘要： 流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大众传播形影相随、共生互动。从发生学上讲，流行文化在西方虽然可以溯源到18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出现以后。可以说流行文化是依赖于大众传播的发展才逐步形成的，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种重要样式与内容，两者共生共荣，密不可分，或者说两者本来就是一枚铜币的两面。

关键词：大众传媒 传播媒介 共生共荣

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1． 大众文化

1．1大众文化的函义

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有人曾把“流行文化”比作是“任性的小姑娘”，荒唐而美丽。

1.2 大众文化的类型

一是印刷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二是电子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三是电脑与互联网中的大众文化；四是日常生活习俗与器物中的大众文化。

1.3大众文化的影响

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1它改变了旧有的文化格局，丰富了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2它有利于消除落后意识，推动社会发展。3它有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1大众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有时使其难以兼顾社会效益。2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特性，导致了大众在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方面的迷茫与媚俗。3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模式化，导致个性的泯灭。

2.大众传媒

2．1大众传媒的函义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

新闻传播工具：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和新闻性的期刊总称。西方称为新闻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2.2大众传媒功能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 大众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大众传媒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 也有负功能。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将对社会控制产生消极的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 对社会政策的过度干预会削弱正式控制力量、舆论导向的不确定性影响控制效果、不合理的社会暗示容易误导社会成员、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度依赖影响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正视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对社会控制的消极影响, 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 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大众媒体一方面反映现实,另一方面也建构现实。大众媒体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拟态”的环境里面。大众媒介强有力的渗透与覆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让语言的创造越来越快。正是有了大众传播，人们才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改进并完善自己的文化。

2.3大众传媒的形式

报纸/电视/广播/杂志/户外/售点/网络等

3．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着流行文化；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又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媒介。事实上，我们仅从当代新闻类传媒的传播内容、方式与风格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约翰·哈利特曾经说过：“通俗新闻看来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新闻形式，它正在取代传统的„严肃‟新闻，即使在„严肃‟新闻的最后堡垒即所谓„高品位‟大报也是如此。”他所说的通俗新闻是指“那些大量销售的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节目，它们专门从事名人轶事、生活方式以及„非消息性‟报道，并不注意日常政治新闻报道”。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4总结

大众传媒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大力传播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文化的发展需要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全面认识和辩证分析，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而应从发展的、创新的角度来把握，把传统、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我们引进外国文化，要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和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更好地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

9.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篇九

麦库姆斯肖

在当代，竞选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体向人们展示自己，而不是直接出现在人们面前。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成为许多人接触政治的唯一途径。包含在新闻、专栏文章、社论中的竞选者的誓言、承诺和高谈阔论，成为人们决定是否投票的依据。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是通过大众媒体或其他人获得的第二手或是第三手信息。

虽然，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众媒体能在竞选中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有一些相当有力的证据显示，选民能从大量可得到的竞选信息中获知情况。当然，人们对大众传媒提供的政治信息的关注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并对政治抱有很大兴趣（包括一些最不可能改变政治信仰的人），积极地搜寻信息，而大多数人是在轻而易举的情况下获得信息的。正如贝雷尔森精辟地指出：“在任何问题上，多数人‘听到’，但几乎没有人‘认真倾听’。”但同时，贝雷尔森还注意到，那些与媒介接触最多的人最有可能知道竞选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特莱那曼和麦奎尔在对1959年英国大选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选民们确实从大众媒介那里获知情况。

并且很明显，他们直接按照媒介对竞选运动中的问题的强调程度而获知事件。对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格外关注的朗夫妇发现：

“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它们树立政治人物的形象,它们不断地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也许,柯恩对这一假设的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阐述最为简洁。他指出,报纸“也许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方面并不成功,而在告诉人们考虑什么问题方面却惊人地成功”。大众传媒或许对人们态度的方向或强度影响不大,但学者们假设,大众传媒为每一个政治竞选运动设置议题,影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重视程度。

研究方法

为了便于调查在1968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本项研究试图将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称之为竞选运动中关键性议题的问题与他们在竞选运动中通过大众媒介获得的实际内容相比较。研究者从查佩尔希尔的五个选区的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调查对象,他们在经济、社会和种族背景方面具有代表性。由于将研究限定在一定的社区,因此,其他许多变量如地区差异和各媒介表现的差异均得到了控制。

9月18日至10月6日,我们进行了100次访问。在挑选这100个样本的过程中,我们使用过滤性问题以鉴别出那些还没有明确决定如何投票的人——即那些被推测为最易受竞选信息影响的人。那些尚未完全决定拥戴某个竞选人的选民,才被选出接受访问。此项研究借鉴特莱那曼和麦奎尔的策略,要求调查对象概括出他们认为的主要议题,而不去顾及竞选人当时说了些什么,访员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记录。与此同时,我们收集了为这些选民服务的大众媒介的信息内容,并对此进行内容分析。春季进行的预调查发现,在查佩尔希尔社区,几乎所有大众传媒的政治信息均由下列信息源提供:达勒姆地区《先驱者晨报》及《太阳报》、罗勒地区《新闻和观察者》和《时代》、《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以及NBC、CBS晚间新闻。

上述调查对象有关他们视为主要问题的回答,以及9月12日至10月6日期间的样本报纸、杂志、新闻节目中的新闻和社论,被分成犸类,分别代表中心议题及其他类型的竞选运动新闻。媒介新闻的内容也被划分为“主要”与“次要”类别,以便观察媒介在对各议题的强调程度上是否有本质区别。对于印刷媒介而言,这种主要/次要的分类是根据所占版面和所处位置而划分;对于电视,这种分类则是按照节目所处时段和所占时间量而确定的。具体地说,主要新闻/文章是这样定义的: 1.电视:长度为45秒以上(包括45秒)的新闻和/或属于三个显要时段播出的重要新闻中的一条。

2.报纸:任何作为要闻出现在头版或任何一版在三栏标题下并有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有关的新闻报道。

3.新闻杂志:篇幅占一栏以上或出现在新闻部分开端的内容提要中的新闻。4.报纸、杂志中的社论版:在社论版中位于头条位置(左上端)的社论或专栏评论,以及任何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竞选运动有关的社论或专栏评论。

次要文章指的是,本项研究中包括的以政治为内容但所占篇幅和时间均少于主要文章的文章。

调查结果

表1显示的是,本次研究所选定媒介的主要文章在竞选运动期间对不同话题及竞选人的强调程度。如该表所示,大量的竞选新闻不是关于主要政治议题的讨论,而是对竞选运动本身的分析。这一点,可能使那些认为竞选新闻主要是有关政治议题的人踌躇。有关华莱士的主要新闻中,35%由分析组成(如“他是否有机会获胜?”)。有关汉弗莱和尼克松的主要新闻中,分析所占比例分别为30%和25%。同时,该表也显示了竞选者们言及其竞争对手的相对比重。例如,很明显(在媒介信息内容中),阿格纽攻击汉弗莱的报道比重(占有关阿格纽的主要新阈的22%)多于尼克松攻击汉弗莱的报道比重(占有关尼克松的主要新闻的11%)。总的来说,媒介中的次要文章对这些政治议题与话题的强调程度,与主要文章大致相当。

表2集中显示了媒介中反映出的各党派对议题的强调程度。由此表可,汉弗莱/马斯基比尼克松/阿格纽或华莱士/莱梅更关注外交。然而,对“法律和秩序”这一议题来说,有关华莱士/莱梅的新闻中一半以上内容与此有关,汉弗莱/马斯基的新闻中只有不到1/4的内容与此有关,在尼克松/阿格纽新闻中大约占1/3——工仅次于共和党对外交议题的强调程度。汉弗莱花费大量时间为越战辩护(或评论),尼克松却没有(也不需要)选择这样做。

媒介似乎在选民对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的判断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问卷明确要求调查对象在判断时不要考虑竞选者们届时会说些什么)。媒介刊播的主要新闻对重要竞选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们对于哪些是重要议题所作的独立判断的相关性达到+.967,而次要新闻对重要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的判断之间的相关性为+.979。简言之,这些数据显示了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竞选者对议题的强调)与选民对各类竞选话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紧密联系。

但是,也应看到,尽管三位总统候选人对不同议题的强调程度差异很大, 选民们的判断却反映了媒介报道的综合情况。这表明,选民们对所有政治新闻都有所关注,而不考虑它们是否源自或关涉某个自己拥护的候选人。但统计表格反映的是所有调查对象的综合情况,因此也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由于将所有选民归并在一起分析,故无法体现个人在党派偏向及主要关注对自己党派有利的材料的倾向性这两方面的差异。为此,本项研究又对9月至10月期间那些显示出倾向于某位候选人(但不是最终表态)的调查对象的回答另作分析(调查对象中有45人属这种情况,其余均属尚未做出决定者)。表3显示了对这45人所选定的四种媒介进行分析的结果。

由表3可看出,倾向于汉弗莱、尼克松或华莱士的调查对象列举的重要议题的频数,与(a)媒介报道中主要与次要议题的频数,及(b)四种媒介中各媒介针对每个党派报道(以某个党派或竞选人作为主要对象的报道)中的主要与次要议题的频数相关。例如,民主党人士视为重要议题的内容与《纽约时报》所有主要新闻中对这些议题的强调之间的相关程度达.89;民主党人士对这些议题的强调程度与《纽约时报》有关民主党候选人的报道中对这些议题的强调程度的相关性为.79。

如果预测选民对针对自己党派的主要、次要议题更为关注——即有选择地读或看,那么选民与有关其党派的新闻/评论的相关性应为最高,这将成为选择性认知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如果选民不考虑媒介强调哪个竞选人或党派,而是理性地关注所有新闻,那么选民与所有媒介内容的相关性将最高。这就是议题设置功能的证据。关键在于,哪一边的相关性更高。

表3大体显示,在竞选运作的早期不能坚决表态的选民关注所有新闻。就主要新闻而言,选民对重要议题的判断与反映在所有新闻(包括有关他们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中的议题之间的相关性,高于选民的判断与反映在有关选民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中的议题之间的相关性。次要新闻也是同样。兼顾主要与次要新闻,24项可能的比较中,有18项显示选民与所有新闻而非仅仅有关他们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一致。对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作用的解释,比选择性认知更为有力。

表3的数据大体显示了选民与媒介对1968年重要议题的评价高度一致,但这种高相关性并非对所有媒介与所有选民都完全相同。表4清楚地披露了媒介间的差异。该表中所列出的,是全体调查对象而非仅包括那些在调查时已倾向于某位竞选者的调查对象。有关竞选运动的重要议题,各媒介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并不是完全的一致。我们将媒介视为选民和实际政治环境的中看，由此可以将表5中的相关性解释为可靠性,它显示了各媒体对哪些是重要政治事件的意见的一致程度。这些系数不是绝对的,同样,媒介中的虚拟环境也不是对1968年大选的准确描述。

至少有两组因素降低了新闻媒介之间的一致性。首先,报纸、电视、新闻杂志的基本特性各异。报纸每天发行并拥有大量版面;电视节目虽每日播放却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新闻杂志每周出版,因而新闻时效性较弱。表5显示,同类媒介间的相关性最高,而不同媒介间相关性最低。

其次,新闻媒介确有观点,时而抱有极端的偏见。然而,表5所显示(尤其是同类媒介间)的高度相关性表明,媒介对新闻价值,尤其是主要新闻的意见相当一致。虽然，新闻界对新闻没有明确的、达成共识的定义，但关于每天的重要新闻，新闻界还是有专业标准的。新闻机构——尤其是报纸和电视——在大部分政治信息方面广泛使用主要的通讯社,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重要新闻的衡量标准。但是,当我们将视线从竞选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它们几乎人人意见一致)移开时，发现个别解释的余地较大。如表5所示，这反映在各媒介对次要新闻的一致性相对较低。以报纸为例，由于一家报纸只使用其当天手头资料的15%,因而对次要新闻的选择余地很大。

总之,各新闻媒介分别不完整地重塑政治世界。然而,本项研究表明,选民倾向于分享媒介对何谓重要议题的总体定义,这一证据有力地体现了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

讨论

诚然,以上报告的相关性尚不足以证实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存在,但这些证据符合产生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必要条件。本项研究比较了两种聚合单元,即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群体与若干大众媒介的总体表现。作为对议题设置假设的第一次验证,是令人满意的,但今后的研究必须由广泛的社会层次转向社会心理层次,将个人态度与个人对媒介的使用相比较。目前,我们正在几个方面努力,促使这些证据更为精确。研究者尝试将调查对象的态度仅与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实际使用的媒介(的态度)相比较。

另外,该研究还包含了议题设置的假设与选择性感知的假设,对这些相关性的比较,也证实了议题设置的假设。

将本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解释为显示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合理。任何认为媒介与选民对议题的强调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的论证不合逻辑的论点(即认为媒介与选民仅仅是对同样的事件做出反应而并非以某种方式互相影响)都假定,选民有各种途径观察政治环境的日常变化。这一假定似乎不合理: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总统竞选活动,而亲眼见到竞选者本人的人则更少,因此,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信息,主要是转述大众传媒的报道,并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媒介是全国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对大多数人而言,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的——也是惟一的——易于获得的、接近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的信息。

也许有人认为,高相关性表明媒介仅仅成功地使信息迎合受众口味。然而,既然大量研究显示了职业记者与受众在新闻价值方面的明显差异,则上述情况恐怕是值得注意的。媒介在政治这一主要新闻报道领域中占据了优势(压倒其他信息来源),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尽管首先这是一个有关政治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一些关于选民个人认知的代表性问题的心理学数据也被手机起来。施洛格指出优秀的评价维度不是属性的罗列，而是认知不同的基本特征。所以根据那些影响选民对总统候选人和有关问题的开放式问卷的回答，对这些受访者进行分析区分。一些选民非常情绪化的阐述他们对于那些问题和候选人的看法。另一些人就更加看重事实。每一个受访者的回答都通过“完全情绪化”、“情绪化主导”、“稍情绪化不主导”、“完全非情绪化”四种进行分类。关于每一位选民影响程度作为其收集政治信息的认知行为，本研究假设认知形式也影响信息收集的模式。

这个假说避开因果关系来谈，就是影响程度表现在选民传播行为中定位的不同。但是许多非常高效的选民传播行为的定位变量已经被记录着研究报告中。总的来说，他们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和对政治的兴趣程度。然而，从美国选民的时间拓展漏斗模型来看，考虑到具体的选举中，教育水平和政治兴趣程度的定位还是不够准确。认知形式更接近漏斗模型的结尾，更接近实际参与选举的时间。它也似乎在与选民行为更多功能性的关联中占有优势。

对于影响程度和传统定位之间关系的分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政治兴趣和影响程度对于媒体使用的独立效果显示在表6中。并且，作为媒体使用的定位或预测的影响程度的效度也被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对政治高度感兴趣的人之间。

表6中影响程度和媒体使用都是基于受访者个人表示的对于他们最重要的问题的回答。影响的程度是以他们认为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来度量的。媒体的使用时基于在过去24小时内受访者是否看见或听说该媒体对于某个问题的报道。

影响程度高就会限制传播媒介要求更多关于非常重要个人问题的信息的使用。至少，调查的影响程度高的受访者没有要求近期的信息。这一结果对于政治兴趣度高的人和政治兴趣度低的人都适用。尤其是在兴趣度高的人群中间。例如，在政治兴趣度高、影响程度高的受访者中仅36%的报告称近期在报纸上读过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的相关信息。但在政治兴趣度高、影响程度低的受访者中这个比例约为六成。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有相似的模式。

10.女性与大众传媒课程论文 篇十

俄罗斯的权力组成正在发生变化，自由派技术官员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权力体系中。

29岁的尼古拉?尼基佛罗夫长着一张娃娃脸。两年前，这张“娃娃脸”出现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政府名单中，着实让外界吃了一惊。不久前，他又进入了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政府内阁，成为交流与大众传播部部长。20多年来，他是俄罗斯唯一一位“80后”政府高级官员。

就像这张“娃娃脸”给人们带来的新鲜感一样，俄罗斯的整个新政府中都充满着新面孔。相比于上届政府，3/4的官员被替换，而且平均年龄大大下降，技术型官员的比重得到提升。难以预料的经济前景和走上街头高呼“反普”口号的民众，是否意味着普京时代已经进入尾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普京正在做出改变是确凿的事实，政府的年轻化和技术化或许便是改变的开始。

80后天才逆袭普京

尼基佛罗夫进入中央政府的消息传来，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一片惋惜之声。许多人感叹：“我们终究还是留不住这位‘神童’”。过去这两年里，中央政府多次邀请尼基佛罗夫到中央工作，但都被鞑靼斯坦地方政府拦了下来。这一次，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直接出手“抢人”了。

17岁时，尼基佛罗夫就已经创建了“喀山网”，并让这家网站成了俄排名前十位的名牌网站。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的“牛刀小试”。借此展露头角的尼基佛罗夫成为各种国际青年创新活动的常客。在一场名为“青年功勋”的国际大会上，他领导的一个电子商务策划小组凭借多个出色的策划案一举夺魁。尼基佛罗夫也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国际声誉，并获邀参加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一位曾与其在信息技术领域共事的同僚回忆称：“尼基佛罗夫的才华早就引起广泛关注了。上世纪90年代初，乔治?索罗斯曾与俄政府合作运作‘互联网大学中心’计划，建立互联网研究中心，吸引青年才俊加盟。当时，尼基佛罗夫就已经是设在喀山的这家研究中心一个主要研究室的负责人了。”

尼基佛罗夫在喀山所取得的成功被当地政府所关注。2005年，他成为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理助理，专门负责共和国信息技术发展。在他的努力下，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拥有了俄罗斯最先进的办公系统，并在境内建立了全俄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创新中心。在这个风景如画的中心中，数千名比尼基佛罗夫还年轻的信息技术人才，享受着高薪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在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15岁的拉辛领导着一个开发小组，成员均是14～17岁的“大孩子”。但千万别小看他们，这个小组开发的手机游戏已经取得了不小的市场成功，多款游戏被欧美大公司买走。

这样的高新科技小组还有很多，而他们所有人都清楚，在俄罗斯别的地方，他们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只有在尼基佛罗夫领导的这个创新中心里他们获得肯定和发展机遇。进入政府后，尼基佛罗夫曾多次阻挠用一个大公司将整个鞑靼斯坦的信息技术统领起来的企图，而这种尝试却偏偏是普京时代整个俄罗斯最常见的经济发展策略。显然，这个创新中心的成功绝非没有原因。

2009年，尼基佛罗夫进入了梅德韦杰夫的“黄金100”国家级人才储备库中。而今年5月21日，他正式成为部长，尽管此时他还不到30岁。

黄金人才库

尼基佛罗夫进入政府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审视本届政府成员的构成，“60后”成为中坚。要知道，这一代人是在价值观形成之际赶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代人，他们的政治认同不可避免地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此外，还有多重看点能够从政府名单中找出来。比如追随梅德韦杰夫多年的德沃尔科维奇成为副总理。这位自由派技术官员这些年来一直以其自由经济理念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决策，他同尼基佛罗夫一样，历来反对垄断，着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当年普京发动针对尤科斯集团的进攻时，德沃尔科维奇同梅德韦杰夫一起，是对其发出否定评价的高级官员之一。而当去年9月普京宣布竞选总统时，德沃尔科维奇又是俄高级官员中第一位对此表示忧虑的官员。

此外，舒瓦罗夫则成为了唯一一位第一副总理。在俄政坛，他是公认的一位自由派技术官僚，俄罗斯的“入世”进程就是由他一手领导的。

俄罗斯政坛眼下呈现出一种保守与自由官员并存的奇怪现象，而且还呈现出技术型官僚同时也是俄罗斯政治语境下的自由派官僚的趋势。这些是由俄近年来的政治经济实践所决定的，也是当下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所决定的。普京确立自己政坛地位所依靠的是由克格勃和军人组成的强力集团，但“普京时代”已经过去12年，昔日这批强力官员正逐渐从普京的权力体系中淡去，原本在整体力量上不占优势的自由派官僚自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统后，便开始逐渐增强力量。梅氏成为总统后提出的“黄金100”、“黄金500”和“黄金1000”人才库都指向了这一点。如今，梅氏成为总理，自由派技术官员们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权力体系中，而普京多年的头号心腹谢钦没有进入到政府，则意味着至少在政府这片领地，自由派取得了暂时性的优势。

其实，无论是尼基佛罗夫这位“80后”的一枝独秀还是“60后”的整体崛起，无论是自由派官僚的增加还是谢钦的离去，都说明了自由派和技术型官僚的整体崛起趋势。就像《独立报》主编列姆邱科夫评价的那样，“强力集团”已经不再是俄政坛的中坚，俄权力组成正在发生变化，尼基佛罗夫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代表人物。这种趋势会昙花一现还是持续呈现，既取决于普京的意志，也取决于受制于国际经济状况的俄经济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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