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楷模（共8篇）（共8篇）
1.共产党员楷模 篇一
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 指引方向的一面旗帜
——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观后感
前几天，我有幸聆听了吴孟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团成员分别从不同方面生动讲述了吴孟超同志感人至深的先进事迹，使我感动颇深、感慨良多。我由衷地感觉到，他就是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引领我成长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吴老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奋斗史，就是一部当代革命军人的珍贵教科书。
我们要学习他用行动捍卫正确信仰、为信仰奋斗一生的精神。吴孟超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人找到和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正是这种对待正确信仰的态度让吴老在人生道路上谱写了一页一页的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吴孟超同志找到了他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一心向党，立志报国。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当代青年应该有的信仰吗！没有坚定的信仰，不会有强大的动力；没有为信仰奋斗终身的决心，就不会有不竭的动力！
我们要学习他勇攀高峰、不畏艰难的高贵进取精神。无论是面对回国途中的凄凉遭遇，还是面对日本专家对我国肝脏外科的低微看法，吴老始终将悲愤化为前进的力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一系列创新和突破，使我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吃苦耐劳、敢于创新、不畏艰险
正是当代青年需要大力培养和始终保持的优秀品质，吴孟超同志用一辈子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
我们要学习他倾心为民、德技双馨的崇高医德。“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这是吴孟超同志对一个好医生的诠释，而他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践行着这个标准。在现今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大形势下，他始终坚持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便宜药，能为病人节省一点是一点，一年竟然给病人节省7000多万元！他视病人如亲人，和蔼慈祥、体贴认真，总是让病人心头一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我军永远不变的宗旨，吴孟超同志实实在在做到了这一点，不愧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不愧为医学泰斗！
吴孟超同志已经89岁了，仍然每年做近200台手术。什么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什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吴孟超同志将是我学习模范，将是指引我前进的一面鲜艳旗帜！
2.共产党员楷模 篇二
9年前, 她和丈夫守着二十几亩水田, 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夫妻二人累死累活干到秋, 一年收入也就两万多, 日子过得很拮据。朱宏威没有安于现状, 她每天都在思索, 经常到处学习, 在这块土地上, 怎样才能挣到更多的钱呢?终于, 一次机会改变了她的生活——在参加了一个食用菌培训班之后, 她决定种植食用菌!回乡后, 说干就干的她动员了六户农户, 集资成立了福盛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十几万元, 三个冷棚, 眼看着香菇即将成熟, 谁知因为技术不成熟, 朱宏威只能眼睁睁看着香菇棒一天天枯死。借贷无门,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 乡妇联为她争取了团市委五万元青年创业贷款, 这笔贷款为她打开了一扇透光的窗。重打锣鼓另开张, 吃一堑长一智, 朱宏威改种不怕旱的金针菇, 这一年的年末, 两个棚的金针菇净赚了十多万。
赚来了第一桶金后, 朱宏威的眼界越来越宽。她意识到, 农产品的低端化是影响农业效益的重要制约因素, 于是她又在打造优质高效农产品上下功夫。凭借多年种植水稻的经验, 朱宏威想到, 有机肥种植出来的水稻不仅无污染, 而且口感也比普通水稻要好, 价格一定不低。她将生产食用菌之后剩下的废弃菌棒制成有机肥返田, 种出了营养丰富、口感软绵而有弹性的有机大米, 每亩收益是传统大米的两倍。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 朱宏威发起创立了沃野农机专业合作社, 使用农机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化。为了打造高端农产品, 朱宏威还专门注册了“辽营”和“修福”两个农产品商标。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不断创新, 朱宏威的路越走越宽。在2014年的辽宁省农博会上, 朱宏威成了耀眼的明星。
2015年, 随着“互联网+农业”的深入人心, 朱宏威也产生了从事农产品电商推广的想法。为此, 她积极参加了各种相关论坛及会议。通过参加“新农业电商沙龙”, 朱宏威接触到了辽宁新农人联合会。联合会推广的“拥抱信息化, 保护生态环境, 提供放心产品”的理念, 与她的想法简直是不谋而合;此刻的朱宏威像找到组织一般, 兴奋地加入了辽宁新农人联合会。在这里, 她结识了许多奋斗在不同农业领域的新农人们, 通过不断的交流学习, 朱宏威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电商之路——品牌推广+口碑营销, 自己的品牌大米的影响不断扩大。
朱宏威对未来有着这样的畅想, 她说:“未来, 我们合作社要争取实现獐子村3 300亩地全部栽培有机新品种水稻;在3年内, 以獐子村为原点辐射整个水源镇, 达到10万亩的生产规模, 进而带动全市50万亩水田有机稻生产的全面铺开。”如今, 朱宏威已经成为两家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拥有食用菌大棚14个、土地3 000多亩、农机具150多台套, 固定资产达700多万元, 社员达200多户, 年人均增收3 000多元。凭着敢想敢干的精神, 怀揣不断奋斗的信念, 朱宏威成为农村妇女的创业典范, 也成为辽宁新农人联合会众多创业精英中的翘楚。
3.永远的楷模 篇三
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离开我们已18年了。但人们回忆起这位平易近人的医生，仍是充满了崇敬之情。
林巧稚1901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一个教师家庭里。她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协和医院工作，后又到英国、奥地利、美国进修或考察，回国后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1959年，她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曾这样评价她：“林大夫不是一般的大夫，她对病人有一股特别的吸引力。”林巧稚终身未嫁，但她却为千千万万的新生儿迎来了生命的曙光。她曾同毛泽东主席讨论过人口控制的问题，进而计划生育成为妇产科学术会议的重要课题。她提出并主持了全国范围内的子宫颈普查普治，使我国许多妇女因此而重获了生命。
林巧稚在漫漫的行医生涯中有句名言：“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一个做过剖宫产手术的妇女发生剧烈的腹痛，伴有高烧寒战，找不出病情突然恶化的原因，医生求教林主任。林巧稚亲自给病人做了检查后问医生：“她是没有临产就做的手术吧？”医生回答：“是。她骨盆狭窄，是选择性剖宫产。”林巧稚又问：“术后没有给病人扩张宫颈吧？”医生答：“没有。”林巧稚说：“这就对了。这种没有临产就做剖宫产的病人，子宫颈没有张开，子宫内的淤血排不出去，因而引起高烧腹痛。”主治医生根据她的诊断，立即给病人扩张宫颈排出积血，病人腹痛顿时消失，高烧迅速减退。
林巧稚认为，一个临床医生要多到病人那里去，她要求刚毕业的产科医生必须好好接生100例，否则就谈不上有基本的经验。
1973年，林巧稚被委派为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美国，看到西方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诊疗方法有了新的进步时，她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学习。但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患者有思想感情，有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和身心反应，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做纯技术专家，而要到病人那里做面对面的工作。”现在，各种先进的医疗仪器广泛应用于诊断治疗中，许多医生成了依靠仪器诊断治疗病人的工具，致使临床上经常出现误诊误治、甚至导致医疗纠纷的现象。林巧稚的这一见解虽说是在30年前发表的，但对今天的医生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到此结束
张晓楼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农村。1940年，26岁的张晓楼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从事的眼科事业。他曾任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从医50年，治疗眼病患者数以万计，被人们群众称为光明的使者。
建国初期，沙眼患者在我国和世界分布极为广泛。它给病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痛苦和负担。据统计，全世界盲人中，有1/4~1/5是由沙眼造成的。它是危害人类最广泛的疾病。
研究沙眼的病原体，大力开展沙眼防治，为人们解除疾苦，早已在张晓楼脑海里酝酿多年。1954年，我国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汤飞凡向他提出合作研究分离沙眼病原体，张晓楼欣然同意。1957年，当张晓楼、汤飞凡完成了沙眼病原体的动物试验后，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有人体试验，这样，这项研究成果才能获得最后证实和被国际上承认。于是张晓楼提出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而卫生部负责人建议由青年人自愿报名。消息传出后，许多青年医生递交了自愿书，这种为科学、为人类的崇高献身精神，使张晓楼大为感动。把爱护和培养青年一代作为己任、把青年看作宝贵财富的张晓楼退回了一份份志愿书，和汤飞凡教授一起毅然在自己的眼睛上做了人体试验，结果都发生了急性沙眼。他们从自己的眼中分离到了沙眼病原体。当时称为沙眼病毒。1973年定名为沙眼衣原体。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分离和繁殖沙眼衣原体的方法，因而震动了国际眼科学界和微生物学界。
第一届国际沙眼病原体会议认为，这一重大成就为全世界的沙眼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许多外国专家盛赞：中国学者的这一重大成就，是自1907年捷克学者发现沙眼包函体之后，眼科学界最重要的贡献。
1981年，国际防治沙眼组织在巍峨壮观的巴黎国际大厦举行授奖大会。张晓楼、汤飞凡两位教授因合作首次在世界上分离沙眼衣原体成功，而被授予国际防治沙眼金质奖章。大会上，他们伟大的创举，生动的讲演，引起了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由衷的赞叹。这一重大成就，使有关沙眼病原体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到此结束。
4.共产党员楷模 篇四
敬爱的党组织：
2011年11月28号，在院党支部召开的2009级第一批预备党员转正大会上，我和其他5位预备党员在顺利通过了党组织为期一年的考察之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人生道路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身为党组织中的一份子，从此我的一言一行将不仅仅体现着个人素养的高低还关系着整个集体形象的荣辱，我的一举一止将不仅仅要对个人负责还要对整个党组织、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负责。因此，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让我内心又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集体感与责任感，这鞭策着我时时、处处、事事都要牢记自己是一名大学生党员。在大三过去那几个月的繁重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努力在各个方面发挥一名学生党员应有的模范作用，践行自己的入党誓词。
大三上学期转正之后，我对自己在日常学习和生活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在学习上，我汲取了上学期骄躁、懒散的教训，重新以踏实、虚心、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新一轮的学习当中，制定了比较合理的学期计划，明确了各个阶段的重要内容，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学习任务，使自己每天都过得比较充实。在和班里其它同学交流的时候，得知他们不知如何安排繁多的学习任务而苦恼，我就建议他们也尝试着给自己制定一个学期计划，合理分配时间，分清主次任务，科学学习而不是盲目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勤俭节约，到食堂用餐尽量不浪费饭菜，平时着装以整洁干净为主；带动着宿舍里的同学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保持好宿舍卫生；在校园里也讲求文明，主动捡拾地上垃圾，晚自习最后离开时注意关灯等等。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做到宽以待人，能欣赏别人的优点也能包容别人的一些小缺点，与同学和睦相处、努力帮助同学，做一个让同学们满意的合格党员。
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后，我不仅努力做到以身示范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为同学们服务的意识并自觉践行。
进入大三后，我退出了院学生会的工作，由于在班里也未担任一定的职务，因此与其他党员同志相比少了很多为同学们服务的机会，为此我也感到愧对于党员这个称号。在转正大会上，我谈到了自己的这个问题并表示要努力争取可能的机会多为同学们服务。之后不久，院里组织09级同学进行为期1周的微格教学活动，在后期的教学录制活动中需要将同学分组，由小组长带领本组同学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当时学委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担任小组长，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之前未接触过班级事务，再加之对教学录制的流程也不是特别熟悉，因此心里感到有些生怯。但考虑到自己是一名学生党员，班级需要自己就应该努力担起这个责任，于是在学委的鼓励下我同意了担任小组长。录制之前我熟悉了一下整个过程，再一次提醒本组同学准时到达录制地点以及录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到了正式开始的时候，我负责在下面为同学们卡时间、维持室内秩序，组织同学们有序地进行录制。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录制过程中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屏幕前，耐心地等待每一位同学完成一小段教学录像，看着大家最终顺利地完成任务，我也松了一口气，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正帮同学们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为同学们服务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这一次组织同学们进行教学录像的经历大大激发了我为同学们服务的热情，也增加了我处事的信心。在寒假过后为期6个周的教育实习过程中，我又被院里委以小组长的重任，带领组里其它5名同学在莱芜一所实习高中完成了学校要求的实习任务。回顾那段实习生活，我觉得苦中有乐。当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在去之前还不确定实习学校的历史教学情况以及食宿情况。我们从带队老师那里得到的唯一信息就是可能会教高中的学生，至于学校用什么教材，学校的食宿安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方便同学们做好教学以及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联系一下实习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于是鼓起勇气直接给该校的教育实习负责老师打了电话，从老师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及时通知给组里的同学，让大家在去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到达了实习学校后，我们面临的又一大难题是需要重新适应这个陌生的环境，这包括住在哪里，到哪里吃饭、打水、购物等等。通过及时向实习负责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教学楼、餐厅、水房、超市的位置基本上都熟悉了，学校还特意为同学们办了一卡通，方便大家在校园里消费。正式实习开始后，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为了方便我们和指导老师进行交流，学校安排我们六个实习生和老师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的空间不是太大，我们只能在靠窗的地方将六张学生桌整齐地排列成一排作为我们的办公场所。但是由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比较紧张，老师听课都很难找到凳子，更不用说给我们提供6张凳子。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征求了其他五位同学的意见，最终决定不再麻烦学校而是自己去买六张塑料凳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有了自己固定的办公用品就为大家专心投入到其它各项实习活动中提供了物质保障。总之，实习期间我们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麻烦，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和实习小组长，我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同学们一一化解这些困难。遇到问题我首先告诉自己要沉着冷静、理性思考，同时还要细致入微，考虑到同学们的特殊情况，全心全意为同学们做好每一件事。在同学们的积极配合下，我们最终圆满结束了自己的实习生活，在实习中收获了知识、友谊和欢乐。对我而言，最为珍贵的就是多了一次为同学们服务的机会，让我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5.共产党员楷模 篇五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1
2009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10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14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2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04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她作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党代会。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08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4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女高至今也没有一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破格录取标准，录取谁不录取谁，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在县级政府层面，也给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许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额外录取一些贫困生。“对超出的人数，基本张桂梅上报，县里就会批，”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毕竟女高能招的人数也有限。”
实际上，对于是否划一条明确的分数线，女高内部也有过讨论。但张桂梅认为，“只要划了分数线，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就进不来了，有违女高的初心。”
据女高2015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19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20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3
1995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1997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抓学生学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1999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她1000元，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02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四处奔波。
2007年，张桂梅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张桂梅和她筹建免费女高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张桂梅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都得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以自身独有的特色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发展成长。张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视角，不断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变教育背后的贫困。“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善良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桂梅“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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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创办女子高中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众多适龄失学女孩的上学问题，帮助她们走出闭塞的村落，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可当无法保障学生安全的时候，何谈追逐梦想?
对此，为保障新招收100名学生的安全，张桂梅便带着全校的女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了教室，利用桌椅晚上搭成简易“宿舍”，白天教学，晚上休息。同时，又安排学校里的男老师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搭起“木板床”，轮流值守校园安全工作，全体教师为学生筑起了安全保障第一关。
当张桂梅决心要创办女子高中之时，便知其一路坎坷，在这样的环境里，全校仅有的17名教职员工中有9名相继辞职离开，100名学生有6名提出转学，这些情况让创办女子高中初期本就步履维艰的张桂梅更是雪上加霜。
只招收贫困家庭女孩?免除学杂费的办学制度?女子高中能否办得下去?面对社会上的质疑声，张桂梅鼓励大家：“留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共产党员，只要党员在阵地就在，女子高中这块教育扶贫阵地一定守得住。”
张桂梅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所以，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她也没有放弃建立女子中学的决心。
2008年9月，在张桂梅老师的不懈努力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全国惟一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华坪女子中学终于顺利成立。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5
扎根云南丽江深山1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作为边远山区乡村教育的“点灯人”，为1600多名偏僻山区的女孩插上腾飞的翅膀，帮助她们飞出大山，跨进大学校园的知识殿堂。这就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长张桂梅。近几年她的事迹被央视等全国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已经家喻户晓。
立德树人，是教师的天职。“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张桂梅同志始终把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矢志不渝、执着追求，她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党、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贫困山区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坚定信仰和崇高境界，她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新时期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杰出榜样。
她是信念坚定的优秀代表。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张桂梅之所以为党的教育事业、为人民的教育事业锲而不舍、坚定不移、无私奉献，就是因为她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虽病魔缠身，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却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把党的教育事业放在心上。她把所有捐给她治病的钱和奖金、工资，共7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修建乡村校舍，2015年，她把十七大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生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毫无保留的全部交给了组织，全部保留在了县档案馆里。她说：“是党为她指引了一条光明的人生路，是党为她铺满了鲜花盛开的路，她所做的算不了什么，她就是要以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
她是教书育人的杰出榜样。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教育情怀，才成就了今天的张桂梅。张桂梅的办学校，她的目的是“让大山里的女孩能够飞出去”，为这个目的而付出努力，不辍追求，这就是她的教育情怀。“我想让山里的(女)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这是张桂梅的办学初衷。她创办免费的华坪女高，就是出于改变山里女孩命运，改变其家庭的目的。在她看来，山里的女孩子如果能考上大学，就可以改变三代人。如此，我们看到她长期拖着病痛的身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是她的诺言，为了办好学校，她带着老师，拿命在拼。比如，在华坪民族中学工作时，常常有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她就拿出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交学费，她不让自己班上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读不了书。这就是张桂梅，她成为全国所有教师的楷模，实在是当之无愧。
6.共产党员楷模 篇六
回到故乡，选择坚守。黄文秀同志在城市与乡村的抉择中，毅然选择回到故乡，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她在毕业后，面对城市良好的工作环境，毅然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广西，家乡艰苦的环境没有难倒她，反而成为她坚守的动力，要改变家乡的面貌成为她的梦想并为之努力，这也是我们这些基层党员共同的心声，她的抉择与付出更加坚定了我们选择故乡的决心，我们将接过黄文秀手中的接力棒，在建设家乡的艰难路途中坚定前行。
回到基层，选择拼搏。黄文秀同志在基层工作中，一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将脱贫攻坚的困难化为倾情投入工作的动力，在奉献自我中实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用美好青春时光和不息的拼搏精神，完美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黄文秀的事迹对我们这些基层党员产生了极大的触动，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也曾遇到过群众的不理解与误解，但了解了黄文秀在工作中付出的努力，我们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遇到的困难时如此的微不足道，这也促使我们不断转变工作方法与思路，在基层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7.共产党员楷模 篇七
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道德问题凸显。横扫世界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一场道德危机,它本身就是由金融道德丑闻所引发的,房利美、房地美、安然、泰科、世通等商业巨子与政界火热勾结,致使权力和金钱政治横行无忌,它们疯狂造假账,虚报利润以抬高股价,销毁审计资料,终于把美国拖入次贷危机,进而使全世界受累。
美国的道德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酿成的。首先,在美国社会中,法律与规章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社会上层“精英”亵渎法律,滥用权力,耻辱感下滑。在政治上有尼克松总统违法窃听被弹劾之案例,在生活上有克林顿总统和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的丑闻。美国大法官沃伦曾经指出,“在文明的生活中,伦理之海托举着法律之舟”。无疑,这些领袖们的行为趋势如海之风浪在颠覆美国的道德基础。其次,美国的富有者和贫困者在财富、权利、学校教育和卫生医疗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基督教道德伦理基础。第三,美国对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致使政府执迷不悟地以市场的手段去解决事实已经证明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样就加剧了社会矛盾,强化了两极分化,影响了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第四,美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受科学技术的统治,科学技术既可能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又有可能伤害人类生存的环境,如何取舍和使用,拷问着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美国人对技术的崇拜经常会导致对涉及伦理道德问题的误判。此外,网络广泛的使用正在以虚拟的扁平组织形式取代传统的、自太古洪荒时代就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式的道德权威结构,打破传统的垂直道德权威和秩序模式。
在我国,伦理和道德危机也日趋严重。当前在中国社会引起道德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变化”,这个社会中唯一不变的常量是“变化”,引发道德危机最主要的变化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富人缺少安全感,对未来毫无信心,于是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平,置“取之有道”于不顾,疯狂地聚敛财富;穷人苦于生计,缺少社会保障,看不到未来,从而缺乏道德的冲动。正如台湾学者许倬云所说:“在我看来,还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大家都拼命赚钱,精神生活上相当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于是许多秩序就不能够建立起来,这是个普遍现象。这不能说是必经阶段,但我们需要警惕。过去100年里,中国不断地丢失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1]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关注伦理和道德,伦理和道德成为一个很热的话题,成为媒体的宠儿和餐桌边的谈资,人们开始认识到伦理和道德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官员腐败、食品安全、股票市场的内部交易、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等等,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整体伦理和道德水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制度、未来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社会所遇到的道德问题的解决,历史不提供参考,现实令人焦虑,未来不令我们产生信心。社会需要有关伦理和道德的信息、指引和领导。大学应该回应这些需求,不仅仅是因为大学为社会提供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而且还因为大学为社会培养伦理的领袖。大学就应该为社会提供道德的榜样。如果大学不这样做,那么还会有另一类组织对伦理和道德问题具有同样的理解和关注吗?
一、当代美国大学校长伦理道德责任的缺失
美国许多学者和大学校长认为,在政府和企业的道德水准都前所未有地急剧下降的时代,大学必须发挥伦理领袖的作用。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认为,“我们必须求助于大学而不是教会甚至政府,因为我们个人或社会行为的成功最终都建立在我们对自然、宇宙的认识之上;建立在我们对历史长河中的人类命运的真实信念上;建立在关于善与恶以及如何区分善与恶、关于真理以及区别真理与谬误的认识之上”。[2]他还转引了另一位学者所提出的大学新的职能,即在教学和科研之上再加上承担“社会领袖”,“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能。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博克(Derek Bok)对大学的类似教会的伦理道德职责也做了回应,“宗教机构似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给青年人灌输基本价值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包括哈佛,在面对许多人认为的伦理标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它们可以做什么”。[3]但是,大学校长却没有承担起伦理领袖和道德楷模的责任,领导大学应对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危机。
1. 大学校长主要的职责从校园的精神领袖转化成筹款者。
美国大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当时哈佛大学仅有十几个学生,校长承担一切工作,从做学生的监护者,到上道德哲学课。实际上,当时的校长就是牧师,他们是道德的权威,知道社会对大学毕业生道德行为的要求,他们的责任就是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规范学生的行为。今天的美国大学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成为多元巨型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是筹款。在社会的伦理和价值标准多元的时代,校长们在一些问题上尚能直言,诸如科研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学生资助中的公平问题等。而在另一些重大的国家或社会问题上,虽涉及伦理道德,但与大学的直接利益并不那么清晰,例如企业的欺诈、反恐战争、占领华尔街等,校长们则刻意避免发表意见,以免得罪潜在的捐款者,有些校长甚至曲意迎合捐款者的伦理道德偏向。这样,大学校长就有负于社会期望他们承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即运用校长岗位的声誉就当前重大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也就不可能在社会出现重大伦理和道德危机时拉响警报,警示世人了。可是,在社会重大问题上失声的校长也很难以道德的力量领导好学校。正如担任圣母大学校长35年的赫斯博(Theodore Hesburgh)所说,“拒绝在校外发言的人在校内也不会有人听他的”。[4]事实上,20世纪美国的伟大校长,如加州大学的克尔(Clark Kerr)、耶鲁大学的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芝加哥大学的赫钦斯(Robert Hutchins)和哈佛大学的康南特(James B.Conant)等均是时代的先声和卓有影响的伦理领袖,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了他们各自大学师生的价值取向,甚至影响了美国社会一代人的价值追求。
2.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使得校长更关注其职业
生涯,他们有意无意地避免陷入可能危及其职业前景的复杂伦理道德漩涡中。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大学校长岗位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职业化,由于大学管理的复杂化和专门化、科技发展的迅速和知识半衰期的缩短,校长们已经不大可能任职几年后再重返教学岗位,于是他们游走于不同大学,终身任职校长。这样,他们就极力避免在职业生涯中留下“污点”,在校内尽量少引发冲突,在校外保持政治低调,他们口口相传的幸存诀窍是:“在街上你不能改变你的大学。”事情缘于越南战争,那场战争使美国大学校园生活政治化了,伦理价值标准分崩离析了,校长不管站出来反对或支持战争都进退两难。自那以来,美国大学经历了多次政治事件的分裂,语言越来越政治化,形成了语言的地雷阵,校长不得不谨言慎行。今天校长们还面对复杂的管理环境,教师、职员和学生成为“利益相关群体”,教师和职员常常组成工会团体,进行集体讨价还价,校长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愈来愈甚,校长日益工作和生活在法律化的环境中,校长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的风险。这一切导致校长在表达自己意见时更趋保守和中庸,而非勇敢地站在道德高地之上,做出困难的决定,传递强大的道德观。
3. 大学中行政权力不断膨胀,校长的行为举止更像企业的CEO。
我们正处于一个商业价值占垄断地位的时代,在大学中,管理不断顺应市场价值,与传统的学术价值冲突日趋激烈。在大学学术价值和行政价值冲突的整体氛围中,教师倾向于把行政人员看作目光短浅、受市场利益制约、毫无民主精神而飞扬跋扈的人,而行政人员则会把教师视作只知民主而不承担社会责任、自我放纵、目无纪律和随心所欲的人。在美国当前财政危机中,大学从政界和企业界选聘校长逐渐成为一种风潮。据不完全统计,进入新世纪以后,仅在新英格兰地区就有7所大学聘任了这样的校长。例如,卫斯理大学聘任了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和全国公共广播公司CEO的本内特(Doug Bennet),包杜因学院聘任了纽约德布韦和普林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米尔斯(Barry Mills),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长来布兰科(Paul Leblanc)曾任休顿米福林公司副总裁。这一趋势加剧了大学校园中的价值冲突,影响了大学校长的道德领导力。[5]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克林顿总统政府的财政部长萨默斯(L.H.Summers)回归哈佛大学出任校长,他简单粗暴,以行政权力强力推动学校事务,他口无遮拦,内心深处留有轻视妇女和少数种族的印记,不经意间就在语言或行为上流露出来。虽然他有很强的学术背景,长期的大学教学经历,但是,他把在政府部门工作逐渐习惯了的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和风格带到了大学校长的工作中,终于使他与教师离异,成为行政价值的代表,与教师发生尖锐的对抗,致使教师对他产生敌意。哈佛大学强大的文理学院教师最终对他投了不信任票,导致他辞职。
4. 部分校长崇尚奢华的生活方式,致使他们失去道德的领导力。
大学的道德领导始于顶层,始于校长个人的诚信和道德标准。本来由于大学校长的岗位要求,他们就有较高的生活标准,学校为他们准备了华丽恢宏的官邸,配备了专车和专职司机,他们享受一流的旅行安排,为了筹款的需要他们进出名人和富人生活圈子,身边经常围满谦卑的下属。但是,一些校长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不是把这些待遇作为工作的需要,而是和他们自己的权力联系起来。他们年薪过几十万美元却仍然不满足,总是与企业的老总相比,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例如,美洲大学校长莱德纳(Benjamin Ladner)于1994年开始任该校校长,任职期间为大学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生活奢华,尽管其工资在美国校长中位列前茅,年薪过百万,但仍然滥用学校经费,3年用于家宴和私人厨师赴欧旅游的费用就达50万美元,终于引起师生的反弹,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美国参议院的注意而举行了听证会进行调查,给大学的道德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终于导致其在2005年被解职。[6]这种负面个案并非少数,校长举办奢侈的就职典礼,过度装修其官邸和办公室,用公款购买游艇私用,以公款支付富人俱乐部会费和豪华邮轮旅游等新闻经常见诸于媒体。在信息迅速传播的时代,只有负面新闻才是新闻,这些负面新闻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大学校长的道德形象。
二、当代美国大学校长的伦理道德责任
在美国社会,大学具有崇高的地位,自产生以来,就被视作是具有高标准伦理和道德的地方。大学把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这是因为大学工作的性质是追求真理和传授知识,大学对于理性的思考、公正和负责任的行为赋予高价值,人民也期望大学鼓励和促进伦理行为,为社会提供伦理领导和道德楷模。卡内基基金会的一项调查特别强调了大学的伦理道德责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大学一直以来都传授道德和公民美德,并依此指导自己的实践,努力推进真理和尽心尽力地为公众服务。其成员常常成为国家良知的代表。大学的美德是大社会行动的楷模”。[7]对大学的这一高度赞扬和期望是对大学的尊重,是大学独享的荣誉,也是大学要承担的巨大责任。大学校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责任,不仅要对大学实行学术和行政领导,同时还要成为其伦理领导。校长在上任伊始就有了契约责任,不仅要对董事会负责,还要对纳税人、家长、学生、教师、校友和支持大学的社区公众负责。大学校长很可能是美国当代社会中要求最高的领导岗位之一,因为他们不仅要为大学制定愿景与使命,编制战略规划和任务,管理规模宏大的管理机构,领导多样的和高度独立的学院,在公众面前代表大学,处理潮起潮落的与政府的关系,永无止境地筹款,给大学内部各种共同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领导和指南,为董事会服务并满足董事的各种要求,迎合校内外不同人群,如校友、捐赠者和支持者、政客和公民的需要;而且在这一切之上还要对大学的组织品格负责,对大学实施伦理的领导,代表大学发出伦理的声音。换言之,大学是引领伦理的地方,培植“良知文化的地方”,培养各行各业伦理领袖的地方。
当代大学是如此复杂,如此多面,似乎我们越走近它,越与它密切接触,我们就越难以理解其完整性,越见树不见林。因此,我们要从大学校长工作的方方面面来认识大学校长所面对的伦理的挑战和必须承担的伦理领袖与道德楷模的责任。
1. 在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大学校长要坚持
把培养学生的“良知”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从而使学生成长为各行业中的伦理领袖,遵守社会公德的公民。当代大学是各种思想都能表达和相互交锋的地方,社会多元的价值观都能在大学找到理论的支持。大学甚至已经不能再去讲述一种思想、一种生活哲学、一种道德标准。道德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教”的领域,告诉学生什么是错与对、真与假、善与恶、丑与美似乎也已经过时了,是干涉了学生的思想自由。在今天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教师把科研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在教学中关注的是自己学科知识和方法的传授。但是,社会仍然期望大学承担学生的监护人和精神导师的责任。大学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去引导学生选择自己的人生观,教导学生去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使学生成长为品格健全的人,校长就必须承担伦理领袖的责任。
首先,校长要引领全体教师和学生讨论21世纪大学的职责是什么。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已经征服了宿命论的束缚,较少地受自然环境的约束,可以更多地决定自己的存在与未来。今天的市场价值观念如此飞扬跋扈,正在把人类引向市场社会。这两股力量可能会导致人类可悲的失败———非人性化,人类不能不思考“做人还是不做人”这样一个根本的道德命题,大学就是要回答这一紧迫的问题,引导教师和学生去思考大学教育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保护人类自身的演进做出贡献。如果大学不在这一问题上发出强大的声音,大学教育不帮助学生痛彻思考和解答这一问题,大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理性,可悲地走向非大学化。
其次,大学校长要逆转大学教育不断专业化的潮流,重建通识教育。美国大学教育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不断向专业教育转变的过程,这是与科学不断分化的过程,百科全书式学者向专家学者转变的过程同步发生的,可以说是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但是,今天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已经从狭隘的技术专家转向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专家,也就是具有“人性”的专家,不幸的是大学还在培养狭隘专家的轨道上下滑。现在一些大学开始重振通识教育,也许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通识教育看成为“人性教育”,因为通识教育就是教育学生“做人”,使学生具有提出和人类生存相关问题的能力,以及从哲学、伦理道德、社会和科学技术等角度进行综合推理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在其几任校长的领导下,不断加强本科生教育,在本科生教育中重建通识教育。原校长肯尼迪(Donald Kennedy)向全校提出,“象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可以在科研和教学上都优异。我认为在研究型大学中特别需要更多地讨论教学问题,并且尊重和奖励那些教学优异的教师,使教学成为受爱戴的工作和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责任”。[8]在他的推动下,1992年斯坦福大学设置了教学奖,并出台了为教学优秀教师加薪的制度,成立了研究教学评估的教师专门委员会。1995年肯尼迪校长的继任者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开始在斯坦福实施斯坦福导论课程计划,到1999年时就设置了224门一年级和二年级研讨课,这些课主要由资深教授主持。一年级研讨课每门限制16名学生选修,二年级研讨课每门限12名学生。此外,斯坦福大学还开设了每门仅限5个学生选修的二年级对话课。为希望将来主修文科的学生开设“科学、数学和工学”小班教学课,文科教师为全校开设了用以满足大学范围人文必修要求的、以专题为基础的“人文概论”系列课。同时在他领导下,斯坦福大学在校园内建立一、二年级学院,这是一种生活—学习一体化模式的试验,其目的是增加学生与教师的经常性接触,使学生“从与有教养的人建立活生生的、坦诚的关系中受益”,在“一个点头、一个警告、鼓励和适时的反对”中改变学生的生活态度和价值标准。[9]这种学院不是按学科设置的学术性学院,而是住宿学院,因此并不设正式的课程,但是有教授住在学院内,教授和学生共同进餐,在进餐中和进餐后讨论师生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使学生在学院的各种学术或文体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在学生生活中融入“良知”文化,为学生大学四年生活设立隐形的道德路标。
第三,大学校长要在一切有关学生的工作中坚持高伦理标准,积极地影响学生的道德发展。今天的大学既要对卓越不间断地追求,又要走出精英的藩篱,不能自诩为精英而罔顾社会正义,“卓越”与“公正”是大学永恒的、并行不悖的双重价值诉求。今天的社会和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都在激烈争辩如何在招生政策中体现这种诉求。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招生政策不断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指责大学实施“肯定行动”,在招生中“优先”考虑了少数种族学生。密执根大学甚至两次被告到法院,当时的密执根大学校长积极应诉,打响了为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战斗,向法庭和社会力陈大学有道德义务录取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多元与卓越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最后,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是折中的,但是毕竟指出了,“学生的多元化不言而喻符合国家的利益,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是正当的”。[10]密执根大学的校长为学生树立了坚持高伦理价值标准的典范。近两年,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美国社会在金融危机中对于移民问题集体趋向保守,要将非法移民及其带入境并在大学就读的子女一道赶出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5所大学校长集体呼吁国会通过《梦想法案》,给这些子女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哈佛大学校长法斯特(Drew Faust)还亲自带领该校的一名学生(4岁时由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现在是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学生)到华盛顿议会走廊游说,为学生树立了道德榜样。
美国大学校长在学生出现重大道德问题的时候,已经开始直接介入,直接处理,把这作为重要的道德教育机会。哈佛大学校方于2012年8月30日证实,将启动对100多名学生在一门期末考试中作弊事件的查处。该门课是开卷考试,学生可在家完成,250名参考学生中有上百份的雷同卷。校长法斯特亲自表示要严格查处,大学对作弊零容忍,因为作弊有违学术精神,大面积作弊说明大学道德教育的缺失,大学一定要使所有学生了解和恪守大学的伦理准则。美国大学道德问题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大学的竞技体育,大学竞技体育渗透了商业价值,不仅对学生运动员造成伤害,而且对整个校园伦理道德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大学校长冒着得罪校友,冒犯潜在捐款者的风险,站出来予以严厉的批评。密执根大学校长科尔曼(Marry S.Coleman)就尖锐地指出,“不受控的商业主义不仅剥削了青年学生运动员,而且还将演艺商业文化强加到大学,严重侵蚀了学术价值。有多少校长愿意干预运动队的训练和旅行计划?这些计划影响了学生运动员的学习进步,使他们冒严重受伤的风险。这些比赛已经达到专业水准,就是要满足观众的需求、教练的贪欲、运动主任对更高的收入和更豪华的设备的贪婪胃口”。[11]
校长在大学一切有关学生的工作中承担起伦理领袖的责任,树立道德楷模,就可以在校园形成一种良知文化,培养出“有教养”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要对道德(对与错)和伦理(选择与价值)问题有所理解,并且对思考这些问题有所体验”,[12]从而使学生在智力和专业发展与公民责任之间,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在青年的活力和理想主义与成人的责任和现实主义之间建立起联系来。
2. 大学校长要在伦理的高度指导大学科研。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长久以来大学教师服膺于内心的呼唤,从探究未知领域的内心冲动出发,选择研究的方向,躲在象牙塔中,不问窗外之事,不懈地追求真理。他们在研究中信守求真、质疑、批判、思想自由、知识无疆界和自由交流等信条。大学也依靠科学家个人的诚信以及对真理的献身来保证大学科研使命的完成。今天的大学早已走出象牙塔,不断受社会商业价值的侵蚀,大学的科研也更多地受企业的左右,受政府即时功利目标的影响。但是,大学仍是坚守人类社会最基础道德准则———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学仍是培养具有求真创新精神的社会脊梁的地方,大学仍是传承人类文明和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地方。与此同时,大学航行在充满价值冲突的乱流之中,稍有不慎就会搁浅沉没。因此,大学校长要站在伦理的高度指引大学的科研。
首先,大学校长要领导和组织教师讨论与科研相关的伦理问题,建设校园伦理环境,培植良知文化。科学家往往只研究问题,不探究伦理,正如美国诗人麦克雷什(Archibald Macleish)所说,“对科学的忠诚不是指向人类,而是指向其自身的真理,科学的法律不是良法而是可能法”。[13]美国医学科学家罗利亚(Donald Louria)也就当前科学发展表示了同样的忧虑,“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处于科学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受限制的技术已经并将继续产出令人晕眩的发明,一些发明会惠及人类,但是另一些则可能伤害我们全球社会”。当前科学的发展充分肯定了他们对科学伦理问题的忧虑。近年来科学的一个重要发现———克隆技术———引发了有关科学伦理问题的热烈讨论。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与克隆多利羊的PPL医药公司合作,通过克隆猪取得重大医学进步,由这种技术可培植用于移植人类的器官,仅在美国就能拯救数以万计的患者。但是,这种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在猪身上大量收获人体器官,甚至会刺激科学狂人去尝试克隆人或“超人”。克隆及其人类应用引发了有关科学的伦理问题的激烈辩论。就科学而论边界无止境,有着无限的可能,但是需要良知的指引。
另一个例子对于有关大学科研伦理问题的讨论也极富启发意义。大学科研的选题现在经常受到经费的困扰,对于早老病这种少有的儿童进行性紊乱所引发的早老和早逝的疾病的研究,很难得到资助,因为在美国仅有不足百名儿童受此病困扰,企业不会资助这种成果或服务可能利润极低的研究。功利的伦理原则也会认为对这样的研究投入不符合“为尽量多的人谋尽量大的利益”的原则。然而,从大学的伦理出发,大学应该义无反顾地从事这样的研究,因为推进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大学既不应考虑营利问题,也不应考虑服务面大小的问题。更何况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拯救生命,而且可能导致在人是怎样变老这样重大的生命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从而影响到所有人,乃至一切生命。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校长必须经常组织和引导有关伦理的讨论,教师常常因忙于自己的科研课题,穷尽自己学科的知识而无暇或疏于思考这样的重大伦理问题。通过类似伦理问题的讨论,就可以使教师思考我们人类要向何处去,而不是随科学之波逐科之学流,这样才可能构建大学科研的良知文化,避免科学由于我们的盲目崇拜、偏见、恐惧与迷信而受到伤害。
其次,大学校长要做大学科研伦理的看守者,学术圣殿的守门人,站在伦理的制高点上,守望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坚守学术诚信。大学校长要与教师一道制定学术道德规范,建立学术诚信制度。当代的大学非常复杂,价值的多元导致伦理和道德边界的模糊和含混,因此仅仅有一种良知的文化还不够,还要将文化转化为明确的制度,以制度加强文化。例如,制定有关在科研中合理使用学生的规定。学生参加科研应该是大学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一些教师从企业获得的项目缺少教育的内涵,把学生当做熟练工来使用;有些学生虽然从事了有教育意义的研究工作,但是没有从项目获益中获得应有的报酬。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有半数的教师和学生说,他们观察到或直接知道教师剥削他人的现象。[14]
制定有关在科研中保护被试人或被试动物的规定,以人或动物为对象的研究涉及更多的伦理和道德问题,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和规定,以使研究者有所遵循,被试不受到伤害。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人类研究保护协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哈佛大学在中国农村进行的15项人体研究不但缺乏完善监管,而且没有向参与研究的中国人说明有关研究的危险性,同时也没有明确说明受测者是否是自愿接受测试。哈佛紧急叫停了该项研究,并承诺加强对研究的监管。
制定有关科研诚信的规定。学者们要承担起及时公开发布研究成果的责任,在报告研究成果时,他们不仅要提供支持自己研究结论的证据,而且还有责任介绍与自己研究结论相悖或质疑自己研究结论的研究文献,有责任向同学科的专家和社会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能出现的危险后果提出警告。当然,还要对抄袭、篡改和伪造数据和不适当签名等诚信问题制定明确的规定。由于科研是人类的行为,我们不大可能设计一种制度防止所有的研究不端行为,因此校长要对与研究不端行为相关的价值、伦理标准和行动给予严肃和持续的关注。
3. 大学校长要领导制定有关大学教师的行业伦理法典。
当代社会越来越受专业行业的影响与制约,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专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因此社会对他们有较高的伦理要求,这些专业都有了自己行业的伦理法典,在大学的相应专业学院中都开设了诸如医学伦理、伦理学与司法专业和商业伦理等专业伦理课程。在这些专业人员违反相应的伦理法典时,各专业有健全的程序对其做出处理,严重者甚至可被吊销执照,从本专业队伍中清除。但是在美国大学,教学作为一个专业职业却没有这样的伦理法典,大学也没有为将来准备从事大学教学的博士生们开设有关大学教学行业伦理的课程。美国教授的行业组织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也从未因专业伦理问题而清除其成员。
今天的大学教师行业同社会上其他专业行业一样也充满诱惑和道德陷阱,西密执根大学老校长汉内克(Diether Haenicke)根据其经验指出,“学术专业伦理的案例主要出现在三个基本问题上:性、钱和权力”。[15]他说,根据有关统计,近30%的研究生都受过他们教授的性骚扰。一些大学对于教授和学生是否可以有性关系没有做出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医学行业严格规定医生不得与病人发生性关系;在钱的问题上,大学的传统是很清晰的,大学客观地追求真理,大学的研究发明属公共物品,产业为了商业目的而追求新的发明,把新知识当做私产。但是,今天的问题是二者不那么泾渭分明了,大学和教师也从事市场产品的开发,这就使大学和教师也具有了逐利性。教师开始锁起实验室的大门,同事间相互了解各自实验室在做什么本来是学术交流的常态,现在可能被视作“工业间谍”。为产业所做的研究在发表上可能受到限制,可能首先申请专利然后才会考虑发表。钱的诱惑影响了教师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身心投入,一些大学为此制定了有关利益冲突的制度。最突出的一个案例是,哈佛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在成为自己创办的生物基因公司的CEO之后,哈佛大学请其辞去了终身教职。教授的个人权力是经常被忽略的伦理问题的一个方面。教授在学生的录取、成绩、奖学金和培养计划等方面有相当大的权力,如果使用不慎,监管不足,可能会危及学生的权益,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这里并不是说美国大学教师行业的伦理问题比其他专业行业的要严重,而是说,今天大学处于社会的中心,在高度关注社会各行业的伦理问题的同时,也要在伦理的制高点上审视和批判自己的伦理道德行为,大学校长责无旁贷要领导制定大学教师的伦理法典,鼓励和监督从业者坚守伦理道德标准。
三、结语
今天的大学处于十分复杂的伦理道德环境中,社会和大学都要求大学校长站在伦理的高地上,成为伦理的领袖和道德的楷模,但是并不是要求校长成为圣人,而是希望校长在校内确定大学的伦理基调,培植良知文化,使诚信成为大学的基本品格,运用他们的岗位权威把稳舵,让大学成为大学。在校外,校长要代表大学发出伦理“好声音”,引导社会有关伦理和道德重大问题的讨论,使大学成为永恒不变的社会良知。美国大学校长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激烈变革的中国,大学校长们也应该有担当,有勇气成为伦理领袖,成为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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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治病育人 医界楷模 篇八
(一)
陈乐真教授于1936年5月出生在江西省峡江县。1954年,她从南昌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1959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她于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工作至今。1963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8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至1999年任病理科主任、军医进修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现为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成员。曾任第六届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常委。2006年退休后返聘在科室工作,现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中华妇科肿瘤病理学和细胞学会诊中心主任、妇产病理学组组长,《中华妇产科》、《诊断病理学》等杂志编委。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她曾因建立我国第一株肺巨细胞癌细胞系及膀胱癌的研究贡献,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三等奖六项,荣立三等功一次,并多次获医院嘉奖。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于2009年颁给她的荣誉证书上写道:“陈乐真教授:感谢您为中国妇科肿瘤学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面对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陈教授表示,自己虽然74岁了,但身体还很健康,仍将继续努力,不骄不躁,为我国的医疗事业,特别是病理事业作出贡献。
(二)
陈乐真教授在诊断病理学中的权威性使全国各地的一些疑难病患者慕名而来,特别是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会诊中心成立后,病人相互传开了,全国各地来求诊的人越来越多。
有位年轻妇女很想要一个孩子,但在外院诊断她患有恶性肿瘤,要切除全部子宫。陈教授仔细地询问她的病情,反复查看她的病理切片,并经最后会诊断定不是恶性肿瘤,而是良性肿瘤,可以保住子宫。现在已经两年了,她的身体很好。她和家属十分高兴,做了锦旗送给陈教授,赞扬陈教授“医术精湛,医德崇高”,是“ 医界楷模”;还写信给总医院党委说,通过这次事件使自己和家人认识到病理医学的重要性,并说“感谢陈教授,是您的妙手回春挽救了我们的家庭,您的高超医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给予了我们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哈尔滨的一位妇科肿瘤患者在哈尔滨一家医院做了腹腔肿瘤切除术。但由于这一肿瘤比较少见,当地多家医院都诊断不出这是什么性质和什么种类的肿瘤。这位患者的丈夫在其他医院专家的推荐下,带着患者的两套病理切片标本,怀着焦急和期待的心情来到解放军总医院(也称301医院),请陈乐真教授诊断。陈教授仔细地察看了他带来的两套病理切片标本,很肯定地说,这次肿瘤很可能是上次肿瘤中神经成分转移的恶性肿瘤,并很快制定了免疫组化方案。两天后的确诊结果,正如陈教授判断的一样,是神经纤维胶质瘤病。这位患者家属写信给301医院领导说:“我去了多家大医院未能确诊的病理终于有了結果。虽然结果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要说贵医院病理中心真不愧为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会诊中心,陈乐真老师也真不愧为妇科肿瘤诊断的权威。正是由于她的准确诊断才使我爱人得到及时的后续治疗。”“现在我爱人正在积极的治疗中。我不知用何种方式表达我们感谢的心情,想买礼品给陈老师,又被陈老师拒绝。她的高超医术及高尚人品真是让我敬佩不已。”
一位26岁的患者因急腹症入院,原诊断为卵巢转移癌,做了两个疗程化疗,第二次入院要做子宫全切与盆腔淋巴结根治手术。在入院前病人家属找到陈乐真教授复查。经陈教授的仔细鉴别,非常肯定诊断为输卵管假癌性增生,而不是癌。另一位57岁的患者体检时发现膀胱小结节,原单位病理诊断为高分化透明细胞癌,必须切除膀胱。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到301医院找到陈乐真教授。陈教授诊断为肾源性腺病,不需切除膀胱。
陈教授用她精湛的医术及丰富的经验挽救了不少病人,有的病人接到病理报告得知自己不是癌症患者时,就跪在地上不起来,对陈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
陈乐真教授说:“同样,我也感到欣慰,有一种成就感,感到为病人做了点事情,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我也用这些实际病例作为教材给年轻医师讲课,把经验传授给大家,同时也把从医几十年的教训总结出来,让年轻人不犯同样的错误。”
(三)
陈乐真教授对记者说,病理学科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病理是用显微镜来进行诊断。许多疑难病症最后要靠病理医生来诊断。病理医生就像法院的法官一样,案件要由法官来作最后、最精确的判断。病理医师既要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又要有广博的基础医学学科知识。病理医师还要有不求名、不求利的思想。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患者都不知道最后的诊断是由病理医师做出的。病理医师像新闻队伍中的编辑,花了很大功夫将稿件编好,但稿件出来后并不署上编辑的名字。我国的医疗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县一级医院一般都有病理科了,需要大量的病理医师。301医院的病理科现已被列为国家级的培训基地。
陈乐真教授在解放军总医院近50年间,一直从事病理诊断、教学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病理诊断经验,特别是在手术中病理、妇产科病理和泌尿病理诊断上有所特长。她共培养出硕士研究生8名和许多优秀进修生。这些人士不少成了全国各地医院的骨干领导或业务尖子。她曾多次被评为解放军总医院的优秀教师。
她的学生们在写给总医院党委的信中说:“来到全国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感到无比的自豪与荣幸,倍加珍惜这次学习机会。然而自己的努力还需要老师的正确引导。只有老师的辛勤付出,才会使我们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01医院病理科成立中华妇科肿瘤病理学和细胞学会诊中心以来,对全国各地疑难病例诊断起了重要作用。该中心由全国全军闻名的陈乐真教授领导。来此会诊的多数是妇科方面的少见疑难病例。陈教授对每个病例都做耐心解释,使我们增长了见识,理清了思路,学习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病例,对我们以后的工作起了非常大的帮助。”
陈教授非常重视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已发表论文100多篇,主编出版了《手术中病理诊断》、《女性生殖道肿瘤病理学类型》、《妇产科诊断病理学》、《手术中病理诊断图鉴》等专著及《研究生临床病理学》课程教材。
陈教授清楚地知道,临床手术科室的发展使手术病例不断增多,在手术中要求做快速病理诊断的病例也随之增多,诊断结果对临床医师制定手术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提高病理医师手术中病理诊断的水平,减少医疗事故隐患,强化医疗质量建设,迫切需要一本参考书作为手术中病理诊断的依据;年轻或基层医院的病理医师更是需要一本图文并茂的工具书,以便更为直观和简捷地掌握诊断与鉴别诊断标准。她决定根据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写一本《手术中病理诊断图鉴》。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这本书终于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发行。
《手术中病理诊断图鉴》着重介绍了与冷冻切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问题,对甲状腺,乳腺,女性生殖系统,泌尿和男性生殖系统,肺、胸膜和纵膈,胃肠道和肝、胆、胰,中枢神经系统,骨、关节和软组织,腹膜后,涎腺以及眼耳鼻喉等系统(或部位)的疾病,特别是对肿瘤和肿瘤样病变的手术中病理诊断作了介绍,重点对易混淆、易误诊的情况和典型、不典型的病例用实例图片进行了分析和点评。此书内容丰富,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强的实用性,是病理医生、病理学专业研究生和手术科室医务人员的重要阅读书籍。多年来,这本书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专家们的赞扬。陈教授并以此书为教材,在全国主持了《手术中病理诊断》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
陈教授还对早已出版的《妇产科诊断病理学》进行了补充修改。第二版《妇产科诊断病理学》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发行。
谈到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绩时,陈教授特别强调了两个字:勤奋。她是研究生毕业,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评职称,一直是住院大夫。她从不计较,除认真做好大夫的本职工作外,还收集了不少病理医务方面的资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被评上了医学、教学等方面的高级职称,也担任了科室领导职务,还要出席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会议。但她一直没有忘记联系病人,对病情进行诊断。而且对每一个病例都要进行认真的记录,有的地方还用红笔特别标明要记取的教训。这样的记录本她已经记录了好几十本。她能出版多部著作,以往收集的资料和记录本起了很大作用。她说:“一个好的医务工作者,就像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一样,要做到脑勤、眼勤、腿勤、口勤、手勤,要多想、多看、多跑、多问、多记。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好作品,才能做好事情。”
陈教授的丈夫卢 是知名的儿科专家。他们的一双儿女和20岁的外孙都在美国。儿女和外孙不时回国看望二老。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