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2024-09-12

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4篇)

1.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篇一

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四)6、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上)

除了野蛮啥都缺

国内专家们不断夸耀古罗马科技、文化如何了得,然而,严肃的西方学者不仅不领情,而且还爱抽这些中国专家的嘴巴。

丹皮尔教授指出:“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只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里亚的第奥放达斯是希腊最伟大的代数学著作家以外,没有一个第一流的人物。在罗马帝国头300年间,罗马法的伟大成就登峰造极,但是,罗马政权还没有衰微,科学就显然已经和哲学思想的其他部门一起差不多停滞不前了。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丹皮尔教授是一位欧洲中心论专家,此时是很谦虚的。

罗马帝国经济建设也是乏善可陈。帝国早期以战养战,当在西亚遇上强劲对手、支撑扩张的资源枯竭后,主要靠榨取亚平宁半岛之外的产出实现骄奢淫逸。稍懂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是西亚和埃及一带。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的民族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亚洲和埃及,成了帝国的钱包和粮仓,而庞大的罗马城仅仅是一个挥霍场所,“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场和高雅生活”。当局践踏工商业,榨取农业,没有任何可供外贸的产品。“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完全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者至少主要依靠,白银”。罗马皇帝们一再下令,逼迫北非、西亚等地铲除葡萄种粮食,使得罗马公民连葡萄酒也没有喝的。

古罗马是奴隶社会,是一个人性缺失的时代,这一点不假。

古罗马是从多瑙河沿岸迁到亚平宁半岛上的几个小部落的联合体,通过发动无数次战争,逐步发展成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夺取土地、地面上所有财物,将百姓统统掳做奴隶。罗马大军所到之处,百姓要么被杀,要么掳做奴隶。一次杀死数万人、掳数万人为奴,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其血腥与残忍,无以言表。

欧洲有买卖奴隶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古希腊一直传到美国南北战争方才作罢。罗马到底有多少奴隶?有人估计在6000万左右,是否准确无法断定。吉本说:“有人发现曾有过如此悲惨的情况:在罗马的一间大厅里工生活着400个奴隶。这400个奴隶原属于非洲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寡妇,她把他们赠给了她的儿子,而自己还保留着更大一部分财产。”尽管罗马人以奴隶劳动果实为生,但在罗马时代,一次又一次颁布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奴隶的法律。公元57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案,奴隶主在家被杀,不仅在这家所有奴隶要被处死,而且连已被释放尚未离开这家的获释奴隶也要被处死。罗马人以观赏一个奴隶杀死另一个奴隶为乐,他们观看两名奴隶持剑生死相搏,仿佛当时中国人看斗鸡、斗蛐蛐一样兴高采烈,与当今人们看篮球赛一样的感觉。

洋八旗子弟

罗马帝国与大清帝国一样,也有一帮八旗子弟---罗马公民。吉本说:“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的地区的一切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罗马的公民。”正是他们的祖宗流血流汗,一刀一枪地打出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作为功臣的后裔,他们得到历任罗马皇帝殷切关怀,扎扎实实地享受了坐天下的滋味。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国按时给他们放粮食衣物零花钱。他们一辈子只有当兵打仗一个义务。打胜了立功了,还有土地和金银珠宝等奖赏。混得好的,日子自然安逸得不得了。对混得不好的,帝国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不仅管吃饭穿衣,而且一再扩建澡堂、竞技场等休闲设施,免费提供洗澡、看戏等各种服务。罗马城等罗马公民聚集处,澡堂、剧场等娱乐业十分发达。这帮洋八旗子弟觉得领粮油做饭太麻烦,帝国干脆改为每天发放一次面包、熏猪肉之类的熟食,管保一家人够吃。吉本说:吃饱喝足后,“他们整天在大街上或者竞技场上四处闲逛,听听有什么新闻,彼此胡乱争吵;他们把妻子儿女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用拿来豪赌中输个一干二净;夜晚,他们跑到阴暗的小酒馆或妓院去,在下流无耻的肉欲中消磨时光。”

统治阶级给自己和后人确定高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奇怪。中国的周朝建立后,也实施了乡遂制度,将国民分成“国人”、“野人”两个等级。国人,主要是参与打天下的那部分人。和罗马公民一样,参军打仗是国人的事情,国人对政治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左右国君的废立。周朝按人口平分的分配土地给国人,国人们不仅要自己种地,而且必须负担军赋和力役。野人也获得国家按人口平分的土地,同样要出钱,还要义务劳动。当然,上缴税赋的比例是有差别的。正因为广大国人是自食其力者,所以,从西周到东周,没有“八旗子弟”阶层,而且人才辈出。

清朝建立后,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子弟们待遇优厚。但是,比起罗马公民,满清八旗子弟的福利待遇差远了。旗兵的祖宗也就获得30亩田产,后世当兵者每月一二两银子,没当上旗兵的“余丁”一无所有,这算哪门子特殊化!满清八旗子弟被批判被嘲笑,真是冤得慌。

不久,洋八旗子弟们大多花光家产成为混吃混喝的流浪汉,不仅上不了战场,而且大批人因为高层争权夺利成为冤死鬼。到了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通过赐予“罗马公民”身份,征集“蛮族”男子上战场。蛮族汉子自然不会那么无用,他们大多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有机会就想当皇帝,于是政变更加频繁,终于,龙椅上坐着的变成了蛮族人。

罗马公民无用,根子在于他们的主子比满清皇帝混蛋。罗马皇帝多靠阴谋与屠杀起家,一旦坐上龙椅,便无恶不作。康茂德终日不干正事,热衷于和狮子老虎打架,搞女人,杀不听话的人,这也就罢了。他干得更离奇的事情是:专门找来300个英俊的小伙子,300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强迫小伙子们分别诱奸一个姑娘,若不成功,就会严惩。主子如此,奴才们会好到哪里去!无怪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证代替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代替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

比大清八旗子弟更甚,罗马公民沦为彻底废物。打天下时,罗马军团的战斗力也许还行,坐天下后纯属垃圾。百万罗马公民聚居的罗马城,在被哥特人阿拉里克的乌合之众围困后,洋八旗子弟们第一反应是“一个下贱的野蛮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贵族和人民一开始不免感到惊诧和愤怒;然而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敛起来,而他们缺乏男子气概的愤怒也没有转化为对武装敌人的反击”,却是残杀所谓的“通敌分子”。罗马城的卫队长建议以巫术退敌,打算“借助咒语和牺牲的神秘力量从云中呼唤雷电,并让这天火指向野蛮人的营地,将它烧毁。”待到数以千计的罗马人饿死街头,罗马人派使节求和,阿拉里克“在对方立即支付5000磅金子、3万磅银子、4000件丝绸袍子、3000件质地上乘的红衣和3000磅胡椒后,就立即解除了包围。”阿拉里克又提出了政治、地盘等方面的要求,还在元老院“一致拥护”下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个傀儡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阿拉里克索性在罗马城随意屠杀、强奸、洗劫了六天之后,满载财宝拜拜。伏尔泰感叹道:“当时罗马帝国已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这个哥特人不屑于当罗马的国王”。

7、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下)

武夫肆虐血腥飞

罗马帝国,是典型的军人当道的时代。“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罗马帝国的皇帝,基本是军人出身,因此放纵军人,相信只有在军人们心情舒畅的条件下,他们才做得稳天下。久而久之,罗马军队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悍兵。稍有不满,武夫们便杀进皇宫割皇帝的脑袋,以致每个新皇帝登基时,必须先花一大笔钱向禁卫军卖平安。

古今中外,龙椅的诱惑都是巨大的。按照中国的习惯,所谓罗马帝国,可以分为N个朝代。大家为了争夺这把椅子,你刚唱来我登场。有脑袋进水花钱买椅子的;有认干爹继承椅子的;有干脆领兵杀进皇宫直奔椅子的;也有前线将领阵前黄袍加身的;有老子杀儿子的;有兄弟相残的;有天上掉馅饼,稀里糊涂当上皇帝的;有被士兵们“拥戴”被迫登基的。无数人为此掉了脑袋,不少人坐上椅子后被人割了脑袋。

说个有趣的故事。192年,禁卫军杀死暴君康茂德,推举龙钟老迈佩提那克斯即位。迂腐的佩提那克斯竟想搞改革,才坐了86天龙椅,便被他的卫士们割掉了脑袋。禁卫军官兵们突发奇想,宣称向富人们拍卖龙椅,谁出钱多,就将龙椅送给谁。有钱又想过皇帝瘾的人还真不缺,几个人跑去和禁卫军谈判。经过角逐,元老尤利安努斯以许诺给每个士兵6250德拉克马的钞票,名列第一,立即被拥上皇帝宝座。不过,这傻老头在龙椅上没坐几天,被另外一支军队拥戴的人赶下台,还掉了脑袋。

孟德斯鸠说:“当帝国后来在瓦列里安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伽利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可怕的混乱到达极点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三十个不同的争夺王位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相互残杀而死的,他们每个人的统治都十分短暂,而且他们都是被称为暴君的”。中国历史上争夺皇位的大戏,罗马帝国无一例外地,全部上演过;不过,军队拍卖龙椅,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

军人横行如斯,动嘴皮子的议员自然不如草芥,动辄数以百计元老被处死。帝国的贵族们无论谁当皇帝都点头哈腰,但仍然逃不脱被屠杀的命运。过不了多久,元老院就换成全新的面孔。公元前43年,渥大维和安东尼、雷比达联合夺取政权后,大肆追杀政敌,一次性杀死300名元老。屋大维一上任便逼迫200名元老自动请退。哈德良刚即位便处死四大功臣元老。据美国教授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史》:“皇帝们与元老院议员阶级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芮罗统治时期告一结束,其结果是最富有的和最悠久的元老院议员家族几乎被杀尽斩绝,残留下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家族,而且是那些势力最小的家族。”好在元老们家产都在“一万镑”,他们便倾尽家产,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连后代也懒得要不敢要,许多高贵家族就此灭绝。帝国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元老院被皇帝遗忘,扔在罗马自个儿民主议政去了。

罗马军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即便是罗马蒸蒸日上地对外扩张那一会儿,仅是在遇上“希腊化”国家的军队时,还算是一支“劲旅”;一旦与其他国家军队交手,纯属窝囊废一个。前53年,著名的克拉苏率10万大军杀向安息,结果逃回者不足1万,他自己的小命也留在那里。前36年,著名的安敦尼攻打安息,亦遭惨败。260年,皇帝瓦勒良帅数万大军远征波斯,一战而败,全军被围,瓦勒良主动上门当俘虏,受尽羞辱死去后,他的皮囊被塞进草料做成人形,保存在波斯博物馆中。363年,皇帝尤利安率军征讨波斯身受重伤死去,中级军官约维安竟然被陷入绝境、六神无主罗马军队推选为皇帝,约维安立即照单全收了波斯提出的割让5个省的条件,签字画押、交出地盘后,波斯人让开通道,罗马军团落荒而逃。

罗马军人连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野蛮人也打不过。皇帝德基乌斯亲率帝国精锐征讨蛮族哥特人,结果他和他的儿子的脑袋一块儿被哥特人砍下。帝国索性在北部筑上了长城。用兵40年,罗马也没能搞定蛮荒的弹丸之地不列颠岛,也筑上长城了事。

可怜又可嫌的东罗马

5世纪中叶,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崛起,四面出击,驱赶得北欧的日耳曼人鸡飞狗跳。匈奴人,原来呆在蒙古高原,被汉朝打得满地找牙后,大部归顺汉朝融入主流,小部一路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占据当今东欧一带,继续向西向南扩张。在匈奴大军多次践踏、大面积掳掠之后,随着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拥推进,476年,稀里糊涂中,蛮族们将西罗马帝国搅和得灰飞烟灭,西欧就此进入了所谓的“中世纪”。

西罗马帝国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仍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吉本说:“它从阿尔卡狄乌斯的统治,直至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在一种早熟的、永远处于不断腐败的状态中,存在了1058年。”

东罗马帝国完整地继承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国家政权的主宰;皇帝豢养的八旗子弟是帝国的公民。东罗马人读的书,一半是基督教经典,另一半则是古希腊圣贤的著作;帝国官方语言则是拉丁语、希腊语并行。当然,东罗马同样继承了罗马帝国热衷于“篡党夺权”的优良传统,几经折腾,7世纪后,东罗马皇帝也是血统纯正的希腊人。按照吉本的说法,叫做“荷马和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的光辉,照亮了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西欧人称之为“希腊帝国”。

遗憾的是,东罗马始终没有闪耀出任何光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上,完全是一塌糊涂。

一部东罗马历史,除查士丁尼统治时(527----565 年在位)有过短暂的辉煌,剩下的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

5世纪,为了少受匈奴人攻击,一次给匈奴首领阿提拉送去14000镑黄金,同时割让了大片领土,以后每年缴纳贡金2100镑。

6世纪,在北方的蛮族们的侵略、蚕食下,帝国在欧洲地区仅剩下沿海的一些据点。

7世纪之后,就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没完没了的欺负之中,在亚、非的领土丧失殆尽,沦落为龟缩于小亚、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袖珍帝国。帝国原本指望西欧十字军能够教训一下阿拉伯异教徒,以出口恶气,结果,拜占庭被十字军一再洗劫,大片领土被瓜分。

1461年,一隅之地的东罗马被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成了穆斯林国家的都城,基督教堂变作清真寺。当然,东罗马帝国几乎全部曾经的地盘被穆斯林全面接管了。

孟德斯鸠颇为不屑地说:“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罗马帝国的)不外是一连串叛乱、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

意味深长的是,在文化传承上,这个窝囊的东罗马帝国,是最有资格的代表西方文化的----由正宗的希腊人推行正宗嫡传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西部君主国败落之后,皇权的威严便全部体现在君士坦丁堡的亲王们身上,在他们中查士丁尼是第一个,在60年的分离之后,重新获得古罗马的统治权,并通过征服得到的权利,使用了罗马人的皇帝的庄严的头衔。”但是,它实在是窝囊得过头了,西方历史学家们宁愿在黑暗的西欧中世纪上多做点文章,也不愿提到它,让人有一种东罗马与欧洲文明无关的感觉。

2.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篇二

关键词:西方文明,政治文化,等级制,和平主义

15世纪,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亨廷顿曾说过“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到了1914年,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控制了地球上84%的土地,而这个比例还在进一步提高着。只有俄国、日本和泰国等少数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但即使是在这些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中,文化上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劲冲击。西方文明成为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改变的原始推动力。同时,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明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了一波波新的冲击力,持续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

一、西方文明影响下日本政治文化的嬗变

“政治文化”是G.A.阿尔蒙德提出的,其要义是某个民族在一定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种政治信仰,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的。[1]伊斯顿、派伊和维巴多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内涵,提出新的意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系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2]政治文化有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3]

日本政治文化的内容有以下几个要素:等级制、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耻感文化、和平主义、集团主义等。

1. 西方文明冲击下明治维新时期等级制“名亡实存”

等级制是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层)为维护其统治,所制定的一套自上而下、等级森严、如金字塔般的架构。等级制在日本由来已久,与中国的等级制关系密切,是日本文化中的鲜明特色。等级制对于日本如同民主制对于美国一样———是自然而且天经地义的,存在于日本人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日本的等级制度是从早期的部民制,经过了律令制国家良贱制的发展,到江户时期演变成森严的封建等级制。12世纪末,日本进入幕府统治时期。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即西周的等级制,把整个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文明就逐步通过技术、基督教、“兰学”等途径传入日本。随着西方科技文明传入日本,西方文明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平等观、哲学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也开始大量进入日本,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文明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从而对日本和其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又掀起了新一轮学习西方文明的高潮,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了广泛而深入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和近代文明的一场社会“运动”。在社会生活方面,1872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封建等级制,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大名、公卿改称为“华族”,仅次于“皇族”,武士改称为“士族”,农、工、商及“秽多”等都称为“平民”;取消显示等级地位的外观标志,例如服饰;华族、士族、平民之间可以通婚,平民享有一些自由如可以选择职业等,允许自由剪发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看,明治政府取消了封建等级制,但实际上等级制度名亡实存,因为不仅从皇族、华族、士族、平民这些称谓上可以看出,而且等级观念也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本尼狄克特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艺术性地遵守着等级制的习惯。[4]日本学者南博也说:日本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等级的社会”。1889年,在西方自由民权运动的冲击下,在政府“宪法考察团”欧洲考察之后,《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了。这部宪法体现了相当程度的等级制思想,例如不称日本国民为公民而称为臣民,并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宪法及稍后的《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使日本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保存了下来,而天皇的权威也被加强到历史新高的地步。

正因为日本的等级制自古以来没有根本改变并根深蒂固的在日本人的思想里,所以,等级制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影响甚深,并一度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说,日本人经常按照等级制度来安排其世界秩序。本尼狄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指出,“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4]因此,二战时期,日本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企图用等级制来安排国际秩序。而且日本的外交文件也经常表述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如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序言中就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4]

2. 西方文明影响下二战后日本等级制的转移

二战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主要是美国的推动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然而“起初热心的想扫除日本近代势力的美国,为了使日本处于从属地位,从而更好的控制日本,认为倒不如保存其近代势力并与之合作更为有利”。[5]因此,日本的天皇制依旧保存了下来,只不过是剥去了天皇制神圣的外衣,形成了“象征天皇制”。

而日本的等级制和等级观念则发生了转移———企业成为了日本等级制新的载体。习惯于依附的日本人随着经济的腾飞,将自身的精神寄托到工作中,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单元成为了日本人精神寄托的新目标,而认真工作,爱岗敬业等就是寄托精神的方式。打个比方,经理就是现代的“主君”,公司就是现代的“领地”,经理与员工的关系就像是主君与家臣的关系。日本企业中很多重要的制度都是在等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很多的企业采取了终身雇佣制,不会无缘无故辞退自己的员工,这就很像是古时主君与家臣的关系很牢固一样。员工树立了“公司第一”的意识后,把企业看成“主家”,把自己家看成“分家”,就像是家臣要对主君“尽忠”一样,为企业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现代日本人将过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奴隶主和封建藩主的人身依附转化成现在的对企业、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将对“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企业的忠诚,这些都表明等级制在日本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是发生了转移。[6]

二战后,日本之所以开始通过强化“美日同盟”来紧紧追随美国这一世界强国,正是因为这种等级制度的道德体系,使日本人在弱者面前自认其理应成为强者,并受到尊敬;而在强者面前他们又只能追随,并服从强权。这就形成了日本处理国际关系的强权逻辑,同时也成为日本外交追随强者的“道德”伦理基础。因此可以肯定,只要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追随强者的外交战略就不会有多大改变。

二、二战后的“和平主义宪法”

在西方文明影响下,二战后,除了民主化改革外,日本宪法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接受盟军的驻军管制,是新宪法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产生的主要契机。而二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是日本国宪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可以说是日本立宪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日本,所有关于日本国宪法另外两个重要支柱之国民主权和民主主义的理论探讨都离不开和平主义这个基本准则。因此,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和平主义就是日本战后立宪主义的象征。

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法源直接来自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该条在独立的第二章“放弃战争”中作出的规定宣布了日本将永不参战,并禁止日本保留海陆空武装部队。[7]

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美国起草的这部和平宪法。因为宪法中的这第九条,可以说和平主义是日本当今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日本的国内、国际政策以及国内政治力量格局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为东亚带来了30年左右的相对稳定的局势。

三、新时期日本的“修宪”运动

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热情在新时期开始退去。“911”事件发生后,日本进一步偏离了和平主义路线。

从2001年开始至今,日本小心翼翼地采取非暴力方式重新加入了全球军事游戏。2004年,日本政府开始着手“修宪”运动,即修改美国20世纪40年代占领期间制定的和平宪法,此举竟还得到了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和平宪法”制定时一样,此次“修宪”运动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为了其在亚洲和全球的军事布局,开始希望日本能真正成为它的伙伴,而不仅仅是下属。因此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说过,在反恐战争中让日本国旗和美国国旗一起飘扬是至关重要的类似话语,鼓励了日本违反和平宪法。

如今的日本已经在数年之内,以重要却微小的步骤,重塑了自身和超过24万名自卫队士兵的角色,使其更加接近于美国军方的真正伙伴。正如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奥斯林所说的那样,日本正在警醒,奉行了几十年的和平主义和安全思维正在瓦解着。

综上所述,日本的等级制与和平主义的改变都离不开西方文明的影响。等级制与和平主义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日本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着莫大的影响。只要西方文明即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要日本的政治文化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1世纪日本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发生大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5.

[2]王浦劬.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197.

[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

[4][美]鲁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M].严雪莉,译.江苏:凤凰出版社,2012:39-64.

[5][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00.

[6]沈晨光.论等级制度对日本式管理模式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0(24):90-92.

3.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篇三

书名:《文明》

定价:69.00元

作者:[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理由

东西方文明PK,谁是胜者?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了吗?

在这本由著名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撰写的《文明》一书中,作者站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间节点上,分析了东西方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以历史的角度,端详中国复兴在世界进程中的角色。

1500年,北京生活着近70万人,伦敦人口仅有5万;400年后,伦敦以超过600万的人口成为全球特大城市;1990年,美国人均富裕程度是中国人的70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英国经济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明朝时的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国度,其海军曾远征至非洲海岸。在此之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而西方文明蒸蒸日上。这种逆转的原因是什么?

在176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说:“即便不痴迷于中国人的伦理观,你也能认识到……他们的帝国确实就是迄今全球最好的。”

但他错了。中国,这个曾在1500年以其先进的文明炫目于世的国家到了18世纪却举足不前。与之相反的是,西欧民族国家却在“500年几乎无停顿的扩张”道路上阔步前进。在剖析西方崛起的原因上,弗格森并不着墨于它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而是将其归结于西方的“六大必杀技”: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竞争;科技革命;通过代议制体制得到加强的法治,从而保障了私有财产权;健康状况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消费社会;以信仰为依托的工作伦理,它所构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促进了社会的活力和凝聚力。

弗格森的描述生动形象,妙语迭出时见匠心。比如写二战,他说此次战争的胜利凭借的是“英国的情报、苏联的兵力和美国的财力”。在阐述文明时,弗格森加入了许多有趣的史料。他提到法国人的发明向其殖民地输出,除了《拿破仑法典》外,还有罐头食品。

和其他学者一样,弗格森也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霸主。他指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在26年间便增长了10倍。他同时驳斥了中国仅是其他国家产品的装配线这一观点,指出中国在风力涡轮机和光电板等产品的制造上为世界领先,它的年度学术论文产量和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仅次于美国,它的高等教育设施的建设令人惊叹。此外,中国领导人下一步计划降低美元储备,缩减贸易顺差,以及拉动内需。

今天,西方文明正在失去活力,而其他文明正在蓬勃崛起。东方是怎样学到了西方的秘密武器?作者在本书中深入剖析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认为世界权力的天平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将会向我们展示这种转变如何完成。

在这个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时,阅读本书必能帮你了解东西方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同时从历史的视角,理解中国复兴在世界进程中的角色。

名人点评

宋鸿兵

《货币战争》作者

《文明》一书,视野很宽,对政治制度影响科技发展的阐述颇有启发,特别是对比英属北美与西班牙治下的南美发展模式一节,很有说服力。该书的短板是对中国文明的部分写得虽有趣但缺乏新意。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样的书是真正的“大历史”,对于世事的变换,国运的消长真有深入的理解。作者有国际的声誉和实实在在的高水准。看得透,想得深,学识广。

北 村

知名作家

一本深入探讨东西方文明发展模式的好书。

郑磊

青年经济学者,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

尼尔·弗格森告诉我们,历史变革并非以渐进的方式来临。历史由临界点组成,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行为,但愿能以保护文明的方式进行。

作者简介

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出生于英国,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金融、经济史的研究。2004年被 《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横跨学术界、金融界的著名经济史学家。曾出版经典畅销书《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

4.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篇四

一、造纸术与印刷术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纸的发明是人类文字载体的一次革命。我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发明了造纸术, 公元105年, 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后世因此公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造纸术的发明是古代科技的一项重大成就, 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思想交流和科学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储存和传递手段。

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 造纸术是最早传播到西方国家的。公元751年,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 (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 , 结果唐军战败, 许多唐兵被俘, 其中一些士兵是熟练的造纸工人。于是阿拉伯人利用这些战俘在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开设了造纸工场, 所造的纸大批向欧洲输出, 中国造纸术随着阿拉伯人迅速传到欧洲。到十六世纪时, 造纸术流行全欧洲, 从此结束了欧洲人用羊皮作书写工具的历史。过去西欧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 极大地限制了文化信息的传播, 而纸张的流行使西方有了普及知识的优良载体, 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

有了纸, 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书籍, 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书籍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活字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埃及。欧洲人则是从埃及人那里知道和掌握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 根本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1458年, 德国人谷腾堡受我国印刷术的影响发明了铅活字, 用来印刷书籍。

印刷术和纸的结合, 促使书籍大量增加, 改变了僧侣贵族垄断教育的状况, 书籍不再是一种装饰华丽的玩物和学者的秘藏, 而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于是欧洲的学术中心由修道院转到各地大学, 欧洲的科技也从中世纪漫漫长夜中走出来, 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纸和印刷术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十六世纪初,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反教会论纲, 能在四个星期内传编欧洲, 首次显示了纸和印刷术结合起来的威力, 纸和印刷术促进了欧洲内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二、指南针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指南针是把人类无力感知的地磁信息转换为视觉可见的空间形式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公元三世纪前后, 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 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 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北宋时期, 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 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 阿拉伯人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 并传到欧洲。没有指南针之前, 航海只能使用观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针出现后, 各国的远洋船队可以依据海图和罗盘测算出航线、航向和里程, 安全地行走于茫茫海天之间。可见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 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指南针用于航海, 给航海事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欧洲人十分重视指南针的作用, 并在中国人罗盘的基础上研制成功旱罗盘。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初, 欧洲人哥仑布和麦哲伦等几位航海家利用它开辟了新航路,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打开了世界市场, 刺激了欧洲的工业生产, 在亚、非、美洲建立起了殖民地, 获得了巨额利润, 为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 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

三、火药和火器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火药是我国唐代炼丹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明的。火药发明后, 首先被用于军事上, 中国火器扬威于蒙古西征。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 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 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 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蒙古人在西征中亚、波斯等地时连连取胜, 火器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阿拉伯人很早就从中国了解到火药知识, 宋、元时期来华的阿拉伯水手在中国人节庆之时施放的焰火和中国船舶装备的火器中, 最早接触到了火药。由于担心会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阿拉伯人迫切希望获得火药的情报。由于缺乏制造火药最为关键的硝石 (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 的提炼技术, 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通过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间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硝石。但蒙古人没有给阿拉伯人足够的时间利用这些硝石。1258年2月15日, 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终于陷落。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 建立起了伊利汗国, 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

火器的出现, 是武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重大变革。火器在传到欧洲以后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 最终成为了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利器。恩格斯曾说, 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 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 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 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在各国的革命和斗争中, 火器迅速发展, 并在战争中决定胜负。正因为如此, 资产阶级使骑士组织的封建军事力量土崩瓦解了。

中国的四大发明一向以其深远意义而在世界科技史上享受着殊荣。早在100多年以前, 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杠杆。”诚然如此,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催命符, 是近代资产阶级诞生的助产妇, 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启明星。

今天, 我们高度评价四大发明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并不是要我们躺在伟大的历史丰碑下, 沾沾自喜, 盲目自大, 停滞不前, 而是要求我们应该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 充分弘扬中华先民的创造、创新精神, 为世界的科技文化发展贡献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2]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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