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的异化及其消解

论技术的异化及其消解（精选2篇）

1.论技术的异化及其消解 篇一

论死亡焦虑及其消解方式

死亡焦虑是威胁现代人生存品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中国人之死亡焦虑主要起因于人伦未竟的.遗憾.所以,消除现代中国人死亡焦虑的重要方法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生死观上要“见得破,透得过”,要放得下,要认命,要预立遗嘱等等.唯如此,才能消解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使之获得较高的生死品质.

作 者：郑晓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7刊 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2(2)分类号：B821 C913.9关键词：死亡 焦虑 消解方式

2.论技术的异化及其消解 篇二

一 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

人的生存需要一系列物质生存要素,包括自然、社会、人以及技术和各种技术物品。在一定历史阶段,总有一种生存要素是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规定着那个历史阶段人生存的基本特征,我们把围绕决定性生存要素所构成的物质生存系统叫做人的生存方式,并用这一决定性生存要素来命名这一生存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自然生存与技术生存两种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对应着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

早期的自然生存是原始自然生存,人类通过采集与狩猎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植物与动物。自然界提供什么,人类就利用什么。自然界有什么,人类就需要什么。人类的需要只是对自然物的反映。在采集与狩猎的劳动过程中,人类总结和发展了种植和养殖技术,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进入到农业自然生存。在农业畜牧业生产中,动植物的生长主要是按遗传规律的自然生长,不能预先设计和控制,人只是为它们的自我生长提供较好的条件,人的活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相反,由于不能正确理解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感和敬畏,不得不依据自然的结构、功能和属性调整自己,通过顺应自然以求得生存。在自然生存中,虽然应用了一些原始工具,但这些工具只是肢体功能的简单延伸且作用有限,人的生存主要依靠自身的自然条件(主要是体能,包括体力和身体技能)与自然界进行交往,人的根本属性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气候、食物、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的生活和命运。因此,自然生存是一种动物式的生存。[1]

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积极存在物,他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且能用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在此过程中又创造新的需要,新的需要不仅有量的拓宽,而且有质的提高。此时,自然生存方式的局限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超越自然生存而去追求更高级的生存方式,成为人类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欧洲相继爆发了倡导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宣传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以及提倡“天职”(劳动)观念的新教改革运动。这些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的过程中,把长久沉睡于上帝神性之中的人的物性猛然唤醒,形成了“物本人文主义”[2];另一方面又与欧洲特有的地理和历史条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以资本追逐最大利润为驱动力,以物欲的满足为目的,以有效率的运作为原则,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奠基在功利性的基础上。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家发现通过把科学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和知识运用于生产过程中,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劳动成本,十分有利于资本增值,从而大力赞助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各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于是,各种技术不断被开发出来并出现无限进步的趋势,各种新工具、新机器相继被发明出来并在生产中获得广泛的应用,各式各样的技术物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奔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占据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核心位置。泉水般涌流出来的大量技术和技术物品,使人享受到物质殷实、交通便利、信息发达、交往多样等众多好处,欲望得到空前满足,生存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于是,人类凭借技术的应用,使其从生存于天然自然界转向生存于人工自然界,开始了技术生存。技术生存就是一种运用技术手段改变自然以创造人工自然环境来满足人需要的生存方式。在技术生存中,人类运用各种工具和机器来放大、延长或替代自身肢体与器官的功能,增强从自然获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能力,不断从自然力的肆虐、动物本能的支配和食物匮乏中摆脱出来,最终把自己从动物式生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二 技术生存的依据及其异化根源

人的天赋结构决定了其生存方式与动物截然不同。动物在长期适应某种特定环境的过程中导致了器官的专门化,由此形成了动物应对某种特定环境的生物学本能。动物只能依靠这种生物学本能来维持生存,通过肉体器官及其功能的进化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以获得生存的条件。因此,动物只能在它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它的生物学限制的范围内活动,而无法超出这种要求,动物的存在是宿命式的存在。然而,人作为一个物种是匮乏的,它没有鹰的视力、豹的速度、虎的力量、狮的利爪,不具有动物那种专门应对某种特定环境的绝招。面对完全异己的自然力的压迫与挑战,人类不得不超越其生物学界限,引入技术活动来补充、扩展和强化其生物器官的功能,与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展开征服和斗争,把自己从自然的威胁、奴役和物质匮乏下解放出来。人类最初通过使用树枝和打制石器等简单的技术活动来突破自身天赋本能的限制,按自己的意志改变自然物的物性,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然而,简单的技术活动难以解决因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动不居而不断产生的各种生存难题,人类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新的条件下持续开展技术活动,通过发明和制造各种新的更高效的技术手段和技术物品来主动迎接生存环境的挑战。因此,技术生存根源于人的本性与生存环境变迁的挑战。

技术生存是人发展自己并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基本途径。技术作为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中创造或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是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的物化方式,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正是通过发明、制造各种工具和机器等技术与技术物品来增强按人的本性改造、优化和提升自然环境的能力,逐渐把自然界改造成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生存家园,提高了人的生存水平,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人正是在连续不断的技术活动中改造了客观世界,实现了自己本质的充实和提升,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的生存水平的每一次提升,人的每一次解放与发展,都是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的:电灯的出现把人们从黑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火车、轮船、飞机等的发明,使人克服了地理条件的限制,相互交往变得快捷方便;电冰箱、洗衣机等的使用,减轻了家务劳动的强度,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电话、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等的普及,把人从信息隔绝中解放出来,相互之间沟通更加自由方便;现代纺织、建筑、食品、医药等产业的发展,使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身体更加健康。正是依靠技术的武装与技术世界的支持,人类才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以及赏心悦目的生活环境,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运用技术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创造更加适应人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来推动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人的技术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深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思潮以及对自然认识水平的影响。技术活动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一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效率和强大的创新生存环境的能力,充分展现了技术生存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耗竭性地使用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导致技术生存发生了异化。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技术生存异化的主要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一切服务于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出发,根据经济成本核算来设计、制造技术,生产技术产品,至于不能甚至妨碍提高劳动效率,不能被科学做定量化分析和研究的自然、传统、文化、历史等因素则逐渐被排除在外,从而把追求操作性、精确性和有效性的技术变成了资本增值的手段,使得现代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的技术”,甚至是“资本的技术”。[3]由于各私有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实现的,并且一旦失败就很难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相互竞争的私人资本便打破一切禁律,不惜一切代价,不计后果地去研制新技术并以不断扩大的方式将其引入生产过程中,导致了“资本的技术”的过度使用。在“资本的技术”的过度使用的过程中,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无限索取的原料仓库和容纳无限废物的垃圾箱,一方面不断扩大和提高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又肆意向自然生态环境排放大量生产和生活垃圾。结果,人类经济社会活动需求的无限扩大,同自然生态系统负荷过重而供给能力的相对缩小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容量的需求不断增长,同自然生态系统有限的净化能力及容量超负荷而承载能力下降的矛盾日益尖锐,[4] 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严重削弱甚至瓦解了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基础,破坏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条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危机。

其次,“物本人文主义”对人性的扭曲,是技术生存异化的文化根源。自然界,一方面作为人的生存家园具有生态价值;另一方面给人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又具有资源价值。自然界的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前提,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它为人的欲望和为此而展开的技术活动设置了绝对限度。因此,技术生存必须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为最高价值取向,在自然的资源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最佳结合点上去满足人的合理需要。然而,盛行的“物本人文主义”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帜来张扬人的物欲,并在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煽动下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浪费性消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把全部自然看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导致技术以最大限度满足人的“无限物欲”为价值取向迅速发展起来。“物本人文主义”片面强调了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生态价值,使技术对生态的破坏远超过对生态的维护和建设,从而把技术异化为一种统治自然的外在力量,最终在无意义地大规模耗费有限资源和大量制造垃圾的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践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第三,以片面自然规律为设计原理导致的技术功能的缺陷,是技术生存异化的直接根源。任何技术手段都只能依据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获取设计原则和基本蓝图,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认识的印迹。近代经典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具有如下特点:其一,世界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要素,整体的特征据此可以分解成若干部分的特征;其二,整个世界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可以将自然对象拆分成一组基本零件来推知其性质,然后加以重新组装;其三,万事万物已由物理定律所规定,直至每一个细节,从理论上讲人具有预测一切的能力。以经典科学知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技术,遵循专业化、标准化、高效化、规模化等原则,从增加物质财富的需要出发去拆卸、分割、控制和操作自然这部机器,将复杂的自然事物分解为单纯物,然后又将这些单纯物重组为符合人的效用功能的复合物。这种技术方式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和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经亿万年漫长进化而建立起来的自净能力、再生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如同海德格尔所分析的:“尽管人在科学和技术上牢牢地掌握着天地万物,行使着人的绝对的统治和支配,但地球却变成了荒芜的地球,变成了‘迷失了的星’,使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面临了严重困难和危险。……曾使人类获得文明和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包含着对自然,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严重威胁。”[5]

总之,人类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构建起了技术圈,成功地实现了技术生存。然而,受资本追逐最大利润和人的物欲膨胀的支配,有着内在缺陷的技术被无节制地用于对自然的占有和征服,导致了“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6]技术圈与生物圈之间的失衡与矛盾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技术生存异化的实质。要克服当代技术生存的异化,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必须走向生态化技术生存。

三 走向生态化技术生存

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人的生存发展必须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生态化技术生存是指遵循自然的本性展开技术活动,在创造“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的本性”的人工自然环境中主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自然-人-社会”的协同进化。

首先,建立“自然-人-社会”的整体有机论自然观,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为生态化技术生存提供价值导向。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稳定、和谐的生态共同体,人与这个生态共同体同生共进、密不可分。“我们包含于世界中——不仅包含于其他人中,而且包含于整个自然界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事实的端倪:当我们以一种片段性的方式看待世界时,世界的反应也相应是片段性的。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世界,世界也不是完整的。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那么,如若我们将世界包含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并施之以爱,包含着我们自身的世界就会有所回报。”[7]为此,我们要从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维模式转向整体思维模式,建立“自然-人-社会”的整体有机论自然观。在整体有机论自然观中,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存家园的生态价值具有最高和最后的意义,人既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游离在自然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所拥有的理性和掌握的技术力量所赋予人的不仅是占有自然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同时还有以认知生态规律、自觉服从生态规律的方式尊重生态共同体中诸物种的生存权利的义务,促进“自然-人-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人的责任。面对身处自然界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挑战和巨大责任,人必须以整体有机论自然观为价值导向去规范技术活动的内涵、发展方向和应用范围,自觉地将需要的满足、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融入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家园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化技术生存。

其次,推动技术活动的生态化转型,全面建设循环经济,为生态化技术生存提供物质技术基础。技术功能的缺陷直接导致了技术生存的异化,因此,寻找新的技术原理、发展新的技术形态、构建新的技术实现方式是克服技术生存异化的现实途径。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既要改造自然以直接服务于人当前的生存发展,也要建设生存家园以保障人的根本生存利益,因此,技术就其本性而言是实现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工具,必须发展生态技术,实现技术活动的生态化转型。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等整体性科学,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为对象,能深刻揭示人与自然整体的本质和规律,追求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整体把握和长远关怀。以整体性科学的基本原则为设计原理而形成的包括环境工程技术、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以及节能技术等在内的生态技术,由于其结构和功能符合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规律,追求自然资源开发能力与自然生态系统修复能力的统一,因而既能够不断地开发和转换资源,增强和扩大技术给人类和自然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积极影响,同时又能够不断地调整和修正资源开发和转换的方向、速度及规模,减少和克服技术给人类和自然造成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8]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技术只有应用于生产过程,推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才能发挥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现实作用,为此必须全面建设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内在地减物质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它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和规律来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使进入生产系统的所有物质和能源都能够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和最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循环经济通过技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实现了向自然界索取的资源最小化、向生态环境排放的废弃物趋零化、向社会提供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能够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使资源环境的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确保了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存家园的生态价值和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资源价值的有机统一,为生态化技术生存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通过物质满足和精神追求的平衡与统一来提升人的内在需要,限制不断膨胀的物欲和野心,为生态化技术生存提供人性基础。人的内在需要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平衡与统一。然而,近代以来盛行的“物本人文主义”片面强调人的物欲,既扭曲了人的内在需要又扭曲了技术的性质,使人疏离了真正有意义的生活,造成了技术生存的异化。要克服技术生存的异化,就必须以人的内在需要的提升来限制物欲的过度膨胀,在满足人的生理、生存需要的同时,努力使人的心理更健康、情感更丰富、人格更完善,从而实现对更加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揭示和利用自然界的各种价值。

人不是一个可以从自然环境中孤立出来的概念,不仅人属于自然界,而且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也得益于自然界。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作为物质资源,它具有经济价值,通过技术手段将人的目的、需要和能力积淀、物化、凝聚在自然物中,创造出更加适合人生存的人工自然环境,能满足和提高人的物质需要;作为认识对象,它具有科学研究和文化根基的价值,通过深入认识和研究自然界,不仅能满足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启迪人的智慧和潜能,发挥人的创造性,而且通过将揭示出来的自然属性、规律不断地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还能使人超越自身的生物本能的束缚,促进其本质不断丰富和完善;作为人类生息的场所,它具有审美和休闲价值,大量浸润着质朴生命精神的自然景观,使人身心愉悦,精神振奋,能培养人纯朴、自然、机敏的品格和对生活的坦荡胸怀,使人产生崇高的伦理情感。为此,我们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指导技术活动,把人的全面需要和生态环境保护融汇到技术的设计中,实现将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统一起来的生态化技术生存。

第四,变革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建立一种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化的联合体和社会制度,为生态化技术生存提供制度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将技术塑造为“资本的技术”和征服自然的利器,是技术生存异化的主要根源。因此,消除技术生存异化的根本途径就是:彻底变革以资本为根本驱动力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化的联合体和社会制度,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此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真正解决,受整体性和长期性的人类价值目标的支配,人在技术活动中将自觉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生态发展的统一,人性需要和生态价值成为技术活动的内在维度。新制度使技术不仅在手段上而且在目的上都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力量,从而为生态化技术生存提供了根本保障。

摘要：技术生存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其内在价值取向应是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对人性的片面理解以及技术功能的局限,却使技术活动在满足人需求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动摇了人生存发展的基础,使技术生存发生了异化。要克服技术生存的异化,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必须走向生态化技术生存。

关键词：技术生存,生态化技术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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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8-79.

[6]艾伦.科特雷尔.环境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3.

[7]大卫.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86.

[8]秦书生.生态技术的哲学思考[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