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主要思想

墨子的主要思想（精选12篇）

1.墨子的主要思想 篇一

论墨子的平民教育思想

墨子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别具一格.它与儒家及其他思想流派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它的.平民性.本文以墨子的平民思想为基础,从教育哲学、教育功能、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方面论述了墨子的教育思想.认为正确认识墨子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 者：刘天旭 作者单位：平顶山师专,河南,平顶山,467002刊 名：平顶山师专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PINGDINGSHAN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8(3)分类号：B224.G40-02关键词：墨子 教育思想 平民性

2.墨子的主要思想 篇二

一、“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兼相爱”其本意就是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要爱所有的人。他认为, 要达到“兼相爱”就必须要使大家都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他认为如果真正出现了“天下兼相爱”的局面, “国与国不相攻, 家与家不相乱, 盗贼亡有, 君臣父子皆能慈孝”, 这样, 天下就能得到治理, 就会出现太平盛世。所以墨子把“兼相爱”看作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 是管理者必须奉行的治国之法。

墨家的“兼爱”主张在当时社会上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甚至连反对墨子的孟轲也不得不说“墨子兼爱, 摩顶放踵, 利天下而为之”。孙中山先生曾说, 古代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称赞墨子”兼爱”是一种平等意义的爱, 是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广泛的“爱”。时至今日, 墨家的“兼相爱”思想在国家决策部门和人民大众中间也还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墨家“兼爱”的思想一直以来也被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被我国政府和人民所推崇和践行。从管理阶层来看, 自中央到地方, 各级行政领导都提倡“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无私奉献”的精神。20世纪50年代曾经提出“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口号, 号召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发扬“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风格。后来社会上掀起了资助贫困地区教育的“希望工程”, 城乡之间的“手拉手活动”以及青年大学生掀起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上各种“献爱心”活动, 这些都应看作是墨家“兼相爱”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企业经营管理中, 墨子的“兼爱”思想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许多企业家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企业内部的管理上, 实行以情治厂, 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使企业生产蓬勃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效益。墨家的“兼爱”思想可以用孔繁森的一句话来概括, 他说:“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一个干部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我认为这样的思想才是至高无上的, 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墨子所主张“交相利”的思想, 直接针对并批判当时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弊端。他认为一部分人不劳而获, 却生活奢侈, 挥霍无度, 另外一大部分人虽终日劳动, 却过着“饥而不得食, 寒而不得衣, 劳而不得息”的生活。因此墨家主张实行“兼相爱, 交相利, 侈 (多余的) 相分”的政策, 鼓励大家“有力者疾 (勤奋) 以助人, 有财者勉 (慷慨) 以分人”, 要达到物质利益上“交相利”, 就必须反对“亏人自利”的行为, 提倡爱人、利人, 并将这种爱人、利人的思想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现实生活中, 那种以权谋私、损人利己、腐化堕落、欺骗敲诈、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亏人以自利”的行为依然存在。“权利拜物教”“金钱拜物教”腐蚀瓦解了一些人的灵魂。他们为了达到升官发财享乐的目的, 不顾党纪国法, 为非作歹,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脑后, 行贿受贿, 贪赃枉法, 陷入了罪恶的深渊。一些富豪挥金如土, 却不愿为他人, 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造成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仇富现象。

正如墨子所说, 这些从个人出发, 追逐私利的行为, 是一切奸诈、欺骗、争斗、篡夺等罪恶得以产生的根源, 必须否定和制止, 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现今政府和各级管理部门, 也正是采取各种措施, 对上述损人利己、牟取非法财利的行为加以制止和打击, 对严重者绳之以法。在全社会提倡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公民爱国、爱家、助人为乐。要求各级干部遵纪守法, 反腐倡廉, 抵制权钱交易, 树立浩然正气, 当好人民的公仆。对那些严重的腐化堕落分子则坚决查处。

二、尚贤任能的人事管理思想

墨子主张富国安民治天下, 必须靠贤能之人。他认为, 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 关键在于管理国家的各级行政长官。行政长官贤能, 则能治理得好;行政长官不贤, 则治理不好。所以他提出了重视贤才的方针。他说:“国有贤良之士众, 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 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 将在于众贤而已”。因此, 作为国家的决策人, 必须认真奉行的治国要务, 在于发现和任用更多的贤能之人。

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 墨子主张不拘一格发现人才和选拔人才。墨子认为, 历代贤者都是通过认真考虑, 在实践中选拔出贤能之人的。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 对人才也不能过于苛求。墨子认为, 对于贤者, 不能要求他们人人都十全十美, 所谓“良剑期乎利, 不期乎莫邪”, 只要是具备德义的基本条件, 有自己的特长, 就应该把他们选拔上来, 在工作岗位上使用、考查。在墨子商贤观中, 还有一个极为可贵的反传统的思想, 就是反对贵族世袭, 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中荐贤举能, 不问身世, 只要是贤者, 就应该举荐任事。

任用贤能治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 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决策者管理好国家的关键。在选拔人才方面, 政府一向把它作为重大决策来考虑, 进行了多次人事制度的改革, 以便更好地把优秀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大力选拔和任用有德才的干部已成为各级领导者责无旁贷的任务。这无疑是古代商贤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

今天在我们的各级政府中, 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执行以选拔和任用贤能为方针的人才管理制度。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的思想也被各级管理者所接受, 并被付诸实践。如在公务员制度实施中, 许多中央部委和省地机关, 通过公开考试的办法择优录用了一批质量合格的公务员, 而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 各级行政部门也都实行了罢免或降职处理。那种“不犯错误不调整, 不到年龄不下岗”的传统意识如今已被打破,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逐渐形成。国家人事部制定了《“百千万人才工程”方案及实施办法》, 其目标是, 在自然科学以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社会科学领域里, 要造就上百名45岁左右, 能进入世界科技前沿, 在世界科技界有较大影响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上千名45岁以下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保持学科优势的学术带头人;上万名30岁至45岁之间, 在各自学科领域里有较高学术造诣、成绩显著、起骨干或核心作用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后备人选。这一工程的实施必将造就出一大批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

三、生财固本的生产管理思想

墨子一再强调国家管理者必须重视生产的道理。他认为要达到国富民众的目标关键在于发展生产, 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 即他的“生财”“固本”主张。“生财”“固本”, 在墨子看来, 都是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使人们获得衣食之源。他在《士患》中说:“食者, 过之所宝也…凡五谷者 (稻、黍、稷、麦、菽) 者, 民之所仰 (依赖) 也, 君之所以为养也。”“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固国家治则刑法正, 官府实则万民富” (《尚贤中》) , 也就是说, 只要粮食增产, 人民吃饭就不成问题了, 国家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

我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 数千年来形成了国人重视农业的优良传统。因此墨子“生财固本”的主张一直被后世人们所尊奉。如今我国已经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 发展农业生产, 解决人民的衣食, 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是摆在中央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 采取切实措施, 加强农业基础, 深化农村改革, 发展农村经济, 是各级政府要抓的头等大事。

四、节用节俭的消费管理思想

墨子主张要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实行节用节俭。墨子的节用节俭是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同要求。他既反对“奢侈之君”, 也反对“淫僻之民”;既劝告“圣人”“人君”做到“用财节, 自养俭”, 也要求平民百姓不可“恶恭俭”“贪饮食”。不过, 墨子的节用管理思想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社会上层的寄生消费而提出来的。他认为统治阶级上层的奢侈消费, 不但会使统治阶级之间互相攀比, 而且会上行下效, 造成淫侈的社会风气。由于社会上一部分人竞相奢侈, 必然导致“厚作敛于百姓, 暴夺民衣食之财”, 使广大百姓更加贫困, 因此墨子一再告诫统治者要深刻认识“俭用则昌、淫佚则亡” (《辞过》) 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克勤克俭的民族, 历代明君和思想家都主张“崇俭黜奢”。但是, 近些年来, 这一优良传统却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少数领导干部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与奢靡, 他们动用公款搞排场, 对国家资产蒙受损失毫不痛心;他们在衣食住行上要求“上档次”, 造成严重的浪费现象。因此, 中央三令五申, 要求对干部的腐败现象严加惩治。近些年来虽然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问题依然存在, 需要坚持下去, 常抓不懈。在“GDP压倒一切”的政绩观的引导下, 中国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对环境的破坏早已有目共睹,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与墨子“节用”的思想是一致的。

总之, 墨家的尚贤治国、崇尚节俭、重视农业、兼爱为本等管理理念对当今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有借鉴意义;墨子社会管理思想对维系社会安定有特殊作用;墨家伦理思想对重建今日中国公民道德具有重要作用;墨家社会思想具有实现社会本位的现实价值。透过最近几年中国主要的政治议题, 不难发现, 诸如“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平崛起”、“节约型社会”等等都能从墨家学说中找到精神或思想之源流。因此重提墨子精神具有非常现实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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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墨子》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 篇三

同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相比，《墨子》一书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由于墨学中绝，《墨子》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错简、遗漏、讹误、脱衍相当多，有的地方几乎无法通读。同时，也许正是因为同一原因，《墨子》中保留了传抄下来的大量古体字和异体字。直到清代以前，很少有人对《墨子》进行考证注释。第二，《墨子》的作者至今没有定论，作为墨子本人思想的最主要的记载，其中哪些是墨子自己所作，哪些是弟子所记，哪些是后人撺入，学界众说纷纭。第三，《墨子》的文笔过于质朴，重视实用而内涵不足。细读《墨子》就不难发现，即便是“子墨子曰”的语录，也很少看见《论语》中“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句式，而多有师傅训诫学徒的口吻，书中充满命令、禁止、斥责、唠叨一类话语。凡是需要进行严密分析的概念，往往只是在列举现象后立即给出结论；凡是具体制作器械排列军阵的方法，反倒陈述过于细致。关于墨学思想的丰富性，多是后人根据只言片语的推论，这种推论带有浓厚的当代气息。近代的“西学中源说”首推《墨子》，正是其文字特色的一个折射。当然，这并非说《墨子》没有思想性，而是说墨子自以为他所说的道理都不言而喻，依据《墨子》解读其思想需要补充大量的逻辑环节。更有意思的是，今人往往把墨子作为古代逻辑思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经》和《经说》，确实是名辩思想的汇集。然而，《经》和《经说》的逻辑，如果不是刻意拔高就不难发现，它不过是一种缺乏思想内涵的论辩之术，同今天看到的大专辩论会或者电视辩论会所遵循的逻辑差不多，并非学术著作挖掘内涵的说理。而在《墨子》最重要的十论中，则难以看到严密的逻辑推理，其论证之粗浅为诸子之冠。也许，正是因为十论的推理不足，墨家才在其后补充了《经》《经说》和大小《取》作为附加说明。

今本《墨子》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是通说，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七篇，这是墨子关于道德与人格、政治与社会、修养与行为的整体论述。

二是专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部分。每部分都有上中下三篇，佚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学界一般认为，除《非儒》是论战性质的以外，其余十篇，就是墨子思想十论。上中下三篇的内容是重复的，仅仅是话语详略不同，人们由此推断，这种分篇，应当是墨家一分为三之后各派对墨学思想的不同记录。墨子的管理思想集中表现在十论之中。尽管墨子没有说明十论的逻辑关系，然而其思想架构已经相当明显。

三是经辨，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学界多认为，这一部分是后期墨学的作品，但也有人强调，《经》和《经说》反映了墨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准则，大小《取》反映了名辩方法，不一定晚出。本文认为，由于墨家学说质朴无华，在前两部分通说和专论中基本是命令式语句，只适用于给自己的门徒布道，在与儒家以及其他诸子的争论中难以占到上风，所以用这一部分作为说理方式的补充。后世论证墨辨，多注重这一部分。

四是实录，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这是墨子言论行为的部分记录，属于墨子弟子所记，与孔门弟子的《论语》类似。

五是技术和兵法，包括《备城门》到《杂守》二十篇，佚九篇，现存十一篇。是守城攻防的技术方法，既有器械制作应用，又有驻防布阵。这部分内容的具体操作性较强，可以从中看出相应的管理举措，后世往往从中发掘墨学的科技思想。

在《墨子》的十论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兼爱”。墨子认为，管理社会的本质，是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进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在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考察天下因何而乱。根据墨子的考察，他认为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不相爱”，而“不相爱”的动机是自爱和自利。“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君臣相残，诸侯兼并，究其原因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坑害他人。只要人人都互相关爱，就足以解决一切纷争。所以墨子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同上）。墨子论证“兼爱”的逻辑十分简单：只要人人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就会天下太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同上）可以说，墨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唱出“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他所说的治理，可以看作是倡导一种“关爱式治理”，其具体方法可归纳为“以兼易别”，即以爱人如爱己的“兼”替代只爱己不爱人的“别”。

墨子并不提倡自虐，也不反对自利。他没有提出“无私奉献”。如果没有自爱和自利，“兼相爱”和“交相利”也就失去了逻辑上的支撑点。墨子仅仅是反对人我有别，倡导推己及人。墨子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兼爱”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他认为，“兼爱”推行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假定有两个人，一人害人以利己，另一人则爱人如爱己，只要智力正常，都不愿与前者打交道，都愿意同后者交朋友。既然人人都是这种心理，自然兼能胜别，关键在于上位者是否愿意推行，执政者能否以身作则。“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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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墨子回避了利益冲突问题，特别是忽略了害人以利己的问题。他仅仅是笼统地强调“无穷不害兼”，选择性地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实生活中，爱人与爱己、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远比墨子所言要复杂得多。墨子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十分敏锐地抓住了管理需要追求“双赢”、促成“共生共存”的思想进路，由此而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然而，墨子并未展开对双赢形成条件的论证，他只是指出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把努力方向定位于“兼爱”，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但是，现实中不“兼爱”的例子太多了，即便能够找出个别“兼爱”的例子（墨子就以夏禹等人为例），在概率上也是难以说服人的。于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墨子放弃了对“兼爱”的现实论证，转而从上天和鬼神世界寻找“兼爱”的根据。所谓“天志”和“明鬼”，就是墨子找到的形而上理论支撑。

墨子所说的“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国内学者出于唯物论的评价尺度，对“天志”的批评较多，或者贬低其在墨子思想中的位置，实际上，“天志”在墨子思想中居于最高地位。对于现实中人们常见的相贼相害，墨子认为，这是人类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人具有认知局限，“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天志上》）只有“天志”才可公正无私，涵盖一切。矫正人类认识缺陷的方法就是遵循“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同上）禹汤文武这些圣王，就是顺天意的典型，其治理可称为义政；桀纣幽厉这些暴王，就是反天意的典型，其治理可称为暴政。把“兼爱”上升为“天志”，就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所以，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同上）墨子的“天志”，同古希腊提出的自然法学说相似，可以说就是自然法理论的中国版本。“义自天出”。“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尊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天志中》）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就可得天之赏；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就会受天之罚。“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由此，“天志”成为墨子衡量是非的尺度。墨子的“天志”，与老子的“道”、孔子的“命”具有同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除了“天志”外，墨子还用鬼神作为“兼爱”正当性的第二重证明。墨子认为，鬼神能够“赏贤而罚暴”，相信鬼神和不相信鬼神，行为会有极大区别。而史书的记载，祭祀的实施，都说明鬼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说，“天志”是看不见的存在，那么，鬼神在墨子眼里就是看得见的存在。所以，作为行为正当性的尺度，鬼神比“天志”距离人世又更进了一步。“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明鬼下》）和儒家的因神设教相比，墨家的“明鬼”之说则相信神力。在《墨子》一书中，多次把天、鬼、人并列，其权威依次递降：天以最高权威在无形中支撑“兼爱”的正当性，鬼以有形的赏罚把“兼爱”由正当性推进到现实性，人以无差别的推己及人把求利行为变成天下之利。

实现“兼爱”的内政举措是“尚贤”。国家治乱系于贤良，“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其基本准则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同上）“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社会的等级和贤能的档次相匹配，各在其位，秩序井然。这一方面的事例极多，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全被墨子拉来作为“尚贤”的代表。现实中的王公大人，马病了知道寻找良医，弓坏了知道寻找良匠，但治理国家却不论贤能，只讲骨肉之亲、出身富贵、面目姣好，这就像用哑巴当使者，用聋子充乐师，“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当然，士人也要追求为贤。墨子给出的士人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实现“兼爱”的外交举措是“非攻”。窃人物品是不义，而以战争手段兼并他国却受到赞誉，这是价值观上的混乱。墨子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正是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导致攻伐不绝。墨子认为，各国土地有馀，民众不足，“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非攻中》）赞成战争的人会说，南有楚、吴，北有齐、晋，这些大国的地位，就是战争打出来的。墨子反驳道，少数国家得利，多数小国被灭，就像医生用药，万人服药，只有四五个人痊愈，不合天道。当今天下诸侯以坚甲利兵攻伐无罪之国，这是逆天行事。至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则是顺天应人，不能叫做“攻”，只能叫做“诛”。所以，墨子认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非攻下》）在国家关系上，只有“非攻”才可兴利除害。

墨子并不擅长说理，他的思想过于朴素。现实中的情景，也同墨子的主张大相径庭。因此，如何平息概念上的争论，做到思想上的统一，需要另辟蹊径。假设墨子遇到孟子，他会被孟子的唾沫星子淹死；假设墨子遇到庄子，他会被庄子的言辞噎死；假设墨子遇到荀子，他会被荀子的论证逼死；假设墨子遇到韩非，他会被韩非的犀利气死。对此，墨子的应对是“尚同”。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没有权威，一人一义。“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尚同上》）人类社会的丛林状态由此而生。为了走出每个人以其他人为敌的丛林，诞生了政长，建立了天子、三公、诸侯直到最基层的乡里政长，形成了金字塔统治结构。墨子设想的这一结构，政长的贤能程度与其所处等级匹配。由下至上，里长、乡长、诸侯国君、天子，上之所是，下皆是之；上之所非，下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下有善则举荐。最重要的是“上同而不下比”，使思想统一到最高统治者那里。墨子也承认上面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所以他允许规谏，却不允许不同。保证天子正确性的方法是接受“天志”，以“天志”为最终裁判。飘风苦雨，灾祸疾疫，就是上天对不同于天的施罚。圣王顺应天意，同时以五刑来处罚不能上同于天的百姓。由此，墨子设计出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圣贤治理架构，这个架构毫无疑问是专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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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尚同”取消个体的思想主体性，却以“非命”推进个体的行为主体性。这二者并不矛盾。“尚同”是为了保证观念上的一致性，“非命”是为了保证行为上的积极性。前者是齐心，后者是协力。墨子认为，治理国家为何不得力，就是因为命定论在作怪。一旦命定论支配人的行动，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墨子专门提出“三表法”，用以排斥命定论。首先，观察上古圣王之事，就会发现没有宿命，汤武统治则天下治，桀纣统治则天下乱，治乱在人为。其次，观察百姓耳目之实，宿命无人能见，无人能识，“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非命中》）再次，观察刑政之效。穷民贪婪懒惰而导致衣食不足，不责怪自己不努力，反而声称命中注定受穷；暴君淫逸奢侈而倾覆国家，不责怪自己为政不善，反而归之于命运不好，这说明宿命不过是自身行为不当的遁词。国家安危和个人贫富都是出于自为，可见，墨子主张行为改变命运。

如何保证“兼爱”社会的资源，墨子从实用出发，提出“节用”、“节葬”、“非乐”。作为来自社会下层的思想家，墨子力主去无用之费，兴有用之利。例如，衣服不求华丽，能有冬暖夏凉的实效足矣；宫室不求堂皇，能够避寒暑、挡风雨足矣；各种物品器用，一概以是否有利于实用效果定取舍。“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墨子明确反对儒家的丧葬制度，倡导薄葬。他所拟定的丧葬之法为：“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节葬下》）对于儒家倡导的礼乐制度，墨子也不以为然，主张“非乐”。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国有治乱，“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对此，音乐没有任何益处。“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锺、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作乐是亏夺民众衣食之财，用有限的资源去填充无用的奢靡之窟，所以，墨子主张彻底禁绝声乐。

到此，墨子十论的管理思想逻辑结构就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来了。他的思想内核是利益计算基础上的“兼爱”。他所说的“兼爱”基本不属于情感之爱，而是以是否有用来衡量的利益之爱。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墨子认识到管理的本质是实现互利。为了“兼爱”，墨子希望人们能够无差别地对待人己关系和人人关系，由此，墨子否定了所有权的必要性和人与人的差别性，开创了“太平”“大同”的先声。从积极意义讲，这种“兼爱”以社会的绝对平等为标的；从消极意义讲，这种“兼爱”排除了效用区别和价值区别。所以，他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只能流于空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墨子主张对内“尚贤”，对外“非攻”，以“尚同”来统一思想，以“非命”来激励行动，以“节用”、“节葬”、“非乐”来保证物质资源的支持。所有这些理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依赖于“天志”和鬼神的精神引导。这种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和追求令人神往，可以有效地吸引社会下层追随者。墨学成为显学，与此不无关系。然而，墨学一旦付诸实践，立即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兼爱”是以对等回报为前提的，在墨者组织内完全可以做到，但对“外人”的不对等回报行为，墨者没有任何制约和惩罚手段，只能靠自己的付出来感化“外人”。由此，率先做出牺牲成为墨者的门槛，对于牺牲的要求又会衍生出强制性的纪律和高难度的规则，强制性纪律的成本和社会回报的不对等，只能靠不断强化道义来平衡。由此又会产生出巨大的悖论：追求平等却带来了专制，解放思想却禁锢了头脑，道义越高尚则自身越贫乏，理想越丰满则实现越渺茫。当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牺牲一切时，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墨者。然而当这种牺牲得不到社会回报时，希望的篝火就只剩下灰烬。在社会积聚起易燃物时，残留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另外的篝火，不过，篝火的主角已经不再是墨者。

4.论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性特征 篇四

先秦时期的墨学代表了劳动人民群众阶层的利益和愿望,被称为平民显学.其伦理思想中蕴涵着独特的`人文情怀和人民性品格.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性“特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显现:第一,”兼爱“:追求民主平等的重民思想;第二,贵义、尚利:体现以民为本的惠民思想;第三,”天志“实现民意代替天意的保民思想.

作 者：糜海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5)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子   伦理思想   兼爱   民利   天志  

5.庄子的主要思想 篇五

在学过老师介绍的庄子的名句和他的一些经典的思想，以及搜索一些关于他的资料后。我了解到庄子的主要思想有“天道无为”，相对的认识论，无条件的精神自由等。他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庄子思想是从老子思想发展而来，他把老子的道发展成主观唯心主义。他片面夸大一切事物的相对性，否定客观事物的差异，否定客观真理，在认识论上走向相对主义。从这种认识论出发，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切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他对“道”的解释更加神秘，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非物”，是精神性的东西，他把老子关于对立面转化的看法引向极端，认为无论大小、长短、贵贱、美丑、成毁等一切差别都不存在，基于这个观点，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夭折的幼儿），而彭祖（传说中最长寿的人）为夭。”这就混同了大小、寿夭的区别，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走向“不别同异”、“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

庄子的名篇《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它体现了庄子的朴素辩证法，他认为自然要比人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6.《墨子》的读书心得 篇六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

墨子最主要的主张：兼爱非攻。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主张爱无等差，与儒家的博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针对当时社会**，国与国互相攻打，人与人互相残杀，墨子急于寻找**的根源、救世的良方，他说：“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如果人们兼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干戈化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兼爱非攻是墨子最著名的思想。但是墨子的兼爱和尚同思想，最后容易走向专制主义，而儒家虽然推崇等级制度，但最后却走向了平民化——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走向了民本。儒家的像孟子的思想是比较有实现的可能性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道德观建立在人之常情上，不像墨子兼爱那么难以实现。当然，孟子的义利观，舍身取义也是具有超越性的。

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这里可以看出墨子把自然界无意志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的意志是兼相爱，交相利。顺天意得赏，反天意得罚。

墨子的尚同尚贤主张。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政长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皆非之”，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思想，后来在法家那里得到了发展和实际运用。墨子尚贤尚同，一方面要求突破宗法制度，给“农与工肆之人”以政治权利，一方面又要求由上而下一同天下之义，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

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提出：“尚贤是为政之本也”。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和孔子的为贤之道还是不同的。墨子的“为贤之道”是为民谋利，救民于水火，使他们能够各安其生。即所谓“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孔子的“为贤之道”首要是学习和掌握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周礼，遵照周礼完善个人的修养。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克己复礼为仁”。可见，只有用周礼约束自己，虔诚维护周礼，才算得仁人、君子。

墨子的节用节葬观点。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提出非乐观点。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墨子所以“非乐”，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欣赏歌舞能使人感到愉悦和舒适，而是认为在当时财用不足、民生维艰的情况下，为政者却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这样的行为，是其该做的吗?反观孔子主张礼乐教化，这就需要看到，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当时礼崩乐坏，孔子推崇周礼，认为礼乐可以教化百姓，维护统治。

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他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不靠天宁靠人力。他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批判消极的命定论。墨子认为儒家的命定论是害人的懒汉哲学。其实，墨子仅仅从儒家部分言论对于儒家的命定论加以批判是有失偏颇的。纵观孔子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判断是非真假标准的三表法：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三表法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的，主张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在认识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理性，不但使其著作存在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而且理论适应性很差，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7.从墨子的“节用思想”看现代消费 篇七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有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引起的, 而当前美国的政府的信用等级下调, 并且引起了世界金融震荡, 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借债消费引起的。因此, 我们今天学习墨子的消费思想对现实社会的消费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墨子的消费思想, 在消费经济思想史上独具一格。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以节用论为核心。他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普遍的消费标准;主张以生产保证消费;警告统治者要全面实行节用, 以保证多数人的长远消费;阐明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而应时之急。因此, 墨子提出“三患论”, 揭露战争频仍的战国年间, 人民没有起码消费保证。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 反映了战乱广大人民企盼衣食无亏、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 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墨子提出的节用论, 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发展主义市场经济, 应自上而下地实行节俭, 反对铺张浪费。

节用论在墨子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圣人为政一国, 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 非外取地也, 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 足以倍之”。墨子认为, 圣人治国、理天下, 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加倍增长的办法不是对外掠夺土地, 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情况, 节约不必要的费用。节用即可使财富“一国倍之”、“天下倍之”, 从而保证社会多数人的长远消费。

崇俭或节用是先秦各学派较普遍的主张, 但各派此主张在性质和特点方面互不相同。儒家的崇俭或节用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等级性, 而且侧重点在反对较低等级的人于消费方面的僭越即超过等级消费标准的行为。与之相反, 墨子把节用作为对一切等级人的共同要求, 既反对“奢侈之君”, 也谴责“淫僻之民”;既劝告圣王人君应当“用财节, 自养俭”, 也要求一般民众不可“恶恭俭”、“贪饮食”。但主要锋芒, 还是指向统治阶级上层, 指向他们挥霍无度的寄生消费。墨子认为, 统治阶级上层的奢侈消费, 会使“左右象之”, 上行下效, 造成淫侈的社会风气, 其后果就是“厚作敛于百姓, 暴夺民衣食之财”, 使广大人民更加贫困。“饥寒并至”, 何谈维持适度的消费标准!因此, 他要求统治阶级上层天子、诸侯、王公大人, 在消费方面实行全面的节俭:“为宫室不可不节”, “为衣服不可不节”, “为食饮不可不节”, “为舟车不可不节”。平时注意消费方面的节用, 发生灾荒时, 统治阶级上层应首先降低消费标准:

一谷不收谓之馑, 二谷不收谓之旱, 三谷不收谓之凶, 四谷不收谓之馈 (匮) , 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 则仕者大夫以下, 皆损禄五分之一;旱, 则损五分之二;凶, 则损五分之三;馈, 则损五分之四;饥, 则尽无禄, 廪食而已。故凶饥存乎国人, 则君彻鼎食五分之五。

一、政府消费和社会消费水平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墨子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主张以发展生产为基础提高消费水平。消费经济学向我们表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类要生存, 就要消费生活资料;而要取得供人类消费的生活资料, 就要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和消费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二者互相依赖, 又互相制约。因此, 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近几年, 在我国涌起一股“高消费”热, 酒店、歌舞厅遍地开花, 精品屋鳞次栉比, 高档商品雄踞要津。这种情况, 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在物欲的享受和满足上, 造成一部分人, 尤其是一部分青少年“不讲奉献, 先要索取”的心态;同时, 还引发了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诚然, 高档的消费也是一种自然正当的需要, 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但应认识到, 我们国家还不怎么富裕;如果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超前地倡导享受型、奢侈型的高消费, 就会产生反作用力, 发生负效应, 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全社会都要履行节俭精神, 反对铺张浪费

墨子节用思想主要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 是以限制统治阶级上层的寄生消费为主要要求的。他认为, 奢靡无度, 暴殄资财, 统治者是始作俑者, 淫侈的社会风气是由上层统治者一手造成的。上有好者, 下必效之。“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 故文公之臣, 皆羝羊之裘, 韦以带剑, 练帛之冠, 入以见君, 出以践朝”。“楚灵王好土细要, 故灵王臣皆以一饭为节, 胁息然后带, 扶墙然后起。比期年, 朝有黧黑之色”。上层的示范, 即是有力的导向。因此, 墨子要求天子、诸侯、王公大人“节于身, 诲于民”, 以身作则, 民众, 全面实行节用。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富国利民。 (一) 遏制消费的两极分化

三、抑制社会分配不公, 遏制消费两极分化

8.墨子的主要思想 篇八

关键词：墨子；文质观；文艺美学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141-03

传统的观点认为儒道释是中国美学的主要源流，而墨家对美学并没有直接表述，因而对墨家美学的研究很少，且多有偏颇，更多的是批判性地将其定性为全面否定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实则不然，对于墨家的美学思想研究。我们不能脱离墨子的思想体系，不能用儒家的思想去解读，更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去品评。墨子在“文”与“质”的关系论述中，就蕴涵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他主张“先质后文”，认为一切事物，实质上美则美，不美便谈不上美，这是墨子异于儒道两家的美学之观所在，也为我们提供了除“非乐”之外了解墨子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途径。本文试图从墨子的文质观去探讨和梳理其文艺美学思想。

—、“非美”之美：质美

“非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的感性欲望所追求的人为的物象之美的排斥和否定，对于这种物象之美的过分追求会导致道德沦丧乃至祸国殃民。先秦诸子学派都有各自明确的非美观点，墨家也不例外。

墨子的思想是西周以来传统文化及儒学的否定性总结，有着明显的“非美”倾向。墨子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并指出，儒道亡国的四个方面原因之一就是“弦歌鼓舞，习为声乐”。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是天下之大害，必须取消，所以提出“非乐”的主张。“所谓‘非乐’，就是否定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反对进行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体现出墨子鲜明的“非美”倾向。但与此同时，墨子并不否定艺术的作用以及美的客观存在，只是出于从圣王之事、万民之利考虑，认为应否定过分的音乐等艺术活动。

墨子“非美”，否定审美和艺术活动，却承认美的客观存在，看似很矛盾。其实墨子思想并没有否定一切的荧，审美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空间的，那么什么样的美才能得到墨子的肯定呢?我们很容易从他的文质观中找到。墨子日：“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佚文)墨子所说的“质”就是指衣、食、居等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所谓“文”，则指包括音乐等各种艺术在内的更高一层的精神享受。正象“求美”、“求丽”、“求乐”必须以“常饱”、“常暖”、“常安”为前提一样，质足文赖以产生的条件，这便是墨于“先质后文”的思想。《经说下》说：“有文实也，而后谓之；无文实也，则无谓也。不若敷与美，谓是，则是固美也；谓之也，则是非美，无谓则报也。”其意即：对于一切事物，美之实是美之名的前提条件。无美之实则无美之名，先有质后才有美。墨子是从对物质生活有没有实际效用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价值的，如此看来，毫无实际效用的审荧应该不包括在其中，所以有悖于效用原则的审美和艺术活动以及文饰上的“美”都是必定遄非l蝌l；的，墨子肯定的美是一种“质”美。墨子和庄子都有“非美”倾向，但两者方向却截然不同，墨子追求的是基于物质效用基础上朴实无华的“质美”。而庄子却超越物象，追求“味象以观道”的“至美”。可见，墨子认为各种事物之美，以其内容美为主。

二、“先质后文”说的文艺美学思想内涵

质和文是先秦时代的一对重要哲学范畴。“质”是指资质、材质、品质}“文”是指文饰、文采。《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是内在的品质和外在的修饰配合得恰到好处才能称得上君子。由于孔子强调文质统一，所以在文化观上，他十分重视音乐、礼仪的作用。墨子的文质观带有直观性和朴素性，具有尚质特点。强调质(内容)美，而反对文饰。且认为先质而后文。在《非乐》篇中，墨子“乐”的范围除了“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即音乐外，也包括“刻镂华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后榭、邃野之居”也就是诗文、舞蹈、雕刻、饮食、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可见，墨子的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范畴是很广泛的。墨子“先质后文”的审美思想始终贯穿于各种艺术活动当中。

其一，“重利轻乐”的音乐美学观。墨子反对奢华的音乐，因为这样的音乐劳民伤财，对生活又毫无效用，但他也不否定音乐本身的美。墨子认为进行音乐艺术活动，必然会厚敛于民。废丈夫耕稼、妇女纺织，废君子听治、贱人从事，所以提出“非乐”主张。但墨子并不否认音乐的作用，“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可见，墨子“非乐”，不是绝对地反对乐，所非之“乐”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东周后期统治阶级借以铺张奢糜之乐，是指与儒家所提倡的与繁文缛节之礼相应的乐，是“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之乐。至于中圣王之事、万民之利的音乐，就应该不在此列了。墨子对于音乐艺术，没有将其与功利混为一谈，依然强调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只是把功利性放在审美性之上。他认为首先要保证的人民的温饱问题，音乐是其次考虑的精神活动，并且不能以损害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去从事音乐艺术活动。非与不非的标准全在于是否“中民之利”，这是衡量乐美与否之标准。

其二，“重质轻文”的艺术审美观。出于“节用”，墨子主张尚“质”而不尚“文”，反对文饰的“美”。墨子所肯定的是与“善”义相类的“美”，或者是与“饰”义相悖之“美”。他认为作为“饰”之“美”，便是与“节用”相对立的“靡费”。因此，他对于纹饰之‘‘美"都保持着一种批判、斥责的态度。

在与公孟子对话中，墨子列举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四君“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以治其国，其国治”(《墨子·公孟》)，所以他认为“行不在服”(《墨子·公孟》)，是否有所作为跟文饰没有必要联系。但他也没有批评齐桓公的“高冠博带，金剑术盾”和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大概是因为他们服饰的华荧和治国作为的效果没有关系。而当公孟子要退而换饰时，墨子则说：无须。并非不饰美就能有所作为。不饰美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取的。但只要也必须是有所为，文饰上的美才不会在非的范围内。所以，有用有为是墨子艺术之美的标准之一。

墨子认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如宫室、衣服、舟车等，只要实用就行了，不讲究外表的装饰，即没必要追求刻镂文饰和丰富之美，他说“是故圣王

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墨子·辞过》)。也是因为有圣王在衣食住行上的躬行践履和教化，以致“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墨子·辞过》)没有人知道坚车良马的贵重，也没有人会欣赏墨刻镂文采的华丽。墨子认定由于古代圣王重视实用而不重华丽装饰，节约了大量财物，所以才能府库充实，养精蓄锐，成就了霸业。因此，他反对淫美，即那些享乐主义的过度的美。墨子本身就表率，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俨然是一幅朴素的劳动者的形象。其实。他所强调的是用，有用比美更重要。

其三，“先质后文”的文学观。墨子、庄子、韩非子三家谈到文质时，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主张取消文学。当然就不会提出文学上的文质说。所以在墨子文质观中，极少提及文学，但文与质的关系孰轻孰重、孰主孰从，是很清晰的，所以“先质后文”思想也反映在其文学审美观上，他的言论和文章都是以质为主，以文为从。甚至可以忽略文。

墨子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包括表现于文字的政教法令和一切学术文章。他对于有实用功能的广义的文学和言辞是很重视的，强调文学言辞应发挥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作用，这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墨子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眠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墨子·非命中》)认为言论和做文章必须先树立个标准，由此墨子提出要用“三表法”即有“本之”、有“原之”、有“用之”来检验，要本着一颗实在为国为民服务的心来从事文章的写作和言说，强调文学质的主体位置。《文心雕龙·诸子》称其为“意显而语质”，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墨子的文章，朴实无华，本色天成，注重义理，崇尚实用，表现出尚质重用的文学观念，有异于庄子式的浮华艳丽和孔子式的圣人说教。先秦诸子中，墨子是最讲究文章言论思想的清晰性，平实、自然、论辩、说理，是其文章的基本风格。故清代学者孙诒让说他“质而不华，务申其意，而不驰骋其辞。”墨子文风与他的写作目的及人生目的都是直接相关的，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先贤。华彩辞章、流芳百世不是墨子所追求的。他追求的是“中民之利”、效用惟先，与詹姆斯所提倡的“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原则颇为相似。

由于墨子出身和主要活动在社会下层，又为平民利益而奔走呼号，所以他的文字格外通俗平易、朴素无华。墨子的文辞简朴，不加修饰，忽视文采。“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实践自己的学说主张是在行的，可是他的言论却毫无辩驳之华丽，原因在于于：墨子的言论，是宣传先王之道，论述圣人之言，要把它们明白地告诉人们，假如巧饰其辞，人们就会留意于它的文辞，而忘掉了思想上的作用，与“楚人鬻珠”和“秦伯嫁女”的重文轻质无异。墨子纯朴的文风，实乃其处世原则的一种表现，也是其先质后文的文质观的体现。当然按照现代写作理论来看，墨子从实用的功利目的出发，把文与质完全对立起来，是违背文与质的内在规律的，华而不实固然要不得，但必要的艺术形式却可以使文章富有感染力。虽然把质放在第一要义之位置，但墨子并没否认文饰绮丽之美，只是强调“文”不管多美，都必须遵循“先质而后文”的原则，努力做到删繁就简、通俗易懂。

一言以蔽之。“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无质之美的形式之美是绝对不为墨子所容纳的，只有有质的美才是美，并且必须是先质后美。这也是墨子思想艺术美的内涵：以质为先，而后才文，才美。可见，墨子的文艺美学思想不完全是以功用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兼顾着形式美的。

三、“先质后文”文艺美学观的意义和局限性

纵观历史，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瑕瑜互见的，墨子的美学思想亦然，要对其作客观评价不能脱离特定历史环境以及墨子的思想体系。墨子先质后文的思想，体现了墨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伦理价值取向，与恩格斯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在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合理的诉求。墨子先质后文的文艺美学思想更是反映了当时庶民阶层的美学要求，是中国传统平民美学思想的雏形，也颇具现实主义美学色彩。其“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的功利原则对中国美学注重功利的理论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9.论墨子的和谐观 篇九

论墨子的和谐观

墨子是先秦各家中探索和追求社会和谐理想的典型代表,他从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国家关系出发,提出了视人若己、己先爱人、爱无差等的人际和谐观、义利统一的利益和谐观,以及经济之富、政治之治、非攻以求天下和平的`国家和谐观.

作 者：孟三爱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武汉,430023刊 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年，卷(期)：24(11)分类号：B224关键词：墨子 人际和谐观 利益和谐观 国家和谐观

10.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 篇十

一、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人的生存和发展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发展民生的出发点

1、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是取得生存权、发展权的前提条件.2、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发展民生的宗旨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事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

2、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发展民生的根本目的（三）人民群众是改善民生的主体和依靠力量.1、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2、改善民生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民生思想的核心.1、人才问题是民生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2、加强人才培养必须重视教育工作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民生的终极目标

（五）发展生产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发展民生的保障

1、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2、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是改善民生的制度保证

11.墨子的主要思想 篇十一

摘 要：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节用”、“利人”、“非乐”是其重要思想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设计思想，与20世纪现代主义设计中的功能主义相契合。同时他的节用思想也给现代景观设计以启迪与指导，从中总结设计的原则和方法，主要从景观设计中的植物、场地以及水景等设计出发，汲取节用思想中的精华，探寻具体设计方案，在节约的同时，满足因地制宜、尊重自然，注重环保、生态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使景观设计迈向更加生态、经济、实用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墨子；现代景观设计；节用思想；功能性；经济实用

先秦时期，学术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由此产生了诸子百家，墨子作为其中之一，其观点和学说也是众多经典思想之一。墨子（约公元前475年—公元前390年），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识渊博，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涉及面广、主张共有十余条，其中节用是他重要思想之一。这是墨子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王公大人的严重奢侈浪费现象而提出来的。他的思想不仅针对治国而言，其中还蕴含了丰富的设计思想。杭间在《中国工艺美学史》中认为，墨子是一位具有前瞻眼光的“设计美学家”，“墨子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在中国哲学乃至美学史上，第一次展现了日常衣饰、房室、舟车等东西，具有如此之多超越本身、思想意义上的价值。”可见墨子的学说本身就富含设计思想，且其节用思想在当时更是独树一帜，对现代景观设计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墨子的节用思想

墨子关注社会问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从而提出“兼爱”、“利人”、“非乐”、“节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在谈到墨子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汉书·艺文志》也说道：“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官），茅屋采椽，是以贵俭。”

墨子所说的节用是指节约开支、节制消费。其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节用、节葬和非乐，总原则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可知其节用思想中还蕴含“利人”的思想，注重为民所用。“利人”的同时注重“致用”，“致用”即具有实用性、功能性，这也是节约的一种表现。墨子在服装观中主张制衣要遵循合体、舒适的法则，建筑观强调房屋建造以便利于生活为准绳，避免曲折多装饰的结构。可见墨子的思想早已预演了现代设计中的功能主义。他的节用思想在现代设计及现代景观设计中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墨子的节用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的联系

墨子除了在军事、哲学等方面有才能，他的思想在当时还蕴含了丰富的设计思想。景观设计是从建筑学科中逐渐独立出来的，而墨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对建筑设计有所涉猎，并用其“节用”、“利人”、“致用”的思想加以指导。他的观点非常符合现代景观建筑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理念，其中《节用篇》就特别关注房屋建筑之法。在谈到房屋建造时强调，“暴夺民衣食之财， 以为宫室和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墨子清楚地表明他不赞成在建造房屋时过多的去装饰房屋的外表，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利人”，体现节用思想，去除不必要的装饰以节省材料、节省人工。他的言论可以说是较早的建筑工艺思想的记载，体现了早期的景观建筑设计理念。

墨子的节用思想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也和现代景观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子注重节用，认为是否“利人”是衡量设计造物的先决条件，也是衡量一件产品优劣的重要原则。所以无论是制作衣裳、兵器，还是建造宫殿房屋和车船，无一不是基于实用的目的。他提倡“致用”，在具体的设计造物领域中，墨子强调功能是优先考虑的根本要素，同时重视设计的科学性。这一主张与现代主义设计中的功能主义不谋而合，现代主义设计注重其功能性，在现代景观设计中注重功能的运用，避免繁而多的装饰主义。墨子提倡节俭，《墨子·辞过》篇中讲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他坚持设计制造必须坚持“节用”的经济性原则。“用财少，为利多”的主张与现代设计家米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以及迪特·拉姆斯的“更少，但更好”有相似的地方。这种节用思想也与现今景观设计中的绿色设计相呼应。

三、墨子的节用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及启迪

近年来景观设计行业迅速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景观建设的花样不断被翻新，设计者为追求奢华繁复的景观效果，造成很多铺张浪费的现象。而这些设计大多都是没有遵循生态自然规律的。而墨子的节用思想与20世纪的现代景观设计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他这种节用的思想也给现代景观设计相应的启迪和指导。在墨子的节用思想的指导下，提出节约型景观设计的概念，指导着现代景观设计行业健康发展。节约型景观设计，是指以最小的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实现园林景观最大的综合效益，以促进城市景观绿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节约型植物景观设计

墨子的节用思想指导着植物景观的设计，需在符合一般设计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成本控制，从而塑造经济而又丰富的植物空间。在满足植物的适用性、生态性前提下，选择成本偏低的植物进行植物配置，经济型植物管理模式是指选择植物剪枝、浇灌、养护等管理程序和成本较低的植物。首先可以优先选择乡土植物来营造节约型植物景观，相对于从国外引进的昂贵又娇贵的树种，乡土植物满足了适地适树的原则，它们在本地生长，适应力、抗逆性很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小，长势自然也相对较好，这样不仅便于后期的养护管理，而且节约了成本；再者乡土植物的运输成本及花费都较低；且运用本土植物也能在景观效果上更好地突出地方特色，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其次在不影响周围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具有观赏性的野生植被，其引进成本低，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需过多养护，耐踩踏，通常依靠雨水就可以生存，可以减少养护成本。在常年缺水的地方还可以考虑节水耐旱型植物的应用，如仙人掌科、大戟科和景天科等，它们在雨季吸水，在旱季将水分向外散发用于抗旱，节约了水资源，从而减少灌溉、施肥等养护成本。节约型植物景观设计还要充分利用自然，尊重自然。要尽量保留设计场地内的现有植物，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建设成本。这些都非常符合墨子节用思想中的减少装饰、注重实用的节用理念。

（二）节约型场地设计

对于场地的设计，应秉承墨子的节用思想，充分利用、尊重场地原有的地形，避免挖湖堆山等大规模的地形改造，尤其在山体的设计中。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山体包括自然山体、人工堆山以及假山三种形式。其中自然山体只需简单的改造就会有较好的景观效果，设计成本较低；人工堆山需要经过前期精心的设计、建造中需用土石大量堆砌而成，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较高；假山是运用石材模仿自然的山体，精心打磨雕琢的石材成本也非常昂贵。因此在山体的设计中，需尽量少得引进种植土、少运出垃圾土，应结合工程技术，保证景观效果的前提下，通过土方平衡的方法来降低成本。场地也是需要节约的，因为土地资源稀有且昂贵，为避免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应该珍惜景观用地，精心设计、合理安排，采用、推广屋顶花园、墙面绿化等立体绿化形式，这样可达到节约土地，增加环境湿度，并防止水土流失，美化城市的效果。减少了购地成本，发挥出最大的综合效益。另外还可以复合利用硬质场地，硬质场地主要用于满足人活动的需求，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利用率. 可以增添景观效果，让人们更自然地介入到空间中，同时也节约了另外开辟大量场地做绿化的费用，例如停车场地应用植草砖做铺装，并设置乔木遮荫等，都是很好的节用方式。

（三）节约型水景设计

水景的设计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很重要，它不仅起到调节局部小气候的作用，而且为景观效果画龙点睛。水景的设计形式也有很多，但由于需要不断地更新以保持水景的清洁美观，因此水景是消耗成本较大且维护较难的景观内容。在水景的设计中，运用墨子的节用思想，考虑成本、生态各方面问题，可以充分利用原场地的水资源，运用工程技术节约建造成本；尽量能够引用活水使水体自然循环，或利用人工建造的地形高差等使水流自然跌落实现水景的循环利用，可以考虑建造一些雨水花园，增添景观效果的同时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从而节约成本；也可以在喷泉或瀑布中利用潜水泵将水加压提升，循环利用喷水池中的水，并用使用后的水浇灌植物，从而实现一水多用，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能源的消耗，能够受墨子节用思想的指导，真正意义上体现节约型水景设计。

四、结语

墨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蕴涵着丰富的设计思想，具有极其珍贵的设计史学研究价值，对于现代景观设计实践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其主要的节用思想“节用”、“利人”、“非乐”等不仅和20世纪现代主义景观设计有着相似之处，而且指导着现代景观设计行业，引导我们从经济实用的角度出发，从景观设计中的植物、场地、水景等方面入手，贯彻其节用思想，满足节约型景观设计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一切标准和要求，以获得相对大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美学效益，使现代景观设计向更加生态、经济、实用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杭间. 中国工艺美学史 [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2]杨小华. 墨子的节用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 东方论坛，2009.

[3]曹阳. 墨子“节用”思想与现代设计中的功能主义[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4]陈瑶红. 城市生态节约型园林景观设计探究[J].中华民居，2013.

[5]谢飞，王婷. 基于节约型园林理念的植物配置模式探讨[J]. 现代园艺，2012.

[6]叶淑倩，陈淑娟. 浅谈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节约理念的运用[J]， 科技资讯，2012.

作者简介：

谭茹轩，南京林业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景观设计。

12.论墨子“非攻”思想 篇十二

“非攻”是墨学的重要理念, 是墨子军事伦理代表思想, 并且也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哲学、文化和政治思想。掌握“非攻”思想的准确含义, 体会其精髓, 对继承与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做好当前的政治、军事、外交工作, 特别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着重要意义。

墨子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在这期间, 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土地由国家占有的分封制, 进入到了封建领主掠夺兼并的私有制, 使军事斗争非常尖锐。正如墨子所言:“南有楚、越之王, 而北有齐、晋之君, 此皆砥砺其卒伍, 以攻伐兼并”《节葬下》。越亡后, 形成战国七雄, 而夹在其间的小国如卫、鲁、宋、郑等则不断受到大国、强国的攻掠蚕食。战争问题成为当时儒、法、墨、王、臣、士、将、 卒, 百姓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墨子生活的鲁国是一个小国、 弱国, 处于楚晋争霸的必经之地, 这让墨子对“大攻小, 强凌弱”的形势非常不满, 也使他对伐战导致的灾难体会颇深, 更为伐战的借口所愤慨。他及其弟子为制止战争南下北上, 奔走于各国之间, 游说于君王殿前, 演讲于民众中间, “非攻” 思想就是适应这种环境条件的要求而产生的。

一、墨子论“非攻”

《非攻上》中, 墨子指明了小不义和大不义的现状, 指出天下之君子暂且明了小不义, 而对大不义如攻打他国, 却反而持赞赏的态度, 墨子认为这是没有真正理解义和不义的区别, 犀利地批评了士君子这种颠倒是非曲直的行径。《非攻中》全面分析了国家发动战争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例如: 耽误农时会造成无数人因饥寒交迫而亡, 行军打仗则会使将士、武器、牛马、战车损失惨重, 耗损不胜枚举。纵使有极少数国家由于攻伐侥幸牟取利益, 但并不适合天下所有国家, 不可将攻战当作天下大统的良方, 士君子要以人为镜, 以史为鉴。《非攻下》则用大量客观事实驳斥了喜好攻战的君主的种种歪理学说。兴兵出师, 入侵他国领土, 残杀百姓, 掠夺牲畜和土地, 损不足而增有余, 上不利于天, 中不利于鬼神, 下不利于黎民百姓。至于那些国君以攻战作为名立天下, 结交诸侯的方法, 绝对是自欺欺人的。如果真的想名立天下, 以德行结交诸侯, 就应该抵制攻战之行径, 周济诸侯, 停止战争, 支援他国, 这才是治理天下的要义, 是国君和王公大人们应当明辨的。

墨子在《非攻中》中历数了“好战大国”攻伐掠夺战争的罪状。

第一, 耽误农时, 使百姓陷于饥饿。他说:“今师徒唯毋兴起, 冬行恐寒, 夏行恐暑, 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 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 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 不可胜数。”农业生产的特点, 是“以时生财”, 必须抓紧农时, 才能“五谷常收”, “生财密”。兴师动众, 攻伐兼并, 短者数月, 长者数年, 必然耽误农时, 破坏农业生产, 使人民饥寒冻馁。

第二, 抢夺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墨子说:“今王公大人, 天下之诸侯, 将必皆差其爪牙之士, 皆列其舟车之卒伍, 于此为坚甲利兵, 以往攻伐无罪之国, 入其国家边境, 斩其树木”, 抢掠牲畜, 把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 是“非其所有而取”, “亏人自利”, 不劳而获, 犹如强盗。

第三, 残害无辜, 掠民为奴。墨子指出, “好战大国” 攻伐小国, “民之格者则劲杀之, 不格者则系操而归。”被侵略国家的老百姓, 稍有反抗, 予以残害, 不反抗者用绳索捆绑, 像牵牲畜一样掠回, 强迫为奴, 生如牛马。

第四, 国家失卒, 百姓易务。《非攻下》墨子指出, “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 连年战争, 使国家失去劳动力, 使百姓不能务本业。被迫征战的大国百姓, 在征途中因饥饿、疾病而死的“不可胜数”, 战斗“丧师多不可胜数, 丧师尽不可胜计”, 攻下“三里之城”, “杀人多必数万, 寡必数千”。 攻伐掠夺战争, 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灾难。墨子的结论是:“当若繁为攻伐, 此实天下之巨害也。”[1]

除了揭示攻战的严重危害性, 墨子还论述了“非攻”这一思想的公道性。唯有“非攻”, 才能防止“百姓饥寒冻馁”, 才能防止荒弃百姓耕作, 才能防止“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亡”, 才能防止因战乱而影响人类的生殖与繁衍。为了实现天下太平、人给家足、温衣饱食, 必须力争“非攻”。因此, “非攻”思想的本质就是给他人以生存权, 展示了一种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 一种对他者的深厚关怀和仁爱。

二、非攻的伦理基础——兼爱

墨子的“兼爱”是天下大众的爱, 是对全人类的爱, 包括对奴隶的爱, 这种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概括言之即“爱人如己”。儒家虽然也讲“仁爱”, 但是这种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孔子的“爱”是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亲亲有书, 尊贤有等”的爱, 由己及人, 由内及外。孔子主张这种有差别的爱是为了维持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 代表的是统治阶级和贵族的利益。而墨子代表的是社会底层和普通百姓的利益, 主张通过这种思想做到人人相爱, 和睦相处, 从而建设一个和谐公平的理想社会。[2]

《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 爱人若爱其身, 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 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 视弟子与臣若其身, 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 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 谁窃?视人身若其身, 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 谁乱?视人国若其国, 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 国与国不相攻, 家与家不相乱, 盗贼无有, 君臣父子皆能孝慈, 若此则天下治。” 意思是说:如果天下所有人都能相亲相爱, 爱别人就像爱自己, 还会有不孝的吗?如果对待父亲、兄弟和君主就像对待自己一样, 怎么可能做出不孝的事情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如果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也像看待自己一样, 又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情呢?于是, 不孝不慈就都没有了, 那还会有盗贼吗?看待别人的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家一样, 谁还会去盗窃?看待别人也像看待自己一样, 谁还会去害人?因此盗贼也没有了。还有大夫之间相互侵犯家族, 诸侯之间相互攻战封国的吗?如果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 谁还会去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也像看待自己的封国, 谁还会去攻战?因而大夫相互侵犯家族, 诸侯相互攻战封国, 就都没有了。如果天下所有人都能做到相亲相爱, 国家与国家之间停止攻战, 家族与家族之间停止侵犯, 盗贼就会消失, 君臣父子之间就都能慈爱孝敬, 像这样, 天下也就治理好了。

那么, 假若每个人都能做到兼相爱, 交相利, 世界上的不孝、残害、偷窃、侵略、攻战等现象就不可能出现。因此, 从逻辑上看, 墨子是从“兼爱”推演出了“非攻”的思想。 冯友兰曾说:“兼爱”和“非攻”其实是非暴力论的两面, “兼爱”是非暴力论在内政方面的体现, “非攻”则是非暴力论在外交方面的体现。[3]唯有兼爱才能达到非攻, 也唯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所以兼爱的要求是, 小到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 大到国与国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

三、非攻不非守

墨子抗议兼并战争, 但他并不是激进的和平主义者, 因为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往往不区分战争的性质, 反对和抗议所有形式和种类的战争。而墨子只主张非攻, 并不主张非战。 他抗议攻, 却强调守, 他不同意去兵, 而同意备兵, 强调应备兵自守, 也就是自卫。因此, 国君应具备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辨别能力。

那么, 怎样区分正义性战争和非正义性战争?墨子用 “义”这一标准做出了回答, 并从“义”的角度解释了“非攻”的合理性。假若行动的初衷是为了“利于人”, 而结果也的确是利于人的, 那这就是“义”的。正所谓“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就是说应兴办对天下百姓有利的工事, 消灭对天下百姓有害的行动。所谓“尚欲中圣王之道, 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 就是说“义”要取自圣王之道, 要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简而概之, 就是要看其行为是否对人类有利, 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的公利与福祉。那么究竟何为“义”, 何为“不义”呢?具体来说, 就是大不攻小, 强不侮弱, 众不贼寡, 诈不欺愚, 贵不傲贱, 富不骄贫, 壮不夺老的“七不”标准;上者强听之、下者强从事的“两强”标准和利国家, 利百姓, 利万民的“三利”标准。综上所述, 这就是墨子用来衡量天下之义与不义的总尺度。

明确了“义”与“不义”的界限, 也就明确了区分正义性战争与非正义性战争的准绳。假若是强国入侵弱国, 大国进犯小国, 或者无故攻打“无罪之国”, 就是非正义的; 假若是弱国遭受强国的入侵而反击自卫的战争, 出于某国有暴君凌虐民众而进行的“诛战”等, 就都是正义之战。 只是这里所指的“诛战”, 在当时春秋战国各国互相吞并的年代, 是很难严格划分义和不义的, 因为他所列出的“天诛”, 也只是“大禹征讨有苗, 商汤放逐夏桀, 武王伐讨殷纣” 等反抗暴君的战争。即便墨子是引用了鬼神的名号, 实际依旧是强调以战争抵制战争的, 这才是他的积极防御军事理论的内涵。

四、救守

墨子的“非攻”和“救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反对攻伐掠夺战争, 当这种战争爆发, 要用“救守”的行动去“非攻”, 制止攻伐掠夺战争。

制止不义战争要有多种条件:第一, 要有道义优势。“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战争爆发, 与之并行的是外交斗争, “伐兵”和“伐交”交织。前者靠军事实力, 后者靠道义。占道义优势, “义正词严”。第二, 熟知战术、战法。“伐交”谈判, 充满军事理论、知识的交锋。攻方用军事优势恐吓, 想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尚未得到的。守方不被吓倒, 要对双方军事实力了如指掌。在战术、战法、武器装备方面, 要有应付对方的手段,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第三, 以物质实力为制止战争后盾。道义胜利通过正义战争胜利实现, 以正义力量强大为前提。

五、从“非攻”出发看国际关系伦理问题

1、“兼相爱, 交相利”, 维护国家和平对等关系

因为墨子处于饱经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 切身体会到战争给黎明百姓造成的灾难性创伤, 从而他认为诸国之间的伐战, 的确会摧毁他人的城市, 掠夺百姓的家当, 带来大量生命和财富的损耗, 本就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于是, 墨子以兼爱非攻立论, 批判好战的诸侯, 反对他们依仗自恃强大, 用秣马厉兵攻打无罪小国以牟取暴利。墨子批判这恰恰是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所做所为。

墨子认为, 战争并不会为战争发动者带来好处, 其结果也必然是四面树敌, 同时还要忧虑他国的攻战。各国之间应该是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和平共处, 以实现“国与国不相攻, 家与家不相乱”。利, 不应只是一国之私利, 而应是天下之公利, 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就要互惠互利。与此同时, 爱, 不应只是自爱, 而应是“天下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 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 贵不傲贱”。如果人人都能恪守这一准则, 自然可以消灭战争, 共享平等与和平。

2、“重备防患”, 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

墨子指出, 在好战大国的胁制面前, 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安宁, 务必提高警惕, 加强防备。所谓“备者, 国之重也。 食者, 国之宝也。兵者, 国之爪也。城者, 所以自守也。此三者, 国之具也”, 意思是说防御工事、武器装备、粮食储备这三方面, 是全面备战的基本条件。这一理念在当时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历史格局下, 是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除此之外, 各国还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任何时候也不应麻痹大意。

因此, “重备防患”的军事观不是狭隘的只注重本国安全, 而是主张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各诸侯国都应持“同忧”、 “同救”的理念, 任何一个国家孤立无援都是难以自守的, 所以要结交诸侯, 合作团结, 共同抵御攻战。

3、“有义征不义”, 与霸权主义作斗争

在墨子看来, 世界和平的实现, 需要依靠各国人民坚持不渝的斗争, 就是要做到以“有义征不义”。这既包括军事斗争, 也包括非军事斗争。对好战之国表示抗议, 对弱小国家给以恻隐, 施以援手。所以他曾经携弟子几百人一起去协助宋国抵御楚国的进攻。

观今日之天下, 在多元化格局的社会秩序中, 不义之战时有发生, 霸权主义、军事攻击、强权政治、经济制裁、干涉内政等行径不时涌现。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矛盾频繁出现, 身处战争冲突下的民众深受其害, 给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国家功利主义的驱使下, 人们有时似乎忽视了对战争权利是否合法的正义追问, 也忽视了对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权利应有的尊重。[4]在狭隘的民族本位意识与利益导向的影响下, 人类还能否像墨子一样, 以兼爱天下的情怀去思考战争的应该与否?如何建立一个世界安全体系, 世界各国如何和平相处, 建立一个文明、美好、 安全的地球, 这不仅是国际军事、国际政治、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伦理的问题。所以, 大力倡导墨子的非攻思想, 确立国际关系“兼爱”与“仁人”的伦理, 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不管为此要做出多大努力, 目标何时才能真正实现, 它仍然是和平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和不义之战, 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而不能放弃的终极使命。

摘要：墨子是先秦时代的伟大智者。其代表作品《墨子》一书, 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奇丽瑰宝。所谓非攻, 就是不攻无罪之国, 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非攻”思想蕴含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 是墨学的重要范畴, 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 发掘其“非攻”的军事思想及国际关系理论, 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做好当前的政治、军事、外交工作, 特别是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