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2024-11-20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精选14篇)

1.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篇一

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

2011年07月04日 15:01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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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国有企业改革30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15年推行企业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授权经营,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后15年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关键词:经济管理,企业改革,基本制度

企业制度是指围绕企业基本财产关系而形成的法律和非法律规范,包括企业法律形式、企业所有权结构、经营组织、公司治理等。更广义内容还包括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社区等有关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改革30年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从作为政府行政附属的生产单位,转变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企业制度和法律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阶段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推行企业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授权经营,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张卓元,2008)。

(一)前十五年的国企改革:主线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开始实行“利改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两权分离”。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达80%。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0%。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承包。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开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一对一”的谈判强化了政企不分,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形成“内部人控制”和经理人短期行为,普遍出现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富了和尚穷了庙。

表1 放权让利阶段国有企业制度发生的变化(1978至1992年)

(二)后十五年的国企改革:主线是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制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994年开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00家。到2005年底,国家重点企业中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有1331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0%以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的任务,执行“抓大放小”的方针,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又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开始改变国有企业量多面广和过于分散的状况。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23.8万户,而到2006年,国有企业户数减少至11.9万户。1997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800亿元,而到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1.2万亿元,增长了14倍。

表2 制度创新阶段企业制度发生的变化(1993年起至今)

二、我国企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前15年的放权让利为主的阶段,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有所改进,企业制度尚未发生基本变化;在后15年的制度创新为主的阶段,企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从行政附属物到公司独立法人的转变;在所有权结构上,实现了从国有独资到股权多元化的转变;在经营组织上,实现了从单一工厂制向现代经营组织的转变;在公司治理上,实现了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现代公司治理的转变。

(一)企业法律形式:从行政附属物到公司独立法人

企业法律形式,是规定企业出资者、管理者的权责及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企业法律形式不同,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亦不同。

1.政府转变了对微观经济的管理方式,国有企业转变了法律适用形式。从放权让利开始,1983年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84年国务院又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10个方面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做出规定。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出台,以专门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国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企业在原材料选购、产品销售、工资形式、奖金分配、人员编制等方面均有权根据有关法律自行做出安排。1992年7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享有14项经营自主权。但是,政府仍然要承担无限责任,没有触及产权制度改革。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政企分开和企业制度创新,全国人大通过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以下简称《公司法》),从法律上第一次确立了公司制的形式、机构权责、合并、破产等内容;明确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1999年)。截至2007年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公司制企业已达120多万家;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产权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途径,已经改制为多元股东持股的公司制企业,中央企业及下属子企业的股份制比例已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在公司制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从1995年到2000年增加了近4倍,股份有限公司的数量增加了8倍多,到2006年底,65%以上的私营企业建立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公司制确立了企业独立的的法人地位,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投资者包括政府在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2.企业划分标准从依照所有制形式向根据承担责任形式转变。1992年以前,我国企业按生产资料或企业归谁所有来划分,即按所有制划分,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等。1994年《公司法》的出台开始了以出资者的责任形式为基础对国内企业种类划分,主要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公司、有限合伙公司等。这种新的划分赋予企业相对平等的市场地位,同时对企业内部治理制度也进行了现代化的规范。国企法律形式的改变是与国企改制分不开的,在多数国有企业改为公司制后,我国企业在法律形式上基本实现了与国际现代企业制度的接轨。

(二)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从国有独资到积极推行股份制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变革经历了从全部国有独资——有进有退、抓大放小——除在少数保持国有绝对控股以外,多数实现股权多元化的过程。

1.股份制试验。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11月,由上海电声总厂发起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期闻名的股份制企业在北京有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北有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等。深圳也开始发起股份制改革试验。到1988年,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全国的股份制企业已有6000多家。但由于缺少规范,有的地方出现了一哄而起的现象,1988年底,中央提出规范股份制发展问题,股份制改革放缓。

2.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1997年),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自此,各地开始大规模地推进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大批国有中小企业整体或部分出售给非国有投资者,到2000年,多数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改制面已超过80%。

3.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这对推动大中型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2004年,全国290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已有1464家改制为多元股东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为50.4%,国有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000余家。到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持有全部股权的国有独资的大型国有企业已从2003年的179家减少到149家。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企业中,集团公司未改制上市,而优质子公司上市的企业已经超过70多家。在省级地方层,省级国资委直接持有全部股权的国有独资的国有企业一般在50家左右,其余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实现了股权多元化。而大型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却进展较慢。

(三)国有企业经营组织:从工厂制到现代经营组织

企业经营组织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的功能与组织设计。国有企业经营组织的变化,在组织功能上,从单一生产功能为主的工厂制逐步演变为具有较完整市场经营功能的法人体制;在组织体制上,由单一企业和行政性公司为主向大企业、大集团体制演变。

1980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以冲破对行政性公司条块分割体制的制约。最早成立联营公司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后改为东风汽车公司)。1986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提出横向联合要不受地区、部门、行业和所有制限制;企业之间要提供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进行联合;可以是紧密型的、半紧密型的,也可以是松散型的等等。联营公司体制毕竟只是企业间浅层次的合作,很难实现战略性协同和一体化运作。1987年12月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颁布《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1991年12月首批试点企业集团达55家。1997年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增至120家,一些行业性总公司改为集团公司,如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一些大公司利用并购、行政划拨等手段重组其他国有企业后成立新的集团,如宝钢重组上钢、梅钢。到2003年的189户中央企业中,采用集团公司体制的有113家。

(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现代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指的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以及问责机制的设置。

1.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通过法定程序“双向进入”的公司治理。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1984年,中央选择100家工业企业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法》总则中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1993年以来实施《公司法》,改制后的公司都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要有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工会中的党员负责人,可依照党章及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统一决策、监事会有效监督的作用。党组织按照党章、工会和职代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1999年)。

2.稽查特派员和外派监事会主席制度。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1998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制度,其主要工作是审查企业账目和财务状况以及检查企业领导人是否存在违纪违法现象,并向国务院报告。到1998年年底,选派了两批共五十多名稽查特派员对若干重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实地稽查。1999年,稽查特派员改名为外派监事会主席。这项稽查制度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还不规范的情况下,对监督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的行为有一定积极作用和威慑作用。其直接向国务院报告的机制在国资委成立后又改为向国资委报告。

3.大型企业董事会试点。从2003年起国资委对直接持股的国有独资企业进行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希望通过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完善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明确受托责任和问责机制,来完善企业内部监督。到2008年,董事会试点企业已由2004年的神华集团、宝钢集团等7户企业扩大19户,有14户企业的外部董事超过了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同时,选择了中国外运进行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外部董事人数已增加到65人,其中有30人兼任两户企业的外部董事。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展,国资委研究制定下发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指导意见》、《外部董事管理办法》、《国有独资公司职工董事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试点企业已由过去实际上的“一套班子”的领导体制即“一把手负责制”逐步向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

4.努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属于国家干部,其职务由国家任免,工资由国家规定。推行承包制时,国有企业领导人收入与企业上缴利税挂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领导人开始实行年薪制。2002年,财政部、科技部制定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06年,国资委和财政部颁布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表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机制开始实施。2006年12月,宝钢股份率先推出股权激励计划。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股权激励面临的政策法律环境逐渐规范和完善,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考核方式和方法。200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公布了166户中央企业2005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中央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国企改革攻坚15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张卓元:“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企业文明》2008年第1期。

〔3〕秦永法:“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及其进展”,《国有资产管理》2007年第3期。

〔4〕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来源:国研视点

2.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篇二

一、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 紫金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工作全局, 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 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工业经济快速推进。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 以园区建设为载体, 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 初步形成依托园区发展工业的新格局。2003年以来, 创建了临江、古竹东江巨龙、县城金山民营3个县级工业园;全县共引进外引内联项目2 3 4个, 实际利用外来资金46.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3 7家, 形成了制药、矿冶、眼镜、电子、钢铁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六大工业产业。2007年, 实现全社会工业总产值56亿元, 工业增加值18.01亿元, 分别比1978年增长117倍和102倍。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全面落实惠农政策, 加大“三农”投入, 抗击自然灾害, 稳定粮食生产, 发展高效农业,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以“五改五有五提高”为重点, 扎实推进示范点建设, 新农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省、市、县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58家, 带动农户1.18万户, 具有紫金特色的春甜桔、三华李、荔枝、龙眼、蓝塘土猪、三黄鸡等农副产品以及超级稻的发展初具规模。2007年, 农业总产值18.4亿元, 比1978年增长22.4倍。

第三产业迈出新步。科学编制并积极实施《紫金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致力抓好旅游资源保护开发, 着力打造“五彩缤纷紫金游”品牌, 紫金旅游知名度明显提高。2007年, 预计旅游接待31.3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1.2亿元, 分别比2000年增长11.6倍和16倍。民营经济持续增长, 消费环境不断改善, 商贸流通日益活跃, 房地产、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快速发展,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亿元, 比1978增长26.2倍。

财税实力不断增强。坚持依法治税理财, 大力培植财税源, 财税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 预计财政总收入8.9亿元,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7500万元, 税收总收入25914万元, 分别比1978年增长81.5倍、25.2倍和42.9倍。

二、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坚持以交通建设为先导,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至2007年止, 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2570公里, 公路密度为70.9公里/百平方公里, 公路网络不断完善。河紫高速公路可望在明年动工建设。全县水电装机容量达5.1万千瓦;建成5个110千伏、8个35千伏输变电工程, 对全县4 0%的城农网进行了改造建设, 生产用电要素制约有效缓解, 城乡居民用电质量明显提高。全县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为每百人15部和25部, 移动传输网、宽带网和有线电视传输网覆盖面不断扩大。县城市政设施不断完善, 商住小区有序开发, 老城改造扎实推进, 市容市貌明显改观。

紫金花朝戏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祝

文化厚发之城.紫金花朝戏

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坚持以人为本, 密切关注民生, 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落实惠民政策, 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逐步完善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及社会安全保障体系, 人民生活总体水平和满意度明显提高。2007年, 农村人均收入为4092元,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4678元,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2 7.3亿元, 分别比1978年增长22.7倍、25.3倍和938倍。人均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户减少到2007年的8543户45582人。城镇居民社会保险覆盖率达9 5%;享受低保救济面达2.3%。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全面推进, 2007年度全县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人数分别占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的73.87%和9 7%, 报销补偿封顶线提高到1 0 0 0 0元, 参合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四、社会事业日益兴旺

科教事业取得新发展。始终坚持“科教兴县”战略, 科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快速发展。全县有中小学校、幼儿园397所, 在校学生156760人, 在岗专任教师6453人。全县创建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2个, 获省级科技进步奖2项, 获国家专利69项, 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增至1 3家;科技服务网络不断健全, 科技信息“村村通”得到推广。

文体卫事业取得新成效。广场文艺和文化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建成广东流动图书馆紫金分馆。县图书馆晋升为国家二级馆。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市率先实施。继花朝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客家山歌、提线木偶戏、花船舞、象舞、春牛舞等入选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花朝戏剧团被列为省首批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医疗卫生设施不断完善, 县人民医院综合大楼和县疾控中心大楼建成使用, 镇薄弱卫生院改造基本完成, 群众就医环境大大改善。

环境保护取得新进步。积极开展造林种果、绿化荒山活动, 林业生态县创建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近年来, 按照市委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的要求, 积极倡导清洁生产和循环发展理念, 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促进了环境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五、和谐社会全民共建

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民主协商制度、决策参与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职能作用。积极推进村 (居) 自治工作,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完善县、镇领导接访日制度, 落实领导包案、个案督办, 突出解决民生信访问题, 尽力减少不和谐因素, 信访总量持续大幅下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体制, 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 加强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监管,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三十年艰苦创业, 三十年硕果累累。回首过去, 我们倍感欣慰;展望未来, 我们豪情满怀。未来五年, 紫金将紧紧围绕科学和谐发展“这一主线”, 突出财政增长和农民增收“两个重点”, 致力实施强工业、重“三农”、兴科教、旺旅游、优环境、促和谐“六大战略”, 实现县域经济更加发展、城乡建设更加协调、基础设施更加配套、生态环境更加优良、民主法制更加健全、文化事业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建设更加进步“八大目标”, 为构建和谐社会、到2020年与全省同步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奋斗。

紫金苏维埃政府旧址及徐向前元帅题词

紫金好义三黄鸡

紫金中学晋升省一级学校挂牌

3.悠悠产权改革三十年 篇三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口出狂言,中国必定会放弃大锅饭体制而转向私人产权发展。果不其然,不久中国真的调转船头,开始了从计划体制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渡河计划。张五常也由此在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崭露头角,与他相关联的制度产权学派也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大红大紫起来。屈指算来,已有三十个年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今年在中国的几场演讲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斯氏的“河中央”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改革由此进入“过大关”的关键时期。

但“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的完成”此言非虚,非常中肯,也提醒我们这些过分沉溺于11%经济增长率的中国人有必要在现今GDP可谓奔腾发展、同时又与物价飞涨、高房价、高顺差并存的改革大背景中,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想想中国改革的彼岸在何处?渡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是否完成改革的核心。而且现代经济学之父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的那句至理名言:“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更是提醒我们要在有限期完成改革,至少某一部分路线图计划,要不又要被人嘲笑成遥遥无期的马拉松式改革拉力赛,再好的未来改革宏图也真的只是一个饿汉画饼充饥式的自我安慰而已。

盡管我们的改革遍地开花,但当初的改革既不是张五常这样“经邦济国”的经济学家们来推动的,也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所能预见的“穷图匕现”,谁料竟是那十几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们冒死签下的一份生死状!可悲?!可叹?!可喜的是,终于有人弄明白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以前计划体制的“大锅饭”注定是要走向死亡,而小岗村农民滚打摸爬出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恰恰能将民众的进取意愿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找到这一突破口。于是,接下去的中国改革道路就是在民众的进取心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相互博弈,不断讨价还价,不断演进中进行的。

1993年,将近10年之后,中国政府正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终极目标。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发现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端,股份制改造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原则开始确立。不过,这一轰轰烈烈的专制改革却在2005年的“郎顾之争”的民族情结中偃旗息鼓。

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不少经济学家极端地认为,实际上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溢出效应,那么就不会有私有企业的增量溢出效应。不管这些论断的正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过程,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与经验,才能将这一改革进行到底。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观念的改革比那些正式制度的确立更加重要。正式制度,我们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就确立,而观念的惯性是整个制度系统变迁中最关键的内核,也是最慢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改革生死攸关的“咽喉”。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所谓的经济成果其实只不过是观念变革的一个结果而已,而不是改革的充要条件。这样,我们也能回答萨克斯等人所辩解的中国经济成果。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经济成果背后折算的是产权观念的形成和确立。

4.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四

河北省唐县包水乡黄金峪小学三年级李孟阳

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本书,我朦朦胧胧懂得了中国是通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有了现在的生活。书上说的好多事情还弄不明白,但好多事又让我亲身经历了,有了亲身体会。

北京申奥成功。当我看到奥运圣火在希腊点燃,3月31日抵达北京时,我心潮膨湃,当高呼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口号的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时,爸爸说:“我们再也不会让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我们不会让外国人小瞧了。”这时我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豪啊!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2003年已成功绕地球飞行。“神舟六号”载双人飞船在2005年又成功绕地球飞行五圈。去年“神舟七号”载三人飞船又进行了一次人类航天完美之旂。这些都显示出我国航天技术的巨大突破。

国家大事,我们知道很少,但我们生活中的事情让我感受很深。新型合作医疗让我们家感受到国家的关怀。爷爷患病多年,为给爷爷看病,我们家欠乡邻亲友很多钱。自从参加了医保,给爷爷看病再也不用借钱了。

大伯家的姐姐去年考上了大学,大伯一家为姐姐上大学的学费愁眉不展。姐姐的老师来到大伯家告诉大伯,贫困大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助学贷款一下子解决了大伯家的难题。

还有,以前我们姐弟俩每次交学杂费时,妈妈都要先到别人家借钱,等爸爸包工挣钱回来时再换。现在可好了,“两免一减”义务教育让妈妈再也不用因为交学费而发愁了。

我知道,都是改革开放的惠农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摆脱了上学难,看病难。我真心的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

评语:“改革开放”对于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来说应该是很难理解的,但作者看完此书之后,能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给自己生活学习带来了巨大帮助。作者写出了自己的亲身感受,有一定的真情实感。本文用词成熟,句子通顺,有条理性,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行文如流水一般,给人明快舒畅的感觉!不失为一篇佳作。

5.广汉改革三十年(改4) 篇五

——写在广汉改革三十年

引言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

这是三十年前在广汉向阳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客观的反映出了当时向阳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

三十年后,在同样一块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已经住上了宽敞的楼房,看上了丰富的电视节目,搭乘上了便捷的城乡公交车。

清清的河水,葱郁的河畔,整齐的楼房,平坦的水泥路,广汉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档小区,大型超市,体育公园,房湖公园,三星堆博物馆,舒适的城市公交车,随处可见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建筑……城镇的改变也是日新月异。

三十年过去了,广汉人民的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满足。那么,在这一个不算长的时间里,是什么让广汉有着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两个缩影

包产到组打破“大锅饭” 1978年,广汉金鱼公社在县委的支持和省委的认可下,全公社116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 1 励”,成为四川乃至全国在一个公社范围内第一个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地方。当年秋天,全社粮食总产量高达2752万斤,比上年增长22%,比全县增产比例高出近一倍,是全县21个公社中增产最多的,农民分得的粮食和收入普遍增加。

“农村改革第一乡” 1980年,广汉向阳人民公社正式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这不仅引发了我国的根本大法的修改,也改变了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28年过去了,如今已变乡为镇的向阳早已找不到当年人民公社的丝毫痕迹,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现全镇已有工业企业189家,规模以上企业31家,农民人均纯收入近7000元。

这是三十年来,发生在广汉社会发展史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两个永恒的缩影,从这里,广汉踏上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消息传来,48万广汉人无不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准备大干一场,因为早在之前广汉就实际开始了农村改革。中央的决策无疑给予了“敢为天下先”的广汉人极大的鼓舞。从此,广汉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广汉立足农村发展农村,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大力推进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促进和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广汉立足农村发展,顺应潮势,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从1978年“分组作业,定产定公,2 联产计酬”的试验,一举打破原有的生产体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恢复乡人民政府。在这两年间,广汉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以“改革第一乡”向阳改革前后的1978年和1980年作比较,粮食总产量增加了41.4万公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增加了22.5万斤,人均口粮增加了15公斤,人均收入增加了90.46元。改革伊始,农村社会经济就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就明显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喜悦,乘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东风,广汉人鼓足干劲、拼搏往前,将改革继续扩大深化,向前推进。1980年,广汉在全县农村试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定额包干,破除地域、行业、所有制界限,鼓励促进乡镇企业发展。1985年3月,广汉改革者提出了经济放开搞活,发展乡镇企业和商品生产等具体措施,以具体举措推进乡镇企业发展,解放农村生产力。农村连年丰收,粮食产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经济进一步放活,乡镇企业如同朝升的太阳,越来越火热,越来越光亮,成为西南地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广汉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改革先进县座谈会上,广汉就同江苏无锡、安徽凤阳、吉林榆树、广东新会被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风趣的誉为“五朵金花”。

进入新一轮改革浪潮,广汉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推进农村发展改革的一系列决策,取消农业税,积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继续鼓励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调整农业结构、产业布局和经营方式,大力推进 3 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在新农村的建设上,根据现有基础条件和主导产业现状,打造以连山、金鱼镇为主要区域的优质粮食生产区,大力抓好优质水稻、小麦的发展;以小汉、兴隆、南丰、新平等乡镇为主要区域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区,大力发展生猪、无公害蔬菜、双低油菜等特色产业;依托三星堆和民航学校,倾力打造生态观光农业区,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浪潮中,广汉将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精神,敢“出头”,敢“碰头”,继续加快改革步伐,促进和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开创农村事业新篇章。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广汉勇于尝试敢为人先,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三十年来,广汉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从历史实际出发,结合本地资源区位特点,果断迈出步伐,大力推进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走出了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特色经济发展道路。在1985年,在县属工业企业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开始了工业改革的“破冰”之旅,并在同年积极推进对“蔬菜、猪肉和粮食”三放开的商业改革。在经过一年的改革试点后,次年10月,开始了商业体制的改革,全力促进商业繁荣发展。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广汉人深知这个道理。工业是经济的脊梁,而企业是工业的脊梁。立足广汉,这个脊梁要立、要强,要壮大,就要发展民营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广汉开始建立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 4 制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加大了对企业的放活力度,鼓励企业“站起来”,“走出去”,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1993年9月,广汉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券挂牌上市,成为了四川县级企业较早的上市公司,也成为了广汉改革放活的一个有力佐证。近年来,在新一届改革者的推动下,通过优化结构,提升技术,壮大支柱,扩张总量,进一步深化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特别是十一五计划以来,积极调整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培育壮大优势产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广汉加快了发展步伐,开始大踏步地向工业强市迈进。今天,已建成有机械、医药、化工、食品等重点行业构成的工业体系,包括有川油宏华、益海粮油、蜀中制药、广宇化工、三星铝业等在内的一大批现代化民营企业;包括有在四川省除成都市辖区外唯一一个地处县级区域的省级开发区——广汉经济开发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发展,至2007年,工业总产值达217.3亿元,工业增加值达36.3亿元,工业利税(规模以上)达15.8亿元,连续四年被德阳市评为工业经济一等奖。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广汉以民为本,还富于民,付之于民。广汉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本着为民谋利、为民谋富的宗旨,改革的过程就是民生改善的过程。广汉的改革者深深懂得,只有还利于民,还富于民,改革才能不断深化推进,改革才有继续的意义。早在1982年,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时,广汉就斥资近百万历时四年对房湖公园进行全面的改造,在改造竣工前夕,又动工兴建一座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现代园林金雁湖公园,让 5 人民在改革之初就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财政得到改善,特别是近五年来,广汉开始加大投入,改善民生:通过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不断促进域内教育均衡发展,如今全市有大专院校2所,普高5所,中职2所,各类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共过百所,这在西部的县级市中是不多见的;通过蓬勃发展广电事业,搞好人民精神文明建设,早在1992年9月1日,广汉电视台正式开播,成为成都平原最早的县级电视台之一,至今日,拥有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层多级的媒介覆盖网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群众文体活动,经过多年来的大力投入,文体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涌现出运动健将李雪梅、2004感动中国人物梁万俊、2008年北京奥运会银牌得主陈朝霞等文体能人,图书馆、文体馆、艺术中心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通过大力改善卫生医疗条件,保障人民健康生活,如今拥有8个市级医疗卫生机构、18个乡镇卫生院、238个村卫生站,以及24个企事业医疗机构、159个民营机构。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广汉每取得一点改革成果都积极的转化在民生的改善上,每一次财富的积累无不散富于民、付之于民。如今的广汉人民正在小康路上愉悦前行,生活美满幸福…… 回眸展望

回眸三十年,广汉改革可以说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奋斗前行。三十年来,广汉从起跑线上先人一步到期间的脚步放缓,再到现在的奋起直追,期间有过改革先锋“五朵金花”的美誉,有过乡镇企业火红发展的春天,有过 6 从领先到被人追赶上的紧迫,有过落入改革事业发展的低谷。三十年来,广汉以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开启改革,又以百折不挠曲折往前的精神开创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显著成就。2007年,全市GDP达到 110.26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3.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55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31元。广汉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来全面的深化改革,来自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改革成就了今天的广汉。

在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在未来的改革发展道路上,广汉将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生产要务,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6.读《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 篇六

我们的祖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国,而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却并不了解我们伟大的祖**亲。自从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书后,我才真正的了解祖**亲!

书里有这几个话题篇:改革篇、开放篇、发展篇、民生篇、和谐篇、未来篇,其中我最喜欢读的是改革篇和开放篇了!书里说:在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在全世界瞩目下,“东方明珠”终于回归了祖国的怀抱。刚读到这我就高兴了起来,因为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把海外赤子香港招了回来,但我心想:“可别光顾着高兴,香港这个“好儿子”怎么被别人强占了”?带着不解的问题我继续看,书上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为雪洗民族耻辱,摆脱殖民统治,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百余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表明将在适当时机解决香港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爷爷果断地作出收回香港的决定,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的构想,为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方向。读到这我疑惑了,因为邓爷爷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可英国会同意吗?毕竟香港现在还在英国人的手里呀!接着往下读吧!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这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并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读到了这里:我又产生了个新的问题,香港回归后情况会怎样呢?在书里我找到了准确的答案!书里是这样说的: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原有繁荣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稳步的发展,依然是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我感到自豪,在强大而美丽的祖国妈妈怀抱里茁壮的成长!我要更加勤奋学习,长大了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吉林市昌邑区中兴小学四年一班

7.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片净土展英姿 篇七

初涉讲台,毕竟太年轻、太幼稚、太天真了。哪想到理想与实际有那么大的距离。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有点像大炮打苍蝇,派不上用场。孩子的哭声、叫声、笑声、打闹声整天不绝于耳,而自己却束手无策,令我气馁、烦躁、失望、沮丧,上课的第一天我就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选择教幼儿,觉得这是“麻辣烫”。回家就叫苦连天,父兄们只是带着微笑,一再重复说:“幼儿不听话,办法总是会有的。”母亲却说:“幼儿不好教,小学、初中、高中就好教呀,七十二条蛇,条条都咬人。教师的饭是那么好吃的吗?”我无语了。

叶圣陶老前辈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才知困”呀!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天生不是教书的料?不会就学嘛!于是,凭着我的倔性,请教、观摩富有经验的前辈,边教边学,同时努力自修,深钻《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认真实践,勤奋总结,一学期下来就能胜任工作了,而且还得到前辈们的肯定,我终于恢复了自信。从此后我一直再接再励,坚持不懈。同时也积极写稿,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与同行分享。我的《浅谈如何对幼儿进行双语教学》在第二届“优胜杯”中国优秀论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我的《优秀双语教学活动方案设计》被眉山教科所评为一等奖。我的《教学改革与创新》一文发表在《中国教育研究论坛》上,荣获全国一等奖。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教书虽然辛苦,可我从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如果说我能算一名好教师,有一点教学成果的话,我认为主要是我做到了三点:

第一,富有爱心、富有激情和为人师表。无论哪个事业有成者,无一不具有敬业精神,而敬业则产生于对自己所选择职业的热爱和追求,否则谈不上敬业。而教师的敬业则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热爱。其教育教学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学生身上。尤其是幼儿教育,不仅要有爱心,还得有耐心和细心。而爱心最为根本,耐心和细心则是爱心的体现。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要视幼儿为自己的子女。要多给他们温暖关怀和微笑鼓励,要百般呵护。中国教育家夏丏尊曾经尖锐地指出:“没有情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日本心理学家关中文把“教育爱”作为“理想的教师形象”六条标准的第一条是很有道理的。教师对学生的爱较之父母之爱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是一种无言的信息,传递给幼儿,激起振荡共鸣;它更是一种能量,幼儿受到教师爱的辐射,感情会发生变化,教师的教育才会产生作用。总之,要以心换心,要以爱去博取爱。我想一个不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那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幼儿教师。

第二,教学中,要时常充满激情。教学实践中,对此我深有体会。试想,一个不苟言笑,表情木讷、神情冷漠的人置身于孩子中间,会是一种什么情景?不是大煞风景吗?学生会喜欢和亲近他吗?作为教师,要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带微笑,精神抖擞地走向讲台,讲台下才会出现天真活泼的阳光笑脸。这样才会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住了孩子的内心需求。在这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下工作更富有智慧和创造性,也更容易激发和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的积极性。我是这样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首先是阳光遍洒,以微笑的目光,关注每一个孩子,力求让他们感觉到我心中有他们。亲近他们,接近他们,照顾他们。一发现闪光点及时表扬鼓励,或施以微笑点头,或翘起母指,或鼓掌,或喝彩,一句话,做小朋友的大朋友。

第三,为人师表,起好表率作用。父母是子女的榜样,教师就是学生的楷模。我要求幼儿讲文明,懂礼貌,我首先就做到说话文明,用规范而生动的语言和幼儿交谈,让幼儿在好的环境中受到熏陶。要求幼儿认真做操,我首先就站在前面,做好示范,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对幼儿进行教育。做好细节工作,细小事情不放过。幼儿的指甲天天检查,表扬小手干净的幼儿,让幼儿从小养成自觉自愿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能管住小手,不随便乱扔东西,争做环保小卫士,我刚上完美术课,发现地下有张废纸,我便将它拾起来,并说:“这张废纸应该放到垃圾桶里。”虽然老师只有一个动作一句话,但孩子却学着老师的样子,一看到教室里有废纸便将它拾起来乖乖地放入垃圾桶里。身教胜于言传,它是无声的语言,有形的榜样。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学生良好的习惯养成了,教学还会差吗?这就为小学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不断的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而作为教师的我认为:教师要教好学生,就得对学生爱心不变,对工作激情不减,做人的原则不改。我将一如既往,在幼教这片净土上继续辛勤耕耘、挥洒汗水、奋斗不息、无怨无悔、奉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8.三十年改革有哪些变化 篇八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现阶段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很自然促使我们再去审视政府作用的方方面面——在过去30年里,各级政府的行为哪些变化了,哪些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小,这些变与不变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什么影响,得失在哪里。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从政府与资本(经济)的关系看,政府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是承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变化最小的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民主政治尚未成为配置社会政治资源的主要工具,因而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官员腐败;一些地方民众的意见缺乏表达渠道,甚至发生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某些官员与资本联手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等。

那么,政府行为的这些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从反对、限制到鼓励、支持,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变化,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都被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中国至今最值得骄傲的。

但是,在大刀阔斧地调整政府与资本关系的同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展还不够大。其表现为: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低,渠道少;各级政府官员仍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公共预算和财政仍是“看不见的政府”;在最需要透明的政府信息方面,如政府财政的收支信息、主要政府官员的产生信息、政府办事程序的信息等透明度不高,某种程度上使腐败得以滋生。在一些地区,腐败的已非个别官员,如安徽省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21个县级单位就有18个(县)区委书记被查处,原因多为买官卖官(《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10日);安徽、河南等多个省出现了“前腐后继”现象和3个以上省级干部被法办的现象。

以上问题,反映了民主政治建设长期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现阶段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矛盾高发期,从客观上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诸多矛盾;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在制度创新方面行动迟缓,也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只尊重市场规律,而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关注不够,到头来,很可能连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成果也难以保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当经济领域破除计划体制之后,如何在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便成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难的课题。

美、墨等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

一些国家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四五十年中,经历了“进步时代”——告别权贵市场经济,走上法治市场经济轨道,建立起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至今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的基本经验在于:

首先,大众媒体和知识界的“扒粪运动”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使普通民众更方便地监督政府。

其次,政治家的智慧、勇气、技巧和创新精神扭转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任何社会大发展都有杰出的政治家领导一样,美国的“进步时代”也造就了两位伟大的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改革,完全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走向。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多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美国很难在其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中转危为安,“福利国家”也不可能出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最后,预算民主改革成了抵制官员腐败和规范政府行为的突破口。美国预算民主从地方到联邦的全面建立,使公共预算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寻求自身利益的有效工具。公共财政运动改变了行政当局的行为,公共预算改革使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

墨西哥则是转型国家的另一种典型。

墨西哥转型的教训之一是长期缺乏监督导致大量腐败现象,甚至蔓延到最高层。这说明,一种力量过于强大往往会扭曲社会的均衡,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寻找党内外的制约力量,使执政党始终保持对人民负责的警觉性非常重要。

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导致党的分裂。墨西哥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担心改革使自己失去执政地位,忧虑改革会给反对派攻击自己的机会。这种顾虑使革命制度党失去改革的勇气,也失去把握改革时机的政治智慧。

对执政党来说,学会与民众公开对话和自觉接受民众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基础,这是墨西哥的一条重要经验。墨西哥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学生运动,使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这三次学生运动,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和民众对话、听取民意,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理念。

墨西哥的另一条经验是贫富差距巨大,却没有发生暴力革命。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墨西哥向美国大量移民,对墨西哥收入差距缩小起到了积极作用。这说明,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没有自救或他救的有效手段,没有脱贫的机会。

地方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

在我国,面对来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挑战,地方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因为地方政府处于基层,对政治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感受最深且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迫切的经济发展压力。可喜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案例,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而且在持续推进中。可以说,地方治理方面的创新,正在揭开我国新一轮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序幕。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政治理论研究以及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汶川大地震中,信息公开就突破了原有的框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已经踏上了一条政治与经济改革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正确道路。

9.**烟草改革三十年成就回顾 篇九

。下面我就简以河南省**市城区烟草的巨变来以小见大地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巨变。

一是机构的简化,理念的及时更新,整体实力的显著增强。做为城区烟草管理、生产及经营的**市城区烟草专卖局是2005在**市源汇区烟草专卖局和郾城区烟草专卖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辖区面积为1020平方公里,社会人口共129.4万,人口密度为1269人/km2,共有商户3500多个。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城区烟草专卖局组建以来,及时更新理念,使城区烟草行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水平大大提高。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以促进财政增效、农民增收为己任,大力发展烟叶生产,不断提高服务烟农水平;以满足市场需求、维护消费者利益为中心,积极组织有效货源,加快现代卷烟流通网络建设;以巩固完善烟草专卖制度、狠抓烟草市场整顿为使命,规范烟草专卖执法,强力推进卷烟打假和市场监管;以创建精神文明、严格企业管理为保证,努力提高队伍素质,强化行业自身建设”,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获得“市级文明单位”、“市级卫生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多年被评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先进单位”、“依法治区先进单位”等。

同时注意及时更新了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软、硬件设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各任领导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很早就尝试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在各部门及时配备了电脑,建立了网络系统,实现了电话访销和网上销售及网络配货;在基层建立了标准化烟站和标准化专卖所,并安装先进的计算机,实现网络化办公和管理,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是烟叶管理体制及生产技术巨大进步。近几十年来,辖区烟叶先后尝试了烟叶生产合作社、烟叶农场、烟农协会、户籍化管理、片区化生产管理,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及gap等多种烟叶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在结合当地烟区实际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和探索行业内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改变了千家万户种植烟叶的小农生产方式,走上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从而实现对烟叶生产全过程的科学管理。

在烟叶种植技术更是结合当地的土壤、气候特点,因地制宜地尝试和改进许多先进种植技术。1.全面实施平衡施肥。一是取土化验,提供施肥依据;二是共同讨论生产方案,明确施肥方案;三是在专家的指导下适时调整生产技术措施,落实以水调肥,叶面喷施等措施保证田间长势。

2.大力推广商品化大棚育苗。大棚烟苗的苗壮、根系发达,抗病性强,大棚集约化商品育苗是烟叶生产的发展方向。为大力发展大棚育苗,为烟叶高质高量生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严格推行成熟采收技术。为落实以成熟度为中心的生产管理措施,一是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对成熟度与成熟采收的认识;二是强制停炕,在下部叶采收后,由技术员整体把握开炕时间;三是对上部叶长势较旺且分层落黄不明显的烟叶,喷雾磷酸二氢钾进行生理调节,提高成熟采收水平;四是对集中片区由技术员确定成熟采收时间并安排烘烤。

在烟叶收购方面全面推行和落实合同制和预检制。每当在组织烟叶种植时就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严格遵守和落实,并依法承担各自责任;同时全面落实预检制,提高入户预检效果:收购现场设立预检员岗位,由预检员进行现场预检,达到预检等级纯度要求的开具预检单。

三是营销和配送手段的巨大变化。营销部门由原来的坐着等待商户登门定购变为主动地通过电话订购、网上订购和主动到商户家询问销售情况并办理定购事宜,在商户定款到账之后就连夜打码第二天通过配送中心及时送货到家。

四是专卖管理体制的巨大进步。全体专卖人员在工作中严格遵守《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法实施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做到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实现检查权和处罚权的分离。严格按照“流程化、痕迹化、精细化”的要求,不断加强对“两烟”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监管;有力地提升了城区烟草生产经营的规范水平。

回首过去,在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和保障下,在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在城区烟草各位职工不断的开拓进取下,这30年来,城区烟草的各项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经营及管理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展望未来,我们依旧踌躇满志,信

10.改革开放三十年作文 篇十

行,就是交通工具,在80年代,最时髦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中国曾是世界著名的自行车王国)那时候最著名的自行车就是“凤凰”和“永久”牌的。

听我爸爸说他和妈妈结婚时,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有一辆自行车,是凤凰牌的。那时候,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妈妈去姥姥家,虽然路途很远,但爸爸妈妈很高兴,也不觉得累。现在爸爸还骑着那辆自行车上下班。

90年代,摩托车上市。那时候最著名的摩托车是“太子牌”的。

我们家的摩托车是买的,我是出生的,它还是我的“老大哥”呢!有了摩托车,爸爸带着妈妈和我走亲戚就方便多了。

可是,由于摩托车污染环境,出现了新的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又便宜、又轻便、又环保、又安全,受到人们的喜爱。我喜欢上了一辆蓝色的电动自行动。准备让爸爸给我买。

20xx年以后,小轿车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我爸爸也考了驾照,准备买一辆“奇瑞牌”的轿车,带着我和妈妈去旅游,真是幸福极了。

11.对话:德育课程改革三十年 篇十一

一、文革后中小学德育课程重建的基本思路和特点

高德胜:蓝老师,您一直在从事中小学德育课程教学研究,您觉得文革结束后中小学德育课程重建遵循什么样的思路?

蓝 维:1976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十四五年的跨度,可以被称为文革后中小學德育课程重建和第一次课程改革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6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始的几年,可以称为文革后中小学德育课程的重建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拨乱反正,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政治课程中的地位。1985年至1990年是文革后政治课第一次改革的阶段,这次改革开启了一个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而进行课程改革的时代。

在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理论,在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充当了相互批斗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都简化为语录,一段一段,没有前提、没有对象的提供给需要相互斗争的不同阵线(当时叫不同路线)的战士们,他们在相互攻击中打的都是语录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断章取义、被误解,这对于1976年后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政治泥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为破解政治困局,也为基础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在当时,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原汁原味地教给学生。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走进了中学政治课的课堂,学习内容之全面是现在不能想象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真理论四大部分。考入大学的学生,在面对公共政治课时大有已经学过的感觉。人们笑称当时的中学政治课是“马克思主义的压缩饼干”。

对于教这样的内容,广大教师是欢迎的。原因之一是文革刚结束时,社会对于政治的厌倦使政治教师们产生了职业危机感,他们非常想恢复政治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恢复政治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使教师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全力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当中。原因之二是教师们大多毕业于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大学为政治教师搭建的知识结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教同样的内容教师们感到得心应手。在这段时间,全国第一批政治特级教师涌现出来了,他们在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的表现是杰出的。

高德胜: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德育课程,其内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还比较浓,没有联系学生生活。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从极左中解脱出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上来,这在当时确实是必须的,符合社会要求的。

蓝 维: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政治教师们的面前。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活映入国人视野的时候,学生们在课堂上向教师发问: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和腐朽的吗?世界上是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什么区别?……教师向教研员发问,教研员向学者们发问,教师们在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尽其所能地讲授着帝国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道理。对于课程内容的改革迫在眉睫了。

高德胜:这说明新的改革要求产生了。德育课程需要面对新的时代问题,需要加强自己的解释力。

蓝 维:1985年8月,中共中央回应了这一改革需求,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指出:我国现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必须认真改革。《通知》要求:“中学生在初中阶段,要受到社会主义道德、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常识,要树立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树立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责任感。高中阶段,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识,要正确对待人生的意义,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观察社会现象,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勤奋学习并勇于献身的远大理想。”之后,国家教委在1986年制定了《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大纲》规定:初一开设公民课,初二开设社会发展简史课,初三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课,高一开设共产主义人生观课,高二开设经济常识课,高三开设政治常识课。

高德胜:那这次改革的主要思想和特点有哪些?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回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

蓝 维:1985年的课程改革确立了我国中小学德育课程要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基本趋向。改革方案中将“青少年修养”改为“公民”,回应了现代国家制度对公民成长的需求;将“政治常识”改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回应了社会主义建设对未来参与者的需求;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改为“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将“政治经济学常识”改为“经济常识”,回应了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既有框架,走向学生和走向现实生活的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一改革方案还有许多不足,但在当时,改革带来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尤其是“公民”作为课程名称的出现,是全国解放以后的第一次。

二、新世纪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特点

蓝 维:高老师,您是新世纪德育课程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就您的理解,新世纪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特点是什么?

高德胜:有问题了,才需要改革。社会改革是这样,课程改革也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在90年代进一步深入,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1.政治教育对道德教育的挤压。产生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期的德育课程,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政治气息,日常工作中我们都将其称作政治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德育课程也经历了多次改革和解放思想的过程,但“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勤奋学习,热爱集体,爱护公共财物,遵守纪律,文明礼貌,诚实谦虚,勇敢活泼,艰苦朴素”等始终是德育课程稳定而核心的内容。这些内容里虽然也有一些道德教育的要求,但已经被政治教育的内容掩盖住了。更严重的是,被遮蔽的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也是按照政治教育的方式来进行的。

2.德育课程与学生生活严重脱节。这种德育课程在价值取向上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和社会要求,很难顾及到学生道德和社会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在课程标准的开发与设计中未能很好地研究学生道德学习的基本机制,只是直接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按条目罗列出来。

3.讲授和记忆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德育课的改革过程中,教学方式也在不断深入地改革,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但总体上看,始终未能摆脱教师传授、学生背诵这样的教学方式。

蓝 维:这些问题是德育课程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第二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杜威对作为“直接道德教学”的德育课程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帮助学生形成“关于道德的观念”,不能形成“道德观念”。这一论断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德育课程设置,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德育课程设置。这一论断提出了德育课程至今还没能很好解决的困局: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让学生学到“与道德无关的、对行为没有影响、既不使行为变得更好或更坏的观念和片断知识”。而“能够影响行为,使行为有所改进和改善的道德观念”是通过学校整体生活才能获得的。因此,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找到开设专门德育课程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其意义不言而喻。

高德胜:确实是这样。德育课程要想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就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重建与其它课程和教育活动的联系,二是重建与学生生活的联系。涂尔干认为,“我们不能僵硬地把道德教育范围局限于教室中的课时:它不是某时某刻的事情,而是每时每刻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道德教育融合在整个学校生活之中,但这并不是否认专门课程的意义。如果专门的课程与其它课程和教育活动是相通的,而不是隔离的,专门的课程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其它课程和活动,或者说整个学校生活的德育意义的发挥多是“自在”的,而专门的德育课程在道德教育方面则是“自为”的。“自为”的道德教育必须以“自在”的学校生活为基础,而“自在”的学校生活的道德教育意义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上升到“自为”的层次。德育课程如果能将学校整体生活中突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纳入到自身结构之中,起到一种对学校生活的反思与整理的作用,其存在就是有价值的。

但是,学校生活并不是学生生活的全部,它只是学生整体生活的一部分。德育课程如果只是贯通了与学校生活的关系,而没有贯通与学生整体社会生活的关系,其效果和影响必然会大打折扣。因此,德育课程要想摆脱脱离生活的困境,在反映学生学校整体生活的同时,也必须将视界扩大,将学生的整体社会生活纳入课程,贯通与学生整体社会生活的关系,为学生反思、整理自己的生活提供专门的时机与引导。

新德育课程改革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1.课程价值取向的转向:培养有道德的人而不是“道德研究者”。以往的德育课程往往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取向:培养“专门研究道德的人”或者说是“伦理学者”。课程价值趋向的转向实际上就是由培养研究道德的理论态度,转向践行道德的实践态度。这种转向要求德育课程及其教育不能将道德视为与学生生活无关的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而是将道德视为生活的构成性因素,让学生通过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整理、反思与丰富,在课程生活和整体生活的互动与融通中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2.课程的逻辑:生活的逻辑而不是学科的逻辑。课程价值取向的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德育课程的深刻变化,影响到德育课程的内在逻辑。培养“道德研究者”这一价值取向实际上所遵循的是伦理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逻辑,用学科知识的框架淹没了人。培养“有道德的人”这一价值取向应该遵循生活的逻辑,将人从学科知识的窒息中解脱出来,让其重归生活的海洋,在其自身生活中成就自己的德性。

3.德育课程与学生生活的关系:不能涵盖学生的整体生活,但力求反映学生的整体生活。德育课程不能涵盖学生生活的全部,它只能是为学生整理、反思与拓展自己生活提供一个范例。一门课程,在有限的文本和时间内根本无法涵盖学生的全部生活,即使这门课程以“生活”来命名。学生在德育课程学习中所用的时间和获得的经验都不能代表学生生活的全部。但德育课程却应力求反映学生的整体生活,通过课程学习促使学生在专门的时间和空间里对自己以往的和现在正在过的生活进行整理与反思,并在这一基础上对未来将要过的生活进行规划与展望。

三、三十年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经验

高德胜:蓝老师,您认为三十年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蓝 维:说到这三十年的基本经验,我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德育课程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学生道德发展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其次,在不断改革中求得德育课程的发展与稳定;最后,在开放的视野下不断完善德育课程。

从全国解放到文革结束,在我国中小学校开设的德育课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课,这是由于这一课程来源于民主革命时期军队、根据地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课。1976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伴随着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与普及,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德育课程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着由政治教育为中心到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再向以学生的道德及社会性发展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缓慢的、平稳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又是流畅的、清晰的。

德育课程由改革带来的变动性从历史上看是所有学科中最强的,其中一方面是由于原有德育课程的政治性质要求课程为不断变化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德育课程认识的变化导致的。但是,过于频繁的变动在追随时代脚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影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不足、教师知识储备与调整的欠充分、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教学经验的积累都少有进行,影响了高质量德育课程的出现。如何把握好德育课程发展与稳定的节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万中小学生的大国来说十分重要。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德育课程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平均五至七年左右进行一次调整的频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外各种德育理论和思想纷纷传入中国,如生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尊重教育、公民教育等等,极大地丰富健全了我国德育课程的理论与内容,促进了我国德育课程途径和方法的探索。回想三十年来,我们从高度封闭的思想和狭窄的视野走到今天如此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十分不容易,但我们走过来了。应当说,改革和开放成就了我们今天德育课程的发展。

高德胜:同意蓝老师的观点,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三十年来德育课程改革呈现出一个基本趋势,即由社会、国家走向人。无论文革结束后的重政治,还是稍后的重学科知识,其背后的逻辑都是试图通过这门课传递国家、社会对年轻一代的要求,而年轻一代的需要则被有意无意的忽略。新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而回归生活其实就是回归人,回归年轻一代的成长需要。

课程标准的设计一改以往按知识或德目为逻辑的组织方式,而是关注学生现实生活,从学生现实生活出发来组织课程目标与内容标准。《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的设计是以学生生活的四个价值维度: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积极的生活、负責任有爱心的生活、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为课程基本框架来确定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使学生在健康、安全、积极、愉快、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过程中学习道德,重新摆正了生活与道德的关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设计则是以“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的家乡(社区)”“我是中国人”“走进世界”等六大主题,按学生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为课程基本框架来确定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力求使课程建立在学生自身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蓝 维:回归学生的生活,回归年轻一代成长的需要,从他们的需要出发设计课程,往大了说就是“以人为本”。

四、三十年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教训

高德胜:三十年德育课程改革取得目前的成绩并不容易。蓝老师,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蓝 维: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针对德育课程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所受到的思想束缚是现在很难想象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化、阶级性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德育课程中,这种极端的、割裂的、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该课程的发展步履维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行,伴随着教育理论界对于现代教育的大讨论,教育尤其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德育逐渐开始松动。之后德育课程从党的宣传工具的角色逐渐过渡成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重要课程,课程的根本任务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发展到培养有道德的和社会性成熟的人。课程内容也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展到以学生的生活为中心进行道德构建所需要的知识、情感与价值观。围绕德育课程的考试从中高考、文理科的全面考试,发展到只有文科高考保留,高考会考相结合的考试。

高德胜:思想解放确实非常重要。关于课程的目的,一开始是囿于政治教育,这对德育课程的发展造成很大障碍。其实不是不要政治,而是如何理解政治。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让学生过上快乐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其一。其二,一门课所能起到的作用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夸大。德育课程确实重要,但其功能是有限的,不能无所不包,也做不到无所不能。我们过去对这门课寄予了过多的期望,也因此给了德育课程过多的负担,在这一点上也要解放思想。实际上,德育课程只要能够帮助学生在专门的时间里反思、整理、体验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在这一基础上了解国情和社会发展,已经相当不易。

五、新德育课程改革遇到的最大挑战

蓝 维:新世纪之初开展的德育课程改革遇到的最大挑战在我看来是它能否承受住历史的检验。当然在课程改革的不同时期,其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不同的。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历次改革都部分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课程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联系。那么课程改革的决策是否正确、改革的依据是否充分、改革的过程是否成功有效、改革的结果是否如期,改革在历史中是否站得住脚就成为历次课程改革的最大挑战。这次新德育课程的改革也不例外。

在课程改革初期最大的挑战莫过于选择什么理论、按照什么逻辑构建新德育课程。基础教育阶段的德育在全世界都是难题,研究的成果不多,可借鉴的理论也相对缺乏,而涉及到几千万中小学生的新德育课程建设又事关重大,含糊不得。于是理论选择成为了初始阶段的最大挑战。在课程改革的中期,如何使教师们自觉参与到课程改革中来,成为这一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课程改革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既是事业发展的企盼和需要,也是对自我更新的抗拒和沉重的负担。他们既是改革者又是被改革者,是改革动力和阻力的统一体,也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总之,挑战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面对挑战和迎接挑战构成了本次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过程。

高德胜:在我看来,这次课程改革遇到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应试教育背景下德育、德育课程实质地位的低下。新德育课程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好的课程标准,并且各个版本的教材各有特色,都是前所未有的贴近学生,深受学生和老师的欢迎。但正如德育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表面荣光,实际低下”一样,德育课程因为不是升学考试的硬科目,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小学德育课程不考试,所以很多学校挤占德育课课时,“倡导”在德育课上学习考试科目;正是因为有考试,初中才比较认真地开思想品德课,才给思想品德课教师一定的待遇。否则,思想品德课在学校中的地位肯定会一落千丈,连课时都无法保障,思想品德课教师在学校中将被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好的课程理念都很难得到真正落实。

2.教师培训没跟上。课程改革,包括德育课程改革,教师是关键。这是一个明摆着的道理,因为再好的课程,最终都得由教师来教、来执行,否则,课程理念很难实现。我们这几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不少品德课教师理解不了新德育课程的理念,对新德育课程有这样那样的误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还有一种情况,即教师很认可新德育课程的理念,觉得教材很好,但就是不会教,教的时候还是按过去的老办法进行。这些都说明培训的极端重要性。但新德育课程的培训却是这次课程改革的薄弱环节,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课程改革是基础教育部门主持的,而教师培训则是师范教育部门主持的,两个部门沟通协调不够;比如对教师培训的投入不够,培训只到了骨干教师这一层,没能到达每个教师;培训时间短,形式主义严重,效果不佳等等。根据我的观察,就是这样的培训,后来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教材发行单位的商业培训。

3.考试惯性。现在学校教育对考试情有独钟,无论什么,不管能不能考,都要拿来考一考。初中“思想品德”是中考的科目之一,实际教学中“以考定教”的倾向非常明显:凡是不利于考试的内容都是不重要的,凡是能够考试的内容则都是重要的。一些地方,老师上课又开始划知识点,学生学习又开始死记硬背知识概念。课程标准倡导的回归学生生活,帮助学生成长等基本理念被抛诸脑后。小学情况稍微好些,因为小学品德课不是升学考试科目。但很多地方的教研部门和教育管理部门打着重视品德课的旗号,自作主张对其进行統考。德育课程应该扎扎实实关注学生生活和发展,一旦陷入考试的泥坑,课程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蓝维,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北京,100089。高德胜,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江苏南京,210097】

12.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述评 篇十二

“文革”前, 我国经过艰难探索已初步建立起教育管理体制, 1952年、1963年先后颁发过中学和小学《暂行规程 (草案) 》、全日制中学和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保障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但“文革”期间, 教育管理体制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随后, 停止十年的高等学校本科和研究生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恢复。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恢复被破坏的规章制度, 识别和选拔领导干部, 整顿领导班子, 整顿好学校。同年7月, 教育部修订并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 规定“全日制小学由县 (市属区) 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社队办的小学, 可以在县的统一领导下, 由社队管理”、“全日制中学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管理。社队办的中学, 可以在县的统一领导下, 由社队管理”。实践表明, 无论是高考制度的恢复, 还是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工作条例的修订颁发, 都在“文革”后迅速稳定教育秩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重点突破阶段 (1985年~2000年)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标志着新一轮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开始。这轮改革的核心是权力下放, 在以下两大制度上实现了重点突破。

1.“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的确立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随后的1986年《义务教育法》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这一管理体制。1992年发布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更为具体的指出“按省、县、乡分级管理”。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实践表明,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 显示出极大的激励功能, 充分调动了乡镇政府的积极性, 保证了“普九”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此时期,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提高管理效率, 促进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可以说, 制度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 校长负责制的推行

校长负责制的实行,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管理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和成果。但校长负责制的实行经历了一个逐步推进、逐步完善的过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 同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 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显然, 从中央政策层面来看, 推行校长负责制的同时, 就意识到对校长权力实行监督的重要性。

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也提出“中等及中等以下各类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要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依靠教职员工办好学校。”该政策的出台, 使校长负责制在我国中小学得到广泛推行, 也强调了教职工的民主监督。但从制度实施的效果来看, 校长负责制一直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校长的责任到底有哪些, 对校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是比较空泛, 如校务委员会由谁组成、教职工代表大会如何监督等问题都是模糊的, 操作性较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表述, 仅仅表达为“学校的教学及其他行政管理, 由校长负责。”一些地方、一些学校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校长职级制虽然进行了探索, 但从全国层面来看, 校长负责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并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三、全面深化阶段 (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呈现出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深化的特征。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提出、校长聘任制度的推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教育公共服务的改革等等, 虽各有侧重点, 但又相互联系, 全面、系统地推进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1. 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基础上, 明确“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

世纪交替之际, 我国义务教育虽然已经基本普及, 但面临发展严重不平衡、教师工资得不到保障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等新情况、新问题。200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提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 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 要抓好中小学的规划、布局调整、建设和管理, 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 负责中小学校长、教师的管理, 指导学校教育教学工作。”2006年,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又从法律上明确了“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并指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 逐步建立校长负责制的配套制度

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改革中小学校长的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高级中学和完全中学校长一般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提名、考察或参与考察, 按干部管理权限任用和聘任;其他中小学校长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选拔任用并归口管理。推行中小学校长聘任制, 明确校长的任职资格, 逐步建立校长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机制。实行校长任期制, 可以连聘连任。积极推进校长职级制。”另外, 《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提出“严格掌握校长任职条件, 积极推行校长聘任制。”“在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全面推行校长聘任制和校长负责制, 建立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择优聘任的校长选拔任用机制, 健全校长考核、培训、激励、监督、流动等相关制度。”

可见, 在进入新世纪后, 校长负责制的配套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校长选拔机制、校长聘任制、校长任期制、校长职级制与校长负责制构成了一个制度系统。在制度系统中, 校长负责制处于核心位置, 其它机制的效用作用在于对校长的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当前, 有学者提出校长问责制的概念, 其目的也在于此。

3. 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十五”期间, 现代学校制度成为教育管理研究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先后有一些地区在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指导下积极构建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在政策层面, 《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了“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要求。

现代学校制度改革, 其目的是为了理清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建设一个有利于现代学校发展的制度系统, 包括政府与学校职责的划分、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健全、学校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形成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 讨论和推进现代学校制度的意义, 在于能够促进制度整合意识的增强。

4. 教育公共服务改革

从政府来看, 随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的影响, 有限政府、法制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逐渐成为制定政策法规的指导思想, 政府的公共性日益突显出来。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公共服务的领域, 其中义务教育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宁波市除了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教育规划之外, 还分别制定了社会公共服务规划、社会事业重大设施建设规划, 以统筹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 构建覆盖城乡、分布合理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促进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些地方政府还尝试在坚持责任不转移的前提下把一些政府并不擅长的研究、评估、部分管理等事务委托出去, 如上海从2007年开始实施“以委托管理推进郊区农村义务教育内涵发展项目”等等。正因如此, 教育决策咨询、委托管理、委托评估成为近年来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教育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四、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1. 在价值取向上从提高管理效率为主转向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规则, 规范秩序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但教育秩序的规范必须符合教育规律, 有利于学生的培养, 只有如此, 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1985年以来, 我国逐步推行和完善校长负责制, 就是为了在学校内部建立一种有利于中小学生培养的基本的管理秩序。当前, 在新的教育发展背景下分析校长负责制的弊端, 进一步完善校长负责制, 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而不能为制度改革而改革, 让制度改革成为校长或者其他当事人追寻自身利益的手段。

当然, 体制、制度改革不可能回避利益问题, 因为制度直接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 但是, 正确的改革方向应在可能条件下优先保障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实践表明, 在教育机会不充分、教育资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提高管理效率, 从总体上配置更多的教育资源。而当进入新世纪后, 由于我国总体上已经基本普及义务教育, 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充裕, 因而制度改革便转向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实际上, 这种转向是与教育发展的条件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教育发展不平衡性的问题, 并指出“不仅要承认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而且要承认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范围内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但在当时条件下的政策选择只能是“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 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 达到共同的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逐步转变, 为今后一段时间进一步探索现代学校制度和加强教育公共服务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当前, 一些地区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价值指向于教育投入渠道多样化, 虽有合理性, 但从根本上讲应更多的关注学生和教师的发展, 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否则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将会成为少数人谋取私人利益的“载体”、“代言人”, 牺牲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而加强教育公共服务, 不仅仅需要转变观念, 更需要制度的保障, 诸如建立健全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教师区域内或跨区域合理流动制度、基础教育服务绩效评价制度等等。在制度的改革和探索上, 必须考虑到教育条件发生的新变化, 比如, 当前, 一些大型城市中心城区居住人口大幅减少, 尽管很多人在中心城区工作, 但子女教育多是在居住区就近入学。在这样的背景下, 跨区县教育公共服务的问题就慢慢凸现出来, 而真正推进跨区县教育公共服务不能只是观念上的转变, 而必须从体制、制度上进行改革。总之, 努力发挥制度的导向功能, 切实保障教育的公益性,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满意率, 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

2. 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和自主发展意识的提高, 成为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在推动力

学校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单位, 这是教育发展的规律,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条经验。实践表明, 任何教育改革, 最终都是通过学校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最终将由学校的办学水平来决定。但受历史、文化的影响, 学校在我国教育管理中曾经长期扮演被动执行的角色, 缺乏主体性。1985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决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 在政策层面, 我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制度——校长负责制逐步完善;在研究层面, 校本管理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实践层面, 学校自我管理、自我评价的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 学校主动发展规划和项目设计成为越来越多的学校的自觉行为。学校主体性的提升成为学校发展最根本的保障。学校发展日益成为组织的内在需要, 而不是依靠外部指令的力量。学校对主体性的需要, 也成为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在推动力。

这也启示我们, 探索现代学校制度、改进薄弱学校与名校持续发展, 都需要重视学校主体性的不断提升。薄弱学校的改进, 除了需要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推动, 更需要优化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安排, 激发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而历史上的“重点学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集中各种资源重点建设而成,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 名校发展必须完成向“特色学校”、“示范学校”的转变, 从制度上和文化上为学校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能力保障,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 而不是“钦定”的名校。

而现代学校制度的深入探索, 必须聚焦学校, 把促进现代学校发展作为根本目的, 把改革重心放在提升学校主体性意识和能力上。虽然说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主体是政府、学校与社区、教育服务中介等社会组织, 但主要目标并不是政府、学校与社区本身, 而是政府、学校与社会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当然,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章制度的制定, 而是对政府、学校与社会三者关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重构, 是对三者在促进现代学校发展和学生发展职责权利方面的重新定位。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虽然需要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推进, 但更需要学校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没有学校自下而上的探索, 现代中小学制度建设将会变得艰难而没有价值。

3. 从单纯以政策推进体制改革, 过渡到以政策和法律共同规范和推进

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来看, 体制改革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教育法制史。无论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还是校长负责制的推行, 都是先以政策形式提出并实施, 然后以法律形式对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巩固。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出台以及2006年的修订, 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比如,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校长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聘任。”这实际上是对1985年以来推行校长负责制、“十五”期间推行校长任期制和校长聘任制等改革成果的巩固, 有利于校长负责制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 体制性障碍的存在, 固然有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束缚, 但克服体制性障碍不能仅仅依靠文化历史的变革, 还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律来推动。以法制为基础开展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是经验, 也是发展趋势。目前, 我国教育改革重心逐步下移到学校层面,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推进和深化面临挑战, 因而尽快出台《学校法》,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学校办学自主权, 显得日益重要。

13.国务院机构三十年改革 篇十三

1982年【关键词】减少职数、年轻化

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但这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未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1988年【关键词】转变职能

国务院部委数量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人员编制减少9700多人。【回头看】改革的重点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如撤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销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由于经济过热,这次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关键词】统筹党政机构

到1993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增加至86个。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41个,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18个,比改革前减少27个,人员减少20%。1998年【关键词】政企分开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直属机构15个,办事机构6个。1998年机构改革结束了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

2003年【关键词】透明高效、“计划”消失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这次机构改革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建立了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4.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家乡变化 篇十四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振奋人心的那一幕仿佛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岁月如梭,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整整走过30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成长为全球第4大

经济体。这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三十年的征程,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开始向腾飞之路大步迈进。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在这30年中,我的家乡——汝城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汝城县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自东晋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2年)建县以来,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全县辖23个乡镇,其中有5个少数民族乡镇,309个行政村,总面积2401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5.8万人。汝城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同时也为共和国培养了汝城籍开国上将李涛、朱良才等老一辈将军。这里物华天宝,人文鼎盛,神农在郴州汝城耒山制作农耕耒耜。理学鼻祖周敦颐在此任县令时,著有《爱莲说》。至今,明、清时期的一大批古建筑仍熠熠生辉。

改革开放以来,汝城县充分利用毗邻粤、琼和港、澳、台胞较多的优势,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效地促进了汝城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汝城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勤劳善良、开明开放、诚实守信的汝城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招商引资为总抓手,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奋发向上,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工业经济高歌猛进。小水电开发全省县级第一。汝城地处湘南边陲,山高坡陡,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全县水能可开发量达到19.8万千瓦。在奔腾于汝城县东北部的沤江和淇江上,如珍珠般散落着宝沙、扶竹洲、九节带、万年桥、两江口等一批装机8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这些电站所生产的强大电力不仅照亮了整个汝城,而且外输到了广东电网。山区的许多人们因此告别了燃薪的传统,用上了两毛八的廉价电力新能源。汝城县被确定为全国小水电代燃料试点县。现在,通过各种形式的开发,汝城县已经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的水电开发新模式,水电产业得到了超常规、超速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县的水电装机总量达到15.1万千瓦,成为了全省小水电装机最大的县,年创利税9000多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强。水电的发展带动整个汝城的经济发展,也使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工业园区快速发展。汝城现有两个工业经济园区,即三江口开发区和三星工业小区,三江口开发区筹建于1992年是湖南省较早批准设立的县级经济开发区之一,位于汝城与广东省韶关市相邻,素有湘南第一镇的美称。这些年,汝城始终把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做为推动我县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来抓,通过不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功能,园区对项目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三星工业小区落户企业达15家,引进资金2.4亿元,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5亿元,上交税金1300万元;三江口开发区2007年新引进企业10家,合同引资1.52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23亿元,上交税金1.14亿元。工业园区的建设有力的促进了以矿产、水电、化工为主体的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硕果累累。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确保了农村综合能力的提高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实现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订单农业快速发展。通过“走出去、引进来”、“跑市场、找商机”,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和创汇农业,发展订单农业面积达6.3万亩,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农民增收。农产品加工体系逐渐形成。通过扶强扶大龙头企业,带动全县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目前全县已有县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4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5家,形成了水果、蔬菜、优质稻、茶叶、竹木、香料、禽肉等农产品加工体系。特色农业初具规模。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要求,积极鼓励和引导干部、经济能人和企业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文明小水果、盈洞西瓜、田庄早季节蔬菜、马桥花豆、大坪荷兰豆、暖水巴西菇、热水南竹等种植业基地初具规模、远近闻名。生猪种苗、瘦肉型商品猪、牛、羊、鹅、华南竹狸、桑蚕等养殖业基地不断做大。初步形成了水果、林业、瓜菜、优质粮食、制种、养殖、茶叶等7大特色农业,产品畅销粤、港、奥。如今的汝城已成为了广东沿海一带的“菜园子”、“果园子”。

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多年来,汝城一直把“小城镇大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突破口,狠抓城镇规划、经营、建设和管理,大力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城镇经济占全县经济的比重、城镇人口占全县人口比重、城镇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按照创建“省级文

明卫生县城”的目标要求,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了县城总体规划修编,聘请省内外专家编制了环城西路、环路北路、交通广场、九塘江观光带、城北果菜批发市场等重点城建项目的详细规划,并充分考虑产业的发展,把城镇建设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城镇要发展,项目支撑是关键。通过项目建设,县城建成区4.9平方公里,全县建制镇规划建成区8.16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达32.01%。新建了滨河路、环城北路,延伸、拓宽了文化路、劳动路、东西正街,新建扩宽重点桥梁6座,兴建了城关农贸市场、新世纪商贸城、一中运动场、东线、南线停车场和交通广场,开发了九塘江住宅小区,启动了城市引水工程,完成了烈士公园配套设施和垃圾中转站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狠抓项目建设,增强了城镇的整体服务功能。同时,把市场经济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经营方式引入城建工作上来,出台了《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规定,鼓励社会力量按“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参与城镇建设。采取项目业主制、股份制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千方百计吸引、聚集资金,着力化解城镇发展中资金相对不足的问题,初步形成了国资、民资、外资多元并举的投资格局,实现了以地聚资、存量活资和增量注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如今一座环境优美、市容整洁、功能齐全、经济繁荣的现代化中等文明县城正在湘南逐步崛起。

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汝城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集山、水、石、竹、树、泉于一身,融特、奇、险、幽、秀与人文景观为一体。“汝城八景”(即君子朝阳、大官夕照、苏山春霁、桂岭秋香、长湖鱼唱、古寺钟声、热水灵泉、寿江奇石)远近闻名;汝城奇洞异石景色别致,白石岩、水通岩、清风岩、连珠岩、厚坊岩等洞深岩高,怪石嶙峋;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林业资源丰富,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人文景观众多,座落在县城内或县城周边的文塔、绣衣坊、八角楼、庐阳城址、上古寨遗址、太平天国古战场遗址、明太保第、太保墓、烈士塔、濂溪书院、云头书院、白石书院等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有5个瑶族乡镇,少数民族人口5.8万,民族文化丰富,民族风情浓厚。尤其是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汝城温泉水温高、流量大、水质好,是湖南省最大的天然温泉,也是我国华南地区四大热田之一。温泉水含硅、钠、钙、锂、锶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具有调节内分泌,促进新陈代谢等功能,对治疗各种风湿病、皮肤病等有显著疗效,非常适合旅游疗养、度假、观光农业等开发利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汝城县确定了“旅游活县”发展战略,把旅游业列为全县“五大产业”之一,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切实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和景点景区建设,初步形成了以热水温泉景区为龙头,三江风景区、罗泉温泉景区、天仙(白石岩)风景区、县城人文景观区相互映衬的五大旅游景区。2006年成功参加广东第二届国际旅游文化节,打造了粤-汝-资精品旅游线,新建的景点福泉山庄升格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九龙江森林园列为省级森林公园,汝城旅游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慕名而来的游客落驿不绝,2007年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11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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