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悲剧美学

2024-08-20

浅析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悲剧美学（共5篇）（共5篇）

1.浅析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悲剧美学篇一

张爱玲的鞋子悲剧励志人物故事

早年我读张爱玲，感觉张爱玲和她的文字，就是一朵海上花，字近人远。

中年以后，对文字更有通感，也因为生活，突然就读懂了张爱玲。特别是她中年后的文字，我觉得更如她的生活：灰头土脸，落魄无助。小说中人物的奋力挣扎和寂寞无助，其实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最真实的张爱玲。

1961年，张爱玲在香港做编剧，给丈夫写过6封信，写信时的身份是“赖雅夫人”。其夫赖雅那时已经是美国过气的作家，中风瘫痪后，还得靠张爱玲养活。张爱玲是应宋淇之邀，到香港写剧本，赚取夫妇俩在美国的生活用度。

为了赶写剧本，张爱玲已是急得眼睛出血。可偏偏美国的出版社，还来了份退稿通知。民国才女，人过中年，又无子女，在美国还有一个“老夫”要靠这“少妻”的一支笔“讨生活”。张爱玲一时间经济上极为拮据，被迫接受“最有失尊严的痛苦安排”：向宋淇夫妇借钱过活。

更要命的.是，张爱玲提前完成的新剧本，也没达到宋家预期的满意程度。1961年2月20日，张爱玲在信的末尾说：“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

10天前，1961年2月10日，她还在信里向丈夫赖雅诉苦：“自搭了那班从旧金山起飞的拥挤飞机后，我一直腿肿腿胀。看来我要等到农历年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松的鞋子……我现在备受煎熬，每天工作，从早上十时到凌晨一时。”

在我41岁那年的冬天，也有过几乎和张爱玲一样的境遇：辞职做主妇，照顾晚生的两个女儿，写出的文章大部分遭遇退稿，物价不停上涨，生活拮据。所以读到张爱玲信中的句子“要等到农历年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松的鞋子”时，我一下子失去控制，泪水盈满眼眶。

写《传奇》的大作家张爱玲，居然也会遭遇如此境地。

2.浅析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悲剧美学篇二

(一) 女性的悲哀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悲哀的女性, 她们无不因为着或这或那的原因开始又结束悲哀的一生。《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本是一个开麻油店的年轻女人, 本也不乏众多追求者, 然而这些身强体健的追求者却都比不过一个天生残废的人——一个家富门贵、财产万贯的二少爷! 在那个年代, 女子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 姜家老太太为了使曹七巧能死心塌地的服侍二少爷决定将其聘为少奶奶, 曹七巧的哥哥为了获得更多的聘金让妹妹嫁给一个残废, 两家各图所利, 一拍即合, 联合将曹七巧推向万丈深渊, 推进黄金牢笼。曹七巧守着一个残废, 用自己的大好青春耗死一切挡在黄金面前的障碍——丈夫、婆婆, 赢得了遗产。为了这笔遗产, 她成疯成魔。“她将彻底扑灭自己的情焰, 把情欲的魔鬼关进意识的牢笼, 一心一意保住那笔‘死钱’。情欲的魔鬼却在不断地要冲破牢笼, 她以变态的方式来满足它。她对一切人施以报复, 在她的潜意识里, 并不仅仅在疯狂的报复于子女, 她在报复男人, 报复世道, 报复自己的身世。”[1]在物欲和情欲的双重压迫之下, 曹七巧的内心变得愈发变态, 她为了黄金不仅牺牲掉自己的幸福, 甚至于牺牲自己儿女的幸福, 不愧张爱玲在作品最后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

在张爱玲的笔下, 女性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有被宰割的命运。她们什么都不能依靠, 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副皮囊! 为了冰冷的黄金, 为了无爱的婚姻, 她们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大好青春, 而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她们的一生都是充满悲剧的。“女人往往忘记这一点:她们全部的教育无非是教她们意志坚强, 抵抗外界的诱惑——但是她们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挑拨外界的诱惑。”[3]或许真的还是张爱玲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更为了解。

( 二) 男性的悲哀

张爱玲的作品题材主要以婚恋嫁娶为主, 描写两性关系, 在为数不多的人物描写中, 对男性的描写也是寥寥几笔, 但刻画的却生动逼真, 令人“想而生厌”!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男性本应是顶天立地、血气方刚, 而在张爱玲的笔下, 那些男性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庸俗猥琐、软弱自私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4]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如是说。一个是纯洁贤惠的妻子, 一个是性感奔放的情人, 对于一个号称“柳下惠”的佟振保也“阵亡” 在这两女人的面前了。佟振保一直用理性克制着内心的情欲, 压抑着强烈的情感, 尽力成为并沉迷于“柳下惠”的好名声。然而, 在“红玫瑰”的几番挑逗下, 终于所有的伪装都土崩瓦解, 所有的秩序规范都被抛之脑后, 他终于释放了真正的自己, 宣泄出那早已克制不住的情欲——背叛了妻子, “爱”上了情人!万万令他没想到的是, 热情放荡的王娇蕊竟然真正地爱上了自己!这于佟振保来说, 又怎么可以!他是一个合乎社会规范的人, 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太需社会承认的男人。因此, 他退缩了, 在付出真心实意的王娇蕊面前他软弱了, 他不敢又不能“爱”王娇蕊。处于社会要求, 他娶了贤良却冷淡的妻, 无奈灵魂深处的渴望如洪水一般一直冲击着理性, 佟振保就处于这样冰火两重山的境况之下, 一会儿理性战胜了情欲, 回家却刻意冷落妻子;一会儿情欲又冲破了理性, 在外又不敢承认情人地位, 佟振保就在理性和情欲的双重夹击之下艰难痛苦的苟延残喘。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这些男性仿佛被抽去了脊梁骨一般, 不仅在身体上腰直不起来, 在精神上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一反常态, 身体残疾、内心肮脏、道德沦丧, 完全颠覆了男性阳刚形象, 而张爱玲正是以这样的反传统描写, 来突出男性的丑陋卑鄙、猥琐自私、昏庸无能。这或许对于男性是最大的悲剧吧, 连身体、精神都残废了, 他又能要求怎样呢?

二、塑造悲剧人物的原因

这些男男女女的悲哀并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 而是张爱玲身处乱世的大时代, 且经受各种匪夷所思的遭遇而促成的。

(一) 家庭亲情的缺失

若论家世, 与其同时代的作家恐无人能及。祖父乃清朝名臣张佩伦, 祖母是慈禧心腹李鸿章女儿。然而到了张爱玲这一辈早已没有了贵族的痕迹, 幸福的概念, 仅剩下那一份贵族所特有的孤傲的气质。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 母亲则是一个新式女性,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 而这种矛盾的婚姻注定是不会长久的。一个沉迷酒肉玩乐, 一个大胆追求自由, 张爱玲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家庭, 受着封建遗少和新式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张爱玲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 这对于一个幼儿怕是最大的打击了吧!不久父亲就带回来一个后母, 本就看不惯父亲行为, 加上后母的不冷不热甚至于父亲为了后母而囚禁自己, 迫使张爱玲万分渴望离开这个毫无温情的家!

(二) 西方哲学的熏染

因为母亲向往西方文化, 故而张爱玲也较多的接触到了西方文化, 耳濡目染, 西方作家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毛姆、赫胥黎、威尔斯等作家, 这些作家大多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深感生命的脆弱, 战争的罪恶以及精神的痛苦, 因此他们在作品中无不留露出对人生沉重的虚无感、恐惧感以及世界末日的紧迫感。同时, 西方哲学思想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更是深刻的。 “虚无主义”就是“什么都没有”, 在《权力意志》一书中, 尼采认为:“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和目的, 但不可避免地循环, 没有终结, 归于虚无, 永远循环, 这是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永远虚无。”[5]毛姆的小说创作就具有着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其中“危机”和“异化”是其两大作品主题。在张爱玲笔下的任务, 大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 他们每天为着钱, 为着婚姻, 为着生存而日复一日, 重复着单调无聊得生活。没有远大的目标, 没有执着的追求, 只是一味地循环, 由生到死, 充溢着一种末世的荒凉, 宏大的悲哀。

(三) 战争时代的动荡

童年的创伤早已令张爱玲心灰意冷,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 时局的动荡更是令其伤痕累累。香港战争爆发的时候, 张爱玲还只是深处燕园的学生, 战争的恐怖令她感觉自己彻底被这个世界抛弃, 彻底对这个世界绝望!什么都是灰色的, 什么都是缥缈的, 什么都是绝望的, 一个人慢慢的, 慢慢的, 坠落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中, 一切都变得很淡很淡……作品《倾城之恋》一反常态, 以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结合完结。爱情传奇好像真的战胜了历史传统, 而这种结合却是以整个香港沦陷为代价, 让“香港的沦陷”做了二人的证婚人。无疑, 在这苦涩的婚姻背后包蕴着厚重的悲哀。

(四) 东西文学的影响

“天才”对于张爱玲来说, 绝不是梦!张爱玲从小就阅读《红楼梦》, 她曾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其“一切的来源”。尽管家庭没落, 但仍属名门望族, 因此张爱玲并不缺少良好传统文化的熏染。同时, 因受母亲影响才使张爱玲更能以异于常人的眼光和思维看待世间苦乐。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 “悲剧是认得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 鲁迅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在对悲剧人物的塑造时, 张爱玲自觉地将传统中国文化和新式西方文化相结合, 创造一种震撼心灵的悲剧, 创造一种另类魅力!

(五) 婚姻情感的破碎

父亲是张爱玲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然而他给张爱玲带来的却只有伤心的泪水和痛苦的回忆。张爱玲刚从父亲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却又跌进了另一个擅于采花捕蝶的手掌中, 她遇到了风流才子胡兰成。这对于她既是幸运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 张爱玲遇到了一个能真正欣赏自己才华并又爱自己的人, 因此她毅然决然, 不顾一切!与大自己14岁的甚至已有妻室的胡兰成相知相爱。不幸的是, 胡兰成到处拈花惹草, 处处留情, 一纸婚书远远不能束缚住那颗躁动的心, 故远离张爱玲而去。张爱玲的这场恋爱宛如昙花一现, 虽然美丽一场, 却狠狠刺痛了张爱玲的心, 使她再一次受到重创! 随后, 张爱玲在异国他乡又邂逅了另一场爱情。当时刚到国外, 个人的孤独、文化的差异、经济的窘迫都使张爱玲迫切需要一个可以依偎的臂膀。而当时的赖雅正好是一个谈吐风趣、体贴女士的文人, 他给张爱玲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殊不知, 赖雅不仅年老体弱, 连在创作上也是江郎才尽, 甚至需要张爱玲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 夜以继日的写作挣去稿费来维持二人的生活。张爱玲不仅没有得到一点帮助, 反而一边照顾赖雅, 一边辛苦创作, 在辛苦忙碌中送赖雅走完人生最后之路。

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中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蚤子。”[6]这句话深刻的反映出她早已看穿红尘往事, 在其中又透着丝丝的无限悲凉之感。家庭亲情的缺失、西方哲学的熏染、战争时代的动荡、东西文学的影响加上婚姻情感的破碎, 这一切都压在一个弱女子的肩膀上, 她悲观, 她孤独, 她无人能懂, 她无所适从, 她只能靠自己的天赋, 以文字的方式来傲娇的昂起下巴, 扬起头颅, 让世人为之侧目!

张爱玲是一位有着敏锐感觉的小说家, 她以自己超常的人生体验, 凭借着自己对世界的感性认识, 用睿智的头脑, 以冷静的目光, 借犀利的笔锋, 描绘出自己的悲剧世界, 塑造一个个凄惨的悲剧人物, 表达对众生悲剧性存在的关切和同情。在这个悲剧世界中, 我们和张爱玲一起感受社会冷漠黑暗、体会人情冷暖。“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7]在人的成长过程中, 总会不可避免的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羁绊, 带有磨难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张爱玲正是用其高超的智慧以独特的悲剧世界向人类展示真正的人生, 感悟真正的自我。

参考文献

[1]朱育颖.“家”的拆解——巴金、张爱玲家庭小说之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0 (4) .

[2]杨义.论海派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1 (2) .

[3]倪文尖.张爱玲的“背后”[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8 (1) .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M].北京文艺十月出版社.2012 (1) .

[5]尼采文集:权力意志卷[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9.

[6]夏志清中国现代生物学史[C].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37.

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篇三

【关键词】女性欲望悲剧

引言：

张爱玲崛起于乱世荒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是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一朵奇葩，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张爱玲的创作一开始就不乏苍凉之感。再加上她自己没落的封建大家族的出身，以及少女时代无爱的家庭生活，更多的关照女性自身的悲剧成为她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在创作中，张爱玲常常是以同情的目光投向自己笔下的悲剧女性的。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她笔下的女性悲剧大致有以下几种：

1. 封建枷锁钳制下被男权社会所规定了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占有绝大多数的席位。而和当代一些女性写作中缺少男性在场的极端女性叙事不同，她塑造女性形象，通常是将其放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来展开的，如此一来，两性关系就成为了打开女性世界的一扇窗。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也算不枉此生了。可是在现实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哀则往往表现为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存在。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白流苏的结局仿佛并不算悲惨，至少她的目的达到了，获得了现实的婚姻家庭，各方面都有了保障，然而她依然没有摆脱男权枷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必然命运便是要远离生命的欢乐和世界的多彩去独自咀嚼那与生俱来的悲哀。

2. 物欲的膨胀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开始烛照中国社会，传统的封建文明依然根深蒂固。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上，她以深邃的目光透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作为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新女性，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她曾经坦言自己是“拜金主义者”。也许是认识到了物质是生活的基本保障，许多女性在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中疯狂的追逐物质，对金钱的一味追求使得爱情变成了乏味的游戏和获得物质的筹码。同时，七巧对金钱丧心病狂的追逐，不仅造成了自己的悲剧，更造成了儿女的悲剧。由于害怕自己的钱被别人瓜分，她把自己的两房儿媳妇逼死，更是硬生生的拆散了女儿和童先生，使得儿子和女儿也都没法拥有正常的婚姻家庭，一个个在这个封闭的罪恶王国里烟雾缭绕，了此一生。

3. 作为人的基本欲求的情欲的压抑与缺失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红楼梦》的影响，同时她又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不断的吸取中西文化和雅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其融会贯通，从而使得自己的文章别开生面、与众不同。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西方作品，情欲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大概因为情欲是作为动物的人的一种基本欲求存在的，一切题材似乎只要与情欲有涉便可催生出深刻和经典。“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就借‘我之口说出了毛姆对情欲的看法：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巴斯葛说感情有其为理智所不理解的理由。如果他的意思是我设想的那样，那就是指情欲控制着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世界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情欲是毁灭性的。”

用这些描述来解释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些女性悲剧是十分贴切的。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剧与当年鲁迅先生笔下阿Q面临的生存困境有着相通之处。女性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连基本的情爱欲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人性异化和变态心理，这的确是十分悲哀。

4. 女性自身性格缺陷导致的女性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当命运不及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当生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时，人们习惯于去外界寻找缘由，于是开始愤世嫉俗，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然而很少有人从自身去找原因。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荒凉中必然透射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与凄凉，可是，除却外因，女性自身性格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女性的性格缺陷大致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由于性格的软弱所造成的女性悲剧。这种情况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由于自身性格软弱，经不起物质或是其他外界因素的诱惑而迷失自己，最终造成自身命运的悲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就是典型的代表。

第二种，是由于性格中的坚毅甚至是太过执着的一面所造成的女性悲剧。执着坚毅，似乎通常是比较具有优势的性格特征，无论如何不该给自己带来祸患。然而有些性格中的顽固，却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中衍生，成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潜在因素。如《色·戒》中的王佳芝。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且许多女性的悲剧并非是单纯的一个因素导致，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把握有她的独到之处，在抒写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也融入自己独到的悲剧观。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往往是一种“苍凉”的意味，“苍凉”是她的最爱。而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织下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诸多女性形象的创造，真切的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她既关注女性命运，又对女性的生存现状感到不满，于是就将其中的不满通过自己笔下的女性悲剧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2004.

[2] 蔡登山张爱玲《色·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3] 金宏达平视张爱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5]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 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7] 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8]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张爱玲张爱玲精品集.世界文學出版社.2006.

4.浅析西方悲剧的美学特征篇四

——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摘要】

悲剧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古希腊时代，悲剧创作就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西方美学史上，真正奠定了悲剧理论基础的乃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对古希腊的悲剧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对于悲剧的情节、人物以及悲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如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就被亚里士多德誉为“最完美的范本”“完美悲剧的典范”。

【关键词】悲剧

过失说

俄狄浦斯王

【正文】

一、悲剧的定义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他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或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又译净化）。”这是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定义，除此之外，他对于悲剧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对悲剧艺术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的深刻分析。他认为“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使引起怜悯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

二、悲剧的审美特征与过失说

而更详尽的悲剧理论或是说达到悲剧目的的理论是他的过失说：悲剧人物必须善良，不善良的女人们不能引起观众的怜悯恐惧之情，而悲剧冲突的本质是好人犯错。

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痛苦并不是由于他的罪恶，而是由于他的某种过失或弱点因此他的遭遇就会引起我们的同情或怜悯；而他又不是好到极点，而是和我们类似的，因此才会使我们担心自己由于同样的错误或弱点而受到惩罚，由此就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不安。

总结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性格应该有以下四点：一是性格必须上来，二是性格要合适，三是要与一般人相似，四是性格要保持前后的一致性。而要造成可引起观众怜悯或恐惧之情的犯错除了他性格本身以外，最为重要的便是他的行动。

在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中行动犯错又主要分为：无知的行动错误，如《俄狄浦斯王》；无节制的行动错误，如《美狄亚》；以及判断错误，如《安提戈涅》。悲剧塑造的人物的行动错误或过失要符合三个原则，首先他的行动错误要合乎常理也就是逻辑原则，他的行动过失要触犯人们习以为常的伦理思想也就是道德原则，最终他行动及其后果给人带来情感体验或是说甚美体验，也就是审美原则。

三、《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审美特征

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例，《俄狄浦斯王》讲述的是，俄狄浦斯是忒拜王拉伊奥斯的儿子，拉伊奥斯预知自己的儿子会杀父娶母，因此，俄狄浦斯一出生就被他父亲让牧人把他抛弃，但是，科林斯王发现了他，把他收为养子。俄狄浦斯长大成人后，知道自己可怕的命运，便逃了出去，可事不凑巧，他恰好来到了忒拜，在那里当了国王，还娶了前王的妻子。后来，忒拜城里发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弄得人心慌慌。神说只有找出杀害前王的凶手，瘟疫才能停止。而当地的预言家说凶手就是俄底浦斯，俄底浦斯不信，认为是有人陷害他。王后告诉他前王是在一个三叉路口被人杀害的，俄狄浦斯怀疑前王是自己所害，因为他确实在一个三叉路口杀害过一个老人。后来，经过调查，找到了当年的牧人，事情的真相大白，应了神的预言，俄底浦斯受到命运的惩罚。俄底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的忒拜王国流放自己。

俄狄浦斯王是一个好人，而他又不是好到极点。当得知自己可怕命运的时候，为避免伤害到自己的养父母，他出逃；俄狄浦斯智慧超群，热爱邦国，大公无私，猜破女妖的谜语，为民除害，当他成为王者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爱民负责的态度，是一位贤明君主的形象；当查出真相时他又勇于承担责任，戳瞎自己的双目，主动请求将他放逐。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个好人，并且他的“好”从悲剧的开始到了悲剧的结尾，保持了前后的一致性。但他又不是好到极点，旅途中曾来到众人所说的国王遇害的地方，杀过路人。这一点既是和一般的人相似，也是好人的难得犯错，无意之中却与他的命运重合。

俄狄浦斯王杀了前任国王，娶了前任国王的妻子，最后查出真相，俄狄浦斯杀的是自己的父亲娶得是自己的母亲，而在此之前，他是不知道的，充分体现出了主人公的无辜性。

俄狄浦斯王知道自己可怕命运时，他为了避祸，流落飘零，浪迹天涯，这符合一个“好人”在面对无法控制的事情时所会做出的反应：逃避，在杀过路人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这种生活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即造成了悲剧的合理性，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中的逻辑原则。

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在三叉路口杀过路人，却不知道他杀的那位老人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当他当上忒拜的国王时，他娶了前任国王的妻子，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并和他的母亲生下了儿女。伊俄卡斯忒也就是王后“徒然面容惨白，她已经一切都明白了，绝望地冲出宫去。她发了疯，穿过门廊，双手抓着头发，直向她的卧房奔去。她悲叹自己的不幸：给丈夫生丈夫，给儿子生儿女。”俄狄浦斯王不仅犯上弑父，而且乱伦，这是对社会道德的冲击，符合了亚里士多德过失说中的道德原则。

四、悲剧的审美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悲剧达到“净化”的效果，一方面，他要求：祸不完全是自取。自作自受是不能引起人同情的。“不应遭殃而遭殃，才能引起哀怜。”另一方面，他要求祸不完全是自取，也就是说主角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

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在于强调命运的可怕。他本人却没有道德上的过错，无意中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自我惩罚，正表明俄狄浦斯王的道德高尚，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不回避矛盾。

《俄狄浦斯王》这一整个悲剧塑造的主人公俄狄浦斯王，是敢于反抗命运的英雄，在抗争中呈现了正直、诚实、意志坚强，负有高度责任感的优秀品质，是一位值得同情的主人公，虽然俄狄浦斯王在和命运的抗争中走向毁灭，但是成为了歌颂的对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了人的意志与邪恶命运的抗争，人在命运较量中失败了，却在道义上，人格上为人赢得了尊严。而借由他的毁灭，使观众们得到“净化”，也就是道德上的教化，从而使人不断的完善，达到悲剧的效果或是说达到审美的一种目的。

五、小结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以及他的美学思想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其理论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他以悲剧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原则，以及艺术教化伦理道德，陶冶审美情操的功用，对后世西方的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许多合理见解，至今值得借鉴。

六、参考文献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2]

5.张爱玲小说中的家族人物关系微探篇五

关键词：张爱玲家族人物关系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一文中写道：“我姊姊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宣泄，她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这样残酷地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1]

生长于贵族遗少家庭的张爱玲，其小说中有比较明显的旧式封建大家族日渐式微的模式。张爱玲深切感受到封建旧家庭所带来的精神与情感伤害：没有得到正常的母爱，遭到后母的感情冷落；在父亲家中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被迫逃离至母亲家后，又逐渐产生失望的情绪。于是，在她的笔下，“家”无疑就变得苍白而悲凉，衰落而沉沦。正如《传奇》中姚先生的家、川娥的房间等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来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他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的杨太太府第等等，由于一个内在的相似性而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题下获得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可能变成一种象征）……他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他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

张爱玲难以忘怀封建旧家庭给她造成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又摆脱不掉无家可归的阴影。她极少感觉到家的安全感，稳固感和温暖感。家庭对她意味着痛苦的回忆，不堪回首，亲情的面纱一旦被撕裂，“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得刻薄而残忍：婆婆对媳妇的折磨，父母对子女的无情，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啃噬，夫妻间的漠然与利用。笔者以张爱玲的部分中篇小说为例，透过其笔下的那些行将就木、苟延残喘的封建旧家庭对家族人物关系进行浅要的分析。

一、婆媳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传统的封建大家庭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与风光，光鲜的外表背后正面临着解体与崩溃的危机。然而传统的生活方式、旧的道德伦理仍被封建家长奉为金科玉律，穿长袍子、留长辫子、呼奴唤婢、早晚请安，他们依然悠然自得地挥霍着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大家族最后的余晖。与巴金笔下的封建专制家长不同，我们看不到“高老太爷”，更多的是姜老太太（《金锁记》）、白老太太（《倾城之恋》）、杨老太太（《留情》），阴盛阳衰注定了即将没落的封建家庭的最高统治者是这些“贾母”似的老太太。年轻时作为媳妇，在公婆面前，在丈夫面前，她们的地位无疑是最低下的了，是封建礼教最直接的受害者。她们默默忍受着，熬去了青春，熬死了婆婆，熬死了丈夫，终于“苦媳妇熬成了婆”，置身于封建家长的宝座，她们摇身一变成了家族伦理的维护者。作为封建家族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她们曾经饱受折磨的身心、压抑许久的情感爆发了。她们要维护做婆婆的“尊严”，要享受做婆婆的“威风”，还有那居高临下、俯视全家的无限“乐趣”。然而，儿子终究是自己的骨肉，所以“老太太对儿子们向来是非常客气的”。于是这些脾气乖张、喜怒无常的老怪物们便变本加厉、想方设法地加倍折磨年轻的媳妇，她们年轻时失去的一切要从媳妇身上找回来。悲剧一代又一代地重演。

且看《金锁记》中的丫鬟、媳妇们一大早就来到老太太卧室隔壁的起坐间里等着给老太太请安：

玳珍探出头来道：“云妹妹，老太太起来了。”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角，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候老太太吃早饭。婆子们端着托盘从起坐间里穿了过去，里面的丫头接过碗碟，婆子们依旧退到外间来守候着。里面静悄悄的，难得有人说句把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角链条魁魁颤动。（张爱玲《金锁记》）

单是早上请安，媳妇们便是大气也不敢出一个，这高高在上的姜老太太是何等的“威风”！姜家是个大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也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比起《小艾》中的席老太太对媳妇们的苛刻严厉、不近人情，那姜老太太对媳妇们倒算是客气的了。媳妇们早上要给席老太太请安，在午觉醒来也必须一一前往问候：

照规矩她们全得去，但是如果大家一同去，老太太势必要疑心，说怎么这许多人在一起，刚好一桌麻将。所以只好轮流地去。他们老太太其实是最爱打牌的，现在因为年纪大了，有腰疼的毛病，在牌桌上坐不了一会就得叫别人代打，所以不大打了，就也不许她们打。老太太每天一大早起来，睡得又晚，媳妇们也得陪着她起早睡晚，但是她每天下午要睡午觉，却不许媳妇们睡，只要看见她们头发稍微有点毛，就要骂出很不好听的话来。不过她从来不当面骂人的，总是隔着间屋子骂，或者叫一个女佣传话，使那媳妇更觉得羞辱些。（张爱玲《小艾》）

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手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那么，这“最美的收获”中的女主角姜公馆的二奶奶曹七巧又是怎样的卑微与恶毒呢？作媳妇自然是卑微、低下的，但作了婆婆便是无尽的恶毒与残忍了。

北方一家麻油店铺的女儿，曹七巧高攀了簪缨望族，可她嫁的丈夫却偏偏是一个患骨痨的残废人，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使她难免受叔伯妯娌之间的鄙夷，孤立无援。然而老太太明知七巧嫁给自己残废的儿子，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靠抽鸦片麻醉自己，却有意装作不知道，常常给她派差使，零零碎碎让她受罪。旧式公馆生活沉滞枯槁，日日如此，曹七巧以气血充盈的十年青春，终于在这个公馆望族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一个附庸于“废人”丈夫的女人变成了一家之长，于是又新一轮的悲剧上演了。不同的是七巧的角色由媳妇变成了婆婆。如果说姜老太太、席老太太对媳妇们是无声的戕害，那么曹七巧带给媳妇芝寿的就是无休止的羞辱：

三朝过后，……七巧啐道：“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真的！你信不信？”这话传到芝寿耳朵里，急得芝寿只待寻死。然而这还是没满月的时候，七巧还顾些脸面，后来索性这一类的话当着芝寿的面也说了起来，芝寿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若是本着脸装不听见，七巧便一拍桌子嗟叹起来道：“在儿子媳妇手里吃口饭，可真不容易！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看！”（张爱玲《金锁记》）

尖酸的话语犹如刀子般阉割着芝寿的灵魂，曹七巧在姜家葬送的幸福需要人来殉葬，逝去的青春需要人来补偿，第一个被索取的便是她的儿媳——芝寿。七巧尝到了“乐趣”，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张扬起来，她是婆婆嘛！她在烟榻上逼迫儿子长白供出床笫秘闻，然后迫不及待地大肆传播开来：

七巧一夜没合眼，却是精神百倍，邀了几家女眷来打牌，亲家母也在内。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地打岔，然而说不上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地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张爱玲《金锁记》）

面对七巧的羞辱，“亲家母”已无颜再见女儿，无地自容了，年轻的芝寿被摧残地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她的灵魂被婆婆无情地扼杀了，犹如行尸走肉：

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首的颜色。她想死，她想死。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明天她婆婆说：“白哥儿给我多烧了两口烟，害得我们少奶奶一宿没睡觉，半夜三更点着灯等他回来——少不了他吗！”芝寿的眼泪顺着枕头不停地流，她不用手帕去擦眼睛，擦肿了，她婆婆又该说了：“白哥儿一晚上没回房去睡，少奶奶就把眼睛哭得桃儿似的！”（张爱玲《金锁记》）

七巧像剃刀片一样的声音，尖酸刻薄的话语，阴魂不散地缠绕着年轻的媳妇，终于芝寿一病不起，抑郁而终。

在婆婆的手里，原本应该幸福的“家庭”成了媳妇们生命的枷锁，固然有出头的一天，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完整的“人”了。媳妇们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闻“婆婆”而色变，“婆婆”就是折磨的代名词。而所谓的“婆媳关系”也多是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关系，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关系，并由媳妇变为婆婆而长久地轮回下去。

二、母子（女）、父女（子）

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繁华世家，她曾享受过短暂的天伦之乐，母亲抛弃她到法国留学，使母爱在她的感情世界成为空白。父亲因听信继母的一面之词对她的毒打与监禁，使她彻底丧失了对旧家的眷念。出走之后从未再踏进旧家的大门。感情上的伤害使父母之爱的神话在她心中从此破灭。

历来文人所歌颂的神圣的父子之爱、母子之情在张爱玲笔下也显示出可怕的一面。“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作儿子而不作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3]即使是母亲身上所体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在她看来也并不能以此自豪，因为“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与之相应的是，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没有我们通常想象中的那种自我牺牲式的仁慈，更多的是毫无情义的自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破坏了儿子的婚姻，把媳妇折磨致死。被其耽误到三十岁的女儿，与留德归国的童世舫谈起恋爱后，她便大骂女儿“多半是生米煮成熟饭”，“火烧眉毛，等不及要过门”。尽管女儿因恋爱而戒绝了鸦片，她还要在长安宴请童世舫的席间演出了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张爱玲《金锁记》）

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使一个留学生心目中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烟片鬼，女儿一生中唯一一次爱情被她亲手扼杀了，幸福被葬送了。

又如《十八春》中的顾太太为了一摞钞票，明知女儿身陷魔窟却置之不理，成为蹂躏女儿精神与肉体的恶势力的帮凶。《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儿流苏受儿子、媳妇的欺负和人格上的侮辱，也不愿站出来为她说句公道话，一味避重就轻，让女儿大失所望。

母亲神话的消解与父亲神话的颠覆互为一体。封建旧家庭中的父亲在走向衰老的过程中，其作为道德、人格典范的美誉早已过去，为了自己生存利益的满足，他们身上一点点的血缘亲情也消失殆尽，有的只是自己私欲的满足。《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把女儿作为生存的资本，花光了她的积蓄后，又千方百计的利用夏宗豫对女儿的好感乞求工作，而在丢了饭碗后为了获得80万元的钱款，情愿让女儿给人做姨太太。《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把对妻子的憎恨转嫁到无辜的儿子身上，结果把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孩子虐待成为精神上的残废。《花凋》中的郑先生面对病危的女儿，听说要买药立即“睁眼诧异道：‘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我花钱可得花的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郑太太呢？“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他们的无动于衷，导致自己女儿的年轻生命被疾病夺去。而他们却在女儿的墓碑上把她形容成一朵花，美丽的天使，“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终于把笼罩在父母身上神圣的面纱撕破了，露出的是他们的自私与虚伪。

面对如此疯狂的摧残和残害，我们再来看看儿女们是怎样诚惶诚恐地生活着。《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儿长安在恋爱时想到母亲时的心态是这样的，“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一段多么绝望害怕的心理，反映出了长安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而长安如她自己的预言一样，最后的结局是“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

弗洛伊德著名的俄狄普斯情结包括一点，即“幼儿性欲在受到父亲的强大的力量的宰制，又亲自施以体罚获以阉割威胁时，会导致幼儿产生一种‘阉割焦虑，不得不屈从‘现实原则，压抑欲望，认同其父”。从长安的心态来看，我们可以体味到她对母亲深深的恐惧，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戕害，灵魂也变得支离破碎、惊慌不安，应该说她已经具有强烈的“阉割焦虑”了，与弗罗伊德所说的不同的是：她是被母亲彻底地“阉割”了。

父母狰狞的面目成为扼杀子女青春和幸福的刽子手，父慈母爱只存在于金钱构铸的“金锁”里，只是这把金锁锁住了血肉之情，锁住了天伦之乐。血肉之情是比不上金钱闪耀的。

三、兄弟姐妹

“兄友弟恭”“姐妹情深”一向是封建家庭引以为豪的家庭理想，“兄弟怡怡”“姐妹陶陶”的手足关系在衣食无忧、地位显赫的封建旧家庭中多能保持，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与旧家庭的日益衰败，传统的家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生存危机面前，充满诗意的兄弟亲情、姐妹情义开始暴露出其不近人情的残酷一面。往日掩藏在温情脉脉背后的人情冷漠、人性虚伪、手足相残的丑恶浮现出来。且不说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单是鲁迅在家道中落之后，他首先感受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残酷，其他各房对孤儿寡母的欺负。他到亲戚家避难，昔日备受优待的礼遇转而被冷眼所取代，且被称为“乞食者”，我们就不能不对人情的冷漠嗟叹许久。至于手足相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表现地更为突出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带着自己的私产回到娘家。虽然她年仅20多岁，且颇有姿色，但从未考虑过再嫁的问题，她慷慨地把自己的钱借给哥哥白三爷、白四爷去做股票、金子生意，然而她的钱被赔光之后，白家生存日渐艰难之时，他们却劝她以寡妇的名义去为死去的前夫奔丧：“你这会子堂堂正正地回去替他戴孝主丧，谁敢笑你？你虽然没生下一男半女，他的侄子多着呢？随你挑一个，过继过来。家私虽然不剩什么了，他家是大族，谅是拨你看守祠堂，也饿不死你母子。”与之相承相应的是四奶奶的冷嘲热讽：“我早就跟我们的老四说——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有沾上晦气！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三爷也把股票的惨败归罪于妹妹的加股，一向讲究礼仪廉耻的白公馆却上演着“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战争，此时流苏才认识到人情的虚伪和哥哥的不良用心。

《金锁记》中的姜家在老太太死后兄弟们开始相互争夺家产，七巧虽据理力争，财产分割一度出现僵局，但最后还是按原定计划分了家，“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兄友弟恭的理想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如果说白三爷、白四爷以及姜家兄弟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人世间悲凉的话，那么《十八春》中曼璐的自私就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了。顾家的大女儿曼璐为了撑持整个家族作了舞女和私娼，在青春渐渐逝去的时候，曼璐嫁给了吃交易所饭的祝鸿才。但她曾两次打胎，已失去了生育的能力。看到祝鸿才对妹妹曼桢垂涎三尺，曼璐为了自己婚姻的稳固，她设下了圈套，称病把曼桢引到祝府，让祝鸿才奸污，“借妹妹的肚子生个孩子”，以吊住丈夫的心。可怜曼桢被禁闭在祝府十个月，终于借在医院产婴之机，逃离魔窟。这便是一母所生、情同手足的亲姐妹！为了一己之私，就把妹妹推向万劫不复的火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在这些每况愈下的封建旧家庭中，亲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张爱玲苍凉的笔触中，无论兄、弟、姐、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谁是可以利用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争夺家产的对手！自私与虚伪已经渗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四、夫妻

张爱玲的名字是母亲黄逸梵在女儿小学入学时起的，据说是“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于是取名为“爱玲”。关于张爱玲名字的英文译法，通常译为“Eileen zhang”，有人考证说：“爱玲”这个字译自哪个英文词，她本人也没有说，也没有人考证过。有这样一种说法：“爱玲”这个词的音译，与汉语最靠近的英文字就是ailing，如果成立，那么“爱玲”的英文意思就是：烦恼，苦恼。从当时她母亲的心情处境来看，下意识地取了这个名字是很有可能的。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与烦恼为伴，这似乎又是一个不幸的征兆。旧式婚姻造成了父母感情裂变，带来了家庭的不幸与痛苦，这给幼年的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她与胡兰成之间的乱世之恋带给她的则是挥之不去的烦恼。张爱玲笔下的夫妻之情多多少少受到其自身的影响，而变得冷漠，如同交易一般。

中国的封建家庭自古以来所奉行的门第婚姻观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对家族的意义远大于对夫妻自身的价值，即使在没落衰败之际也是如此，造成了无数的悲剧，葬送了无尽的青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年轻时原本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让一个健康活泼的妙龄少女去陪伴身患绝症的残废人度过漫漫人生，何谈爱情？何谈幸福？姜老太太自知儿子的生理缺陷，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儿不可能与其结亲，她接受出身低贱的七巧实属别无选择，七巧只是姜家传宗接代的工具！

在传统社会，自出嫁之日起，女人就无可选择地沦为丈夫的私有产品，她们所面临的只有被遗弃。在《小艾》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五太太一听见声音就想着，不要是他回来了，顿时张惶起来，景藩（五老爷）是从从容容走的，态度很自然，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有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伸着一只脚，雪白的丝袜，玉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地隆起一大块，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无处容身，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那里进了半天，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张爱玲《小艾》）

一个失宠的太太张惶失措的心态就这样被绝妙地刻画出来。这就是曾经同床共枕的夫妻见面的情形，比之陌路又多了一份尴尬。夫妻间的冷漠比起婆婆对媳妇的折磨，父母对子女的摧残，手足间的无情更让人为之痛心。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似乎对爱情没有什么兴趣，她们感兴趣的是金钱，即使走出家庭，其目的也是为了寻找一个舒适的生存场所。《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年轻时不惜与家庭闹翻，自愿嫁个粤东富商梁秀腾做姨太太，她希望丈夫早点死去，以便自己过上既有钱又自由的生活。她嫁给他，为的是钱，谈不上任何情感的诱因。

婚姻被套上了金钱的枷锁，夫妻间变成了最明白不过的物质交易：他娶，为的是传宗接代；她嫁，为的是富裕生活。肮脏的交易使得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在金钱的照射下，变得苍白没有血色。所谓的“婚姻”是用来交易的契约，而“夫妻”关系是用来联系交易的纽带，至于爱情，是可笑的。

旧的家庭给张爱玲的精神创伤是沉重的，而这种痛苦的生命体验又是她一生宝贵的财富，她创作上的成功无不来源于她旧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的积累。正是因为在家庭、情感上的失落，才造就了张爱玲笔下的这些颇具讽刺意味的人物，以及这复杂而引人深思的人物关系。

注释：

[1]张子静：《<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3]张爱玲著：《流言·谈跳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参考文献：

[1]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2]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余斌.名家张爱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