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性谚语（精选7篇）
1.隐喻性谚语 篇一
语言隐喻性的自然科学维度
隐喻问题是当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之一.因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隐喻现象进行剖析.本文以自然科学作考察维度,论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从而进一步证明人们的思维是隐喻性的`,即隐喻无所不在.隐喻、思维和语言,尤其是语义,三者呈现出一体性.
作 者：王松鹤 Wang Songhe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刊 名：外语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年，卷(期)： “”(4) 分类号：H0-05 关键词：隐喻 认知 自然科学 思维2.隐喻性谚语 篇二
隐喻最早是作为一种修辞格存在的, 其研究也大抵局限在语言学领域。最早对隐喻做出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 他在《诗学》中对隐喻做出了定义:“隐喻是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 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 或从属到属, 或根据类推[1]。其后的两千多年, 隐喻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其研究领域也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艺术、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 愈发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在20世纪70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隐喻狂热”的时代。隐喻日益被视为解释和理解诸领域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途径。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过, 语言拥有着两种权力———“逻辑的权力”和“隐喻的权力”。在理性主义盛行的今天, 逻辑的权力无疑执掌着语言王国的霸权, 隐喻的语言被驱逐出科学王国。语言, 人类的家园, “居住着我们的躯体, 却安顿不下我们的灵魂。语言演变成了有效表达物质力量的符号, 却不再是具有精神力量的诱人殿堂。”[2]然而, 隐喻本身独特的人文文化魅力无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隐喻思维是参照一个经验域理解另一经验域, 它能使我们从既定世界进入可能世界, 是对于真实的一种想象性的把握。隐喻深切地植根于人类的语言、文化、认知、行为之中, 它关乎人们对实在的把握, 关乎人们精神世界的直接表达, 并与特定文化的独特意义紧密相连。解读隐喻的过程, 同时也是解读特定社会、文化、人类内心世界的过程, 它抛掉冷冰冰的精确的“科学语言”, 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和不可穷尽性的意义的世界。
二、儿童隐喻性陈述举隅与分析
儿童是什么?这似乎是有着众多答案却又无解的问题。众所周知, “儿童”的概念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但儿童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当我们谈论儿童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是在关注过去的记忆、当下的图景以及对未来的期望。”[3]儿童, 从来不是超越时间和地点的静止的抽象物, 儿童一定是处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 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儿童之于成人, 似乎一直是一个有待探究的奥秘, 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意义世界, 隐喻则是建立在对于某一事物深刻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把握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探讨独特的意义世界有着独到之处。笔者在这里试图借助隐喻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关于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儿童也日益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原型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中。本文拟对当下的儿童隐喻性陈述作初步的剖析, 以挖掘背后的深刻意蕴, 也许能为“儿童是什么”给出一份别样的答案。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可谓多如牛毛,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儿童隐喻。限于篇幅, 本文不打算从历时态的角度追踪儿童隐喻的变迁, 而把视角锁定在当下人们日常的话语体系中 (即便如此, 人们日常话语体系中的儿童隐喻也并不全是当下发生的, 很大一部分是原有文化历史与当下时代相互交织的产物) , 以下的儿童隐喻性陈述的分析并不能涵盖所有。在当下人们日常的话语体系中, 儿童隐喻性陈述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把握。
(一) 时间维度———指向未来
从时间的维度来分析儿童的隐喻性陈述, 不难发现, 很多的儿童隐喻不是面向当下的儿童, 而是指向遥远的未来。儿童是属于未来的, “儿童是新世纪的主人”、“儿童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民族的希望、世界的未来”、“未来的接班人”、“父母的希望”。从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 提出要把儿童当做儿童, 尊重儿童期的独特价值以来, 人们对于儿童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然而,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中, 儿童基本上还是“祖国的未来”, “家庭的希望”, 而不是当下的儿童本身。儿童期更多的被看做为成人生活做准备的时期, 成人似乎成了“远视眼”, 儿童的当下生活与体验被遥远未来的灿烂光芒所掩盖。
儿童的未来是什么?是理性的成人、是合格的公民、是有为的建设者。指向未来的儿童隐喻, 其本质是指向理性的成人社会, 儿童是未成熟的、有待发展的, 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理性的成人, 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角色。一方面, 理性的成人社会凌驾于儿童之上, 似乎整个儿童期的任务就在于未来的某一时刻加入成人社会;另一方面, 当下的儿童则被成人社会拒之门外, 成人与儿童的界限似乎只有在未来的某一刻被突破, 儿童期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突破。殊不知, “儿童不仅是将来的接班人, 也是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和享用者, 更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参与者。”[4]儿童当下的生活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不可重现的生活。阿里耶斯在《儿童的世纪》中写道儿童具有区别于成人的特殊本质, 儿童的生活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儿童不是成人的附属品, 不要把孩子的今天卖给虚无缥缈的明天。珍视孩子的当下生活, 重视孩子的当下体验, 这并不是摒弃未来, 正如杜威所言“随着现在于不知不觉中进入未来, 未来也就被照顾到了”。[5]
(二) 实在维度
1. 以植物隐喻儿童
以植物隐喻儿童由来已久, 儿童是小树、幼苗、种子, 是祖国的花朵。植物隐喻从某一层面揭示了儿童自身的特点。儿童如植物, 有自己发展的胚胎和自然生长的可能性, 同时儿童也具有差异性, 所谓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一粒黄豆种子是不可能长出西瓜的。植物隐喻凸显了儿童的个体价值。
另一方面, 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以及浇灌培育等外部环境与策略的支持。儿童是小树, 小树长出了枝枝叉叉就要修剪, 否则就成不了材。成材的标准是什么?成材的标准又是谁制定的?小树的成材标准无疑是人类社会制定的, 其标准是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或固土固沙, 绿化环境, 或成为优质木材, 服务于人们的日常需要。儿童的成材标准则是家庭、国家、社会制定的, 儿童的成材则意味着弃绝自身的未成熟性, 成为家庭生命的延续者、国家的合格公民、社会文化的承载者。植物隐喻在凸显儿童的个体价值的同时, 也彰显出儿童的社会价值。
2. 以动物隐喻儿童
儿童是小猫小狗是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以动物隐喻儿童也并不鲜见。有学者提出猫狗论的隐喻, “猫狗论的儿童观一方面认为儿童具有积极能动性, 儿童在体力、智力、情感、社会性、道德等方面都不同于成人, 儿童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语言, 儿童具有活泼好动的特点, 儿童的生活是游戏性的;另一方面又将儿童看成是成人的‘私有财产’。”[6]“把儿童比作小猫小狗, 这是由于成人, 尤其是父母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映, 在他们看来, 儿童是父母婚姻的结晶, 归父母所有, 父母可以左右儿童的命运, 控制儿童的生活, 决定儿童要做的一切事情。”[6]如果说动物隐喻与植物隐喻有什么区别的话, 动物隐喻更加强调成人对于儿童的主宰, 体现了儿童的附属地位, 消解了儿童独立存在的个体价值。
3. 以物体隐喻儿童
(1) 儿童是可塑造可填充之物
儿童是一块尚待雕琢的璞玉, 有待涂画的白纸, 需要进行加工的元件, 儿童是海绵、知识袋、美德袋, 所有这些儿童的隐喻性陈述表明儿童是可塑造可填充之物。这些隐喻无疑是成人从理所当然的理性社会的视角出发, 认为儿童是发展未完善的成人, 需要塑造、教育、规训, 以加入成人的理性社会, 否认儿童是有着自身价值、独立地位的社会属类。“社会化, 比如正式教育, 从高度的政治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暴力而又痛苦的过程, 所有的人被限制成为某一属类而不是其他”[8]。个体差异、多样化的自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处逃遁, 儿童不断弃绝标志自身差异的独特性, 各具特点、丰富多样的儿童不见了, 最终成为米德意义上众多的客我之一。
(2) 儿童是可保值可增值之物
儿童是家族的根, 是香火, 是暴利无限的“原始股”, 是永远的“绩优股”, 儿童是“摇钱树苗”。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在市场经济盛行的现代, 儿童被看做潜在的社会资本, 家庭、国家、社会是投资者, 根据投资的多少, 会有不同的收益。对于家庭来说, 这收益可能是家族生命的延续, 是家庭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 这收益可能是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投资于儿童, 就是投资于未来。“被称为后备力量的儿童, 从来都是一只‘绩优股’, 他们能保证社会永远套利‘增值’。也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下跌’的情况, 才有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和与众不同。”[9]“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在解释儿童概念时经常做的便是利用多种方式把儿童的个体价值转换成社会价值。”[10]在这里, 儿童的个体价值显然被置换成社会价值, 具体而言, 是经济价值, 最重要的, 不是儿童自己的经济价值, 而是儿童对于家庭、国家、社会的经济价值。
4. 以其他社会角色来隐喻儿童
儿童是“成人之父”、“大师”、“艺术家”、“哲学家”、“天生的表演家”、“最大的福音家”, 这类隐喻带有儿童崇拜的色彩, 认为儿童有美好的天性与潜在的创造力, 在某种程度上比成人更接近“大师”、“艺术家”的境界。然而仔细分析这些隐喻, 不难发现, 无论是大师、艺术家、哲学家还是舞蹈家或者其他, 他们全是成人理性社会的精英人物。以成人的精英人物来类比儿童, 表面看来此类隐喻是从尊崇儿童天性出发, 实际上仍然是以成人的视角来解读儿童、期待儿童。
三、儿童隐喻性陈述的反思
儿童是天使?儿童是恶魔?两种如此矛盾的特质又如此地统一在儿童身上。关于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色彩。
(一) 褒义隐喻
儿童是天使、精灵;儿童是太阳, 是永恒的春天;儿童是小皇帝, 小公主;儿童是天生的诗, 儿童是难解的谜;儿童是成人仰视的世界。有关儿童美好形象的隐喻不胜枚举, 儿童似乎一直也是抒情的对象。Chris Jenks把人们对于儿童的这类建构称为“高尚的儿童” (the apollonian child) 。儿童是纯洁天真的, 他们善良的天性被人们珍视为人类的本性。这些隐喻背后包裹着成人对于儿童的关爱、呵护与向往。
(二) 贬义隐喻
儿童是恶魔, 是“永远还不完债的小债主、寄生虫, 攀比与暴力者, 身缠百病的病原体、原罪源, 小冤家、小敌人。”[11]综观这些儿童的贬义隐喻性表述, 无一不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 当儿童威胁到成人的利益, 给成人的生活带来麻烦、不便时, 儿童就被认为是讨债的债主, 是甩不掉的负担。儿童由于自身的弱小, 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成人, 需要成人的支持。而这种依赖很多时候被看成是累赘和负担, 儿童也就成了成人社会的非法闯入者, 成人生活的骚扰者。
通过分析, 不难发现,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是褒义隐喻与贬义隐喻并存的。儿童的隐喻性陈述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冲突?儿童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回答这个问题, 一方面要考虑到儿童自身的特点, 儿童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儿童的未成熟性、可发展性, 至于如何看待儿童的未成熟性与可发展性, 这实际上就关涉到了人们的儿童观。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儿童观, 是人们根据社会需要对于儿童的一种社会建构。儿童的隐喻性陈述虽然是对于儿童的解释与赋义, 但却不是儿童构造的, 而是由成人构造的。在成人本位的社会中,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成人社会的烙印。儿童是天使抑或恶魔, 表面看来是相互矛盾的, 实则是成人从自身的视角与需要出发, 对儿童做出的赋义。当儿童影响到成人的利益时, 成人把儿童的未成熟性更多的看做累赘或负担, 这时的儿童就成为了“恶魔”或者“小冤家”。成人把儿童看做“天使”“初生的太阳”“祖国的花朵”, 这些“高尚儿童”形象的建立同样也是基于成人社会的现实需要, 或者是复杂的成人社会使得成人向往儿童单纯的世界, 或者是失落的现实使得成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儿童。
如果说儿童观影响到儿童的隐喻性陈述, 那么影响儿童观的则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随着文化价值观, 社会经济状况, 政治目的的变迁, 人们的儿童观也在不断地再建构中。特定的儿童隐喻性陈述实际上反映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儿童是家族的根, 是香火”, 这一隐喻根植于传统的封建社会, 这里的儿童专指男孩。传统封建社会重视宗族的传承, 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随着社会的发展, 该观念慢慢淡化, 但并没有全然消失, 现代社会中到处可见它的尾巴。“儿童是暴利无限的‘原始股’, 是永远的‘绩优股’”, 这一隐喻同样反应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儿童被看做潜在的社会资本, 对儿童进行投资, 即所谓智力投资, 收益大, 回报高。无论把儿童隐喻成香火还是绩优股, 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
四、小结
儿童的隐喻性陈述实际上是一种常以儿童形象来打造但往往充斥着成人权力意向的语言游戏。它基本上是从成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儿童, 深刻地揭示出成人-儿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深深地打上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烙印。
3.生活性隐喻性矛盾性 篇三
一、高考作文命题取向的生活性
最近几年，人们在评论高考作文题时，总喜欢为之贴上“关注生活”“贴近生活”之类的标签。这里的“生活”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命题人从未定的甚至是神秘莫测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中提取作文命题必需的元素，是命题人对生活的处理，需要对生活作出理性的判断，依靠的是思维的逻辑力量；二是要把提取的元素通过再现、再造、转换、组合等手段，根据学生的特殊生活建构一个体验的、情感的、想象的、价值的理解世界，这个理解世界是非理性的，是命题人对“生活”的构造。所以，高考作文命题的生活性是命题人在把握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的基础上为学生创设特殊意义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作文命题的生活性是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所谓高考作文命题贴近生活，不是对“一般意义的生活”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学生的特殊生活”的无原则迎合，而是命题人在“学生的特殊生活”与“一般意义的生活”之间，通过对生活的处理与构造来寻求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微妙平衡。丰富多彩的生活为高考作文题目的命制提供了无尽的资源，但也对命题人“处理生活”的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使高考作文命题在“学生的特殊生活”与“一般意义的生活”之间失去平衡，降低高考作文命题的质量。下述作文命题就是很好的例证：
2008年辽宁省高考作文材料是“青少年价值观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涉及的问题源自生活中的细节(公共汽车上不让座、过马路闯红灯、竞争可以不择手段、诚实意味着吃亏)。择取生活的细节并不意味着作文命题贴近生活的原貌，而且调查的主题紧贴时代的价值立场。当作文命题过于靠近生活，预设价值倾向，规限写作角度，命题人对生活的处理过于机械、生硬，对考生就是一种疏离。这样的作文命题实质是假借“贴近生活”之名来宣扬命题人的理性霸权，打压了学生言说的自由。
2009年辽宁省高考作文直接摄取社会生活中的热点话题——明星代言入题，其实是对生活的硬性切割。硬性切割的生活局部并非生活的本身，就像被肢解的手根本不能全面反映人体一样。另外，作文材料内容包含的五个“观点”，预设了思维路向，缺乏思辨的弹性。这种局限于某种时代趣味的作文命题，因为过于讲究一时一地一事的针对性而缺少灵活性、变通性，为考生留有的缓冲余地极为有限。
与其说2008、2009年辽宁高考作文命题的失误是技术失误(2008年的命题主要体现在价值先行，并规限写作角度；2009年的命题则表现为限定主题、预设观点)，不如说是命题观念出现偏差。这两年命题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命题人没有处理好“一般意义的生活”与“学生的特殊生活”的关系，没有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相反，2007年的作文命题(有这样一段由成功人士代言的广告语：“人生如登山，往上走，即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我能!”)因作文材料没有对规定的作文题目构成必要的限制，导致学生的言说时空急剧膨胀。尽管是命题作文，但写作的可能性过于宽泛，很难杜绝猜题、押题，不能有效地防止学生宿构，作文命题因过于靠近“学生的特殊生活”而未能达到检测学生写作能力的目标。所谓作文命题要“贴近生活”，就是要从“学生的特殊生活”出发，寻求“学生的特殊生活”与“一般意义的生活”的平衡点。这需要命题人转变观念，由“一般意义的生活”的代言人转为“学生的特殊生活”的代言人，由“命题”变为“替学生拟题”。“替学生拟题，是要有计划的，所以不能毫不思索地随意写一个；替学生拟题，是要斟酌时地环境和学生的程度的，所以绝不能抄袭模仿；替学生拟题，是要根据学生的学识经验与生活需要的，所以绝不能根据教师的学识经验。”“替学生拟题”就是要求命题人从学生的角度处理生活，通过作文命题消解“学生的特殊生活”与“一般意义的生活”之间的鸿沟，为学生与生活的对话构建平台。
二、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的隐喻性
为促进学生与生活的对话，2010、2011年的辽宁高考作文题汲取了前两年命题的教训，不再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复制或生硬的截取，而是选用、改造潜藏诸多细节的故事。这样调整的好处是：第一，故事内涵的多要素、多层面、多角度更符合人们对生活的直觉认识。这反映了命题人“处理生活”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第二，故事性的作文材料明显带有隐喻性，这种隐喻性命题不是对“一般意义的生活”的逃逸，也不是刻意营构的缥缈幻境，而是对“一般意义的生活”的全面而深邃的洞察，是为考生建构的与“一般意义的生活”平行的理解世界。命题构筑的隐喻性的理解世界是对“一般意义的生活”的投射，使学生从作文材料这面镜子中发现并认识“一般意义的生活”的本身。又因为隐喻以相似和联想为基础，直接与学生的直觉相联系，所以能使作文材料与学生的原初视野相融合，把“学生的特殊生活”与“一般意义的生活”联通起来。由此，高考作文命题人通过对生活的理性洞察并把它以隐喻性的形式呈现出来，使作文题成为学生与生活对话的有效平台，使二者的对话成为可能。其目的是要通过二者的对话促使学生的思维、心理、情感等发生突变，促进学生在言语探究活动中生成一种新东西，这才把高考作文命题“贴近生活”落到了实处。
作文命题的隐喻性有利于考生审题。考生在审题时，希望作文命题充满灵动的新奇感，充满阔达的想象空间，甚至充满思维的困惑与情绪的苦痛等因素。这种取向要求摒弃理性的僵死成分，让作文命题富有思维的弹性，具有多维解读的可能，有利于考生思维的开放、发散。
2010年辽宁高考作文命题为剔除--理性的霸权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作文材料由托尼三岁取糖而不得、二十岁舍大筐水果而取小筐水果、五十八岁替公司讨债时先舍九万英镑后得一万英镑奖金三个故事组成。作文材料不再主题先行，也未提示或规定写作角度，命题的理性转隐于作文材料的背后，体现于对“故事”的构造。这是比2008、2009年作文题进步的地方。但是故事也有不足：托尼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略显单调；托尼对人生的认识由三岁时只取不舍，到二十岁时明白舍大取小，再到五十八岁时懂得先舍后取，这个认识发展过程还留有线性的痕迹，三段材料所建构的问题场域显得不够开阔，作文材料蕴涵的对抗、冲突、矛盾相对偏少，以致活性基因不丰富。2011年辽宁高考命题汲取近几年的命题教训，选用的作文材料是改编自古希腊经典的“苏格拉底的苹果”，不再预设主题。故事中既有哲学家良苦用心与外在言行的分裂，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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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问答的张力；既有苹果“假”与真的冲突，又有学生应答之间的对抗：既有前提与结果的裂隙，又有故事发展中的矛盾。所有的混杂、交融、冲撞，构筑了一个开放性、建构性、交互性的问题场域。相互对立、歧义频现的各种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在理解世界的千沟万壑间穿行，使学生的视野与生活的视野交融、重构。至此，学生与生活的对话才具有现实意义。二者在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新东西将极大地扩展考生审题的可能向度，也为考生立意延伸出更为广阔的空间。从命题形式的隐喻性这个角度而言，2011年的辽宁高考作文命题可以说是近五年来做得最好的。
三、高考作文命题内容的矛盾性
高考作文命题的生活性使学生与生活的对话成为可能，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的隐喻性为学生与生活的对话搭建了有效平台，那么，学生与生活的对话何以发生?2011年辽宁高考作文题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作文材料是一个充满矛盾、颇有歧义的改编故事。故事中有“我与我”的不统一(哲学家的意与行)，也有“物与物”的不一致(苹果由“假”到真)，还有“人与我”的不协调(面对哲学家的提问，学生的回答截然不同)。这些不统一、不一致以及不协调的冲突、分裂、对抗，就是命题的活性基因。这些多元的活性基因能冲击、活跃、激荡考生的思维，把考生的原初体验推到“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则是考生创造力的栖息之所，而创造力最能够深入到考生生命体验的原初层面，与其独特的人生感受相互作用，产生独到的人生体验，进而调动考生的生命感悟，从而把考生的思维带入一个更广阔、更富有生机的新视野。作文命题如果缺少催化剂，就会钳制考生的思维，捆绑考生的心灵。比如2008年辽宁高考作文材料在列举了一些调查数据之后指出：“有人认为，这些数据显示出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对社会公德及个人品德的价值判断模糊甚至错误。有人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推断出多数青少年思想仍然很健康、很阳光。有人认为‘难以评价’就是因为不想简单地赞同或反对，恰好表现出当代青少年思想多元化、个性化。”这三句话，其实是命题人对调查数据的理性解读，是对考生的审题立意提出的限制与规约，把考生发散的思维引入预设的理性轨道。当这些理性的思考进入高考作文命题之中，就会使作文材料变得僵化，有些“死性”。缺乏必要的活性基因，突显理性强势的作文命题，压缩了考生联想的时空，束缚了考生想象的翅膀，排挤了考生情感的世界，也限制了考生的创造。因此，2008年的作文命题在形式上不具隐喻性，在内容上因没有活性基因而缺乏矛盾性，命题质量也就不高。
与2008年相比，2D09年辽宁高考作文题在命题内容的矛盾性方面有所突破。命题内容虽然涉及了明星、产品、广告、监管部门、媒体、消费者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矛盾>中突，但它是以观点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观点在本质上是命题人对讨论主题——“明星代言”的理性预设。这些观点有的因分属不同的视野而无法构成对抗，有的因平行关系而无法构成矛盾，使命题所敞露出来的思辨可能性变得极其有限。由于论坛主题——明星代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再加上作文材料观点先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生言说的自由。这样的命题只是在学生与生活之间虚设了对话平台，学生与生活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高考作文命题质量不高也是导致部分考生在作文中说套话、假话的原因之一。
我们从是否具有活性基因的角度来衡量高考作文的命题质量，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够诱发考生的感动情愫，是否能够激发考生的想象动力，是否能够为考生提供构思的自由，是否能够为考生创设再造的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2011年的辽宁高考作文题是非常出色的，对后续的高考作文命题来说，极具借鉴的价值。
综上所述，命题取向的生活性是高考作文命题的基础，命题形式的隐喻性是提高高考作文命题质量的保障，命题内容的矛盾性、激活性是高考作文命题成功的关键。可以认为，生活性、隐喻性、矛盾性是高考作文命题未来发展的趋势。
4.隐喻性谚语 篇四
通常情况下,隐喻机制将最基本的知觉动觉经验投射到主观情感经验之上来实现对其概念化,但受时空维度的限制,有的概念更多地要参照主观经验本身,一些来自于生活之中涉及到身体的经验,包括大脑神经活动、 身体行为、生理反应、以及身体各器官与环境和事体的互动经验成为具身性模拟的现实基础。在情感隐喻源域和语境的提示下,具身性模拟在神经元、感知和想象层面同时自发性展开,通过部分再现大脑和身体曾经经历过的与具体情感概念相关的情感状态,激活有关知觉、 感知和行为的心智经验,从而加快和加深个体对情感隐喻的理解。
二、具身性模拟的无意识性和自动性
模拟是一种想象行为,与亚个人化过程(sub-personal processes) 有密切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模拟的实施是自动的,不包含重要的意识性考量。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故意想象自己在参与某种身体行为,但是这种心智模拟等同于对行为的无意识感知。许多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
具身性模拟是认知心理学在语言意义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新观念。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Benjamin Bergen认为,传统观所持的语言加工仅由人体大脑的左半球负责的观念受到了挑战,研究证明,大脑中负责行为和感知的区域同样也参与了语言加工。这些区域与具身性模拟有关。
西方许多语言学家将具身性模拟这一想象性行为用于隐喻构建研究之中。Gallese & Lakoff(2005)指出, 模拟对创造隐喻概念发挥重大作用。相关研究表明,有关情感方面的模拟能够促进情感隐喻的识解。Havas & Glenberg(2007)做了一个著名实验。让被试者用牙齿固定笔来模拟欢笑表情(高兴情绪),用嘴唇固定笔来模拟抑制笑容的表情,然后让被试者分别阅读愉悦的句子和不悦的句子,并在这两种表情情况下对两种句子做出判断。结果显示,被试者在欢笑表情下对愉悦句子的判断快于对不悦句子的判断;同样,被试者在不笑的表情下对不悦句子的判断快于对愉悦句子的判断。此实验说明,情感模拟对语言理解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 某种情感模拟有助于对与之相一致的语言表达的理解。
5.认知视角下的名词性隐喻研究 篇五
关键词：隐喻；名词性隐喻；映射；认知域
传统的隐喻理论把隐喻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活动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各种理论著述的涌现，现代隐喻学理论明确的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认知现象。语言中的隐喻正是这种认知活动的反映和手段之一，而且有多种表现形式。根据隐喻的句法特征，我们可将其分为名词性隐喻和谓词性隐喻。一般情况下，名词性隐喻更易辨认，理解性更为丰富。其原因是：大多数名词为指称词语，人们更易捕捉到规约化的指称和非规约化的指称，或语义矛盾；由于名词词语指称的事物更易想象，更具有意向性。因此，本文主要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尤其是从隐喻的本质、分类以及隐喻的认知机制——映射理论出发，再结合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的名词性隐喻事例，主要通过运用隐喻映射理论来分析具有不同语法特征的三类名词性隐喻的产生原因以及它们各自所涉及的两个认知域之间是如何映射的，旨在为这类隐喻句法类型的理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解读方式。
一、隐喻的认知观
现代隐喻学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较为系统的论述了隐喻的认知观。隐喻不仅仅指隐喻的语言形式，而且指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隐喻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经历。对待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凉席的认知方式。隐喻概念在一定的文化中又成为了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整体，即隐喻概念体系，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隐喻理论又被称为概念隐喻理论，起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认知域之间的隐喻映射以及隐喻如何制约人类思维和行为的。
（一）隐喻的本质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事物。在语言使用之初，人们首先创造了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汇，通过对抽象事物的认知来获得抽象的思维能力，借助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汇来表示抽象的概念，由此逐渐构成人类隐喻性的思维体系。隐喻的发生涉及两个不同的认知域，其基础为两个独立的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这两个由相似性而建立了相互关联的域被称为始源域和目标域。通常是比较熟悉的事物为始源域，而相对陌生的事物为目标域，隐喻能够帮助人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和特点来认知目标域的结构和特点，因而具备了认知功能。
（二）概念隐喻的映射机制
隐喻不是语言表达极其意义的特征，而是整个概念认知域的特征。概念认知域是某个社会文化中个人或集体关于某个领域的知识在大脑中的表征的集合。根据隐喻的本质，概念隐喻涉及两个认知域，分别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通常表现为两种关系的对应，分别为实体对应和关系对应。前者为两认知域内的要素之间的对应，而后者指始源域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目标域内的要素之间的对应。
除了上述两种对应外，隐喻的概念本质的另一个结果是始源域的某些推理模式可传递至目标域。在始源域中，如果甲方摧毁了乙方的武器，那么甲方就可能赢得战争，这样的推理映射到目标域中，如果甲方推翻了乙方的论据，那么甲方就会在辩论中获胜。
（三）隐喻的分类
隐喻的分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按照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主要从隐喻映射机制的实质，认知功能以及新鲜程度和使用频率的角度，将隐喻分为“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与结构隐喻、“根隐喻与派生隐喻”以及“新鲜隐喻、一般隐喻和死喻”。
二、隐喻映射机制对名词性隐喻的认知分析
名词性隐喻就是指名词构成的隐喻，是隐喻句法构成特征的其中一种。下面我们将从隐喻的映射机制出发，再结合实例，从认知角度来解释以下三类具有不同语法特征的名词性隐喻产生原因和认知途径：
（一）充当主语、宾语、表语、同位语等成分
1.作主语
（1）赞助商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竞争对手。
挑战是从根隐喻“经济竞争是战场”派生出来的，始源域是战场，目标域是经济竞争。隐喻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结构隐喻是指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有着规律的对应关系，始源域的认知结构被系统的映射到目标域，虽然不是全部，但这样的映射关系是单向而多层的。以上隐喻均为结构隐喻。
2.作宾语
（2）翻过了高山，穿越了迷雾，我爱你依然纯如朝露。
（3）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
以上都是描写爱情的句子。可看出“爱情”在汉英两种语言中都被隐喻成了旅行==旅程，一方面反映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描述爱情方面存在思维共性，另一方面暗含了“爱情是旅程”这一共同的概念隐喻。其中，旅程是始源域，爱情是目标域。“高山”和“迷雾”体现了旅程中“障碍”与爱情的“困难”的实体对应以及旅程中“走路的人遭遇旅程障碍”与爱情的“恋爱中的人遇到困难”的关系对应；“our separate ways”说明了旅程中“岔路口”与爱情的“感情的分歧”的实体对应和旅程中“走路的人之间结伴或分开”与爱情的“恋人之间的和与分”的关系对应。
3.作表语
（4）地球是人类的母亲。
（5）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我们可知它们都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前者把“地球”拟作“母亲”，后者把“兴趣”拟作“老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说，也许最明显的本体隐喻是指将物理对象进一步确定为一个人，这使我们能够从人类的动机、特征和活动来理解各种各样关于非人类实体的经验。但是，拟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一般过程，每个拟人化都会随所挑选出的人物的不同方面而发生变化。由此可知，例（4）（5）均属于本体隐喻，前者将喻体（母亲）中养育后代特征转移到本体（地球），后者将喻体（老师）中具有启发学生的特征转移到本体（兴趣）。
此外，还有一种在句中作表语的名词性隐喻是根隐喻派生出来的，这些隐喻往往存储在人类概念体系之中，一般不被人们察觉，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早期认识。据统计，普通语言中大约70%的隐喻表达式都是由根隐喻派生出来的。这些隐喻概念不仅在思维和语言中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而且与文化具有一致性。
（二）充当所有格、名词修饰语
首先，对所有格形式的名词性隐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其中，演说者使用了大量生动的所有格形式的名词性隐喻，例如：beacon of hope（希望之灯塔），flames of withering heights（熊熊火焰之山），long night of captivity（被困在漫漫长夜），manacles of segregation（种族隔离之枷锁），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美国社会的角落），the bank of justice（正义之金库），riches of freedom（自由的财富），sunlit path of racial justice（种族隔离之光明大道），quicksands of racial justice（种族不平等之流沙），palace of justice（正义之宫）等等。从隐喻的映射机制来看，这些名词性隐喻都把具体的概念映射到抽象的概念上，力图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从而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认知和修辞效果。另外，所有格形式的名词性隐喻在人体隐喻化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例如：the beds head（床头），eye of a needle（针眼），head of an arrow（箭头），lip of a bowl（碗口），neck of a shirt（衣领），arm of a chair（扶手），foot of a mountain（山脚）等等，这些都是从人体域到具体物体域的映射；head of state（州长），skeleton of a story（故事的核心），heart of a city（市中心），heart of a problem（问题的实质）等等，这些都是将人体域映射到抽象域。
其次，充当名词修饰语成分的名词性隐喻有：手心、心头、额头、肩头、脚趾头、眉头、脚心、手背、心口、脚脖子、腿肚子等。从隐喻的映射机制来看，这些隐喻都是人体域内两个器官之间的结构映射。作为双域的两个器官之间具有这样的关系：一个为中心词，充当目标域；另一个为修饰成分，充当源域。例如，在“眉心”一词中，中心词“眉”为目标域，修饰词“心”为源域。他们之间的映射表现为把源域里心位于人体中央这一位置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从而隐喻性的表达了“两条眉毛的中心”这一概念，既准确又便利。
（三）其他类名词性隐喻
有一部分名词性隐喻又可称为命名式隐喻。绰号就是一种典型的命名式隐喻，如“学霸”（成绩优异又刻苦努力的好学生）、“学神”（天资聪颖、效率高、成绩好的学生）、“学渣”（成绩处于下层的学生）、“特困生”（一上课就睡觉的学生）、“男神”（长相帅气的男生）、“女神”（美丽漂亮的女生）、“月光公主”（每个月工资都花的精光的人）、“四眼儿”（戴眼镜的人）。这类隐喻常以本体中较为显著的特点为基础，用不同的喻体来喻指具有不同鲜明特征的本体。他们的特点往往是具体语境中用来指称某些与字面意义不符，但大家都熟悉其指称对象的隐喻。
三、结语
现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认知现象。语言中的隐喻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并且反映了人类思维的隐喻性。根据隐喻的句法特征，我们可将其分为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介词性隐喻等。然而，本文通过运用概念隐喻映射机制，再结合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的名词性隐喻语料，仅详细的探讨了三种具有不同语法特征的名词性隐喻的产生原因和认知途径。通过对这些名词性隐喻的例子的分析，发现这类隐喻不仅与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经历或体验嘻嘻相关，而且已经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1]戴卫平，于红.“eye”的隐喻研究[J].英语研究，2009.
[2]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徐盛桓.隐喻为什么可能[J].外语教学，2008.
[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隐喻性谚语 篇六
关键词：隐喻性小说 张爱玲 中国文学传统
我国的张爱玲小说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涉及到了较多的文化问题，当前我国的张爱玲文学研究还比较分散。本文将张爱玲小说艺术放置在中国文学传统这一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对张爱玲所独创的隐喻性小说艺术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究，希望能够推动我国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的发展。
一、张爱玲隐喻性小说的诗学设想
隐喻性小说这一小说类型是张爱玲的独特创造。张爱玲继承了中国文学将诗歌和小说融为一体的传统，创造了隐喻性小说。张爱玲汲取了说书体小说中的叙述和审美传统，并继承了诗性小说中重视喻说和抒情的传统，将其融汇在小说的文本中。
（一）隐喻性小说的特点
以诗性为逻辑是隐喻性小说的根本特点。所谓的诗性逻辑也就是对原始人类的最初智慧——诗性智慧的支配逻辑。其突出特点是意象，其喻衣为虚构世界和意象，其可能的暗示意义和喻衣构成一种相似性。
（二）张爱玲小说的诗学设想依据
诗学指的是通过对张爱玲隐喻性小说的特点和形态进行描述，对叙述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故事特点和审美理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概况总结，从而形成了小说诗学。张爱玲隐喻性小说的诗学设想主要有以下几个依据。
1.作为整体性存在的意象与隐喻的关系。所谓的意象指的是能够被感知的视觉形象，是一个感觉的遗留，是在心中重现的知觉和感受。意象作为一个心理事件能够与感觉相结合，这是意象的主要功用所在。所谓的隐喻指的是整体性存在的意象，也就是能够与整体意义构成一定相似关系的意象。从小说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看，小说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可以作为作者精神活动与心理活动的依托。西方“通篇性讽刺”理论认为作者能够采用一种特殊的篇章结构，使全篇贯通双关意义。既然讽刺性的结构可以贯穿全篇，那么意象同样也可以结构性地对全篇进行贯通，小说世界的意义与意象之间能够形成相似性关系，也就形成了隐喻性小说。
2.小说是隐喻存在的一种形态。隐喻有宏隐喻和微隐喻之分，微隐喻只包括修辞上的隐喻，而宏隐喻则更注重语境因素和语义，这也是隐喻小说的学理基础。当隐喻贯穿全篇时，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就与隐喻有了契合。
3.我国的诗性传统有两个重要体现：第一，言之有意，也就是所谓的“诗缘情”“诗言志”。第二，修辞性比喻以审美为中心。借助于文学这一语言艺术来更好地传达“意”，这就需要对语言进行修饰，只有这样，才能用有限的“言”来表达无尽的“意”。作家倾向于用喻说思维来表情达意，这种思维对张爱玲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张爱玲隐喻性小说的机制、形态以及特点
（一）隐喻的生成——故事整体与意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能够与整个故事形成一种相似性，甚至可以统领和命名整个故事，也就是意象与故事的意义彼此相关。读者能够长久地感受到意象的色彩，并不断品读出意象带着玄机与哲理的韵味。这也是张爱玲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隐喻性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故事情节，更在于读者能够从故事中体会到超越时空和情境的品质。这种情形在张爱玲小说中有两方面的体现。
第一，实体性意象，也就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物件，代表为《连环套》和《金锁记》。连环指的是“一个套一个”，比喻一个接着一个、相互关联，套有众多的引申义，在此理解为圈套。连环套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一个接一个的圈套。这样就让实体性意象具有了情欲与感觉，用来解释一种人生状态。
第二，虚性意象。虚性意象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作家在故事中用艺术手段所呈现的，其具有可概况、思索、意会、生发和品位，代表作品为《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这些作品的意象与完整的故事相似，并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追问，引起形而上的意义与思考。例如，“倾城之恋”的意义在于以一座城市的毁灭为代价而成就的婚姻，那么如此巨大代价的婚姻又有怎样的结局呢？在不断的追问中产生了无穷的意味。意象与故事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话语世界，形成一种隐喻。
张爱玲并不追求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完整的人物性格，而是以人生作为故事的根本，并不侧重于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故事的含义是由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用故事来启发人生的哲思。作家运用诗性智慧将其对人生的体悟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凝结成为意象。这也是张爱玲小说以片段、场景和场面描写为主的原因，艺术策略在于以此来描写人生。人生与意象具有某种隐喻关系，这种意象并不是关于某个具体人物的，而是关于整个人生。例如，《倾城之恋》并非讲述范柳原和白流苏的个人故事，而是讲述一座城市的倾覆与一场平庸的婚姻之间宿命的故事。
这就意味着张爱玲无需对人物经历的严谨和人物性格有过多的顾忌，可以自由展开场景、场面和片段描写，正因为人生而记住人物，又将人生的特质凝结成为特定的意象，使之成为令读者回味的话题。在我国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也同样存在着故事魅力原则优于人物魅力原则的情况。
（二）整体性故事寓意的生成——意象与情调心绪的关系
张爱玲小说中具有丰富的意象，在其描写和叙述中还存在着一些分散型意象，分散型意象具有不同的隐喻程度和方式。例如，金锁记中的月亮这个意象与金锁意象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金锁意象是通过整个故事情节自然显现出来的，能够比较容易地被读者所领悟。而月亮意象的创造者通过了全篇的意境营造，每次出现月亮时都具有不同的隐喻寓意。首先，月亮能够营造久远的30年前的故事氛围。其次，月亮可以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内涵进行隐喻。太阳意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比较常见，张爱玲陌生化处理太阳，将太阳作为旁观者，来进行角色的塑造。例如，“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代表虚幻，“敝旧的太阳”令人窒息，“煌煌的太阳”代表执著，等等。
三、张爱玲小说叙事形态中的隐喻性
张爱玲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性传统，依托于特定的叙事形态来创作隐喻性小说。我国的白话说书体小说具有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将读者假想为听众，对读者讲故事。为了之间的审美关系，就需要将说书人的评论、人物对白和描绘与叙述融为一体，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述。张爱玲小说就继承了说书体小说的传统。张爱玲小说叙事形态中的隐喻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张爱玲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少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仅限于开头部分，开始叙事后自然转换到全知叙事。以《第一炉香》为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这就是对说书体小说全知视角叙事的一种继承，说书人既与听众保持一定距离，又将自己的观念与书中的故事融为一体。这也说明张玲已经具有成熟的读者意识，采用全知叙事能够更好地与读者进行沟通。在张爱玲的隐喻性小说中，叙述者与作家融为一体。
2.在叙述中融入议论和感慨。张爱玲小说始终在回忆状态下进行议论、感慨和叙述，体现出了小说的回忆性本质。回忆的叙述本质是叙述者能够对整个故事进行反思和品味，从而产生一种苍凉感。回忆性的叙述也能够通过叙述者的议论和感慨对读者的想象进行暗示。张爱玲隐喻性小说中的感慨和议论还起到了转换与过渡的作用。这样使张爱玲的隐喻性小说从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脱离出来，切入到人的精神归宿的探讨，体现出一种终极关怀。
四、结语
张爱玲的隐喻性小说通过辅助性意象和故事来对读者进行暗示，使读者可以不断地对故事的意义进行探索，这种内涵超越意识形态和阶级，不受历史阶段的限制，具有人类性。张爱玲的隐喻性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性叙事和说书体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注重与读者的沟通和对话，并将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和理解意象化，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俐俐.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我国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以李渔《合影楼》为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杨青泉.张爱玲研究的“关键词”——张爱玲研究回顾[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3]林幸谦.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4）.
7.隐喻性谚语 篇七
隐喻是认知主体从一个熟悉的认知域、始源域到未知域、目的域之间的映射, 以此来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 更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手段。本文以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水平中高级俄罗斯留学生为调查对象, 分析了俄罗斯留学生在汉语隐喻习得过程中容易形成的一些偏误, 分析了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教学方法。希望能够帮助俄罗斯留学生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更轻松易懂的学习掌握隐喻知识。根据调查, 我们得知:俄罗斯留学生与东南亚国家留学生相比, 在学习汉语隐喻的过程中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受语言 (俄罗斯国家语言属于斯拉夫语系, 而东南亚国家大多使用汉字或者历史上使用过汉字, 汉字属于汉藏语系) 、文化、思维、风俗等等因素的影响。
二、俄罗斯留学生对汉语隐喻性话语理解
根据韩礼德的语境理论, 我们将隐喻例句问卷涵盖不同的领域, 这些领域都是俄罗斯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经常接触到的, 包括动物类, 颜色类, 植物类, 数字类, 身体部位类等。
三、偏误原因分析以及教学方法
(一) 偏误原因分析
汉俄两个民族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 生活条件、风俗习惯各异, 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概念系统, 对外面的世界有着自己的感知和认识, 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即我们所说的汉俄思维差异。汉俄思维的差异决定了汉俄语言的差异。
而通过调查得知, 学生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产生偏误的原因主要就是母语的负迁移作用。因此, 在课堂上, 教师要善于因势利导, 激发学生与汉语一致的认知背景, 通过母语文化的正迁移来巩固对词汇意义的理解。对于汉语水平中高级留学生来讲, 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知识, 教师在授课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目的语, 使目的语与学习者的思维建立联系。帮助学生建立目的语认知框架以代替原有的母语认知图式。只有在大量的目的语言实践中, 才能养成自动的言语熟巧和语感, 达到直觉掌握目的语的程度。
(二) 针对偏误采取的教学方法
1. 培养学生的隐喻意识
在问卷调查中, 中高级汉语水平的俄罗斯留学生能正确指出其隐喻含义的概率只有45%, 问题在于直白表述所占比例过大, 这表明俄罗斯学生的隐喻意识程度较低。因此学生要自觉地培养隐喻意识, 培养隐喻意识可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源域和目标域形成关系的相似性, 认识到隐喻是日常语言极普遍的组成部分; (2) 认识到隐喻性表达所隐含的喻体; (3) 认识到隐喻性表达的非任意性; (4) 认识到喻体中可能存在的跨文化差别; (5) 认识到隐喻性表达的跨文化多样性。
2. 提高学生的隐喻能力
作为一种语言能力, 隐喻能力在教学法上平行于传统意义上第二语言教学所注重的语法能力和交际能力, 目前, 留学生隐喻能力的培养也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瓶颈。笔者将隐喻能力总结为: (1) 词义逻辑扩展能力; (2) 发现事物之间的隐性联系的能力; (3) 推断出隐喻性词汇特征的能力; (4) 比较这些特征并将其迁移到其他具有共性的词语的能力; (5) 跨越母语的隐性认知机制和目标语的认知机制的差异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2]、何孟良.汉俄思维方式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M].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3]、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2003) Metaphors we liveby.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赵琳娜.俄汉语言中动物名称隐喻的对比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5]、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