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读后感(精选3篇)
1.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篇一
《大唐西域记》一部真实版的玄奘西游记
取经归来著成《大唐西域记》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为了瞻仰佛迹,寻求佛理,自三国至明代的一千多年间,西行求法的高僧不乏其人,像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时期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就是突出代表。此四人中,法显有《佛国记》,玄奘有《大唐西域记》,义净有《南海寄归内法传》传世。而这三部行记中,《大唐西域记》则以其翔实、深入而著称。
那么,《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如何编纂而成的呢?这还要从玄奘立志西行取经说起。
明代吴承恩写了一部名著叫《西游记》,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僧――唐三藏。唐三藏历史上确有其人,就是玄奘,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
玄奘俗姓陈,名?t,玄奘是其法号。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幸的是父母早亡,家道逐渐困窘,于是便跟随其兄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这期间,他涉猎了小乘和大乘佛教。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仅13岁的玄奘在洛阳剃度出家。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中原战火蔓延,玄奘与长捷为避战乱,西入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十数年间,他参谒宿老,拜访名师,足迹所至,几近半个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再次来到长安,此时他已通究佛经,造诣日深,誉满京师。然而,由于高僧派系的不同,玄奘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疑惑,佛教中同一个问题不同派系的解释和观点往往大相径庭,这使玄奘无所适从,不能够辨别真伪。此外,玄奘还感觉到佛教经典的译本太少,并且有些译本存在明显的错误,文笔拙劣,词不达意,很难满足研究的需要。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玄奘产生了去佛教中心印度取经的想法。
不久,玄奘结侣陈表,申请去印度西行求法。但当时朝廷对百姓出国限制极严,玄奘西行没有获得唐朝政府的批准。不过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贞观元年(一说是三年),玄奘离开长安,经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越阻涉险,历尽艰难,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印度。在印度,玄奘拜访了很多高僧,深入研究佛学经典。同时,他还刻苦学习梵文,为日后翻译佛经奠定了基础。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7尊佛像、657部经书、150 粒舍利学成东归,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
据史料记载,玄奘归国后,受到朝野隆重欢迎,甚至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召见,还为他在长安设立译经院。译经之余,在唐太宗的勉励敦促下,玄奘口授、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
《大唐西域记》堪称一部真实版的玄奘西游记,全书十二卷,共十余万字,记载了玄奘西行途中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南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
该书内容异常丰富,对各地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名称、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艺术、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且记事谨严有据,行文简洁流畅,是我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史地名著,其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影响大大超过了游记的意义。
《大唐西域记》的编撰目的
玄奘西行数万里,是他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基本条件。但玄奘写作此书的目的,则与他西行的动机不大相同。如果说玄奘西行的动机是一种宗教使命感,他写作此书则更多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
目的。
在玄奘返国的时候,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太宗皇帝正想消灭严重威胁唐王朝西北边境的西突厥,以求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和其他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发展友好往来。为此,唐太宗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恰好,刚刚回到长安的玄奘,有着跋涉西域十多年的亲历见闻和最新情报,这是难得的第一手宝贵材料。
于是,唐太宗在戎马倥偬之际,迫不及待地召见当年私逃出国的玄奘,一见到他就“广问彼事”,并嘱咐“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玄奘写一部关于西域的“情报”著作,并作他的西域顾问,这一点实际是他们关系的真正基础。
经历过十多年西域各种社会制度、政治场合和环境的磨炼,此时的玄奘对于唐太宗的真正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而对唐太宗的要求,他也是慨然应允。不到一年,《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就完成了。玄奘在进书表中说:“班超候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充分表达了他的心迹:要追仰我国经营西域的著名前辈张骞、班超,写一部关于西域的综合著作。
可以说,玄奘写作《大唐西域记》,是出自一种强烈而成熟的政治使命感,他把个人的所见所闻,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在这一点上,玄奘比其他游记作者视野更广阔,精神境界更高。也正因为如此,书中很少写个人的事,很少专写佛迹。至于他所记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况,是否关乎佛教,是否投己所好,也都成为次要的了。
《大唐西域记》的现代价值
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记》一书不仅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湮没,反而更加显示出其灿烂的光辉。19世纪以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国文字,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以说,这部书既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和考古文献,又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史料,同时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另两种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无论是在学术还是文化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而这部书正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基本史籍。玄奘西行,经行了“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道:自瓜州(今甘肃安西)至伊吾(今新疆哈密)间,为躲开烽隧,取大体平行于传统驿路的路径,这可以概言为北道。由伊吾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到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又是沿天山南麓行进,这是隋朝外交家裴矩所说的中道。沿姑墨折而北上,越过帕米尔高原至可汗王庭,经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附近)至石国(今塔什干附近)又是沿裴矩所说的北道。至于返国东行,走的则是南道(昆仑山北麓)。另外玄奘三越帕米尔高原,西行远至阿姆河,而这一段正是“丝绸之路”最关键、最艰险的一段,也是别的旅行家记述最缺乏的路段。亲身的经历,加上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翔实的史料记载,使得《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既周密又具科学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这部书补充和丰富了中亚、南亚史籍的不足,特别是为我们了解印度历史提供了很大帮助。
七、八世纪时,中亚、南亚有许多地方还处在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末期。即使是印度,也是无论公私都不记历史,这与中国的习惯完全不同。用阿拉伯史学家阿尔-伯拉尼的话来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顺序……他们总是代之以故事。”正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使黑暗中稍放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今天,《印度通史》的作者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克说:“中文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载。”“他(指玄奘)的叙述是有关戒日王时代的印度政治和宗教情况的资料的真正宝藏。”直到今天,我们学习中亚、南亚史,特别是研究印度史,都离不开《大唐西域记》这部书。
最后,书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也值得一提,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我国古代忘身求法的高僧很多,尽力于翻译事业并取得成就的人物也不是少数。而目标的明确、意志的坚定、学识的丰赡、力行的彻底和成绩的宏富,则以玄奘法师为第一人。他这样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一切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崇敬。一千多年来,他的形象一直流存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大唐三藏法师’成了妇孺皆知的名字。他到西方取经的经历,甚至衍化为传奇故事,对于我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起着不小的激发作用。”玄奘这种为了寻求心目中的真理而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崇高精神,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大唐西域记》选读
印度月兔的由来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惟兔空还,游跃左右。
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还,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蕴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卷七?五国?婆罗?[斯国)
成劫(佛教认为一“劫”包括“成”“住”“坏”“空”四个时期)初期,在这片树林中,有一只狐狸、一只兔子和一只猿猴,三兽虽不同类,却彼此亲爱和睦。当时,天帝释想考验三兽中修菩萨行的,于是下凡变成一位老人,对三兽说:“你们几个还平安吗?没有担惊受怕吧?”三兽答道:“我们在丰美的草丛和密林中游玩,不同种类,一同欢欣,真是既平安又快乐啊。”老人说:“听说你们几个情深意厚,所以我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特地从远方来此依附你们。而今又饿又累,你们用什么招待我呢?”三兽说:“请在此稍等,我们会抓紧去找食物。”于是三兽同心协力,兵分三路,各处求食。狐狸沿着河边找,衔回一条鲜活的鲤鱼,猿猴在树林中采摘到奇花异果,一起回来给老人献食。只有兔子空手而归,还在周围游走跳跃。
老人对三兽说:“在我看来,你们之间并不和谐。猿猴和狐狸志趣相合,都能用心办事。只有兔子空手而归,没有什么供我食用。从这件事情上说,确实可以了解你们啊。”兔子听了老人的讥讽,对狐狸和猿猴说:“多堆积一些柴草,我将做有用的事。”狐狸和猿猴竞相奔走,衔来干草,拽来木柴,堆在一起点燃,烈火烧得很旺。兔子说:“仁者啊,我卑贱拙劣,难以满足你的要求,请让我用自己微小的身躯,权且充当你的一顿饭吧。”说完跳入火中,很快就烧死了。这时老人恢复天帝释的本来面貌,除去灰烬,收拾骸骨,悲伤叹息了很久,对狐狸和猿猴说:“为何弄到这步田地!我被它的诚心所感动,不能埋没它的功业,我把它存放在月亮之中,以流传后世。”所以那里的人都说,月亮中的兔子,是从那时才
有的。
2.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篇二
总体观之, 研究者已经特别留意《西域记》中的这些故事对中原文学的影响, 就单个故事的研究来看, 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事实上, 《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类型多、来源不一, 其文学价值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从研究的思路来看, 多数研究者主要着眼于故事传说的传承方面, 对这些故事传说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向、跨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就中国古代行记的总体情况而言, 《西域记》以如此大量篇幅记写故事传说, 实为罕见。《西域记》的故事, 多是受到了佛经的影响, 但也有玄奘采自民间的故事。可以说, 《西域记》不仅作为一个媒介将佛经中的故事重新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而且也记写了很多佛经中所没有的故事。《西域记》中的故事是随着玄奘行踪以及所见遗迹串联在一起的。玄奘在行进途中所到佛迹、寺院、山川、荒城等处总是有故事伴随, 随着玄奘行踪的推移, 读者也期待更精彩的故事发生。所以, 《西域记》文学魅力之一就是其中的诸多故事传说。
《西域记》由于是玄奘奉敕所撰, 再加之其本身的价值, 与佛经相比其中的故事受众更为广泛, 而在艺术创作手法上, 《西域记》中的故事与佛经也有区别。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黄门救脱诸牛”的故事这样记载:昔健驮罗国迦腻色迦王, 有一黄门恒监内事, 暂出城外见有群牛数盈五百来入城内。问驱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将去其种。”于是黄门则自思忖:“我宿恶业受不男身, 今应以财救此牛难。”遂偿其价, 悉令得脱。善业力故。令此黄门则复男身。深生庆悦寻还城内, 伫立宫门附使启王, 请入奉觐, 王令唤入怪问所由, 于是黄门具奏上事。王闻惊喜厚赐珍财, 转授高官令知外事。[6]593
但是《西域记》的“阿奢理贰伽蓝及其传说”却对此故事有不同的版本, 与佛经相比丰富了很多, 其中这样记载这则故事: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 将欲游方观礼圣迹, 乃命母弟摄知留事。其弟受命, 窃自割势, 防未萌也。封之金函, 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谓也?”对曰:“回驾之日, 乃可开发。”即付执事, 随军掌护。王之还也, 果有构祸者曰:“王令监国, 淫乱中宫。”王闻震怒, 欲置严刑。弟曰:“不敢逃责, 愿开金函。”王遂发而视之, 乃断势也。曰:“斯何异物?欲何发明?”对曰:“王昔游方, 命知留事, 惧有谗祸, 割势自明。今果有征, 愿垂照览!”王深敬异, 情爱弥隆, 出入后庭, 无所禁碍。王弟于后行, 遇一夫拥五百牛, 欲事刑腐。见而惟念, 引类增怀, “我今形亏, 岂非宿业?”即以财宝赎此群牛, 以慈善力, 男形渐具。以形具故, 遂不入宫。王怪而问之, 乃陈其始末。王以为奇特也, 遂建伽蓝, 式旌美迹, 传芳后叶。[7]62
上面所引这则故事与佛经相比不仅在篇幅方面有了扩展, 而且以丰富的情节将整个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使故事增色不少。这则故事的来源是玄奘采访当地古老所得, 所谓“闻诸先志曰”。玄奘听闻这一故事后, 加以笔录, 放进了“阿奢理贰伽蓝”的传说之下, 无疑使这一佛教遗迹有了更生动的内容。这则故事的最初源头虽是佛经, 但佛经的写法, 文学色彩显然无法与玄奘笔下的这则故事相提并论。当然, 《西域记》还有对佛经故事凝练化的过程, 如“僧伽罗的传说”, 出自《佛本行经集》, 《西域记》中所用文字是《佛本行经集》中的三分之一, 但是《西域记》对罗刹女形象的刻画更生动, 主题更突出。玄奘所述, 情节语言更加符合唐人的审美口味。再如, 《千佛本生故事》, 本取自《杂宝藏经》, 但情节略有不同, 《杂宝藏经》中此故事近两千字, 而《西域记》中的故事仅用四百字左右, 玄奘删去了很多冗余的成分, 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凝练。与原来的散漫无章相比, 《西域记》对这些故事的改写不仅在叙事方式有极大改进, 而且文字典雅质朴, 更加符合文学审美标准。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西域记》所采的民间故事, 这类故事在《西域记》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多, 由于他书所不载, 这类故事显得尤为珍贵如他在迦毕试国采自民间的“大雪山龙池及其传说”, 讲述小沙弥随阿罗汉潜隐至龙宫, 龙王对阿罗汉与小沙弥待遇有差, 遂导致小沙弥恨师愤龙, 小沙弥至诚发愿, 变为大龙王, 入龙池杀龙王, 占据龙宫祸害民间, 毁坏佛法。迦腻色迦王后兴兵讨之, 龙王顺服。这一故事在《西域记》中描写得引人入胜, 极为生动, 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西域记》中的有些故事是历史传说与佛教的结合, 这类故事除了其叙事价值之外, 也往往为史家所重视, 如“大族王兴灭之故事”讲摩醯逻矩罗侵占北印度大部分土地, 毁坏佛法, 被婆罗阿迭多征服的故事。此故事所用文字较多, 情节曲折, 颇具小说的味道。瞿萨旦那国的建国传说、迦湿弥罗开国传说等, 也是历史与宗教结合极为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守华先生以为《西域记》中这些故事传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奇幻的情节和极现实的人情世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而不是脱离社会人生讲述一些神奇古怪的故事”, 开始“有意讲故事”[8]202。这一论述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玄奘所闻的一些故事, 有一些来自民间, 显得支离破碎, 玄奘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加工, 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更符合唐人的表达习惯。而一些采自佛经的故事, 玄奘并没有完全搬抄, 在情节和细节上都有所改动, 可以说是“有意为之”的。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们认为《西域记》中的故事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应该有一定的地位。
《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刊布后, 对中原的小说、戏剧、话本等文学样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这些故事也为中原同母体故事传说的流变提供新的线索, 它们在中原流布后, 使中原人对西域世界的认识多了一重视角。其中一些故事对中原小说的具体影响诸家已论颇详, 我们前已大略述及。至于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及文字表达到底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称唐代小说:“叙述宛转, 文辞华艳, 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 演进之迹甚明。”[9]69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演进为唐代小说, 不管是从题材的广泛性, 还是从艺术手法的成熟来看, 的确有不小的进步。在这一演进过程中, 佛教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无疑佛经故事的传译对唐代以至后世的小说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西域记》中的故事讲述与六朝时期的志怪之书相比, 也有很多进步, 能否将《西域记》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的一环, 也许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西域记》中的这些故事, 作者已经不是仅限于记录故事本身, 显然有更高的追求, 而这些故事的艺术水准也颇高。《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在当时的故事叙写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对故事的关注是人类共同的兴趣, 每一个民族都有故事, 但这些故事如何发展成为文学因素, 却与其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中, 以故事为主的文学样式主要是小说和戏剧, 虽然这两种文学形式出现较晚, 但其渊源却是很深远的。正如章培恒、骆玉明所编的文学史中所说:“人们对故事的兴趣, 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曲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 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 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 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10]113《西域记》从其性质来讲是行记之作, 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产生的, 但是其中的故事传说却文学意味很浓。我们以为, 这些故事传说是古代文学发展环节中的一环, 特别在考察后世小说演进时, 应当将其作为关照的对象。
摘要:《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传说很多, 但是这些故事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故事传说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它们不管是在叙事方式还是在故事传承方面都有极高的价值, 应当引起重视。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故事,传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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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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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守华《.大唐西域记》的民间文学价值[C].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A].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北新书局, 1927.
3.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篇三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为了瞻仰佛迹,寻求佛理,自三国至明代的一千多年间,西行求法的高僧不乏其人,像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时期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就是突出代表。此四人中,法显有《佛国记》,玄奘有《大唐西域记》,义净有《南海寄归内法传》传世。而这三部行记中,《大唐西域记》则以其翔实、深入而著称。
那么,《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如何编纂而成的呢?这还要从玄奘立志西行取经说起。
明代吴承恩写了一部名著叫《西游记》,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僧——唐三藏。唐三藏历史上确有其人,就是玄奘,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
玄奘俗姓陈,名祎,玄奘是其法号。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幸的是父母早亡,家道逐渐困窘,于是便跟随其兄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这期间,他涉猎了小乘和大乘佛教。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仅13岁的玄奘在洛阳剃度出家。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中原战火蔓延,玄奘与长捷为避战乱,西入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十数年间,他参谒宿老,拜访名师,足迹所至,几近半个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再次来到长安,此时他已通究佛经,造诣日深,誉满京师。然而,由于高僧派系的不同,玄奘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疑惑,佛教中同一个问题不同派系的解释和观点往往大相径庭,这使玄奘无所适从,不能够辨别真伪。此外,玄奘还感觉到佛教经典的译本太少,并且有些译本存在明显的错误,文笔拙劣,词不达意,很难满足研究的需要。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玄奘产生了去佛教中心印度取经的想法。
不久,玄奘结侣陈表,申请去印度西行求法。但当时朝廷对百姓出国限制极严,玄奘西行没有获得唐朝政府的批准。不过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贞观元年(一说是三年),玄奘离开长安,经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越阻涉险,历尽艰难,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印度。在印度,玄奘拜访了很多高僧,深入研究佛学经典。同时,他还刻苦学习梵文,为日后翻译佛经奠定了基础。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7尊佛像、657部经书、150 粒舍利学成东归,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
据史料记载,玄奘归国后,受到朝野隆重欢迎,甚至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召见,还为他在长安设立译经院。译经之余,在唐太宗的勉励敦促下,玄奘口授、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
《大唐西域记》堪称一部真实版的玄奘西游记,全书十二卷,共十余万字,记载了玄奘西行途中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南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
该书内容异常丰富,对各地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名称、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艺术、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且记事谨严有据,行文简洁流畅,是我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史地名著,其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影响大大超过了游记的意义。
《大唐西域记》的编撰目的
玄奘西行数万里,是他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基本条件。但玄奘写作此书的目的,则与他西行的动机不大相同。如果说玄奘西行的动机是一种宗教使命感,他写作此书则更多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
目的。
在玄奘返国的时候, 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太宗皇帝正想消灭严重威胁唐王朝西北边境的西突厥,以求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和其他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发展友好往来。为此,唐太宗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恰好,刚刚回到长安的玄奘,有着跋涉西域十多年的亲历见闻和最新情报,这是难得的第一手宝贵材料。
于是,唐太宗在戎马倥偬之际,迫不及待地召见当年私逃出国的玄奘,一见到他就“广问彼事”,并嘱咐“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玄奘写一部关于西域的“情报”著作,并作他的西域顾问,这一点实际是他们关系的真正基础。
经历过十多年西域各种社会制度、政治场合和环境的磨炼,此时的玄奘对于唐太宗的真正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而对唐太宗的要求,他也是慨然应允。不到一年,《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就完成了。玄奘在進书表中说:“班超候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充分表达了他的心迹:要追仰我国经营西域的著名前辈张骞、班超,写一部关于西域的综合
著作。
可以说,玄奘写作《大唐西域记》,是出自一种强烈而成熟的政治使命感,他把个人的所见所闻,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在这一点上,玄奘比其他游记作者视野更广阔,精神境界更高。也正因为如此,书中很少写个人的事,很少专写佛迹。至于他所记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况,是否关乎佛教,是否投己所好,也都成为次要的了。
《大唐西域记》的现代价值
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记》一书不仅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湮没,反而更加显示出其灿烂的光辉。19世纪以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国文字,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以说,这部书既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和考古文献,又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史料,同时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另两种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无论是在学术还是文化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而这部书正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基本史籍。玄奘西行,经行了“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道:自瓜州(今甘肃安西)至伊吾(今新疆哈密)间,为躲开烽隧,取大体平行于传统驿路的路径,这可以概言为北道。由伊吾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到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又是沿天山南麓行进,这是隋朝外交家裴矩所说的中道。沿姑墨折而北上,越过帕米尔高原至可汗王庭,经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附近)至石国(今塔什干附近)又是沿裴矩所说的北道。至于返国东行,走的则是南道(昆仑山北麓)。另外玄奘三越帕米尔高原,西行远至阿姆河,而这一段正是“丝绸之路”最关键、最艰险的一段,也是别的旅行家记述最缺乏的路段。亲身的经历,加上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翔实的史料记载,使得《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既周密又具科学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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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部书补充和丰富了中亚、南亚史籍的不足,特别是为我们了解印度历史提供了很大帮助。七、八世纪时,中亚、南亚有许多地方还处在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末期。即使是印度,也是无论公私都不记历史,这与中国的习惯完全不同。用阿拉伯史学家阿尔-伯拉尼的话来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顺序……他们总是代之以故事。”正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使黑暗中稍放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今天,《印度通史》的作者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克说:“中文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载。”“他(指玄奘)的叙述是有关戒日王时代的印度政治和宗教情况的资料的真正宝藏。”直到今天,我们学习中亚、南亚史,特别是研究印度史,都离不开《大唐西域记》这部书。
最后,书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也值得一提,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我国古代忘身求法的高僧很多,尽力于翻译事业并取得成就的人物也不是少数。而目标的明确、意志的坚定、学识的丰赡、力行的彻底和成绩的宏富,则以玄奘法师为第一人。他这样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一切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崇敬。一千多年来,他的形象一直流存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大唐三藏法师’成了妇孺皆知的名字。他到西方取经的经历,甚至衍化为传奇故事,对于我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起着不小的激发作用。”玄奘这种为了寻求心目中的真理而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崇高精神,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大唐西域记》选读
印度月兔的由来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惟兔空还,游跃左右。
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还,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蕴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卷七·五国·婆罗痆斯国)
成劫(佛教认为一“劫”包括“成”“住”“坏”“空”四个时期)初期,在这片树林中,有一只狐狸、一只兔子和一只猿猴,三兽虽不同类,却彼此亲爱和睦。当时,天帝释想考验三兽中修菩萨行的,于是下凡变成一位老人,对三兽说:“你们几个还平安吗?没有担惊受怕吧?”三兽答道:“我们在丰美的草丛和密林中游玩,不同种类,一同欢欣,真是既平安又快乐啊。”老人说:“听说你们几个情深意厚,所以我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特地从远方来此依附你们。而今又饿又累,你们用什么招待我呢?”三兽说:“请在此稍等,我们会抓紧去找食物。”于是三兽同心协力,兵分三路,各处求食。狐狸沿着河边找,衔回一条鲜活的鲤鱼,猿猴在树林中采摘到奇花异果,一起回来给老人献食。只有兔子空手而归,还在周围游走跳跃。
老人对三兽说:“在我看来,你们之间并不和谐。猿猴和狐狸志趣相合,都能用心办事。只有兔子空手而归,没有什么供我食用。從这件事情上说,确实可以了解你们啊。”兔子听了老人的讥讽,对狐狸和猿猴说:“多堆积一些柴草,我将做有用的事。”狐狸和猿猴竞相奔走,衔来干草,拽来木柴,堆在一起点燃,烈火烧得很旺。兔子说:“仁者啊,我卑贱拙劣,难以满足你的要求,请让我用自己微小的身躯,权且充当你的一顿饭吧。”说完跳入火中,很快就烧死了。这时老人恢复天帝释的本来面貌,除去灰烬,收拾骸骨,悲伤叹息了很久,对狐狸和猿猴说:“为何弄到这步田地!我被它的诚心所感动,不能埋没它的功业,我把它存放在月亮之中,以流传后世。”所以那里的人都说,月亮中的兔子,是从那时才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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