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价值

哲学的价值（共10篇）

1.哲学的价值 篇一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重视“3”的哲学价值。以“3”论人，有三皇、三苏；以“3”论文，有“三部曲”、“三言”；以“3”论花木，有园林三宝――树中银杏、花中牡丹、草中兰。人们还以“3”论学习。如宋代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外国人也极其重视“3”。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把“3”称为完美的数字，因为它体现了“开始、中期和终结”，具备神性。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世界由三位大神――主神朱庇特，海神尼普顿，冥神普路托掌管。朱庇特手中拿的是三叉闪电，尼普顿手持三叉戟，普路托手牵一条三头狗。希腊神话中传说的女神也有三位：命运女神、复仇女神和美惠女神。

古代的西方人认为，世界由三者合成――大地、海洋、天空；自然界有三项内容――动物、植物、矿物；人的身体具有三重性――肉体、心灵、精神；人类需要三种知识――理论、实用、鉴别；智慧包括三个方面――思虑周密、语言得当、行为公正。

在近代、现代，人们的许多说法仍然离不开“3”。法国大文学家雨果说：人的智慧掌握着三把钥匙：一把启开数学，一把启开字母，一把启开音符。这就是说，聪明的人要学好数学、语言和音乐。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总结成功的三条经验是：艰苦的工作、正确的方法和少说空话。

[“3”的哲学价值]

2.哲学的价值 篇二

关键词：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工具价值取向,价值哲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排行”这一事物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随着第一个正式的大学排行榜由《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于1983年推出,到如今大学排行榜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事物。名目繁多的各类大学排行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如墨尔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所制作,还有的由一些非营利性机构诸如德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心(CHE)或美国的国家科学院所主持制作,但是大多数大学排行榜由营利性机构所制作,这些机构旨在为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大学时提供选择标准和建议。大学排行榜有的对大学综合实力进行排名,有的对大学的学术实力进行排名,还有的对诸如MBA和法学等专业学科进行排名等。如第一个由《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推出的大学排行就是基于大学校长和系主任对大学学术声誉整体的评价。

一、问题提出

合理的大学排行榜能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能对各大学的办学成就有客观的评价,从而通过形成社会舆论促使大学进行办学行为的自我调整,并最终实现其良性发展。目前,大学排行榜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往往一个排行榜的问世便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高校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诸如生源、师资、社会捐赠、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等。因此,大学排行榜的功能不仅在于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对大学形成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更在于通过排行榜传递符合高等教育本质、发展规律、未来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取向的传递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使高等教育积极地进行办学行为的调适,使其不仅能坚持高等教育的本质、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还能积极面向社会、面向未来。

当前无论国际还是区域性大学排行榜都存在一些争议,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不同排行榜之间存在着过大的差异性。同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上位置不同,细微差异尚可理解,但诸如将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相比较,其中一些大学的排名位置则有极大差异。以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大学,内地的北京大学为例,在泰晤士报2012年的排行榜中香港大学排在世界第34名,而在上海交大的排行榜中则排在151-200名之间;北京大学在英国泰晤士报的排名为第49名,而在上海交大的排行榜中则同样为151-200名之间,前后之间的差异达到了100多名。我国国内的大学排行榜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表1具体展示了几所大学在几个不同排行榜中所处的位置。

不同排行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既反映了其内在科学性问题,也反应了外在公信力问题。从内在科学性看,在对同一所大学进行评价和排名时,其基本依据是各种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依据不同指标便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而排名结果过大的差异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各排行榜在选取指标时缺乏基本统一的范式。评价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方法论,方法论决定具体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性内容,关于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关于研究方法的创造性探讨,是该学科走向深入的路径[1]。对于大学排行这一领域来说同样如此,其发展是否成熟的基本依据便是其是否有完善的方法论,大学排名的方法论决定对具体指标体系的设计、各指标赋值等具体操作程序。同时,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上存在过大的差异,还会严重影响大学排名这一行为的公信力。所谓“公信力”的基本涵义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便是指大学排名这一行为所具有的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众能从大学排行中得到对大学进行准确定位和评价的信息。而当前存在的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使得公众难以对大学进行准确的认识和定位,其公信力必然受到严重损伤。

因此,提高大学排行榜的内在科学性以增强其外在公信力刻不容缓。影响大学排行榜结果最直接的要素在于具体指标体系的设计,其基本依据在于大学排行的方法论基础,成熟的方法论的形成基于评估主体一定的价值取向,而影响评估主体价值取向则源于对大学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基于以上逻辑,提高大学排行榜的内在科学性以达到增强其外部公信力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大学本质的基础上,明确大学排行的价值取向。基于价值哲学的理论视角,对大学排行榜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是提高大学排行榜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公信力的基本前提。

二、大学排行价值取向探索———基于价值哲学的分析

当前国际国内范围内,各类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其广泛地存在说明其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大学排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诸如各排行榜之间结果过大的差异性、外部公信力缺失等。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排行榜设计者的价值取向,为此,有必要就大学排行的价值问题做深入的哲学性思考。

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哲学,即狭义的价值哲学创始人是洛采(Hermann Lotze),而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的价值哲学的创立者不仅有洛采,还有马克思[2]。价值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是对实践主体行为本质特征的理解,对其价值意义的挖掘。在价值哲学看来,人类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为了享用价值而创造价值。价值问题是人类生活和人类活动的核心问题[2]。价值哲学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中外哲学家很早就对价值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具有客观性。价值既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又是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价值是人的某种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的特定方面的交接点。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价值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标准或价植规范受其阶级地位的规定和影响,不同阶级对利害、是非、善恶、美丑等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价值哲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审视,站在一定立场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价值发现和价值判断。

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3]。不同主体根据不同的立场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会形成各异的价值取向类型。关于价值取向有许多分类方式,较有影响的是心理学家Rokeach的分类,他把价值取向分为两大类: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4]。终极价值指的是反映人们有关最终想要达到目标的信念;工具价值则反映了人们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方式方法的看法与选择[5]。受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支配的主体在实践行为中对同一事物就会形成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持终极价值取向的实践主体将其关注的重心放在了行为结果之上,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经典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典型的终极价值取向。相反,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实践主体则更多地关注实现最终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过程或路径,而实现同一目标可以依赖多种手段、通过多种路径并经历不同过程,目标的唯一性和手段、过程、路径的多样性是工具价值取向的基本特征。

同理,大学排行榜的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可分为终极价值取向和工具价值取向。所谓大学排行行为者终极价值取向是指评价主体对高等教育最终所要达到的办学目标的认识,即高等教育办学行为的结果,而高等教育最终的目标和结果体现在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之上。因此,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就是指通过具体的指标设计对这三大基本职能的结果直接认识和评估。大学排行工具价值取向是指对实现高等教育最终目标所依赖手段、工具、路径的看法,即对实现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手段、工具、路径的评价,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大学规模、学科数目、教师数、重点学科数等的重视。因此,大学排行主体基于各自认识,采取不同评价指标对大学进行评价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终极价值取向也有工具价值取向。

三、大学排行价值取向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目前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各大学排行榜,然后选取其中较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并有一定争议性的几个排行榜作为的研究对象,如表2所示(1)。

2. 具体研究方法。

解析各排行榜指标体系,分析各具体指标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基于前述对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和工具价值取向概念和内涵的阐释,判断各排行榜价值取向。

(二)具体分析

1. QS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

QS(Quacquarelli Symonds)是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信息分析和调查机构,从2003年开展世界大学排名以来,至今已经是第8届。其编制世界大学排行榜时参考的指标包括科研、教学、就业和国际化。科研领域由“每位教授论文被引用次数”(20%)和“学术声誉”(40%)组成。在2011年的学术声誉评估中,该机构向全球33744名学者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在您的学术领域水平最高的30所大学是哪些”。在“毕业生评价”(10%)中,该机构向全球16785名企业家询问了“喜欢雇用哪所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对教学通过“每位教授的学生数量”(20%)来评估,国际化程度通过“外国学生比率”(5%)和“外国教授比率”(5%)来评估。

从QS大学排行的指标设计和对各项具体指标的赋值情况看,直接对大学办学终极目标进行评价的指标有:论文引用次数(直接反映大学学术生产力)、毕业生评价(反映对人才培养这一大学终极目标的评价)。其他所有指标均未直接就大学办学目标进行评价,其中“学术声誉”这一指标是对实现学术成果工具效力的评价;“每位教授的学生数量”这一指标是对师资情况的评价,而师资是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手段;同样,对大学国际化程度的评价也具有工具性价值取向。因此,通过对QS大学排行榜各具体指标价值取向的分析,该排行具有很强的工具价值取向。

2.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价值取向分析。

从该排行榜的指标构成看(见表3),各项指标均是直接对大学终极目标的评价,诸如对“教育质量”评估以校友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数量为具体指标,直接评价了一所大学教育质量的高低,教育质量越高,毕业校友也就越能取得更大成就。其他各项指标诸如教员质量、学术成果等也通过各项具体指标的设计,直接对一所大学的办学成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因此,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具有强烈的终极价值取向。

3. 网大版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

基于对大学排行榜工具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取向的阐释,笔者认为网大大学排行榜具有强烈的工具价值取向,其指标设计中对实现大学办学终极目标的手段、工具和路径的比例占到78%之多,仅有22%的比例用于对大学终极目标的评价(见表4)。

4. 校友会版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表。

校友会大学排行榜的指标设计中,具有终极价值取向的指标所占比例为55.69%,其比重大于工具价值取向指标的比例,因此,笔者认为校友会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较为明显(见表5)。

5. 人大版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

由于人大排行榜未能查到各项指标具体权重,所以在此仅计算各项指标的数量。从表6统计结果看,代表工具价值取向的指标一共有5项,而属于终极价值取向的指标仅有“科研论文”这一项,依此,可以初步判断人大版大学排行榜持工具价值取向明显。

(三)问题分析

基于前述对5个不同大学排行榜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排行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倾向,其中诸如英国QS、网大、人大版这三个排行榜都持工具价值取向,也就是说这些排行榜在对大学进行评估时主要是通过相应具体的指标设计对实现大学终极目标的手段进行评估,诸如:学科数量、学术声誉、学生结构、校园面积、图书数量等。另外两个排行榜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校友会则是较多涉及终极价值取向,即这两个排行榜通过具体的指标设计对大学的终极目标进行了评估,诸如人才培养结果、学术生产结果等。由此可以发现,持不同价值取向排行榜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同一所学校以不同价值取向而设计的具体指标进行评估,也有不同的评估结果。较之于工具价值取向,持终极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对大学的评价更具客观性,体现在对各大学的评估和排序均基于其办学行为的客观结果,诸如学术成果、校友成就等。而持工具性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更多是间接地对实现大学办学目标的手段的评价,任何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借助多个工具、通过不同路径和手段实现,因此,这就决定了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在进行指标设计时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同的指标体系设计就会相应地形成不同的大学排名结果,因此难以科学、客观地反映大学的真正办学实力和成就。正是因为各大学排行榜之间价值取向所存在的差异而导致排名结果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到大学排名这一行为的社会公信力。

(四)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特征分析及排行榜制作者内在动机探究

基于前文对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持终极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借助一定指标体系对大学办学行为的结果进行直接评估并排名,使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公平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因重于对大学办学行为所借助手段、路径和工具的关照而造成在指标设计时过大的随意性和差异性的缺点。但从前文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很多大学排行榜制作者持工具价值取向,既然有此缺陷,为何还有如此多大学排行榜持有此种价值取向呢?其内在动机是什么?为深入揭示其根本原因,有必要对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的基本特征有所分析。

通过对各大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汇总,可以总结出这些指标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巨大差异性。从表7可以看到三个不同大学排行榜所使用的具体指标种类达到了十余种,对其中不同具体指标的选取与排列组合便形成了不同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这是大学排行结果存在巨大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因此排名结果缺乏外在公信力。二是过大主观性。诸如网络知名度、同行评价及专家评价这样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便是容易受主观倾向及偶然因素影响(诸如网络知名度就极易受偶发社会关注度大的事件的影响),因此,在大学排名中不具客观性和公平性。三是过度外显物质性。上标所列举具体指标中有诸如图书数量及人均图书数、校舍面积及生均面积、国家重点学科数、院士数、博士点数等,这些具体指标共同的特征是外显性和物质性,易于通过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并得到结果,但这些物化指标并不能客观体现大学办学实力,诸如其中的校舍面积和人均校舍面积至多能反映一所大学的规模,而与其办学实力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些类似指标的过度使用严重影响大学排名的内在科学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三个基本特征:巨大差异性、过大主观性和过度外显物质性。为此本研究便可得出这样的一个核心观点:即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其本质反映了排行榜制作者指标体系设计时对具体指标选取具有可控性,也就是说排行榜制作者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通过特定指标的选取和使用,最终得到带有主观倾向的结果。因为,首先,具体指标的巨大差异性使排行榜制作者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从而选取其中具有倾向性的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并得到具有倾向性的排名结果;其次,过大主观性也使得排行榜制作者倾向于选取更易于达成期望排名结果的具体指标;最后,过度外显物质性同样可以造成前述两个特征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不具客观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排行榜制作者对大学排名结果所具有的主观可控性,基于利益驱使通过对具有过大差异性、过大主观性和过度外显物质性指标的选取和使用,从而得出差异性巨大、不具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

四、重构大学排行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大学排行榜对大学进行评估并排序这一行为有两大价值取向,一是终极价值取向,二是工具价值取向。持终极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通过设计具体的指标对大学办学结果给予直接评估并排序,具有较强客观性、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公信力,能尽最大程度地反映一所大学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成就,因此应该是未来大学排行榜应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由于其指标体系所具有的过大差异性、过大主观性及过度外显物质性特征,导致其排名结果易于受排行榜制作者主观控制,因此,一定程度上缺乏基本的客观性、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公信力,是应该受到摒弃的价值取向。同时,要全面评估一所大学的办学实力,需要综合考核大学所具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项基本职能。因此,笔者提出在对大学进行评估并排名时,要持终极价值取向,并对大学所具有的三项基本职能进行全面评估。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1.应对大学人才培养行为的结果进行直接评估。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判断一所大学质量高低的基本标准便是其在各个时期是否培养了一大批能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由于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的需求有不同标准,因此难以用统一标准衡量不同发展时期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学来说,其培养的人才既要立足于能对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还要有国际交流、沟通与解决跨国性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对大学人才培养职能进行评估时,就要在持有终极价值取向的同时关照大学对学生国际国内两方面能力的培养结果。其基本内容包括:在校学生参与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在校学生国际交流与沟通及问题解决能力、学业完成能力、就业能力、毕业生到国外就业及跨国企业就业能力;毕业校友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成就等。如获得诺贝尔奖及菲尔兹奖数、一定时期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文化学者数等。

2.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因此,要对大学科学研究的成果有客观和直接的评价。大学是推动人类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仅能培养大批高素质的科学人才,而且还是科学研究的直接承担者。在此背景下,科学研究能力的高低是判断一所大学综合实力高低的核心指标。据此,在对大学进行排名时,要持有终极价值取向对大学科研行为的结果进行客观的、直接的评价,而不仅仅是对科研手段和条件的评估。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以下一些具体指标进行评估:在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数、高被引用论文数、专利数、科研成果转化获得资金数、在校全职研究人员及教师获得诺贝尔奖等学术大奖数等。

3.社会服务也是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职能,在进行大学排名时也要将其作为评估对象并设计具体指标对其评估。随大学“围墙”被逐渐拆去,大学与其置身其中的社会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大学需要从社会获得办学所需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大学也利用其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服务社会。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便是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这也是衡量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从当前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一流的大学往往具备一流的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做出巨大成就,如耶鲁大学就是一所通过不断向所在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而改变所处社区形象和命运的典型[6]。而在当前的各类大学排行榜几乎都忽视了对大学这一职能的评估。因此,在未来的大学排行榜中要在终极价值取向导向下通过具体的指标评估大学的社会服务水平和成果。具体指标诸如大学参与社区发展和管理的项目数、大学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项目数、大学参与非营利性自愿者活动数等。

大学排行应该是一个集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等价值诉求为一体的行为,而这些价值诉求获得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即大学排行榜制作者的价值取向。当前各类大学排行榜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议,其外部公信力严重受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内在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的缺失。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工具价值取向广泛存在于各类大学排行榜之中,排行者重于间接地对实现大学办学根本目标所借助的手段、工具和路径的评价,而疏于对大学办学终极目标和结果的直接认识和评估。而一项目标的获得通常有多种实现路径和手段,这就导致了持工具价值取向的排行榜指标制定的过大的差异性和主观性,通过对排名指标的控制得到主观倾向的排名结果,并最终影响排名结果的内在科学性外部公信力。因此,为避免此类问题,提高大学排行榜的内在科学性并重新获得外部公信力,需要大学排行榜制作者秉持终极价值取向,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行为结果直接评价并排名。

参考文献

[1]孙伟平.价值哲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前言.

[2]冯平.重建价值哲学[J].哲学研究,2002(05).

[3]价值取向.百度百科[EB/OL].[2012-03-26]http://baike.baidu.com/view/1151623.htm.

[4]Rotech Milton.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New York,NY,US:Free Press,1973.

[5]王重鸣.管理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21-122.

3.火箭科学与价值哲学的结合 篇三

华尔街从来不乏传奇。2006年,全球最高薪酬收入再次落入一个华尔街人士之手。前数学家、定量化对冲基金经理西蒙斯年收入达到惊人的15亿美元。2009年,另外一群人——高频交易者——帮高盛银行等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溢。

这些人,因其使用高等数学手段决定亿万计资金的投向,而在30年前赢得“火箭科学家”名声。在外人看来,他们有些像中世纪的炼金术师:给他们数据,他们还给你美元!

华尔街的数学传说

实际上,在华尔街上管理资金规模最大的量化技术,并非那么不可捉摸:众多公司使用“因子加总模型”辅助他们选择股票。

这种方法大多基于Fama-French的开创性论文,其基本思想很简单:依据各项基本面指标对于历史上超额回报的贡献程度,来决定这些基本面指标在选出“超级股票”上的“有效性”,并据此赋予这些指标不同的权重;按照上市公司指标在全部篮子股票中的排序,再使用上述步骤中获得的权重对其进行加权加总计算。如果该公司的加权之和排名靠前,则表明该公司的基本面指标符合能够带来超额回报的历史模式,从而有望在未来展现强势。

数学模式大同小异,公司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各公司均投入巨资,研制自己的特有指标;第二,研制更加有效、稳定的加总方式。

传统的基本面分析往往要求基金公司雇佣大量分析师,成本高昂。由于每个分析师能够跟踪的公司数目有限,基金经理不得不在较小的股票篮子中进行选择,有可能错失最好的投资机会,投资组合的分散程度也受到限制。同时,依赖基本面分析进行投资管理要求基金经理进行大量的主观判断,人性弱点(贪婪与恐惧)对投资业绩往往产生较大影响,投资业绩波动较大。使用这种方法建构的投资组合往往无法定量化控制每只个股给投资组合带来的风险。从基金公司的角度而言,这种方法对基金经理个人的依赖较大,一旦出现人员变化,基金业绩也往往随之波动。

量化选股方式将投资决策建立在对历史模式的详尽研究之上,克服了上述缺点。其在美国投资界的应用近20年来大幅提升,管理资产额的上升速度为传统方式的4倍。

回归价值投资

然而,过去数年,定量化基金遭遇了重大打击。2007年,最大的定量化机构对冲基金、高盛名下的Global Alpha遭遇了重大损失,几乎清盘。2008年,众多量化基金再遭滑铁卢。笔者在北美也曾主持研制一个包含上百个指标的量化选股系统,但在实践中,却最终放弃。

实战经历指出该类系统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在实战中,哪一类因子何时发挥作用,是不可预测的。有些时候是价值因子占优,有时候是增长因子占优,而何时其影响力出现变化,难以事先预测。其结果就是分析师与基金经理疲于奔命地试图追赶因子影响力变化的脚步,并据此不断矫正模型。如此,基金经理不得不在使用量化系统的同时,使用个人化的随机判断对量化系统进行纠正——这弱化了它本该享有的优势并导致投资业绩大幅波动。

仔细反思,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各预测因子被无机地组织在一起,各个因子之间的互相影响却没有被考虑。也就是说,华尔街模型“从数学到数学”,缺乏对投资哲学的深入理解。

量化技术所具有的优势应该被利用,但数学手段应该被视为手段,而不是主导。一个有希望的发展方向,是将量化技术与价值投资哲学相结合,实现“从哲学到数学”式的投资理念。为此,需要在投资哲学上,梳理价值投资理念的本质。

价值投资在国内市场有众多拥护者,也不乏怀疑者。实际上,国内普通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的理解有值得深化之处。笔者以为,价值投资的本质有二:

第一,价值投资告诉投资者,市场会犯错。以“5毛钱买进1元钱价值”作为号召,价值投资拒绝接受“有效市场理论”。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市场是有效的。大多数股票的价格正确反映了所有的信息、知识与预期,当时的价格就是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要获得超额回报,必须去寻找市场可能呈现的“异常”,或者说在何处投资者的平均预期可能落空。价值投资就是寻找“未来”与“预期”之间的歧异。量化系统的设计目标是,要有能力淘汰那95%的普通(有效)情况,而把注意力引导剩余的5%——在那里,“未来”与“预期”有最大的机会出现歧异。

第二,价值投资的另一面,是说任何人都会犯错。当我们集中注意力去寻找“超级股票”的时候,是在下一个极大的赌注。这个赌注是高风险的。所以,请记住索罗斯的告诫:“投资者重要的不是做对还是做错,而是在做对的时候赚多少,做错的时候亏多少。”为对冲第一个赌注的风险,需要寻找最大的安全边际——当我们犯错的时,安全边际将保护我们不致尸骨无存。

安全边际是指,市场涨跌的轮回已经测试过所有情景。该公司在完整的牛熊市周期中,由千千万万投资者的真金实银所测试出来的估值空间。因此,安全边际的定义并非相对市场平均水平更低的PE值这么简单。每家公司都不同于别的公司,将不同公司的估值水平相比较,更多时候带来误导而不是洞察力。应该将公司目前估值水平与该公司调整后的历史范围相比较,并决定“安全边际”存在与否。

在实践中,要寻找在未来可能提供业绩惊喜、而仍在其估值范围下限附近交易的公司。依据此思想,数量化技术可以对所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予以量化评估,进而实现“从哲学到数学”的投资思路。

对中国股市独特性的夸大导致某些论者以为,在中国股市,唯有投机可以赢得超额利润。这其实是伪命题。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股市效率较低且风险奇高,一个系统化评估市场错配与风险衡量的系统,可以发挥最大效率。一切都取决于对市场运行规律的深入把握与技术优势的结合。在实践中,我们开发的量化价值投资体系取得了稳定超越指数的优良业绩。这有力地证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并没有遮盖其作为投资市场的普遍性。

在股市投资这项人类活动中,同时存在着两类知识。一是客观知识,即可以凭借科学(数学)方法来发现的真实;二是主观价值,即通过对价值的认定来获得的完善。在证券分析方法的演进过程中,这两类知识从最初的混沌不分,到此后的分裂和截然对立,再到两者被有机结合。

将量化技术与价值哲学相结合的投资方法在中国的实践已经展开。■

4.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 篇四

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的鼎盛时期，而魏晋“言意之辨”的概念，则是由汤用彤先生于1942年首先提出来的 (P. 240)。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观点，魏晋“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魏间之名学”，而“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故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 (P. 24)。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

一

从现代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关切为旨归，既缘起于“所行之道”或“生生之道”，向着为形上本体之“道”的理性升华及其语言的表达，又缘起于《易传》作者对《周易》文本的哲学解释，并集中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人类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体认主体对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以及究竟应当如何表达主体对本体之“道”的理解和认识的问题;其二是《周易》文本中的“言”、“象”、“数”符号系统是否完全表达了圣人之意，通过《周易》“言”、“象”、“数”符号系统能否可以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既是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论题和先秦诸子的“言意之辨”经过“两汉诸儒的宗经正纬”在魏晋时期重新兴起的思想基础、理论来源和深层原因。

“道”是老子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范畴。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突破”以“道”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的提出为标志的话，那么老子则不仅是“道”本体论哲学的创立者或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而且同时也是从“道”的形而上的层面上“非言”的第一人。而当老子作为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主体和言说主体同时出现时，即在他不得不提出和表达自己对“道”的体认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能否言说和究竟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而当他试图对“道”进行言说时，便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本体存在之“道”与人类语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著名的“言道悖论”。

当然，这并不是要放弃一切形式的言说。事实上，当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本身就是在言说那本不可言说的“道”。不过，在老子看来，言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心目中的“道”，或本然“存在”的“道”了。“道出言，淡无味，视不可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老子》三十五章)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言说和能不能言说，而在于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言说才能使其得以本然的呈现的问题。

综观《老子》文本，其所推崇的言道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行”的方式。其作为最高境界的言说方式，就在于它凝聚了体认主体对“道”的全部体悟和理解。“是故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章)其二是“反”的方式。老子说：“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所谓“反”，就是“复命”、“归根”、“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只有“反”才能超越外物的遮蔽和语言的界限，回归本然、本真之“道”，以实现对本然、本真、本体之“道”的整体性把握。而如果要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不言”。而“不言”的实质，就是要以“行”为“言”，以“反”代“知”，超越外物和语言对“道”的遮蔽，以达到对本然、本真、本体之“道”的整体性的表达、理解和把握的思维境界。

正是从“言道悖论”这一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和理论难题出发，而有庄子“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的宏论和“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以及“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和对以儒、墨、名、法诸家为代表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理论和方法-“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

就此而论，庄子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二：一是从本体论的理论视角对“道”与“物”关系作了明确地区分，并设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他说：“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而“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庄子・应帝王》)而“物物者，非物。”“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庄子・知北游》)所以，在庄子看来，“道”，不仅不是一个言说的对象，而且正是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二是从经典诠释学的理论视角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得意忘言”以“言不尽意”为基础，既是对“言道悖论”的理性超越，更是对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为基础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

《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又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所以，“象”是万物之“象”，是人文之“象”，是整体之“象”，是系统之“象”，是运动变化之“象”，是万物和谐存在之“象”，是圣人之“意”的表达，也是“天地之道”的诗意表达。但需要指出的是，“立象以尽意”与“象尽意”有别。“象尽意”强调的是“象”与“意”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而“立象以尽意”以“言不尽意”为基础，其作为《易传》作者对《易经》“言”、“象”、“意”之关系的一种解释，则主要强调的是圣人“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尽意”，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当然并不等于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它不仅蕴含了“言”、“象”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以“言不尽意”为基础，同时蕴含了三种可能的理解和方向。其一是“象(言)尽意”论;其二是“象(言)不尽意”论;其三是“得意忘言(象)”论如果说，以“象(言)尽意”论为基础，而有两汉经学及其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那么，“象(言)不尽意”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发现、提出和讨论，则正是魏晋“言意之辨”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原因。

二

魏晋“言意之辨”肇端于汉魏之际，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而以“言(象)不尽意”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发现、提出和讨论为滥觞，既是对先期“言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言(象)尽意”论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

先秦以后，经学繁盛，故有汉代经学中的“章句之学”和“象数之学”的兴起。“章句之学”源于荀学，亦可追溯自墨家经学，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或“形名之学”的“言尽意论”为基础，所以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

以后逐渐演化为一种繁琐哲学。不仅繁琐、荒诞，而且遮蔽了儒家关于“性与天道”问题的形上学思考。正如此，王弼所说：“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不仅深刻揭示了圣人“立言垂教，将以通性”的根本目的，而且针对经学舍本逐末“而势至于繁”的弊端，从而明确提出了“修本废言，则天下行化”的主张，不仅振聋发聩，而且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

而两汉“象数之学”以《易传》之“立象尽意”论立论，主要以孟喜、京房，及《易纬》为代表。关于解释《周易》的原则与方法，孟、京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主张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周易》经传;二是主张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前者反映出汉代易学的根本特点是采用了“象数学”的研究方法。后者诠释原则的提出则与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及“今文经学”有关。

“阴阳五行说”强调阴阳二气的运行及五行生克对社会人事的影响;“今文经学”则在天人之间作牵强附会的沟通，而当时易学中的“卦气说”恰恰是在八卦、八十四卦的原理与阴阳二气的运行及五行生克之道之间划了等号，这使西汉易学同样打上了时代烙印而与《周易》本义有很大距离。至东汉时，这种“象数学”与“卦气说”相结合的诠释方法演变为一种数字游戏并最终引出了玄学家的否定 和汉魏之际以《周易》为核心的“言”、“象”、“意”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经学以“言尽意论”和“立象尽意论”立论，固然具有其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然而，其“究心”于“系表之言”和“象”内之“意”，只在语言文字上讨意度，而忽视对“性与天道”或“道”一类抽象本体的形上追思，实际上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思想主题和内在精神的严重背离。而这种背离的严重性正在于它从根本上导致了终极价值的缺失和社会秩序的失范，而这也正是玄学家倚重“道”、“玄”而“究心抽象原理”的深层原因。

而当玄学家以价值重建为己任而“究心”于终极价值-“性与天道”或“道”-一类的抽象本体的哲学建构之时，故有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价值重建以及先秦“言意之辨”的重新继起。而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则既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承继和发展，又是对两汉经学赖以立论的“言(象)尽意”论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而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则不仅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讨论和再度展开提供了直接而深刻的学术背景，而且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讨论和再度展开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机制。可以说，魏晋“言意之辨”的发生、发展，正是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魏晋“言意之辨”肇端于汉魏之际，既以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为基础，又以“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而魏晋时期“言不尽意”论的首倡者，正是“独好言道”的魏人荀粲。可以说，“以儒术论议”的荀氏家族，因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不同而有“言意之辨”，其作为魏晋“言意之辨”发生的一个缩影，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刻揭示魏晋“言意之辨”缘起之谜提供了具体的分析路径和重要的思想史信息。

而从这段记述性文字的思想内容来看，其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是主体、语言(包括“象”)和存在即“性与天道”和“圣人之意”的关系问题，并具体体现在对前述儒家两个经典性元命题的理解上。其一是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理解问题;其二是对《易传》“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两个命题及其关系的理解问题。以粲兄俣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易传・系辞上》所言“立象以尽意”，即“立象”能够“尽意”。

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则相与为两，即甚亲而亦如父之于子也。无外则相与为一，虽有异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聪明也。”(《周易外传》卷六)强调的是“言”、“象”与“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也正是“言尽意”论者的思想特点和理论根据。然而，在荀粲看来，既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易》之“意”是即“圣人之意”，是圣人对“天地之道”的感悟和体验;而《易》之“象”，则为“物象”，而“物象”是所无法容纳和承载“圣人之意”的。所以通过《易》之“言”、“象”符号系统也是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只能尽“象”内之“意”，而不能尽“象外之意”。

正如管辂所说：“夫物(按：即物象)，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魏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而这也正是荀粲以“六籍”为“圣人之糠秕”，而主张“言(象)不尽意”的理论根据。

所以，综观荀氏家族的辩论，以“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以经典文本的意义，即“圣人之意”的形上追寻为旨归，既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言尽意”的理论和方法的颠覆和解构。因而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六籍”是否完全表达了圣人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通过“六籍”能否完全把握圣人关于“言性与天道”的思想;其二，“立象”能否“尽意”，通过“观象”能否完全把握“圣人之意”。而依据各自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故有最初的“尽意”与“不尽意”之说和“言意之辨”。

然而，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又必然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基于“尽意”和“不尽意”的内在矛盾，而有如何对待圣人之“言”和《周易》之“象”的问题;其二是“道”与“有”、“无”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前者涉及两汉经学及其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后者则是荀氏兄弟留给后世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有赖于老庄道家言意思想的引入，而这也正是道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玄学家用于解构经学和创建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层原因。而站在儒家的立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论述的正是“正始玄风”的开创者何晏和王弼。

三

应当承认，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荀粲“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汉魏之际“人物多拟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品评人物”和“名理之学”的兴起就是魏晋“言意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事实上，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还是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的兴起都是以“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为标志，而后有“言尽意论”对“言不尽意论”的诘难和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辨”。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荀粲“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为滥觞，首先是被视为异端而存在的。而异端相对于传统、正统而言，其主要是“言尽意”的观点。所以“言尽意”论者又有“违众先生”之称。而荀氏兄弟之间的“言意之辨”作为魏晋“言意之辩”的最早记录，从时间上看当在汉魏之际的太和年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两汉经学转向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因谈论“才性”和“品评人物”而有“名理之学”的兴起。因为“识鉴”和“品评”人物要有一定的名目和准则，而这些名目和准则，在当时就叫做“名理”。魏晋“名理”，分“才性之名理”和“志识之名理”。就其思想理论渊源而言，多与儒家的“正名”理论和“心性之学”乃至法家的“形(刑)名之学”的概念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多以“形名之学”的概念论为基础，不仅主要体现在“察举”取士和人物“才性”方面，而且多与“言尽意论”相联系，虽然最终要涉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理想人格和终极价值问题，但从“言意之辨”的起源来看，则多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为基础，而与“言不尽意论”的提出并无直接的关联。而“名理之学”以先秦以来的“形名之学”的概念论为基础，多与“言尽意论”相联系，不仅不是“言不尽意论”的理论根据，相反正是“言尽意论”反对“言不尽意论”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说魏晋“言意之辨”缘起于“人物识鉴”，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荀粲等人谈论的内容和语境中得到进一步证明。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傅嘏善言虚盛，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情，常使两情相得，彼此俱畅。”“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飙好变通，和徒党，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责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

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可见，钟、傅所引“言不尽意”的观点，当来自荀粲的影响。《钟会传》载：“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子，足以知人’。”据《蒋济传》载，济任中护军，约在太和二年(228年)冬以后，著论当更在其后。其引“言不尽意”也在荀粲之后。《荀粲传》载：荀粲“所交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 (P. 112)。

因此，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先有“言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而后有“人物鉴识”问题的提出和“名理之学”的产生。“名理之学”缘起于“人物识鉴”，以“人物伪似者多”为背景，而无论是儒家的“正名”还是法家的“刑名”或“形名”理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且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既是方法的危机、标准的危机，更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这表明儒家传统“名教”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如何确定“名理”，即给某个人物以一定的名目时，是根据外在的仪表举止，还是根据内在的精神气质?便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固然，既有赖于圣人之意即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又有赖于终极价值的形上追思和哲学建构，但并不是“言不尽意论”提出的直接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人物鉴识”，而是“人物鉴识”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言尽意论”以“形名之学”的概念论、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如欧阳建)，而主张“辨名析理”(如郭向等)，其所“析”之“理”，不过是形下之“理”，而并非形上本体之“理”。其作为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既是“言不尽意论”解构的对象，又多发生在“言不尽意论”提出并成为主流思潮之后，所以，以“言尽意论”的提出“引起言不尽意之

说，而归宗于无名无形”为魏晋“言意之辨”的起源，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言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而有“言尽意论”的提出和诘难，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言意之辨”发生、发展的过程，既是先秦“言意之辨”的主题思想、内在精神和基本方法的价值回归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及其诠释方法的解构过程;既是天地之理和圣人之意-经典文本的意义(言外之意、象外之意)-的追寻过程，也是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终极价值的建构过程。可以说，这既是玄学本体论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玄学之为玄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5.哲学的价值 篇五

模糊逻辑的哲学意义及其应用价值初探

模糊逻辑的哲学意义在于推动了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猛烈抨击了哲学上的决定主义和逻辑强制性错误.模糊逻辑作为连续无穷的多值逻辑,它的`应用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应用价值在于能解决现实世界许多科学领域的软科学问题,为“三论”的实际运用和增强计算机的“活力”,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作 者：刘宏全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政法系,陕西,西安,710061刊 名：理论导刊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年，卷(期)：2002“”(9)分类号：B815.6关键词：模糊逻辑 哲学意义 应用价值

6.哲学的价值 篇六

一、银行商誉的内涵

16世纪中后期, 早期的商誉概念开始形成, 在当时, 理论界对此没有重视。随着企业经营活动日益频繁, 在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组织管理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渐趋完善和专业, 商誉作为能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无形竞争优势, 使得学者们纷纷对其展开研究。学者们对商誉的研究各执一词, 其中最令人信服和最具影响力的见解出自美国当代知名会计理论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年所著的《会计理论》一书, 他提出广为人知的“三元理论”: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及总计价账户论, 这为企业商誉价值的评估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方向。

银行作为现代企业的类型之一, 在愈加频繁的股份收购、合并、资产出售或重组等资本运作中都需要对商誉及其价值构成要素进行界定。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理解银行商誉, 给出的定义也不大相同, 但归根结底银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创造经济利益。所以, 笔者认为, 可将银行商誉解释为银行经营过程中未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资本化价值, 表现为商业银行整体市场价值超过单项可确指资产价值之和的溢价。这在某些方面借鉴了“总计价账户论”对商誉实质的理解。

二、哲学视角下的银行商誉价值问题

(一) 银行商誉价值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属性划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人体是由物质元素组成的, 是高级的物质形态。人的自然属性体现在通过饮食、呼吸等方式循环往复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以此来推动自身肌体的新陈代谢,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 个体人不能小群体地或孤独地生存和活动, 必须主动频繁地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 才能抵御敌害和改造外部世界, 谋取食物, 生存下去。后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逐渐演变生成人的社会属性,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 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

用哲学的思维研究银行商誉价值分割问题, 对商誉价值具体驱动要素的构成内容及其现实意义富于启迪。笔者认为, 当今社会银行业高速发展, 各类银行间的竞争趋势日益激烈, 要想身处其中又立于不败之地, 银行需要的不仅仅是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技术、网点等方面的资源, 设计更畅通的管理架构, 创新产品, 增强自身实力, 更应该注重与外部的联系, 与多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建立良性密切的关系, 将银行的发展置于整个宏观的市场环境中考量。这种内外部维度的价值整合化和哲学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异曲同工之处, 即可将哲学上对人类属性的阐述类推到银行商誉价值分析上, 发掘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 商誉价值属性界定

综上所述, 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可定义为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经营原则为指导, 银行在人力资源、客户信息资源、组织文化等内部管理方面具备超越同行业中其他银行的优势, 且该优势可转化成银行超额利润的能力。银行商誉的社会属性是处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他利益群体, 且这种影响力能产生超额获利能力, 表现为银行规模、市场地位、与外部关系及银行的社会声誉等竞争力。

三、商誉价值分割机制

(一) 商誉价值分割的原则

要想对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清晰明确的认知, 需要对属性的具体内容指标化, 分割银行商誉价值, 构建合理有效的要素体系。驱动因素的细化分割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如注重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及可比性等。具体而言, 分割的具体要素要能够科学反映银行商誉及其特征, 全面呈现银行商誉的各个要素和整体情况, 要素的设计需考虑现实可能性且具有可比性, 避免琐碎繁杂或过于粗略, 以便于银行业间各银行商誉的比较。

(二) 具体驱动要素分析

到目前为止, 商誉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都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被所有人认可接受的观点,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不一一列举。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 结合对银行商誉的认识, 现将商誉价值分割到其具体驱动要素层面, 以期凸显商誉的具体构成因素, 培育银行的竞争优势, 推动价值提升。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1. 自然属性层面下的具体要素

商誉价值的自然属性具体包括人力资源、客户信息资源及组织文化等, 这些指标构成自然属性要素的第二层面。对该层面继续细分及解读如下。

(1) 人力资源是企业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 在现代化企业中作为知识技术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导致围绕人力资源这一块的竞争也逐渐展开。本文认为, 银行商誉下的人力资源层面包括员工职业素养、薪酬福利情况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具体要素。其中, 良好的员工职业素养符合现代银行服务理念, 有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和树立银行良好形象, 从而影响银行商誉价值;银行薪酬福利情况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之一, 能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激励员工努力且高质量完成工作, 创造超额收益;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可实现员工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协调统一, 帮助树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从而最大化地发挥银行各方面资源的优势。

(2) 客户信息资源是银行资源的重点, 要想在当前不断开放和拓展的国内市场环境下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必须坚持了解和研究客户, 全方位把握客户整体信息, 维护和发展客户, 更好地挖掘客户价值。文章研究发现, 银行商誉下的客户信息资源层面包括零售客户信息和对公客户信息。银行主要的两种客户类型是零售客户与对公客户, 零售及对公客户信息资源管理可实现准确识别通过战略选择下的客户群体对银行的价值, 将优质和效用最大的资源分配给为银行创造价值最大的顾客群体中, 从而达到商誉价值和客户价值、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3) 银行的组织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等功能, 是银行保持良好竞争能力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 是银行发展必不可少的“软件”环境。研究发现, 银行商誉下的组织文化层面涉及银行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及管理水平和经验三个方面。银行的企业文化是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 可形成包括银行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氛围、工作作风、管理者作风等内容, 有利于塑造银行核心竞争力。银行组织结构是银行战略思想与经营风格的体现, 是确保银行能够有效管理的基础。良好的组织结构可提高银行经营效率, 加强银行的市场竞争实力。管理水平和经验能指导和促进银行的各项工作,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有利于确保商誉价值的稳定提升。

2. 社会属性层面下的具体要素

商誉价值的社会属性具体包括外部关系、市场因素和社会声誉等, 这些指标构成社会属性要素的第二层面。对该层面继续细分及解读如下。

(1) 研究发现, 银行商誉下的外部关系层面可分为与政府关系、与客户关系及与其他银行关系。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地方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银行提供金融服务, 所以银行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银行与客户良好的关系能赢得客户的信任, 吸引潜在新客户, 长此以往有利于逐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银行与其他同业之间的关系既存在激烈的竞争, 又相互依存, 相互合作。银行需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 多良性合作, 少恶性竞争, 从而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中不断成长与壮大。上述关系都可以让银行取得超额利润, 提升商誉价值。

(2) 银行商誉下的市场因素层面可分为规模与市场地位、产品的创新优势、为社会创造的价值。银行规模和市场地位是指银行已有的经营成果获得的市场认同度, 表现为银行资产规模、网点布局和数量、市场份额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为银行资产找寻到更可靠和效率高的渠道, 取得不错的经济收益与良好的社会效益, 推动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银行在促进自身发展进步之时, 也要意识到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需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回馈与贡献社会。这些市场因素能推动银行高效健康发展, 提高竞争软实力, 为银行创造更大的商誉价值。

(3) 银行是信用的中介和载体, 它的基础作用是能够吸收社会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 进行资金支付和结算。这除了自身实力的因素外, 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具有优良的商誉和社会声誉。本文认为, 银行商誉下的社会声誉层面包括审慎经营程度、相关部门监管力度、风险预警机制。审慎经营规则的内容有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等, 可将资本、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的经营理念落实到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 促进银行资产质量安全、高效经营和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相关部门对银行的监管一方面是保护存款人利益, 降低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也是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的有效途径;风险预警机制的意义在于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确保银行能够及时有效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化解可能的风险, 从而巩固银行超额获利的能力。

四、小结

本文首先借鉴“总计价账户论”对商誉本质的理解, 解读银行商誉的特定内涵, 进而从哲学视角展开对经济学领域商誉价值问题的思考。接着以人类属性的阐述为切入点, 创新定义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并对每一类属性层面继续细分, 分析具体驱动要素, 从而构建银行商誉价值的分割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孝哲.论人的社会属性[J].天府新论, 2006 (01) .

[2]王孝哲.论人的基本属性[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 (05) .

[3]蒋德锋.基于模糊数学的对传统收益法评估商誉的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05.

[4]纪文倩.基于商誉-净资产模型的我国商业银行价值评估方法探讨[D].江西财经大学, 2012.

[5]朱锡庆, 黄权国.银行商誉评估的计量经济模型[J].求索, 2004 (06) .

[6]王诤诤.商业银行商誉价值评估的计量研究[J].价值工程, 2009 (11) .

[7]张琰, 孙玉婷.基于AHP法的商誉价值分割研究[J].中国资产评估, 2012 (12) .

[8]杨尚华.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自创商誉计量研究[D].湖南大学, 2007.

7.简述中国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篇七

关键词：中国哲学；价值论；转向；中国气象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 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 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内学者马俊峰把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理性化，坚持了哲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关心现实生活，体现出哲学的功用化；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1]也有人从价值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价值论的研究特点，认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价值的定义以唯物主义作为根本路向，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首先，从哲学基础来看，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基本立场依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依然是哲学的主流，从其理论本身来看，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鮮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出来，外来的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程度冲击着传统思想，在这种文化大融合的视域下，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参考文献：

[1]马俊峰.中国价值论研究：特点与问题[J].文史哲，1999（5）：12- 15.

[2]刘玉平，隋竹玉.当代中国的价值论研究[J].文史哲，1997（4）：102-104.

8.可持续性发展的价值哲学思考 篇八

可持续性发展的价值哲学思考

本文从价值哲学的视角,阐明了人类生存的特点、内在的意蕴和理性选择之间的有机联系.并指出,在这一有机联系过程中人类生存实践的`缺憾及其导致缺憾的原因,进一步提出完善生存实践的主要原则.

作 者：成媛 作者单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社科部,宁夏,银川,750021刊 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年，卷(期)：“”(1)分类号：B018关键词：事实认识 价值认识 理性

9.哲学的价值 篇九

【学习目标】

运用人生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自学填空】

1．人只有在中，才能创造价值。

2．劳动是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创造的的重要手段。

3．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和拥有幸福人生的根本途径是。4．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人的价值，只能在中实现。只有正确处理、的关系，才能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5．人的个性不应表现为人的怪异和陋习，而应表现于对他人、对社会的。6．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充分发挥，需要的精神；需要努力发展，全面提高；需要有坚定的，需要的指引。

【能力训练】

一、判断题（正确的写“A”，错误的写“B”）

1．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是否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不重要。2．强调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应追求人的个性发展。3．实现人生价值，必须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在砥砺自我中走向成功。

二、单项选择题

1．我们之所以说劳动着的人是幸福的，是因为 ①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显示自身的价值

②人只有在劳动中，在奉献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创造价值

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创造人类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④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2．我们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使热爱劳动、勤奋劳动、尊重劳动、保护劳动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是因为

①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创造价值②劳动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③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④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追求人的个性发展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们在追求个性发展过程中，应该

①把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在统一中实现个人的价值②以“新潮”和时髦作为标准 ③表现为对他人、对社会的独特的贡献方式④表现为人的怪异和陋习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4．李商隐一生怀才不遇，仕途坎坷。李商隐死后，崔任曾作《器李商隐》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怀未曾开。”并指出李商隐这匹“良马”腿脚屈曲，步履维艰，是因为不遇其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A．实现人生价值，关键是提高自身素质B．实现人生价值，关键是要具备良好的外界条件

C．实现人生价值，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D．人生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5．对人的价值的实现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的认识，正确的是

①二者是统一的，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的统一中才能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 ②人的价值的实现完全靠个人的奋斗

③人在实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必须利用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知识成果 ④只有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6．有人认为：“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会抹杀人的个性发展”这种观点 A．正确，因为个人与社会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 B．错误，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十分有害的 C．正确，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与社会总是发生矛盾的 D．错误，因为社会对个人的发展不起任何作用

7．面对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正确的态度是A．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顽强拼搏，战胜困难和挫折B．尽量回避和绕开困难和挫折

C．努力寻求造成挫折和失败的客观原因D．怨天尤人，悲观失望

8．生长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当代青少年，应该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创造主观条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创造主观条件，十分重要的就是

A．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B．要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C．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D．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简析题

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金牌工人”的青岛港集装箱桥吊队队长许振超，在青岛港工作30多年，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从一名吊车司机，成长为掌握现代技术的“桥吊专家”。“振超精神”就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就是艰苦奋斗、努力开拓的拼搏精神。就是与时俱进、争创一流的创新精神，就是团结协作、互相关爱的团队精神。“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把《金牌工人》作为献礼作品在电视频道推出。

运用《生活与哲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如何评价许振超的人生价值？

①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主要是看他的贡献，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

②在今天，人的贡献主要是对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贡献，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就是看他为社会、为人民贡献了什么。

③许振超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人生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2）“振超精神”对我们实现人生价值有什么启示？

①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要在劳动和奉献中创造价值。许振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成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②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许振超与广大职工团结协作、互相关爱，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而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0.哲学的价值 篇十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特质；价值

一、什么是哲学

其实哲学的定义非常广泛，对于哲学也有每个人自身的理解，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对于哲学来讲都是不同的，而且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的理解去解释所谓的哲学。在人们认识的初期其实对哲学这个名词缺乏一定的认识，就更不用说哲学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另外又加上西方哲学的冲击，西方理论也我国的理论也存在一些差异，就让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但是需要明确的哲学为人们提供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每个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其实非常鲜明，就是对人性的探讨和研究，对于人的多面性和多维性以及多变性都展开深入的研究。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哲学第一次迸发出光辉时就是对人性的探讨，是关于人性探讨的开山鼻祖。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性问题一开始就涉及非常多的方面，都围绕人性一题各自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孔子对于礼的追求像“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体现了人们人性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礼仪之邦的精髓，无论是汤因比还是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中，都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推崇，可见孔子中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的特点是值得全世界人们共同学习的。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庄子对于人性问题也有一定探讨，庄子主要最求一种人性的艺术，孟子则更加是性善论，强调道德人生，而荀子则与孟子提出相反地观点，提出性恶论，这而不同的观点最终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建立一个他们理想中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学的兴起，无论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还是他的独尊儒术，还是随后出现程朱理学，毫无以为都是对于人性的探讨，可以说从三纲五常开始对于人性的讨论更多的趋向于一种人性的压抑，更多的要求人性遵循封建的统治，特别是进入明清时期对于哲学上人性的压抑变得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在清朝我国已经丧失了哲学的土壤，这也是我国在清朝也西方相比哲学落后如此多的重要原因，就更不用说思维特质的发展了。因此我国传统哲学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高潮和多样性逐渐变得单一，思维特质上就更不用说了，变得越来越死板，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哲学的思维特质也变得更加奴性，不利于我国哲学的发展。

三、中國传统哲学的价值

近年来，关于我国道德的问题探讨的非常多，因为近几年社会道德问题出现的非常频繁，无论是老人扶不扶的问题，还是公交车让不让座的问题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我国从传统哲学开始就追求礼，尊老爱幼等，可以说我国是礼仪之邦，即使压抑人性的三纲五常都要求对长辈给予更多的尊敬，也可以说这种思维对我国来讲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但是近几年也确实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良风气，这与新文化运动后对孔子思想的彻底反对以及我国建国以来经历的浩劫还是有非常必要的关系，这让我国许多传统哲学信念和理念丢失，不利于我国国民素质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因此，我国近几年大大重视了对传统哲学的重视程度，对传统哲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让国学走进课堂，这些措施对于学生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认同都会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传统道德的养成上会有比较重大的意义。

四、中学生该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和价值

中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信息十分便利的社会，对于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肯定是有所了解，高中生对于这些社会不良问题其实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针对目前社会上这些不良之风，中学生要真正自我做起，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些有优良的作风，特别是那些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是必须要懂得和去遵守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社会上这种风气。要在课下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并在教师的协助下举办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讲座和黑板报及主题班会，提高同学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要求每个中学生都能从自身做起。要尽量避免一些形象工程，特别是在一些节日才会进行某些特定的活动，而在其他时段不进行，这种表面之风应该受到中学生的唾弃，也要将这种情况反映给学校，为学校树立新的风气。

结语：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在漫长的时间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特质和价值，这些思维特质和价值都体现了我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但是目前对于我国这些传统哲学思维价值的利用上还不够充分，导致出现一系列道德问题，近年来在道德滑坡现象也非常严重，因此要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提高国民的认识，提高整个的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

参考文献

[1] 曹伶俐.浅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J].鸭绿江月刊，2015（02）：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