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2024-11-05

经济学经济学论文(8篇)

1.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一

一个指挥棒协奏山水林田湖 ——自然资源共同体综合管理路径选择2014年05月14日

作者:蔡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那么,怎么认识“山水田林湖生命共同体”的内涵和本质?对共同体自然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路径如何选择?

生命共同体中——人之命脉在土地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进一步关注这些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科学设定资源利用强度,因地制宜管护资源,实现这一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服务功能最大化,促进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与人地和谐

所谓“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其实就是这几种物质与物质运动及能量转移,以及它们之间互为依存,又相互激发活力的复杂关系,使之有机地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田者出产谷物,人类赖以维系生命;水者滋润田地,使之永续利用;山者凝聚水分,涵养土壤;山水土地(涵盖气候与地形等)构成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而树者依赖阳光雨露,成为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生产者。这一概念,深刻而透彻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生命过程之根本。

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生命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基础。山、水、林、田、湖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存在一定的总量。如果人类的攫取或消耗超过这个限度,该共同体的运行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异,甚至断链停歇。与此同时,山、水、林、田、湖又都是有形、有质的实体,由这些实体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也必定具有因时、因地的差别。我国地域辽阔,要管好、用好自然资源,一定要讲究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由此,我们认识到,山、水、林、田、湖作为生态要素,与人存在极为密切的共生关系,可谓“相生相克”,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有序的“生命共同体”。其中生态要素的合理配置,直接决定了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兴旺、繁荣、健康、可持续程度。尤为重要的是,文中明确提到“人的命脉在田”,田者,土地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对土地数量的严格控制,以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随着城市建设用地价格的提升,级差地价的出现,地方政府开始利用盐碱地置换城市周边的耕地、菜地,同样的耕地数量,却由高产田变成低产田,影响了持续的粮食增产。与此同时,土地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相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现在,我国土壤污染已经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除工矿企业发展造成的直接污染外,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也使污染面积进一步扩大。

可喜的是,国家层面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提出对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支持系统进行协调、有序的保护与管理。但在统一保护、统一修复的过程中,更需要进一步关注山、水、林、田、湖的合理配置,根据因时、因地而异的原则,实现这一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服务功能最大化,促进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与人地和谐。

构建自然资源管理体系——让“共同生命体”生生不息

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根本,统筹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并开展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估,采取统一立法、综合保护的模式,形成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

土地是承载着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要素,以及城镇、村镇、道路、人文等社会要素在内的自然综合体。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似乎更多地看重了土地的财产属性,忽视了土地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断,不仅警示我们土地系统与人一样,是一个生命体,要还权利于自然,还权利于土地系统。同时,也提示我们需要加强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从土地角度出发,形成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资源管理体制。

首先,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是人类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权制度是界定自然资源权益边界、规范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基础。为此,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构建包括所有权、用益权、担保权、相邻关系权等于一体的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束,并依法保护,严格限制政府管理行为对于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的过度侵占。二是按照遵循法律,尊重惯例产权的原则,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并以不动产登记为支撑,形成相应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登记体系。三是建立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体系,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效率的提升。

其次,优化自然资源要素空间配置。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根本,统筹自然资源要素配置,避免单一类型为主导的开发利用对自然资源系统造成破坏。例如,沿海开发过程中,不能过分地注重补充耕地指标、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还要充分考虑大规模围垦开发对于近海生态系统、滩涂湿地系统的影响,尤其是要关注海平面上升、海洋灾害等对于未来沿海城镇、开发区的影响等。另外,土地开发利用还要考虑地质条件的影响,避免甘肃舟曲占用泥石流通道建设城市,以及一些城市规划建设在断裂带上等做法。

再次,重视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估。在城镇布局、土地利用中不仅需要关注粮食安全问题,还需要充分考虑土地利用尤其是城镇、开发区土地占用对于水资源、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碳容量等的压力与影响。否则,即使保护了耕地面积,保障了粮食安全,也会由于过度的人口、产业以及基础设施集聚,导致水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还将破坏山、水、田、林、湖系统的平衡。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这一状况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加剧,公众丧失发展信心,导致出现社会危机与风险。

最后,注重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与配置。从世界自然资源管理来看,统一立法、综合管理正成为趋势。因此,我国也需要结合国情,探索形成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及认定标准,避免有些土地在国土资源部被认定为耕地,在林地部门是林地,在农业部门是草地,从而不仅难以了解自然资源的基本国情,更不知如何管理。同时,制定《自然资源法》,从法律上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协同性、统一性和有序性。在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制,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四条控制线”整合落地

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规划“三规合一”,确定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四条控制线”,并统一纳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监管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明确提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为此,课题组认为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可行性研究。目前全国、省、市、县、镇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都划定了主体功能区,但真正实施起来难度甚大,推进缓慢。因此,应加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可行性研究,深入分析工作推进的难点、重点和时序,国家和地方应加快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这是主体功能区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针对生态补偿的复杂性,应尽快解决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较单

一、资金来源缺乏,以及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同时,加大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力度,建议根据生态环境状况、物价指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参照油价调整模式建立相关信息跟踪平台,实现生态补偿动态化,从而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制度的贯彻与落实。

建议各地区尽快实现“四线合一”研究,并纳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平台管理运行。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目前的划定与管理分属于环保、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环保部门只是给予了整合,但落地后如何统一管理仍是问题?国土是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载体,国土资源部门理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参与,也理应将其纳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管理平台加以监管。为此,应尽快开展基本生态网络结构规划研究,目的是为了切实落实各地区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要求,将“三规”(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重要生态功能区区域规划或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等“四条控制线”整合落地,并统一进入国土资源系统信息平台管理运行。

建议各省、市开展生态控制线落地方案划定与实施工作。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与实施工作,是切实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底线,保障发展与区域生态安全、保护资源、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有效落实生态管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因此,有必要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在确保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同时应注意落地方案与“四条控制线”的衔接,明确管控范围。针对生态网络空间的不同分类、分级,要从土地用途管制、项目准入原则、产业调整策略、城市村镇建设策略等方面,研究和制定不同生态网络空间的生态管制规则。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

2.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二

关键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 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 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 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 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 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 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 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 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 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 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 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 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 (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 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 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 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 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 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 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 “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 (简称《国富论》) 的出版为标志的, 《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 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 “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 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 它要为人们提供, 或更恰当地说, 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 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 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 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 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 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 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 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 (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 。因此, 三部著作的诞生, 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 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 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 他从微观变量出发, 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 只考察既定制度下, 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 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 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 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 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 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 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 在理论上, 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 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 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 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 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 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 即消费倾向偏低, 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 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 造成利息率上升, 阻碍投资。所以, 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 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 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 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 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 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 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 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 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 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 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 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 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 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 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 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 (绝对剩余价值) 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 (相对剩余价值) 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 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 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 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 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 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 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 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 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 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 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 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 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 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 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 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 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 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 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 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 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 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 毫无贬义, 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 (第十二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鲁友章, 李宗正.经济学说史 (第二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3]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3.经济学奖:向制度回归的经济学 篇三

中文名“欧琳”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0月12日凌晨6点30分被一个电话惊醒,她以为这是一个寻常推销员的电话,当瑞典人在电话那头告诉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吃惊和兴奋,以至于不得不去厨房冲一杯咖啡来纾缓心情的巨大波动。

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已经不单单是理论的表彰,她改写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女性获奖者的历史。在她之前,罗宾逊夫人曾经是最接近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但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

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森分享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财产运作是如何通过自主(联合)治理的方式获得成功”;而威廉森获奖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业内部是如何发展成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克服冲突”。他们同属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胜利

但两者胜利的深刻性,远远超过1991年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科斯的获奖。如果说科斯以“交易费用”为新的坐标来革命性地重新定义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则分别沿着“市场以外”和“企业以内”的制度路线,重新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内涵。奥斯特罗姆的着力点在市场以外的“组织可生长性”,即如何以自主治理方式解决公共物品效率难题上面,比如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威廉森则更深入发掘出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变化的弹性和丰富性,丰富了“公司治理结构”之说。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反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学术风貌,则前者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后者是“纵向一体化”。

有趣的是,他们的胜利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派别”胜利。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左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右派)都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本阵营的成功。

例如,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她以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剧问题”起家。传统的观点是,“公地悲剧”不可避免,人都是自私且短视的,总会存在“搭便车”的想法,所以公共财产的逐渐流失是必然的,个人理性带来的是集体的窘境。一个无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临着涸泽而渔的疯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过度放牧的悲剧。于是,解决公有财产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维坦集权方式(例如国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一种是彻底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发问: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奥斯特罗姆在读大学的时候(1960年代),就已经研究加州地下水(公共物品)的污染、水位下降和海水灌注问题,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很难达成”,加州的地下水系统应当是“崩溃”的。但是加州的社区民众、组织、城市水供应商以及城市管理者在互动中不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共识、自觉式守则和用水规制,靠的不是行政从上而下的强制力,靠的是分享、理解、合作、博弈和惩罚,靠的不是“单中心主义”而是“多中心秩序”。

作为一个酷爱田野调研、热衷占有一手材料的“直面现象理论家”, 奥斯特罗姆继续考察了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案例,她发现“公地悲剧宿命”并非能统治一切,关键在于政府或者社会能够容忍和鼓励这些参与者能够自发生长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谈判方式,这才能保证公有财产能够有效率地运作而不至于“坍缩”。奥斯特罗姆感叹道,“既不需要迷信市场,更不需要迷信政府,因为还有个人生长为组织的过程,自由人的联合和互动过程,它们更值得依赖”。

于是,对奥斯特罗姆的理解就有了两个坐标。一种是“反霍布斯主义”的,她的学生乔治梅森大学Mercatus中心的Paul Dragos Aligica就认为,“她挑战了那种自上而下的集权驱动方式”。Paul Dragos Aligica偏向于保守主义者,乔治梅森大学是右翼的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从“反私有化”角度来理解奥斯特罗姆,他说“那种将私有化和产权绝对清晰看作是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被奥斯特罗姆严肃地摧毁,奥斯特罗姆证明了某种社会规制机制可以让‘公地运作有效”。从奥斯特罗姆本人的言论来看,她似乎乐于被归纳为右翼色彩的派别,但同时她也在“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以及“援助非洲问题”等事态上面持一种异议态度。她认为,应当发挥制度和组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休克疗法”就是一种单向的、强制式的从上而下推进方式,抹杀和阻止了民间和政府之间丰富的互动、妥协、权衡和必要的退却。而“援助非洲”这一公共品的提供看上去已经是一种“白人的道德负担”,变成一个“扔钱行为”,忽略了援助是需要激活非洲的各种个人联合、组织生长、因地制宜地发展解决方案和有效率和有策略促进社会健全和进步的行为。

她的想法启发了纳米比亚大象保护方式。纳米比亚将很小比例的象变成旅游中的狩猎资源,然后用狩猎收入来加大对大象的保护以及对潜在狩猎行为的防范和补偿。如果象进入居民领地,践踏庄稼,那么象的受益权将同该居民分享。在没有这一互动和分享的机制前,居民倾向于用猎枪将闯入领地的大象当场击毙。

模糊不清的融合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有政治学背景的奥斯特罗姆有着一般经济学家难以逾及的视野。

奥斯特罗姆继承了伟大的波兰尼“社会秩序理论”的衣钵,突出一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强调一种“多中心秩序理论”——参与者在竞争中尊重对方、根据不同情势发展不同的社会或经济合约,从而解决冲突问题。

例如,私人组织可以为公共部门生产;城市可以将消防和安检服务“私有化”(以色列);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日本);政府向家庭签发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的私人供给者那里购买(加拿大);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务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新西兰的最高法院在英国)⋯⋯但如果政府是那种对社会组织的联合和生长极端畏惧的,没有科学发展观,那么“公共池塘”将是一潭死水。

威廉森的组织理论,同样可以为截然不同的阵营提供子弹和思想支撑。威廉森最核心的几个词语是“纵向一体化”和“机会主义(敲竹杠)”。我们以一个肉商故事为例,肉商原本只想专门卖肉,肉的保鲜服务则由跟冻柜商的长期合同来形成,但冻柜商发现肉商对其高度依赖后(脆弱的资产专用性),开始威胁(实施“机会主义”),肉商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他一气之下开始自己生产冻箱。随后他想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却又受火车运输商的欺负,于是他又开始兼并火车业务,他在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了扩展。威廉森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企业的科层结构弹性变化是如何将外部风险不断“内部化”,而这个过程又提高了内部官僚化和臃肿化的风险。

威廉森的理论必定和“反垄断理论”有纠葛。尽管威廉森一直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商业组织正当而弹性地生长,而横向一体化(例如同级兼并,肉商兼并肉商垄断供应提高肉价)才有“垄断地位的嫌疑”,在1973年他还为一家零部件实施专销并订高价的自行车产商辩护,认为他们通过这种专销下游零部件的方式来保持商家产品的信誉和良好的质量控制。看上去威廉森并不是一个反垄断的爱好者。但讽刺的是,反垄断学者例如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及鲍曼(Ward Bowman)都是从他那里吸取营养,比如鲍曼开发的“传导效应”——例如中国电网博弈,占据优势地位的电网公司开设发电厂,让其自己的电优先上网,不仅获取上下游利润,同时也可以同非嫡系的电厂“压价”,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原先优势进行纵向一体化后的“传导效应”。这一思想已经堂而皇之写在了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里面。而“传导效应”的源头则是威廉森的“机会主义”假说,即强势的商人总是有动机,利用对手资产专用性的特征,产生“敲竹杠”行为,从而获取利润。“纵向一体化”既是一种规避机会主义的做法,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新的“敲竹杠”方法。

4.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四

内容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以批判异化劳动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人类社会必定会扬弃资本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而人的类本质,既是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准绳与基础,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动力与旨归。本文的目的就是解读《手稿》中人的类本质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的类本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如无特殊说明,下文凡是引自该书,均为人民出版社版,只标注页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思想解读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zbjy.cn提供,请保留******.秘密和诞生地。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以批判异化劳动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人类社会必定会扬弃资本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而人的类本质,既是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准绳与基础,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动力与旨归。本文的目的就是解读《手稿》中人的类本质思想。

一、人与动物的比较

马克思将人与动物置于自然的维度中,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揭示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人和动物的相同之处。他认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56)。任何生命,不管是动物还是人,要想存在,就必定离不开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阳光、空气、水等无机物。人虽然是一种高级的生命形式,但首先是物质性的存在。就是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有在满足了衣食住行性等基本的生理欲求后,才可能存在,才可能从事其他活动。这就意味着,对于任何生物而言,要想存活,就必须先要占有******的对象。然而,******的对象又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105),必定向外在于自身的自然索求。所以,动物也好,人也好,在自然面前都是不自由的。比如“饥饿”,马克思举例说,“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在这个作用上,人只是一种动物性的存在,人就是动物。所以,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05)。

人虽然与动物一样时刻依赖着无机自然界,但是,马克思又强调,人根本不同于动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于动物来说,自然只满足了它们存活性的物质欲求,但对于人而言,自然不仅是维持人物质性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精神性存在的基础,是人的意识来源与对象。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56)人在与自然的交往实践中,形成了唯独人才具有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人不仅将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而且将人自身包括人的`行为纳入到认识的范围中,从而做出反思,并指导人的行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这就是意识的能动性。

第二,正因为有了意识的指导,人的劳动才不同于动物的劳动。马克思承认动物也有劳动,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57-58)。就是说,动物的劳动只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物需求,纯粹出于存活本能,并没有能动的意识作为指导。“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57)

相反,人的劳动则全然不同。在意识的指导下,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意识的生命活动。”(57)“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8) 所谓“内在的尺度”,就是主体自身的目的与需要;所谓“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就是指各种自然规律。人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与需要进行劳动,而且能认识规律,并在规律的指导下有意识地劳动,实现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人的目的与需要,不仅仅是生物性的物质欲求,更是精神性的需要。马克思说:“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58)因此,与动物相比,人的劳动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是有意识的而非本能的,是自由的而非仅仅为了存活。

二、对象性活动与人的类本质

如上所述,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劳动把“人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构******的本质属性的劳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从根本上体现并决定了人的对象性存在这一类本质。完整的劳动,包括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即劳动对象、劳动结果和劳动过程本身等几个环节。马克思从这几个方面分别作了阐述。

第一,劳动对象——自然,是对象性存在。马克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07),所以,“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06)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那么,“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106)显然,这样的现实存在物是不存在的。于是,马克思通过反证法证明了任何现实的存在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所以,自然作为现实存在物,必定也是对象性的存在。马克思继续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那就意味着,“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107)。就是说,自然作为现实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感觉的对象,是人的感性对象,是人的劳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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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五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衔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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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因此,通过明确知识体系的方式可以避险学生对知识点形成孤立认识,杜绝了教学过程分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二是突出方法论的地位,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不同知识点中的应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虽然这样的发展也饱受非议,但总体上奠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因此,需要学生认真学习和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知识,体现不同知识点中相同方法论的使用技巧和密切关联。

6.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19世纪开始,政治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化为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某种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后者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在变量进行研究,以找出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从而达到拨正经济学航向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 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

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 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 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 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 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 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 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 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 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 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 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 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

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 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 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 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 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 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 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 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 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 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性行为对集体行动的影 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 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 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 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 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 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 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 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 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 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 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 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7.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七

关键词:人事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行为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HRM) 的交界地带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事经济学 (Personnel Economic) 。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莱布 (David Laibson) 在1999年首先提出, 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结合, 是一门研究在复杂的、不完全理性市场中的投资、储蓄、价格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学科。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 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

一、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人事经济学研究问题主要有内部劳动力市场、激励、工资报酬、晋升、绩效评估、招募、人员流动等, 研究目的是找出在不同的体制和竞争环境下,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基本经济原则。人事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Lazear在1995年编著的《人事管理经济学》标志着这一领域已经基本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体系[1]。Lazear在1998年出版的《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一书里, 以经济分析探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课题, 囊括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重要问题, 包括员工招募、薪酬结构、人力资本、流动、信号、晋升、激励、团队、福利等[2]。Lazear (1999) 把人事经济学解释为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企业内部工作 (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的经济学分支[3]。

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方面的研究相比, 人事经济学得到了重要发展和突破。董志强、蒲勇健 (2004) 认为在企业人事管理制度设计上, 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 (比如博弈论、激励机制设计) 的确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 将会在人事管理经济学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4]。由于缺乏理论支撑和充分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给出的答案往往是模糊不清或者模棱两可、不能让人信服的。这样即使是企业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人事经理这个职位在上层领导中也不能发挥其核心的作用。Backes-Gellner、Krings (1997) 与Lazear (2000) 的研究, 都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员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晋升到执行总裁 (CEO) 这个职位[5,6]。与传统人力资源研究不同, 人事经济学以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先进的计量工具为手段, 得出的结论在理论上也更加严谨、精确。此外,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调查、搜集企业各方面的数据 (尤其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数据) 已经成为可能, 数据的引用为人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人事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大量开创性的研究, 发现个体的行为并不完全都是理性的:他们关注公平, 为了重建公平 (re-install equity) , 做好了承受个别成本的准备;他们系统性地忽略相关的信息, 用启发式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决策问题。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检测到一些异常行为①, 很多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结果都显示这些异常行为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是很显著的。这些异常行为在人事经济学中融入到个体行为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 从而扩展了激励理论领域的研究 (例如Grund和Sliwka, 2005;Krkel, 2008的锦标赛晋升机制) [7]。目前, 人事经济学关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延期报酬) 、锦标赛激励理论、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等方面。

(一) 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职业生涯激励理论的核心思想, 是以延期报酬 (Delayed Payments或Deferred Compensations) 作为激励手段。Lazear (1979, 1981) 的论文构筑了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他设计的延期报酬模型后来被人们所引用[8,9]。延期报酬旨在说明有些员工已经无法在企业内继续晋升了, 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们就可能变得消极。但是, 倘若企业在开始的时候支付他们以低于其所值的工资, 而在工作的末期支付高于其所值的工资, 陡峭的年龄-工资剖面曲线就可能起到积极激励效果。

(二) 锦标赛激励理论

Lazear和Rosen在1981年的锦标赛理论研究与职业生涯激励理论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理论认为与既定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 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员工的积极性;只要晋升的结果尚未明晰, 员工就有动力为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锦标赛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员工报酬水平随职位晋升而阶梯式跳跃的事实, 譬如不论职业生涯激励理论还是人力资本理论, 都不意味着离散的薪资变动, 除非学习过程是间断的。人力资本理论, 照字面意义应是工资平滑的增长。同样的, 薪资在职业生涯激励理论中也没有理由间断 (除非在退休日期) 。为了解释工资水平的离散跳跃, 就有必要求助于锦标赛理论和其他解释 (比如Rosen, 1986) [10]。

(三) 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

Lazear (1986) 对员工报酬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计件工资具有激励员工和筛选员工的作用[11]。但是, 由于计件工资成果的考核成本很高, 企业也会考虑采用计时工资, 即根据员工的时间投入来定义报酬。计件工资反映了报酬激励, 而计时工资由于难以考核成果, 因此有必要对投入过程进行监督。所以, 在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之间进行选择, 实际上就是在激励和监督之间进行选择, 在这一选择中要权衡的基本要素是考核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在实践中设计使用了多种形式的薪酬, 如固定薪酬、计件薪酬、奖金、团队激励薪酬等。为了保证员工发挥最大努力水平, 如何根据工作性质、产品或服务性质的不同, 制定②激励机制成为企业的主要问题。

三、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在人事经济学中的应用

伴随着实证研究的发展, 人事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越来越明显。Della Vigna (2007) 把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 (individuals deviating from the standard model) 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非标准偏好、非标准理念和非标准决策[12]。

(一) 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 Della Vigna (2007) 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 这三种偏好不仅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人事经济学领域也有相当的影响[12]。行为经济学表明时间偏好并不总是一致的, 如泰勒 (Thaler, 1981) 发现被试者回答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 回答结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 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 一年的是120%, 10年的是19%, 即被实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一致, 这个结果被后来的众多实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 (2007) 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分析, 以及Backes-Gellner (2004) 关于员工逃避继续参加职业培训的例子[13]。关于风险偏好, 行为经济学中大量的实验结论表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考点, 即过去的经验会改变对现有决定的估价, 例如保险业 (Della Vigna, 2007) [12]。在人事经济学背景下, 这种 (reference dependence) 参考依赖也很重要。Hedinger (2008) 对个体绩效评价的参考点进行实验研究, 表明个体的努力水平依赖于估价结果的变化[14]。如果估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 个体将会停止努力, 即使估价以绝对值计算时很乐观。此外, 实验结果还证明个人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 更加关注其他人们的支付。社会偏好主要有期望互惠 (reciprocity) 、不平等规避 (inequity aversion) 和利他倾向等。其中代理双方对结果分配是否公平的偏好, 对企业合约激励设计与实施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公平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通常厌恶不平等, 不仅在意利他不平等, 而且也尽量规避利己不平等 (Fehr等, 2000) 。利他不平等会使员工产生妒忌感, 利己不平等会使员工产生同情心。对于企业激励实践而言, 代理人的这种公平偏好会对基于代理理论的激励合约实施效率产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 (2005) 研究表明如果工资结构是内生的, 那么代理人的不平等厌恶会导致锦标赛激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7]。Bandiera (2005) 等人对英国某水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5]。以上结论表明非标准偏好不仅对行为经济学产生影响, 在人事经济学中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因此, 在企业中只有分清这些不同的偏好对员工的影响,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才能激发员工的努力水平, 提高企业整体的效益。所以, 对于公司不同类型的项目应该分别采用不同类型决策者的评估方案, 或者同一项目采用多人评估然后综合评判的方法做出最后决定 (曹国华、陈毅, 2008) [16]。

(二) 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大量关于非标准理念的实验结果, 表明人们在做事情时往往表现的过度自信, Della Vigna (2007) 运用这一结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释分析[12]。Gneezy (2003) 等人首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17], 实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解决电脑迷宫问题。被试者在实验中选择真正的努力水平, 奖金依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 参与者的奖金依据各自的产出而定 (例如解决迷宫的数量) 。在这种待遇下, 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差异, 即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能力来解决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 有三个男性, 三个女性组成一组, 只有获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比例的支付, 与计件工资计划相比, 男性获胜的比例很大。相反, 在只有女性组合的六人小组中, 女性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很多, 这表示女性的能力很强, 只是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争。结论表明女性与男性进行竞争时, 女性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Niederle与Vesterlund (2007) 通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实验, 研究男性与女性在进行自我选择时的表现[18]。这次试验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 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 最后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选择。实验结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性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同。在第三种情况下, 选择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性被试的两倍, 男性为73%, 而女性只有35%, 表现很好的女性参与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表现不佳的男性, 实验结论也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加自信。这些结论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性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问题, 公司应该运用这一理论, 合理安排女性的职位, 加强她们的职业关系, 激发她们的潜力, 增加女性员工的自信度, 使她们的能力发挥到最大,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

(三) 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 (1974) 的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19], 行为经济学也显示了社会压力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人事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关于员工的工作态度是怎样被同事所影响的研究。Kandel与Lazear (1991) 分析了同事压力对产出的影响, 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 (1997) 检测了医药行业中同事压力和利润分享, Lazear (1999) 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同事压力的存在。此外, Ellingsen与Johannesson (2007) 发现个体也容易被感情所影响, 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尊敬, 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究结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解, 为了更详细地阐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什么和已经学到了什么, 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的一个核心领域———薪酬, 来研究行为经济学发挥的作用。

四、薪酬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行为经济学中, 大量相关实验表明公平、互惠、不平等, 在薪酬结构制定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那么在人事经济学中, 在薪酬这一领域, 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平、互惠、不平等是否也起到相同的作用?下面将分别以最后通牒游戏、独裁者游戏、锦标赛模型为例进行分析。

(一) 公平与互惠对薪酬的影响

董志勇、黄必红 (2003) 认为在行为经济学中, 公平与互惠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20]。最后通牒游戏的设置为:给定一笔奖金, 一方 (提议者) 提出对此金额的分配方案, 如果另一方 (回应者) 接受这一方案则按此方案进行分配, 如果回应者不接受则两方的收益为零。德国经济学家Güth、Schmittberger和Schwarz (1982) 首次对此游戏进行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提议者给回应者分配比例的平均数不到70%, 大约20%的提议会遭到拒绝[21]。Camerer与Thaler (1995)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博弈中提议者基本上会按照50:50的模型来分配, 提议者会提供收入的30%-40%给反应者[22]。Fehr等在1996年对独裁者游戏进行分析, 认为服从者在独裁者游戏中也会得到可观收益的结论, 这一结论暗示了绝对公平的相关性[23]。Camerer (1997) 对独裁者游戏与最后通牒游戏进行对比, 发现独裁者游戏的分配方案通常是不公平的, 所以绝对公平并不是对最后通牒游戏行为的唯一解释[24]。Fehr等认为提议者除了受绝对公平的激励, 还受“互惠公平”的影响。Güth与Damme (1998) 把服从者引入最后通牒游戏的设置中, 发现当反应者 (他的决定可能使提议者的收益为零) 被分配30%的收益时, 服从者也会被分配5%到10%的收益[25]。

当大多数人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可观察到的最后通牒博弈行为时, Pull (1999) 和Selten (2000) 通过假定参与者之间具有谈判 (讨价还价) 的能力, 对博弈行为进行分析, 认为尽管他们不实际参加议价, 他们在进行决定时也会受议价影响[26,27]。Pull (2003) 用一个简单的讨价还价框架来验证“隐含的”议价的确能影响反应者的选择[28]。Fischer等在2006年进行W-games的实验, 表明参与者面对最后通牒游戏或者纳什谈判设置时, 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从表面上看, 参与者是否发现他们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或者是在议价的环境下, 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发现大力支持了“隐含的”讨价还价的假设。Güth等 (1998) 表明在最后通牒游戏的设置, 并把竞争引入游戏的设置时, 收益确实会系统性的减少。实验的设置与雇佣关系明显不同的是, 参与者在实验设置中不能相互交流[25]。Bohnet与Frey (1999) 在标准的通牒游戏设置中引入相互影响这一因素, 得出结论:当参与者可以相互交流时, 即使他们只是识别对方, 收益大多数也会按照50:50的模式来进行平均分配[29,30]。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 在最后通牒实验中参与者的角色通常是随意分配的, 金额是来作为礼物的,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 角色不能随意分配, 金额的分配也不是可以提前预测的。Hoffman和Spitzer (1985) 、HennigSchmidt (2000) 曾经把扔硬币的结果作为礼物和谈判的立场, 观察到的结果被认为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分配方式,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公平的概念却发生了变化。人不仅有生理平衡的需要, 也有心理平衡的需要。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报酬以后, 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值, 更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值。

Fehret等在1992年做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 更加表明公平与互惠在分配中的联系。礼物交换博弈是指回应者不仅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所提出的金额分配方案, 而且在下一阶段还决定他的努力水平, 以及他返还给提议者的金额。实验结论表明在博弈中, 回应者 (雇员) 的努力水平越高, 成本就会越高, 此时提议者 (雇主) 的金额则会增加。结论还显示即使是在一次性游戏中, 回应者的努力水平比最低规定还要高, 提议者也会提供超过最低标准的金额。这一结论与Akerlof和Yellen (1990) 设计的礼物交换博弈理论预测大体上是一致的———奖金分配越高, 平均的努力水平就会越高。有趣的是Gchter与Fehr (2002) 研究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 当对雇员引入竞争这一因素时, 实验结果与前面的结论仍是一致的。因为减少提供的金额, 雇主就会承担雇员降低努力水平的风险, 用重复博弈来代替长期的雇佣关系, 则这一结论会更加明显, 更多的反应者将会选择付出更多的努力水平来获得更多的金额。即在长期雇佣关系中, 互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Irlenbusch与Sliwka (2003) 对礼物交换博弈进行修改, 使之更广泛地应用在雇佣关系中, 结果显示反应者努力水平越低, 互惠就会越差。张元鹏 (2005) 认为人的行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并非都那么“自利”和“理性”, 而是与公平主义、利他主义等因素相关[31]。总而言之, 由于具有自利与利他两种行为动机, 经济主体在薪酬领域就需要公平与互惠来发挥指导作用。

(二) 薪酬不平等的激励作用

行为经济学告诉人们拉大失败者与胜利者之间的奖金差距, 可以激励参与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水平, 但是过多的不平等也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在人事管理中, 管理结构分为扁平式结构和锥形结构。如果管理结构是扁平式的, 对很多竞争者来说只有一个晋升岗位, 但是晋升的价值、工资则会很高, 因为获得晋升往最高层就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换句话说, 如果管理结构是锥形的, 对相同的竞争者来说就会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但是晋升的价值就会很少。那么这种薪酬结构是怎么分配的?Lazear (1981) 设计的锦标赛模型表明, 竞争者的努力水平是由他的努力成本、奖金的预期值以及获胜的概率而定[9]。Moldovanu与Sela (2001) 认为努力成本函数是凸函数, 即设置的奖项越多, 绩效就会越高, 最优的奖金价值依赖于竞争者的数量、他们的能力和努力成本函数[32]。这一结论对人事经济学管理结构的制定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Harbring与Irlenbusch (2003) 首次在锦标赛中对奖金结构的影响进行实验分析[33], 竞争者在实验中被要求选择给定的一系列努力水平和给定的努力成本, 结果显示竞争者基本上都期望选择高的努力水平, 竞争者获胜的比例越高, 被试者的平均努力水平也会增加。此外, 没有或者努力水平很低的被试者则很少获得奖金。关于奖金结构的制定, Moldevanu与Sela (2001) 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中等不均式的奖励方式, 会使竞争者总的绩效是最高的。高度不均式的奖励方式 (如只对获胜者提供奖品) 与低度不均等的奖励方式 (每一个竞争者都会获得相同的奖品) 都会产生低的绩效[32]。为了验证这一结论, Freeman与Gelber (2006) 设计了纸上迷宫的实验, 实验设计如下:分六组团队来解两回合的纸上迷宫。在第一回合的实验中, 所有被试者按计件工资进行奖励, 即个人的奖励取决于各自的努力。在这六组完成第一回合后, 通知各组中一半的成员第一回合的结果, 六组中的另一半不通知。在第二回合中, 设置三重诱因机制:一种是不论表现, 大家公平待遇;一种是高度不均式奖励方式, 设置唯一的奖项给胜利者;最后一种则为采取中度不均式的奖励方式, 设立第一、第二等多项奖励。实验结果显示:在第一轮中, 不同的分组之间, 被试者没有明显的不同。第二轮中的结果依赖于信息环境, 结果证实在奖金的不均度和产量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倒置的U字型:在中度不均度的奖金设计中, 平均产出是最高的, 例如六个小组中有五个小组获得了奖励。在高度和低度不均度奖金设置的情况下, 每个小组的平均产出都是很低的。在高度不均度奖金设计的例子中, 他们赢得唯一奖品的机会几乎为零。相反, 在中度不均度设计的奖金情况下, 所有的小组被奖金所激励, 会付出更高的努力水平。在高度不均的奖金机制下, 如告知参赛者第一轮的结果大部分人会因为机会渺茫而放弃比赛, 影响整体的产出[34,35]。综上所述, 在薪酬的制定中, 过多的不平等并不会起到激励作用, 相反会影响产出。

五、结束语

8.经济学经济学论文 篇八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引言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1.2不受重视的理论学术研究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學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不是要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如果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也并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指导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密切地结合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能够保证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长远进步。在对经济学人才定向培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使经济学研究人才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地结合经济学实践以及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理论,并且能够更加有效的认识经济实践活动,最终能够使经济研究者能够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从而将经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掉。

4.结语

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由于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如果只是对应用经济学进行研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那么其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应用经济学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作为基础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余斌.“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8).

[2]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J].教学与研究,2012(02).

[3]刘汉林.从经济学的分类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4]于立.现行经济学学科设置问题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J].改革,2011(04).

[5]王玉.断裂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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