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共4篇）（共4篇）

1.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篇一

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决策相关性研究述评

投资决策；过度自信；高管时间：2009-9-21作者：杨 睿来源：

摘要：文章介绍了研究公司投资问题的新视角——过度自信理论的相关文献，便于高管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投资决策；过度自信；高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发现资本市场中的许多经济现象与传统的金融理论不一致，开始对传统的理论假设提出质疑，产生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它以各种非理性的心理现象为前提，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的多样性，实现了人们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应该怎么做决策”到“实际怎么做决策”的转变。其中，过度自信理论倍受人们的关注，被应用于公司投资决策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国外研究文献分析

（一）高管过度自信的存在性研究

过度自信即为优于平均的效应。人们经常过于相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把机会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的作用，我们将这种偏差叫做过度自信。高管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其具有信息优势、专业知识和经验等特点决定了他们过度自信的倾向比一般人明显。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取证等方法来确认高管存在过度自信的倾向。

March和Shapira（1987）的调查结果表明，管理层总是低估内在的不稳定性，相信自己能全面控制公司的经营业绩。Gilson（1989）认为经理们基于财富、职业声誉等考虑会非常关注公司业绩，并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过度自信。F.Albert Wang（2000）在人口动态进化游戏模型中检验了非理性管理者的存在。Ulrike和Tate（2005）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理性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实施影响企业价值的收购策略。Forbes（2005）认为，企业家更容易产生认知偏差，他发现个体的年龄、公司决策的复杂性均不同程度导致了企业家的过度自信。企业家的认知偏差是个体和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Schade（2007）认为创业是为达到预期目标有目的地努力控制过程的行为。企业家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己的理解所做出的，通常企业家会高估他们控制事件的能力，从而导致其过度自信。

（二）高管过度自信的度量标准

国外学者认为，风险规避的高管或对公司未来信心不足的高管会过早执行期权。因此，Malmendier和Tate（2005）首先确定行权期内CEO应该行权的最小基准价格百分数，然后以符合3个指标中的一个确定高管存在过度自信倾向，即CEO是否较基准的行权时间推迟行权，CEO是否持有期权到期满的前一年，是否习惯性的在样本期的前五年买进公司股票。之后，Ulrike等（2005）在度量过度自信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Oliver（2005）以消费者情绪指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密歇根大学通过电话访问调查公众对当前及预期的经济状况的个人感受，并以此为基础编制成指数。Rayna Brown和Neal Sarma（2007）用媒体的报道作为度量高管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通过搜集主流商业媒体是如何评价同一时期每个企业的高管的资料，找出5个基于性格因素模型搜索特殊的性格特征。

尽管人们采用各种指标来衡量过度自信，但是由于心理特征的隐蔽性无法采用单一指标全面刻画该心理特征，所以度量标准还在不断探索中。

（三）高管过度自信与投资支出的相关性研究

1、兼并和收购。由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起步较晚，人们对于过度自信的研究尚少，最早做这方面研究的是Lys和Vincent（1995），他们采用案例研究将过度自信引入NCR和AT&T的并购决策中，证明了并购中的价值毁损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关。之后Roll（1986）通过研究表明管理者的傲慢自大（Hubris）会导致企业并购失败。他认为，成功的收购公司往往对收购后的协同效应感到乐观和过度自信，而忽视收购中的赢家诅咒。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导致过度的兼并和收购，甚至于收购完成后，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的总体收益为零。近些年，Malmendier和Tate（2003）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乐观的CEO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兼并，特别是具有更多不确定价值的分散化收购，而且这种乐观主义在股权融资依赖度高的公司更为明显。

2、实际投资。在公司的起步阶段，创业期的高管一般都伴随着乐观主义和过度自信。Cooper，Woo和Dunkelberg（1998）发现，68％的企业家认为他们的启动投资比其他竞争者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仅有5％的企业家认为他们可能遭遇到失败，而事实上有75％的企业寿命不到5年。另外，在法国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Landier 和Thesmar（2004）通过对法国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经常低估公司启动后的任务。在启动阶段，有56％的企业家认为在未来是有发展前景的，只有6％认为可能经历困难。在公司的成熟发展阶段，学者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同样存在过度自信倾向，并且是通过自由现金流对投资的影响而产生影响的。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自由现金流假说都在各自的观点中解释了企业的投资决策问题，但是两者对于自由现金流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是持相反观点的，而过度自信理论却通过自由现金流对投资的影响做出了比较好的解释。Heaton（2002）通过一个两期决策模型率先论证即便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很可能导致企业投资扭曲。他认为乐观的经理人觉得资本市场低估了公司价值，从而拒绝利用外部融资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但同时高估项目收益，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越乐观的管理者越想承担更多的项目，越不愿意用外部融资；越好的投资项目，承担的投资不足成本就越大。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总是在基于自由现金净流量的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中权衡。Malmendier和Tate（2005）搜集了福布斯500强477家企业1980-1994年间的CEO个人投资组合和公司投资决策的面板资料，测试了过度自信假设，发现过度自信的CEO的投资对现金流更加敏感。这样，当他们有充足的内部资金时会破坏资本市场规则或者公司治理机制而过度投资；但是当需要外部融资时就会减少投资，因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市场低估了企业价值。这些现象在股权依赖严重的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Yueh-hsiang Lin（2005）以台湾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利润预测为高管过度自信代理变量，检验高管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财务约束越强的公司，过度自信的高管比不自信的高管更容易执行高度敏感现金流政策。

二、国内文献的研究分析

国内对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尚不成熟，即便如此，国内学者依旧对高管过度自信下的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郝颖（2005）等人

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同适度自信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不仅与投资水平正相关，而且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更高。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王周伟（2006）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自信指标，探讨了经理人自信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其研究表明，随着财务约束程度的不同，经理人自信对投资的推动作用是变化的，具有“U”形曲线效果。汪德华、周晓艳（2007）在行为经济学相关进展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企业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现象的模型。利用这一模型，综述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进行解释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并将这种解释和传统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观点进行了比较。王霞、张敏和余富生（2008）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并且对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而对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敏感度不明显，并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异象和制度背景解释了该问题。叶蓓（2008）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存在道德风险和不存在道德风险下的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始终呈正向相关关系，并解释了企业投资非效率与过度自信的相关关系。

三、研究述评

近20年来，国外不少专家、学者从财务影响因素和非财务影响因素两方面致力于探讨投资问题的复杂结构，主要是想探讨以下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投资？投资会影响企业内外哪些方面？这些影响的原因、方式、程度和相互关系又怎样？应如何设计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规范企业的投资？在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中，受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制度等方面的影响，上市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过度自信）的现象普遍存在，行为偏差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出现与传统经济学推论不同的异象，因此，将管理者心理因素引入投资模型的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

但是在现有的我国研究中，对于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在我国的过度自信研究中，方法和模型主要来自于国外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套用我国的数据对国外相关研究理论的验证。同时，在国内的研究中，过度自信问题大多是针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对公司投资决策的研究集中于理论，实证研究较少。

过度自信这个心理学变量很难通过经济指标来准确衡量，各种替代变量无法准确体现其意义，特别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使得目前指标衡量的过度自信不具有代表性。

在过度自信这个心理指标下，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过度自信能否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型来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下的过度自信其适用性和准确性受到质疑。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如何找到一个全面衡量过度自信变量的指标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该指标体系不仅要充分体现高管的个人心理特征，还要考虑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国情、历史、文化和制度因素，将各种非量化指标加入实证研究模型中，寻求对于我国资本市场过度自信理论研究的动态的、完备的研究体系。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过度自信对投资的影响也具有“中国特色”，过度自信这个心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产生机理是什么？对我国证券资本市场的适用性如何？能否将过度自信、投资和融资决策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的财

务决策如何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建立全面的公司财务决策模型，从而更好地解释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偏好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者未来探讨的方向。

参考文献：

1、B.Heaton.Managerial Optimism and Corporate Finance[J].Financial Management,2002(10).2、Juan Dubra.Optimism and Overconfidence in search[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4(7).3、Rayna Brown and Neal Sarma.CEO overconfidence, CEO dominance and corporate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07(1).4、Ulrike Malmendier and Geoffrey Tate.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6).5、郝颖,刘星,林朝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5).6、江晓东.投资者过度自信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7、汪德华,周晓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扭曲[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4).（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 综合编辑部

2.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篇二

20世纪初, 美国证券市场爆发了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大公司的会计丑闻, 美国为此于2002年颁布了萨班斯法案, 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且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全部为独立董事。与此同时, 我国证券市场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频繁发生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事件, 诸如银广夏、东方电子等, 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他们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和注册会计师的信任。萨班斯法案出台后不久, 中国证监会表示要尽快在国内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 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

从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来看, 审计委员会的设置是保证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规定, 上市公司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成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等。从理论上来看, 审计委员会被赋予了监督公司会计、审计事务的职权, 并构成公司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实务中, 审计委员会是否具备治理功能呢?如果有, 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呢?具备哪些特征的审计委员会能够更有效的发挥治理功能呢?这些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的关注。

审计委员会通常负责为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师, 并促进公司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此外, 作为内部审计的领导机构, 审计委员会的存在能够加强董事会对管理人员的监督。本文将对目前国内外有关审计委员会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 找出尚未解决的问题, 以期为未来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研究指出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审计委员会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关系的文献综述

1. 国外相关文献

对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将审计委员会视为一个整体, 即将公司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作为一个哑变量, 如Wild (1996) 的研究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 其盈余反应系数更高。Dechow et al. (1996) 研究认为, 如果公司董事会中执行董事占比例较高, 并且未设立审计委员会, 那么这类公司出具虚假财务信息的比率较大。另一类则从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层面出发, 考察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征、专业性特征、行为性特征等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1) 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

Klein (2002) 考察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成反比。Beasley et al. (2000) 发现存在财务欺诈的公司, 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也较低。Jenkin (2002) 、Vefeas (2005) 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这些研究均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征能够提高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如Xie et al. (2003) ;Yang&Krishnan (2005) ;Uzun et al. (2004) ;Felo et al. (2003) ;Anderson et al. (2003) 。

不过, 许多同类后续研究 (Bedard et al.2004;Bradbury et al.2004;Abbott et al.2004;Bryan et al.2004) 表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提高的确可以降低公司财务舞弊发生的概率或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但是, 目前尚无研究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发现进行整合。

(2) 审计委员会专业性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

为什么关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关系的文献, 有的学者发现有促进关系, 有的学者发现不相关?原因主要在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提高, 并不会自然导致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因为, 从动机角度来看, 尽管所有的独立董事都愿意去监控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但Park and Shin (2004) 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财务专长的独立董事才有能力这样做。

Xie et al. (2003) 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的公司董事 (即曾经或正在担任其他公司管理层职务的独立董事) 比例及金融董事 (曾经有过投行执业经历的董事) 比例越高, 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Abbott et al. (2004) 研究发现, 那些审计委员会中有至少一名财务专业人士的公司发生报表重述的可能性较小。Agrawal and Chadha (2005) 发现了同样的证据。Song and Windram (2004) 的研究得出, 具有财务知识并且活跃的审计委员对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有显著的贡献。Bryan et al. (2004) 对福布斯500强公司的研究也表明, 审计委员会成员如果全部是财务知识者, 其ERCs更高。Bardad et al. (2004) 分析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公司治理经验和特别公司经验是否会影响其履行职责。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成员具备公司治理经验和特别公司经验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激进的盈余管理水平。这些证据均表明, 审计委员会成员是否具备财务专业知识或了解财务报告流程中的相关问题, 对于审计委员会履行财务报告监督职责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3) 审计委员会行为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

审计委员会能否发挥监督作用, 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的活动的强度如何, 即具备怎样的行为特征。通常, 研究者以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次数、是否有明确的财务报告质量监督职责及审计委员会规模三个方面来衡量审计委员会的行为特征。

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次数可以用来反映独立董事工作的努力程度。可以预期, 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次数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应当是正相关的关系, 即代表审计委员会工作勤勉程度的会议频率越高, 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或其他财务报告发生不可靠性行为的概率就越低。一些研究者对此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如Abbott et al., 2004;McMullen&Raghunandan, 1996;Parker, 2000;Xie et al.2003;Anderson et al., 2004) 。上述研究表明, 为了有效执行其监督职能, 审计委员会似乎必须维持一种持续的正常活动水平。但是, 也有研究者发现审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频率并未对其监督绩效产生积极作用, 如Felo et al.2003;Bardad et al.2004;Lin et al.2006;Yang&Krishnan, 2005。

尽管审计委员会被赋予财务报告监督者的角色, 但是, 如果这种职责未被明确界定, 并且未被授予执行权利, 那么这样的审计委员会往往是没有效率的。正如Parker (2000) 、Chtourou et al. (2001) 及Bardad et al. (2004) 的研究所表明的, 那些在公司年报中明确披露审计委员会职责的公司, 其盈余管理水平比那些审计委员会责任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的公司更低。Kalbers&Fogarty (1993) 的研究表明:一个明确界定审计委员会职责的正式章程, 不仅为审计委员会成员执行监督任务提供了权利来源, 而且为他们履行责任提供了指南。

审计委员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Lin et al.2006;Yang&Krishnan, 2005;Beasley, 1996;Kao&Chen, 2004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 财务报告质量越高。Andersonet al.2004则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即审计委员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质量呈负相关。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质量无关 (Xie et al.2003;Bardard et al.2004;Abbott etal.2004;Farber, 2005) 。

2. 国内相关文献述评

目前, 我国对于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否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杨忠莲、杨振慧 (2006) 研究发现我国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报表重述显著相关。刘力、马贤明 (2008) 研究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绝对值显著比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小。吴清华等 (2006) 研究发现公司设有审计委员会将能呈报更高质量的会计盈余信息。

陈小林、胡淑娟 (2008) 研究发现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 显著降低了扭亏盈余管理的行为, 提高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但对于配股的盈余管理行为, 没有抑制作用。倪慧萍 (2008) 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设立后会显著抑制公司的操控性应计水平。谢永珍 (2006) 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 对维护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方红星等 (2009)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与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正相关。蔡卫星和高明华 (2009) 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度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 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与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相比, 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赵息等 (2010) 研究发现, 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 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越长, 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随着我国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数量的增长, 后续的研究开始从审计委员会特征角度进行研究。王雄元和管考磊 (2006) 以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 考察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征、专业性特征及活跃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 独立性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专业性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无关, 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李斌、陈凌云 (2006) 的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与公司发布年报补丁的概率成负相关关系, 并且, 随着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增强、权威性的提高、主任委员独立性的增加, 公司发布年报补丁的概率进一步降低。涂建明 (2010) 则研究了审计委员会专业性特征的治理有效性, 即那些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有至少一名具有会计专长的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更倾向于积极规避不利审计意见。

我国证监会和原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2条要求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但与国外相比,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仅仅是建议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未作强制要求;其次, 由于国内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尚处于建设阶段, 尽管对审计委员会的研究较多, 但大多采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或停留在讨论审计委员会存在性的影响, 对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能力、规模结构、勤勉程度等关注较少。

三、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颁布后, 我国上市公司纷纷响应, 很多公司相继成立了审计委员会。截止2005年底, 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已有701家自愿设立了审计委员会, 这个数字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审计委员会在我国仍处于自愿设立阶段, 并非强制性的规定, 而且这一制度也是仿照英美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来推行的。那么,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 审计委员会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换句话说, 已经设立了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 其公司治理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市场对已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是否有更好的反映?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证检验。此外, 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 审计委员会应承担哪些责任, 如何协调我国公司内部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如前所述, 目前我国国内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研究大多围绕其设立是否具有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 但究竟具有哪些特征的审计委员会的建立才能真正起到改进公司治理的目的?

因此, 未来需要更多关于审计委员会特征及其治理效率的研究。例如, 及时性是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 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如何影响及时性?其次, 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稳健性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一个衡量指标, 审计委员会特征是否会影响稳健性, 如何影响?最后,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由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公司信息使用者的选择性信息提供, 是公司管理层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所产生的内生决策。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减轻公司管理者、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或者是向市场提供更多的信号从而获得更有利的资金供给, 这两者都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 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被认为有助于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行为的改进。在中国, 审计委员会特征是否会影响管理层自愿信息披露的程度及质量?这些都将可能成为未来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Abbott L J, Parker S, Peters G F.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Restatements[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 2004, 23 (1)

[2]Naiker V, Sharma D.Former audit partners o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 (2)

[3]吴清华, 王平心, 冯均科.审计委员会之治理效率:实证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J].审计研究, 2006 (4)

[4]杨忠莲, 杨振慧.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执行效果研究—来自报表重述的证据[J].审计研究, 2006 (2)

3.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篇三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EKC曲线；关系；对策建议

一、引言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更多追求的是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在我们经济增长的同时，工业“三废”以及生活中的污染都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潜在危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引起环境退化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文献综述

在环境污染与地域贫困是否存在关系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综述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将其分为三类观点：

（一）第一类观点：环境污染会导致贫困发生。

环境的污染不仅使劳动者感到不舒服，而且使他们的健康状况下降，减低他们从事紧张体力劳动的欲望，从而普遍降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效率，导致贫困。（邵波，2007等）环境污染中的水污染给居民生活用水带来严重影响，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有毒气体和噪音会造成居民头晕、恶心，严重影响正常休息，致使居民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损害，疾病蔓延，导致居民因病致贫。（王言荣、曾春九，2009等）

（二）第二类观点：贫困会加剧环境污染。

西部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迫于生计，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方式和污染物排放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大量存在。（杜和平，2009等）因为贫困，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严重。（祝光耀，2007等）

（三）第三类观点：环境污染与贫困的作用关系是相互的。

贫困与环境污染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贫困影响环境，环境污染也影响贫困。（刘俊民、魏晓妹，2005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贫困的存在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而生态环境恶化和污染又导致贫困加剧。（杨金辉，2009等）

三、基于EKC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将EKC 回归模型描述为污染物排放量是人均GDP的三次函数：

Y=a1X+a2X2+a3X3+b+c

其中，Y代表污染物排放量，X代表人均收入，b是截距，c为随机干扰项。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的曲线形状大致有3种趋势：线性、U 型（ 或倒U 型） 和N 型（ 或倒N 型） 。将数据代入EKC曲线方程后，整理汇总结果，得到如下表格：

变量废水（水污染） 废气（大气污染）废固（固体废弃物污染）

b 37.65 -17.53 -2.115

a1 8.056 7.226 0.894

a2 -1.364 -1.013 -0.692

a3 0.041

曲线形式 倒U型 N型 倒U型

以上结果说明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相关关系的，并且不同的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反映在图上则是曲线走势不同。

（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搞清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二者的相互作用，还需要引入VAR计量模型中的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法。

环境污染指标贡献度：人均GDP对环境污染贡献度：环境污染对人均GDP

工业废气90.621%2.629%

工业废水51.353%14.225%

工业固体废物87.413%12.738%

由上表可见，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人均GDP解释了工业废水三变量50%以上的方差，而其中预测对工业废气排放量方差高达约91%。相较而言，对人均GDP的预测方差的解释3类环境污染指标贡献度较小，三者均低于15%，这一数据证明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比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影响要大。

四、结论及建议

本人将各个省市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分为了东、西、中三个区域。下面，我们就可以从区域的角度，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东部地区：

原则：在稳步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环境治理。

具体措施：加大投资环保资金，加大治理环境的强度；强化技术创新该地区；该地区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进行调整出口产品，污染物的排放减少；升级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循环发展，促进增长经济，污染物排放减少。

（二）中部区域：

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具体措施：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存量，使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的规模需控制，让污染物排放减少；增强意识环保，增加环境投资保护力度；鼓励加大企业出口力度；严把环境关，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西部区域：

原则：在加强环境保护的同时，重点发展经济。

具体措施：从环保力度加大的基础上，让经济同时增长；使物质资本存量增加，对该地域资金上的投入也要加大，使经济加快增长；教育水平努力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断促进，使经济可以得到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邵波.中国西北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研究[J].环境保护，2007，3

[2]赵跃龙.中国脆弱生态环境分布及其与贫困的关系[J].财经问题研究，2007，4

[4]王言荣.贵州典型喀斯特县域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J].地理科学进展.2009，12

[5]曾春九.生态环境制约下的西部发展[J].生态环境与保护，2008，3

4.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篇四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0－04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注：从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两类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一类是刘易斯提出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另一类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Myrdal,1974）提出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空间上相并存的一种状态。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指前者，即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1]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2][3][4]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经典模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实物模型”，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金融发展理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仍然重视不够，大多数金融发展理论家研究的主要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文献逐渐丰富起来，但对于二者的关系尚存在争议。基于此，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综述

最早明确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经济学家是金融发展理论创始人之一的麦金农（Mackinnon）。1973年，他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Fragmented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并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金融抑制可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具体的分析麦金农是基于费雪（Fisher,1930）的两周期分析框架：假定个人或厂商面临两种技术选择，一种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传统技术，另一种则是在没有任何产出之前需要大量初始投资，一旦投资收益率会很高并且递增的新技术。如果个人或厂商受到融资条件和收入禀赋的限制时，最优选择是传统技术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如果一些投资者能按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线斜率表示的利率借款，那么就会选用新技术的投资曲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投资，此时企业家的效用达到最大化。这种能否获得借款与技术选择的关系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出现。[5]

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假设整个经济有两个部门组成：部门I是落后或低效率的部门，部门II是现代的或技术先进的部门，而这两个部门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以统一价格出售。由于部门II比部门I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有比较高的生产率，部门II资本收益率显然要高于部门I，不仅如此，先进的生产技术也给劳动带来了较高的收益率。所以他认为，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加尔比斯模型旨在说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是否需要转换的问题并没有考虑。但他的分析客观上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为以后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其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如果单纯地以资本收益率的高低来决定资源的投向，则似乎应该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调。[6]

南开大学王少国博士（2005）认为麦金农对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的解释，其意义主要在于指出了金融抑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但他分析的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资本既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稀缺，资本的需求将大于资本的供给，所以即使不存在金融抑制，也将只有一部分个人或厂商可以获得借款而采用新技术，另一部分只能采取传统技术，从而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可见，金融抑制并不能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而应是二元经济结构强化的原因之一。[7]

三、关于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研究

拉克西特（Rakshit,1982）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之中，建立了一个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组成的两部门模型，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贷市场不完善，而信贷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利率机制的失灵与金融中介机构的缺乏两个方面。显然，为了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理顺利率机制，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机构。[8]

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濨（1986）从金融发展差异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印度、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情况。从统计资料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和印度二元经济结构之所以转换缓慢，与这两个国家金融发展处于初级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发展落后，对农村资金需求的渗透乏力。而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应该归因于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基本做法是，“设立以中央银行为顶点的特殊银行、民间信贷银行体系、以小农为对象的农村信用组合网等现代金融制度”。[9]

张杰（1994）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这样的困扰点：对农业部门内生的资本形成与储蓄能力估计不足，对非农业部门资本形成的期望值过高，并且忽视了两部门间必然存在的金融资源流动对整体资本形成的重要影响。为此他以中国为例，着重分析了金融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流动状况，得出以下结论：金融资源对农业部门的净流入尽管是一种利益倾斜，但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却是更进一步的推动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产生的是一种“回波效应”。原因在于两部门资源流动中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现象。农业部门资源的巨额净流出，使其失去了进行金融努力的基本条件，这种条件绝不是通过资源的简单再配置能够创造的，因为金融资源的再流入是外生的。所以农业部门金融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部门内部金融组织体系的发育。[10]

王少国（2003）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如何评价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呢？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金融发展既可能加速二元经济的强化并提高二元强度，也可能缓解二元经济的强化速度和二元强度，因此，衡量金融发展是否具有良性作用的标准应该依据金融发展是否是在不降低甚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强化二元经济的二元性，是否是在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缓解二元经济的二元性的。如果是则金融发展显然具有良性作用。而在第二阶段，金融发展是具有良性作用则可以通过检验金融发展能否加速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来衡量，如果是则金融发展具有良性作用。衡量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转换的综合影响是否具有良性，主要应该看相对于其他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更快的促进了二元经济转换即缩短了二元经济转换两阶段的时间总和。[11]

王洋（2005）认为经典的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都是一种实物模型，最重要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给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作用留下余地，为此，他借鉴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统计方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构造一个货币模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分析表明，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完善货币金融体系是至关重要的。[12]

高帆（2005）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提高，或者说交易费用降低。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间接地论证了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13]

彭建刚、周行健（2005）分析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重要功能。他们认为，建立多层次的发展极是二元经济结构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发展极资源聚集和扩散效应中都发挥着大型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14]

许晓东、谢元态（2004）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资本结构，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不合理地流向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趋利性使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在农村形成了巨大的资本缺口，致使城乡经济发展失衡。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构建新型的农村资本支持体系，该体系由财政支持体系、价格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等部分有机组成。[15]

四、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关系的实证研究

收入分配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要条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将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下降(Lewis，1954)。因此，收入分配成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关键变量。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

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在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只有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愿意支付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总体上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金融发展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足够多的财富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率，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服从“库茨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16]

盖罗和泽依拉（Galir&zeira,1993）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技术简单、收入较低的传统部门，另一个则是技术较高、收入也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样，只有那些有较高初始财富的人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较高收入。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初始财富的分配不均和初始财富的均等分配都会永久化。[17]

与Galir&zeira（1993）相似，Banerjee&Newman(1993)通过建立一个三部门模型也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18]

Clark, Xu & 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够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工业部门，那么随着现代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工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关系。[19]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选取了M2/GDP比率（经济货币化率）、信贷存量对GDP的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与GDP的比率（经济证券化率）作为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52－2003年间中国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还是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经济货币化比率的提高也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变量；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同样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反而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转移与和流失。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拉大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防止结构和功能的失衡至关重要，并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建议。[20]

彭建刚、李关政（2006）以二元对比系数、威廉逊系数作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以贷款相关比率、非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贷款相关比率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强；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越弱。为了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能单纯追求金融规模的扩张，应注重调整金融的财政性功能，以引导金融剩余的合理流动；要大力发展非国家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分析了金融发展与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地理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21]

五、简要评述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忽视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而金融发展理论也没有把二者的关系作为主题来研究，只是附带的涉及，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也就没有提出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理论。国内的文献更多的是借鉴他们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理论修正与实证检验。

在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上，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理论研究方面，应利用更高深的数学知识构建精细化、规范化的模型，阐明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二是在实证方面，无论指标的设计、数据的选取还是方法的应用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进行更多的国别检验，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Lewis, W.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 Fei, C.H & Ranis,G. A., 1961,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 Jorgenson., D. W.,1967,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s Papers.

[4] Harrist, J. R & Todaro ,M .P., 1970,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 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5] Mckinnon, R.,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6] Galbis,V., 1977,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 A Theoretical Approach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7] 王少国.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金融贡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8] Rakshit,M., 1982, Labour surplus economy: a Neo-Keynesian approach. Macmillan India Press.

[9] 石川濨[日].发展过程中农、工业部门间的资源流动，载《发展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张杰.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1] 王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J].经济评论，2003，（1）.

[12] 王洋.二元经济转换：实物模型与货币模型[J].南开经济研究，2005，（1）.

[13] 高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J].经济研究，2005，（9）.

[14] 彭建刚，周行健.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加速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J].当代财经，2005，（10）.

[15] 许晓东，谢元态.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新型农村资本支持体系研究[J].金融论坛，2004，（8）.

[16] Greenwood, J & B,Jovanovic, 1990.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17] Galor, O & J,Zeira,1993.“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 (1).

[18] Banerjee, A V.,and A F.Newman,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

[19] Clarke, George, Xu, Lixin Colin and Zou, Heng-fu, 2003,“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84, March.

[20]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