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共9篇）

1.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篇一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252-01

作为一名普通的一线信息技术教师，我面着临着信息技术教师人员少、起点低、工作繁杂等困境。因此，有人说我们是打扫机房的清洁工;修理机器的修理工;检修线路的技师;录像、摄像的摄像师;给学生上课的微机教师等。目前我在微机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困惑和思考：

一、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对于信息技术这门近十年左右才兴起的新课程，与其他学科比较起来，开设较晚。国家现在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适合小学微机教学的教材。现行的教材杂、乱。版本和内容不够规范，课程编写该深的不深，该浅的不浅。不能够严谨地按学生的年龄发展特点进行编写。有的教材根本就不能用。学生花钱买来的教材只是一种摆设，天天睡在书桌、书包里。这样也给教师和备课增加了负担。教学模式目前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对于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尚无主导的权威理论做指导。教学课程设置仍无法系统化，规范化，统一化！教师的重心是教学。教学的中心是课堂。只有努力提高课堂的教学能力，才能是一名合格的信息技术教师。因此我们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平时要不断的实践、总结一套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首先要了解学生情况，根据不同的学生年龄特点设置适合他们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多的参考现行的教材和网络上共享的教学资源。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创编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教材。有了教材，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目前我们适用的是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如果想更好地发挥这种教学方法。就要求我们平时要多学习，多听课。如果机会少或路远。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好我们的优势，在网络上多找、多看一些这方面的课堂教学视频。认真研究，勤于思考。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二、游戏的诱惑

在上课时候，经常有学生说：“老师，你让我们玩会吧！求求你了！”游戏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有很多学生的家里都有电脑。具我了解，大多数家长极少用来办公。除了听音乐、看在一电影，大多数时间也是用来游戏。电脑对于大多学生家庭来说只是一种高级摆设。家长一方面自己娱乐，玩游戏，一方面害怕孩子玩游戏。所以，不让学生接触电脑。小学生正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外面的世界也好，新鲜的事物也罢。都是充满好奇！越是这样，家长越是害怕学生玩游戏。而且家长的行为本身就不是榜样行为，家长又很少想办法正确地引导孩子使用电脑。再加上网络游戏的诱惑，孩子天性好奇的特点。形成了目前一上微机课学生就想玩游戏的现状。家长只知道堵，不知道疏导。把对学生的这方面教育无形当中推给了我们微机教师。大禹治水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对于洪水不能只堵截，还要疏通河道。所以，我们要正确地分析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寻找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第一，要尽力安排满每节课的学习任务，加强管理，让学生没有空闲的时间玩游戏。第二，有个别聪明而且纪律好的同学提前完成学习任务，可以给予适量游戏 时间的奖励。以激励其它同学的学习积极性。第三，对于一些不守纪律只想玩游戏的同学，一定要给予一定的处罚。第四，安排游戏的内容要寓教于乐，多找些益智类的游戏奖励学生玩！总之，只要是利用好游戏，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对电脑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它成为开发学生智力，辅助教学的好帮手。

三、学生在微机课堂卫生行为

我们每次打扫微机室的时候。在桌子的夹空，键盘和示器等地方都会发现有糖纸，一次性鞋套袋和纸削，甚至还有吃过的泡泡糖等垃圾到处乱藏、乱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在的孩子从小生活条件优越，而且都是独生子女。孩子的性格不再内向，腼腆，沉稳。反而愈来愈外向，活泼，开朗。相对而言有个别孩子也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不听话。微机室卫生问题是我们微机室最头痛的问题。试过一些办法，也有一定的作用。建立微机室卫生管理细则，打印上墙。进入微机室必须穿鞋套，学生上微机课忘带鞋套的要到别的班去借。任何人不得把食品、饮料带入微机室。以保持微机室的清洁。微机室内不允许乱扔杂物，纸屑。微机室要及时通风，定期打扫卫生，有必要时要对鼠标、键盘等进行消毒。对违反微机室管理制度的，要及时给予劝导或批评教育。

我们要有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我们需要花园式的校园。我们的学生要有良好的道德心理，和道德心理环境。心理环境的美化比工作、学习、生活环境的美化更重要。因此，做好微机室的卫生管理工作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组成部分。

以上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三个最困惑的问题，也对这些困惑进行了一些不够全面的思考。并尝试了一些不够成熟的工作方法。希望同行能够参考、指正。以便更好地完成微机教学管理工作。

2.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篇二

博弈论 (Game Theory) , 又称为对策论, 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 某个个人或是组织, 面对给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 依据所掌握的信息, 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并加以实施, 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全体博弈局中人的行为共同决定的:因为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中, 从而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战略。

博弈的作用在于追求一种共赢的结果, 强调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目的也正是要通过博弈双方———管理者和学生的互动作用, 追求一种共赢的结果。因此已有不少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开始尝试着将博弈论的有关理论运用于高校的相关管理问题中, 如张红峰等人提出通过有效机制设计达到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期望的均衡[1];梁新惠得出应将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作为高校管理的主要手段[2];张译丹认为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实质上就是学校与学生双方在一定规则下各自寻求最优理性决策的互动行为[3]。而大多数探讨则是就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某一具体现象进行博弈分析, 如曾文涛用经济博弈论的经典模型与方法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诚信缺失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4];梁军等认为需要对高校贫困资助有关各方进行博弈分析形成资助工作的良性循环[5];周传生表明教师在课堂上应实施基于博弈的课堂管理约定[6];曾黎侠等人通过建立高校学生考试诚信博弈模型的一些有效建议[7];向小兵运用博弈论中混合策略方法探讨了学生管理工作中逃课现象与考试舞弊现象存在的原因及解决方法[8]。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 多是集中于学生管理工作中现象的理论分析或在模型构建中将预设条件简单化。本文就博弈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通过模型加以分析, 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和对策, 为以后的工作方向提供了有效依据, 以促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可以走出困境, 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运转。

1 针对存在问题的博弈分析

1.1 问题分析

这里我们就学生本身对高校管理规章制度的遵守情况进行博弈分析。

假设模型中只有博弈的两方为学生A与学生B (也可以认为学生A是一名学生, 学生B为其他学生的总体) , 对于任何一个集体共同的活动来说, 他们都存在着遵守与不遵守两种策略选择。综合对遵守和不遵守两种情况的收益和成本分析, 并考虑到遵守比不遵守的长期收益更大, 可以确定一下收益原则:当一人遵守而另一人不遵守时, 遵守的学生收益要少而另一不遵守的学生则收益要大;两人都遵守或者不遵守时, 他们净收益相同, 而且双方都遵守时的净收益略高。在此,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效用量化, 于是得到了如下博弈模型。

显然从这个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信息不对称, 双方在无法掌握对方所采取的策略时展开了博弈。无论对方如何抉择, 自己选择不遵守的净收益总比遵守的净收益大, 因此无论其中一方采取任何策略, 另一方必然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 即不遵守相关规定, 就这样实现了纳什均衡。但是对于任何学生, 当双方都选择遵守相关管理规定时, 能达到效用最大化, 总效用为10;相反, 如果双方都采取不遵守的策略, 则是最糟的结果, 总效用只有4, 由此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 个人明智的选择得到了糟糕的结果,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矛盾。

1.2 模型构建与分析

我们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去解决这个“囚徒困境”问题。在日常活动中, 学生产生是否违规的行为, 实际上是与学校的相关制度息息相关的, 而这些管理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履行, 其直接关系人就是实施它们的相应的高校管理者, 因此我们在这里建立高校管理者与学生的博弈模型。

1.2.1 博弈模型的基本定义

存在的博弈双方:高校管理者和学生, 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

明确的目标:作为高校管理者, 目标是以尽量少的监管成本达到学生自觉遵守规章制度, 而被监管者学生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行动策略:在每一步中, 博弈双方都有明确的、可以选择的行动:通常情况下, 高校管理者的行动可以选择的行动策略集合为A={严格监管, 监管不力}, 学生对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可以选择的行动策略集合为B={遵守, 不遵守}。

信息:两个博弈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其中任何一方只能对自己的行为信息了解较多, 至于对方的信息则了解较少, 只知道对方所有可能选择的行为集, 且仅可以进行不准确的概率估计。

效用:博弈结束时, 应当有着明确的支付规则。即对于高校管理者和学生来说, 应当具有这相应行为的奖励与惩罚。

1.2.2 利益矩阵的构建

这里明确学生的效用为: (1) 当选择遵守时, 在严格监管且发现违规学生的情况下, 虽然无法获得额外效用, 但实际上产生了相应的正效用r;在高校管理者监管不力或监管严格却未发现违规学生的情况下, 无法获得额外效用但也不会得到任何奖励, 即效用为0。 (2) 当选择不遵守时, 学生首先会有个事前的成本投入a。在高校管理者监管不力或严格监管未发现违规行为的情况下, 将会因为违反相关规定增加了自身收益和降低投入成本而获得额外效用为u;如若被高校管理者监管严格时发现, 将受到相应的惩罚, 得到的损失为b。

而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 其效用为: (1) 当选择严格监管时, 无论学生是否遵守相关规定, 都会耗费相应的监管成本c, 但一旦学生不遵守时被查出, 则管理者会获得相应的奖励效用s, 但如若未发现违规行为则会产生相应的负效用d; (2) 当选择监管不力时, 自然没有相应的成本投入, 当学生遵守相关规定时, 管理者监管不力但也没有相应不良结果, 因此实际上产生了相应的正效用e, 当存在违规而产生不良结果时, 则应受到相应处罚f。

假设学生遵守相关规定的概率为q, 则不遵守的概率则为1-q, 高校管理者严格监管的概率为p, 则监管不力的概率为1-q。同时在监管严格的情况下, 也将出现发现违规与未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 分别设为k和1-k。

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将高校管理者和学生之间的博弈关系给出如下的支付矩阵:

1.2.3 模型求解

我们现在假设Ei (i=1, 2) 分别表示高校管理者和学生的期望收益, 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相应的期望收益:

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 期望收益E1为:

对于学生来说, 期望收益E2为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模型的纳什均衡是:

1.2.4 模型分析

1) 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 影响其监管力度概率p的因素中, 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分析结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 应加大学生违规行为的投入成本, 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 当学生遵守相关规定时应给予更高的激励政策, 高校管理者在监管中认真履行职责, 及时且准确的发现违规行为, 有利于进一步减少学生违规行为的发生, 也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违规行为的减少, 可以使得监管者的监管压力减小, 不需要耗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加强监管, 从而降低自身监管成本, 获得自身利益的提高。

2) 对于学生来说, 影响其是否遵守学校相关规定概率q的因素中, 我们可以通过1-q得出如下分析结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 降低高校管理者的监管成本, 加大管理者发现违规行为时的激励, 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高校管理者的监管力度, 而这种严格程度的增加将会促使违规行为的减少。在管理中, 应对监管不力的行为加大惩处, 监管者也应在工作中认真负责, 及时发现违规行为, 管理者在工作中更加趋向于严格监管, 有力于学生更加自觉地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

2 减少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在高校管理工作中, 通过博弈过程中的适当策略, 促使对于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互利共赢, 有关制度遵守的积极性才会被调动起来, 监管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 并促使博弈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利益的均衡, 形成良性的系统循环。以下提出一些相应的措施:

2.1 运用激励管理, 引发学生思想动机的变化

高校管理的对象是学生, 学生的思想行为具有主观性、隐蔽性等特征, 当学生遇到困难时, 及时了解情况, 给予恰当的关心帮助, 进行正确思想行为的引导, 并对自觉遵守相关制度的行为给予适当的激励, 能够在根源上促使学生思想行为向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2.2 完善监管制度, 强化高校管理者的责任感

分析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很多违规行为的背后, 我们不难发现, 管理者的松懈和放任是当前高校学生屡次违反相关规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 我们要奖惩分明, 对于工作认真、监管有力的管理人员, 要加大奖励的力度;对于工作松懈、监管无力的管理人员, 要给予严厉批评, 直至重处。

2.3 加大风险成本, 强化管理制定的约束力

学生在选择违规冒险时, 一般会对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进行比较, 当收益一定的情况下, 如果风险成本增加了, 那么净收益就会减少, 此时, 学生可能会选择放弃。当学生违规所要付出的风险成本达到足够大时, 就会有效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

2.4 逐步完善评价体系, 消除各类公平缺失现象

当一种制度安排不能保证个人通过遵守现有规定保障自身利益时, 一些人就难免会通过努力最小化来达到相对收益的最大化。没有完善的制度以及评价体系去追究各类评定的真实性, 种种的利益驱动和诱惑, 就难免使学生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 最终导致不少学生对于制度规定的公平公正性产生质疑, 因此在学生管理工作中, 我们应逐步完善学生的评价体系, 提高各类指标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真正达到管理规定的制定目标。

摘要：随着社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在深入开展, 使得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博弈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研究和应用, 借鉴博弈论探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为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构建高校管理者与学生的博弈模型, 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措施, 为解决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依据, 从而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和谐有序的开展。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博弈论,对策

参考文献

[1]张红峰, 朱若凡.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行为分析[J].江苏高教, 2009 (6) :109-111.

[2]梁新惠“.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在现代高校中的博弈[J].甘肃高师学报, 2011 (6) :82-85.

[3]张译丹.高校管理博弈分析的意义[J].中国外资.2011 (9) :148-150.

[4]曾文涛.高校毕业生就业诚信缺失的博弈分析与对策[J].统计与决策, 2007 (5) :68-70.

[5]梁军, 何丽萍.博弈视角下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 2010 (6) :106-108.

[6]周传生.博弈论在高校课堂教学管理中的应用[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4) :586-589.

[7]曾黎侠, 陈江波.高校考试诚信的博弈模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5) :699-702.

3.博弈中的创新与监管 篇三

美国总统布什说，酒本是好的，但华尔街喝醉了！这恰是当前金融危机源头的形象写照。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创新是国民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层出不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然而，当市场陶醉在“金融创新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美梦中时，危机已经悄然降临。

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不断衍生和累积着金融体系的风险。

现代金融体系出现后的200多年中，世界各国爆发大小金融危机100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研究报告称，仅1980年到1997年间，世界上133个国家——几乎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三，经历了金融业的严重问题，其中发生“危机”的有36个国家共41例，发生“严重问题”的国家有108例。这些国家为化解金融风险，耗资高达25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有增无减。

可以说，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就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博弈的历史，也是金融奇迹与危机共生的历史。

美式金融创新的泛滥

基本的金融衍生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类。全球每天70％至80％的流动性由衍生品交易造成。流动性过剩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创新需求，全球化和信息化提供了越来越现实的创新手段。

摩根大通公司董事总经理伯里安德在美国期货行业协会第23届年会上说，2007年前九个月，全球各交易所共创造了7300种新的金融衍生品。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各衍生品交易所期货、期权成交虽受次贷危机影响，仍增长28％，总量达152亿手，增幅创2003年以来新高。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2007年全球所有未清偿的场外交易衍生品（包括债券、外汇、商品、股票、利率）的名义价值暴增44％，突破596万亿美元。创近十多年来最大增幅，是全球GDP的10倍以上。

这些泛滥的美式“金融创新”，则越来越凸显出以下特点：

自由性。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说，东京和纽约的金融市场可能是全世界的两个极端。在东京除了股票或者债券，其他金融产品上市前政府审批可能长达两年。而纽约的创新产品可以是“太阳底下的任何东西”。金融机构马不停蹄花样翻新，不需论证也没有监管，只要有对手买，能成交就行。当然，买方大都是金融机构。事实证明，衍生工具的超规模创设，提高了全球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

模糊性。衍生产品本是基于基础资产而派生的金融产品，其基础资产如果是人们熟知的商品、证券、外汇，则标的十分清晰。可美国不少衍生产品自身也逐渐变为“基础资产”。除了传统的外汇、利率远期、掉期与期权交易，很多银行还对基础OTC（柜台交易市场）衍生品进行组合，嵌入更为复杂的交易品种，而许多人盲目迷信“高科技”的魅力，使那些更独特更复杂的OTC衍生品往往比基础OTC衍生品市场拓展速度更快，推动金融衍生品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在许多金融机构眼里，只有模糊神秘的效果，才具备足够的市场吸引力。

投机性。衍生产品普遍采用保证金方式以小搏大。杠杆比率轻率设定且不断加大，机构平均30倍的杠杆效应不断助长着过度投机行为，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难以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一旦投资出现问题则亏损远超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不断升高。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融资来填补资金缺口；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便使其融资成本上升而无法维持流动性。

投机性日益增强，也推动了专门投机于衍生工具的对冲基金超常规发展。2008年初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已达2.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5％。一个几十亿美元资本的对冲基金，通过杠杆效应可操作上千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交易，从而助长了投资向投机行为转化。

规避性。金融创新为绕开监管的束缚，竞相发展场外交易（OTC方式）。据国际清算银行、各国监管部门及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ISDA）调查，衍生品场外交易1999年前年增速20％至30％，2001年为16.7％，及至2007年下半年，全球所有未清偿的场外交易衍生品的名义价值增长15％。场外交易未清偿合约价值在场内交易的5倍以上，有些国家场外交易规模甚至占整个衍生品市场份额的80％以上！在场外交易产品中，CDS（信用违约掉期）是最耀眼的“明星”。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CDS的承作金额增长了近10倍，其中绝大多数合约为1年至5年期限，从而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美国监管日趋滞后

2005年5月，面对舆论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对次级抵押贷款行业监管的呼声，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

三年后，在2008年10月23日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终于承认反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面对众议院关于美联储和其他机构“监管方面的过错和误判太多”的指责，他痛心疾首地说，美联储直到2005年仍不知道次贷市场的规模，而金融机构也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尽其所能地保护股东利益。

相对于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滞后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机构人手不足。美国证券市场诞生后，134年都没有监管机构。目前以政府部门的国家宏观监管、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和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共同构成三级监管体系。政府监管部门作为其龙头和核心，却屡在危机形成阶段不见身影，只会在危机爆发后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其原因之一，就是创新品种越来越多，牵涉范围和环节与经济和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深，监管成本越来越大，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压力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衍生品在资产证券化链条上的代理机构呈几何级增长，其交易和营销无法得到充分监管。

实际上，美国对衍生品场内交易业已形成规范严密的监管体系，次贷危机中各交易所的场内交易仍基本保持正常状态。但对绕开场内监管的场外交易则束手无策，以至于“铜墙铁壁”的场内监管鞭长莫及。

其次是知识手段不足。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对风险集中程度的识别、划分、评估日趋复杂。大量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及其表外业务不断增加，使金融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各项数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花旗、美洲等28家国际知名大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份额，从1982年的48.5％上升到1998年的76.8％。表外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银行之间进行交易的OTC金融衍生品。金融监管面临着虚假信息和不实财务数据的严重挑战。

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和品种越来越“搞不懂”，只能按照监管对象提供的模型和数据，在监管对象的“指导”下进行监管，这样的监管还有多大意义？

最后是法规配套不足。200多年前美国资本市场萌芽时，完全处于政府不介入的放任自流状态，前100年甚至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都没有法律要求。到1929年股市崩溃，政府才成立了监管机构，制定了交易和监管的法律法规。

随着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其监管的法制进程也一直处于反复和摇摆中。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199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1998年一家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倒下，掀起金融市场的轩然大波，人们强烈呼吁针对对冲基金实施监管，但至今政府仍无所作为。众多投资银行实际上变相成为对冲基金却缺乏相应的风控法规。

美国金融和资本市场要求自由发展、抵制政府监管和干预的力量非常强。衍生工具大量表现为表外业务，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措施根本无法有效应对。

创新与监管的失调

美国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创新与监管严重失调，绝不仅仅是政策失误或政府首脑、金融决策机构领导人措施失当，而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推崇“人权天赋”，视私利为神圣，视追逐个人利益为天经地义。这虽然解放了对人性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但不断膨胀的私欲也长期积累着人性的贪婪，导致资本千方百计挣脱羁绊，不顾经济与社会后果，对利润变本加厉疯狂角逐。

监管当局盲目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效应，奉行“市场万能主义”，致使道德规范严重缺位、法律约束苍白无力。

这种利益机制对于欧美金融体系的腐蚀和侵袭至少表现在：

第一，市场监管被历史形成的利益切割。如美国金融市场的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导致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债券等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又相互渗透组合，造成“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尴尬局面，利益的交叉和牵扯大量产生盲区和死角，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第二，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被利益集团合法渗透。如美国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之一——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其下属的全球市场咨询委员会主要成员就包括对冲基金Citadel、JP摩根、花旗、巴克莱、高盛和瑞银等金融巨头的代表。再如美国期货业协会（FIA），其主席来自花旗环球市场，副主席来自JP摩根期货，理事会29个职位中的11个由投资银行掌控，其中6个是交易所联盟的拥有者。

第三，衍生工具被投机赌博趋势主宰。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和套期保值工具的功能，日益被投机赌博性操作淹没，风险在流动中聚变，随时突然爆发。如美国“南加州奥兰治县投资基金破产案”、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部舞弊案”、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案”等，都因投资异化为投机而招致惨重损失。

第四，评级机构被市场行为暗中操纵。衍生产品经层层包装日趋复杂，不具备“精英”级别计算能力的广大投资者，只能依赖信用评级的专业眼光。然而，最著名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一直向评级对象收取费用，高评级收费是低评级的2倍。2002年到2006年间，穆迪评定此类证券的收入就高达30亿美元。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一些高风险次贷产品的信用评级人员，甚至直接参与评级费用的商讨。

第五，金融机构被利益机制疯狂驱动。美国经长期发展的成熟金融机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其完善的风险监控机制和自律能力并未能有效抗拒诱惑。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以及金融产品市场界限的日益模糊，商业银行越来越推崇投资银行所奉行的片面ROA（资产收益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等量化考核标准，看涨式期权类的奖金激励方式大行其道，极大地助长了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冒险成功可获得高额奖金和红利，失败则无需承担损失。不顾风险追求最高收益率的经营模式，促使传统的商业银行纷纷放弃审慎性要求，盲目投入创新业务。

此外，次贷危机的发生，还与越来越“廉价”的信用密切相关，信用成为欧美金融和资本市场最被滥用的抵押物。美国每年平均经常账户赤字8000亿美元，截至2008年9月30日的2008财政年度，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更高达创纪录的4380亿美元。正因为如此，当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通过后，基于对财政体系压力的考量，美国国债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就立刻指出：美国国债的违约几率超过了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同期债券，也超过了德国、日本、法国、荷兰及北欧诸国。

为满足大量投机的市场需求，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负债消费模式和政府信用介入等，引起市场激励机制的扭曲。从格林斯潘时代的连续降息就不断助长着流动性泛滥，推动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又使欧美众多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普遍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

创新与监管长期严重失调积累的祸端，使美国引以为荣的成熟市场体系成为危机的发源地。美联储被迫介入商业票据市场，直接向企业贷款；财政部被迫入股面临倒闭的银行，开启了金融企业“国有化”进程。而这也将一直以“国有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金融体系，推到了创新与监管的天平面前。

中国金融创新短板

在金融领域，中国和美国形成十分明显的差别：美国是“先创新，后监管”，进而“不出问题就不监管”；中国则“先监管，后创新”，进而“可能出问题就推迟创新”。简言之，美国追求“快”， 中国追求“稳”。

传统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欧美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表现为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金融更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短板”。这从表1中部分国家和地区期货、期权的数量和品种比较中可见一斑。

再对比表2中2007年中国、美国与全球GDP、期货与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也折射出现阶段中国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明显差距。

差距还体现在企业层面。据世界掉期与衍生品协会2003年研究报告，世界500强企业中，92％的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管理和对冲诸如船期和航运、商品、外汇价格等多因素变化带来的风险。相比之下，中国500强企业运用金融衍生品管理和对冲风险者屈指可数，且主要涉足商品期货，对利率、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知之甚少。

中国监管需突破

在金融创新差距明显的同时，中国的金融监管因较好地保障了市场的稳定而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尤其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虽然时常受到外界的非议，可是次贷危机证明，这对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行之有效，即使美国在非常时期也不可或缺。

如对系列金融恶性违规事件的处理。1997年至2005年，相继出现株冶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亏损上亿美元、兰生股份在琼胶市场巨亏2亿元、中航油在新加坡巨亏5.5亿美元、中盛粮油在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亏损1.3亿港币、国储局在LME损失6.06亿美元等恶性违规事件后，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局共同制定并严格实施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这之后，虽然2006年以来国际上金融风险加剧，但中国这类恶性违规事件基本杜绝。

但是，监管也需要创新。在当前非常时期，中国的金融监管尤需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有效屏蔽外部风险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次贷危机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仍对国内造成了严重冲击，其对中国金融的影响程度，已远远超过包括亚洲金融风暴在内的历次危机。如果说中国稳健型的金融监管对国内市场效果显著，则防范外部风险的冲击就成为新形势下的重要课题。

在当前联手救市的过程中，中国既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也要防控危机转嫁，避免为欧美救市埋单。尤其面对美元持续贬值、各类美元资产严重缩水、QDII基金海外投资遭遇“腰斩”、近期中国证券和期货市场暴跌幅度甚至超过欧美的状况，国内的救市也应不断有积极的措施。

其次，引导和推动国内金融创新的步伐。在前述系列金融恶性违规事件中，损失最大的株冶、中航油、中盛粮油、国储铜等案例均发生在海外市场，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在于国内缺少相应的期货品种，有关企业要想规避价格风险不得不到境外套保。孤军冒进“客场作战”，“水土不服”，信息不对称，企图完全暴露，头寸高度“透明”，又没有会员席位，很容易被代理机构“设套”或被国际基金“狩猎”，遭遇反向头寸的挤兑。

早在四年前，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在国会发出预警：“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同，房地美和房利美没有有效风险控制，却不断扩大业务规模，潜藏很大风险。”但据美国财政部7月17日公布的数据，中国一直是“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名列榜首的外国债权人，持有“两房”约3763亿美元债券，占中国外汇储备的21％，是另一个新兴市场亚洲大国印度的“两房”债券持有量的1.6万倍！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中国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八家披露共持有雷曼债券6.68亿美元。另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TIC）报告，作为第二大持有国，截至今年7月，中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187亿美元，较6月增持149亿美元。

自己没有才买人家的，买得最多的就是我们最缺的，也正是金融创新最急需的。中国拥有1.8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却没有自己的投资品种和科学可靠的外汇投资管理手段。连小得可怜的上海B股市场，也长期处于“被股改遗忘的角落”。

如果说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启动内需，则金融领域也需要增品种、上规模以开发内需。为防止金融创新对市场稳定造成冲击，当前低迷的市道，正是减少冲击的最佳时机。中国长期筹备即将推出的稻谷、生猪、钢材、股指期货等，在国际期货市场长期运行良好，即使在次贷危机中也表现为机制健全的成熟品种。当然，任何金融创新都不可能把所有风险和问题统统消灭在推出之前，监管层因此应鼓励进一步解放思想，允许试点，允许纠错，从而积极引导金融创新迎头赶上实体经济的发展步伐。

第三，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金融风险既不可能避免，也难以像天气那样进行预报。应对金融恶性事件和危机爆发的快速反应能力，因而成为金融监管的基本功。这包括建立金融预警系统、加强金融体系安全性监测、灵活采取弹性监管、灵活监管、动态监管措施、落实各类各级应急处理方案等。次贷危机虽未得到提前预警，但美国政府关键时刻频繁出台禁止裸卖空等短期措施，引导促成注资兼并行动，并直接出手救市，对银行采取国有化等，对于化解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已出台《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各部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但盘根错节的次贷危机证明，要真正达到全面监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最终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

对于规范化的场内交易来说，各类突发事件的冲击无论通过信息、资金、技术还是心理的渠道，最终都会集中体现于涨跌停板的极端走势。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次贷危机再度大爆发，国际期货市场原油、铜、大豆分别重挫10.65％、13％和14.5％，连续五天近乎“崩盘”的交易累积了巨量风险。节后中国期货开市大面积跌停，食用油、大豆、铜、天胶等甚至出现“三板跌停”、“六板跌停”、“八板跌停”的罕见局面，但由于市场各方提前按证监会和中期协的要求落实了各项应急处理方案，并在奥运会前夕普遍开展了必要的演练，及时启动了提高保证金比例、暂停交易、三板强减、平仓优先等应急措施，全国近180家期货公司发生客户穿仓累计仅2200万元。这也证明落实快速反应能力，就能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

最后，根本措施在于金融人才的培养。华尔街不仅是地名和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其核心内涵是约30万的专业人才队伍。无论金融创新还是金融监管，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排名前25位的大学里有54个班，欧洲排名前25位的大学里有44个班，亚洲排名前25位的大学里有33个班——专门开设期货和期权专业课程。而中国高等院校尚无期货和衍生品专业，有关课程开设以及教材、师资、生源、教学手段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同时，次贷危机也从另一角度，对金融人才提出了更深刻的思考。最近30年，无数的数学模型出现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似乎成了金融创新的代名词。可是这些模型不仅明显低估了信用市场造成的损失，更未能预测到次贷崩盘的严重后果。泛滥于市场各类华而不实的“金融创新”以及对这些“创新产品”的评估、宣传、市场推广都出于高学历高职称者之手。这些世界顶级的金融人才，到底在追求什么？其价值“含金量”到底体现在哪里？

而美国的金融监管之所以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人才。那些金融专业的高材生和商学院MBA毕业以后，都趋之若鹜投身华尔街——年薪数十万美元，且只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很快就能上升到数百万美元。而就职于监管部门则工资又少工作又辛苦。故监管部门的优秀人才，很快都被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高薪挖走，他们熟知监管的底细，躲避监管更是得心应手。这样下去，金融监管怎么可能追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博弈继续进行

虽然次贷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但中国仍应该清醒地看到金融创新对于美国的历史贡献——推动了一个空前强盛的帝国的崛起！美国以占世界不足5％的人口，每年创造着超过全球GDP四分之一的社会财富，金融创新是其巨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次贷闯下滔天大祸，金融创新对于美国仍是“功大于过”，美国和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否定金融创新。

次贷也不会由于危机而从金融市场上消失。2008年10月7日，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宣布收购并建立拥有结算、交易机制的电子平台，将次贷核心产品CDS从场外收回场内，美国政府亦表示默许。这充分体现出美国金融创新潜在的强大生命力。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WG）早已提出计划，着手分别对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等进行改革，包括强化住房贷款监管，完善证券化评级防范，改进审慎监管、大规模去杠杆化进程……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在危机后必将展开新的格局。此时，谁能科学地吸取教训，清醒地把握历史机遇，谁才是危机之后真正的胜者。■

4.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篇四

工作中的实践与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起工作的生命线。随着改革政策进一步深入，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变化，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和思维方式趋于多元化，职工队伍的成分主要来源于农村、文化程度、思想素质更为复杂多样，千姿百态。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做好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内容，坚持务实创新的作风，将自身视为破解难题，攻克难关的“指挥棒”，才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好的为生产力服务。

一、坚持以人为本，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重大战略思想。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主体，从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职工的人格，保障职工的权利，维护职工的利益。就是要针对企业不同时期加班任务职工思想动向，采取集中教育，个别谈话，广泛深入地宣传企业发展趋势和完成限期任务的措施，争取职工的理解支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和广大员工的联系，要把解决职工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妥善运用说服教育，说老实话，讲实情，分类指导，典型示范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创新的工作方式大体采用以下几种：引导型工作模式，需要满足型的工作模式，体验型的工作模式和鼓励先进、批评后进、感化中间型的工作模式。通政治的引导，思想上劝导，心理上疏导，生活上指导，使职工识大体，明

2想基础。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效力，积极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对广大职工进行正面的培养和教育，增强职工的荣辱意识，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工的心态调整工作，使广大职工真正做到与公司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对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要根据他们求知、求美、求乐、求新的特点，通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进行爱国，爱岗敬业教育，不断给他们搭建展示才华，实现自我的机遇平台，满足他们的需求，让青年职工产生一种信任感，成就感，温馨感和舒适感，从而激发他们扎根创业，为企业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5.博弈论在战争中的应用 篇五

每个中国人对博弈都不会感到陌生，从经典到民谚，从战场到麻将桌，每个中国人都会使用博弈论，只是运用的恰当与否的区别罢了。全世界都承认中国人是善良的，也是老练的。博弈论在中国很早就流行了，并不是舶来品。要知道什么事博弈论，首先要清楚什么事博弈。《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博弈一词的解释是：（1）古代指下围棋，也指赌博。（2）比喻为谋取利益而竞争。博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在博弈，无人不会博弈，但博弈有胜负，策略有高低。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通过探讨，作出更佳的抉择，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既然我们如此离不开博弈，就必须学习博弈，一定要懂得博弈论。

博弈论是一种“游戏理论”。其准确的定义是：一些个人、团体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对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其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

在战争中，如果我们在足够多的战场中集中足够多的兵力的话，我们将有很大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果我们的兵力等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时，我们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学会“集中优势兵力”这一战术原则，将我们的时间、精力、才能等投入最有希望获胜的战场，确保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

历史上有个发生过的真实例子，“田忌赛马”。在这个故事中，齐王的上、中、下三种赛马都要比田忌的同等赛马要好，但却输掉比赛，这是因为孙膑采取了“下驷对上驷、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的巧妙策略，取得了胜利。这就是在足够多的战场中集中足够多的兵力最终取得胜利。主动放弃在另一战场上的投入，有时并不会失败，相反，它才是赢得战争的正确思路。

由英国工程师蓝彻斯特提出的“蓝彻斯特定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优势兵力转化为优势战果的量化指标。他设想了一个战斗模式，敌对双方彼此相互射击，而且双方在准确性、人员、武器等各方面都势均力敌。因此，军队数量决定了敌对双方的攻击力：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命中率，另一方面则分散对方的攻击火力。蓝彻斯特指出：当敌对双方互相射击时，会产生物理学家所称的“运动常数”，这个常数是双方军队数量的平均差。也就是说，假如一方有3支军队另一方有5支军队，那么双方的火力之比就不是3:5，而是两个数的平方之比：9比25.这样战争的结果就是双方的平方差25减9，也就是16.根据定律，较少的一方会被扫荡殆尽，而较多的一方则会剩下4支军队（即16的算术平方根）。这虽然是个模型，但是在实用时，对战术有相当大的启示。

《孙子兵法》已经问世2000多年，到今天，它依然还是关于战争原则的最伟大的阐释。尽管科技的的发达使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战争的模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孙子兵法》依然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各种竞争领域。

如果假设蓝彻斯特定律正确的话，那么又该如何将这个定律用于战术呢？

历史上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似乎是违反蓝彻斯特定律，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是通过以劣势兵力与对方的优势兵力正面决战而取胜的。更多的是劣势的一方统帅善于高效率使用他的军队，他往往通过巧妙地设置假象使对手判断错误，分散兵力，然后各个击破。虽然从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来说，胜利一方处于劣势，但在每一场具体的战役中，却都是以优势兵力去打败对方的劣势兵力，这正是《孙子兵法》中的“倍则分之”。

举例说明。如果甲手下有15支军队，乙有17支军队，双方的士兵战斗力相当，没有武器、地形等优势，仅仅是人数上甲处于劣势，而甲又必须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希望。但如果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倍则分之”这一理论，又会怎样呢？

假设甲能成功将乙的12支军队引出来，然后以自己的15支军队全力攻击乙的12支军

队，根据蓝彻斯特定律，甲乙的双方火力之比是：225比144，甲占优势。因此，甲消灭掉乙的12支军队，还有9支军队（225减去144是81,9是81的算术平方根）留下来。然后再去解决乙剩下的5支军队，此时的双方火力之比是：81比25，还是甲占优势。直到战争结束，甲取得胜利。甲将乙剩下的军队消灭，还有7支军队（81减去25是56,7.48是56的算术平方根）。

从这个假设中可以看出，虽然甲方的兵力少，但是若合理的运用兵法和蓝彻斯特定律，还是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每一场胜利都会使双方的实力之比发生变化，不断地积少成多，直至取得全局性的优势时，你就会取得胜利。

6.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篇六

这就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囚徒困境模型”。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博弈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研究的许多例子来自于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游戏和事物。博弈的英文即，中文译为“博弈”是非常传神和贴切的，因为中国古代称下棋为“弈”，“博”则含有争斗的意思。在下棋这样的游戏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策略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布每一个棋子时，都必须考虑到对手的策略选择，从而选择自己的最佳策略。这也就是博弈的核心问题：决策主体的一方行动后，参与博弈的其他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参与人为取得最佳效果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我们可以将博弈论定义为：一些个人、一些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博弈论是(# 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冯•诺依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公认为博弈论诞生的标志。

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前者主要强调的是集体理性；而后者主要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策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强调的是个人理性。所谓“个人理性”是反映个体的行为始终都是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惟一目标，除非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否则不会考虑其他的个体或社会利益这样一种决策原则。非合作博弈要求各参与人之间不能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也就是各个参与人不能公开“串通”或“共谋”。数学家纳什提出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纳什均衡理论地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在人们所说的博弈论基本是指非合作博弈论。这是因为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基础。在现实生活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普遍，不合作是基本的，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事实上在我们证明非合作博弈的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同时，就自然说明了博弈论及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囚徒困境模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应用。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价格大战，家用电器大战、服装大战、机票打折大战⋯⋯。

按照囚徒困境模型，各个厂家都将选择降价作为自己的优势策略。因为别的厂家如果不降价，我选择降价将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别的厂家如果降价，我只有跟着降价才能维持本来的市场份额。最后，博弈的结果是各个厂家谁都没有多少钱赚。再如，在遗失钱物时，遗失人和拾得人的心态其实也就像这两个囚徒，前者希望不给任何报酬能失而复得，后者怕得不到报答干脆占为己有，博弈的结果通常是遗失物被拾得人侵占。“囚徒困境博弈”准确地抓住了人性的真实一面———相互防范背叛与彼此的不信任，以及这种心理对合作的破坏作用。

7.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篇七

1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和设计中博弈论的体现

在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和设计过程中, 在很多方面都会体现出博弈论, 并且因为侧重点的不同, 所体现出的博弈理论也不相同。例如, 在城市交通设施中体现出的博弈理论是斗鸡博弈, 城市建筑设施中体现出的则是“非故意”隔离博弈。

1.1 城市交通设施中的斗鸡博弈

城市的交通设施中, 存在很多不同的行人设施, 包括斑马线、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等。本文主要以对行人和车辆的通行造成一定冲突的地面过街行为为例, 分析城市交通设施中的斗鸡博弈。行人在城市交通设施中实施的过街行为, 从实质说属于一种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博弈行为。简化行人和车辆之间的博弈行为, 假设为2人博弈, 行人的策略为“前进”和“等待”, 而机动车的策略为“前进”和“避让”, 而博弈的结局为 (行人为“行”, 机动车为“列”) :

根据表格中行人和车辆的博弈结局, 对其进行赋值分析可得出结果, 如果机动车进行避让, 那么行人就不需要等待, 可直接通过;如果行人和机动车同时前进, 则交通缓慢。对行人和车辆的博弈行为进行同时考虑的时候, 可应用博弈理论中的纳什均衡进行分析。对上述进行总结可知, 行人和机动车辆之间的博弈行为, 存在2个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分别是 (前进, 避让) , (等待, 前进) 。第一个策略主要是指机动车, 第二个策略主要是指行人。另外, 在城市交通设施的博弈中, 还存在一个非退化的混合策略, 主要是让行人和机动车均选择等待, 降低双方的期望收益。

1.2 城市建筑设施中的“非故意”隔离博弈

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 为了体现出城市的和谐性, 应该保证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可以适度并存,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中的多样化特点。但是,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城市规划预期的人口流动与实际的人口流动值存在一定的差异。改善这一现状, 城市的建筑设施规划和设计过程中, 应该多从居民的行为选择角度进行考虑, 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假设某城市中分别存在A和B两个不同的住区, 主要的居住人群为甲乙两类。如果城市中的A和B两类住区, 都具备承载甲乙两类人群的能力, 并且刚好可以实现有效承载, 并且甲乙两类人群具有相同的数量。如果不同住区的人群比例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持适度的多样化, 不同人群的建筑使用都会获得比较满意的效用状态。假设某一类人群所在住区中只存在自己一个“另类人群”, 建筑的使用效用就会处于最低化;假设某一住区中所住人群都是同类人, 则会因为同类人群中所具有的共同生活圈、工作和爱好等, 相处比较融洽, 建筑的使用效用也会处于相对满意的状态。

上述城市建筑设施的建设和使用中, 同样存在3个纳什均衡。例如, A住区全部居住甲类人口, B住区全部居住乙类人口;A住区全部居住乙类人口, B住区全部居住甲类人口;A和B两个住区分别居住甲乙两类人口各一半。

2 博弈论在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和设计中的应用

从博弈角度来看, 确定了城市公共设施项目环境和属性之后, 使用者可以利用不同的策略对相关的支付函数进行组合, 从而确定公共函数的属性。所以, 在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和设计过程中, 使用者的行为选择十分重要。在城市的公共设施规划和设计过程中, 如果对博弈论进行有效应用, 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博弈结构特征, 可以对博弈论中的思维逻辑进行充分应用, 通过对“前向展望, 后向推理”策略, 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和设计进行全面分析, 有效的提高了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功能, 可以体现出城市建设的“以人为本”理念。

以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和设计作为基础, 全面思考规划和设计人员在使用博弈论中所体现出的博弈行为, 分析过程主要是: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和设计———城市公共设施建造和运营———规划和设计人员使用的博弈理论———博弈的均衡状态。处于设计规划阶段的城市公共设施, 需要对公共设施建设完成并且投入运营之后的相关内容进行充分的考虑。而且, 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人员必须在特定的公共设施中, 根据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 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实现博弈的均衡状态。城市公共设施在博弈的均衡状态下, 从另一种角度说, 可看作是使用者行为博弈的一种环境变量。假设城市公共设施的功能属性是不合理的, 使用者的博弈均衡就会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效率, 则表明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和设计是不合理的。通常情况下, 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 就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 如果在初始阶段可以实现对博弈特征的有效应用, 就可以避免产生的大量浪费, 有效的提高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所以, 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过程中, 不仅需要用到“前向展望”, 还必须做到“后向推理”。后向推理主要是以前向展望作为基础, 分析并且模拟设施相关使用者行为的博弈性特点, 如果均衡结果效率较低, 可对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和设计方案进行重新调整, 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 对城市公共设施项目参数的优化指标值进行准确的确定, 实现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优化设计, 以最大化的发挥城市公共设施的项目功能。

3 总结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城市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 需要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功能进行不断的完善, 利用博弈论实现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和设计, 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作用, 可以提高城市建设的科学性, 促进城市的发展。

摘要：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对公共设施的设计和规划工作都越来越重视。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 一些相关的使用地方, 通常在利益和偏好上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体现出了明显的博弈特征。因此, 在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和规划过程中, 应用博弈论是一项有效的方法, 可以对城市的公共设施进行优化, 促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博弈论,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公共设施规划

参考文献

[1]Hisham Said, Khaled E1-Rayes.Optimizing the planning of construction site security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2010, 19:221—234.

8.教育中的博弈 篇八

——家庭教育的失语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嬗变

会理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罗宁波

内容摘要：以做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人格教育阵地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本文试图以后现代主义为启发点，在传承传统家庭教育的同时，结合学校、社会教育，达到教育的模式的双赢。

关键词：家庭教育 失语 中国传统价值 嬗变

以做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人格教育阵地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本文试图探索在传承传统家庭教育的同时，结合学校、社会教育，达到教育的模式的双赢。

一、家庭教育的失语与学校教育的困境

伴随着中国的文明发展着的是中国独特文化的传承，而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教育往往体现出价值观的渗透。在中国，最能反映和体现这一价值观渗透的教育，一开始就落在了家庭教育的肩上。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都因家庭教育而提出、实施、监督、考评及改变。近乎模式化的家庭教育积淀出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核心观念：家、国、天下的抱负、与修身自律的恭谦心怀并行不悖的双向追求，以期达到人生的完满。用现代教育分层理论，中国的家庭教育属于教育的最高层次：生命教育。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推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型学校教育受到了中国人极大的追捧，中国人开始放弃“孰本孰末”的思考与讨论，积极地投身于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深远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中国人开

始变得对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产生了依赖，社会、国家、政府慢慢成了教育的主体，家庭教育因种种原因逐步退出了这一领域，成了社会教育的附庸。这必然导致失调——个人身心的失调和社会资源占有的“马太效应”。其最显著的表征是：道德水准的下降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这也是目前全球各国面临的教育困境中陷入两难悖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即指在家庭领域中实行的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长辈对晚辈进行的教育，其包含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自古以来，作为农业文化传统国家，家庭不仅是个体生活和生产的单位，同时也是社会的组成的基础组织。

梁漱溟说：“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中国文化中家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的价值观。家庭教育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个体家庭生活、家族巩固，更是国家政治安稳的先决条件，其内涵主要涵盖以下三方面：

1、德育为主，着重个人修养培养

在中国历史中，不同世界观的教育思想家们都以培养理想人格作为教育的目标，尤其以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格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自觉追求。作为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创私学，其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发展卓有成效。在“礼崩乐坏”、旧道德体系不断走向崩溃的时代，孔子立志于整顿自国至家的政治伦理纲常，重建礼乐文化，提出了“君君、父父、子子”的思想，主张以德育教育为手段建立“孝”为根本、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仁礼”的道德体系，孟子则认为男子当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作为理想人格，可见其十分强调将个人修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2、伦理道德教育为主，重视道德观念的教育

自家庭教育得以确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逐步渗透到教育理念中，形成并发展出自己的伦理道德体系。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孔子认为社会安稳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的秩序的确立，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庭伦理教育是社会国家稳定的保障。“人不信则不立”，培养

诚实守信的子女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其直接关乎家庭教育成效。作为以诚信当做自我人格标准的古人，其十分重视诚信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传统内容一以贯之。

3、以个人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因材施教，注意行为规范的实践导向。

以“礼仪之邦”而享誉于世的中国，注重礼仪教育，传承优良传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家庭教育针对个人发展特点，从个人自身具体情况出发，采用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通过具体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伦理认知教育，为个人道德伦理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发展空间。同时，注重以身作则，家庭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礼仪行为规范，为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做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常识。可以说，家庭教育作为最初始的教育前沿，其在个人成长、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家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家训著作，在其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化中，繁衍成为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然而，这种以教人修养和价值理念的家庭教育发生了变化，集中表现在处于社会重要变革时期的中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新旧两种不同方式和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人格教育阵地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成为当代教育的主要因素。

三、现代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困境及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的重新解构

现代教育经历了萌芽、兴起、发展和繁荣之后，问题的出现不断引起教育者对当代现代教育状况的分析反思。陈银玲、陆云在《现代教育的困境：教育的非生活化和生活的非教育化》（《山东农业教育》>2006 的断裂与日趋白热化的竞争的现实把现代教育带进了一个貌似二元悖论的泥沼难以自拔。

教育的三个层次：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在现代化发展中，尤其是泛科学化现实下严重萎缩和舍本逐末——生存教育被扩大化，忽视或由家长替代了的生活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严重缺失不能不说是目前中国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事实，要想改革有所突破，也应从这一问题入手。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家庭教育的被附庸化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被附庸化，家长忽视学生的终身发展与身心发展。更严重的是，部分家长把自己所没有实现的愿望强加于学生身上，甚至不顾自己的身形言教。这与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完全相悖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强调自己的模范性，以身作则性。这才是真正身教大于言传，或者言传身教是溶为一体的。

当然，近年来，很多有识的家长也在开始争取对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有更多的话语权，比如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学校的教育不能完全发现和发展自己孩子的潜能和兴趣，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去学习自己感兴趣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这些都是在新的条件下可以也是可能做到并做得好的事情。

五、教育的实质与双赢模式的探索

教育的实质是人的教育，是个人全面成长的教育，是传承人性中真、善、美的教育，这是教育价值的根本要求。用科学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家庭教育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的新趋向，就会发现真正建基于儿童身心发育规律之上的科学的、开放式的家庭教育，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能够全面地普及。将家庭教育的现代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内容有机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对于培养既具有现代竞争能力的又继承传统家庭内容规范的学生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将两者相互结合，其关键在于：一要将现代与传统有机结合，将现代教育中融入传统家庭教育精华，实现教育的全面综合发展，并非是一味的否定与激进的超前，我们强调继承传统也并非将传统和西方教育全盘的拿来与照搬，要在要结合时代特点的同时，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精华。二是现代教育内容与传统家庭教育精华要同时发展，不能有轻重偏颇。中国教育应倡导抓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抓教育的传统回归，两者协调统一，双生双赢。三是中国现代教育

与传统家庭教育要相辅相成，取长补短，互为弥补。

参考文献：

[1]《论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3]《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9.工作中的博弈论与思考 篇九

关键词：环保主义,贴现率,认知不谐,博弈论

公共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的受关注程度正在逐年攀升,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公众逐渐将话题注意力越来越多放在生活质量的保障上, 相关新闻和知识性普及抢占“头条”的势头也愈发强劲。在这个舆论环境下环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潮其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我国地方政府在环保决策中引发的环境公共事件逐渐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与环保主义对于决策过程的强势介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环保矛盾的解决机制上越来越多的合作失败使得观察者有必要正视环保主义在社会规范中的运行模式以及知识上的认知不谐给合作机制的形成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本文意图以法律与社会规范理论为思维支撑来进行相关论题的探索。

自2007年厦门反PX事件始, 我国环境公共事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升温, 尤其在2011年后, 更是呈现井喷式爆发趋势, 2012年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续发生了天津PC、什邡钼铜、启东造纸企业排污和宁波镇海PX事件, 频率之高类型之丰富以使环境公共事件成为了新的社会热点。到了2014年, 茂名爆发的大规模反PX群体性事件更是把此类事件的严重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PX以及相关化工项目遭遇严重“妖魔化”, 公众对于此类概念已经恐惧到了杯弓蛇影赶尽杀绝的程度, “面对汹涌的民意和舆论压力。2014年4月7日, 茂名市政府宣布, 目前还没有制定开工建设PX项目的具体时间表, 环评、立项等前期工作也尚未开展, 远未具备国家有关部委同意施工建设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之前的类似事件还是由于决策不透明导致公众对于知情权受到损伤的反感, 当下暴露的一系列新的环境公共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了对于环保理念的坚持和对于相关反环境概念的对抗。这种背景下环保主义理念对于此类公共事件的影响就显得愈发显著, 当公众选择与政府与相关企业对抗时, 他们所着眼的就不仅仅是自身的环境权利, 同时也掺杂了环保主义理念对自身价值考量的影响。这种环保主义倾向在随后的余杭反垃圾焚烧厂事件和西安的市民抵制变电站事件中得到了更加典型的体现, 而台湾的“反核四”运动与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环保主义游行也说明环保主义理念对于环境政策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大陆和中国政府管制范围。这些事件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且连续的以撤资、“下马”等姿态宣示环境博弈的失败提醒着世人环保主义已经成为了环保决策考量的一大关键影响因素, 决策者再不能无视或者轻视相关它在决策中所起到的影响。

考量环保主义对环境问题决策带来的影响, 需要以分析其行为模式为起点。环保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一向是以相当正面的形象示人, 他们经常性地出现在公共环境问题的最前沿, 如坚持多年在北方治理沙漠化的护林员, 在可可西里对抗偷猎者的藏羚羊保护人, 以及在世界各范围海域与捕鲸船对抗的护鲸人士, 这些环保人士不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及对环境保护事业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而且大大提升了环保主义正面形象和道德价值。因此环保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享受着较高的受尊重度, 环保主义也和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民权运动一样成为了一个道德化的理念从而影响社会的运行, 在制度运作中它们共同作为“局外人的法理学”对传统的政治法律道德观产生影响。 (1)

透过环保主义的兴起过程, 观察者可以感知到的是环保主义不仅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影响着社会生活, 而且环保主义也作为一种符号开始改变更多人的世界观。以埃里克·波斯纳的社会规范视角来看, 环保主义作为一种天生的以未来收益为考量的概念, 是一种完美的具有低贴现率的“好人”信号, 这使得更多人愿意为自己贴上此类标签以宣示自己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好人在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中会比坏人更可能合作, 因为好人会更关注那些在合作失败的情况下就会失去的未来收益。” (2) 尤其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 坚持环保主义需要对高耗能高排放的生活方式进行一定的取舍, 因此这种追求信号的成本也只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继而更加关心生活质量的人才有能力承担, 因此强化了环保主义作为低贴现率信号的价值:“由于好人就是比坏人对未来回报做出更高估价的人, 一个信号就是:在加入某一关系之前先负担巨大的、可观察的成本。” (3) 这也是娱乐体育明星很热衷做环保代言人的原因, 环境保护作为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社会名流和各种慈善基金的青睐正是由于其低贴现率的信号属性丰富了他们释放“好人”信号的选择, 而在公众视野中他们更是需要用类似的低贴现率信号作为自身形象的有效保护。

然而随着环保主义的逐步深入和信息流动速度的剧烈加快, 其自身的低贴现率特质开始出现了动摇, 而且一定情境下的贬值相当明显。尽管互联网的出现、信息交流速度的提升有效推动了环保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推广,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的塑造, 而社交网络的发展也使普通人有了更大的展示信号的平台。因此环保主义信号的发出成本已经降低, 它不再是社会名流的专利, 普通人在社交中也有能力展现自己这方面的低贴现率。甚至如果本人愿意的话, 他完全可以在坚持高能耗高排放的生活方式的同时, 在社交网络中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追求环保主义的“好人”, 由于在虚拟环境下他人的验证信号真实性的成本较高, 低贴现率信号便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发出, 典型的如“地球一小时”活动, 试问特定的时间段参与者灭一小时电器就可以验证自己是个低贴现率者吗?然而多数人在社交网络上的响应使得这种信号的低贴现率意义并没有得到改变, 发送信号的成本却大大降低了, 原先也许需要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低碳生活方式的坚持才能树立起的环保主义信号现在一个小时就可以得到。信号成本的降低就使环保主义的低贴现率信号的内涵遭到了破坏 (4) , 正是由于环保主义贴现率的名实不符使得环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很多负面效应, 这些负面效应也集中出现在了国内的各个环境公共事件中并发挥着自身的影响。

在茂名反PX事件中, 环保主义者与清华化工生关于PX毒性的“争夺战”迅速成为了一条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之所以说它令人哭笑不得, 是因为PX的毒性本身就该以科学维度做出界定, 这并不是改变一个词条就可以改变的事实, 而清华大学化工系的身份在我国化工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环保主义者将自身的观念强加进对于科学事实的认识中。 (5) 类似的环保主义者在反核电反转基因反电信的活动中对环保科学的大量误读以及对大量错误概念的强行推广使得他们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和非理性。与“PX低毒”相似, “核电危险”、“电信基站辐射强度高”、“转基因食品危害严重”等错误的或者未经科学证实的观念被捏造了出来, 并且影响着公众的环保理念。在相关的环境公共事件中它们的煽动作用也愈发明显。

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环保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信号成本下降的结果, 人人都有机会去给自己贴环保主义的标签, 而且人人都有扩散自己所认为的环保主义理念的机会和能力, 这使得环保主义的低贴现率信号意义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不小贬值。而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混乱又催生了环保主义推行的非理性化, 这使得环保主义经过网络时代舆论的重新塑造后演化出了一个与原本的环保主义完全背离的精神内核 (6) , 它的表现愈发偏执和迎合大众对于事实的非理性想象, 这就使得认知不谐开始影响到环境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新一代的环保主义者数量上虽然众多, 但在知识能力和对环保科学的热情上远远不如老一代环保主义的实践者, 而想当然的知识有着更加耸人听闻的宣传效果, 坚持如“PX剧毒”这样的理念且斥反对者心术不正的行为明显更有利于自身信号对外传播, 于是当前的环保主义在加剧认知不谐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用埃里克森的观点来看, 这种“有用的谜思”很容易使得相关人做出愚蠢的决定 (7) , 而作为反市场特征的概念环保主义的偏差也很难通过市场得以纠正。更糟糕的是, 环保主义作为信号的低贴现率特征相对于环保主义内核的变化并未发生相应改变, 人们潜意识中依然默认它的“好人”属性 (8) , 这成为了环保主义对环境决策博弈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针对环保主义在博弈中所起的作用, 政府作为强势一方需要做的便是尽力排除极端环保主义的负面作用, 主要可行的措施有三个方面:

一、排除环保主义影响。对于政府而言, 该措施的内容主要是对信息的管制和对极端环保组织和个人的宣传限制, 但在如今信息爆炸、崇尚言论自由且迈向民主法治的时代, 刻意“防民之口”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这样根本无法制止环保主义发挥作用而且会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因此这种选择对于政府而言并不理性。二、尽力抵消环保主义影响。相对于强势排除, 这样的方法有着较高的可实施性。政府需要认识到的是, 对于相关环境风险项目, 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使得认知不谐的现象得以出现, 继而使得极端环保主义有机会占领政府工作未能触及的群众领域。因此, 更加透明的信息公开和与利益相关者更为有效的交流渠道的建构对于抵消环保主义的负面影响是有所帮助的。而政府对于科普工作的更有效投入也是抵消环保主义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三、人为影响环保主义贴现率高低所体现的信号价值。由于环保主义的低贴现率信号价值, 使得环保主义天生便具有相当的正确性。然而经过前文的分析, 我们发现环保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变质, 如今给自己选择环保主义信号反倒在实质上是一种高贴现率即急于向他人证明自己低贴现率的表现。这种变化如今已经被更多的人所捕捉到, 环保主义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舆论地位如今正在被大众观念所动摇。因而政府的调控行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 比如在宣传中更加强调工业文明的作用, 奖励和扶植真正的乐于奉献身体力行的环保主义者, 使得极端环保主义的贴现率与真正的环保主义相分离。

总之, 面对环保主义对于合作的负面影响, 政府行政与法律制度需要主动做出反应, 放低姿态去面对环保主义给环境决策带来的新难题, 从而重新找到政府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合作的制度建构机制。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