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精选8篇）

1.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 篇一

从其提出背景，反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其实质含义，长期是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导相联系的，最早更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几次试探性努力。如1955年周恩来首次提出愿意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主张国共进行继北伐、抗日战争之后的第三次合作；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汉贼不两立作答，还有过光复大陆的幻想。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正统之争，谁都自称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方面又一度加紧了舆论攻势，有关设想渐趋丰满。如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政策。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表示，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凡此已经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正道是：有心栽花花不活。子承父位的蒋经国继续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之。1982年9月，邓小平转而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措辞，藉以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同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从而为循此解决港、澳、台问题埋下伏笔。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着重阐述了台湾统一到祖国以后，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1984年6月、7月、12月，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中国是信守诺言的》三篇重要谈话中，继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而台湾问题却愈发呈现出紧张态势，更有几度**，时人多虚惊以为险乎大打出手。两岸的分歧，尚难弥合。有鉴于此，对于既定的方针，恐怕不能简单照办下去，而有深入反思之必要。譬如，从其上述提出背景，不难看到，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当初莫如说是邓小平为他的留苏老同学蒋经国量身订作的。这种内战胜利者的宽容（也有几分鞭长莫及的无奈）和政治风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只须俯首称臣，可保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乃至裂土封侯，承认你事实上的山大王、南霸天的地位。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我呢，就是当然的天子，中央的合法性无须证明、不容挑战。大家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共享富贵。如果往近处看，则还有五十年代西藏的和平解放作为前车之鉴。凡此种种，纯属是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交易。这样的恩泽只和盘踞一方的实力派有关，于当地人民只不过是换了（或多了）名义上更高一层的主子罢了。换句话说，走的好比是上层路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原本深具匠心，恰在于特别符合一个地方性专制政权处于衰退期的实际。蒋经国晚年的台湾，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实力有所增强，人民也确实分享了一些起飞的实惠，但是，原有的政治架构愈发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进入了多事之秋。早期迁台势力日益凋零老去，而体制内外的新生代和本土势力开始躁动不安。彼时人心思变，不少青年还向往大陆，如侯德健、林毅夫等人的投奔即为生动一例，更不用说频频发生的驾机起义事件了；另一些党外势力则在加快整合，力图有所作为。岛内山雨欲来，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处于新的困难时期，如我所另文专论的合法性危机。但是，直到那时，岛内尚无强大的、有组织的在野势力堪为首要争取的对象。所以，邓小平的考虑曾经不无道理。假如蒋经国仍想长期维持旧有体制甚至传位于子，遭遇岛内日渐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十足胜算，其地位已动摇，合法性来源濒于枯竭；这时在名义上归顺中央表示效忠，以换取对于岛内的统治合法性和必要时的镇压支持，又可挟台湾自重以向中央争权夺利，固然是上下其手左右逢源。蒋有可能动心。坦率地讲，如果台湾继续维持一个专制政体，那么或战或和，都比较易于打交道。但蒋经国临终前，还是毅然启动了民主化的进程，这一惊人之举影响至为深刻，使得两岸关系的格局为之焕然一新。推进政治民主化，在理念上往往声称是要落实主权在民，但其现实的迫切性，恐怕还在于获取新的合法性来源，实现权力的程序化交接和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历经开放党禁、国会全面改选、总统也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由岛内全民直选这样的三部曲，台湾民主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岛内最高权力，由此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无需援引1949年前的历史和法统，在一些人看来，更不必寄托于北京的认可。与此同时，大陆的经济改革却进入阵痛期，而政治改革徘徊不前，特别是自八九以后，攻守之势异也。最近的2000年这次台湾大选终于导致政党更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当选，更令大陆感到意外和陌生。不仅游戏规则变了，甚至连对手也变了，果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问题还不至于此。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近一二十年来岛内本土意识的复苏与高涨，也给一国两制带来新的挑战。但是，民主政治，本质上正是一种local政治。台湾政治家少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却应是岛内人民之福。至于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一些人即便明确反对台独，更多出于战争恐惧，而非有归附之心和向往之意，于是偏安思想和孤立情绪日益盛行，这些虽可理解，从大陆的立场却不能掉以轻心。在调整文攻武吓的对台政策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寻求现实的共同利益的交集，统一势必是脆弱的。而如果抱乐观态度，两岸关系将实现根本性缓解的话，可以预言，大陆以其资源和市场之利，很能吸引台湾厂商，但是岛内劳工却有可能因此在短期内利益受损，产生失落感和危机意识，采取反对立场，成为继续改善两岸关系的阻力。君不见，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的进程，都引发了相关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劳工运动。所以，在两岸关系的博弈中新加入一方，即台湾民众，而台湾民众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再考虑到大陆今后政治多元化的可能，那么，游戏更加变成了多边的了，其复杂性的程度以几何级数上升。最后，所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直还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被置换，这是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的今非昔比，也对一国两制造成新的影响。所以，时过境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化。当局者也需要与时俱进，寻求新的解决之道。从其现有模式，再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碰壁，似乎却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游刃有余，但是这一作用不宜高估。以香港为例，英国政府既没有理由和能力，更出于二战后全球战略收缩的考虑，也无意阻止其回归中国。迟至1997年移交，还等于默认了九龙、新界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条约。一国两制仅是在回归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安抚人心，避免了资金、人才的大量外流，基本上实现平稳过渡。何况，香港、澳门作为殖民地城市，素来有自由、法治，而无民主可言。以香港为例，彭定康临行前匆匆抛出一个政改方案，有意培植民主，却为时已晚，不仅有惺惺作态之嫌，更遭到中国当局的强力抵制，所以，归于流产。而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大不相同，其现实政治格局之复杂和多元，如本文前述，更非香港、澳门可比。所以，一国两制，至少是其现有模式，能否适用于台湾，尚值得研究。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认了香港回归后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有关的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负责；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的财政独立，关税自主，享有货币发行权；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参加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并签订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等等。凡此种种，借用王朔式的语言来说，看上去的确很美。迄今为止，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大家多也承认，香港回归后所享有的实际地位，至少要远高于内地省份吧。但是，对比有关法律条文，恐怕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贯彻着行政主导的原则精神，行政长官的地位尤其显要，所以，基本法所确认的高度自治落到实处，在相当程度上，更要靠行政长官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产生程序来保证。可是在此意义上，如果从纸面上看，香港的自治程度，可能还不如内地省份哩。例如，基本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须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中，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员：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也可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员职务。很多人对此视为当然。但是，根据现行宪法第一百零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也就是说，内地各级行政首长（如省长）的产生并没有一个报经上级政府（如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程序，一经当选，自动生效。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更无须经过上级政府任命的法律程序。（当然，事实上，真正的一把手省市委书记且不必说，就是经过人大程序当选的的省市长，按照所谓的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纪律，中央仍可随意调动，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例可见，中央频频直接行文任免省委书记，但对于省长，如需在任期中途换马，往往只能采取其本人向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辞职的形式。在现行体制下，当事人即使不情愿，也只能就范；就算将来有人胆敢拒不辞职，亦非国务院所能撤免，恐有赖于执政党控制当地人大多数通过罢免案。还是回到香港问题上。在中央任命之前，首届行政长官由四百名选举人选出，其中被认为中央所能控制的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近二百人。在第二届特首选举中，选举团将扩大到八百名，其中工商、金融界２００人 ；专业界２００人 ；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２００人 ；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代表２００人。相比之下，中央的控制力有所削弱。何况基本法的附件一规定，不少于一百名的选举委员可联合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这个门槛虽然高了一些，却不排除未来黑马出现的可能。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并承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应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因此，从长期来看，香港的政治生态势必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出中央所能左右的限度，如果中央试图左右的话。那么中央的任命程序，究竟仅为象征性的，还是带有实质性？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人选有无否决权？如果中央对于当地产生的人选并不中意，乃至拒绝任命，又当如何？以上问题可能引爆一场政治危机。在行政长官产生程序上留下的这个尾巴，本意大约是为了牵牛鼻子，却只怕有朝一日成了导火线。也许，中央将谨慎行事，形成一种习惯法，来者不拒地只管任命，可是，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既不符合各国惯例，连内地省市都无此程序，并无损于国家统一，何况是对于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呢。当然，基本法旨在维持现状，而香港之所谓不变，更在于维持殖民地时期的基本利益格局不变。如前所述行政长官的选举，以及立法会的选举，沿用所谓的功能团体组别，实际重在保护垄断财团的既得利益。香港回归后已经产生的第二届立法会，总名额60人，其中：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３０人；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６人（较第一届减少4席）；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２４人（较第一届增加4席）。前两者都是小范围内选举，后者才是直接普选。到了第三届立法会，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将各占３０人。基本法的附件二规定：政府提出的法案在立法会，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直接选举、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上述规定主要限制了民选议员的作用。至于二○○七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表决程序，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分别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备案。这样一个环节如此复杂的程序，也是很难发动和完成的。所以，至少在现阶段，有人戏言，香港形成了共产党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天下奇观。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共在香港并不公开其组织和活动，更不参加竞选，好像也没有向港府注册登记一说，那么，岂非又成为了地下党？立此存照，可供后人共赏之。宪法作为最高法，理应涵盖一切子法，包括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虽然在政治体制的规定上有上述先天不足，但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至少是值得现行宪法学习的。又如宪法序言中经常引起争议的那几个坚持，以及其他一些内容，既然并不适用于香港，那么，或者是基本法违宪，或者就需要修改宪法以利基本法立足。为了维护宪法尊严和法制统一，又鉴于中国国情，有关的条款如果不能废除，也应当剥离出来，另立特别法，实在不行，还可以仿照国民党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嘛；或者为大陆地区另立基本法，与香港、澳门基本法平行，使之可以兼容于宪法，那也就向联邦制迈进了一步。现有的香港模式为人所诟病之处，还在于，香港尽享大陆市场和资源之利，也从中央获取了国防、外交等公共服务，却不对国家财政有分文贡献，更无需向大陆开放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这种好事，慷国家人民之慨，未免有些过分。香港回归了中国，只怕内地人民却有了身处异邦的感觉。大陆媒体和有关部门继续称香港为境外，我们习焉不察，友邦人士倒要莫名惊诧了。而今偷渡赴港仍不绝如缕，可是放眼欧盟各国，相互间出入如履平地，我们连个深圳也用铁网团团围住，莫说香港了。香港与很多国家和地区互免签证，偏偏对内地公民不开方便之门，岂不近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要对东方明珠一亲芳泽，殊非易事，一般旅行如此，前往投资、就业、求学更是困难重重。并且，这样的一道防火墙也是双向的，管制一切对流。所谓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同样妨碍大陆充分吸取香港、乃至台湾的先进的经济政治经验，助长抱残守缺的倾向，不利于改革进程。所以香港回归之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宜有知耻之勇，遑论统一台湾了。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回归的意义何在？统一的实质何在？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现有模式下，大陆之于香港，两制依旧，而一国未见其实。如果一国两制的双方国民待遇相差悬殊，则是人为制造一个特权阶层，更严重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分野永久化、固定化，违背了最起码的宪法原则。这样做，从长期来看，所能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所将带来的问题多。而香港之所得，与其曰权，莫如曰利。但是，让利总有限度，有成本约束，作为一对一的关系，乃是权宜之计，难以一再适用。出路在于探索规范化分权，形成可重复的多边游戏规则，上升到普适性的宪法意义。

2.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 篇二

关键词：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和平发展思想,一个中国框架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不可置疑的常识。由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共内战、蒋介石退守台湾及50年代起美国的霸道介入, 导致1949年后两岸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台湾问题自此产生。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大业, 依据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对台方针政策上相应经历了由“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再到“和平发展”的嬗变过程。

一、“解放台湾, 一国一制”

从1949年建国前夕至1978年这段时期, 中共对台湾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为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并存, 并强调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谋求国家的统一。计划统一后台湾和大陆一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即“一国一制”。

新中国成立前后, 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中国共产党, 把“武力解放台湾”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的作战任务提出来, 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是很自然的。但由于当时百废待兴的大陆不可能集中全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加之与有美国支持的台湾军事力量相差悬殊, 所以武力解放台湾难以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排斥和平方式, 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 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实行和平统一提供了可能;大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台湾岛内政局趋于稳定, 两岸民众都不愿意看到新的战争爆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军事企图有所限制, 以避免更深地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1955年4月, 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开始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解决台湾问题。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调整了对台的工作方针, 以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

1955年5月13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首次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有了重大调整。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 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中, 因毛泽东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智慧以及蒋介石毫不含糊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 国共两党都调整了政策, 两岸由过去激烈的军事对抗为主转变为政治对抗为主。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少爱国人士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不辞辛苦地奔走于海峡两岸。曹聚仁先生从1956年7月起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 在国共两党高层之间牵线搭桥, 不断沟通。曹聚仁将中共方面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千金之诺向台湾方面作了如实的通报。蒋介石囿于狭隘的利益, 在民族大义上没有勇气迈出关键的一步, 造成了历史极大的憾事、恨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 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打开了。在国际上, 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 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正在蒋介石感到十分孤立, 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之时, 章士钊受毛泽东委托为两岸统一奔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章先生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遗憾的是, 章先生由于年事已高 (时年92岁) 加之劳累, 于1973年7月1日在香港壮志未酬身先死。国共两党的沟通又一次中断。

1975年春节后, 蒋介石让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因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的毛泽东计划让邓小平代表他去台湾, 以期两岸以此为契机, 推动统一大业的完成。正当陈立夫十分高兴地在《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中期盼国共两党“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之时, 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国共两党的沟通再一次中断了。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制定更符合实际的对台方针政策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对外开放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 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近30年的时间里, 台湾民众在国民党的误导下对祖国大陆心存芥蒂, 这种隔阂不可能用强制手段来消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再提“解放台湾”, 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实现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国庆节“叶九条”谈话, 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 第三次合作。1981年10月9日, 胡耀邦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982年7月24日, 廖承志在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的建议下, 致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公开信, 从国家、民族、个人的角度, 力劝蒋经国“依时顺势, 负起历史责任, 毅然和谈, 达成国家统一”。1983年6月, 邓小平阐述“邓六条”时指出,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 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提出两党平等会谈, 也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 台湾一方面, 视大陆和平统一方针为“统战阴谋”并以“绝不接触、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作为回应。另一方面, 也相应采取了诸如停止对大陆炮击、派密使沈诚与大陆沟通等缓和措施。

沈诚在国共两党高层的沟通让蒋经国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并判断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1987年11月, 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 “三不政策”已实际被突破。同年年底, 蒋经国已开始计划次年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咯血而撒手人寰, 这次曙光初现的国共高层接触又一次中断。邓小平得知昔日前苏联中山大学同学蒋经国去世, 想起未竟的统一大业, 感叹“可惜, 经国死得太早了!”

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 开启两岸事务性商谈。1993年4月两岸举行汪辜会谈, 两岸关系发展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美国加紧利用台湾问题对我国进行牵制;李登辉、陈水扁先后粉墨登场上演“台独”分裂活动, 使两岸和平统一的进展大大受挫。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江泽民在1995年1月30日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 提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005年3月, 胡锦涛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同年3月14日《反分裂国家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江泽民八项主张和胡锦涛四点意见及《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 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真诚愿望, 又体现了其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坚强意志;既有一以贯之的鲜明立场, 又有面对复杂情况的明确底线。

三、“和平发展思想, 一个中国框架原则”

2005年春, 在两岸关系极度紧张之际, 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 主动积极作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两党首次历史性会谈并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在次年春第二次“胡连会”上, 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 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2008年3月,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 两岸关系迎来难得历史机遇。两党推动两岸关系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领导人9次会谈 (即8次“陈江会”和首次“陈林会”) , 签署19项协议, 不断推动两岸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和突破。2008年以来吴伯雄分别以国民党主席及荣誉主席身份6访大陆并表达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论述。大陆也有近20位省 (区、市) 主要领导同志率团访问台湾。

2008年12月31日, 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 深刻把握两岸关系发展规律, 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 鲜明提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论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以及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和两岸尚未统一的实际情况提出两岸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非常有包容性和创意的原则, 体现出中共对台工作的务实思维。

2012年11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是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一脉相承的新论断, 提出“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清晰地阐明了国家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深刻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规律和前进道路, 作出了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科学论断, 贯穿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战略考虑和务实思路, 指明了今后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大方向。

2013年6月13日, 习近平会见吴伯雄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出四点意见:第一, 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国共两党理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第二, 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第三, 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第四, 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

无论不同背景下对台方针政策怎样演变, 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信心和诚心不变, 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不变, 着眼于祖国的完全统一的宏伟目标不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成真!

参考文献

[1]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社, 1996:273.

[2]梁柱.道是无情却有情:1949年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1) :68.

[3]唐为首《.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出前后[J].文史月刊, 2006 (2) :51-52.

[4]陶涵.邓小平:可惜蒋经国死得太早了[J].共产党员, 2008 (2) :47.

3.“和平统一”的第一步 篇三

2008年4月29日，是著名的“汪辜会谈”15周年纪念日。15年前的今天，海峡两岸两位著名的老人——汪老和辜老在新加坡海皇大厦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揭开新的一页。

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在祖国大陆一年多来的积极推动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考点链接】

1.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问题是国内革命战争的遗留问题。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失败后退守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凭借台湾海峡，隔海对抗大陆，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的制定。

(1)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明确提出要解放台湾。

(2)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确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

(3)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4)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这样就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

3.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标志。

1987年，台湾当局开始被迫调整“三不”政策，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步采取了一些开放措施。

4.海基会和海协会两大团体的交流。

(1)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成立:1990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祖国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授权这两个民间团体开始进行经常性､事物性商谈和政治对话。

(2)“九二共识”:1992年，两会就“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共识。

(3)“汪辜会谈”:1993年，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将“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写入了协议，并就开展两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达成共识。

5.八项主张。

1995年初，江泽民针对两岸关系的新形势，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等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是新时期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指导思想。

6.中美三个公报中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内容。

(1)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美国方面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2)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1982年8月17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有关中美关系的第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重申了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的基本原则，表明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双开”测试】

一､单项选择题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的制定，体现了我党的()

A.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B.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C.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D.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2.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是()

A.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

B.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C.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D.海峡两岸直接实现通邮､通航､通商

3.公报指出:“美国方面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此公报应为()

A.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

B.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发表的《联合公报》

C.1982年8月17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的第三个《联合公报》

D.1979年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

4.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是

()

A.坚持四项基本原则B.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C.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D.坚持改革开放

二､非选择题

5.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汪道涵与辜振甫的握手，犹如在黑暗漫长的隧道中点亮了一盏灯，使几乎失去信心和耐心的两岸中国人，看到了民族和解的光明和希望。它确立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及其展现的和平精神､包容精神､平等精神，为结束两岸分裂状态､走向最终统一铺设了一条和平的道路。

(1)为1993年的“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2)材料中“黑暗漫长的隧道”指的是什么?

(3)汪辜会谈的精神之光永不灭，这些精神包括哪些内容?对当前我们处理两岸关系有何意义?

参考答案:

1.A 2.B 3.A 4.C

4.台湾问题与祖国统一 篇四

摘 要：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与已经回归的香港、澳门问题又有诸多的不 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动和“台独”分裂势力的猖獗，使台湾问题不断复杂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三个方面来探讨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关键词：解决；台湾问题；祖国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前 言

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近代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而且在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中国在与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方承认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由于内外经济关系的急剧变迁，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与大陆的投资、贸易合作关系迅猛发展。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心所向，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推动着两岸统一的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一九七九年后，中国政府更是以极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自一九八七年底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只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台湾才能同祖国大陆一起营造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高度文明和国家统一的中国。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所谓台湾问题[1]，一是指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这是台湾问题的本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继承成立新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并在美国支持下武装割据,这便直接导致了台湾问题的悬而未 1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决；二是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台湾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2]。

二、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崇高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实施、发展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它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首的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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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建国初期的我们重点是准备武力解放台湾。自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结束、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就开始考虑解放台湾问题。因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使我解放台湾工作受到干扰和阻挠。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 年 4 月至 7 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战协定，国际形势趋于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新中国政权愈加巩固，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和紧张关系随之趋于缓和。正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56 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当年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不咎既往。”1963 年，周恩来总理在毛主席的对台工作的思路上加以发挥，将我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大陆的“一纲四目”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台湾以后，在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

。以蒋系势力为主的台湾当局心有所动，多次强调不会搞“两个中国”，并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和平解放台湾本已出现曙光，可惜的是后来被受“文革”和“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中断了。2.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环境和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下，对台工作自然必须服从于这个转变，对台政策也须相应地做出调整。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提出了九条和平主张，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叶九条”。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北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六条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4]

。“和平统一中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人即已开始探索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维，但是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实践和加以完善。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出于对整个国家和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也本着尊重历史与现实、照顾各方面利益的需要，根据台湾问题的情况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来延伸到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解决台湾问题显示了深刻的垂范作用，证明了它的创造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3.第三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江泽民作为新中国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人的核心，他继承、发挥和亲身实践了前两代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思想。1992 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新春讲话，简称《八项看法和主张》，也称“江八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八项看法和主张立足于“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分裂，反对“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立足于“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干涉势力和台独分子；立足于“化”，通过相互访问、交流往来、高层接触，以及多层次、多管道的沟通对话，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共识，以便在相互尊重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求得两岸关系的改善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逐步完成。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和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一国两制”构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4.第四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胡锦涛同志从成为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接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对台湾问题的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2005 年 3 月 4 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联组会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活动决不妥协

[5]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坚定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对早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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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殷切期待、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体现了祖国大陆的政府和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爱、尊重和理解，希望与他们一道共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共同为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胡锦涛的报告是对他担任总书记以来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做了一个小结，也是未来五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思路的纲领性文件，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5.第五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在会见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讲话中强调，两岸同胞不能隔断血脉，没有解不开的心结，要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共圆复兴之梦。这次讲话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就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一篇新的讲话，比较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对台工作思想，对推进两岸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这篇讲话的核心就是“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来圆梦”，话语间体现出浓浓的民族情感，既是温情交流，也是刚柔相济，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坚持的东西并未改变。习近平在讲话中实际上提出了两岸破解政治难题的路线，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并用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基础是两岸关系之锚”，“锚”字比喻形象，只要有这样一个锚，两岸关系发展就可以经得起风浪，避免动荡不安，可以说是一块压舱石。讲话涉及解决政治分歧问题的关键词就是“一中框架、平等协商、合情合理安排、相信国人智慧”，同时这个路线图强调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特别强调一视同仁，不管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欢迎。

三、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

台湾自三国时期就与中国大陆有了较为频繁的交流，虽然在以后的年代中与大陆数次分离，甚至兵戎相向。但那都是因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内部纷争，大陆与台湾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几千年来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用血浓于水来形容毫不过分。虽然现在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政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将一个民族分裂的。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台湾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悬挂在海外，但是和大陆一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台湾曾经被葡萄牙占领，但是爱国将领郑成功最终收复，一直到了甲午战争，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人，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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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内战爆发，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逃亡台湾。，从此了台湾的统治，一直到现在台湾一共经历了老蒋和小蒋，李登辉，阿扁，马英九这五位领导人的治理，2012年马英九大选成功，获得连任。台湾走到现在也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因素制约的祖国的统一大业呢？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缺乏文化认同感，其次是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体制问题不同，台湾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感，还有就是台湾领导人的反共心理。最后就是国际形势的影响，美国和日本对台湾统一于祖国的阻碍，因为台湾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必须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台湾问题的形成及至今仍未能得到解决，又是某些西方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因此，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又与外部因素分不开。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6]。

回顾历史，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开始，他就一直想通过独立战争反攻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在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蒋介石一直对反攻大陆有很大的决心，就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就想在这个时期反攻大陆，但是受到美国的阻挠，最终放弃，但是仅凭台湾当时的军力还有就是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实力，而且大陆那个时候经济很萧条的情况下，对蒋介石还是很有利的，所以要是反攻大陆的话，胜算也是比较大，中国在解放初期曾经想跨过海峡统一台湾，当时受到美国第七舰队的阻挠，当时中国的海军军事力量很差，跟美国比较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要是大陆强行登陆台湾的话，美国可能会介入，所以中国“统一战争”的胜算不是很大的，所以解决台湾的事被暂时搁置下来 先来谈谈独立的可能性。根据大陆一贯的声明和《反分裂法》，独立就意味着战争，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首先是大陆，大陆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尽一切代价去阻止台湾的独立与分裂行为，现在也完全有这个能力，人力财力武力上都有这个能力。其次是台湾人民，相信每个人，除非是他发疯了，才会不珍惜和平的时光，而要战争，并且是有可能以自己的生命以至一切为代价的战争。再次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周边国家，它们是很希望台湾独立，但是又比谁都更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决不会放任台湾那样做。当然它们是更不会希望两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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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因为那样只会让中国更加强大，而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威胁。那么他们只有选择让台湾保持现在不统不独的与大陆对抗状态，而且它们也可以乘机得渔翁之利。要是台湾真的宣布独立而发生战争，美国和日本是不会也不敢用全部家底来完全介入战争的，因为那样很有可能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何况从道义上也讲不通，我们是在解决国内争端呀，它们外国来凑什么热闹？其他周边国家就不要说了。其实现在民进党之流的台独分子叫嚣“独立”，无非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者是为了转移台湾人民的视线，以便巩固政权。事实上，它们这样疯喊，正是心虚的表现。要是真的战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谁也不相信他们不要自己的小命。

那么，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呢？维持现状是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大陆不可能会让这个现状一直维持下去。这不符合大陆的利益，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总之就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现在台湾和大陆的对抗，就是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呀！现在台湾和大陆在军费上搞对抗的开支，要是用在经济发展上，该有多大的效果呢？！大陆让台湾“维持现状”是因为不得已，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原因使得解决台湾问题“有心无力”：解放初期的朝鲜战争、与苏联的反目、与越南印度交火、国内国际形势等等。最终就是技术装备上的军事原因，以及海峡的天然屏障。当然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养精蓄锐，待机而发。但是，让台湾保持现状而不统一，终究是一个问题，何况夜长梦多，久则生变。所以，大陆是肯定不能让不统一的局面一直保持下去的，时机来了马上就会采取行动，没有时机也要想法设法创造时机。

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呈现“总体形势大幅好转、重大矛盾依然存在、发展趋势审慎乐观”的态势。大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促进两岸繁荣稳定、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仍面临一些变数。台湾已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旅游,两岸人民间感情逐步加深.再次,政治上交流增多。国共两党建立了定期沟通平台，包括开展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的商讨及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交流。从连战大陆之行开始，国民党高层陆续登上大陆，开展两党的高层交流与合作。两岸关系更加务实，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两岸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追求“共创双赢”。然而两岸关系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流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还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些症结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双方取得共识以和平发展大局为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政治智慧，寻求解决办法，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解决当前急需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时积极寻求化解矛盾、解决难题的办法，以富有成效的努力，扎扎实实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实际进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得到台湾方面的认同。马英九先生也提出，希望能为两岸关系开创互信、互谅、互助、互利的新时代，在“宪法”的框架，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下，改善两岸关系，是台湾民众共同的期望.我相信在马英九的这个任期内一定还是遵循不统不独不武这个理念，因为这个是最适合现在的局势，也是台湾人民喜欢看到的，但是无论如何，祖国大陆是不会让台湾地区永远这样的，不会让台湾像现在的南海问题这样，听说最近大陆在福建修建了新的机场，是不是为了对付台湾呢，民间有很多猜测的。所以，我觉得大陆在未来一定会用和平或者武力的方式统一台湾的，所以台湾未来的走向最终还是会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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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5.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 篇五

摘要：本文力图揭示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在罗马法和现代各国民法典中的对立统一，并运用社会 契约论解释了两种诚信之统一的前提。本文证明，罗马法史上最早的诚信都是客观的，到了 古典时期，诚信才分叉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别在诉讼和物权两个领域发挥作用。罗马 人的诚信观念具有宗教起源以及斯多亚哲学的世俗起源。在古罗马的诉讼制度中，现代诚信 原则的裁判诚信功能不仅由诚信诉讼承担，而且由许多制度承担，由此可见，现代诚信原则 是多源产生的。本文还揭示了诚信诉讼便利当事人诉讼、方便法院办案、降低诉讼成本的功 能，并基于主客观诚信统一的立场，就设计未来中国民法典中的诚信条款提出了建议。

关键字：裁判诚信，主观诚信，客观诚信，诚信原则，民法典

一、诚信一词在拉丁法律文献和现代民法中的使用

诚信，在拉丁文中的符号表现是bona fides.fides来自动词fieri，为“已经做成”之义 .后来它转义为“信”的意思。因此，西塞罗利用其词源学意义，把fides解释为“行其所 言谓之信”（Fiat quod dictum est，appellatam fidem）（注：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22―23页。译文有改动。），此语相当于中文的“言必信， 行必果”。至于bona，是“好”的意思，起强化fides的作用，两者合为“良信”之义，但 人们惯于将其翻译为“诚信”。

在法律拉丁文中，“诚信”被大量使用，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有38处；在《法典》 中约有117处；在《学说汇纂》中约有462处。以《法学阶梯》为例，作者依次在两个领域使用bona fides.第一个领域是诉讼法，其中有诚信诉讼与严法诉讼之分（I.4，6，28，29，30）。第二个领域是物权法，其中又分为如下方面：1.对物的占有以及与此相关的取得时效（I .2，1，33―34；2，6pr.）；2.对自由人的占有（I.2，9pr.），不知情地占有这两者的，谓之 “诚信占有”或“善意占有”（bonae fidei possesso）。购买是最经常的发生这种占有的原 因 ，为此等购买者为“诚信买受人”（bonae fidei emptor，中文通译作“善意买受人”，例 如我对I.2，6，4的翻译（注：参见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版，第151页。）），他是把标的物的非所有人者当做所有人与之交易者；3.诚信的. 处分物的行为，如添附行为和消费行为，不知情地在他人土地上播种、建房等属于前者（2， 1，29-30）；第三人不知被监护人无监护人授权就把金钱贷与自己，且消费了此等金钱的属 于后者（2，8，2）。

由上可见，在罗马法中有两种诚信：一种是诉讼法领域的诚信，另一种是适用于物权法领 域的诚信。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实体法产生于程序乃泰西古代法的 普遍现象。由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这种关系，诉讼法领域的诚信，首先表现为裁判官运用自 己的权威解决疑难案件的被描述为“裁判诚信”的过程。它是对裁判官运用其自由裁量权之 过程的简略表达，当然，它也暗含着裁判官在这样做时要遵循正义的行为标准的意思。诉讼 中疑难案件解决的结果，确立了实体法中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要求当事人以其行为忠实地 履行其义务，换言之，恪守客观诚信。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此等诚信具有以下要点：1.它 是一种课加给主体的具有明显道德内容的行为义务；2.这种行为义务的内容为：除了为保护 自己的合法利益之必要外不得损害他人之利益；3.评价主体行为的尺度不是当事人自己的， 而是一个客观的标准；4.但这种客观性不排除对主体之故意和过失等主观因素的考虑；5.这 种客观标准由主体行为与法律标准或典型的中等的社会行为的对比构成；6.在寻求可适用的 法律标准时，应考虑主体实施行为的社会背景罗马法中的第二种诚信即适用于物权法领域的诚信，是一种当事人确信自己未侵害他人权利的心理状态，谓之主观诚信。现代学者认 为它具有以下要点：1.它是主体对其行为符合法律或道德的个人确信；2.这种确信尽管是主 观的，但从主体产生它的过程来看，它是诚实的和合理的；3.主体在形成这种确信时尽到了 注意义务，未发生故意和过失；4.主体的这种确信可就其自己的情势发生，也可就与他有关 的他人的情势发生；5.这种确信决定了主体的行为；6

6.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 篇六

尊敬的同志们: 下面我结合自已的学习体会,按照要求,从对“和平积弊问题大起底大扫除”主题的认识、对照六个方面个人检查和下一步整改措施三个方面进行汇报:

一、对“和平积弊问题大起底大扫除”主题的认识

这次“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从本质上讲，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破除陈旧观念、传统习惯的束缚，革除一切与打仗要求不相符的积习陋习，真正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使官兵思想、状态、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作为军校生，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进行对照检查，在平时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勤于反省，不断提升自身。

二、对照基层组织和官兵重点查找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1、对照“打仗思想不牢”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世界形势千变万化，战争危险并不遥远，只有始终保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备状态，才能有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世界一流的军队。然而我在这方面，仍然有当“和平兵”的思想，缺少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这根弦。存在意识半会打不起来，轮不到也用不上等思想，弱化了抓备战的紧迫感。平时训练得过且过，对于实战训练看得不少很重。渐渐忘却当兵打仗、练兵打仗的初心使命。以上种种表现，看似是思想觉悟不高、自我要求不严的问题，实则是危害极大的慢性病，对整个军旅人生都存在着极大的锈蚀杀伤力，要及时改正。

2、对照“学习意识不强”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政治理论学习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在军队建设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对学习的认识不充分，在上级组织学习时，总是混日子不把心思真正用在学习上，总想着这是必要的形式，没有实在的内容，总是不把听课放在心上，学习都是被动式地接受，而不主动学习，在平时的生活中更没有自学的习惯，不重视理论学习知识的自学，甚至不愿意安排时间学习。这样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政治教育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导致的。

3、对照“实训标准不高”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强化综合素质，提高打赢本领，就要求我们切实提高训练标准。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我们要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强化综合素质，决心增强自我加压力度，牢固树立把训练场当战场，从难从严要求，练协同、练战法、练技能，善于发现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本领。我在训练中抱着“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想法，训练有时不是很积极，存在舒服一分钟，就是赚到的思想，实在不应该。

4、对照“科研动力不足”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科研能力，也是一种战斗力，我们要不断加强科研攻关的能力和决心。把战斗意志融入到科研中去，把科研场所当成训练场。承受得住“看不见的敌人”的侵蚀和攻击。磨炼战斗意志品质。我对于科研方面也不是非常积极。对于学科竞赛等需要战斗力的地方，热情不是很高，学习满足于课本，课外拓展太少，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有待分析和解决。

5、对照“‘两不怕’精神弱化”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是我军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法宝，这股劲、这种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新形势下，弘扬“两不怕”精神，就是要把它落实到能打仗、打胜仗的实际行动中，激励一代又一代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全面提升部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然而我却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两不怕”精神，训练中怕热怕苦怕累怕出汗，训练积极性不是很高。这样的态度和习主席要求的“两不怕”战士有着很大的鸿沟。我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态度存在问题，需要开展自我的反思和纠正。

6、对照“存在骄娇二气”问题进行个人检查。

习主席多次强调指出：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血性，古往今来都是备受推崇的人格特质之一。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义承担，是“曲戟在颈,不易其心”的忠诚坚守，是一闻战鼓虎气生的豪气迸发，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死生抉择。骄娇二气要不得，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年官兵中，不能种下骄娇二气的种子。而我在日常行为规范中，还是存在有骄娇二气的影子的。比如说，出公差不积极，打扫卫生怕脏怕累等等，都是要不得的。

三、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

通过这次自查自纠,我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在之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会努力做到：

1、深入透彻学习新理论，积极投入生活实践中来。

进一步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自觉关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关注有关院校改革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坚定改革强军意志，投身改革强军实践。在政治理论课程学习方面，改变学习知识浮于表面、敷衍了事的现状，对接触的课程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认真思考，使课程内容真正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在对新思想的学习上不只留于表面，而是真正做到学懂弄通，而且积极把理论投入实践中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坚定不移追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2、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当先锋模范。

7.朝韩和平统一理念走向分化 篇七

先说朝鲜。朝鲜的关切在于和平，提出以“和平协定”替代存续了60多年的停战协定。今年10月1日，朝鲜外相李洙镛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重提签订“和平协定”的议题，他指出这是“纠正朝鲜与联合国不正常关系的路径”。此后朝鲜外务省先后以发言人谈话和声明的形式，多次强调实现停和机制转换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

朝鲜呼吁签订“和平协定”并不是新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朝鲜就不断提出与美国签订和平协定问题，并敦促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朝鲜认为，美国阴谋操纵联合国，肆意蹂躏和践踏停战协定，导致停战协定名存实亡。上世纪90年代，在朝鲜的强烈推动下，朝鲜停战协定监督机构撤离。进入本世纪后，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签订和平协定也是朝鲜的主要关切。在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中，六方同意设立五个工作组，其中就包括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中心工作就是解决停和转换机制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朝鲜重提签订“和平协定”有其合理及必要之处。人们常说，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唯一尚存的冷战化石，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这场战争还处在停战阶段，一直没有签订和平协议。换言之，只要停战协定存在一天，半岛就永远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王毅外长在今年“纪念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1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朝鲜半岛问题有关方缔结和平条约，实现停和机制转换，是结束半岛战争状态、解决重大安全关切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步骤上各方是有争议的，焦点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从美韩的角度看，停和转换机制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结果。但朝鲜则认为，停和转换机制应该是朝鲜半岛核问题解决的前提。这也显示出，停和转换机制是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改善朝美关系以及南北关系的关键所在。

再说韩国。韩国的关注点在统一。朴槿惠总统正在大力推进“半岛统一进程”。从字面上分析，朴总统执政之初，把“半岛信任进程”作为实现统一、加强南北交流合作的基础。但是，韩国近来却几乎不再提“信任进程”这个词，而直接大谈“统一”之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要为早日迎来统一之日竭尽全力”、“统一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根本、最快捷方法”、“是保障韩朝居民平安生活的最好方法”。人们都说，朴槿惠总统柔软的姿态下有一颗坚强的的心，但反映在她的统一理念上，似乎发生了“质地”变化，逐渐由软转硬。

韩国历任总统的统一政策着眼点一是凝聚国内民心，二是争取国际支持，朴槿惠也不例外。近期，朴槿惠还首提“统一外交”战略，称将同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商讨相关问题，争取认同和支持。与此同时，韩国有关财团也积极支持美韩日智库的学者就新形势下的半岛统一问题展开研究。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统一热再度升温。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朝鲜主张的“和平协定”和韩国的“统一进程”是两个独立存在的政策指向，几乎找不到可以对接的空间，双方也完全不想对接。朝鲜要的是“松口气”，希望借和平协定获得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无意也无力在统一问题上有所作为。而韩国要的是“加把劲”，希望加速统一进程，借国力优势和国际资源实现法理上的所谓统一国家正统性。从朝鲜半岛南北历史来看，韩国在统一政策上的主动性和急迫性第一次超过了朝鲜。

从本质上来说，签订“和平协定”和“统一进程”可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和平协定”是“统一进程”的制度保障，自主和平统一进程的推进则可以进一步巩固半岛的和平稳定。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从朝韩两国的政治议程看，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还是有机会在“和平协定”及“统一进程”之间产生“共振”效应的。

8.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 篇八

这次“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围绕“五破五立”，通过个人自查、大家互查、集体审查等方式，对自身存在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把抓工作方法实起来。端正指导思想，把战斗力是否提升，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标准来衡量;严格过程控制，本着对部队建设负责、对战斗力负责的精神，按照程序抓好每个环节的落实，把成效作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准，推动工作落到实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打仗思想还不够牢固。具体表现在：①事业取向不够端正，当“和平官”的思想仍然存在，职业当成是谋生途径，缺少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这根弦;②忧患意识不足，对当前局势的复杂性缺少清醒认识，存在一时半会打不起来，轮不到也用不上等思想，弱化了抓备战的紧迫感;③职责意识缺失，总感觉身处后方，是二线单位，存在过日子享太平的思想，抓平时多、想打仗少;④打赢信心不足，顾虑装备、人员现状，总认为平时救个灾、抢个险还可以，但遂行战时支援任务，能不能拉得上去、完成了任务，心里没有底数。

二是工作指导还不够聚焦。具体表现在：①重平时轻战时，侧重于抓平时工作、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对战备物资配套、民兵训练、应急演练等，关注不够;②重安全轻训练，把安全工作看得过重，精力投入过多，一切以不出事为标准，存在不敢训、不实训的现象;③重生活轻战备，经费投向上，改善生活条件、添置文体器材等方面投入较多，完善训练设施、更换训练器材等方面投入较少;④重形式轻内容，对迎检、考核、验收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比较上心，对补记录、补笔记、补教案等形式上的东西强调比较多，对自身训练等抓得不够。

三是指挥能力还不强。思想认识没有真正向打仗聚焦。主要表现为：准备打仗的思想不牢，对当前局势缺乏清醒认识，内心缺少强烈的忧患意识，缺少主动应对的思想准备;战斗队的思想不牢，对中心工作、打仗准备用力不够，满足于守住摊、不出事;用得上的思想不牢，总感觉打仗靠作战部队，我们不一定用得上，即使上去了，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抓中心的思想不牢，想平时多、保稳定多，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比较明显，精力聚焦中心不够;打得赢的思想不牢，面对强敌对手、面对自身现状，缺乏打赢信心，遂行应急应战任务缺少底数底气。二是工作指导没有真正向主业聚焦。主要表现为：工作 重心出现偏移，对临时性任务、安全稳定等工作关注较多，对民兵整组、民兵训练、战备设施配套等工作虽然也强调，但力度不大，效果不够明显;战斗力标准有偏差，没有真正用战斗力来衡量各项工作，存在着领导标准、安全标准、平时标准，导致一些工作游离中心、冲击中心、干扰中心;组织领导出现弱化，专题研究战备训练不够经常，对应急作战准备过问不够，议训议战存在走过场的倾向;对下指导不够得力，对基层武装工作、应急力量建设等没有真正深入。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根本价值所在,也是主题教育的实践落点。把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作为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的有力抓手,有助于推动部队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军队是一种严峻考验。在战火硝烟暂时停歇、鼓角铮鸣看似远去的时候,能不能依然想着战争、钻研打仗、全力备战,决定着军队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一支军队的衰败,大都是从滋生“和平积弊”开始的。“硝烟味”日淡、“生活味”渐浓,忧患缺失、忘战怠战,这样的军队必然走向灭亡。从古罗马军团到蒙古铁骑,再到满清八旗子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军素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创造过许多辉煌战绩,但也多年没有打过仗了。承平日久,一些官兵容易滋生松懈麻痹思想。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怕,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高度警醒。我军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备战打仗是主责主业。

当前,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争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面对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面对现实存在的战争危险,只有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按照打仗的要求强本领、搞建设、抓准备;只有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始终保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备状态,才能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无望。少数部队练兵备战工作紧不起来、实不起来,说到底是“和平病”作祟,以不打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比如,习惯于当“和平官”、带“和平兵”,心思不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整天为事务主义、文牍主义所累,把心思和精力用在表面文章和文山会海上;危不施训、险不练兵,嘴里喊的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心里想的却是“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不彻底扫除这些和平积弊,就不可能做到聚精会神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必须充分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教育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经验做法,坚持思想引领、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实践特色。要 抓好思想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备战打仗的重要论述,着重领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培育战斗精神、破除“和平积弊”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要深入查找问题,对接明天战争、对接部队任务、对接个人岗位,区分层次深入查找与备战打仗要求不符的“和平事”“和平官”“和平套路”现象。要集中检视剖析,对照现代战争、联合作战和新体制新编成要求,从政绩导向、价值追求、担当精神等方面深挖症结根源。

一是不愿直面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的人习惯于享受和平红利，习惯于按四平八稳的老套路干工作，习惯于过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斗志，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拖到明天的事就拖个24小时再说，直至把问题留给下一任。

二是不敢直面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的人怕得罪人、怕麻烦事、怕触动本单位或本人的利益，心里总是顾虑重重，担心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三是不会解决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的人能力有限、思想保守，不知道如何去破解问题，只得回避矛盾。因为，破除和平积弊就得创新战法训法，而创新需要实力。

贯彻落实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要求，全军各部队必须彻底破除和平积弊。当前，我们要赶紧搬开“不愿、不敢、不会”三个障碍。因为，回避问题、拖延积弊只会使积弊越积越厚，最终积重难返;只有直面问题，用快刀斩乱麻之势破除和平积弊，才能使战斗力不断提升。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长期身处和平环境，一些人的“和平病”不轻，治愈不易。例如：训练上，有的人把保安全作为最高标准，片面强调安全重于一切，人为降低训练标准、训练难度、训练强度，搞“练为看”的假把式;管理上，没有对战备训练进行严格管理，只看环数、米数、分数，不看是在什么环境下取得的成绩，不问离实战是近还是远;用人上，不按打仗的标准选拔使用人才，导致部分战备训练人才流失，影响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大力加强作风建设，练兵场上的和平积弊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破除和平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大功告成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实。我们要认识到，对于存在的问题揭开比捂着好，早点揭比晚点揭好，主动揭比被动揭好，自己揭比别人揭好。由此，全军官兵都应该做到自身问题不遮掩、棘手问题不推诿、长远问题不回避，客观准确地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把准脉络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形成有问题找原因、寻对策解难题的闭合回路，力求让和平积弊无容身之处。

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革命前辈敢于直面问题、正视问题的红色基因，在思想上立起“战”的意识、在行动上立起“战”的标准、在作风上立起“战”的准则，切实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唯有此，我们才能担当强军重任，才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要搞好清理整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强化“战”的意识、立起“战”的标准、找准“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真正形成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得更牢。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无望。少数部队练兵备战工作紧不起来、实不起来，说到底是“和平病”作祟，以不打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比如，习惯于当“和平官”、带“和平兵”，心思不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整天为事务主义、文牍主义所累，把心思和精力用在表面文章和文山会海上;危不施训、险不练兵，嘴里喊的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心里想的却是“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不彻底扫除这些和平积弊，就不可能做到聚精会神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必须充分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教育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经验做法，坚持思想引领、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实践特色。要抓好思想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备战打仗的重要论述，着重领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培育战斗精神、破除“和平积弊”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要深入查找问题，对接明天战争、对接部队任务、对接个人岗位，区分层次深入查找与备战打仗要求不符的“和平事”“和平官”“和平套路”现象。要集中检视剖析，对照现代战争、联合作战和新体制新编成要求，从政绩导向、价值追求、担当精神等方面深挖症结根源。要搞好清理整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强化“战”的意识、立起“战”的标准、找准“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真正形成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得更牢。

部队“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个人查摆问题及整改措施（2）

今天，按照官兵讲坛的安排，由我和大家共同学习交流。我汇报的题目是：做新时代的“铁血”军人。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军队担负的职能任务不断拓展，这些对我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如果我们思想麻痹、精神懈怠、安享太平，空喊“狼来了”，而没有绷紧打仗这根弦，就会付出惨痛代价，有辱使命重托。从实际情况看，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和平病”已渗透到方方面面，如果不下决心挖根除弊，打起仗来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向备战打仗聚力，勇于向和平积弊开刀，进一步强化“战”的意识、立起“战”的标准、找准“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练好胜战之功，做新时代的“铁血”军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下面，我就围绕根据和平积弊这个话题，和大家交流几点认识体会。

根治和平积弊是提升战斗能力的必然要求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全军必须从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政治高度，以对强军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聚力练兵备战的使命担当，增强纠治和平积弊的政治自觉，真正来一场思想观念的大转变、问题积弊的深纠治、打仗能力的新提升，切实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战斗力标准落下去。

充分认识和平积弊的危害性。和平积弊是战斗力致命的腐蚀剂，是练兵备战的头号大敌。在相对和平环境中，军队始终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一些官兵容易滋生松懈麻痹思想。比如，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想法还有一定市场，生活味渐浓、硝烟味日淡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骄娇”二气较重、战斗精神弱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游离中心、空转虚耗的情况也并不鲜见，等等。说到底，是缺乏革命军人应有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缺乏随时准备打仗、坚决不辱使命的职业精神。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怕，一支军队的衰败往往是从滋生和平积弊开始的。“和平病”根子在安享太平。纠治和平积弊，首要的是唤醒军人的初心，强化打仗意识。习主席对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士就是战士，战斗队就是战斗队，战斗力就是战斗力”“部队还是要练，要随时准备打仗，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统帅的忧思关切，将士的铭心警策。军人生来为战胜，战士就该上战场，这是我们的初心。丢了这个初心，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就会忘战怠战、迷途迷向。作为革命军人，应该始终牢记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军队之责，自觉涵养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战斗情怀，时刻保持盘马弯弓、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不断厚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胜战底气。这是每一名官兵的职责所系、价值所在。

部队“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个人查摆问题及整改措施（3）

按照“和平积习大起底大扫除”活动的部署要求，我们在学习教育、讨论辨析的基础上、召开专题党委会，对照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查摆剖析，研究制定了整改措施。着力把指挥素质提上来。①提升基本军事素养。每周利用半天时间，组织体能、标图、识图用图等技能训练，力争全员通过警备区组织的素质认证。②抓好前沿理论学习研究。利用参加轮训、讲座辅导、个人自学等时机，强化基本军事理论和联合作战、信息化知识的学习，掌握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年内每人要有一篇研究成果。现从党委层面对照反思，主要存在5个方面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没有真正向打仗聚焦。主要表现为：准备打仗的思想不牢，对当前局势缺乏清醒认识，内心缺少强烈的忧患意识，缺少主动应对的思想准备;战斗队的思想不牢，对中心工作、打仗准备用力不够，满足于守住摊、不出事;用得上的思想不牢，总感觉打仗靠作战部队，我们不一定用得上，即使上去了，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抓中心的思想不牢，想平时多、保稳定多，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比较明显，精力聚焦中心不够;打得赢的思想不牢，面对强敌对手、面对自身现状，缺乏打赢信心，遂行应急应战任务缺少底数底气。

二是工作指导没有真正向主业聚焦。主要表现为：工作重心出现偏移，对临时性任务、安全稳定等工作关注较多，对民兵整组、民兵训练、战备设施配套等工作虽然也强调，但力度不大，效果不够明显;战斗力标准有偏差，没有真正用战斗力来衡量各项工作，存在着领导标准、安全标准、平时标准，导致一些工作游离中心、冲击中心、干扰中心;组织领导出现弱化，专题研究战备训练不够经常，对应急作战准备过问不够，议训议战存在走过场的倾向;对下指导不够得力，对基层武装工作、应急力量建设等没有真正深入。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根本价值所在，也是主题教育的实践落点。把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作为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的有力抓手，有助于推动部队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军队是一种严峻考验。

在战火硝烟暂时停歇、鼓角铮鸣看似远去的时候，能不能依然想着战争、钻研打仗、全力备战，决定着军队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一支军队的衰败，大都是从滋生“和平积弊”开始的。“硝烟味”日淡、“生活味”渐浓，忧患缺失、忘战怠战，这样的军队必然走向灭亡。从古罗马军团到蒙古铁骑，再到满清八旗子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军素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创造过许多辉煌战绩，但也多年没有打过仗了。承平日久，一些官兵容易滋生松懈麻痹思想。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怕，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高度警醒。我军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备战打仗是主责主业。当前，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争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面对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面对现实存在的战争危险，只有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按照打仗的要求强本领、搞建设、抓准备;只有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始终保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备状态，才能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无望。少数部队练兵备战工作紧不起来、实不起来，说到底是“和平病”作祟，以不打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比如，习惯于当“和平官”、带“和平兵”，心思不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整天为事务主义、文牍主义所累，把心思和精力用在表面文章和文山会海上;危不施训、险不练兵，嘴里喊的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心里想的却是“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不彻底扫除这些和平积弊，就不可能做到聚精会神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必须充分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教育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经验做法，坚持思想引领、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实践特色。

要抓好思想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备战打仗的重要论述，着重领会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培育战斗精神、破除“和平积弊”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要深入查找问题，对接明天战争、对接部队任务、对接个人岗位，区分层次深入查找与备战打仗要求不符的“和平事”“和平官”“和平套路”现象。要集中检视剖析，对照现代战争、联合作战和新体制新编成要求，从政绩导向、价值追求、担当精神等方面深挖症结根源。要搞好清理整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强化“战”的意识、立起“战”的标准、找准“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真正形成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得更牢。

习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多次要求全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指出“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今年以来，根据军委总部的统一部署，全军和武警部队围绕“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深入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各级组织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主席关于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重要思想，弄清战斗力标准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打牢坚持战斗力标准的思想基础;坚持问题导向，区分层次搞好对照检查和讨论辨析，把不符合战斗力标准的问题找出来分析透，并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着力推动讨论成果向实践转化，把学习讨论形成的共识落实体现到党委决策、机关指导、部队运转、官兵履职方方面面，促进战斗力标准在部队各项建设和工作中立起来落下去。

蓬勃开展的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在全军上下刮起阵阵“头脑风暴”。从领率机关到基层部队、从作战部队到保障单位、从中军帐到演训一线，处处涌动着一股谋打仗、练打仗的高涨热情。广大官兵对照战斗力标准打破守旧观念的禁锢，突破守常思维的羁绊，冲破守成思想的藩篱，思想上经受了一次次深刻的洗礼。各级把战斗力标准在党委工作中立起来落下去，破除部队建设中的伪标准、潜标准、土标准，在领导精力、选人用人、资源配置等方面树立鲜明导向，营造出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的浓厚氛围。

广大官兵反映，这次大讨论像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带来思想上的巨大震撼，还有力促进了部队战斗力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是军事领域的一次观念大解放、和平积习的一次全面大扫除、聚焦打仗的一次思想大发动。一些老兵说，参军十几年，今年训练最苦、强度最大，虽然累了点，但这才像当兵打仗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