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精选15篇）

1.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一

浅论管理哲学的现代转向

传统管理学理论是以机械论范式为指导的,强调个人和组织的绩效以及确保实现这些绩效的能力,采用由上至下的`科层制、集中控制的组织结构,它已不适应在当今日益扩大的全球化、规则变更和技术革新,快速壮大的知识劳动力和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应代之于系统范式为基础的新理论.

作 者：孙爱军 SUN Ai-jun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刊 名：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7(4) 分类号：C93-02 关键词：管理哲学   机械论   机体论  

2.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二

深刻理解“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 把握企业管理的实质

“大道至简”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衍化至繁。”意思是说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 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 至简的大道在哪里?英国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帕金森给出了明确答案, 那就是“人”。他说:“管理即是处理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讲, 企业管理工作无论是管理的主体还是管理的对象, 最终都要落实在“人”上。抓好人的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正如《基业长青》作者吉姆·柯林斯所说:“高瞻远瞩的公司首先就是有一套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一是建立“情感共同体”。中国是一个格外注重人情的国家, 现代企业管理同样也要讲究“感情投资”, 企业管理者应该给员工一种家的亲切感和温暖感。比如多关心员工, 在他们遇到挫折时给以诚心诚意的同情与鼓励, 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是建立“利益共同体”。企业管理者要兼顾企业与员工的双重利益, 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要以激励机制为保证, 建立相应的工资福利制度;另一方面要保证一切关心企业并为企业取得实际效益的员工得到尊重和奖励。

三是建立“命运共同体”。企业管理者要员工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与企业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统一起来。首先要解决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 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 使员工自觉地将企业目标转化为自己的目标。其次要建立“全员管理”机制, 广泛组织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 让员工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

深刻理解“知易行难”的哲学思想, 抓住企业管理的关键

“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里的一个基本观点, 出自《尚书·说命》中:“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 行之惟艰。’”以及《孔传》中:“言知之易, 行之难。”意思是说, 认识事情的道理较容易, 但要完全按照自己明白的道理来要求或者指导行动则较难。

企业管理者经常面对的就是“知易行难”。无论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还是一线员工, 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作执行难, 落实难”。这恰恰道出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关键——执行力。要从根本上“知易行难”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着重抓好三个要素。

一是明确目标。只有目标明确执行才有意义。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有一个明晰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关键举措, 同时还要善于把这些目标与举措分解、转化为可操作的执行语言, 并加以宣贯, 让员工干有方向、干有目标。

二是落实责任。“不患无策, 只怕无心”。落实责任是提高执行力的基础和前提, 责任不落实, 落实工作就会缺乏动力, 再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 再大的目标都会成为“空谈”。企业管理者要通过员工的岗位职责与个人的考核激励挂钩, 提升员工的执行“愿力”。

三是提升能力。员工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执行力的高低。企业管理者要从人才兴企的高度出发,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充分发掘、培养、帮助、支持各类人才, 努力把员工培养成为业务上的精兵高手, 为提高企业的执行力打下坚实基础。

深刻理解“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吃透企业管理的精髓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意识是说不仅要认识“知”, 尤其应当实践“行”, 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 才能称得上“善”。企业管理者只有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达到知识的获取与实践应用的统一, 才算是真正吃透企业管理的精髓。

一要用心调研。基层是最贴近员工的地方, 是最能反映企业实际状况的地方。企业管理者要想“知”, 就必须深入基层用心调研, 才能真正聆听员工的心声, 真正了解基层的情况, 掌握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研究和制定政策之时才能有理有据, 才不至于脱离实际。

二要用心思考。从“知”到“行”光了解情况还不够, 作为管理者不单要看材料、听情况, 还要勤于用心思考, 只有读懂了企业的实际, 读懂了员工需求, 才能提出适合经济发展,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思路和措施。

三要用心办事。作为企业管理者要增强“想干事”的意识, 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 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锻炼“会干事”的能力, 提升应对和驾驭局面的能力;要养成“干实事”的作风, 克服心浮气躁的心态, 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3.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三

走出哲学的贫困--试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谈起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利支持.现时代的中国哲学应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中国哲学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源泉.

作 者：魏如松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刊 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 年，卷(期)：2006 “”(z1) 分类号：B2 关键词：哲学   贫困   中国哲学   现代化  

4.现代生态思维方式的哲学价值 篇四

现代生态思维方式的哲学价值

生态科学形成了以有机论为特征,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这种生态思维方式富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哲学的整体转换意蕴,代表了人类在新的实践水平上对自身生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新的科学内省.具体表现为:从机器论到有机论的本体论转换;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方法论超越;从支配论到协同论的价值更新.

作 者：王国聘 Wang Guo-pin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37刊 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年，卷(期)：20021(1)分类号：B82-058关键词：生态思维方式 有机论 复杂论 协同论

5.学习现代西方哲学史的感想 篇五

大二的时候学习过西方哲学史，感觉到西方哲学可谓是“博大精深”，回顾一下自己所学的知识，似乎那些的思想家的思想还历历在目：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以及培根的“四根说”等；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I think,therefore I am”告诫人们“思维的过程就是怀疑的过程，我们思考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在怀疑这个东西”；贝克莱说“To be is to be perceived”告诉我们“只要是存在的东西，都是能被感知的”等等，这一切都能让我感到哲学的伟大以及扑朔迷离。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哲学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但是认真学习后发现，只要将哲学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实例联系起来，对于学生来说理解哲学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地方还是理解的不够彻底，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目前为止，我对现象学还是模拟两可，只是知道现象学是胡塞尔的思想观点，他悬置了认识当中一些不合法的因素，而将他认为合理的来作为其现象学研究的对象，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分清合理与不合理，也不知道为什么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总之，对于现象学，我所认识的是少之又少。而且在现象学中却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理解事物，只能按胡塞尔给我们的对每一个事物的认识标准来限制我们的思维，我们只能抽象地跟随他的思路，所以在

这里我不得不承认哲学有时候也是抽象的。

学了将近一年的西方哲学，我觉得有时候学习哲学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在其中我不仅可以感受到与我们目前的思想相一致的哲学家的感慨，让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当我发现一些哲学家发出的似乎与现实相矛盾的思想时，便会有一种想彻彻底底地剖析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冲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让我有了这种感觉。

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与无聊之间的钟摆”、“人生就是痛苦，世界就是地狱”，这些思想表面一看是非常悲观的，我们当今社会一再强调要积极乐观、意气风发地生活着，悲观思想似乎是一种被禁忌了的想法，可他却在200多年前就为人们准备好了这个陷阱，让那些相信他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跳了进去；可是在深一个层次来讲，其实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人们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人们总是在欲望的后面生活，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却不能否认有很多人都抱着悲观的态度过日子，他们似乎看破红尘，却无奈地被现实的生活推着走；所以我时常在想，要是叔本华生活在现在，他可能成为一个被大家追捧却见不得光的名人。

每一种思想都会被后人相应的继承或批判，尼采继承了叔本华所说的“人生是痛苦的”，但同时也批判了叔本华的消极。叔本华认为既然人生是痛苦与无聊的，那么就不必要做什么事来摆脱这种痛苦与无聊了，除非禁欲或死亡；但是尼采确认为人们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实践的方式来使自己摆脱人生原本就存在的痛苦与无聊，他主张直面和战胜痛苦，在奋斗中寻求人生的意义，是一种肯定生命的积极的悲

观主义；尼采认为人们应该追逐自己的欲望，以实现自身的强力意志；倡导人们用一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面对人生的痛苦，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人—超人。我个人觉得他的思想与我们的现实很贴切，现在是社会就是一个产生悲剧与战胜悲剧的过程，现实社会让很多人觉得一切都是悲剧，尤其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悲剧产生过后，不是所有人都像叔本华一样以禁欲或死亡的方式来面对，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实现自身的强力意志，中国人民就是强有力的证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四川泥石流等等一系列的悲剧就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可是我们却没有退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用团结的力量来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强力意志，这一个集体成了尼采思想意识中真正的超人，因为他们在悲剧面前勇敢地挑战，用实践证明了悲剧的不可一击。当然，尼采倡导的超人并不是一个集体，而是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将集体简化为一个微观的事物来证明超人的意志体现。

6.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六

道德在哲学理念中一直是广泛探讨的话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关于道德的讨论主要在于道德反思的属性。道德反思利用辩证性的思维表达出哲学思维的最高目标, 即追寻道德的最高境界。西方哲人们把道德作为最高的理性, 通过思维和理论的探究从而追寻道德最本源的特征以及实现永恒道德的途径。哲学中的道德与现实中的道德是不一致的, 哲学道德往往是抽象化的理念, 而现实道德往往归结到生活和习俗当中。杜威关于道德哲学的探讨将二者联系起来, 论证道德反思在哲学以及实践中的重要性。现实道德是以经验世界为其构建基础的, 从杜威的道德哲学中可以看出实践境遇并不是道德反思的低级阶段。道德哲学的根基其实就在于实践性的道德。[1]然而需要明确的是道德反思并不是要忽略道德理论的重要性, 两者是互相关联的。道德哲学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加清晰和明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 道德反思以批判性的思维为主, 通过对道德实践的探索来为道德哲学的发展提供方向。道德哲学和实践境遇二者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区分特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的社会宗旨逐渐发生了变化, 社会对于道德的反映不再是盲目的, 而是朝着普遍的道德规范在不断演变。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 社会普遍存在道德反思现象, 社会中的个体逐渐将道德反思作为内心的真正活动来看待, 更加重视道德实践在个体意识中的重要性。因此道德哲学将道德反思和实践境遇作为相互分离但又具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主体。

需要注意的是, 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的, 许多西方哲学家容易将其明显地独立开来, 这是比较极端和绝对的做法, 因为道德哲学如果成为了某种绝对意义上的教条, 容易导致实践境遇出现偏差, 道德反思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只是相对而言的, 并不是绝对理性的产物。因此杜威将道德哲学和实践境遇的道德反思二者进行了具有相对性的区分, 从而避免了很多道德哲学的误区, 同时也方便了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比较科学的解读。[2]由此可以看出, 道德哲学和实践反思二者是互为依托的辩证关系, 并不是很多哲学家所阐释的对立关系。因此道德与习俗的关系应是一种极具张力的辩证关系, 而非简单的对立关系。道德哲学和实践反思二者存在一定界限内的冲突是必然的, 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道德哲学也发生着变化。同时这种冲突又体现出一定的统一性, 因为道德哲学和实践性的道德反思是同步的, 二者的发展呈现出正相关的关联。具体的说, 道德哲学由理论高度上升为哲学高度都是道德实践反思的结果, 经验的积累转化为思想的精髓。

在社会实践中, 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习惯转化为约定俗成的事物, 形成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 此时经过道德反思的作用就可以掌握其核心的价值, 及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实践境遇中的道德反思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方式当中, 在逐步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道德标准, 反映出道德某一方面的特性。因此可以说道德反思来源于实践境遇, 而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道德哲学由此可以通过理性思考的方式将其提升为哲学思考。道德实践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 原有的道德标准在动态的变迁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 新型的实践境遇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稳定的状态。因此, 道德反思过程的实践理性会排除其他各项干扰因素, 找出道德实践当中的稳定因素, 为道德价值标准提供统一的固定的参考。道德反思会在社会行为中选择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模式, 重新构建新型的道德理论, 从而指导道德实践的发展。因此, 杜威阐释道德的实践境遇并不仅仅是实践行为的判断标准, 而且是道德价值的体现, 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3]现代哲学将这一理论概括为道德哲学的实践性反思, 对于促进现代道德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道德实践的情境化

道德哲学需从实践中体现出来, 而社会个体的行为则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在道德实践中, 主体的行为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影响实践行为的因素非常之多。对于此, 杜威做出了他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实践境遇需要从社会生活出发, 详细地区分道德实践的价值标准, 即道德实践的好与坏之分。一般情况下, 社会主体的道德价值标准都是和主体意识相关联的。实践境遇的不同产生新的道德标准。杜威不主张将道德的讨论局限于哲人们的话题当中, 而是广泛地进行社会评判。道德实践的不独立性成就了其现实意义。社会主体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根据已有的道德标准对社会活动进行评判, 从而避免了道德反思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能够给出相对稳定的评判结果。在杜威的道德哲学中, 实践性的道德评价是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相对途径, 并不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因此, 社会主体在道德框架内进行实践活动时往往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 这是现代道德哲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即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来统一规范社会主体的道德实践行为。具体来说, 由于道德标准不具有统一性导致道德实践的不确定性。这是传统以及现代道德哲学都面临的一个哲学话题。社会实践主体在实践中并不能够确定其活动是符合绝对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的, 往往某一实践活动当时看着是符合道德理念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证明当时的实践活动又是违背道德理念的。[4]关于如何寻求统一的绝对的道德标准, 哲人们的说法各执其词。虽然杜威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是他对于社会个体即人的实践性活动做出了明确的阐释, 这对于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某一道德实践活动中, 社会个体并不仅仅具有其独有的理性, 而且生活中在某一时空范围当中, 具有一定的情感。这里的情感所指并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因素, 而是概括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因素, 它与理性是相对的。[5]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个体都会在这两类思维方式中做出相应的道德评价行为。因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完全摒弃情感因素来进行道德评价, 因为如果只存在纯粹的理性, 人们的行为完全依靠理性来运作, 那么就没有道德方面的问题了。在纯粹理性中行为个体不会做出任何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 道德的存在没有其实际意义。从动物的世界观来说, 它们完全不存在道德和理性的问题, 因为它们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本能行为。因此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道德现状是处于绝对理性世界和动物世界二者之间的一个范围。社会个体能够根据道德标准做出相应的道德评价, 但是同时又脱离不开一定的情感因素。[6]因此道德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社会中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社会个体处于这一尴尬的境地。杜威在其道德哲学中将情感因素作为个体道德评判的独立因素来看待, 以此客观地看待道德评价的合理性。

三、道德哲学的现实思考

西方的道德哲学发展到当今阶段, 已经逐渐显示出与传统哲学的特点。杜威在这一点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继康德的哲学以来, 道德哲学一直处于绝对道德的控制下, 道德一直处于概念和理想中, 任何道德实践都要经过绝对道德价值标准来进行评判。杜威的道德哲学则通过现实社会来对道德标准进行考察, 具有现实意义。评判道德行为的标准不再是等级的形式, 而是针对具体的实践境遇进行不同标准的道德判断。杜威在此做出的阐释是道德的理性力量不能干扰相对道德价值标准, 社会个体的道德行为需要根据行为的社会属性来评判, 理性力量只能够作为评判结果的实施。由此可以看出, 相对于传统的道德哲学中的道德理性, 杜威在这里所要阐释的是具体的历史的道德实践。杜威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 他认为理性力量的实施需要以道德冲突为前提, 道德力量的发挥要体现在社会实践的矛盾当中。在道德反思的过程当中, 随着冲突和矛盾的化解, 新型的道德标准会在理性思维中逐步形成, 成为道德实践的新的规范。杜威认为道德理性并不是和道德实践相对立的, 真正存在对立的是道德实践所产生的冲突和原有的道德标准二者。

杜威的道德哲学为现代实践哲学提供了良好的样本。但是许多西方大哲仍然在思考道德反思和道德实践二者的关系。一般认为道德的权威来自于理性的力量, 但是在杜威否定了绝对理性和绝对道德之后, 这一权威仍然存在吗?道德权威是否能够在社会实践的任何方面起作用?社会个体在触碰了道德底线之后才会收到道德标准的评判, 平时是不会显现的。道德的权威性到底从哪里体现出来呢?很多西方哲学家将道德的权威归结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完美理念, 或者归结于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理性。杜威的看法截然相反, 他将道德放置在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 经验是道德标准的基础, 有了足够的实践经验, 就会产生相应的道德权威。但是很多哲学家质疑这样会降低或者消损道德的权威性。针对这一点, 杜威做出了其独特的阐释。他认为道德的权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在社会实践中得来的。这样就根本上否定了传统道德哲学中所认为的纯粹道德权威, 即超验性的道德观念。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 一直是固定的道德标准, 人们对其已经产生了依赖性, 缺乏实践道德活动的经验, 认为道德标准不需要变化, 只需要遵守。而杜威则认为道德标准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 生活环境发生变化, 道德标准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能固守旧的道德标准。这给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道德观念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改变, 道德标准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行为做出评判。人们往往以为稳定的社会生活是固定的道德准则造就的。虽然这一观念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站不住脚。对于永恒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共同目标, 但是其之所以如此广泛地被接受, 就是因为其不具有现实性, 是人们理想的诉求。人们的实践活动完全是依靠经验而运作的, 并不是固定的明确的道德准则。在道德活动和道德价值不断变更的社会实践中, 人们的社会活动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人们通过经验来理解和辨析实践境遇的种种关于道德的行为, 这一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按照某一固定的道德体系来做出道德评判, 而是经验的结果。由此杜威坚决主张道德的标准和价值一直存在于生活当中, 并不存在于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人们的实践活动完全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进行是没有前途的, 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生活是道德的起源地,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决定了道德规范, 这正是道德标准的价值所在。离开社会生活来谈道德标准和规范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人们在实际生活对道德行为进行评判时不是考虑哪种道德更具有权威性, 而是运用理性的思考来选择道德评价的尺度。当然, 这种理性的思考存在程度的高低之分。人们一旦运用理性来思考道德行为, 说明传统的道德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 新的道德标准有了产生的契机。人们会根据生活经验来进一步推翻原有的道德标准, 建立符合当前实践活动的道德体系, 从而维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之后又推翻这一道德体系, 社会生活在螺旋中发展。因此, 道德反思需要在社会实践境遇中加以思考, 不能够完全依靠纯粹理性来加工。现代哲学的实践是以生活和经验为尺度的, 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规范是现代哲学思考的主要对象。

在杜威的道德哲学中, 道德的价值存在其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反映。道德的作用体现在实践的冲突和矛盾当中, 人们在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主要依赖根据经验形成的道德标准, 而不是按照固有的陈旧的道德理念来评判事物。因此, 现代哲学的道德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解决了以往纯粹道德的弊病, 为现代社会生活实践指明了新的出路。西方的道德哲学并不是要将传统道德固化为社会生活的统一标准, 而是要将其作为探究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方法, 以此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道德行为。社会生活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当中, 道德标准不可能处于停滞的状态, 道德哲学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性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永远都是通过经验的积累来制定相对稳定的道德体系, 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 道德标准并不是道德行为的根本准绳, 而只是参照物而已, 道德权威是传统道德的产物, 放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是不成立的。虽然如此,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也要避免出现道德混乱的现象。杜威因此而提出道德反思, 这对于产生于经验的道德理念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补充。人类社会在经验中形成道德, 在反思中改变和完善道德, 这才是道德发展的真正方向。

四、总结

本文首先对西方道德哲学反思进行了探讨, 然后说明了道德实践的情境化, 最后对道德哲学进行了现实思考。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吸收了杜威的实践观点, 改变了传统的绝对道德观念, 提出道德是社会生活实践发展的产物, 道德权威是传统道德观念的产物, 现代哲学中的道德是人们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相对的道德规范。杜威对于道德建设性的理念构建为现代实践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成慧, 邓昊明.向实践哲学迈进——简析杜威的经验哲学[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01) :67-69.

[2]万言明.杜威教育哲学的现实审视——从社会生活、道德、职业三个视角看杜威教育哲学及其现实意义[D].河南大学, 2011.

[3]高来源.论反思性道德的实践向度——对杜威道德哲学的实践性解读[J].道德与文明, 2012 (02) :63-68.

[4]吴建良.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 2009 (06) :124-127.

[5]高来源.实践境遇与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 (02) :89-92.

7.试论现代哲学与现代思维 篇七

试论现代哲学与现代思维

现代化的时代，必然产生现代式的哲学。现代式的.哲学又是新时代思维方式的灵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方面规划自己的发展战略，制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现代化潮流中，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如何作出深远的切合实际的战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

作 者：周光敏 唐长玉  作者单位：中共麻阳县委党校，湖南麻阳，419400 刊 名：湖湘论坛 英文刊名：HUXIANG FORUM 年，卷(期)：2002 15(4) 分类号：B0 关键词： 

8.论现代科学与哲学现代化 篇八

哲学现代化的`实质是哲学时代化。本文从现代科学与哲学对象现代化、现代科学与哲学内容现代化、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方式现代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现代科学对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作 者：赵玉英  作者单位：菏泽师专政法系 刊 名：齐鲁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QILU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B029 N031 关键词：科学   现代科学   哲学   哲学现代化  

9.关于现代西方人生哲学的思考 篇九

关键词：叔本华,尼采,形而上学,人生哲学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 尼采起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以透视主义认识论为主要武器, 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世界的全新解释。

促使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检讨的动机是他试图框正虚无主义的时弊, 所谓虚无主义, 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其典型表现是“上帝死了”, 使欧洲陷入普遍的无信仰状态。尼采追根溯源, 发现导致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始自柏拉图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行而上学用逻辑手段虚构一个道德化的世界本体, 并奉为最高价值, 以之否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最高价值的这种虚构性质和反对生命的性质的本身蕴含着它日后丧失价值的必然性。虚无主义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 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过程。为了克服虚无主义, 尼采提倡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 把虚无主义推至极端, 否定一切最高价值即一切形而上学有立足的理由, 藉此为一切价值的重估和形而上学的重建扫清了道路。

逻辑和道德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两块基石。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特色在于, 他精辟地分析了逻辑和道德的发生以及被实体化为形而上学的心理过程, 他称此种分析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就逻辑而言, 尼采着重分析了同一律和因果律如何因内心世界现象的误释和语言的迷惑而形成, 又如何导致虚构一个持存不变的、作为终极原因的本体世界。在揭示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支配作用时, 尼采把语言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 预示了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透视主义是尼采从反形而上学立场出发提出的一种认识理论, 这种理论把一切认识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都看作由强力意志 (实践需要) 所发动的对世界的解释。透视的产物是外观。从不同的透视中心出发, 对世界便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也就是可以用不同方式构成外观世界。在外观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作为"自在之物"的本体世界。世界无非是从一切可能的透视中心出发所获得的外观的总和, 即"关系世界"。尼采用透视主义否决了任何形而上学体系充当绝对真理的权利, 为多元化的世界解释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

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 尼采试图重建形而上学。重建的途径之一是价值的翻转, 针对传统形而上学把知性透视绝对化而强调的"存在"观念, 高扬诉诸感官证据的"生成"观念。重建的途径之二是由生命和人类现象类推世界整体, 把生命特有的透视泛化, 而以强力意志为透视的原动力, 由此得出世界是强力意志的结论。"强力意志"观念是对"生成"原因的说明, 因而是对"生成着的世界"所作的一个具体规定。如果说世界的本质是强力意志, 那么, 这一本质的展开方式便是永恒轮回。世界是永恒轮回着的强力意志。尼采自觉地把强力意志说视为他对世界的新解释, 即他用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战胜虚无主义的新价值设置。他在重建一种作为世界总体解释的形而上学的同时, 扬弃了那种作为终极真理体系的形而上学。

尼采对宗教及哲学的批评, 完全是因为伦理上的动机。他赞美贵族人物的个人品质, 认为多数人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人生“优越性”的手段, 他们自身没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他说, 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人”, 如果他们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须的他认为就不应该反对。他的伦理思想不是通常的自我放纵, 他信仰斯巴达式的纪律, 赞赏意志的力量胜甚于一切。尼采的伦理观是贵族式的, 他认为平常人的幸福不是善的一部分善与恶只存在少数优越者方面, 其余人的遭遇是无足轻重的。

个人认为尼采的很多言论都会让读者震惊, 他的狂妄也是世人皆知的, 他自认是叔本华的后继者, 其实他在很多方面胜过叔本华, 但是他对于前人的否定和敢于批判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可谓一位文化进程上的勇士。

在哲学家中, 叔本华与众不同。从某个意义上讲, 哲学家几乎都是乐观主义, 而他却是个悲观主义者。

在叔本华看来, 人生充满痛苦。宇宙意志是邪恶的, 他是我们永无止境的苦难的源泉。知识每增加一点, 苦难也随之加深。意志并没有一个“假如我达到了就会满足”的固定目的。人类永远在追求“无益的目的”。他认为幸福这种东西根本没有;因为:一个人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他就痛苦, 达到之后他就餍足。人的本能驱使着人类孕育后代, 后代又产生出苦难和死亡。这就是性行为和羞耻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面对这一切怎么办?叔本华在印度宗教中找到了出路。他认为“涅槃”可以引导人类走出痛苦的阴影。佛教认为, 苦难的原因是人的意志太强烈, 人们越少运用意志, 就越少受苦难。他认为佛教是最高宗教, 佛教的理论学说全亚洲都认同。

西方的人生哲学家, 主张人类中心论为主的人生哲学的思想。谈论西方现实现实社会下的快与痛苦。如何实现个体“灵魂”的解脱与轮回。主张活在当下, 活在现实当中, 今天的快乐应该今天来享受。现实的西方人活着是为了来世的救赎。在宗教的世界里救赎自己的“原罪”。从尼采与叔本华位哲学家的人生哲学思想当中。可以把握现代西方人的生活哲学之轨迹。从面实现对人生哲学的最进一步的把握

参考文献

[1]叔本华:《人生智慧》,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2]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商务出版社, 1982年。

[3]萨弗兰斯基:《尼采的思想传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0.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整体系统性 篇十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整体系统性

考察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特色和片面性,分析得出:如果各主要流派相互孤立,则会有片面性;如果对各流派进行综合,则体现整体系统性.认为21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要在系统辩证法的指导下,用现象学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化建构.

作 者：崔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刊 名：系统辩证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YSTEMIC DIALECTICS年，卷(期)：10(3)分类号：B505 B506 N02关键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整体系统性 综合 系统化建构

11.熊伟和中国现代哲学 篇十一

本文在中国现代哲学关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话语的框架下,考察熊伟立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评.通过讨论熊伟在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问题、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天道观、哲学方法论上的见解,来阐明熊伟的哲学沉思对中国现代哲学的意义.

作 者：郁振华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062 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32(4) 分类号：B2 关键词：形上智慧   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天道观   哲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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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哲学反思 篇十二

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的背景下, 国际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逐渐成为世界音乐教育的主潮。“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音乐文化的认同和对构成本土音乐文化的全部组成部分予以全面地反映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两个基础和前提。这似乎可以作为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本质界定” (3) 。音乐是文化组成的核心部分之一, 是一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人类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表现。“人们通过对音乐的学习、理解, (对于文化的更深入理解) , 拥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音乐经验, 从而得以理解自身, 达到自我认识和自我成长”。“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正是对不同民族的存在方式和他所在文化的理解或解释;是将我们作为理解者的视界与我们所理解的对象 (不同文化的音乐) 或“他者”的视界交融在一起, 达到‘视界融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目标正是培养人与人的相互沟通与理解, 尊重与宽容, 通过不同视界的音乐理解达到“世界融合”, 进一步提升人们对人类不同音乐及民族文化的认识 (4) 。

对于我国当代音乐教育来讲, 正是在上个世纪初前后的一股“西乐东渐”之风, 使得我们传统的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传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时值今日, 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基本上仍是沿袭着西方近代的音乐教育模式。“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音乐文化必然也是多元的, 各种音乐文化的形态构成千差万别, 显然已不能以宏大的西方艺术音乐文化来解释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的各种音乐文化” (5) 。然而在今天一些人的潜意识里, 总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音乐文化价值观作为价值取向和判断标解。通过举办这些讲座让学生对传统音乐有更直观的认识, 更深刻的感受到传统音乐中的文化内涵, 不再片面的认为传统音乐落后而有抵触情绪。

3.进行实地考察

一方面带学生去现场欣赏传统音乐的演出。现场演出的艺术氛围及现场观众的热情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使学生的心灵受到感染。另一方面带学生进行实地采风、田野调查, 感受传统音乐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生存环境、艺术形式、社会功能, 让学生从内心喜欢中国的传统音乐, 从而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

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 迫切的需要大量高水平、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已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进入高等职业院校接受教育, 因此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中国传准来判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 “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思想仍影响着很多人。

中国传统音乐哲学“向来以整体的观念来看待音乐, 即天、地、人、社会是一个整体, 音乐体现的更是其中的人伦、天人和谐观.音乐的旋律具有生动的线性表现, 在文体上更是与诗词欣唱同源, 突出音乐与人的行为规范、道德实践、生命幸福相关联的人文意识, 其创造方式重视口传心授, 等等, 都是中国音乐文化独特的精神和气韵所在”。将传统文化之根深深地扎在中华音乐文化的土壤中, 实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 是我们在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一个立足点和文化定位。综观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 “无论其教育观如何表述, 无论其怎样注重吸取外来文化, 无论怎样进行改革甚至革命,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强调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中心地位和立足点”。

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 首先是培养人。”良好的音乐教育作为美育重要手段必须兼顾其双重含义:“不仅应让学生对音乐美的认识和对音乐的热情融合进他们的智力领域、情感领域, 而且最终应使其在音乐经历中所获得的一切有益体验的营养渗透到他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中去, 在终生教育中发挥长久效应, 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今天, “中国的音乐教育学不可能回避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教育学以及后现代学术的出现, 特别是教育学已经从思辨的理性主义教育学到科学教育学, 再转入到今天的文化教育学” (6) 。以文化理解为目标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正是“以文化统领音乐课程, 将多元文化作为目标, 把音乐看成是认识世界也包括认识自己的窗口, 从而帮助和引导学生去理解音乐、理解自我、理解世界”。因此, 毫无疑问, 在全球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音乐教育学也将开始它的学科转型, “从单一文化、单一学科的音乐教育学转向多元文化和多学科的音乐教育学”。

参考文献

[1][3][4][5][6]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3.现代化和犯罪问题的哲学范式研究 篇十三

【内容提要】转型时期的现代化与犯罪问题的研究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应从多角度进行研究。用哲学范式的研究主要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与代价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犯罪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代价与现代化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对待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要有正确的代价观，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

【摘要题】犯罪学研究

转型时期的犯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急剧上升的犯罪率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因此，如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控制犯罪、减少犯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犯罪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犯罪学研究自身的一些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能让人满意。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运用哲学的范式进行一些研究，以说明对犯罪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必要性。

一、关于现代化与犯罪的复杂关系理论的辨析

现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是在工业化及其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很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但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代，现代化更是已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大潮，它深刻地寄托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期盼和希望。如果说社会稳定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前提，那么，现代化则是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要论说社会稳定的特殊重要性，就不能不考察现代化过程中的犯罪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八十多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没有社会稳定，就难以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不可能实现那种追赶型的现代化。稳定成了现代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因此，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制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这是历史与现实的总结。而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也就逐渐成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从15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就掀起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在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巨大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而且犯罪的种类也不断翻新。正如路易丝・谢利总结的那样：近五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犯罪率都在增长，而那些犯罪率稳定或下降的国家最近由于少年罪犯参与作案的增多，导致人们对现代化本身的疑虑和对现代化社会的“恐惧症”。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减少犯罪，控制犯罪的上升趋势，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时期尤为重要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警告说：“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

中西方学者对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都有研究，路易丝・谢利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现代化本身是犯罪之源，而且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犯罪猛增的困境之中;因此现代化国家终将形成经济发展与犯罪同步增长的格局和态势，这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路易丝・谢利明确指出：当代社会犯罪问题的普遍性表明，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成就都有助于犯罪。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这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是一度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2]

我国的学者对犯罪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得比较晚，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上，研究的问题集中于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许多学者、专家对经济发展与犯罪二者的关系提出过许多不同见解，主要有：1.“正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2.“同步论”，认为犯罪率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呈同步状态。3.“代价论”，认为社会要现代化，就难免付出代价，犯罪率上升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4.“反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反比。第二阶段始于80年代末，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阶段。周路在其《警惕过高的代价》一书中提出“远正近负效应论”，即现代化进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远期以正效应为主，近期以负效应为主。后来周路又提出“双重效应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

经济发展当然不等同于现代化本身，但却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犯罪增多视为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然而，不承认经济发展了犯罪率有所上升的事实也不客观。所以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并未在理论界形成共识。而所谓的“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及“远正近负效应论”、“双重效应论”等观点由于其理论的高度、角度的限制以及与事实的联系上的明显脱节，尤其是缺少必要的感性材料和深入的理性分析，使人们很难深刻地理解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现代化到底与犯罪有怎样的内在关系。“代价论”虽然看到现代化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却充满着非理性的色彩，面对现代化与高犯罪率的二难选择表现出对原始状态伤感的怀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学者的这些论述还没有达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和深度，缺少面对严峻现实的勇气和严肃性。尤其是还在理论上想方设法避讳现代化产生犯罪这样的事实，或者说，还在期望那种只有进步没有代价的现代化的出现。而这种错误的理论预设，使理论本身就缺少理性应有的能力。

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开始提出，这样的命题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我国的学者所接受，从感情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意味着会否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否定改革开放，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性质。然而，社会的一方面加速发展，另一方面犯罪率急剧上升的客观事实教育了人们。没有代价的发展只是一相情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遭受犯罪浪潮的冲击，这是个普遍规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后发型的现代化有更多的产生犯罪的条件。

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一样，要认识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囿于问题本身，而必须超越它，即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用哲学的范式去理解和把握。

二、发展就要付出代价――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理解犯罪率上升的必然性

用哲学的范式分析研究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首先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和代价的框架下讨论。换句话说，现代化与犯罪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具体化。因为，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而社会发展是整个发展的一部分，是发展的特殊形式。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学术前沿问题之一。西方的发展理论起初多注重从正面研究发展本身的进步意义，后来逐渐关注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在当今时代，发展也被明确看作是通过付出代价并努力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的过程。现代西方成立的某些重要研究机构，如罗马俱乐部、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研究所等，所探讨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当今我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讨论来看，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区分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付出的代价和由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人为代价;发展是否必然要付出代价;应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代价;政府及领导干部、国民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减少代价，如何以最小、最合理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建设，应选择怎样的发展目标和道路，才能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有效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同一般学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发展与代价的问题时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用哲学的研究方法深刻地把握住了二者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第12卷P4)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悲剧”性质。然而，悲剧和喜剧是相对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反映了历史自身的辩证法，即历史总是通过自相否定乃至对抗来达到自相肯定和进步。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具体分析了社会发展与代价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是畸形的、片面的，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创造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阶段，因而还不能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个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限制，结果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目标，而是以一部分人的发展和享受从而以供这些人发展和享受的物的生产为目标，故而这种目标不能不靠牺牲其他价值目标来实现。人类“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3](第26卷P125)“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第4卷P104)恩格斯也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发展需要并产生代价的历史必然性。他特别指出，在私有制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3](第3卷P179)

事实上，发展需要代价的观点不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在古希腊，就有人诅咒财富的增长使人体从黄金时代坠落到黑铁时代。卢梭不是也感叹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人的道德蜕化吗?恩格斯也曾说过：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等，揭开了文明的 篇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使它付出了道义上的沉重代价。在原始积累中，资产阶级以海盗、羊吃人、圈地运动、炮舰政策以及殖民掠夺等凶残手段，摧毁了无数和平的宗法社会组织，打碎了田园牧歌般的纯朴道德观念，撕破了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而将其溶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它是以血与火的无耻记录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价值尺度或道德评判的角度看，这简直就是堕落和犯罪，然而从历史尺度或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进步。因为在文明发明、发展中的个体巨大牺牲和古老道德丧失的代价后面，隐藏着人类自身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其伟大意义在于它创造出无穷的生产力而构造出未来人类自由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无数悲哀中展示着辉煌，在无数对抗中实现着进步，在无数代价中换取着发展。

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从一个传统的经济文化都落后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晚发式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犯罪的急剧上升作为现代化最主要的代价之一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发展目标的设计，发展速度的控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量和掌控都有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实，更加合理合法地解决犯罪问题，不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犯罪问题的设想。所以，如何理解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就成了解决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

三、付出代价是为了发展――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透视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哲学的范式分析代价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具体的现实的原因。

首先，产生代价进而产生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目标设计的偏颇。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中，人们往往片面追求现代化中的经济发展这一特定的发展目标，使局部发展同整体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和脱节，从而付出代价。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同步协调发展，即应追求全面的目标。可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和经济资源的稀缺，发展只能追求特定的目标，实现某一子系统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就往往造成某一子系统的孤立发展或过分突出，使它与社会整体发展割裂开来，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结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紊乱、摩擦和冲突，代价不可避免。

具体地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都曾伴随尖锐的社会冲突、严重的贫富分化、普遍的心灵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犯罪的产生等。特别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陷入政变频繁、内讧迭起、宗教冲突、部族械斗和军人独裁等危机之中。出现这种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增长”被奉为普遍的信条。发达国家还把“现代化=工业化=西方化”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发展的参照系。受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加上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困，往往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视了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子系统的单独进步，由于得不到政治、文化子系统的有力支撑和配合，结果导致结构断裂和体制断层，产生种种动荡和冲突。如经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发生失范，大量的经济犯罪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现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但在高度集权和行政支配下，民主参与的愿望难以表达;经济发展需要灵敏、快捷的决策机构，而僵化的组织结构却效率低下、反应迟钝，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失控等等，由此人们的各种不满和怨恨便接踵而来，在一定条件下就导致犯罪的大量出现。人口素质差、观念落后也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何况就经济现代化本身而言，也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发展会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造成城市膨胀、交通

拥挤;以及为了维持高速增长而加紧掠夺资源、浪费能源和带来环境污染、公害流行等。

其次，产生代价现象进而产生犯罪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发展本身，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本身，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必然产生不稳定性。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因为改革(这里与现代化同义)就必然打破旧的秩序而出现新的秩序，而发展既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但又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社会关系产生新的不平衡。“改革、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打破旧秩序出现不平衡而进一步求得新秩序的无限过程。”在每一次出现不平衡时，代价都不可避免，产生内耗。这种情况最多地表现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革时期。

哲学意义的改革是发展的质变点或突变环节，一般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它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当社会的无序状态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要求通过改革来解决。然而改革又会带来新的不平衡。改革必然使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新重大调整，经济结构和体制在由旧到新的转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和紊乱，如发生分配不公、经济犯罪、权力腐败等;市场机制的发育也势必冲击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人们将发生感情矛盾、信念矛盾、人格矛盾;改革还会瓦解原来的社会纽带和控制系统，如市场体制改革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力分散到市场主体，导致政府决策能力疲软或者说政权软化，从而可能发生社会失控;改革必然开放，但对外开放会产生“示范效应”，使人们在经济尚不发达时就强化了消费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人们的期望不能满足和民族情绪的失落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犯罪率的上升。没有改革就不会有发展，但是改革却付出沉痛代价，产生“阵痛”。

具体到我国的改革，有两大实践问题引起社会发生巨大的震动：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体制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克服了行政垄断、统得过死、资源配置僵硬等弊端，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发展的意义上讲，这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和整合，然而由于市场制度不健全，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使改革带来新的不平衡。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冲突加剧、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增加以及道德危机和信仰迷失等，特别是犯罪率持续上升，社会治安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人们很不满意。这是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为了发展，我们又不能不改革，因为不改革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就是计划体制必然造成的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人们普遍贫穷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不论怎么说，改革和发展都必然会付出代价，我们只能尽量减少代价，尤其避免那些不合理、不正常的代价。改革和发展中的代价必须靠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来补偿。

四、正确的代价观――现代化与犯罪的辩证关系

承认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仅是正确的代价观的开始，更主要的是如何理解发展与代价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如何看待发展中的代价和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因而要反对那种否定发展和现代化主张回到原始状态的悲情主义观点，拥有一种健康的理性心态，客观、辩证地面对现代化与犯罪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发展与代价的得失辩证法，而且还论述了对待代价应采取的科学态度。他们以资本主义为例分析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世界的贬值是“失”，但以此失却换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而这却是为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此即为“得”。这种“失”和“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相反相成的辩证联系，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两重属性。面对这种“失”，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浪漫主义者很不理解，他们惊慌失措，甚至为此痛哭流涕。为摆脱这些代价，他们“希望抛开现代技术”，乃至反对文明，主张回到原始状态。我国许多人就是这样，当看到发展付出了代价，现代化使犯罪率暂时提高，就疑虑、犹豫甚至动摇了对现代化的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则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对立统一，认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那样只会使人们重新陷入争夺生活必需品的可悲境地，使“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3](第1卷P39)因此，他们反对一味为发展中的代价悲伤，认为这种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是非历史、非理性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同时，他们坚持代价问题上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实践批判的观点，并认为扬弃这种代价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革命消除私有制社会的异化和灾难。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以“历史必然性”为托词默认异化和灾难，而是在客观地指出这些社会问题(犯罪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同时，揭示它的暂时性并积极地寻求克服和扬弃的途径。

与上述相关的一个观点是要谨慎地提出犯罪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因为发展不等于现代化，而代价也不等于犯罪。发展中的代价包括犯罪，犯罪是代价的一种。虽然不能离开发展与代价的关系说明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但也不能完全用发展与代价的关系代替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在扬弃代价的前提下说明代价对发展的积极意义的。犯罪对现代化总体上是破坏为主，其促进作用仅是特例，特别要反对那种夸大代价积极作用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迪尔凯姆的观点。他认为，犯罪是社会为了可能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他说：“为了进步，个人的独创性必须能够得到表现。为了使理想主义者的独创性――他们的超越了所处时代的梦想――能够得到表现，有必要让犯罪人的独创性得到表现，犯罪人处于他的时代的水准以上。没有犯罪，也就不可能使独创性得到表现。”[4]因而社会也就不可能进步。迪尔凯姆甚至认为，犯罪是现代化的必须。根据是：犯罪推动法律的发展;犯罪促进社会进步;犯罪会加强团结;犯罪能明确道德界限;犯罪会降低社会紧张。无论如何曲折周章，我们都会发现这个观点夸大了犯罪的积极作用，理论上很难让人信服，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事实上现代化只有扬弃犯罪才能得以发展，这样的发展不是犯罪的功劳，而是主体正确实践的结果。

把犯罪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代价，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把“必然的代价”与“人为的代价”区别开来。一般来说，必然的代价与人为的代价主要有如下几点区别：一是产生的根源不同。代价的产生是否具有必然性，或者说代价是否可以避免?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各种代价的付出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宜作抽象议论，必须具体分析;由于发展涉及到对多种发展目标的选择，而基于发展的必然性所付出的代价又能换取发展，所以这种代价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由历史主体不合理的主观选择所造成的代价，不具有必然性，是可以避免的。[5]这里，代价是否具有必然性，或代价是否可以避免，取决于对代价产生根源的分析以及区分。二是可控程度不同。必然的代价，因植根于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之中，而且又能换取某种发展，所以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代价，因与某些具体个人的能力和认识的局限以及主观失误有关，也不是每个人都必然要付出的，而且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因而是可以适当避免的。三是对发展的作用不同。必然的代价，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为发展而必然或必要付出的代价，它是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内在环节。因而就其能换取某一事物发展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它使事物某一方面的发展受到一定损失，或使发展片面化而言，又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人为的代价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主体的局限和失误所造成的，它不是事物发展内在必需的一个环节，并且往往对事物的发展起消极作用。四是与发展的关系及其实质不同。必然的代价与发展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因此，其实质需从它与发展的关系中来考察。必然的代价的实质概括起来就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为换取某种目标的发展而对其他发展目标的抑制和牺牲，它和发展具有互为补偿的性质和功能，是一种被抑制、被牺牲的补偿性价值。这样的理论分析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在分析导致现代化进程中犯罪率上升的因素时，要特别区分哪些因素是必然产生犯罪的，哪些因素是人为造成的。在实践中，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必然引起犯罪的因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人为的因素要尽可能地减少，而不是盲目地否定现代化本身。所谓减少和控制犯罪也主要是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犯罪率上升的条件。一是减少主体主观的不合理选择，其中主要是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反对那种把某一特定目标如经济发展同其他发展目标相割裂的做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主要精力、力量、时间、条件、资源和能量集中投入这一目标的发展上(如经济目标)，并力图使其合理化，从而使其他发展目标(如控制犯罪和社会治安)因丧失投入或受到抑制而付出代价，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机会成本”。二是对造成犯罪率上升的各种因素要进行控制，无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它们都是可适当控制的因素。如果使现代化必然付出的一定犯罪率上升的代价扩大化和非合理化，人就要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人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他一方面会去限制这种代价的扩大，另一方面，当他意识到现代化所付出的犯罪的代价过大或不合理时，特别是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时，便应自觉主动地调整自己选择的发展目标和行动准则，改变自己活动的方向和重点。

由此可见，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发展本身，而更多的是因为把包括经济发展放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适当位置上的主体的错误选择，以及对现代化及现代化的代价的不正确理解和对现代化发展不正确的目标设定上。所以，简单地把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上升线性地做因果联系的理解，得出所谓的“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代价论”及“远正近负效应论”、“双重效应论”等结论，是缺少深度和说服力的，这些观点所包含的内容和理论是令人困惑的，二者的关系怎是一个“比例”、“远近”和“正负”能说得清的。所以说不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很难厘清二者相伴相生的关系，不用哲学的视角也很难看得清二者内在的关系。

同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代替其他方法一样，哲学对犯罪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是各种方法的一种。现在的问题关键是要在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厘清各学科研究的对象，防止出现用某一学科的方法研究不是自己学科的问题的现象，逐渐形成一个学科群，把各学科的研究由问题本身的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求对犯罪的研究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45.

[2]路易丝・谢利.犯罪与现代化[M].北京：群众出版社，1976.15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4]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M].英译本.67.

14.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透视 篇十四

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透视

现代科学方法论是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演化和发展的.受简约论思想支配的决定论和还原论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先天不足.混沌理论为解决人们未曾遇到的而又无法理解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自然科学工作者只有站在科学哲学的高度,超越学科界限,才能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作 者：张洪根 窦兰峰 ZHANG Hong-gen DOU Lan-feng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刊 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8(3)分类号：B026关键词：方法论 简约论 决定论 混沌论

15.现代企业管理的哲学反思论文 篇十五

马克思无疑是这段“历史”的最佳预言者, 他不断地提醒人们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现代”, 并激励人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做出革命性的抉择, 以弥补残缺的“自由”, 实现真正意义的人的解放。因此, 马克思在其完成从对黑格尔 (法) 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的转变, 到完成那部并未完成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之前, 发表了两个重要的“宣言”:一个就是那篇享誉世界的著名“行动”宣言, 而另一个则是发表于稍前时候的对整个“现代”的“批判”宣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但后者对于今天处于“现代”迷雾中的人们更富启示意义。

一、蒲鲁东“贫困哲学”的迷梦

蒲鲁东 (Pierre Joseph Prodhon, 1809~1865) 的代表作品有:《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 (1840) , 《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 (1846) , 《19世纪革命的观念》 (1849) 等。 (1) 在这些著作中, 蒲鲁东提出了一整套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 即蒲鲁东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 蒲鲁东的政治理想模式 (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 被描绘成了以下几个面孔。

第一, 作为“救世主”的蒲鲁东。蒲鲁东的终身目标是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模式是他“恩赐”给人类的“伟大”的救世良方, 即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的“个人占有”指小私有制, “互助制”就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这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实质是一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的社会。

第二, 作为“幻想狂”的蒲鲁东。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的“互助制”社会, 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改良方案, 主要是信贷改革, 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

第三, 作为“空论家”的蒲鲁东。蒲鲁东先生要求用“文火”慢慢烧掉私产, 反对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和建立新制度。他说, 工人“决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 工人“罢工是非法的”, 进行暴力革命是“诉诸横暴”、“诉诸霸道”。

二、马克思“哲学贫困”的批判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马克思对蒲鲁东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直接把蒲鲁东描述为一名喝多了“形而上学”的酒又充斥着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幻觉的“醉汉”。《哲学的贫困》一书分为两章。每一章中,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较量都是针锋相对, 一一对应的。第一章主要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伟大的发现”) 的剖析和批判, 初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观点, 是马克思《资本论》“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第二章是对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同时,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也隐含其中。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后继续发展阐述了唯物史观, 并且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因此,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第一印象, 也是我们深入了解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材。笔者对该书的结构做三个方面的评析:

(一) 对蒲鲁东哲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他的三大法宝:法学唯心主义 (永恒平等论) 、庸俗化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唯心史观。蒲鲁东先生将这三者糅合起来, “天才”般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改造等领域,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蒲鲁东主义”。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 蒲鲁东就提出了“平等”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 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构成财产的基础。但现在的财产关系和永恒平等观不相符合, 自相矛盾。蒲鲁东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 (1) , 而《贫困的哲学》是上书的续写。蒲鲁东从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转向经济方面, 即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 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 似乎是“伟大的发现”, 但是马克思指出:“考虑什么是财产决不能从它们的法律表现入手, 孤立地、静心地做抽象议论。而是应当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 也不能用“永恒平等观”来篡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蒲鲁东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真正本身决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永恒平等观”, 他的主要表现在于他的“善于”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通过七个说明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2) 研究政治经济学离不开经济范畴, 问题是如何对待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蒲鲁东的伪黑格尔辩证法及唯心史观。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种种经济范畴, 从黑格尔那里知道了范畴“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顺序”。于是, 蒲鲁东先生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庸俗为一种保留好的、抛弃坏的东西。蒲鲁东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 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 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 写成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帮助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马克思在揭示蒲鲁东主义实质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 历史决不是什么永恒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 也不是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 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二) 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

在《贫困的哲学》中, 蒲鲁东的论述是从价值问题开始的。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解释为“稀少”和“众多”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意见”和“效用”的矛盾, 最后干脆归结为“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 蒲鲁东关于价值“矛盾的本性”的解释, 基本上是在抽象概念中进行的推断。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他使抽象达到极端, 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 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 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在蒲鲁东看来, 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1) 1840年蒲鲁东这一论断的提出使他名声大震, 轰动一时。矛盾, 显现出的是一种“对抗因素”。但矛盾、对抗不应当永久维持下去, 这就要求谋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提出一个“综合公式”。这个“综合公式”就是“构成价值”理论。蒲鲁东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基础, 他由此产生一种设想, 认为一种产品只要都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 那末, 它们的价值就会达到“构成状态”。针对他把价值看成“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 “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 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价值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单独构成的物品, 而是反映和代表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视野, 又拐弯抹角地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上, 陷入一系列错误、空想之中。他全然不了解,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形式, 也正像封建的生产方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 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 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三) 对蒲鲁东法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1840年的《什么是财产》, 又名《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中表明了他的法学思想。蒲鲁东在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论述, 提出了“永恒平等”的理性是经济关系的规定性, 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永恒平等”精神的体现。蒲鲁东的这一经济法的思想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而在马克思的眼中, 蒲鲁东的经济法思想是歪曲了法与经济的真实的关系, 是用一种法学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客观的经济规律。为了彻底地摆脱以往的理性主义的束缚,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对于这个法学命题, 马克思是通过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批判中进行论证的, 这些观点散见于《哲学的贫困》的各个章节中, 主要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货币”论。蒲鲁东在考察金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时认为, “君主们占有金银, 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 是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重要原因。蒲鲁东先生看到了君主们的专横, 但是他没有看到即使是专横的君主们也不会跟经济规律过不去。马克思指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 那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 而它们之所以成为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 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的手段”[1]124。因此,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1]124。的重要结论。从这种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点出发, 马克思给民法下了一个定义:“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 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1]

第二, 关于“平等交换”论。蒲鲁东认为, “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1]86马克思却说:“在社会历史中, 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 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的交换。”不是法律规定着人们的交换方式, 也不是人们自由意志的结果, 而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对

(2)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这个哲学术语自古以来都是颇具争议的, 直到今天哲学家们仍对"形而上学"各有见解。同时研究“形而上学”又必须提到“本体论” (ontology) 这个研究世界本原及其终极性的问题。二者的关系也是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们这里把它们看作一个东西。“形而上学”的词源来自于古希腊罗德岛上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 (逝世300年后) 的一部著作所取的名称, 意思是“物理学之后” (“第一哲学”) 。从这哲学史上看, 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从经验直观入手 (直观形而上学) 和从语言分析入手 (语言形而上学) 。对形而上学的内部区分为四种实在论:共相实在论;殊相实在论;精神实在论和物质实在论。通常"形而上学"有两层含义:1.指研究超感觉的, 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2.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 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通常是使用“形而上学”的第二层含义。

抗。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购买的时期, 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求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第三, 关于“永恒分工”论。蒲鲁东把分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规律, 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在法律上, 立法者的规定即是社会分工的原则。马克思驳斥了这个所谓的立法规律, 他认为社会的分工是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进行的, 分工也会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而不是由哪个立法者所能规定不变的。法律上的社会分工的规定只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承认和记载。

第四, 关于“永恒竞争”论。“永恒”是蒲鲁东先生永恒的话题, 他不仅需要“永恒”的分工, 还渴求竞争的永恒性。他认为竞争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 是实现平等的条件, 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和命运。但是, 竞争又带来了“坏的方面”:产生贫困, 混淆民族, 制造家庭矛盾, 败坏品德, 歪曲公正等等。为了解决这一“二律背反”, 蒲鲁东先生想到了法律, 企图用法律的手段消除竞争的有害的结果。马克思对此提出了严厉的反驳, 资本主义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必然表现。那种企图用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的荒唐想法是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垄断和法的联系的曲解。

第五, 关于“土地所有权”论。蒲鲁东把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归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实际上, 是把土地所有权的来源神秘化, 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马克思强调, 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 一种特殊的范畴, 一种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 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不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180

三、《哲学的贫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义

首先, 《哲学的贫困》的目的, 是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有害思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 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实施的事业, 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 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这就是写作《哲学的贫困》最为深刻的实践目的。

其次,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其“具有决定意义”或者其核心思想要旨“唯物史观”作出科学的, 但却是以论战形式的概述并揭示其原因。这种论点, 马克思“一经得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这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马克用新创立的唯物史观, 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这里的实际上具有着双重含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非科的批判。第一、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 虽然致力于探讨私有制运规律, 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第二、各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说都缺乏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 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 但都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和理性, 把未来社会改造寄希望于有教养人士身上。

最后, 《贫困的哲学》通过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的头足颠倒的“原理” (观念) 与“历史” (现实) 以及“系列辩证法”的幼稚三段论的伪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并全面总结了自1844年以来在其《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思想变迁时期文本中的振聋发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结语

长期以来, 学术界一般将《哲学的贫困》定位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因为, 书中的第一章主要是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批判, 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如此来说, 它是一本地道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是, 我们不能将它单纯界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 忽视了它的哲学性质, 忽视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 忽视了它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宣言” (当然包括对最为抽象和世俗的现代法律批判的法律社会理论) 。问题的核心在于,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它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如何?同时它在马克思的整个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位置如何?

今天, 世界经济又一次展现了“现代”的另一张面容:以美元这一国际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当然还有令人心烦的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那些“风险”与“虚幻”并存的虚拟“金融产品”, 让精明的美国人在一场危险的“现代经济”游戏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美国不生产, 不储蓄, 只消费和借贷, 加上印制美元”, 但当货币魔术露出巨大破绽, 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时候, 这场把戏就不得不收场。于是有人要求在经济上回到真实的财富世界里来, 因为不是市场创造价值, 而是生产或者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再只是一个文本, 一个预言, 而正是当今真实的世界和即将出现的世界。因此, 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无非是“市场”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一个时刻, 而“现代”家庭中的“兄弟们”远不止“市场”一个而已, 其中的“权利”也不可能再“抽离”在外。笔者相信, 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时刻已经来临, 或者说再次重新回归马克思真实思想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启, 重温《哲学的贫困》不过是一条回归的捷径, 因为它明确体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现代社会的“真实”和解放人类而达致“自由”的上下两大进路, 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与 (法) 哲学的真正“合题”中走向现代“历史”的深处, 揭示出人的一切秘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1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