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有感（共12篇）
1.读《菊与刀》有感 篇一
读《菊与刀》有感
摘要：日本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格，《菊与刀》使我了解了日本得各种文化，透视了日本人的各个方面的特点，本文从作者本妮迪克特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两方面来谈我的读后感。
关键字：菊与刀、读后感、研究方法、民族性格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1944年本妮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有关日本的报告。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的人类学文化著作或是社会学著作,我总结我看书的历程和《菊与刀》的精彩内容我收获了许多真正属于自己的宝贵东西。从大一开始有许多老师推荐我们读《菊与刀》，历史老师，社会学老师，人类学老师都对此本书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由此大一我就开始拜读了本妮迪克特这本被经典之书，以前是因为好奇心粗略地浏览了一下，目的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荣获经典称号，这次我是出于探究日本民族性格和探究本书的精华的双重目的精读，收获比较多，终于明白了《菊与刀》的经典和价值，也领悟了经典是需要多次品读，如果一眼就看穿这只能算是通俗，谈不上学术谈不上经典。
一、人类学家必须有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 《菊与刀》给我最大的震撼和启示不是其研究成果深刻的准确的把握了日本人的民性，不是为美国军事外交提供了正确的决策指导，而是本妮迪克特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人类学家必须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生活习惯仔细研究”，“没有任何差异是不能理解的”，从这些话中启示我要学会去分析思考生活中的琐事，要重视细节，要明白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习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举止背后都有故事，都体现了一定的东西，没有任何差异是不能理解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肯定是由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等造成的，这种差异并不因为它小就无关紧要，就不需要重视。本尼迪克特绝对日常琐事的研究是极有天赋的，也是极其重视的，这是我急需从作者身上学习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对任何事物都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有足够的重视。
二、对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感知
日本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格，通过本妮迪克特对日本人的日常习惯、日常琐事和思维模式的详细分析，我对日本民族有了一个重新的审视，不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小日本”“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看法，而是比较理性比较客观的来评价这个民族。由书名菊与刀以及第一章详细告诉读者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矛盾性是其最大的特点，正如有许多人评价此书说到此书的最大价值是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复杂，并且从各种角度非常专业的对日本人进行分解阐明其中的原因，但可能由于我敏感度不够，对人的理解不够，对日本民性中的矛盾总是看不透，只能对其分解着来看。
（一）日本人强烈的序列意识和等级观念----各安其所，各就其位
日本人非常重视“纵式”关系, 生活各方面都表现的非常信赖等级秩序，他们认为等级制度是打造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从他们的一次寒暄，一次交流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等级的不同。日本就连“请吃饭”“请坐”，对不同的人也要根据对方的辈分
① 本妮迪克特: 《菊与刀》第7页
地位大小，使用不同的礼貌用语。特别讲究敬语，使用敬语时还配鞠躬和跪拜，鞠躬和跪拜的程度有分了几种，有六十度，有九十度等，这些根据对方的等级来配备合适的角度。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等级观念的教育，家庭便是孩子学会等级意识、观念的最早教育基地，它建立在辈分长幼尊卑和性别的基础上。按长幼尊卑秩序，孩子给父亲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妻子给丈夫鞠躬，女孩子无论长幼，都要给弟弟和哥哥鞠躬。从这些微小的细节中无处不彰显出日本人强烈的等级观念，秩序意识。这种等级观念强的民族特征能够为我们解除许多关于日本人给我们的困惑，日本人为什么发动战争，与各安其所，各就其位离不开，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在一片无政府混乱状态之中，因此必须在全世界中建立一种等级秩序。于是日本人为了世界的大和谐才发动对外战争。日本人为什么尊强凌弱，他们把这个世界分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界限分明的等级，强者日本人就屈服、驯服、尊敬，弱者日本人就反抗，征服、欺凌。美国投放两颗原子弹使得日本一夜之间变得满目创伤，按逻辑推理日本应该痛恨美国，但事实相反，日本却对美国一直很温顺，依附于他，追随于他。这就是因为美国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强者，在日本人眼里美国是老大哥，自己是小弟，必须老老实实听从大哥的指挥。
（二）日本人追求精神至上信念
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则,他们追求精神的超越,他们对精神的追
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在二战争中,日本人的口号就是精神一定能战胜物质。日本人认为，他和美国的较量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他们崇尚精神的力量并贯穿于战争中的每一次行动，“用我们尖锐的力量对抗敌人的优势数量，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船尖利炮。”日本人非常注重精神的作用，相信有坚强的信念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三）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是日本人的精神象征，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虽然日本在二战惨败，两颗原子弹使日本一夜之间变得满目创伤，国家瘫痪，民不聊生。但是10个日本人仍有10个人一如既往的热爱、忠于天皇。在日本，天皇是无罪的，不能受到任何批判，没有人可以谴责天皇，天皇是完美的，不容质疑与批判的，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天皇的绝对信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战后在国际审判中日本天皇没有被审判。天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也可以结束一场战争，在二战末期，日本人如此好战，美国人很难相信日本人会投降，在天皇发布投降书之前，有顽抗分子在皇宫外制造麻烦阻止投降书的宣布，但一旦诏书一出，这些顽抗分子也就屈服于天皇的命令。在诏书宣布前日本人还负隅顽抗，很短时间内日本人就听从天皇的旨意放下屠刀和炮枪。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见得天皇在日本的绝对地位。
（四）崇尚武士道精神 西方人心里有一个上帝，日本人心中则有一个武士，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并为他们代代相传。你仔细观察一下日本文化，几乎就是一部描述武士道的历史，无数的民众娱乐和民众教育，戏台、曲艺场、布道台、音乐会、小说——无不从武士道中寻找故事的主题。封建时代武士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才是武士自己的家。武士们活着的主要目就是为主人的家系家名而奋斗。武士道精神赋予日本民族忠、义、勇的性格。使得日本好武喜刀剑，充满斗争性。武力决战、报仇，切腹自杀在日本是经常发生的。由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人不怕牺牲非常勇敢，极具冒险性和挑战性。日本人在战场表现的非常英勇和残酷。可怕的是这种武士道精神被极端右翼分子利用演变成军国主义，导致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侵略、践踏蹂躏小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罪恶，如南京大屠杀等，血腥淋淋
（五）浓厚的耻感文化 日本人又很强的羞耻感，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一旦自己声誉有一点点玷污，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雪除，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日本人根本做不到，一次考试失败，一次工作竞争失败，他会觉得蒙羞不堪，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心灵伤害，极易造成一蹶不振。欠债还钱超期未还，日本会认为极大的耻辱，在除夕之夜经常为了欠债超期未履行承诺而蒙羞自杀，有这样一个传说在日本流行，日本武士以前经常挨饿，但作为坚毅勇敢的武士，在饥饿难耐下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即使面对饿死的困境也要一直忍受饥饿，而且还用牙签挑食以显示自己吃的很饱。在日本，教师不能回答出学生的问题是一件很耻辱的事，认为这是对教师职业的极大侮辱，每个职场人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职业的尊严与荣誉。由于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耻感文化，日本人经常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对侮辱着毁谤者实施报复，一种是自杀。
《菊与刀》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书，每读一遍都有不用的感受，我想如果在精心的品读一下，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将会有更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戴季陶编著，日本论【M】，九州出版社2005、4
【3】、（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小读《菊与刀》 篇二
【关键词】两面性；性格；矛盾
鲁斯，本尼迪特尼的名著《菊与刀》的写作初衷是为了分析大和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实际意义是为了分析太平洋战争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奇怪”的对手，作者同时也给人类学留下了了解日本人的重要参考材料，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承认“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严重不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大家都知道，《菊与刀》不是通常的著作。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没有直接用人们容易接受的字句概括本书的主题，而是巧妙地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我们知道，这种对立性主要并直接地是由情感因素支配的，而只有人才具有随意转化这种情感方式的思维。
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作者通过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来探寻大和民族背后的民族之魂：日本人对精神力量的极度崇拜、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情义”的重视以及一种“各安其分、各得其胛’的特殊想法。
对精神力量的极度崇拜体现在日本人对自身的近乎残忍的锻炼，日本人认为类似苦行僧般的锤炼可以使自身的精神达到修炼，他们并不是一个鄙视物质的民族，只是认为精神力量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如果回想一下日本动画片中的细节，其中有很多关于主人公内心矛盾挣扎的深刻描述，日本人正是不断靠一种精神力量不断激励自己达成自己的目标。
对隋义的重视，在中国也有，但是作者认为，日本的情义观与其他国家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很不愿轻易接受别人的恩，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家庭、财产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他被定义为道德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日本看来，在自身的圈子里受到的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經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菊与刀》中，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一种日本独特的观念，托克维尔曾说：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至农夫，皆可以此自许。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利在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这是一句日本格言：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它所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一种民族分级的做法，在日本人心中，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是落后民族，也就是只能做落后民族的事，这似乎和纳粹德国种族主义有几分相同，所不同的是前者采取的是奴役被侵略的民族，而后者采取的是种族灭绝政策。但是日本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
总之，作者对日本人的国民性做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其实，日本是一个很让人崇敬的国家，很自律很坚强，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足球在亚洲都不算是大国，在开国际会议时日本领导人感觉自己国家的足球水平太差很影响他们的国际形象，后来日本足协掌门人川渊三郎为国家足球的复兴制定了详细的复兴计划，不到二十年，日本足球已成为亚洲霸主，可见日本人的精神力量的效果!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自闭。从对战争的看法可以看出，日本重视精神的力量，而且还将菊花和刀的精神力量巧妙的结合起来。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代表的就是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力量。这种重视非物质力量，轻视物质力量的文化内涵，使得日本在对外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出了其人性的极端残酷性。
虽然这样的文化看似是很矛盾的，也很难让人理解，但是他们还融合在了一起。由此不难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所属其范围内的人群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形成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也在努力地认识自己，努力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文化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露西·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5.
[2]庄孔韶，《人类学通论》(修订版)，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3.菊与刀 笔记 篇三
《菊与刀》成书于二战期间，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鲁思·本尼迪克特
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作者从未去过日本，完全依据二手材料写成，包括与日军战俘、与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谈话。著《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成就最大）
译者序言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
战争中的日本人（疯狂）
战争中天皇的精神作用。重视非物质资源。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为了让“陛下放心”。不投降主义。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是1比120。投降后180度大转变，模范战俘。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使受难者获救，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日本军队中没有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拥有姓氏。上层社会才有族谱。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纽带，而日本，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是他所属的藩。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只有一个皇室流传，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不同阶层的日本人可以通过通婚来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
明治维新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让日本免遭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世代。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改进。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日本人希望这种自己创造出的制度能得以普及，当他们要把这种“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遭到了惩罚。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孕育了那种思想。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西方人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美国人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在日本则不同。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
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日本人在战争中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都与这有关联。背负恩很容易使人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的责任。
“恩”这个词包含着无数微妙的意思，最明确的就是承担的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长辈、上级的恩，会产生不愉快的自卑感。“恩”这个词汇不单纯指他对某人的爱，还指他对这人亏欠的一切记忆。
“皇恩”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
伴随着等级制，一切习惯被认真遵守，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报恩。在日本，受人之恩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情。他们不喜欢背上情债。
日本人对“恩”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感受重恩，只能牺牲自己。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无法衡量，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老话“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
报恩于万一
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几乎包揽了一切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歹人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在日本，似乎仁义与违法行为关联。日本对中国儒家的“仁义”进行了改良吗，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忠诚这一概念，日本来自中国，但他们走的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的就将全国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情义最难接受
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情义”与“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
名分
日本人认为，只要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报复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中国人把听到的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
日本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物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今天，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
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
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成这一目的。要知道除了猛烈攻击以外，日本人还喜欢靠消除竞争来保持面子。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合条款。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
人情的世界
睡眠是日本人的一大乐趣，恢复精力是一回事，睡眠是另一回事。在日本人的哲学里，肉体不是罪恶。享受肉体快感不是罪恶。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理睬这个问题。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道德行为还包含跟恶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绝对标准“仁”，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据此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日本人天性善良，可资信赖，没有必要跟自己的恶进行斗争，只需要净洁心灵，让举止适合各种场合。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自己的领悟和洁净的心灵。美国人认为，日本的人生哲学似乎必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责任。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时，常常会经受苦难，但纵使人生艰苦，他们也早有充分准备。他们经常随时准备放弃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为称颂的美德。
道德的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人的义务”可以像杂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痛苦。在他们的生活中，矛盾已深深扎根在其人生观中。需特别引起西方人注意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观点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日本观点认为，人必须像磨刀一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下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磨砺，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无论贵族平民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须的内容外，进行“自我修养”。他们的自我修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
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日本
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御生活的的能力。第二类，“圆熟”，是比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更高的境界
日本文化的特征：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
儿童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儿童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随着幼儿期的逝去，约束逐渐增件，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日本人则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得到自由不能达到的效果。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的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势、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抛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在童年的后期，他要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
日本男子的行为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日本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日本人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爱情，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
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种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藏在群体的“期望”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文化中 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日本人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
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争议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日本人则不这样。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失败的话，就把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
世界尊敬的手段。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的观察事物
4.菊与刀读书笔记 篇四
《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研究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与育儿方式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的价值体系，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战时的日本：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对于发动战争的理由，日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叫嚣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强调“日本精神”，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除了等级制和精神力量外，日本认为万事都是他们主动要求的，决不是被动的。正如西乡隆盛遗言道：“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 美国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对于天皇，天皇和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是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天皇地位至高无上，不受批判。对于死亡和战俘，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他们认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丢脸莫过于当俘虏，但是有些人会当一名模范战俘，在生命中翻开新的一页，好像他们的信条就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
各安其位：日本人的口头禅就是“各安其位”，他们对于等级和秩序的信赖，与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个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尽管日本近些年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虽然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后规矩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的宗族制度，在日本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才有族谱。
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在日本，孝道只有在家庭内部有效，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的接近西方。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他的行动关系到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当时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武士不能兼做农民、工匠和商人，成为寄生阶层的一部分，坚守“俭朴乃最高的美德”。多年以来幕府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做了各种规定和规范。虽然这种等级制不公平，但是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减少了流血，给予了安全。
明治维新：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胜利，既没推行岛国主义也没实行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针。首先明治时代的精英们没打算废除登记制度，只是认为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之后的政治家们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谨慎地规划国家在政治中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认为与国家直接相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之，日本人在构建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职权范围，必将受惩罚。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敢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就像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是完全针对祖先，只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发怒，日本人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责任，所以会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借出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尚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在日本，无论是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正如老话说过：“只有慷慨非凡之人，才能受人之
恩。”
道德和它的压力：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仁义”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在日本，恩、孝道，比个人幸福更加高一级，但日本的孝道仅限于生存者。忠诚，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的更远。日本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就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命令就是投降的命令，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与情义：作者讲了日本人的“情义”，第七章写的是对“社会的情义”，第八章写的是对“荣誉的情义”。“对社会的情义”大体指一种契约性关系，包含了对姻亲家属所应负的所有义务，而且书中提到：情义倘若逾期未还，还会像利息一样增长；“对荣誉的情义”要求日本人消除对自己的诽谤或侮辱，根据自己的身份过与之相关的生活，并包括对各种职业的义务。
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作者介绍了日本人的情感、道德。日本民族经常处在进退两难的情感困境中，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个中趣味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在对道德的态度上，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态度中不包括恶，他们认为人生是一场戏，在这场戏里，每个不同的道德或不同的行为特征，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都是善良的。书中举了“四十七士”的例子，四十七士在报答了浅野侯的“情义”后，选择了自杀来尽“忠”，他们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结果，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尽“忠”的对象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没有必要自杀。日本人的哲学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不会有第六感的障碍，这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儿童学习：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而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约束。日本人骄纵、嘲弄孩子，用重视整洁等传统习惯来训诫教育孩子，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随时给孩子吃糖果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日本的这种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方面性，一开始他们过着骄纵有特权的儿童时期，使他们始终保留着“不知耻”的欢乐童年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有过天堂，他们认为人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很容易使他们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还有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他们性格的二元性，使他们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充满了矛盾性。
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这样一个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在投降后发表社论道：“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战后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在教育的问题必然十分尖锐，因此日本人今后无疑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是全体事业失败的根源。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然而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若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若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
5.菊与刀 读后感 篇五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偶然在新闻中了解到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事件，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抹杀历史，对慰安妇惨无人道的待遇矢口否认并加以污蔑，让我既恼怒又愤恨。但是身为大学生，我更想要弄明白，在日本大和民族的血液中，是什么样的根源决定了他们如此与众不同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文化渊源导致了他们的处事和行为习惯。
“最孤立的行为相互之间也有某种系统的联系。”这句话出自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在想，研究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以辩证、系统和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并且要从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观点脱离出来，站的高、才能看的更远。
首先，提到日本文化，“刀”可以说是一个很形象的象征。刀，作为冷兵器，冷酷无情，坚韧不屈。因此，人们都说日本是好战的民族，但是这个“好战”，到底归结于那些因素？众所周知，不得不说的是日本人对天皇的盲目崇拜，日本日对“恩情”有特殊的情感，他们时刻都怀有一种所谓“报恩”。在日本等级制度中，天皇的“皇恩”成为了日本民众情感的集中地，所以整个日本心甘情愿接受天皇的领导，为了报答皇恩，士兵们愿意以自杀的方式完成对天皇的尽忠。另一方面，日本的道德体系要求每个人“各安其所”，等级制度非常严苛，然而日本还想把这种制度和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企图使别的国家接受。这样不知不觉中会使日本走上极端。
战争中的日本人，以刀为象征的武士道精神仍延续至今，他们对精神力量的信奉令我震惊。日本认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唯有精神是永恒的，而且精神能统御物质环境，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有一个事例，在冬天的防空洞，为了抵御寒冷和饥饿，日本在广播中发出指示，让人们做热身体操，并且解释到只有通过更多的消耗体力，才能增加体力。我们都知道足够的睡眠和充足的食物才能保证充沛的体力，日本不看储备的能量，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日本对名声的看重，可以说是用“生命”在履行。平日生活里的一举一动，极其讲究礼貌，以来维护自己的名声不受侮辱。比如说在新年来临之际，债务必须偿还，因破产而还不起债的人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罪名”，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由此可见，现在日本当局者的一些做法，例如在小学历史教科书里篡改侵华的罪行、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以及文章开始所讲的慰安妇事件等，这些有损于自己国家名声的历史罪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和直面，而且他们知道一旦承认这些，蒙在鼓里的日本民众的民族荣辱感定会被点燃，接下来的后果不堪设想，这并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
日本生活的道德圈子，可谓复杂又严格，有时候不得不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界。一个人生活的圈子包括“忠的圈子”“孝的圈子”“情义的圈子”“仁的圈子”和“人之常情的圈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圈子。每个圈子有特定的具体的规则，他们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时不会说某个人不好或者不厚道，而是会具体说出是在哪些特定的领域触犯了规则。我们在很多书中了解到武士们动不动就拔刀剖腹自杀，让我们很费解，原来自杀是日本武士为了在“忠”和“情义”两个圈子寻求一个平衡的解脱的办法。可想而知，在日本各个道德圈子对他们心灵造成多大的压抑和摧残，再加上如此严苛的等级制，日本有些畸形的性格的形成也是这些极端的产物。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既不能歧视其他民族所特有的性格缺陷，也要看到他们人性的光芒。日本在战后所表现的出健康而繁荣的发展，以及日本自身好学和谦逊的的精神，正如“菊花”一样，在生长过程中不断的修剪和成熟，然后蓬勃的发展。
6.读《菊与刀》有感 篇六
关键词：日本；教育国际化；日语教育；教育援助
一、以强者为师的日本教育国际化理念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窦副院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古代的日本推崇“和魂汉才”，近代的日本推崇“和魂洋才”，现代的日本推崇“和魂美才”——这种培养人才的理念体现了日本什么样的教育国际化指导思想？
窦心浩：日本人非常擅于借鉴和吸收国外科学文化知识。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较完美的融合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风貌。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的“和魂洋才”一词。该词来源于古代的“和魂汉才”，二战后有人将其改为“和魂美才”。“和魂”表示在精神层面保持本民族的传统，而“汉才”“洋才”“美才”则都表示要掌握外国最新的科技和文化。因此，日本在选择学习对象时，总是选择最先进的国家。在古代以中国的隋唐为学习对象，明治时期是学习欧美诸国，二战后转而以美国为学习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和魂洋才”等口号与我国晚清的“中体西用”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但后者将学习对象限定在科学技术层面，而前者更为开放和灵活，对外国的文化和制度也着意吸收，因而能够很好地推动国家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等说法究其本质，代表着一种判断标准或价值观。也就是说，吸收外国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以不动摇日本人的精神根基为前提的。但这一标准又非常模糊和主观，其意义主要在于保持“和魂”就意味着不会背弃传统，从而在思想上获得一种安心感，这就有利于说服保守势力和普通民众。同时，利用“和魂”的名义，统治集团能够在不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意志对外来的各种新知识、新技术进行选择和改造。
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和魂洋才”或“和魂美才”式的思维模式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日本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相关政策侧重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或可以将其称作“和魂通才”。在近年的政策文件中，日本政府强调教育的国际化，而且将人才培养作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培养国际通用的人才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但同时将熟知日本文化、能够对外宣传日本文化作为国际化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联系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富于国家主义特色的教育理念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在教育国际化的理念和政策措施上是有很多取舍的。自古以来，日本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既对外部的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拒绝“全盘汉化”“全盘西化”，以及今日的“全盘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教育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主导思想仍是在政府主导下以日本自身利益为核心。
二、日本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教育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日本近期有着什么样的教育国际化举措？
窦心浩：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明确地感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开始积极探索提高日本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举措。早在2002年，日本政府就公布了“培养‘会使用英语的日本人’战略构想”，并于2003年进一步制定了“培养‘会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其目标是通过加强小学至大学阶段的英语教育，使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在大学毕业时能够在工作中使用英语。但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日本国内各界也对这一政策颇有微词。
除了提高英语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以外，日本有关教育国际化的政策举措主要围绕接受和派遣留学生展开。2007年，第一届安倍内阁制定了所谓的“亚洲门户构想”，希望推动日本与亚洲其他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其后的福田内阁在2008年提出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将留日外国学生人数从当年的14万人提高到30万人。为此，日本政府选定了13所国际化据点大学，推进英语授课，以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并对其他高校起到示范作用。
在增加外国学生人数的同时，日本政府开始着力提高日本学生的国际化水平。2012年出台了“牵引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人才培养支持”措施，重点提高日本大学生的英语能力，并推动其海外留学。2013年，日本政府又公布了“教育振兴基本计划”，进一步强调要强化英语教育，推动高中生、大学生的海外留学，吸引外国学生赴日留学，并支持高中和大学开展国际化教育的各种举措。2013年10月，“官民协同海外留学援助制度”开始实施，该项目计划通过产业界、学校、政府三方的通力合作，到2020年为止筹集200亿日元的经费，派遣高中、大学等各类学校的1万名学生前往国外进行短期留学。
随后，日本在2014年进一步推出了所谓的“超级全球大学（Super Global University）创成支援”计划。该计划以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重点支持一批教学科研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以及一批积极尝试引领日本国内高校国际化的大学。根据该计划，日本政府选定了13所目标进入世界100强大学和24所引领国际化的大学，向上述高校提供连续10年的经费支持。虽然由于财政拮据，该计划在经费支持方面力度有限，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教育方针之一。
《世界教育信息》：据您的观察，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水平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不足？
窦心浩：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原因，日本的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上还低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但其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日本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不少外籍学生在学，学生赴海外交流的机会也较多。日本高校中外籍教师和外国学生为数不少，很多学校都设有鼓励学生赴海外留学的奖学金，甚至部分高校还提出了派遣所有学生赴海外留学的目标。
从客观条件来看，日本在发展教育国际化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日本拥有一批教学科研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高等教育体系完备、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治安较好，因此对于海外的学者和学生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日本高校的收费远低于英美等国高校，减免学费的措施和奖学金制度覆盖面较大，赴日留学对许多家庭负担能力有限的外国学生来说，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此外，日本社会面临着少子高龄化的问题，因此外国学生在毕业后留在日本就业的机会也较多。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一些不利于日本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因素。首先，日本的大学主要用日语授课，英语授课的课程较少。因此，对很多不擅长日语的海外学生来说，赴日留学有一定的难度。同时，缺乏统一的留学生选拔考试、留学生宿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都影响海外学生赴日留学的意向。其次，由于日本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又有很强的所谓“单一民族”意识，国外学者较难在日本高校及科研机构立足。此外，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生的英语能力及其他外语能力偏低，许多学生对赴海外留学抱有消极的态度。
三、日本教育政策上的右倾与推动国际化的行动并不矛盾，相辅相成
《世界教育信息》：波士顿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专家托马斯·伯杰教授说：“日本在教育政策上的右倾和其在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存在明显矛盾。”请问，您怎样看待这句话？
窦心浩：确实如伯杰教授所言，近年来，日本的教育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趋势。比如，在教科书中淡化侵略战争，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突出所谓的“爱国”理念，政府不断加强对国公立学校的控制，等等。日本教育政策的右倾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管理制度上，似乎与国际化相关政策措施有所重叠，但右倾并不等于拒绝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之时，教育的国际化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上，右倾的日本领导层对国际化颇为重视。为了将其思想和政策正当化，打消国内外疑虑，他们急于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的、良好的日本形象，借助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通过留学生的互派，多渠道、立体地宣传日本，从而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培养各国人士对日本的亲近感，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例如，“亚洲门户构想”就曾明确指出要通过充实“青年领袖计划”，培养各国的“知日派”和“亲日派”。由此可见，日本积极推动的国际化教育政策是为其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不但完全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更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教育政策的右倾化。
另一方面，国际化的不断发展也引起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担忧。为了减轻国际化所带来的冲击，维护日本国内的既有体制，他们也积极推动教育政策的右倾，不断在教育中植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从根本上说，教育政策上的右倾与推动国际化的行动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四、日本教育援助兼具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
《世界教育信息》：日本近期在教育上大力推行针对菲律宾和越南的国际教育援助，您如何看待这种教育援助？
窦心浩：关于日本近期加大对菲律宾、越南的国际教育援助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把目光仅投向这两个国家，而应该把问题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范围来看。实际上，日本一向注重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将这一地区视作日本的后院。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与近邻的中韩两国的关系趋冷，从外交和经济战略考虑，日本更加重视与东南亚各国以及南亚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2014年的统计，越南留日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2.6万人，超过韩国，仅次于中国（9.4万人），成为日本的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此外，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人数排名也比较靠前，而位于南亚的尼泊尔近年来留日学生人数急速上升，2015年达到1.6万人，超过韩国位居第三。与2014年相比，2015年越南留学生的数量增加了47.1%，缅甸增加了42.4%，印度尼西亚增加了12.9%，尼泊尔增加了55.5%，而中韩两国的留学生人数则分别下降了0.3%、3.2%。日本在对国外学生发放政府奖学金时，在名额方面也对东南亚国家有着明显的倾斜。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菲律宾、越南的最大援助国，同时这两个国家也是日本主要援助对象国。日本在教育领域对菲律宾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初等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对越南的援助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此外，接受留学生方面，日本也向上述国家提供了很多援助。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有一项用于越南、菲律宾等国政府培养人才，由日本政府提供奖学金将上述国家选拔出来的年轻公务员送入日本高校进一步深造。这一做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这些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对日本的亲近感，从而将来在政府的各种决策中照顾日本的利益。
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在东南亚各国推广日语教育。2009年，菲律宾教育部将日语、西班牙语、法语一同列为公立高中的外语选修课目。2003年，根据双边协定，日语成为越南部分中学的第一外语，而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的中学也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目前，越南的日语学习者人数排名世界第8位，菲律宾为第10位。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师资、教科书等方面都向两国的日语教学机构提供了许多援助，致力于进一步提高日语学习者的人数和日语教学的质量。通过推广日语教育，能够使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更多的年轻人近距离接触到日本文化，从而对日本产生亲近感，同时能为当地不断增加的日资企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资源。由此可见，日本在教育国际化方面推动对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教育援助，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
五、日本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有益经验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的教育国际化需要向日本学习什么？
窦心浩：日本的教育国际化虽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作为一个长期重视教育的发达国家，其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一，日本用相同标准对待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给予外国学生国民待遇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高校和行政部门往往将留学生看作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将他们与其他学生区别对待。因此，中外学生缺乏交流，留学生对所在学校和居住地缺乏亲近感。
第二，日本在推进各种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措施时，往往采取各高校自主申报，由中立的委员会进行评选的方式。这样，出台的各种国际化政策能够由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落实。而且，自主申报的形式保证了各高校在获得政府财政资助方面拥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在立项以后，日本政府相关部门还要对各高校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考核和最终评估。这样，日本高校的国际化政策措施在制定之初较为切实可行，在其后的实施过程中也能够进行较为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从而使相关政策措施收到较好的效果。
第三，日本谨慎地推进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对国外的经验进行较严格的筛选，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状况和利益的做法，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一直担心片面地推广英语教学有可能削弱学生的母语能力，因而把英语课程安排到中学开始实施。近年来，日本国民的英语能力受到诟病，政府开始考虑将英语提前到小学高年级开始教授，但仍然未将其列入正式课程。
第四，日本在推动教育的国际化时，积极发挥政府以外的产业界和校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在向海外留学生和日本派赴海外的留学生所提供的奖学金中，由企业或民间财团所提供的奖学金占了很大的比例。
总而言之，日本的教育国际化也处于发展阶段，在有些方面甚至落后于我国，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也能从日本的相关做法中学到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7.《菊与刀》读后感 篇七
我今天只谈日本民族性格中积极的一面：自律。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叫自我修行，自我克制。它在生活中的积极意义是可以提高个人能力，锻炼意志，学会做人。在自律的过程中，既有最开始的难以忍受，又有最后的乐趣，进而让个人的才能与成就更上一层楼。
纵观中国，我们虽然经历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发达。许多方面可以和西方媲美，但还缺乏文明和铁序，以及日本式的自律。日本的自律全世界有名，他们遵守规定是天经地义的事，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
有一个笑话生动地说明了中日驾车者的区别：在一个有100个车位的停车场中，如果美国人停车只能停80辆，因为他们的车太大;日本人却能停110辆，因为他们会利用空间;换了中国人只能停两辆――一辆堵在进口，一辆堵在出口!
就拿排队这事来说吧，日本人从小到大都是规规矩矩地排队，绝不会有人上前插队，因为那会令人非常不齿。在公众场合时，日本人会观察周围的环境，更多地想到别人以及别人的对自己的评价。他们不做妨碍别人只舒适自己的事。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反观我们似乎从小就学会了插队，每天都在上演着。经常有同学向我抱怨：别人插了我的队。我只轻轻地告诉他：你能排队，而且坚持着，说明你很自律，长此以往，你的自律会让你踏上更宽广的人生路!
再说垃圾分类，日本人将垃圾分类做到极致了!日本的垃圾分类是母亲手把手的教下一代的。从小教育，从小坚持，习惯成自然，养成了一生的自律。由于我国条件及现状限制，我们做不到那么完美。但至少可以做到：纸、塑料瓶的回收。也许你不缺卖旧纸的钱，但至少可以让这件事做得有点温度：把要丢弃的旧纸放整齐捆好，不要让它与其它垃圾混在一起，方便他人的回收利用。这学期在我班，我放了一个蛇皮袋，用来回收旧纸，半学期下来也装有大半袋了。它不值几个钱，但从中我们收获了自律。如果这样的自律能更多的放在学习和纪律上，那么我们将走得更远!
8.菊与刀读后感 篇八
读《菊与刀》有感
对日本的兴趣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刚开始只知道日本很厉害，后来长大了渐渐了解到日本和中国自古以来错综复杂的关系，便产生了一种异常矛盾的感觉，就像不想用日本的东西，但又不能不看日本的动画，不坐日本的车一样。这样一来，对日本的兴趣就更大了。
无疑的，第一次看到菊与刀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把它买回家了。“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和刀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日本人。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
虽然说日本这个民族不懂得真正的“仁”，但是，另一种思想——报恩，在日本社会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日本，母子关系很特别。或许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关系，我不能理解日本这种所谓的恩情：孝道是子女必须要偿还的，受之于父母的债务。
大和民族是一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民族，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陌生人亦或者作为敌人。
作者说，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
9.菊与刀读后感 篇九
“菊”让我想起了日本的皇家徽章，“刀”则是武士道精神，两者都是紧密联系的日本文化。但作者想表达的是日本精神深刻的矛盾性、二元性：既温文尔雅，又嗜血杀戮；既忍苦耐劳，又喜于享乐；既崇尚礼仪，又争强好斗。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人格特质？他们的国家文化又是那么的令人不解。作为一衣带水的中国，也有很多研究日本的著作，比如有人说日本文化是“岛国文化”，由于人类活动区域狭小物质资源的匮乏，而致日本人的进攻性较强，又由于地理环境束缚，而又有些底气不足。地震、火山喷发、海啸，日本人民习以为常灾难的袭击，让这个民族充满了忧患意识。大和民族能屹立至今的确让人佩服。
等级制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的准则，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在等级制中，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阶层，他们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虽然阶层对于其中的个体限制很大，但所有人都安于他们所处阶层，原因在于各个阶层都有所保障。日本人队把等级制的信任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故他们要求个人对于所处的位置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众所周知的天皇是处于等级制的最高层的，那么日本人对于天皇当然就有着极为特殊的情结了。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对于天皇的攻击或侮辱会极大地刺痛日本人，作者提到日本战俘曾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和对军国主义以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码事。
正是由于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奉以及对天皇的无限崇敬，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历史上没有发生大革命，即使明治维新也没有出动由来已久的等级制；我们也可以发现日本历史上没有我们中国的改朝换代，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将军幕府，但是天皇的皇室确是始终如一的。
恩和情义在日本是两个极为重要的观念。恩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其本义就是负债。是债务就要偿还，因而日本人讲求报恩，负恩则使日本人肩负了巨大的责任。在日本人的各种“恩”中，“皇恩”是处于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包括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无德。但当孝道与“忠”（即对天皇报恩）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处于等级制最高层的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日本人在思想上保持着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何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我们还可以想到为什么之前还誓死顽抗的日本军队为何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后一下全投降了，而且是那样的恭顺。原因很简单：“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他们把执行天皇的命令当做对天皇尽忠。
情义与恩有所相似但又不同，这是一个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对于不熟悉日本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难理解的概念。情义分为两类：“对社会的情义”（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和“对名誉的情义”（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前者要求他们在受到他人帮助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感激而是要给对方以回报，后者则要求日本人不可使自己受辱，亦即他们过于关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因此，“为了情义”这样一句话可以深刻地表达出日本人沉重的人际关系。由于对
情义的重视，日本人极大地关注自己的名誉。他们对于诽谤或排斥的反应极为敏感，他们自杀很多时候是为了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这些都是为了情义。由于他们对情义的重视，以至于“不懂情义”是对一个人极大地贬低。日本人有时候甚至会在忠与情义冲突的时候选择情义。
《菊与刀》中，还蕴涵着作者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
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夫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10.菊与刀读书笔记摘抄 篇十
如书名“菊与刀”所述，日本人呈现给世人的是极为矛盾行为。“菊花与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民族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有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层，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序上表现出来的。”
作者从日本人日常行为入手，从中发气隐藏在外部行为背后的，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次相关的日本人的义量，恩等观念。最后作者的结论是，日本的文化是不同与西方“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
为了解释日本人的心理特征，民族特征当然不能忽视社会压力对成人的约束作用。但是作者也没有忽略对日本人个体的成长过程所受的培养模式的关注。这其中就涉及到社会化地人格的塑造作用。
根据美国社会学者帕森斯的理论，“人格也是一个系统，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制将文化械式——价值、信仰、语言和其符号内化为人格系统，使人格系统得以结构化，通过这个过程，行动者才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投放于角色之中，即愿意遵守规范，进而使人格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机构相一致”。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仅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解程度上，我想还应该体现在对事特发展趋势的准确预见性上。在本书的末尾一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中，作者提到日本的国家非军事化，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并预言：“日本假如不把军事化列入预算，她如愿意，不需多少年便能工巧匠自己人的繁荣打下基础，并可成为东方贸易中不可缺的国家。”历史证明，日本的非军事化的确为其经济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日本接下美国大量的武器订单，赚取了大量外汇，经济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
11.《菊与刀》读后感800字 篇十一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使得日本人总是选择与强者为伍，虽然这种放弃并不一定绝对的好，但不放弃就意味着必然被淘汰。
似乎祖先早在冥冥之中有指引，起步向来很晚的日本人，总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不论是在辉煌的中华文明引领世界之时，还是摩登的欧美文化风靡全球之日，日本总会是那个弄潮儿，尽管总有人说什么。也许他们会为这些言语改变什么，不过他们对自己道路的信任让他们坚持走着该走的路。这点毋庸置疑。在东北生活多年的我，对日本必定没什么好感，从小到大，大大小小的反日活动也都参加过，不过这也勾起了我对这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的兴趣。虽然课本里说，日本真正的发展是在明治维新后，其实日本早在幕府末年就开始对西方文明研究，列强的侵华给当时的统治者很好的借鉴――肯定日本人打不过“老师”都打不过的人。
近乎全日本，是用欢迎的态度来迎接美国人的。不过这种极度的转弯也为日本开始了引领世界潮流的序幕。这个序幕，开的似乎不只是一个强国，更像是一个传奇。地大物博的地方战火满天，这个狭小而贫瘠的土地却成了真正的“太阳”，这一切让人无可奈何，又毫不惊讶。有时候我觉得，日本的强大得益于其国土的狭小。我们常说绝境逢生，可能就是在说日本吧。央视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毋庸置疑，日本人心大得过这个宇宙。由于在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找得到，日本人特别怕被世界遗忘。而这种惧怕恰恰让日本有能力强起来、站起来，站得住、站得稳。似乎在国人的记忆中日本就是那个侵略者、那个传说中的帝国主义、那个危险地不能再危险的邻居；可是在日本的新闻中中国永远是头条，任何举动都会让国人第一时间抓住。当《菊与刀》还在中国的日学史上占主导的时候，日本以悄然研究中国的韩寒。有时候日本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看日本，更是看中国，看我们可能走的路，看我们可能的归宿，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相信那句话“假凤虚皇者误国”，话难听但路对，道理都在逆耳忠言里，绝路都在谗言美句中。高速的经济带来的自大，正弥漫着这个正经历极富极贫的国度，清醒――也许更难得。
12.《菊与刀》读后感 篇十二
义务被分为不同种类如：“忠、孝、情义、仁、人之常情”等，《菊与刀》读后感03。对一个人的判断，不会说他整体人格有问题，只说没有达到其中的义务。一个人“尽孝”也只是尽孝，在其它义务中，他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日本人认为人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平衡好不同圈子、程序和情义、义务间的冲突。并认为那些漠视个人幸福并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才是有力的。
日本人认同的美德中也主要包含着对义务的理解，日本人认为先设立义务的规则，然后提出要求，人们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履行义务，再加上真诚，这才是美德。真诚也就是无欺。“诚”可以提高任何一条道德信条的层次，它是一个指数。
当某项工作变得具有竞争性时，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有可能会失败的危险，于是工作受到了损失。日本人习惯把人和工作等同起来，对他工作中行为和能力的任何批评，都自动会成为对他本人的批评，因而，他们敏感地以为竞争是一种侵犯，所以他们转而会去注意自己与入侵者的关系，而不是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
两个人在竞争时会发生直接冲突，为了防止冲突的发生，日本人普遍采用请中间人调集的方式，如提亲、找工作等。通过这种间接的处事方式，不仅保留了彼此情义。中间人自己也可以从顺利协商中获利、得名，所以和谈成功的机会更大。
自我修炼
沉思和祈祷是宗教的自我修炼。日本人的自我修炼分为二类，一是培养能力，成为有能力的人。二是“圆熟”，是意志和行为间，没有任何间隙、屏障，一点通的状态。自我修炼后的理想状态是，行为人的行为完全是他心里所描画的行为的翻版，读后感《菊与刀》读后感03》。一种非常镇静的，调节得很好的心态。
从孩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都得通过修炼而被社会化。即生活就是修炼。按日本人的话说是“磨掉身上的锈”。修炼要从幼儿开始，幼儿固然幸福，但没有“品尝人生”的能力，只有通过自我修炼，才能获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尝到人生的滋味，享受人生。”
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日本人还有一条心理原则，意志应该超越身体。因为身体几乎能接受无穷无尽的训练，一个人忽视健康规律，就要付出代价，但身体本身没有这样的规律可言。无论健康多么重要，无论那些不相关的事情是经过了怎样的培养，身体的需要都应该完全放在第二位。
既然说自我修炼就离不开佛教，离不开“轮回”和“涅”这个话题。佛教发源地的印度瑜伽是一个极端崇奉禁欲苦行的教派，是摆脱轮回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除了“涅”，没有任何别的解脱法，解脱路上的障碍就是人的欲望。瑜伽是一种与肉体世界断绝关系，逃避虚妄而单调人生的方法，是一种掌握精神力量的方法。
日本佛教没有“轮回”、“涅”的观念。他们认为，顿悟之人已经处于涅状态，涅就在此时此地。譬如，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老师粗暴的当头棒吓，如同电击，会使学生顿悟，会打破他的自我满足。